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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文革十年,中國經濟到了“崩潰邊緣”,是鄧公挽狂瀾於即倒,扶大廈於將傾。由此貶毛而崇鄧。
持這種論調的人對自己極不負責:因為它表明創造這種說法的人是無知的(很可能還是無恥的),傳播這種說法的人沒有運用自己的分析能力。
首先,這是一個國民經濟發展的問題。如果以經濟增速來論,與後三十年相比,前三十年的發展速度毫不遜色。有興趣的人直接去看統計年鑒。
其次,如果以人口增長,人口素質提高的速度來看,後三十年幾乎無法與前三十前相提並論。
但出於種種原因,以上兩點,崩潰論是不論的。
崩潰論的創造者和傳播者喜歡比較的是前後三十年中國人的生活水平,確切地說,如果不是天生的有仇共情節,他們的比較基本是建立在非常具體的個人經驗上。“我小時候。。。,改開後。。。,現在。。。”。
應該說,這是一個很現實的標準,很真實的標準,很客觀的標準。
遺憾的是,這是一個很不理性的標準:在推理中全憑個人好惡,完全忽視具體的曆史條件與現實因素,卻要得出一個具有曆史客觀性的結論:鄧的改開是對的,毛的苦幹是錯的。
結果就是,這個結論本身是荒謬可笑的。
為什麽“崩潰論”是荒謬的?除去最上兩點,隻看第三點。
有一個“最後一個燒餅”的故事,基本上可以概括崩潰論的錯誤根源。有一位網友舉了另外一個例子,也神似:某人十六歲爸爸死了,二十歲結婚了。於是這個人說“我爸爸死了我才能結婚”。崩潰論與罪父論相似之處在哪裏?在於結婚不結婚在於發育成熟沒有,跟爸爸死不死沒有關係。要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消費水平,中國經濟需要發育到一定程度,而經濟發育需要時間。
經濟發育得差不多了,毛走了,鄧來了,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把出現這個變化歸功於鄧是不妥的,把沒有出現這個變化歸罪於毛也是不妥的。
但是,鄧也非沒有作用。鄧的出現,讓這個變化早出現一點兒是可以確定的。鄧上台後,通過壓縮基礎性開支,比如減少人口,下馬先進科研項目,讓十年後可能變成一百元的投資直接變現為當時的一元,極大地滿足了人們對幸福生活的向往。
代價,比如。。。。,就不用說了。
當然,鄧也改變了以往一些比較極端的做法。比如給個體以經營自由,這是值得肯定的。但這方麵的貢獻比起在其他方麵的破壞來說,差不多也可以三七開了。
反過來看毛。
準確的評價應該是客觀的。客觀的評價應該擺脫“我的經驗告訴我”這種論證方式。對毛與鄧的比較,直接的論述不需俺在這兒說。一個簡單的方法是毛鄧互換。看看在對方的環境下,各自能做出什麽成績來。
那麽,鄧掌權會出現什麽情況呢?
改革,分產到戶。可是建國前本來就是各自經營啊,根本沒效率啊。開放,加入國際分工。可是全是文盲,技盲,來了活誰幹啊?戴牛仔帽,抱美國腿,人家正在跟你冷戰好不好?蘇聯的強大壓力就在身邊好不好?周邊到處都是共產主義好不好?
鄧的三板斧基本沒處用。在鄧的領導下,前三十年的發展,要麽是國民黨到台灣的結果,要麽是印度巴西的結果。貓論摸論也沒法上升到鄧理論了,因為沒效果嘛。
換回毛,審時度勢,沒辦法,隻能勒緊腰帶自己幹。
幹了三十年,教育普及,工業基礎打好,農田水利修好,國防建設好,國際產業分工變化,才有條件考慮改開。事實上,毛早就在準備改開,“打掃好屋子再請客”聽說過吧?但隻是到了七十年代中後期條件才成熟。
鄧在此時接班,心急火燎地砸鍋賣鐵,把一百年的底子提前變現。
這一點,隻要有點曆史眼光,全麵分析就會看清楚。沒有曆史眼光,看經濟統計也能明白。
但是有些人隻懂自己的生活享受,不懂政治經濟發展的規律,把前三十年的艱苦發展說成是“經濟到了崩潰邊緣”,無知又無恥。
城裏有一些善良淳樸之士,都是了不起的人才。根據自己的經驗,加上道聽途說,就相信了“崩潰論”,算是可惜了。
鄧為人不厚到。前人栽樹,後人乘涼,鄧是乘了涼開始罵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