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城食客
同城食客與所有朋友同享
賀信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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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此夢六十載
——中國大陸反對黨首訪臺灣隨團漫筆（1）
賀信彤
“人是活寶”，文立說他最愛的奶奶總是這麼說。飛機騰空起飛的那一刻，我想起了這句名言。
終於，要去臺灣了。
女兒一早就趕來，送我們到機場。“一路平安，旅途快樂”女兒說這句話的時候，我讀得出祝福後麵那些許的擔心；前幾日，當聽說我們途徑香港時，一絲絲不安就隱現在女兒的臉上，“為什麼要經過香港？爸，你可要小心喔！”
從普城（Providence RI, USA）登機，兩個小時就到了底特律，換上美國西北航空公司的NW0011航班，朝著東方（我母國的方向）飛去。十三個小時之後，2007年12月7日當地時間下午三點半，飛抵日本東京機場，
晚上6點飛機再次起飛，暮色中向下鳥瞰，下麵的島國掩映在森林的黝黑裏。
我這次是隨我的先生——徐文立和他們的秘書長汪岷先生一起來的。文立、汪岷是代表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受臺灣民主基金會委託的中國青年團結會的邀請，赴台來觀摩臺灣2008年的總統大選初期活動和立法委員選舉，同時參加臺灣大學、政治大學、東吳大學、中華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五所學校及人權組織的國際研討會和座談會。
這次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組團赴台的特別意義就在於，這是中國大陸的政黨組織、也是中國大陸的反對黨第一次正式訪問臺灣和觀選。這是一次中國大陸政黨組織赴台訪問和觀選的首創之旅，對於未來海峽兩岸關係、推動中國大陸民主化進程、海峽兩岸政黨組織的互動，都有可能產生重大和深遠的影響。
我作為中國獨立筆會的會員，將和中國大陸另外一位知名作家葉永烈先生一同受邀隨團訪問臺灣。
秉性難改。雖然隨夫這麼多年，我自己卻怎麼也政治化不起來，內心總想寫點什麼隨筆，不經意中寫就了這樣一些文字；既可能讓人瞭解我先生肩負的政治使命，又可以從我的筆端品味一些我特別的觀察，分享一下我眼中的趣聞趣事。
我的先生——徐文立，作為一個被放逐的政治流亡者，流亡海外已經5年了。對於他，是多麼想再一次踏上自己祖國的土地，那種期待和衝動，我心裏是深深瞭解的。儘管臨行前幾日，女兒一再提醒：“爸爸不要進香港，可能會有危險。”可是作為妻子，多年的習慣告訴我，先生每一次的政治決斷，自有他的道理。而且，他不喜歡提前透露他的政治決斷，包括對我。好在，我已經養成了絕不事先打聽，也絕不事先影響他政治決斷的習慣。當然，我畢竟是他幾十年來風風雨雨中的伴侶，我也多多少少能夠解讀他每次重大決斷的蹤跡。其實，並不複雜；其實，也極為簡單。文立做事，從來第一憑的是良知；第二是直覺；第三才是理性。文立的行為處事，決非如有人刻意在坊間散佈的那樣神秘，當然也可能不像我概括的這般簡單。
經過5個多小時，當地時間晚10點，飛機停落在了香港新機場，旅客們魚貫而出，經過好幾個助步甬道，再按路標轉了幾個彎，來到了轉機兼出境的大廳，大量的人士向出境閘口走去；閘口前，人們排成了長龍。顯然，要出了關，才能取到行李。行事一貫從容的文立沒有去排那出境的大隊，他首先找到了將來要轉機赴台的中華航空公司的櫃檯。我從文立打聽的情況看，此時此刻的他顯然並不特別打算入境香港。可能對於文立來說，已然到了這裏，表明他已經踏上了香港的土地，已經再次踏回了祖國的土地，至於入境不入境，看不看香港的繁華街景，已經並不特別重要了。
中華航空公司的櫃檯裏有三個員工。香港機場的工作人員都著裝筆挺，頭髮、鬍鬚都打理得仔細，清爽，個個一副認真敬業的神態，接人待物很有分寸，而且談吐禮貌。
文立坦誠地告訴接待者我們現有的問題，又問倘若現在就轉機，有沒有可能？行李怎麼辦？因為那就意味著提前二天入台。
但是，由於我們受邀組團和辦理入台手續的過程比較倉促，允許入台的正式證件並未到手，7號此時是週末，8號又是假日……。
十分理解我們、甚至願意推遲下班來幫助我們的中華航空公司的楊先生遇到了一個兩難的選題：讓我們停留在轉機廳，他不忍；讓我們立即轉機，我們尚沒有入台手續，他不能。
文立為了不讓中華航空公司和這位熱心的楊先生為難，就決定試一試看，能不能臨時申請進入香港，特別用拚音填寫了姓名，而不是中文的：徐文立。
我們排隊來到了海關出口，邊防員警查看了我們的全部證件——美國政府簽發的政治難民旅行證和美國綠卡。之後，就讓我們隨他們的人去了香港入境事務辦公室，讓我們等待……，這一等，就讓我們等了二個多小時，這個過程不時可以看到一批又一批不知身份的人，從那間主任辦公室的百葉窗後，向我們這裏張望，甚至有的人用手扒開百葉窗，想把我們看個清楚。夜已深，我們也疲倦得很，可能文立知道，這是他們的一貫手法，就用這種永遠不予答復的手段，拒絕你入境。顯然，這個特區已經徒具虛名了，“一國兩製”看來也要漸漸地變成“一國一製”了，才幾年光景！起碼，現在這裏的邊防警員和北京公安局政保處的警員們，在我的眼裏是一樣的。我想，對於文立來說，最大的遺憾就是不能和香港的朋友歡聚了，這些朋友都是文立幾十年的老朋友，有的是曾和他在獄中比鄰相居的難友；有的人雖然從未謀麵，卻幾十年不懈地為營救文立和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呼號、奮鬥；文立可能遺憾的是不能當麵向最近受到中共和香港當局政治迫害的——華叔表示聲援；文立可能遺憾的是不能當麵向他的朋友——陳太的競選成功，表示他熱誠的祝賀；文立可能遺憾的是不能和他的老朋友長毛、陳仕強、盧四清……相擁問候；文立可能遺憾的是不能向參加香港反右50周年研討會的前輩們表示他的敬意……。
第二天，當臺灣的朋友們聽說文立和我滯留香港，向境管局申請，在沒有辦妥入台證件的情況下，讓我們破例地得到了轉機入台的許可。此時，先期到達香港的汪岷秘書長立即從市區趕往香港新機場協助我們，可是我們和他處在兩個不同的區域，不得會合；他又不辭辛苦再返回市中心，拿了自己的行裝再次趕來新機場，決定也提前赴台。中國民主黨香港總部主席萬寶先生也趕來機場，希望和我們一會，無奈他沒有進入登機區的機票，他和汪岷還千方百計想尋找到一個雙方可以遙遙相望的地區，但是諾大的香港新機場卻找不到這麼一個“望友台”，隻好在電話中依依道別……。
等汪岷和我們會合，我和文立得到飛往臺灣的機票時，距登機的時間隻差十幾分鐘，我們小跑地趕往登機口。臺灣的空姐招呼我們入座後，飛機緩緩移動了。
飛往臺灣的飛機，起飛了。
我聽到廣播裏傳來播音員的聲音：“您現在乘坐的是臺灣中華航空公司的……，此次飛行的終點是臺北。時間大約用1小時30分鐘……。”
是臺北，臺北！我本應該在1歲的時候隨母親乘坐這班飛機的，起點就是香港，終點也就是臺北！今年，我整整60歲！這航班整整誤了一個甲子，恍如隔世，淚水奪眶而出……。
1948年，父親去臺灣講學會友。時局巨變，父親寄來飛機票要母親帶我到香港，然後轉機再到臺灣。飛機停飛了，父親又打來電話，要媽媽趕快去天津，乘輪船先去香港，再飛臺灣，也沒能走成。再後來，父親輾轉地寄來封信，要好幾個月才能收到，前腳收信，後腳跟著來了“人民警察”，他要看信，再後來連信也通不成了，從此天各一方，渺無音訊，我沒了爸爸！
我對爸爸的瞭解，是從媽媽口中聽到的，談論爸爸總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分，在那萬籟俱寂的漆黑深夜，9歲剛剛懂事的我全神貫注地傾聽媽壓低了聲音的故事。黑暗中，我的爸爸悄然來到我的心中，那是我的爸爸，他早年留學日本，他博學、幹練、聰明過人。“他愛我嗎？”媽說“怎麼不愛？”為你取名字時，他仔細斟酌，然後彎腰親你，並跟我說：“我這個小女兒聰明，將來一定成為世界知名的人物。”“那年去臺灣，臨走的那個晚上，他緊緊摟著你睡……”媽還說。後來通信越來越難，爸爸托人帶信兒，要媽帶我去照一張照片，說他想看看我……。斷斷續續，我的爸爸深深駐在了我的心中。然而，媽媽囑咐我，對誰也不可以談起你的爸爸，永遠不能!
從我入學開始，就要填寫履歷表格，表格的最後用重體字寫著一項：親屬中，特別是直係親屬中是否有在臺灣、香港和海外的，要如實填寫。我呆呆地看著那一欄表格，從此我就知道自己早已成了罪人，因為我的父親在臺灣！……
不說、不說我的爸爸在臺灣，沒有人知道，我不要求進步，不寫入團申請，因為那將意味著要交代爸爸在臺灣。我的童年不快樂，因為要掩飾一個致命的秘密。然而，文革中，學校實行了軍管，解放軍在大會上講話：“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這個口號我們天天講，難到我們就太平了嗎？沒有，我們不能鬆懈我們的警惕。有的人，她今天就坐在你們中間，她的父親在臺灣！”說到這裏，他故意停頓一下，會場上幾百個同學，聽到這裏，不約而同地全體倒吸了一口涼氣，那聲音如同在看恐怖電影，有的女生竟然發出“呀！——”的唏噓，解放軍政委威嚴地用更冷峻的口吻繼續說下去，會場霎時鴉雀無聲，“但是，她就敢對我們隱瞞！”我坐在那裏，心砰砰亂跳，全身都感覺被火燃燒著，眼睛盯著自己的腳尖。會後，我被叫去：“怎麼樣？談談關於你的父親！”
直到1978年，我的大哥才從新加坡來找我，大哥告訴我，爸爸不是政治人物，隻是個文人，1953年，爸爸因抑鬱，在臺灣去世了，收拾遺物時，發現我的照片，爸爸一直珍藏在自己貼身的上衣口袋裏。再後來，我結了婚，我的丈夫徐文立是中國最重要的政治犯之一，我成了大反革命的家屬——應了爸爸的預言，我探監，受株連，兩次啊，一等就是16年。然後全家被驅逐出國，真得成個最不堪的“知名的人”了。
往事抹不去……！
溫柔可愛的空姐送來了點心。一杯馥鬱的烏龍茶，魚肉小窩窩頭，叉燒包，包裹竹葉的蝦，還有顫巍巍碧綠果凍。好貼心的一餐，好溫馨的一餐，帶著爸爸應該給予我的溫暖……。
空姐們，穿著傳統的中式旗袍，俏皮端莊，且是藕荷色，真是巧合嗎？這是媽最愛的顏色！
爸爸媽媽早已作古，這一切都是您們安排的嗎？
冥冥中，爸媽慈悲、愛憐地注視著我。
我終於來到臺灣了，還有我的夫君，謝謝我的爸爸！我的媽媽！
（原載香港《蘋果日報》12/23/07）
不堪此夢六十載
——中國大陸反對黨首訪台灣隨團漫筆（1）
賀信彤
“人是活寶”，文立說他最愛的奶奶總是這麽說。飛機騰空起飛的那一刻，我想起了這句名言。
終於，要去台灣了。
女兒一早就趕來，送我們到機場。“一路平安，旅途快樂”女兒說這句話的時候，我讀得出祝福後麵那些許的擔心；前幾日，當聽說我們途徑香港時，一絲絲不安就隱現在女兒的臉上，“為什麽要經過香港？爸，你可要小心喔！”
從普城（Providence RI, USA）登機，兩個小時就到了底特律，換上美國西北航空公司的NW0011航班，朝著東方（我母國的方向）飛去。十三個小時之後，2007年12月7日當地時間下午三點半，飛抵日本東京機場，
晚上6點飛機再次起飛，暮色中向下鳥瞰，下麵的島國掩映在森林的黝黑裏。
我這次是隨我的先生——徐文立和他們的秘書長汪岷先生一起來的。文立、汪岷是代表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受台灣民主基金會委托的中國青年團結會的邀請，赴台來觀摩台灣2008年的總統大選初期活動和立法委員選舉，同時參加台灣大學、政治大學、東吳大學、中華大學、國立台北教育大學五所學校及人權組織的國際研討會和座談會。
這次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組團赴台的特別意義就在於，這是中國大陸的政黨組織、也是中國大陸的反對黨第一次正式訪問台灣和觀選。這是一次中國大陸政黨組織赴台訪問和觀選的首創之旅，對於未來海峽兩岸關係、推動中國大陸民主化進程、海峽兩岸政黨組織的互動，都有可能產生重大和深遠的影響。
我作為中國獨立筆會的會員，將和中國大陸另外一位知名作家葉永烈先生一同受邀隨團訪問台灣。
秉性難改。雖然隨夫這麽多年，我自己卻怎麽也政治化不起來，內心總想寫點什麽隨筆，不經意中寫就了這樣一些文字；既可能讓人了解我先生肩負的政治使命，又可以從我的筆端品味一些我特別的觀察，分享一下我眼中的趣聞趣事。
我的先生——徐文立，作為一個被放逐的政治流亡者，流亡海外已經5年了。對於他，是多麽想再一次踏上自己祖國的土地，那種期待和衝動，我心裏是深深了解的。盡管臨行前幾日，女兒一再提醒：“爸爸不要進香港，可能會有危險。”可是作為妻子，多年的習慣告訴我，先生每一次的政治決斷，自有他的道理。而且，他不喜歡提前透露他的政治決斷，包括對我。好在，我已經養成了絕不事先打聽，也絕不事先影響他政治決斷的習慣。當然，我畢竟是他幾十年來風風雨雨中的伴侶，我也多多少少能夠解讀他每次重大決斷的蹤跡。其實，並不複雜；其實，也極為簡單。文立做事，從來第一憑的是良知；第二是直覺；第三才是理性。文立的行為處事，決非如有人刻意在坊間散布的那樣神秘，當然也可能不像我概括的這般簡單。
經過5個多小時，當地時間晚10點，飛機停落在了香港新機場，旅客們魚貫而出，經過好幾個助步甬道，再按路標轉了幾個彎，來到了轉機兼出境的大廳，大量的人士向出境閘口走去；閘口前，人們排成了長龍。顯然，要出了關，才能取到行李。行事一貫從容的文立沒有去排那出境的大隊，他首先找到了將來要轉機赴台的中華航空公司的櫃台。我從文立打聽的情況看，此時此刻的他顯然並不特別打算入境香港。可能對於文立來說，已然到了這裏，表明他已經踏上了香港的土地，已經再次踏回了祖國的土地，至於入境不入境，看不看香港的繁華街景，已經並不特別重要了。
中華航空公司的櫃台裏有三個員工。香港機場的工作人員都著裝筆挺，頭發、胡須都打理得仔細，清爽，個個一副認真敬業的神態，接人待物很有分寸，而且談吐禮貌。
文立坦誠地告訴接待者我們現有的問題，又問倘若現在就轉機，有沒有可能？行李怎麽辦？因為那就意味著提前二天入台。
但是，由於我們受邀組團和辦理入台手續的過程比較倉促，允許入台的正式證件並未到手，7號此時是周末，8號又是假日……。
十分理解我們、甚至願意推遲下班來幫助我們的中華航空公司的楊先生遇到了一個兩難的選題：讓我們停留在轉機廳，他不忍；讓我們立即轉機，我們尚沒有入台手續，他不能。
文立為了不讓中華航空公司和這位熱心的楊先生為難，就決定試一試看，能不能臨時申請進入香港，特別用拚音填寫了姓名，而不是中文的：徐文立。
我們排隊來到了海關出口，邊防警察查看了我們的全部證件——美國政府簽發的政治難民旅行證和美國綠卡。之後，就讓我們隨他們的人去了香港入境事務辦公室，讓我們等待……，這一等，就讓我們等了二個多小時，這個過程不時可以看到一批又一批不知身份的人，從那間主任辦公室的百葉窗後，向我們這裏張望，甚至有的人用手扒開百葉窗，想把我們看個清楚。夜已深，我們也疲倦得很，可能文立知道，這是他們的一貫手法，就用這種永遠不予答複的手段，拒絕你入境。顯然，這個特區已經徒具虛名了，“一國兩製”看來也要漸漸地變成“一國一製”了，才幾年光景！起碼，現在這裏的邊防警員和北京公安局政保處的警員們，在我的眼裏是一樣的。我想，對於文立來說，最大的遺憾就是不能和香港的朋友歡聚了，這些朋友都是文立幾十年的老朋友，有的是曾和他在獄中比鄰相居的難友；有的人雖然從未謀麵，卻幾十年不懈地為營救文立和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呼號、奮鬥；文立可能遺憾的是不能當麵向最近受到中共和香港當局政治迫害的——華叔表示聲援；文立可能遺憾的是不能當麵向他的朋友——陳太的競選成功，表示他熱誠的祝賀；文立可能遺憾的是不能和他的老朋友長毛、陳仕強、盧四清……相擁問候；文立可能遺憾的是不能向參加香港反右50周年研討會的前輩們表示他的敬意……。
第二天，當台灣的朋友們聽說文立和我滯留香港，向境管局申請，在沒有辦妥入台證件的情況下，讓我們破例地得到了轉機入台的許可。此時，先期到達香港的汪岷秘書長立即從市區趕往香港新機場協助我們，可是我們和他處在兩個不同的區域，不得會合；他又不辭辛苦再返回市中心，拿了自己的行裝再次趕來新機場，決定也提前赴台。中國民主黨香港總部主席萬寶先生也趕來機場，希望和我們一會，無奈他沒有進入登機區的機票，他和汪岷還千方百計想尋找到一個雙方可以遙遙相望的地區，但是諾大的香港新機場卻找不到這麽一個“望友台”，隻好在電話中依依道別……。
等汪岷和我們會合，我和文立得到飛往台灣的機票時，距登機的時間隻差十幾分鍾，我們小跑地趕往登機口。台灣的空姐招呼我們入座後，飛機緩緩移動了。
飛往台灣的飛機，起飛了。
我聽到廣播裏傳來播音員的聲音：“您現在乘坐的是台灣中華航空公司的……，此次飛行的終點是台北。時間大約用1小時30分鍾……。”
是台北，台北！我本應該在1歲的時候隨母親乘坐這班飛機的，起點就是香港，終點也就是台北！今年，我整整60歲！這航班整整誤了一個甲子，恍如隔世，淚水奪眶而出……。
1948年，父親去台灣講學會友。時局巨變，父親寄來飛機票要母親帶我到香港，然後轉機再到台灣。飛機停飛了，父親又打來電話，要媽媽趕快去天津，乘輪船先去香港，再飛台灣，也沒能走成。再後來，父親輾轉地寄來封信，要好幾個月才能收到，前腳收信，後腳跟著來了“人民警察”，他要看信，再後來連信也通不成了，從此天各一方，渺無音訊，我沒了爸爸！
我對爸爸的了解，是從媽媽口中聽到的，談論爸爸總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分，在那萬籟俱寂的漆黑深夜，9歲剛剛懂事的我全神貫注地傾聽媽壓低了聲音的故事。黑暗中，我的爸爸悄然來到我的心中，那是我的爸爸，他早年留學日本，他博學、幹練、聰明過人。“他愛我嗎？”媽說“怎麽不愛？”為你取名字時，他仔細斟酌，然後彎腰親你，並跟我說：“我這個小女兒聰明，將來一定成為世界知名的人物。”“那年去台灣，臨走的那個晚上，他緊緊摟著你睡……”媽還說。後來通信越來越難，爸爸托人帶信兒，要媽帶我去照一張照片，說他想看看我……。斷斷續續，我的爸爸深深駐在了我的心中。然而，媽媽囑咐我，對誰也不可以談起你的爸爸，永遠不能!
從我入學開始，就要填寫履曆表格，表格的最後用重體字寫著一項：親屬中，特別是直係親屬中是否有在台灣、香港和海外的，要如實填寫。我呆呆地看著那一欄表格，從此我就知道自己早已成了罪人，因為我的父親在台灣！……
不說、不說我的爸爸在台灣，沒有人知道，我不要求進步，不寫入團申請，因為那將意味著要交代爸爸在台灣。我的童年不快樂，因為要掩飾一個致命的秘密。然而，文革中，學校實行了軍管，解放軍在大會上講話：“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這個口號我們天天講，難到我們就太平了嗎？沒有，我們不能鬆懈我們的警惕。有的人，她今天就坐在你們中間，她的父親在台灣！”說到這裏，他故意停頓一下，會場上幾百個同學，聽到這裏，不約而同地全體倒吸了一口涼氣，那聲音如同在看恐怖電影，有的女生竟然發出“呀！——”的唏噓，解放軍政委威嚴地用更冷峻的口吻繼續說下去，會場霎時鴉雀無聲，“但是，她就敢對我們隱瞞！”我坐在那裏，心砰砰亂跳，全身都感覺被火燃燒著，眼睛盯著自己的腳尖。會後，我被叫去：“怎麽樣？談談關於你的父親！”
直到1978年，我的大哥才從新加坡來找我，大哥告訴我，爸爸不是政治人物，隻是個文人，1953年，爸爸因抑鬱，在台灣去世了，收拾遺物時，發現我的照片，爸爸一直珍藏在自己貼身的上衣口袋裏。再後來，我結了婚，我的丈夫徐文立是中國最重要的政治犯之一，我成了大反革命的家屬——應了爸爸的預言，我探監，受株連，兩次啊，一等就是16年。然後全家被驅逐出國，真得成個最不堪的“知名的人”了。
往事抹不去……！
溫柔可愛的空姐送來了點心。一杯馥鬱的烏龍茶，魚肉小窩窩頭，叉燒包，包裹竹葉的蝦，還有顫巍巍碧綠果凍。好貼心的一餐，好溫馨的一餐，帶著爸爸應該給予我的溫暖……。
空姐們，穿著傳統的中式旗袍，俏皮端莊，且是藕荷色，真是巧合嗎？這是媽最愛的顏色！
爸爸媽媽早已作古，這一切都是您們安排的嗎？
冥冥中，爸媽慈悲、愛憐地注視著我。
我終於來到台灣了，還有我的夫君，謝謝我的爸爸！我的媽媽！
（原載香港《蘋果日報》12/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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