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的學生問王陽明,墨家也主張愛人,儒家也主張愛人。兩者的不同是什麽呢?王陽明答,儒家的愛人是從親人開始,對親人的愛是仁愛的發端。有了這個起點,就可以真實地擴展到愛他人。而墨家的兼愛則抹殺了這個發端的重要性,忽略了這個起點。因此,理論上雖然漂亮,但卻很難真實地踐行。
所謂發端,其實是基於真實的人性。人性中有仁愛,最真實的存在就是對親人的感情。而這是天然的,不需要後天培養教育的。這就是儒家的仁愛思想強大的地方。相比之下,墨家超越了親情,貌似高級,卻失去了仁愛的真實基礎,變成了完全要依賴後天教育出來的覺悟。理論上先天不足,因此難免遭到淘汰。
共產主義是基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建立起來的思想體係,比墨家更甚,它甚至根本就不討論人的情感,認為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自然天下大同。這種建立於物質發展與階級差異基礎上的理論與理想在社會分配極度不公的情況下是很有革命號召力的。但這種號召力卻限於矛盾尖銳突出的情況下,一旦革命成功,無產者成為財富的主導者以後,其革命性必然喪失。因為其革命性不是基於真實的人性,而是基於財富的不公平。因此,無論何種革命,革命者成功之後很快就會轉向新的特權階層進而由被壓迫者轉為壓迫者。
因此,一個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前提之一,就是有效地防止兩極分化,遏製權力階層的蛻化。一般來說有三個思路,一是權力階層的自覺,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中國的文革就是一種嚐試,失敗了。二是權力敞開,建立健康而健全的製度保障,讓底層有向上層挺進的可能與希望。由於製度與科技的助力,資本主義在這方麵做得不錯。三是道德建設,建立一個道德體係,讓所有人都自覺受到道義約束,或者說培育出強大的社會道德,讓它成為與欲望鬥爭的力量。比如中國封建王朝對儒家的推崇。
應該說,任何社會製度中都有以上三種思路,隻是側重不同。但如果看和平發展時期,則第二三種更有助於成為穩定發展的保障。沒有道德與製度的約束,欲望會如洪水泛濫,衝垮社會。在這種情況下,共產主義會因革命成功而失去目標,進一步反而成為既得利益者貪腐的障礙。因此,無論名義上被維持與否,實際上都必定遭到拋棄。這就是中國的現狀。而它之所以可能這麽容易被甩掉,就是因為它沒有真實的人性基礎,而欲望貪婪腐化則在人性中根深蒂固。
中國在江時期曾提“以德治國“,奧運開幕式還搞了個“和”,有幾天還在廣場上立了個孔子像,大概就是看到了主義的不足與道德的力量。可惜六十年的發展沒有培育出來一個有魄力荷擔天道為民請命的人才,在強大的欲望貪腐勢力麵前,德治的口號都沒喊幾天就無聲收場。
如果說政治是欲望與公義的舞台,那麽現在中國的情況就是欲望在唱獨角戲。欲望的力量如此強大,從公卿大夫到販夫走足,無不為之折節顛倒肝腦塗地。在這種情況下,反腐、學雷鋒,學矛盾論實踐論,除了做樣子搞形式以外,還能有什麽實質呢?
在革命再次爆發以前,能恢複並保持社會平衡的,不可能是革命的主義(會傷及權貴既得利益),也不可能照搬的所謂西式製度(製度太空,無法改變人的貪腐思想),而隻能是植根於中國文化中的道德與公義。其代表就是所謂的儒家思想(不了解儒家思想的人一聽到這個詞的第一反應就是噴之,腐朽啦工具啦吃人啦,反正就那麽幾點,噴不出新意來。當然這也很正常,因為他們本來也沒有深入研究過,沒有獨立思考能力,隻能人雲亦雲)。當然,應該是經過現代改良與現代社會契合的儒家思想,比如回到最基本的仁愛原則而去除陳腐機械的尊卑秩序教條,讓人心中有愛心有正氣。同時輔以法治與創新教育。
一班所謂左派,一麵對當前的情況痛心疾首,一麵又積極反對傳統思想的重新興起。這些人就是主義的遺老遺少。因為他們理想中的主義已經大勢已去,不可重現。主義運動給中國的貢獻就是完全打破舊體係,給中國人進行了思想解放與啟蒙。打破舊道德的同時,它也把欲望這隻猛獸放了出來。而中國的希望,不在於恢複舊儒學,舊製度,而在於建立一套新思想,新製度。而這種新思想新製度有一個基礎,就是真實不虛不可動搖的人性之善,其中有仁愛,有公義,有自製。既有傳統的精髓,又有現代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