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曦雲：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中國當代藝術（圖片0-10）/2020.7.9轉載

   杜曦雲：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中國當代藝術（圖片0-10）/2020.7.9轉載

《曦雲談藝術》第4期：中國藝術評論家杜曦雲先生：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中國當代藝術（2020年6月27日發表的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UGsVCODCt4&t=16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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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發此文以感謝“實地攝影大師”——王瑞30年前所攝的珍貴照片首次發布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2897/202007/9719.html

   
   1979年10月1日星星畫展遊行（王瑞攝影）
   


   1979年10月1日星星畫展遊行前之徐文立演講（王瑞攝影）
   

 
   1979年10月1日星星畫展遊行前之黃銳和徐文立（王瑞攝影）
   

 
   1979年10月1日星星畫展遊行後之徐文立宣布遊行結束（王瑞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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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發此文以感謝“實地攝影大師”——王瑞30年前所攝的珍貴照片首次發布
   
   ——徐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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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牆的行動
   
   ——記1979年10月1日民間人士舉行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遊行
   
   徐文立
   
   （2009年6月26日在“中國的憲政民主化：
   
   民主牆-天安門-零八憲章”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1978年11月26日《四五論壇》的前身《四五報》發刊詞寫道：“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中國，除台灣省外，現在還沒有一張非官方報紙。對立麵的互相依存，又互相鬥爭……” ，這（多元化政治主張）就是發刊和存在的理論基礎。
   
   還有，1980年11月15日發表的“庚申變法”二十條綱領，是在民主牆時期試圖為中國民主運動，建立獨立於中共之外的反對力量尋求理論依據和方向。
   
   1979年1月12日《四五論壇》編輯部通過的章程和紀律公約；6月30日公布的上半年財務支出簡報；1980年春節的“武漢會議”；1980年6月的“北京甘家口會議”；是民主牆時期試圖為中國民主運動，建立忠誠的政治反對派組織或反對黨所作的初步努力。
   
   但是，一次成功的行動，也許能勝過一打綱領。
   
   民主牆時代，在各位同仁不畏犧牲的努力下，1978至1980年代的“民辦刊物”本身，就成為了中國二十世紀爭取言論自由的最大的民主碩果，對於中國的未來意義深遠。1979年初，民刊各組織對傅月華等上訪人士的同情和關注；之後，為營救被捕人士而在民主牆前，多次舉行的民主討論會和大陸首次的民意測驗，以及成功獲得和出售“庭審錄音稿”；都是正確的而有效的政治行動。
   
   民主牆時代，更為成功的政治行動是二次：一是民刊的幾位主編參與的北京大學的競選活動，二是1979年10月1日民間人士舉行的“星星美展”的和平示威遊行。 
   
   1979年10月1日在中國首都北京，舉行了以民主牆人士為主的民間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遊行，並以幾乎全勝而告終，時至今日，可能人們想起來，似乎還是那麽不可思議。但，這是確實發生過的曆史事實。現在，我以親曆者的個人記憶與大家分享這段鮮為人知的事件，不準確和遺漏之處，請其他參與的朋友補充和批評。
   
   在講述之前，請允許我向全程拍攝“星星美展”遊行的知名攝影家兼導演、英年早逝於日本的池小寧，致意。同時，還要向和池小寧一起拍攝 “星星美展”的任曙林，“實地攝影大師”——王瑞，致意。
   
   1979年9月29日傍晚，《四五論壇》編輯部負責對外聯絡的劉青匆匆從“東四14條76號”，斜對角地穿過北京城來到作為《四五論壇》編輯部的白廣路的我家。月底，都是我們出刊的關鍵時刻，我和大多數人每天上班，為出刊常常有幾天是晝夜不眠……。可是，一聽劉青的報告和聽說“星星美展”藝術家朋友們需要我們幫助，我深感義不容辭，就放下了手頭急活，隨劉青趕往準備在那兒開會的趙南家。
   
    1979年3月2日，一位來自四川的民間藝術家薛明德在《四五論壇》的幫助下，於西單“民主牆”前成功地舉行了藝術個展。
   
    1979年9月27日由北京民間藝術家黃銳、馬德升發起，在中國最高藝術殿堂——中國美術館館外的街心公園舉行了“星星美展”，得到了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中央美術學院院長江豐的首肯和讚揚，江豐並同意晚間將展品存放在中國美術館。
   
    可惜好景不常，9月29日北京市公安局卻策劃有輕微犯罪行為的“工讀學校”的學生，有組織地對“星星美展”藝術家進行挑釁和謾罵，並扣押了畫展的展品，中止了畫展。
   
    “星星美展”的詩人和藝術家，他們中間有後來聞名中外的北島、芒克、王克平、馬德升、阿城、黃銳、曲磊磊、薄雲、李爽、嚴力……等等幾十人，他們憤怒了，他們被激怒了，他們想抗爭，想討回公道，但是又覺得力量單薄，在友人的提議之下，他們想到了《四五論壇》和我，想到了北京當時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的其他民刊朋友。 
   
    當夜，當我到趙南家的時候，屋子裏坐滿了人，我聽完他們的陳述後，我大聲地說：“現在有一場勝戰可打，不知道你們敢不敢打，不知道你們敢不敢跟著我打！”
   
    話音未落，芒克激動地蹦到桌子上，大聲應道：“不要說一場勝仗，就是一場敗仗，我們也跟著你老徐打了！”此時，群情激昂。
   
    然後，我分析了在“十一”這個敏感時期，中共北京市委有向我們做出一定程度讓步的可能，因為他們不願意在“十一”的時候出現非官方的遊行，他們沒法向中央交代。之後，我回顧了蘇聯的民間藝術家當年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當中舉行藝術展，蘇聯警察竟然動用推土機鏟平展覽現場，引起公憤，藝術家們經過鬥爭，最終迫使當局做出某種讓步。在這一點上，我們不應該不如蘇聯藝術家。
   
   後來的事實證明，我們有可能逼迫當局做出一定程度的讓步，這種判斷是正確的。
   
    會議在30日淩晨兩點多才結束。
   
    為了逼迫當局做出一定程度的讓步，我們準備正式地向中共北京市委提出要求，即：中共北京市委應在十月一日9時之前責成北京市東城公安分局向“星星美展”藝術家賠禮道歉；發還沒收的藝術品，賠償損失；有關方麵提供正式的場地，讓“星星美展”繼續展出。不然，就在“十一”這一天舉行示威遊行。 （當時，我們已經知道，中共那年因為經濟麵臨崩潰，主動放棄、通常絕不放棄的“十一遊行”；當然也絕不意味中共可以輕易允許民間舉行任何如“遊行示威”的活動！風險巨大。）
   
    其實，我心裏有數，“賠禮道歉”這一條是“虛的”。
   
    我深知中國共產黨的劣根性，要讓它的專製獨裁的凶殘工具——公安局向我們低頭道歉，那比登天還難。
   
    “實的”，就是給這些民間藝術家一個公開展出的地點，正式舉行“星星美展”。
   
    這是“以虛求實”的方案。
   
    最後，不知是因為他們的黨內鬥爭所造成的舉棋不定？還是林乎加這位沒有北京地方勢力根基的新的北京市委書記的掉以輕心？（毛澤東曾說過：彭真的北京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確實如此。）卻客觀上容忍我們成功地舉行了1979年十月一日的“維護憲法遊行”。
   
    中共當局的讓步是在“十一”之後發生的。
   
    這種讓步也是破天荒的。
   
    為了力爭這次遊行能達到預期的目的，甚或在遊行未舉行之前就“屈其兵而不戰”；即使不得已非要舉行遊行不可的話，也要確保遊行成功，而不出任何意外。這時，距離“十一”隻有一整天，我不能回家了，因為我已被大家推舉為“十一”遊行的第一線總指揮之一。
   
   我們就連夜起草了“聯合公告”，於30日上午9時粘貼在西單“民主牆”上；同時，由我帶領二個人於30日10點45分將“致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的信”，送到中共北京市委的機要收發室。
   
    當時收發室的接待人員傲慢地說：“我們不承認什麽民刊！”他們拒絕接受我們的信函。
   
    後來勉強接受了，卻把它扔在一邊，不當回事。
   
    我正色地對他說：“信沒有封，你可以拿出來看，是有關 ‘十一’準備在北京市遊行的事情，事關重大，由於你耽擱造成了後果，這個責任，你負得起嗎？”
   
    那人聽到這番話後，老老實實地把信看了看，臉色馬上變得蒼白，忙不迭地說：“現在馬上送上去！” 
   
    我心裏非常清楚，我們這支隊伍手無寸鐵，文人居多，毫無經驗；而且，我們將麵對的是武裝到牙齒的、有幾百萬軍警的專製政權，我又是親眼見過1976年4月4日那夜的殘酷鎮壓的。
     
    為此，我首先想到的是怎樣使我們這支準備遊行的隊伍，盡可能地迅速地壯大起來。好在那天晚上開會的時候，除了《今天》的詩人們、“星星美展”的藝術家、還有《探索》的路林；呂樸堅決支持會議的決定，他是《四五論壇》編輯部的召集人之一、也是《北京之春》編輯部成員；《沃土》編輯部以藝術組名義參加；一些《人權同盟》的人聞訊自願參加……。這樣一來，當時北京的較有影響的主要六大民刊都被直接或間接地組織到這次遊行中來了。 
   
    對於我們，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怎樣做到使這次遊行“師出有名”，並使“哀兵必勝”的策略奏效。我一貫認為，在“一黨獨裁”的中國大陸從事民主運動最需要把握的策略就是“哀兵”的策略，這個策略隻要應用得當，會逐步取得必須的、點點滴滴的、階段性的“必勝”，乃至成全最後的“必勝”。
   
    於是，分頭做了四件事：
   
    第一件事，是把《致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的信》和民刊準備遊行的《聯合公告》盡快地貼到西單“民主牆”上去；與此同時，各個民刊都積極承擔了刻印傳單的工作，盡快地把為什麽要舉行“十一”遊行的原因、特別是“星星美展”的藝術家如何受到警察的騷擾和搗亂的經過，寫成文字的東西快速地傳播到各大專院校集中的海澱區、以及大型國營企業集中的東、西郊和廣大市民中間去。
   
    第二件事，是為了“力爭取得未遊行，當局就讓步”的效果；同時防止當局汙蔑我們對他們“發動突然襲擊”，特意安排了我們的人晝夜值班，監守“民主牆”前的《致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的信》和《聯合公告》不被撕毀。
   
    第三件事，為了遊行不被可能的別有用心的人所破壞，我們專門組織了“遊行糾察隊”、規定了遊行隊伍服從統一指揮的紀律；還統一編印了遊行時所使用的口號。
   
    第四件事，書寫遊行時的橫幅，內容是“要藝術自由，要政治民主”。《今天》編輯部那裏、也是“東四14條76號”沒有寫橫幅用的筆墨，那就隻好請王克平到我家裏去寫。後來，根據呂樸的提議要突出我們遊行的合法性，把“維護憲法遊行”六個字放在了橫幅的正麵，把“要藝術自由，要政治民主”放在了橫幅的背麵。
   
   這一切，都在緊張而有秩序的準備之中。
   
   就在遊行即將舉行的30日傍晚，“星星美展”的主要發起人黃銳的母親來到了“東四14條76號”遊行指揮部，要說服黃銳退出這場遊行。這是北京市當局很毒的一著，無疑“釜底抽薪”。    正在黃銳他們一籌莫展的時候，他們來問我怎麽辦，我說我去試試和黃老太太談談。
 
    我見到了黃銳的媽媽，我說：“黃伯母，作為一個母親，為了兒女總有操不完的心。‘十一’要由我們這些人在北京舉行遊行，這樣大的動靜，你為孩子擔憂，我完全理解。當然，我相信黃伯母為自己的兒子會想得更加長遠。您知道黃銳是‘星星美展’的發起人，現在，‘星星美展’受到警察的騷擾破壞，還沒收了他們的藝術作品，您說我們能夠不憤怒嗎，能夠不聲張正義嗎。遊行，我們也不是非遊不可，如果他們向藝術家們道了歉，送還了藝術品，給予展出場所，我們不一定要遊行；可是他們非但不道歉，連跟我們談一談都不肯，這場遊行是他們逼出來的啊。黃銳，也是這次遊行的發起人，是他和他的朋友邀請我們來這裏為他們聲張正義的，如果在這個時刻，黃銳沒有特別的理由，撤了，那麽他今後還怎麽做人，他今後還會有朋友嗎？我相信，黃伯母一定是為黃銳的長遠著想、深明大義的好母親，一定不會讓他成為永遠失去朋友的人。黃伯母，您請放心，如果一定要遊行的話，我們這些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包括我徐文立，一定站在隊伍的最前麵，如果當局抓人的話，抓的一定是我們；如果當局開槍的話，打傷、打死的也一定是我們！我們一定全力保護黃銳他們這些藝術家！” 
   
    話說到這兒，黃伯母說：“你都這麽說了，我也不再說什麽了。”
   
    未成想，中共北京市委除了釜底抽薪這一計，竟然沒有了下一計。
   
    30日我睡得很晚，“十一”這天我卻醒得很早。凡是有重大的活動，我不用上鬧鍾，早上一定會準時起床。
   
    起床之後，我就帶了兩個人，趕往西單，先去查看有什麽異常動靜沒有。一路從公共汽車上看去，未見大的異常，西單那裏顯然有那麽幾個便衣。
   
    時間一點、一點地接近預定的時間。
   
    看來，這“行”是非遊不可了。
   
    在西單“民主牆”貼有《聯合公告》的地方，人越聚越多……。 

    集會按時開始了，黃銳、馬德升、呂樸和我分別講了話，講清了這次遊行是被迫的，是為了維護藝術家的權利，是為了維護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這些演說熱情、真誠、充滿理性，不但贏得了與會者的同情，而且極大地調動了參與者的熱情……。
   
    遊行之箭上了弦。
   
    我一聲號令：出發！
   
    隊伍雖不算壯觀，倒也整齊，幾百人，在當年，那是冒死求義的幾百人哪；加上圍觀的市民也站滿了電報大樓前的長安街，頗有聲勢。
   
   巧遇這場遊行、當時還是攝影愛好者、現在已是頗有成就的攝影家的長春人——王瑞有幸拍下了這些珍貴的照片，留存於世。 
   
    那年代，中國大陸的人是沒少參加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遊行，不過那都是共產黨當局組織或允許的，參加那樣的遊行需要的隻是“耐心聽命”，然而參加這次遊行絕對需要的是正義和勇氣。
   
    馬德升、楊靖、王克平、呂樸和我走在了第一排，馬德升拄著雙拐走完全程，是正義、力量和不屈的化身；我女兒——晶晶是最小的參與者，那年七歲，叔叔們搶著把她馱在肩上；彤非常擔心出事，她緊緊尾隨著隊伍，她心中是坦蕩的，但是同時也是最擔驚受怕的，她永遠為我、為孩子、為我們捏一把汗；《四五論壇》女士們和我們一樣，無畏地並肩前行。
   
    這也是我們全家第一次一起參加的公眾活動。
   
    隊伍一麵呼著激越的口號：“要政治民主！要藝術自由！”一麵緩步向前……。
   
    很快，遊行隊伍就來到了六部口。 
   
    六部口，是明、清兩朝六部衙門所在地，更是中國共產黨中樞之所在——中共中央、國務院、各大部均糜集於此，可謂京畿中心之中心。
   
    說時遲，那時快。一眨眼的工夫，一陣皮靴踏地的整齊聲音赫然響起，片刻，六部口的東側出現了三道人牆，將長安街攔腰斬斷，第一道是警察，第二道是軍隊，第三道還是軍隊，各個虎視眈眈。顯然，他們是有備而來。
   
    此時，我轉過身去，用一個手勢示意整個隊伍在原地停下來。不想兩側圍觀的人群中，卻響起了“衝過去！”的喊聲，甚至有人已經快速地爬到了樹上，我和遊行隊伍的全體都沒有理會這些……，這時就顯示了預先有組織的定力。事後揣測，喊“衝過去！”的人中很可能就有共產黨的便衣警察。
   
    當隊伍停穩，我一個人走向前去。 
   
    瞬間，旁觀者、人牆、遊行隊伍的周圍鴉雀無聲，我的朋友們將我們的橫幅高高擎起：“維護憲法遊行”、“要政治民主，要藝術自由” ！風，呼呼地吹拂著我們的橫幅。
   
    我在一個顯然是警察指揮者的麵前，站定，大聲向他問道：“警察同誌，我們公告在先，我們這支遊行隊伍將前往北京市委，請告訴我們，我們應該怎麽走？”
   
    那個警察說：“你們可以從這兒向南，順北新華街，從前三門去。”
   
    他的話音剛落，我猛然轉身，向著我們的隊伍、也向所有圍觀者大聲地說：“警察同誌說了，我們可以從北新華街，往前三門走去！”這是為了將警察的話固化下來！
   
    我們的隊伍向右成直角轉彎，在軍警的“人牆”麵前通過，繼續舉著我們的橫幅、標語，向南行進。
   
    此時，我才發現始終有一支大的傳媒群體在跟著我們一起前進，有當時駐京的國外各大通訊社的記者，還有各國使館的外交官（其中有後來成為法國駐華大使的馬騰）和各國的留學生……。
   
    在這裏，我應該特別提到的是當時活躍於北京的《四月影會》即池小寧、任曙林那些朋友們，他們當時已經有了比較好的裝備，比如，較好的相機和小型的攝影機。這批人，在1976年“四五運動”的時候就已經很活躍，據說後來的八九“六四”期間，他們也留下許多非常珍貴的鏡頭。可以說，中國當代民主運動三十年發展的軌跡，在他們手中都留有印記。

    當我們行進在北新華街上，不知是因為我們這支隊伍的標語醒目，旗幟新穎，誓死赴義之凝峻表情；還是由於加入了那麽多的“老外”緊緊跟隨著，我們隊伍的後麵不斷地擴大著，增加了許多跟隨著我們的市民。沿途所到，許多人都駐足在道路兩旁觀望，我們不時地停下來，不斷地發表演講，說明今天的遊行是被迫的，是迫不得已的，我們的遊行是為了維護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憲法不應該是一紙空文，公民的基本權利是應該兌現的，以取得廣大市民的同情和理解。
   
    當隊伍行進到前三門以東的公安局門口處，遊行隊伍停了下來，發自肺腑地同聲向著公安局高呼口號，因為這個機關——北京市公安局，從來是中共鎮壓民主運動、壓製人民的忠實工具，這次查封“星星美展”雖然是東城公安分局，但是大家都知道根子在這個“市局”，口號表達了大家對這個專製工具的極大義憤。對於公安局來說太突然了，公安局大樓向街一麵的窗子幾乎全部打開了，所有的人都向外觀望。
   
   對於他們來說，從1949年以來的三十年，有誰敢到他們的門前遊行示威、呼喊抗議口號！所以，公安局的機關工作人員同時推窗觀望——何來人等，如此大膽！
   
    隊伍繼續向東，不久就來到了中共北京市委的大樓門口。
   
    顯然，中共北京市委是有所準備，在大門口已經有人在等待我們，接待我們的工作人員提出，由代表進去談，當時大家公推我、呂樸、北島、黃銳等人進去和他們談判，外麵由劉青和芒克指揮。 
   
    進了大門之後，未成想，他們在大廳已經準備好了一張很長的談判用的桌子，出動了十幾位處、局級的幹部（有些顯然剛剛趕到）來跟我們談。
   
    我當下想，必須用堅定的態度，才能取得以虛求實的真正效果，所以態度上必須非常強硬。
   
    在其他代表充分地講述了“星星美展”被無理查封的經過之後，我再次聲明：東城公安分局必須承認錯誤並賠禮道歉、北京市有關方麵應提供正式的場地，讓“星星美展”繼續展出……。另一個重點，就是強調了這次遊行是被迫的，是迫不得已的，事前我們有公告，是完全合法的行為，政府方麵不應該秋後算賬！這些做不到，我們的遊行不會停止！
   
    這時，他們立即做出了答複，表示對這次遊行不會追究；同時答應會立即向上級反映我們的其他要求。請我們相信，問題一定能夠得到一個妥善的處理。
   
    到了這時，我感覺到遊行的目的已經基本達到，和我們的代表稍事商量後，向官方代表說了幾句客氣話，就告辭出來了。
   
    來到外麵，看到我們的遊行隊伍還在門口同聲高唱《團結就是力量》等歌曲。於是，我代表我們前去談判的人，向大家介紹了談判的結果：“北京市委，派了代表和我們進行了對話，他們表示能夠理解我們這次遊行是事出有因，不會因此而追究參與遊行的人的責任、也不會追究組織者的責任。”
   
   一片熱烈的掌聲。
   
   看，這就是不可回避的事實。如此正義的遊行，可大家卻都是提了腦袋來參加的啊，隊伍周圍肯定有便衣警察在攝影、照相，也許就是秋後算賬的證據；也正因為這一點，首先要取得官方的承諾，使得參加今天遊行的朋友們得到“安全保證”至關重要，首先傳達這一點，也至關重要。
   
   我心裏清楚，整個活動中我充當的角色，所起的作用，我難免會有一天要承擔全部的“罪責”，甚至為此付出“一生一世的自由”作為代價！
   
   別人的“安全”，我要爭取，並傳達給大家；至於我，這個“安全”一定因此遠離我，有關部門注意到了我的作用，我是跑不掉，也躲不了的；之後，1982年4月9日被秘密逮捕，1982年被判了民主牆時期最重的刑罰——15年徒刑4年剝權。
   
   後來，果然“星星美展”的群體蜚聲海內外之時，正是我在獄中煎熬時光之日。……。

   我接下去宣布了北京市委聽取並願意考慮我們的要求：東城公安分局必須承認錯誤並賠禮道歉，北京市有關方麵應提供正式的場地，讓“星星美展”繼續展出。
   
   我說，既然這樣，基本上達到了我們此次遊行的目的，那麽，我宣布我們這次和平的遊行到此結束，隊伍解散，謝謝大家。
   
   當大部分人散去之後，人們認為此事可以告一段落，基本成功了。我卻又把這次活動的主要組織者和各民刊的代表，聚攏在一起。我說，為了防止事情有反複，官方有進一步的行動，我們應該起草一個公告，講清事情的經過，以及官方所做的承諾，特別強調這次遊行是迫不得已的，以取得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
   
   我的倡議贏得了與會民刊同仁的讚成，之後，大家共同把說明“十一”遊行真相的傳單，印製了成千上萬份，廣為散發，特別是散發到大學校園區。所以，後來“星星美展”也真擁有了成千上萬的觀眾。
   
    據後來有人說，如果當時不解散，繼續堅持，官方是準備抓人的。    可是，平心而論，在這次“星星美展”遊行問題的處理上，中共當局算是比較克製的。事後，他們確實安排在北海公園的“畫舫齋”，為“星星美展”作了正式展出。
   
   “畫舫齋”是過去的皇家畫苑，能在那裏展出，規格是很高的，加上遊行的效應和之後的傳導，特別是《人民日報》還為此做了廣告，觀者踴躍如潮。“畫舫齋”的負責人說，真是盛況空前啊，“星星美展”一天的觀眾比“畫舫齋”以往一年的觀眾還要多。
   
   事後，戈揚老主持的《新觀察》做了專欄的評論報道，著名翻譯家馮亦代感歎道：“誰敢說這些民間的畫家中，不會出幾個中國的畢加索呢！”
   
   確實，“星星畫派”、“四月影會”等民間藝術家開創了中國當代前衛藝術的先河。
   
   後來1980、1981年連續兩年，“星星畫派”的作品在中國美術館做了展出，那期間因為觀眾比預計的多了太多，美術館隻好多辟了幾個展廳、延長了展期。
   
   “星星畫派”中的許多藝術家因此不但在國內藝術界有了很高的名望，而且有許多人走出了國門，成為世界知名的藝術家。
   
   至此，“進一步，退半步；得寸不進尺。一張一弛，進退自如”，更成為我一貫主張的政治策略。
   
(再發此文以感謝“實地攝影大師”——王瑞30年前所攝的珍貴照片首次發布 全文完博訊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