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立：我們怎麽辦（1）（2004年9月28日）

徐文立：我們怎麽辦（1）（2004年9月28日）

 【《關注中國中心CCC》www.cdp1998.org 2007年2 月6 日消息】

   現每周一篇正式發表徐文立2004年開始寫的係列內部通信1－9《我們怎麽辦》。

   徐文立：我們怎麽辦（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 們 怎 麽 辦

    

    ——我的幾點意見

   徐文立

   （2004年中秋於美國）

   中國處在一個巨變的前夕。

   為了這場巨變，中國的誌士仁人摸索了一百多年，在順境和逆境中也積聚了一百多年的勢能。

   中國共產黨的當今領導之所以發出了：決不走西方式的“多黨製”、“三權分立”的政治道路的誓言，正說明了中國要走上一個現代化的舞台舍此路而無它途，這幾乎已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選擇，中國共產黨現今領導人隻是為了抗拒這種潮流，或為了取得最高權力而向他們黨內的反動勢力所作的宣誓罷了。

   人勢擋不住形啤?

   中國的巨變的潮流是不可阻擋的，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中國真誠和熱血的社會變革者，甚至包括我們這一代人，都曾被自“五四”以後的左傾思潮帶上了一條所謂的“共產主義的理想”的道路。

   前蘇聯的七十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前三十年的現實告訴人們，共產主義理想不過是徹頭徹尾的“烏托邦”。

   一些政治野心家卻利用這個“烏托邦”創建了現代的“政教合一”的共產專製政權。

   在中國，這種共產專製的政治體製一直延續到現在。

   在中國，近二十多年的盡管不完全的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卻和這種共產專製的政治體製產生了越來越不可調和的矛盾，矛盾之中所派生出來的兩個怪胎，即“普遍的腐敗”和“越來越嚴重的社會不公”，必將加速中國社會巨變的到來。

    凡是意識到這種社會巨變到來的人們，無不認為在政治上實現這種巨變的唯一途徑就是實行“多黨製”、“三權分立”。

   因為在一個以市場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之中，和一個正常社會一樣，各個人的群體的經濟利益和政治訴求必定是不一致的。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當具備必要的物質基礎之後，人們必定要尋求不同的政治力量來代表他們不同的政治利益。這就是“多黨製”、“三權分立”必然產生、存在和發展的原始動力。

   想不承認這一點，阻撓這種發展趨勢都是徒勞的。

   所以說，1998年中國民主黨人組建反對黨的努力，和所有在此前、此後進行組織反對黨努力的人們，盡管他們的曆史功績都是不可磨滅的，但是，從中國社會發展的曆史高度上看，那他們也隻是順應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而已。

   之所以中國共產黨妄圖堅持“一黨專製”，用殘酷的手段鎮壓中國民主黨人和一切為組黨而奮鬥的人們的種種倒行逆施，卻不能奏效；之所以在當今中國，中國民主黨人和其他組織反對黨的人士，非但沒有因中國共產黨的殘酷鎮壓而減少，而是越來越多地散落在中國大地的各個角落；甚至一些沒有履行任何手續的人，都自稱是中國民主黨人；以至最近中國共產黨政權驚恐地、超乎尋常地判處了沈陽的兩個中國民主黨人15年和12年的重刑。至少，可以讓人們看到這樣三點：

   一． 在中國建立真誠的政治反對黨既是必要的，又是必然的。

   二． 在當今中國大陸，要想徹底消滅政治反對黨已經幾乎是不可能的。

   三． 頑固堅持“一黨專製”的中國共產黨至今完全沒有放棄“消滅政治反對黨”這一既定方針。

   至於中國共產黨是否能夠順應曆史的潮流，最終認可一個或幾個政治反對黨的存在；或者中國共產黨自甘墮落，抗拒曆史的潮流，選擇自我毀滅的道路，那完全是中國共產黨他們自己的事情，我們隻有促動權而沒有決定權，所以，這裏暫不論。

    對於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在目前中國的政治態勢下，我們應該怎麽辦？

    我個人初步認為：

   一． 要堅定“建立政治反對黨是曆史的必然、是時代的要求”這種基本的信念。

   在中國大陸從事政治反對派運動固然“存在是第一位”的，固然“時機的把握是極其重要”的。但是，政治行動永遠不存在“最好的時機”，也永遠不存在“最不好的時機”。“組黨”這一步既然已經走出來了，盡管全體中國民主黨人也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時至今日，“組黨的時機”問題已經退位為次要的問題了。“時機的功過是非”今後可由曆史學家和曆史老人去定論，在此問題上進行無休止的爭論，隻會造成不必要的分裂，和對現實問題的漠視。

   生出的嬰兒，任誰也推不回去的。

   二． 鑒於現在中國共產黨依然不願意放棄“一黨專製”、依然殘酷鎮壓中國民主黨人和其他組黨人士的現實，在目前情況下完全沒有必要在中國大陸再進行一次什麽新的組黨熱潮。凡是認同中國民主黨（無論是浙江籌委會、還是京津黨部、或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所宣告的大同小異的黨綱、黨章）的人們，都可以繼續以中國民主黨的名義在國內活動。隻是，暫時不必在中國國內正式建立領導機構和組織體係，以一種似乎沒有組織的組織，在一些大家公認的領軍人物無形地協調下共同工作，讓它無處不在，有行而又無形，讓他們抓不著、摸不透，可能是比較好的策略。

   三． 中國民主黨主要是為未來社會服務的新型的民主製度下的政黨形式，所以從它的建黨初期就應該實行開放式的組織形式，不要把門禁搞得那麽森嚴，這樣也就可以避開在目前情況下無法進行紀律製裁的弊端。

   四． 當然，這不意味著中國民主黨不需要任何必要的組織形式。所以我主張，可以考慮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首先在海外召開一次海外工作會議，成立必要的領導機構，主要用於加大對國內中國民主黨事業的幫助和支持。鑒於我本人目前尚未解決在海外的生存問題、尚未籌措到任何政治資金、尚未物色組建好必要的工作班子，所以我目前不具備擔當此重任的條件。但是以上三個條件一旦具備，我責無旁貸。

   五． 鑒於當代中國的民主事業，從“民主牆”時期開始，就帶有強烈的個人政治行為的特色。如果不顧這樣的曆史事實，硬性地把這些極具個人特色的政治人物捏合在一起，非但削弱了他們各自發揮個人的有特色的政治行動之外，反而容易造成不必要的爭位子、搶旗子、論功過、查是非的內鬥之中。這正是中國共產黨求之不得的。

   六． 我高興地看到，中國大陸內不論是從事民主運動的，還是從事中國民主黨事業的已經形成了以中青年為主體的、更為成熟的領軍隊伍。他們之間是相互尊重的、是團結的、是默契的。那麽，就沒有必要把這種默契公開化。

   用行動培育隊伍，比先有組織後有行動更紮實。

   七． 在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畢竟遠離了中國大陸那個特定的情境。流亡在海外的，即便是公認的政治領導人物，或今後形成的領導機構，對中國大陸內部的民主運動和中國民主黨的黨務也隻有幫助、支持的責任，提出建議的義務。

   一切決策隻能在國內，而不可能在海外。

   八． 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中國民主黨在海外召開了海外工作會議之後，一旦成立了必要的黨的領導機構，可以做到黨從海外對國內進行物質支援時，應該是有形的組織對無形的組織，而不容許個人對個人。當然，這不是指“一對一”的私人性質的經濟幫助。

   九． 中國民主黨，和中國大陸的民主事業一樣，應該接受我們當年較為脫離廣大民眾、特別是脫離民眾實際利益的經驗教訓，應該把代表農工利益和中產階級利益作為我們黨的代表方向去努力。

   十． 中國民主黨人誕生於苦難，今天依然戰鬥在苦難之中，高尚的品格、高尚的黨格，幾乎成為了我們唯一的資源，也成為了我們衡量是真的民主黨人、還是假的民主黨人的試金石。“為民眾服務，公心至上”是我們黨製勝的法寶，也是我們生死存亡的關鍵。

   中國人民是不可能去追隨私欲橫流的政治組織的。在當今中國，隻有情操高尚，嚴於律己，公心至上的黨才是有希望的。

    以上意見，僅供朋友們參考。

   9/28/04 淩晨0：38

   ——————————————————————————

   附一：

   民主就是太陽

   ——2003年5月31日在美國舊金山民主基金會頒獎儀式上的講話

   徐文立

   尊敬的會長:

   尊敬的理事:

   尊敬的女士和先生們：

    我不是一個非常好的演講者，原因有兩點，第一點有這麽多說英語的朋友在聽我演講，但是我不能用英語說話，所以就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再者我這個人講話的時候不喜歡拿稿子，事先又不喜歡告訴翻譯我會說些什麽，所以給翻譯帶來很大的困難，他雖然在幕後，但是我知道，如果我講得快了他翻譯起來會有困難，所以我講話的語速盡可能慢些。

    這一次我是從美國的東部飛到西部，從羅德島州飛過來，那天是下午，我們坐的飛機是追著太陽飛過來，而且一直是追著太陽飛，我就想，這有什麽象征的意義？我想是有象征意義的——民主就是太陽，我是追著民主這個太陽飛的！

   太陽的旁邊有一個民主基金會，你們是做著太陽一樣的工作，你們把民主的陽光照耀著大陸的那些受難的、被囚禁的政治犯，用你們的陽光在美國這塊自由的大地上宣傳我們中國的民主事業，你們的工作是有非常重大的意義的。

    我本人在獄中或者是獄外的期間，都收到過你們發動許許多多的人寫的那些賀年卡，寄的那些捐款，我非常的感動。我為什麽那麽清楚有一個張昭富先生呢？我很早就看到過他寫給我的卡，所以我今天能有這樣個機會向張昭富們，我需要加一個“們”字，還有張昭富夫人這些女士們，對中國民主事業的關注、幫助、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謝！

    人們為這個國家這個民族作出自己的犧牲的時候，多多少少也會有一點“私心”，那就是，我犧牲可以，但是總該有人惦記我，關心我，我想這點“私心”是人之常情，很正常，由於你們把這種陽光、這種關心送到了中國大陸，就使得這片陽光照到他們心中了，我覺得對於他們是有特殊意義的。所以在似乎沒有什麽希望，似乎他們收不到信的情況下，你們也不斷地做下去，這樣的民主事業不僅是對那些政治犯，而且是對於我們中國的廣大民眾都是巨大的支持。

   我想借此機會談一談我對於中國民主事業在目前情況下應該怎樣做的看法，中國的民主事業具有世界意義，因為她畢竟是個大國，人口眾多，如果她是一個專製的國家，那麽她不僅威脅著中國人民的安全，她也威脅著世界人民的安全，當然威脅美國人民的安全，所以中國能不能實現民主製度，這不僅僅是中國一個國家的事情，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事情就是美國的事情，就是世界的事情。

  我來到了美國之後，我有一個深切的感受，一個民主製度要真正在一個國家確立起來，是需要民眾的巨大支持的，這個裏頭有兩點，一個是對個人權利的尊重，另外對於誠實勞動、合法取得的財產的尊重，這樣的兩點成為了堅實的基礎，民主大廈才可能確立起來，我感到美國社會幾乎是處在法治條件下的“無為而治”，我們在大街上很少看到警察和大陸最常見到的無處不在的“大簷帽”，但是這個社會既自由又非常有序，這就是法治的威力，在這種法治社會的條件下就可以實現“無為而治”，對此使我深受教育，我今年六十歲，六十歲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是“甲子一輪回”啊，我覺得我很年輕，一切要從零開始。

  【《關注中國中心CCC》www.cdp1998.org 2007年2 月6 日消息】

   現每周一篇正式發表徐文立2004年9月28日開始寫的係列內部通信1－9《我們怎麽辦》。

   徐文立：我們怎麽辦（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 們 怎 麽 辦

    ——我的幾點意見

   徐文立

   （2004年中秋於美國）

   中國處在一個巨變的前夕。

   為了這場巨變，中國的誌士仁人摸索了一百多年，在順境和逆境中也積聚了一百多年的勢能。

   中國共產黨的當今領導之所以發出了：決不走西方式的“多黨製”、“三權分立”的政治道路的誓言，正說明了中國要走上一個現代化的舞台舍此路而無它途，這幾乎已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選擇，中國共產黨現今領導人隻是為了抗拒這種潮流，或為了取得最高權力而向他們黨內的反動勢力所作的宣誓罷了。

   人勢擋不住形勢。

   中國的巨變的潮流是不可阻擋的，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中國真誠和熱血的社會變革者，甚至包括我們這一代人，都曾被自“五四”以後的左傾思潮帶上了一條所謂的“共產主義的理想”的道路。

   前蘇聯的七十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前三十年的現實告訴人們，共產主義理想不過是徹頭徹尾的“烏托邦”。

   一些政治野心家卻利用這個“烏托邦”創建了現代的“政教合一”的共產專製政權。

   在中國，這種共產專製的政治體製一直延續到現在。

   在中國，近二十多年的盡管不完全的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卻和這種共產專製的政治體製產生了越來越不可調和的矛盾，矛盾之中所派生出來的兩個怪胎，即“普遍的腐敗”和“越來越嚴重的社會不公”，必將加速中國社會巨變的到來。

    凡是意識到這種社會巨變到來的人們，無不認為在政治上實現這種巨變的唯一途徑就是實行“多黨製”、“三權分立”。

   因為在一個以市場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之中，和一個正常社會一樣，各個人的群體的經濟利益和政治訴求必定是不一致的。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當具備必要的物質基礎之後，人們必定要尋求不同的政治力量來代表他們不同的政治利益。這就是“多黨製”、“三權分立”必然產生、存在和發展的原始動力。

   想不承認這一點，阻撓這種發展趨勢都是徒勞的。

   所以說，1998年中國民主黨人組建反對黨的努力，和所有在此前、此後進行組織反對黨努力的人們，盡管他們的曆史功績都是不可磨滅的，但是，從中國社會發展的曆史高度上看，那他們也隻是順應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而已。

   之所以中國共產黨妄圖堅持“一黨專製”，用殘酷的手段鎮壓中國民主黨人和一切為組黨而奮鬥的人們的種種倒行逆施，卻不能奏效；之所以在當今中國，中國民主黨人和其他組織反對黨的人士，非但沒有因中國共產黨的殘酷鎮壓而減少，而是越來越多地散落在中國大地的各個角落；甚至一些沒有履行任何手續的人，都自稱是中國民主黨人；以至最近中國共產黨政權驚恐地、超乎尋常地判處了沈陽的兩個中國民主黨人15年和12年的重刑。至少，可以讓人們看到這樣三點：

   一． 在中國建立真誠的政治反對黨既是必要的，又是必然的。

   二． 在當今中國大陸，要想徹底消滅政治反對黨已經幾乎是不可能的。

   三． 頑固堅持“一黨專製”的中國共產黨至今完全沒有放棄“消滅政治反對黨”這一既定方針。

   至於中國共產黨是否能夠順應曆史的潮流，最終認可一個或幾個政治反對黨的存在；或者中國共產黨自甘墮落，抗拒曆史的潮流，選擇自我毀滅的道路，那完全是中國共產黨他們自己的事情，我們隻有促動權而沒有決定權，所以，這裏暫不論。

    對於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在目前中國的政治態勢下，我們應該怎麽辦？

    我個人初步認為：

   一． 要堅定“建立政治反對黨是曆史的必然、是時代的要求”這種基本的信念。

   在中國大陸從事政治反對派運動固然“存在是第一位”的，固然“時機的把握是極其重要”的。但是，政治行動永遠不存在“最好的時機”，也永遠不存在“最不好的時機”。“組黨”這一步既然已經走出來了，盡管全體中國民主黨人也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時至今日，“組黨的時機”問題已經退位為次要的問題了。“時機的功過是非”今後可由曆史學家和曆史老人去定論，在此問題上進行無休止的爭論，隻會造成不必要的分裂，和對現實問題的漠視。

   生出的嬰兒，任誰也推不回去的。

   二． 鑒於現在中國共產黨依然不願意放棄“一黨專製”、依然殘酷鎮壓中國民主黨人和其他組黨人士的現實，在目前情況下完全沒有必要在中國大陸再進行一次什麽新的組黨熱潮。凡是認同中國民主黨（無論是浙江籌委會、還是京津黨部、或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所宣告的大同小異的黨綱、黨章）的人們，都可以繼續以中國民主黨的名義在國內活動。隻是，暫時不必在中國國內正式建立領導機構和組織體係，以一種似乎沒有組織的組織，在一些大家公認的領軍人物無形地協調下共同工作，讓它無處不在，有行而又無形，讓他們抓不著、摸不透，可能是比較好的策略。

   三． 中國民主黨主要是為未來社會服務的新型的民主製度下的政黨形式，所以從它的建黨初期就應該實行開放式的組織形式，不要把門禁搞得那麽森嚴，這樣也就可以避開在目前情況下無法進行紀律製裁的弊端。

   四． 當然，這不意味著中國民主黨不需要任何必要的組織形式。所以我主張，可以考慮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首先在海外召開一次海外工作會議，成立必要的領導機構，主要用於加大對國內中國民主黨事業的幫助和支持。鑒於我本人目前尚未解決在海外的生存問題、尚未籌措到任何政治資金、尚未物色組建好必要的工作班子，所以我目前不具備擔當此重任的條件。但是以上三個條件一旦具備，我責無旁貸。

   五． 鑒於當代中國的民主事業，從“民主牆”時期開始，就帶有強烈的個人政治行為的特色。如果不顧這樣的曆史事實，硬性地把這些極具個人特色的政治人物捏合在一起，非但削弱了他們各自發揮個人的有特色的政治行動之外，反而容易造成不必要的爭位子、搶旗子、論功過、查是非的內鬥之中。這正是中國共產黨求之不得的。

   六． 我高興地看到，中國大陸內不論是從事民主運動的，還是從事中國民主黨事業的已經形成了以中青年為主體的、更為成熟的領軍隊伍。他們之間是相互尊重的、是團結的、是默契的。那麽，就沒有必要把這種默契公開化。

   用行動培育隊伍，比先有組織後有行動更紮實。

   七． 在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畢竟遠離了中國大陸那個特定的情境。流亡在海外的，即便是公認的政治領導人物，或今後形成的領導機構，對中國大陸內部的民主運動和中國民主黨的黨務也隻有幫助、支持的責任，提出建議的義務。

   一切決策隻能在國內，而不可能在海外。

   八． 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中國民主黨在海外召開了海外工作會議之後，一旦成立了必要的黨的領導機構，可以做到黨從海外對國內進行物質支援時，應該是有形的組織對無形的組織，而不容許個人對個人。當然，這不是指“一對一”的私人性質的經濟幫助。

   九． 中國民主黨，和中國大陸的民主事業一樣，應該接受我們當年較為脫離廣大民眾、特別是脫離民眾實際利益的經驗教訓，應該把代表農工利益和中產階級利益作為我們黨的代表方向去努力。

   十． 中國民主黨人誕生於苦難，今天依然戰鬥在苦難之中，高尚的品格、高尚的黨格，幾乎成為了我們唯一的資源，也成為了我們衡量是真的民主黨人、還是假的民主黨人的試金石。“為民眾服務，公心至上”是我們黨製勝的法寶，也是我們生死存亡的關鍵。

   中國人民是不可能去追隨私欲橫流的政治組織的。在當今中國，隻有情操高尚，嚴於律己，公心至上的黨才是有希望的。

    以上意見，僅供朋友們參考。

   9/28/04 淩晨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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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一：

   民主就是太陽

   ——2003年5月31日在美國舊金山民主基金會頒獎儀式上的講話

   徐文立

   尊敬的會長:

   尊敬的理事:

   尊敬的女士和先生們：

    我不是一個非常好的演講者，原因有兩點，第一點有這麽多說英語的朋友在聽我演講，但是我不能用英語說話，所以就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再者我這個人講話的時候不喜歡拿稿子，事先又不喜歡告訴翻譯我會說些什麽，所以給翻譯帶來很大的困難，他雖然在幕後，但是我知道，如果我講得快了他翻譯起來會有困難，所以我講話的語速盡可能慢些。

    這一次我是從美國的東部飛到西部，從羅德島州飛過來，那天是下午，我們坐的飛機是追著太陽飛過來，而且一直是追著太陽飛，我就想，這有什麽象征的意義？我想是有象征意義的——民主就是太陽，我是追著民主這個太陽飛的！

   太陽的旁邊有一個民主基金會，你們是做著太陽一樣的工作，你們把民主的陽光照耀著大陸的那些受難的、被囚禁的政治犯，用你們的陽光在美國這塊自由的大地上宣傳我們中國的民主事業，你們的工作是有非常重大的意義的。

    我本人在獄中或者是獄外的期間，都收到過你們發動許許多多的人寫的那些賀年卡，寄的那些捐款，我非常的感動。我為什麽那麽清楚有一個張昭富先生呢？我很早就看到過他寫給我的卡，所以我今天能有這樣個機會向張昭富們，我需要加一個“們”字，還有張昭富夫人這些女士們，對中國民主事業的關注、幫助、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謝！

    人們為這個國家這個民族作出自己的犧牲的時候，多多少少也會有一點“私心”，那就是，我犧牲可以，但是總該有人惦記我，關心我，我想這點“私心”是人之常情，很正常，由於你們把這種陽光、這種關心送到了中國大陸，就使得這片陽光照到他們心中了，我覺得對於他們是有特殊意義的。所以在似乎沒有什麽希望，似乎他們收不到信的情況下，你們也不斷地做下去，這樣的民主事業不僅是對那些政治犯，而且是對於我們中國的廣大民眾都是巨大的支持。

  我想借此機會談一談我對於中國民主事業在目前情況下應該怎樣做的看法，中國的民主事業具有世界意義，因為她畢竟是個大國，人口眾多，如果她是一個專製的國家，那麽她不僅威脅著中國人民的安全，她也威脅著世界人民的安全，當然威脅美國人民的安全，所以中國能不能實現民主製度，這不僅僅是中國一個國家的事情，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事情就是美國的事情，就是世界的事情。

    我來到了美國之後，我有一個深切的感受，一個民主製度要真正在一個國家確立起來，是需要民眾的巨大支持的，這個裏頭有兩點，一個是對個人權利的尊重，另外對於誠實勞動、合法取得的財產的尊重，這樣的兩點成為了堅實的基礎，民主大廈才可能確立起來，我感到美國社會幾乎是處在法治條件下的“無為而治”，我們在大街上很少看到警察和大陸最常見到的無處不在的“大簷帽”，但是這個社會既自由又非常有序，這就是法治的威力，在這種法治社會的條件下就可以實現“無為而治”，對此使我深受教育，我今年六十歲，六十歲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是“甲子一輪回”啊，我覺得我很年輕，一切要從零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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