強者悖論：從製度變革來看

在俺看來，製度適應性根本不是目的，也不是動力，它首先為治理者（一個階層，一個集團）的利益服務，其次才為治理服務，治理不過是治理者實現目標的手段。

製度變化的根本原因可以看成是為了適應新情況而做的變改與調整，也可以看成是治理集團關切重心變化的外在反應。兩者的差別是，前者要考慮經濟社會政治等很多因素，而後者則隻關注統治者的利益關切----利益重心、利益生產或者分配機製變化了，製度就一定變化。兩者有很大的重合，但是分析的對象不一樣。俺傾向於後者，因為對俺來說，它更簡單。

比如蘇聯的變化，並不是美國引誘一下，蘇聯就垮了，而是蘇聯早就已經在精神上垮了----二代三代四代領導者的思想早已經變化，當初能凝聚蘇聯維係蘇聯的內因外因都不在了，蘇聯的製度（形式）已經與統治階層的思想格格不入了，不碰它它自己都想垮，一碰當然順勢就垮了。這就是時勢的悖論：一戰二戰，時勢造蘇聯，出列寧出斯大林，他們讓蘇聯強大。但列寧斯大林需要依賴一大批人。而這一大批人，在蘇聯上升到顛峰的過程中，因為環境條件變化，思想上已經開始跟斯大林分道揚鑣了。內外環境越穩定，與立國時期的差別越大，分裂的程度就越深。斯大林一死，蘇聯在思想上就已經是蘇散了。隻不過，維持蘇聯這一名稱還有利於當時的統治集團，那麽就維持一段時間。慢慢地，統治集團的利益重心越來越向經濟傾斜，蘇聯這一名稱已經成為新利益中心的障礙了，就把它拿掉了。

蘇聯的崩潰，表麵上，政治上看是集權與民主的對立，經濟上是公有私有的對立導致的，而本質上俺覺得是統治集團在思想上利益重心上的分裂。俺毫不懷疑列寧與斯大林的集體主義理想（對公的極端強調），但這種理想隻有在群體被逼到無他路可走的時候最有效。一旦有了利益可分，這種理想就會在群體中很快消退。人性就是如此。蘇聯崩潰的原因，就是它強大了，統治者的公心變成私心了（對公的極端強調其實催生了對私的極端渴望。這就是悖論所在）。公心越公，所創造的製度越穩定，越富有，私心就越強烈。公心之下建立的製度，私心當政，必摧毀之。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中國。

類似的情況其實也發生在美國。隻不過，美國沒有發生統治階層的分裂，因為美國的統治階層沒有公心私心的對立，他們一直都是以私以利為導向，美國出現的，是因為私心而導致的精英與平民的分裂。傳統技術革命與發展期，發明與生產都在美國，所以全民一起致富，一派欣欣向榮。但金融轉向之後，資金與生產外流，精英賺得更多，平民賺得變少（相對而言）。所謂民主製度，隻能保障這一過程順利實施，卻不能有效逆轉。為啥？因為這個製度由精英在把持，而精英決策重心所在，就是自己的利益越多越好。是的，他們沒有直接盤剝平民，但他們顯然隻有自己更富的興趣，沒有先富帶動後富的計劃。這個製度可以調整嗎？可以。可以向平民利益傾斜嗎？不可以。說到利字，不見得富人精英都是自私的，但作為一個階層，這個群體一定是自私的。自私的本性讓民主製度也成為重點為精英服務的製度。它最後的結果是什麽？俺不知道，但顯然美國也在發生分裂與變化。

這就是製度的死穴：製度本身根本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它發揮什麽樣的作用，全看執政集團的利益重心。執政集團強調公義，製度就為所有人服務多一些；執政集團強調私利，製度就為少數人服務多一些。執政集團心中的公義與私利，是製度的真正靈魂。調整製度，從來都不是為了維持製度本身，而是為了維持執政集團的所重視的利益（可能是私利，也可能是公義）。

這也是為啥俺不太在意製度本身，而比較在意當政者心所取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