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 2012)
——我不愛任何民族的人，我隻愛我認識的朋友
1961年前納粹德國高官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審判。作為一個曾經的猶太集中營的“死刑執行者”，他在被判刑之前要麵對曾經的猶太受害者的種種指控。在審判過程中，很多受害者回憶集中營的情況時，聲淚俱下，甚至休克而不省人事。納粹的殘酷滅絕猶太人，我們在很多反映那個時期的電影中都能看到，感受到，比如《辛德勒的名單》等。
《漢娜·阿倫特》這部電影表現了這一世紀審判，然而它是從一個以研究極權主義而著稱的哲學家（漢娜更願意人們稱她為政治理論家）的角度來敘述這個事件的。漢娜是個曾被迫害而流亡的猶太人，對於猶太人在那個時期所受的非人待遇，她能感同身受；同時她作為海德格爾的得意門生，又專攻極權主義，她很自然地把艾希曼這個個體放在極權主義的大背景下來觀察並思考。
對於艾希曼的罪行，漢娜無意為他辯解或開脫，不過她認為艾希曼的行為是個放棄思考或沒有思考能力的人所作出的必然結果。在極權主義盛行的時代，一個至高無上的統治者被人為地創造出來，個體服從於這個統治者的命令。殺害猶太人這樣一種集體的行為是由個體來執行的，但是這些個體沒有個人的自由意誌，他們不用也不能去思考自己的行為。
艾希曼正是這樣來為自己辯解：他是軍人，他的天職是服從命令，他無法對抗來自統治階層的命令和意誌。
統治者的意誌造成了一個群體對另外一個群體的殺戮，那麽群體中的個體應該要對這個結果負責嗎？當艾希曼被綁架並被押送到以色列進行審判的時候，似乎他早就注定了要被判死刑。但在他為自己辯護時，漢娜意識到他並不是始作俑者，他隻不過是執行統治意誌的工具而已。
漢娜從哲學的角度來思考艾希曼當初的處境，覺得群體的行為不應該算在他一個人的頭上。她的這一觀點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很多猶太人認為她竟然同情一個沾滿猶太人鮮血的納粹頭子。
如果說她的這一看法僅僅讓人對她不解，那麽她的另一個觀點則讓她眾叛親離。在納粹時期，六百萬猶太人被殺害了。漢娜認為如果猶太人領袖不是選擇和納粹合作，而是介於合作與抵製之間的話，因為全然的抵製是無法做到的，那麽傷亡的人數應該不會這麽巨大。她的這個觀點一刊登出來，她馬上成了眾矢之的。不但普通的民眾無法理解，連她的好友哲學家們也紛紛和她斷絕關係，因為她對猶太領袖的誣蔑。
在有關表現猶太人被押解到集中營的電影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鏡頭下猶太民眾們非常有序地行進，神情也很平靜，似乎他們是在遷徙到另一個地方，而不是有去無回的集中營。漢娜的這番話也讓人們反思猶太社團領袖（長老）在當時到底起了什麽作用？扮演了什麽角色？領袖們讓老百姓和納粹合作了嗎？他們知道等待著猶太人的是怎樣的命運嗎？
這裏給大家推薦另一部電影“華沙起義 Uprising(2001)”，這是部關於1943年華沙猶太區起義的片子，其中加拿大名角Donald Sutherland扮演的猶太長老絕對不是一個孤零零的案例。
因為她的觀點受到異常激烈的攻擊，漢娜的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了很大的影響，然而她並不後悔自己說出這樣的看法。她一直在思考，從學生時代跟從海德格爾學習怎樣去思考，到自顧奮勇親赴以色列參加世紀審判，直到去世，這個極權意識形態下個人的生存處境問題仍然困擾著她。
以下這個鏈接是漢娜這部電影的一些台詞記錄，不一定準確，但先讀一下這些台詞或許可以喚起你對漢娜這個人物的興趣，畢竟有些電影是得先了解以後才能看出味道的。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325/15/6080914_457946714.shtml
（另外順便再介紹給大家兩部電影：1，旅店 Austeria (1982)；2，訴訟Gett (2014)，這些都可以幫助大家從另一個側麵了解“猶太教”這個宗教。）
強烈推薦兩部電影：1，旅店 Austeria (1982)；2，訴訟Gett (2014)
一場巨大的人間悲劇人道災難，痛定思痛，當然要徹底分析原因，除了曆史、宗教、經濟等原因，我一直覺得還有其他因素，可惜有些問題是我在西方逐漸感覺出來的，有的思考方向對他們也是禁忌。
副標題那句漢娜的名言，有點佛教無差別的意味。
阿倫特從阿希曼身上得到的啟示，用在德國士兵和低級軍官身上可能還可以，對阿希曼本人反而不太適用，因為他不僅僅是執行，最後的解決據說是他和海德裏希鼓搗出來的，有理論有思想，就象一個犯罪集團裏的要犯。阿希曼是為了脫罪故意講自己隻是執行命令，而且他經曆長期顛沛流離的逃亡生活，早已失去了當年不可一世的神采，表象騙過了阿倫特。阿希曼倒真是個清官，很貧窮，以致摩薩德的人看到他住的茅草屋還以為弄錯人了，因此他也沒有條件逃跑。
這部電影的台詞是其優勢，可我希望有更多的電影語言和豐富的表現力，不過看傳記片經常失望，因為原型人物往往太獨特太有光彩。
奧斯維辛集中營最後那些猶太人也是暴動過的，之前他們選擇苟且偷生，比如做掩埋焚燒屍體的。
漢娜如果再過幾十年，手頭資料更豐富，或許有不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