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了我的耳朵吧音樂〕餘光中／Bobo

《饒了我的耳朵吧，音樂》 文:餘光中  誦:Bobo 聲樂家席慕德女士有一次搭計程車，車上正大放流行曲。她請司機調低一點，司機說：“你不喜歡音樂嗎？”席慕德說：“是啊，我不喜歡音樂。” 一位音樂家麵對這樣的問題，真可謂啼笑皆非了。首先，音樂的種類很多，在台灣的社會最具惡勢力的一種，雖然也叫作音樂，卻非顧曲周郎所願聆聽。 其次，音樂之美並不取決於音量之高低。有些人聽“音響”，其實是在玩機器，而非聽音樂。計程車內的空間，閉塞而小，哪用如此鑼鼓喧天？最後，音樂並非空氣，不像呼吸那樣分秒必需。 難道每坐一次計程車，都要給強迫聽一次音樂嗎？其實，終日弦樂不輟的人，未必真正愛好音樂。 在台灣的社會，到處都是“音樂”，到處都是“愛好音樂”的人，我最同情的，便是音樂界的朋友了。像波德萊爾一樣，我不懂樂理，卻愛音樂，並且自信有兩隻敏感的耳朵，對於不夠格的音樂，說得上“疾惡如仇”。 在台灣，每出一次門——有時甚至不必出門——耳朵都要受一次罪。久而久之，幾乎對一切音樂都心存恐懼。噪聲在台灣，宛如天羅地網，其中不少更以音樂為名。 上帝造人，在自衛係統上頗不平衡：遇到不想看的東西，隻要閉上眼睛，但是遇到不想聽的東西呢，卻無法有效地塞耳。 像我這種徒慕音樂的外行，都已覺得五音亂耳，無所逃遁，音樂家自己怎麽還活得下去？真是奇跡。 凡我去過的地區，要數台灣的計程車最熱鬧了，兩隻音響喇叭，偏偏對準後座的乘客，真正是近在咫尺。以前我還強自忍住，心想又不在車上一輩子，算了。 最近，受了拒吸二手煙運動的鼓勵，我也推行起拒聽二手曲運動，幹脆請司機關掉音樂。 二手曲令人煩躁、分心、不能休息，而且妨礙乘客之間的對話與乘客對司機的吩咐，也有拒聽的必要。 在歐美與日本，計程車上皆不放音樂。 火車上也是如此，隻有西班牙是例外。我乘火車旅行過的國家，包括瑞典、丹麥、西德、法國、英國、美國、加拿大、日本，火車上的擴音器隻用來播報站名，卻與音樂無關。 不知道什麽緣故，台灣的火車上總愛供應音樂。論品質，則時而國樂，時而西方的輕音樂，時而台灣特產的流行曲，像是一杯劣質的雞尾酒。論音量，雖然不算喧吵，卻也不讓人耳根清淨，無法安心睡覺或思考。 聽說有一次夏誌清和無名氏在自強號上交談，夏誌清嫌音樂擾人，請車掌小姐調低，她正忙於他事，未加理會。 夏誌清受不了，就地朝她一跪，再次申請。音樂終於調低，兩位作家欣然重拾論題。但是不久音樂嘈嘈再起，夏誌清對無名氏說：“這次輪到你去跪了。” 夏氏素來奇行妙論，但是有沒有奇到為音樂下跪，卻值得懷疑。前述也許隻是誇大之詞，也許當時他隻對車掌小姐威脅說：“你再不關音樂，我就要向你下跪了。” 不過音樂逼人之急，可以想見。其事未必可信，其情未必無稽。 中國台灣的火車上，一方麵播請乘客約束自己的孩子，勿任喧嘩；另一方麵卻又不斷自播音樂，實在矛盾。我在火車上總是盡量容忍，用軟紙塞起耳朵，但是也隻能使音量稍低，不能杜絕。 最近忍無可忍，也在拒吸二手煙的精神下，向列車長送上請求的字條。字條是這樣寫的： 列車長先生：從高雄到嘉義，車上一直在播音樂，令我無法入夢或思考。不知能否將音量調低，讓乘客的耳朵有機會休息？ 三分鍾後，音樂整個關掉了，我得以享受安靜的幸福，直到台北。我那字條是署了名的，也不知道那一班自強號關掉音樂，究竟是由於我的名字，還是由於列車長有納言的精神。 感謝之餘，我仍希望鐵路局能考慮廢掉車上的播樂，免得每次把這件事個別處理。 要是有人以為火車的乘客少不了音樂，那麽為什麽長途飛行的乘客，關在機艙內十幾個小時，並不要求播放音樂呢？ 要是有人以為我討厭音樂，就大大誤會了。相反地，我是音樂的信徒，對音樂不但具有熱情，更具有信仰與虔敬。 國樂的清雅，西方古典的宏富，民謠的純真，搖滾樂的奔放，爵士的即興自如，南歐的熱烈，中東和印度的迷幻，都能夠令我感發興起或輾轉低回。 唯其如此，我才主張要麽不聽音樂，要聽，必須有一點誠意、敬意。要是在不當的場合濫用音樂，那不但對音樂是不敬，對不想聽的人也是一種無禮。 我覺得，如果是好音樂，無論是器樂或是聲樂，都值得放下別的事情來，聚精會神地聆聽。 音樂有它本身的價值，對我們的心境、性情、品格能起正麵的作用。但是今日社會的風氣，卻把音樂當作排遣無聊的玩物，其作用不會超過口香糖，不然便是把它當作烘托氣氛、點綴熱鬧的裝飾，其作用隻像是霓虹燈。 音樂的反義詞不是寂靜，是噪聲。敏銳的心靈欣賞音樂，更欣賞寂靜。其實一個人要是不能享受寂靜，恐怕也就享受不了音樂。 我相信，凡是偉大的音樂，莫不令人感到無上的寧靜，所以在“公元2001年；太空流浪記”裏，太空人在星際所聽的音樂，正是巴赫。 寂靜，是一切智慧的來源。達摩麵壁，麵對的正是寂靜的空無。一個人在寂靜之際，其實麵對的是自己，他不得不跟自己對話。那種絕境太可怕，非普通的心靈所能承擔，因此他需要一點聲響來解除困絕。 但是另一方麵，聆聽高妙或宏大的音樂，其實是麵對一個偉大的靈魂，這境地同樣不是普通人所能承擔的。 因此他被迫在寂靜與音樂之外另謀出路：那出路也叫作“音樂”，其實是一種介於音樂與噪聲之間的東西，一種散漫而軟弱的“時間”。 托馬斯·曼在《魔山》裏曾說：“音樂不但鼓動了時間，更鼓動我們以最精妙的方式去享受時間。” 這當然是指精妙的音樂，因為精妙的音樂才能把時間安排得恰到好處，讓我們恰如其分地去欣賞時間，欣賞時間形成的旋律與節奏。相反地，軟弱的音樂——就算它是音樂吧——不但懈怠了時間，也令我們懈怠了對時間的敏感。 我是指台灣特產的一種流行歌曲，其為“音樂”，皆主題淺薄，詞句幼稚，曲調平庸而輕率，形式上既無發展，也無高潮，隻有得來現成的結論。這種歌曲好比用成語串成的文學作品，作者的想象力全省掉了，而更糟的是，那些成語往往還用得不對。 這樣的歌曲竟然主宰了台灣社會的通俗文化生活，從三台電視的綜藝節目到歌廳酒館的卡拉OK，提供了大眾所謂的音樂，實在令人沮喪。 俄國作曲家格林卡（Mikhail Glinka）說得好：“創造音樂的是整個民族，作曲家不過譜出來而已。”什麽樣的民族創造什麽樣的音樂，果真如此，我們這民族早該痛切反省了。 將近兩千四百年前，柏拉圖早就在擔心了。他說：“音樂與節拍使心靈與軀體優美而健康，不過呢，大多的音樂正如太多的運動，也有其危害。隻做一位運動員，可能淪為蠻人；隻做一位樂師呢，也會‘軟化得一無好處’。”他這番話未必全對，但是太多的音樂會造成危害，這一點卻值得我們警惕。 在台灣，音樂之被濫用，正如空氣之受汙染，其害已經太深、太久了。這些年來，我在這社會被迫入耳的音樂，已經夠我聽幾十輩子了，但是明天我還得再聽。 明天我如果去餐館赴宴，無論是與大眾濟濟一堂，或是與知己另辟一室，大半都逃不了釋放的音樂。 嚴重的時候，眾弦嘈雜，金鼓齊鳴，賓主也隻好提高自己的嗓子慷慨叫陣，一頓飯下來，沒有誰不聲嘶力竭。 有些餐廳或咖啡館，還有電子琴現場演奏，其聲嗚嗚然，起伏無定，回旋反複，沒有棱角的一串串顫音，維持著一種廉價的塑膠音樂。若是不巧碰上喜宴，更有歌星之類在油嘴滑舌的司儀介紹之下，登台獻唱。 走到街上呢，往往半條街都被私宅的婚宴或喪事所侵占，人聲擾攘之上，免不了又是響徹鄰裏的音樂。 有時在夜裏，那音樂忽然破空而裂，方圓半裏內的街坊市井便淹沒於海嘯一般的聲浪，鬼哭狼嚎之中，各路音樂扭鬥在一起，一會兒是流行曲，一會兒是布袋戲，一會兒又是西洋的輕音樂，似乎這都市已經到了世界末日，忽然墜入噪聲的地獄。 如果你天真得竟然向警察去投訴，一定是沒有結果。 所謂禮樂之邦，果真墮落到這地步了嗎？ 在一切藝術形式之中，音樂是最能主宰“此刻”最富侵略性的一種。不喜歡文學的人可以躲開書本，討厭繪畫的人可以背對畫框，戲劇也不會攔住你的門口，逼你觀看。 唯獨音樂什麽也擋不住，像跳欄高手一樣，能越過一切障礙來襲擊、狙擊你的耳朵，攪亂你的心神。 現代都市的人煙已經這麽密集，如果大家不約束自己手裏的發音機器，減低弦歌不輟的音量和頻率，將無異縱虎於市。 這樣下去，至少有兩個後果。其一是多少噪音、半噪音、準噪音會把我們的耳朵磨鈍，害我們既聽不見寂靜，也聽不見真正的音樂。 其二就更嚴重了。寂靜使我們思考，真正的音樂使我們對時間的感覺加倍敏銳，但是整天在輕率而散漫的音波裏浮沉，呼吸與脈搏受製於蕪亂的節奏，人就不能好好地思想。 不能思想，不肯思想，不敢思想，正是我們文化生活的病根。 (選自《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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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做帖子選取歌曲時，往往覺得力不從心，挑來挑去，聽了不少，卻很難找到一首滿意的。

現在華語世界的流行歌曲，多過九成半都是給廣場舞的，我常想，這些編曲的咋都是廣場舞出身的？好些詞曲都還不錯的歌曲，一經編曲，就掉進廣場舞的深淵了，那咚嗆個不停的重金屬鼓鑔，還有那令人恨不得捂住耳朵的無處不在的響板，完全不管不顧歌詞的意境和曲式的蘊美，強行登堂入室，橫行霸道了整個樂曲，非把這些七亂糟八的魔鏗堵了你的耳朵，蒙了你的眼，糊了你的心。

有些編曲者是從頭至尾都霸占著，有些還稍微有點良心，先讓你柔美的聽了第一段，自間奏第二段開始，就不再客氣了，破門而入，蠻橫霸氣，想躲都躲不了，剛剛積攢起來聽歌的好心情，一盆冷水就澆沒了。

不是每首歌曲都需要東風吹戰鼓擂的，就算要擂，也是點到即可，哪能巡撫大人開道似的，一條道擂到底呢。

有時聽著這些不速之音，能幻化出一個擂鼓的畫麵，好像看到一個鼓手，長發披肩，戴一個蛤蟆鏡，歪叼一支煙，拿著在地溝裏泡黑了的兩柄槌子，好像上輩子有仇似的在定音鼓上一陣猛錘，又捏起一根烤肉串架上熏黑了的鐵簽，在響板上亂敲一通，搖頭晃腦，自鳴得意，還美其名曰，這就是流行、搖滾、藍調、爵士，這種淺薄、幼稚、平庸、輕率，得意時眾弦嘈雜，金鼓齊鳴，是我們想要的音樂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