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は我慢！
觀察，比較，有感而發
石黑一雄 ：比英國人更英國人
這幾天的新聞，聽到看到很多Kazuo Ishiguro的名字，對於讀書少的土豆有些陌生也有些熟悉，畢竟一聽就知道是日本人的名字，而且記憶中也覺得以前查過這個人，但一時又想不起來。昨天空下來一查，恍然大悟，原來是那位日裔英籍作家啊。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看過一部電影“The Remains of the Day”《告別有情天》，非常非常的英國式。看完電影，除了對兩位大演員的演技特別讚賞外，也對這種英國式的貴族社會、社交多了一些微詞，其實這類電影看得實在太多太多太多了，所以看完後並沒有對故事本身以及原著做更多追蹤搜索。
倒是後來的一個偶然機會，讀到一篇他和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的對談筆錄（1989年），才有機會有興趣在網上搜索了一下石黒一雄。
石黒一雄的父親1920年出生於上海，後來回日本，並在東京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專攻海洋科學。那年代日本的厲害人物中，很多出生於中國，比如指揮家小澤征爾出生於沈陽。1960年，石黑父親被英國政府的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re聘請去調查北海的石油，於是舉家前往英國，是年石黒一雄才5歲。
了解西方工作福利的讀者想必會馬上理解，為什麽他在英國能獲得很好的教育機會；同時，再想象一下處在60年代戰後日本的貧窮。嗬嗬，估計大家能明白土豆想說的：他們一家的心理與狀況。
具體大家可以自己想象一下，那個時代，我們的公派出國就不想回國的年代，我們周圍/我們自己的潛意識中都有著一種矛盾、一種衝突，以及企圖掩蓋內心矛盾的本能。隻是作為精英的石黑家從一開始就能進入英國社會的上層，這也為擅長觀察、擅長文筆的他提供了一個觀察平台，為以後的《告別有情天》打下了基礎。
隨著石黒一雄的知名度越來越高，他似乎越來越想體現他的japanese part，據說現在在家裏還和母親日語交流。但實際上自離開日本以後，他就很少回日本，在各種采訪活動中，也讓人覺得他的日語會話能力已接近0。
1989年，偶然在日本舉辦的一次國際交流活動中，組織者安排了他與大江健三郎的対談活動。這是他1960年離開日本後的第一次回國，不可思議吧！如果不在日本舉辦，他還不會回去呢。
作為日本讀者、日本觀眾，當然對他的最初兩部與日本有關的作品感興趣，不過他回答到“最初兩部作品中的日本是想象‘虛構’出來的”（最初の2作で描いた日本は想像の産物であった） [1]。顯然，日本人都有些小小的失望。雖然他一再強調“在英國，我的腦海中一直在想象並描繪著一個‘日本’”（英國で私はいつも、この想像上の日本というものを頭の中で思い描いていた）[1]。越回答，越給人一種蒼白感。
那時的石黒一雄雖然已經因為作品“The Remains of the Day”而獲獎，但其實大多數日本人並不了解他，而且同土豆一樣，即便在93年看了這部電影，也沒有去和這位100%日本血統的英籍作者掛鉤。畢竟這部作品中對英式社交、英式禮儀以及英式各階層人物的細節描寫，一切的一切都是那麽地具象細膩優雅，很難想象得出這是出於一位東方人之手。石黒一雄，一位比英國人更英國人的日本人，不，他就是一個英國人，一個英國作者，和日本沒有任何關係。
1990年的一次采訪中，作者說到：如果我的小說出版時，換用一個其他筆名，並用一個其他人的照片，讀者中不會有人覺得這書是出自一個日本作家之手的。「もし偽名で作品を書いて、表紙に別人の寫真を載せれば『日本の作家を思わせる』などという読者は誰もいないだろう」[2]
今天的日本人，當然也在為石黒一雄的獲獎而高興，書店裏已經設置了專櫃。相比之下，那麽多華人中國人獲得過諾貝爾獎項，但皆大歡喜的似乎隻有一次。土豆喜歡亂串連，亂比較。
再看看後來的事情，倒是在他出名以後，他似乎越來越想著如何把他的東方部分很好地體現出來，2000年出版了以上海租界為舞台的《上海孤兒》（When We Were Orphans）。2005年又為英中合作電影《上海の伯爵夫人》（The White Countess)撰寫腳本。
在土豆看來，他不是因為作為一個東方人而寫這些作品，也不是因為對東方的興趣而寫這些內容，這些作品都是體現一個文學全球化、文學影視化年代的一個走向。
80年代後，出現了一大批以殖民地為舞台的作品，不是指那些特殊的人物傳記：在非洲，普通白人的生活，離開還是不離開；在上海租界，華人、洋人、猶太人，以及戰時進入租界日本人的故事；在印度，英國各層次居留者的別扭；在印度支那，法國人和當地人的關係。這些作品既能讓西方人回味一下過去的榮耀，也能讓現在站立起來的第三世界的人民平和地接受，影視化後雙方都願意買單。
這裏插一句，昨天和一位國內某大學中文係的教授聊起這次文學獎，教授說因為其作品中的中國因素，中國曾經邀請石黑訪問，但他不來，說是有社交恐懼症。土豆告訴教授：其實石黑對東方沒那麽大的興趣，或根本沒興趣；故事裏出現的“日本”“上海”隻是符合他的故事內容罷了，為故事找個恰到好處的舞台。
不可否認，石黑一雄是一位好作家，是一位相當聰明的現代人，也是其中運氣最好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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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又是長周末，隻寫嚴肅的東西不是土豆的風格。
在中國，不，在整個東亞，上海是個非常獨特的城市。文學城的過去有“上海女人”與“鄉下人”這樣的話題。如果文學城要走向好萊塢、走向世界，或許還得有些上海女伯爵，上海猶太人，上海白俄人等洋氣一些的內容。網友們，努力寫作，快樂寫作。
喝多了，不寫了，大家長周末快樂。
[1]， Interview with Kenzaburo Oe. "The Novelist in Today's World: A Conversation." boundary 2 18. 3 (1991) p. 110.
[2]， Interview with Allan Vorda and Kim Herzinger. "Stuck on the Margins: An Interview with Kazuo Ishiguro." Face to Face: Interviews with Contemporary Novelists. Ric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5. ISBN 0-8926-3323-9
1994年5月，小澤征爾第5次來到中國，了結了他心中的一個夙願——訪問出生地沈陽，——————這個我能肯定是不準確的，因為我在沈陽觀看小澤指揮的演奏時我還沒開竅，是初中生還是高中生自己都不記得，但是94年我已經來了日本、都快抱到自己的小寶寶了。。說名這篇文的作者要麽太年輕不知道以往小澤與中國的情結曆史，要麽太年老記憶有誤？？。。
曾經看到一篇介紹小澤指揮遼寧交響樂團的文章，印象非常深刻：
http://www.lnzx.gov.cn/lnszx/Newspapers/wenshitiandi/2012-03-16/Article_28387.shtml
其實土豆對文學的“描寫技巧”不是特別感興趣，石黑的作品中有過去三四位作家的特點。
喜歡人物傳記的土豆的興趣點是：1，作者的性格特點以及變化；2，不同時代的作品以及作者的比較；3，作品對社會行為社會心理的作用。嗬嗬，有些枯燥。
再次謝謝大家。
可能就象外國人請張藝謀導《杜蘭朵》、李安導《理智與情感》一樣，他們也想換一種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