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的本質是組織力，組織的本質是群體生存

因此，決定權力的分配與行使的製度就是群體意誌的保障機製。

在此意義上說民主，就是群體意誌為主，而群體意誌本身已經體現在群體所選擇的組織形式----製度之中了。在製度之外另加一個民主，是蛇足。

最容易理解的就是公司。公司的群體意誌就是賺錢，它的理想的製度設計一定是圍繞利益最大化來進行的。這種設計本身就是群體意誌體現。在這個框架之下，大股東決定公司發展方向。比如馬雲決策，會不會問普通員工“你是怎麽想的？”會不會來個民主投票決定下一步怎麽走？普通員工想賺錢，會不會去找馬雲質問：為什麽投金融不投實業？不會，不會，不會。

因為今天公司的決策框架本與馬雲的地位本來就是在試錯糾錯的生死線上滾出來的，本來就是這個群體的群體選擇，就是這個群體意誌的化身了，不需要再另找一種方式來寄托群體意誌。

然而，是不是一切群體的權力行使方式與製度都是不可質疑的呢？

非也。

如果這個大群體分化了，一部分的利益與另一部分的利益矛盾了，現有製度就會被質疑。曆史上所有的新舊更替差不多都可以這樣解釋。初期利益一致為本團體整體謀，接下來產生特權小群體，再接下來產生質疑的小群體，坐大，推翻舊的特權小群體，產生新的特權小群體，又被推翻。

從這個角度看，民主與獨裁之類的概念，一定產生於群體鬥爭中。一個人的手不會從自己的手裏搶食物，但是會從別人的手裏搶。不搶是因為本來一體。本來一體時，連一體這個概念也不需要。要搶了要鬥了，說明不是一體。民主獨裁之類的概念也一樣。真的利益一致，連這些概念也沒有必要糾纏。這些概念被強調了，就是利益不一致了。要奪權的必說當權的獨裁，推翻獨裁實現民主。當權的必說我就是民主，反我就是反民主。雙方都有理，因為雙方利益不同，視角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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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是打出來的，但不是誰打出來的，而是這個群體的天命到了這一步。

偉人有偉人的作用，但也隻是應運。

群眾有群眾的作用，但也隻是應運。

無論是領袖還是群眾，放到曆史裏邊去，都隻是定命顯現。走到好處時，不是因為一個人有多大的能力，也不是一個群體本身有多高的素質，就純是天命興之。天欲其興，就萬有效力；反之，天欲其敗，就萬有拆台；兩者都非人力人智所能左右。

在這個意義上，“模糊史觀”（嗯，也可以稱為“民史”）對權力的產生與使用的評價的著眼點，不是簡單的理想設計與現實實行之間的差異。不是看它為什麽跟理想不一樣，而是看它為啥非如此不可。俗話就是“馬後炮”，跟作為人類良心的知識分子的批判不是一個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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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在一個族群內部，百姓的利益所在就是天命。不維護百姓利益，就是違背天命，傷天害理。

如果跳出來，把一個族群看成一個整體，天命就是這個族群的生存。

俺攪著俺崴崴中華存在了幾千年，到近代發生滅亡的危機，都是天命。舊文明舊製度確實腐朽了破敗了，天命要去掉舊的讓俺中華重新煥發生命。從這個角度看，西方文明對中國的強力衝擊也可以看成是中國重生的必然經曆，不如此就甩不掉舊包袱。中國發展近代以來，一貫的主題就是打碎一切禁錮， 一層層地打破（從器物洋務到製度變法到國體變更到四分五裂國共爭鋒到土共建政到文革），一次比一次深入，一次比一次的破壞力更大，如此直到最核心的精神部分。其實這個過程也可以看成是中華民族擺脫掉一切束縛的過程。土共能建立政權，就是因為他們一無所有。越是一無所有，就與最核心的精神力量契合得越好，越能代表天命。

如果用二分法來看，到軍閥割據，舊製度就完了。以後就是新製度建立的過程。到49年，中國向下的動能就已經用盡，開始回升了。到文化革命，破壞與擺脫的過程也到頭了，下邊就要層層重建。但中國的新生命才開始，要到與西方強國並駕齊驅，這次天命所定的變更才算初步完成。

至於這個過程中的各種力量，從天命的角度來看，都是必然如此。清必然鎖國以至於滅亡，民國必然無力承擔大任，日本必然入侵以緩土共的壓力，中美必然在朝鮮打一架讓中國人重新有自信。。。

至於這個過程中的個體，或偉人或小民，或精英或平民，不過是天命的不同安排。或恨或愛，或喜或悲，各有自己的道理，但天命不隨人願。人能明白就明白，不能明白也隻是愛咋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