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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協助領導1979年《星星美展》“十一”成功遊行，左王克平、左中徐文立、中馬德升、
右楊靖（美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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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不容呂洪來信口雌黃
——紀念中國民主黨建黨十周年、歡迎查建國先生即將出獄
徐文立
（2008年6月24日）
十年了。
1998年6月25日由浙江中國民主黨人籌備成立、1998年11月9日中國民主黨京津黨部正式成立，達到高潮的中國民主黨建黨運動在風雨中前行，她的主要領導人經受住了中共煉獄的考驗，這個在中國大陸生發出來的負責任的反對黨雖然依然弱小，但卻更加成熟、更加理性，也必定更加意氣風發。因為，中國民主黨人明白，中國民主黨的命運與祖國的命運息息相關：一，立足國內；二，公心至上、服務大眾；三，側重服務於農工商大眾和中產階級。
她的領導人之一、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執行主席——查建國先生，以“我，就是中國民主黨人”的驕傲，入獄九年，將於6月28日光榮出獄。
為了中國民主黨的健康發展，有關中國民主黨京津黨部1998年11月9日正式成立“是斷送了黨的事業？還是因此而讓中國民主黨真正成為了一個正式的政治反對黨？”這樣的大是大非問題，有必要明辨。
特別是，1998年11月10日公然背叛自己參與建黨的承諾、之後公開汙蔑1998年中國民主黨建黨運動、沉寂了近十年之久的呂洪來，去年以來，異常的活躍，他不斷地利用一些人的私心和無知，挑撥離間、拉幫結夥，詆毀中國民主黨的建黨事業，以達到他為他的主子，在實際上否認中國民主黨已經成為真正的政治反對黨的客觀事實的險惡用心。為此，我有必要正麵回應呂洪來的挑釁。同時，也請朋友們看清呂洪來對中共政權的小罵大幫忙的真實麵目。
呂洪來於2008年5月18日以聳人聽聞的手法，在網上多處發文說，他終於發現了中國民運的一個10年未解的重大謎團——即徐文立不可告人的、卑鄙的目的：“實質性的建黨，目的隻有一個：就是要在組黨運動中，走到全國朋友的前麵去，就是要在全國第一個正式建立中國民主黨，在事實上、在曆史上成為中國民主黨的真正創始人，成為中國民主黨事實上的領袖！”
“1998年11月9日，徐文立先生突然向全世界宣布：成立中國民主黨京津地區黨部，並且自任主席，查建國、高洪明、呂洪來為副主席、劉世尊為秘書長。這麽突然的一個轉變和決定，讓全國的朋友感到驚訝！也震驚了中共當局！
中國民主黨京津地區黨部的成立，將全國民運朋友的進行的籌組民主黨運動，變成了實質性的建黨！這一重大性質上的轉變，事實上是在向中國共產黨的統治者進行政治攤牌！是在挑戰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在迫使中共當權者必須在認可與鎮壓之間做出選擇！我們這麽弱小的民運力量，既沒有經濟基礎、又沒有政治基礎、群眾基礎和社會基礎！我們有什麽資格、有什麽把握、有什麽必要非得要匆忙的、在不適宜的時候與中共在政治上攤牌？！又憑什麽去盲目挑戰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稍有政治常識的朋友，都會清醒的認識到這是個荒唐透頂的政治決策、一個非常嚴重的政治錯誤！
中國民主黨京津地區黨部的成立，促使中共最高當局不能再對國內組黨運動采取拖延、敷衍，模棱兩可的態度。一直對國內組黨運動舉棋不定的中共最高統治集團，最終做出了全麵鎮壓國內組黨運動的政治決策。從而導致了1998年全國組黨運動的失敗，全國先後有近50名組黨骨幹被捕入獄，許多朋友被判10年以上的重刑，累計刑期近250年。至今許多當年的組黨骨幹仍在獄中服刑。
不僅如此，中國民主黨京津地區黨部的成立，還導致了當時全國範圍的政治反對派運動的流產，導致武漢秦永敏先生堅持了300餘期的《人權觀察》的停刊，導致天津呂洪來主辦的《筆談》的被迫停刊，導致1998年中國民運小陽春的結束。（引自王有才網站——http://www.ccdtr.org/index.php?q=%E5%90%95%E6%B4%AA%E6%9D%A5&module=search呂洪來【還原中國民運的一個重大謎團】 Sun, 18 五月 2008 11:27:46”
呂洪來這種謬論早已有之，即是所謂的徐文立“下山摘桃論”的變種。
一，姑且不論：
1）1978－1981年，徐文立參與組織和領導民主牆運動；
2）1978－1980年，徐文立主編《四五論壇》；
3）1980年11月15日，徐文立發表中國社會全麵改革“二十條”；
4）1978－1980年，徐文立組織和領導營救任畹町、魏京生、劉青等一切政治犯的民主討論會和民意測驗，組織和領導公布魏京生法庭審判的記錄；
5）1979年10月1日，徐文立協助領導在北京舉行的“星星美展”大遊行；
6）1980年春節期間，徐文立事先、事後與聞秦永敏、傅申奇、楊曉蕾、劉二安有關建立“中國民主黨”的武漢會議，並提出了積極的建議；
7）1980年6月10－12日，徐文立組織召開有徐文立、王希哲、孫維邦、劉二安參與的討論建立反對黨的北京甘家口會議；
8）1980年之後，徐文立與王希哲、孫維邦、徐水良等人繼續主編民辦刊物《學習通訊》；
9）1980－1981年，徐文立為恢複齊白石先生的世界名人的地位、為郭羅基先生鳴不平，在香港雜誌上撰寫係列文章。
因此，徐文立被判了“民主牆時期”最重的徒刑：15年徒刑、4年政治剝權。
1993年5月26日，中共政府被迫將徐文立假釋出獄。
二，姑且不論：
1）1997年11月29日，徐文立正式對外宣布：“結束一黨專製，建立第三共和，保障人權自由，重塑憲政民主”的政治綱領，之前、之後以“廣交友，不結社”和“廣交友，緩結社”的策略，聯絡全國各地異議人士，為正式建立反對黨做輿論、思想和組織上的準備；
2）1997－1998年，徐文立和秦永敏等全國各地異議人士不斷敦促中共政府加入兩個聯合國人權公約；1997年12月20日，徐文立和秦永敏、王希哲、盧四清發表《告工人同胞書》；1998年1月9日，徐文立就建立獨立工會公開發表談話；
3）1997年底起，徐文立和秦永敏及全國各地異議人士創立“空中民主牆”；
4）1998年2月4日，徐文立就西藏問題發表六點呼籲；
5）1998年3月，徐文立和秦永敏共同創建中國大陸第一個《中國人權觀察》。
6）1998年4月21日，徐文立就《中國政治轉型的民運對策與戰略》公開發表談話；
7）1998年初，秦永敏發動全國各地異議人士建立“中國政治反對派”準政黨的聯盟，公推徐文立為代表；
8）1998年5月26日當晚，徐文立和秦永敏決定，發動全國各地異議人士響應浙江同仁們的義舉，共同創建中國民主黨；
9）1998年11月9日，徐文立與查建國、高洪明、劉世遵、何德普等人經過長期籌劃，正式建立中國民主黨京津黨部。
所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1998)一中刑初字第2769號判決，寫道：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起訴書指控，被告人徐文立刑滿後，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九八年四月間，先後在接受境外記者采訪、《與韓東方對談錄》及夥同秦永敏發表的《告全國工人同胞書》中，大肆叫囂在中國‘結束一黨專製，建立第三共和，保障人權自由，重塑憲政民主’，誣蔑‘人大選舉是[黑箱]作業’，造謠全國總工會‘不是代表工人利益’，煽動成立‘獨立工會’。宣稱‘未來的那個憲政和現在已經有的憲法是兩回事’，‘我（指徐文立）肯定是想通過搞政黨政治的方式、改變選舉製度的方式來對中國的政治製度發揮自己的作用’。以上言論分別在境外刊物《中國之春》及其它媒體上發表，為顛覆國家政權做輿論準備。
起訴書指控被告人徐文立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間，為成立‘中國民主黨’，與境外敵對分子嚴家其相勾結，共同製定了《中國民主黨章程》(臨時)，並向境內外散發。該章程在總綱中確定‘中國民主黨的首要目標是在[中國結束一黨專政，建立第三共和]’。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九日，徐文立公告成立了‘中國民主黨北京天津地區黨部’，任‘黨部主席’。在此期間，徐通過積極發展成員、舉行宣誓儀式、進行組織分工、策劃召開所謂的中國民主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等活動，實施顛覆國家政權的犯罪行為。”
為此，徐文立在 1998年“中國民主黨組黨案” 第一輪判決中，再次被判了最重的徒刑13年、秦永敏12年、王有才11年。
2002年12月24日聖誕夜，中共政府被迫將徐文立流放美國。
事實勝於雄辯。這樣的徐文立，是如呂洪來等人所妖魔化的“下山摘桃”者嗎？！或者妖魔化得了的嗎？！
更重要的是，問題的大是大非在於，中國共產黨果真如呂洪來等人（包括王有才）所歌頌、或企盼的那麽心慈手軟、優柔寡斷嗎？
請看：
當年的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江澤民明白無誤地、血淋淋地宣稱：
“近來有一個動向，就是國內外的敵對分子相互勾結，策劃所謂‘合法組黨’，或者打著什麽別的旗號搞組黨的政治圖謀，實際上是想在中國搞出一個與共產黨分庭抗禮的反對黨，最終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對他們的這種政治野心，我們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有風吹草動，必須立即製止在萌芽狀態，必須堅決徹底地粉碎他們的這種企圖，切不可心慈手軟。如果讓他們搞起來，黨無寧日，國無寧日。”（摘自《江澤民文選》第二卷，572頁。）
江澤民明白無誤的、血淋淋的宣稱，讓我們清楚地看到：
在以搞組織起家的中國共產黨那裏、中國共產黨頭頭那裏，在對付中國民主黨的建黨活動，不可能有一點點的“拖延、敷衍，模棱兩可”！
因此，我們可以明白，一黨專製的中國共產黨政府對中國民主黨的鎮壓，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一黨專製的中國共產黨政府對中國民主黨的鎮壓，與中國民主黨京津黨部的正式建立、或不正式建立沒有直接關係。
因此，我們可以明白，麵對武裝到牙齒的中共政權，中國民主運動真正的組織起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為了結束中共政權的一黨專製，隻有在條件基本具備的情況下，背水一戰，以不怕犧牲的勇氣去衝擊黨禁，才有可能成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論是1998年6月25日，浙江中國民主黨人申請籌建中國民主黨，還是1998年11月9日中國民主黨京津黨部的正式建立，他們的勇氣和果敢都是名垂千古的。中國民主黨1998年雖被鎮壓，她的中堅力量甚至付出了歲月和生命的代價，但是她卻頑強地存在了，中國民主黨不論在國內、海外，都已經成為了中共政府消滅不了的中國政治反對派的中堅力量，這正是中共政權所最不願意看到和懼怕的事實。
所以，他們要“槍打出頭鳥”、“擒敵先擒王”；與此同時，中共政權又在海外利用西方自由的政治環境，策劃和製造出了“四至五個假民主黨”，幾乎一律都冠以“中國民主黨”的稱謂；有一個即便不冠“中國民主黨”的稱謂，在他們申請“假政治庇護”時，也填寫“中國民主黨”的稱謂。這些，中共政權在海外策劃和製造的 “四、五個假民主黨”，表麵上也會爭風吃醋，內裏卻成犄角之勢，相互配合；即便一個敗露了，還有另外的補上。他們一方麵敗壞中國民主黨的聲譽；另一方麵，伺機取而代之。其中，最為囂張的“中國民主黨世界同盟”的所謂主席王軍就揚言：說不定哪一天，是我們把徐文立開除出中國民主黨。
這就是呂洪來集中火力攻擊我徐文立的全部的政治目的，這決不是正常的黨內不同意見的爭論，也不是關於建黨曆史的負責任的研究和總結。
所以，我們說，呂洪來之流並非不知道、並非不懂中共頭目——江澤民明白無誤的、血淋淋的宣稱。
呂洪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當然，有些朋友由於政治經驗不足、或不了解曆史的真情，沒看透這一點，也跟著說了一些不恰當的話，則完全是可以諒解的。
呂洪來聲討我徐文立的文章中對中共政府的含情脈脈，恰恰暴露了他與中共政權的微妙關係；同時，他也是為了掩蓋他在1998年11月9日中國民主黨京津黨部正式建立的關鍵時刻，一段見不得人的醜惡曆史。
原本，念及呂洪來1998年還是一個中青年人，也念及1979年他在天津民主牆期間起過一些好的作用，不準備把他這個醜行公之於眾。但是，呂洪來目前的信口雌黃，挑撥離間，讓一些不了解那一段曆史真情的同仁產生了種種誤解，已經危及到中國民主黨作為一個整體，能不能健康地進步和發展，那隻好將呂洪來的這段醜行，公之於眾了。
1998年11月9日中國民主黨京津黨部正式成立之前，我和查建國成功地避開了北京市公安局日夜的監視，三次去了天津，完成了天津的組黨部署。考慮到呂洪來早年參加過1979年天津的民主牆運動，隻要他同意，中國民主黨京津黨部天津部分將由他出麵組織，並把黨的刊物、即《筆談》也暫放天津，也由呂洪來主辦；所以，我和查建國赴天津時，兩次特別約見了呂洪來；呂洪來當時表示全力以赴、不怕犧牲，堅決支持中國民主黨京津黨部的正式成立，同意天津部分由他公開出麵組織。但是，他提出了一個要求，即幫助他安排一個謀生的行當；我們不但立即做出了妥當的安排、解決了他的生計，還妥當地安排了黨的刊物的編輯、印刷、出版的事宜。為了他的安全，明確無誤地約好了一旦確定召開建黨會議，如何秘密通知他與會的特殊方法。
1998年11月9日中國民主黨京津黨部正式建立那一天的清晨，我們用和呂洪來事先約定好的特殊方法，用公用電話秘密地通知了他立即赴京與會。
然而，他遲到了兩個小時；他從天津趕來，遲到了，是完全可以諒解的。
可是，就在他遲到了兩個小時的期間，日夜守候在我家門口的警察們已經感覺到似乎有什麽異動，因為當天中午，陸陸續續地有幾十個生麵孔進了我家所在的大院，於是，警察采取了封門的措施，凡是生麵孔再進這個大院，就帶走盤查，呂洪來就是在這個時候被警察帶走的。
未成想，第二天，即1998年11月10日，呂洪來就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公開宣布民主黨組黨運動破壞了中國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麵，否認他參加中國民主黨的事實，並嘲諷建黨會議上與會者選舉他為中國民主黨京津黨部副主席的選舉結果。之後，我立即與呂洪來通了電話，電話中得知，這已是呂洪來自己的本意，我便寫了一篇嚴詞斥責他的文章。之後不久，我就被逮捕了。
嚴重的是在我被捕之後，我夫人記述道：
“11月30日，文立被捕，警察抄家，持續了三、四個小時，之後沒多一會兒，呂洪來就來了電話。我說，現在，院子裏還有很多警察，我的電話也被監聽。他說，沒關係，我不怕。
第二天，呂洪來又來電話，問有什麽進一步消息，問我聽廣播了嗎？呂洪來說，XXX他們發了聲明，不隻四個人，還有XXX，還有XX的不少人，是啊，我們就是不呼籲營救徐文立、秦永敏。當然，你放心，現在會依法辦事的，比20年前強多了，20年前什麽沒說，勞教我三年，現在一定是依法治國的，就是81年全國大搜捕，也隻是有限度地打擊了幾個為首的，你看這次，多數民主黨人並沒有被抓。
呂洪來還說：我說什麽來著，完了吧，踏實了吧，整個沒戲了吧，我當初就不同意組黨，老徐不聽，怎麽樣，出事了吧，……。
我答道：‘呂洪來，你明明知道我的電話被竊聽，現在是故意在這裏向公安局討好賣乖吧。你是不是以為說一百遍，公安局就相信你這套話了？文立現在人在裏麵，你這麽講不太合適吧，而且你跟我說這些，我也不是搞政治的。”
呂洪來說：‘你還不是搞政治的啊。’
顯然，呂洪來甚至想把我也往監獄裏推。
我答道：‘呂洪來，你說什麽呢？你以為，你言而無信，出爾反爾，就能討好公安局了？當初，我親眼看見，你拍著胸脯對徐文立說：沒問題，我堅決同意組黨，太棒了。你還說：到時，我隨叫隨到。為了萬無一失，你還告訴了你親戚的電話，按照你給的電話，通知了你……，你現在憑什麽在電話裏如此詆毀徐文立，自己害怕了沒關係，但是不能這樣公開無恥！’
呂洪來說：‘我就是不知道，說到哪兒，我也不知道。現在，全國救援，我也在搞，你要這樣，我可不管了。’
我答道：‘你愛管不管，你真無恥！’
——賀信彤記於1998年12月初”
呂洪來既然是這樣一個公開的背叛者，那為什麽2007年他要在6月4日之前，今年2008年他又要在四川大震災之後的第5天，不惜以被人譏諷為“炸網”的急迫，迫不及待地配合海外的“假政庇－中國民主黨”們及某種勢力集中火力三麵夾攻我徐文立呢？
一， 那是因為2007年6月4－5日在海外，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要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
中國民主黨的曆史、中國的近現代史，可能注定要記住這個曆史時刻和曆史事件。
2007年6月4－5日，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為了保存住中國民主黨這個1998年誕生在中國大陸的公開、理性、和平、負責任的政治反對黨的火種，為了海內外的中國民主黨人和異議人士和他們的家屬能在同一個會議平台上發聲，表明他們的存在和頑強。為此，經過一年多反複醞釀、討論了新的黨章、《第三共和》的政治綱領、新的領導班子，並經選舉產生了新的領導班子。來自海外14個國家和地區的黨部，以及來自於國內28個省市的中國民主黨人和異議人士，以及他們的家屬通過書麵發言和電話同步發言，在遠離祖國萬裏之外的美國羅德島州典雅的“希望俱樂部”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
這次代表大會受到了以南希•普洛西美國眾議院議長為首的各國政要和各國朋友們的讚譽和肯定，受到了台灣民主基金會楊黃美幸副執行長的讚譽和肯定，受到劉國凱為主席的中國社會民主黨等兄弟政黨和政治組織的讚譽和肯定，特別受到了來自於中國大陸各省市的中國民主黨各個黨的組織和異議人士以及家屬們的讚譽和肯定。這次大會莊嚴而肅穆，在會場的大廳舉辦了“六四血案圖片展”。大會不設主席台，但在主席台的位置上崇敬地擺放了王炳章、秦永敏、查建國等幾十位係獄的中國民主黨領導人和優秀的中國民主黨黨員的照片。大會決定，向七位優秀中國民主黨黨員和優秀的中國民主黨黨員的家屬頒發了每人500美元的獎金，兩位優秀的中國民主黨黨員250美元的獎金，授予中國大陸東西南北各地區39位優秀中國民主黨黨員稱號和獎牌。
正式會議之前，在徐文立家中以打地鋪、吃大鍋飯的方式，本著先立規則，後開會的原則，召開了三天的預備會議和之後的二天正式會議，使得整個會議緊張而有序。正式會議的最後一天，除了進行有序的民主選舉之外，全體與會的黨員代表，本著坦率、禮貌、有序的原則，進行了自由發言。新任的領導班子誠懇、虛心地聽取了他們的批評和建議。
正式會議期間，完全向海內外媒體開放，僅僅中國官方的媒體就先後派了他們駐美國的三位首席記者與會。據說，這是過去海外民運會議從來沒有過的。《人民日報》和《文匯報》駐聯合國的首席記者分別專訪了會議的組織者徐文立，《文匯報》駐華盛頓首席記者參加了大會的記者招待會和雞尾酒會，會下自由地采訪了很多與會者。令人遺憾的是，這位《文匯報》駐華盛頓首席記者卻利用這次機會，想以釜底抽薪的辦法，企圖置徐文立於失去工作、同時癱瘓中國民主黨在海外工作的死地，手段之陰險和狠毒，可見一斑。所幸，這種陰謀，在美國這種自由的國度，它難以得逞。
與此相反，美國媒體以《新中國的希望“Hope for a new China” 》，在頭版頭條的位置，高度地評價了這次會議，表達了他們的肯定。
中共當局和某種勢力卻在這一點上找到了共同點，他們不能讓中國民主黨成為未來中國的希望。
二， 那是因為中共當局發現，中國民主黨在海外保住了火種，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與中國民運的其他組織，開始結束以往海外民運四分五裂的狀況，一些健康的中國海外民運力量建立起了“中國海外民運協調會”，並於今年初成功地聯合組團赴台灣觀選和參觀訪問，並有進一步聯合共事的大好趨向。與此同時，隨著中國民主黨大批領導人相繼出獄，現在，中國民主黨在中國大陸也日趨公開和活躍，各地中國民主黨組織，特別是“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已經成功地更名為“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中國民主黨建黨運動在中國大陸非但沒有失敗，而且日益壯大成為了真正的、負責任的反對黨了，自然他們要用“中國民主黨建黨失敗論”，同時，用敗壞目前做實事的頭麵人物的手法，從所謂內部把中國民主黨搞亂、搞臭。
可是，這是徒勞的。
2006年12月5日與中國民主黨組織素味平生的北京著名的時政評論員王光澤先生，在他的《夢想中國——自由與繁榮的國度》一文中預言：1998年在中國大陸創建的中國民主黨曆經17年的努力，2015年終於在中國大陸獲得了合法地位，之後又用了5年的成長，成為了中國的第一大黨，2020年取得了在中國的執政地位。
自然我們隻能把王光澤先生的話作為一種政治預言來憧憬，但聯係到中國共產黨政府對中國民主黨的殘酷鎮壓及近年來冒牌的中國民主黨組織紛至踏來、當年反對1998年組黨運動的一些人現在卻對中國民主黨趨之若騖，當年先積極讚同、後又公然背叛者、沉寂近十年的呂洪來突然“現身”，大肆攻擊組黨，種種趨向至少表明：1998年創立於中國大陸的中國民主黨將成為中國實現和平民主轉型的、具有舉足輕重作用的政黨是有可能的。
那是因為，1998年6月25日由浙江民主黨人籌備成立、1998年11月9日中國民主黨京津黨部正式成立達到高潮的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有以下五大特點：
1. 中國民主黨1998年創建於中國大陸，而不是海外。但，1998年初，王炳章先生秘密闖關成功，對於推動中國民主黨的建立，功彪青史。之後，王希哲、傅申奇諸公配合國內中國民主黨的建立所付出的心力，和在海外建立中國民主黨各地區組織的努力，功彪青史。
2. 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和京津黨部組織1998年所頒布的黨章或臨時黨章、公告、特別是2000年1月1日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所發布的《中國民主黨迎接新世紀宣言》，都表明中國民主黨是有堅實的民主理念為基礎的、是有可能發展成為一個成熟的、負責任的、具有現代意義的政黨組織。
3. 中國民主黨1998年的創建人是一個大的群體，她的主要成員來源於1978年的中國民主牆運動和1989年的民主運動；她的絕大多數領導人是經過選舉產生的；她的40多位領導人都經曆了中共煉獄的考驗；至今尚有20多位領導人仍在獄中受刑。
4. 中國民主黨1998年建黨運動先後發生於中國大陸的28個省市、自治區，因而她具有了全國性的規模。
5. 中國民主黨自1998年創建的第一天起，就受到了美國和各國政府、聯合國人權會議以及世界輿論的高度關注，1999年度在王希哲先生和王炳章先生的領導、廖燃先生協助下讓中國民主黨人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作為一個集體成功地入圍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因而她具有了一定的世界範圍的影響。
2002年12月24日，我被流放美國之後的第二天，受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四主席之一王希哲先生的鄭重委托，經過二年的籌備和網上會議，經過海外十幾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國民主黨各黨部和黨員所參與的“三讀二議一決”，於2004年12月3日成立了“中國民主黨海外流亡總部”，以及2007年的海外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及中國民主黨在各地區的黨員公開和半公開地存在和活動，充分說明了中國民主黨已經是中共政權消滅不了，不得不麵對的政黨實體。至少說明，所謂1998年中國民主黨的組黨運動是失敗的，是沒有事實根據的。中國民主黨如同一切新生事物一樣，會有挫折；但，以失敗論來消磨中國民主黨人的意誌的別有用心，是不會得逞的。
中國民主黨海內外的架構已在，組織尚存，時機一到，何愁千軍萬馬！
甚為好笑的是，最近呂洪來又玩了一把、以排斥和孤立我徐文立為隱蔽目的的簽名運動，特別請了二位民運中所謂的大人物來領銜簽名營救秦永敏。
誰營救秦永敏，都沒有錯，都應感謝。
可是，人們並沒有忘記1998年的時候，正是這二位民運中所謂的大人物，在海外為了私人的政治目標，置大局於不顧，公開反對中國民主黨在中國大陸的組黨運動，並特別強調決不幫助徐文立、秦永敏，以及徐文立的朋友，決不營救入獄的徐文立、秦永敏；對此，他們至今沒有公開承認錯誤和致歉；這次，在呂洪來操盤下，二位民運中所謂的大人物、包括因某種原因暫已隱身的那一位又搖身一變，居然成了營救秦永敏的領銜主演，你說搞笑不搞笑？
那是因為這二位民運中所謂的大人物本能地相信歹人。所以，我奉勸這二位老朋友，同時也奉勸中共當局，呂洪來這等廝，不用也罷。
附件1－5：
附件一：【王希哲按語】
附件二：有關陸光武事件以及中國民主黨建黨曆史的一些說明
附件三：給徐文立妻子賀信彤的信
附四：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會勝利閉幕公告
附五：呂洪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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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王希哲按語】
王希哲先生反複指出：“我堅持認為，在國內高壓，事實無法合程序召開全國代表大會的情況下，幼芽的民主黨隻有兩條路：一條消極主義，事實讓民主黨自然消亡，一條，部分中堅骨幹分子站出來先拉起山頭（如查建國），成為中流砥柱不畏犧牲堅持到明天。”
——摘自《徐文立：有關陸光武事件以及中國民主黨建黨曆史的一些說明》【王希哲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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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有關陸光武事件以及中國民主黨建黨曆史的一些說明
有關陸光武事件
以及中國民主黨建黨曆史的一些說明
徐文立
（2006年1月17日）
……
1949年以前在中國建立民主政黨的努力已經進行了五、六十年的曆史。
1949年之後在中國大陸和台灣建立民主政黨的努力也從來沒有中斷過。為此，許多仁人誌士獻出了他們寶貴的生命，卻至今人們不知道在中國大陸犧牲者的英名。他們的英名可能完整地保存在中共的罪惡的檔案之中。因此，當今在中國大陸任何建立民主政黨，而為此努力的人們，均是繼承者而不是首創者。
在中國自由、民主、人權的事業中，我們這些後生充其量隻是民主之子。
有關建立當今“中國民主黨”的努力，應該追溯到1980年春節的“武漢會議”，與會者有秦永敏、傅申奇和兩位尚在中國大陸的國內人士。當時，他們準備成立的政治反對黨，就稱為“中國民主黨”。與聞者有我徐文立。
1981年6月10日至12日徐文立、王希哲、孫維邦和另一位尚在中國大陸的同仁參加的“甘家口會議”就是為了建立政治反對黨，雖然它的名稱不叫“中國民主黨”。我為此原因和其他的原因，如聯絡全國異議人士、主辦《四五論壇》和《學習通訊》、營救“民主牆”三位著名異議人士、在北京成功地組織、領導了中共三十周年大慶之日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遊行、企圖組織《中華民主統一促進會》、在香港著文為齊白石、郭羅基鳴不平……，而成為“民主牆”時期判刑最重的人——15年徒刑，4年剝權。
然而，對“甘家口會議”事先並不知情的王希哲、孫維邦還有那位目前尚在中國大陸的同仁，為此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和摧殘，其中尤以王希哲先生為重，被判刑14年。事後，王希哲、孫維邦還有那位目前尚在中國大陸的同仁卻寬容我防奸不力的嚴重錯誤，從未對我有過半句的抱怨和責備，更令我自責和羞愧。
1993年5月26日我被假釋，第一次出獄。
1993年5月26日至1998年6月26日，鑒於當時惡劣的政治環境，我主張以“廣交友，不結社”；再到“廣交友，緩結社”為掩護，為建立政治反對黨作思想上和組織上準備。“社”，就是“黨”；“緩結”，就是一定要“結”。這是極其明了的。有些人可能讀不懂，有些人可能故意讀不懂，但是中國共產黨高度警惕，使得我出獄之後的日子，幾乎天天處於中共警察的包圍之中，不得不與他們捉迷藏，盡力擺脫他們的監控。
1997年11月29日我接受《路透社》記者艾伯樂采訪之後發表的紀要，以及1998年1月9日與在香港的韓東方的電話對談，1998年4月21日接受旅法記者安琪在美國的越洋專訪，都是為了提出在中國大陸建立中國政治反對派的政治綱領：“結束一黨專製，建立第三共和，保障人權自由，重塑憲政民主”和一係列的政治策略，供各地朋友參考。
中國政治反對派，這個“派”實質上就是“黨”；這個“派”與“黨”，隻是一寸之遙。可能，有時我在政治上某種提法上的改變，使得有些朋友覺得有些突然。我想，是凡對中國大陸紅色恐怖有所了解的朋友都不難理解，在中國大陸進行政治活動，在一些帶有實質性的政治行動出台之前，都一定會放些煙霧彈，一定會“守口如瓶”。所以，一旦提法上有所改變，難免使得一些觀察不細的朋友會覺有些突然，包括原來長期在海外生活的政治經驗豐富的王炳章先生，這是完全正常的，並不奇怪的。然而，對此故作文章的人，那隻有另當別論了。
其實，我從1978年12月16日撰寫《四五論壇》的發刊詞：“中國，除台灣省外，現在還沒有一張非官方報紙。對立麵的互相依存，又互相鬥爭。……這就是《四五論壇》發刊和存在的理論基礎”之後，王希哲、孫維邦、秦永敏諸同仁在廣州、青島、武漢等地建立《四五論壇》分社；到1997年底至1998年初與秦永敏等全國同仁們建立“中國政治反對派”；再到1998年11月9日與查建國、高洪明、劉世遵、何德普正式成立“中國民主黨京津黨部”，並與秦永敏等各地同仁建立“中國民主黨各地區黨部”完全是一脈相承的，在這一點上，中國共產黨看得比有些人清楚，使得我再次成為1998年“中國民主黨案”被判刑最重的一個，我再次被判13年徒刑，3年剝權。這其中，在中國大陸建立政治反對黨是我的一切努力的核心，也是中國共產黨一再重判我的根本原因。因為，中國共產黨一貫最怕有組織的政治（包括宗教、民族、文化）的反對力量。
正是由於有了以上共同的政治默契，我才有可能和武漢秦永敏等各地朋友們有那樣默契的配合，1997年底開始在中國大陸形成了一係列沒有組織的組織：1997年12月20日促動建立獨立自由工會的《告全國工人同胞書》；不間斷的“空中民主牆”和半年近500期的《中國人權觀察》和各地《中國人權觀察》分站；由秦永敏1998年6月20日正式舉起的“中國政治反對派”的旗幟和1998年9月21日成立的“徐文立辦公室”；……。在此期間，我和秦永敏還有一些其他各地的同仁們不斷地遭遇中共政府的抓捕、關押、跟蹤、抄家……，同時承受著個別並不幹實事的人的幹擾和一兩位頗有些政治影響力，但並不懂得政治策略的政治老人在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的挑唆下，橫飛而來的無端斥責。
1998年6月25日，浙江王有才、王東海、林輝三人突然提出籌組“中國民主黨”。當晚，我和秦永敏通了長時間電話，一方麵覺得浙江的朋友步子走得過急了一點。同時商定，以大局為重，決不起新名，號召並身體力行統一在全國建立“中國民主黨”地方組織，以形成全國的規模，造成國際的影響。以現在的結果看，這個預期目的達到了，以至於現在，“中國民主黨”在有些人、甚至當年的反對者那裏，都已經趨之若騖了。
1998年7月10－16日，王有才、王東海、林輝、朱虞夫、祝正明等人被中共政府扣壓起來，我和浙江朋友、武漢秦永敏以及海內外的朋友們首次請律師朋友介入發起了大規模的營救活動和“法律後援團”，以“7•10案”大營救，全國1998年7月16日19省市100位和1998年8月10日22省市138位政治反對派人士聯署的抗議，使營救活動達到了高潮，王有才等人先後被釋放。
與此同時，我考慮到北京畢竟是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中國民主黨創建之後，順理成章的要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自然應該在北京召開。而且，以我個人的政治經驗和十幾年來已有的全國性的人脈關係，在我並不知道浙江一些年輕朋友也已經在籌備全國代表大會的情況下，為了避開中共政府有可能對籌備全國代表大會的阻撓，就隻在北京等地小規模醞釀籌備全國代表大會事宜，並以突然的方式對外公布了籌備召開中國民主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動議，此時浙江的一些青年朋友提出了不同的意見，秦永敏代表我再三同他們協商，未果。之後，一些人在某個開始不願參與組黨的人的慫恿下，也以突然的方式宣布了中國民主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籌備委員會及名單，特別並未事先征求我的意見和同意，擅自作主將我列入籌委會名單。此時，我確有過一次不冷靜地與浙江某人的電話通話，確說過幾句過頭話，至今我依然認為那是不恰當的，甚至是錯誤的。
現在檢討起來，在1998年下半年籌備召開中國民主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過程中，主要是因為當時的政治氣候極為險惡，溝通不足，造成一些誤會，加之一些人的挑唆，使得籌備中國民主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努力夭折了，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遺憾。當然，即便沒有這些內部的誤會，中共政府也一定不會讓這次代表大會在中國大陸成功召開。
在我們一再協商、退讓和妥協都不能夠取得統一的情況之下，中共政府也實際上拒絕了透過“注冊的方式”籌組中國民主黨的努力。中國民主黨北京、天津、湖北、遼寧、陝西、河北、河南等地的組黨人士隻好紛紛以“黨部”的形式，以“宣告成立”的方式在各地正式建立了中國民主黨黨部。這不能不說是在中國民主黨創建過程中的不得已的一大創舉，同時也是一大遺憾。
由於現在並不是總結中國民主黨創建曆史的恰當時機，我就回顧到這裏；我又即將為學生開課，所以沒有時間再回應任何問題，請諒解。
至於今後，我已在普林斯頓大學召開的劉賓雁先生紀念追思會上表明心跡：
“賓雁生前又說過，他生活在一個自由主義氣息濃鬱的家庭，他最後以無黨無派的自由之身離開了我們。做一個無黨無派、懂得感恩和卑謙的人，是我努力的方向。”
至於今後，我也已一再對一些朋友表示過我的全部政治抱負：
“我本人的政治報負，在於和同仁們在中國建立一個造福於中國社會和中國百姓的符合時代要求的進步的政治製度，在當代就是憲政民主的共和政體。為此，我個人將不謀求任何公職。因此，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我個人都不準備參加任何謀求公職的政治競選和政治選舉，但這完全不妨礙我認為選舉和選舉製度對於憲政民主是絕對必要的，也完全不妨礙我支持同仁們參加謀求公職的政治競選和政治選舉，特此聲明。（2005年3月30日草擬）”
http://boxun.com/hero/2006/xuwl/23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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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給徐文立妻子賀信彤的信
尊敬的嫂夫人：
想不到，第一次給你提筆寫信，竟是在這樣的時候--文立兄被判重刑，再次入獄，舉世震驚，國際嘩然。我因為搬家，電話還沒移過來，聯係很不方便。但幾天來，通過《美國之音》，整個審判的過程還是多少有了一些了解。我知道你此刻的心情，又是長夜難眠的等待，又是受不盡的白眼和傲慢……，但我想告訴你的是，與十八年前不同，文立此番大智大勇，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的壯舉，以及他在法庭上的出色表現，包括他的政治主張，已通過你的轉述，通過無線電波，傳到了很多人那裏。說實話，在我們這個資訊、信息高度壟斷的國度，官方報刊能一反以往的沉默，公開報道徐文立和他的“罪行”，這對中國的民主、人權事業來講，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很難說。
起先聽了審秦永敏、王有才的報道，不知為什麽不見提文立，當時還以為是當局想試試外界反映而故意安排的，後來聽了你轉述的情況，才知道是文立在預審中就抱定了拒不承認的態度。這在我所知道的以往對持不同政見者的審判中，還是第一次。僅此便足以看出，文立所抱定的決心，正如你所說：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通過這次審判，文立的真誠和獻身精神，以及他罕見的人格、情操，正在而且已經贏得了人們廣泛的尊敬。在這個意義上講，這次審判實際上是一次失敗的審判。被判有罪的不是徐文立，不是秦永敏、王有才，而是那套虛假的審判原則和法律製度。同時，審判還以試金石般的可靠檢驗，測出了當局簽署和遵守兩個國際人權公約的誠意及其對國際社會極不負責的態度。事實上，文立等人是在以一種自我犧牲的方式，打一場漂亮的政治戰。所以，從更寬泛的角度講，這次審判究竟對誰有利，這恐怕是審判者事前未曾想到的。與許多朋友很看重國際輿論、兩方政要的反映不同，我更看重的是這次審判所表現出來的精神意義和價值震撼--這恐怕才是文立這次付出所得到的真正收獲。它將超越那些表麵的反響和評論，而長久地回蕩在同誌和朋友，以及那些陌生的普通人心中！
說起來，我與文立也就是一麵之緣。萍水相逢，誰也不可能對誰有更深的了解和接觸。但就是在那些短暫的接觸中，文立所表現出來的那些優秀品質和卓越才幹（這些品質和才幹，在我們未見麵之前，已在朋友中流傳），卻給我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之後，雖然經過漫長的十四年的阻隔，他重獲自由，也居然沒有忘記我這個普通的朋友。之後，在我們又恢複聯係後，盡管他們一如既往地投身於他所選定的事業，但他從未要求過我參與什麽，從不提要我就什麽表態或簽名之類，他這種處處為朋友著想，不讓朋友為難，表現出他的包容和大度。對此，我隻能表示慚愧和感激。雖然我從未在信中說過，但真正相知的朋友是往往能夠心有靈犀一點通的，我從心中掂得出他的一片苦心。我為有他這樣的朋友而自豪！
尊敬的嫂子，我知道你付出得太多、太多。你所承受的艱辛與磨難、痛苦和悲愁，是我們所無法想像的。十二年的鐵窗阻隔，十二年的孤苦等待，好不容易夫妻團聚，卻隻有短短的五年，如今又被迫分離，被迫等待。你不情願，卻又無可奈何。作為女人，誰願意自己的丈夫在刺絲中滾，在險灘上爬？但作為徐文立的妻子，我想，嫂子，你應該為擁有這樣的丈夫而自豪。我常想起文立在給希哲的《春寒》所作序言中的一段話：“總有一天，我們中國人應該為一切曾受苦受難最為深重的中國政治犯的妻子和親屬樹一座豐碑。”應該在這座碑上永遠鐫刻下她們的名字。因為，她們所承受的苦難，恰恰是最不引人注意，最容易被人忽略的。
因為天各一方，山路遙遙，不能為嫂子分擔什麽，心裏十分慚愧和抱歉。我想如有機會見到文立，請轉告一聲：我們都很記掛他，也很愛戴他。此外，我們還想邀請你到我們這裏度春節，希望你能來！放鬆一下，調理調理。
願嫂子多多保重。我相信，13年的刑期隻是個象征性的數字，文立重獲自由的日子不會太遠！
捎去我們對你、對文立的祝福！祈願文立能夠在獄中養好身體，迎接新的搏擊！
就此打住。有空我會常來信。祝嫂子在新的一年裏不會失望，開顏快樂！
（貴州）Y.G.
1998.12.25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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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四：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會勝利閉幕公告
【《關注中國中心CCC》www.cdp1998.org 2007年6月10日消息】
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會於2007年6月4－5日在美國羅德島州典雅的希望俱樂部舉行。出席會議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代表、貴賓共50餘人。聯合總部（海外）新聞發言人表示，曆經坎坷的中國民主黨人迎來了海外第一次代表大會，這是中國民主黨的成年禮，標誌著組織起來的中國民主黨人，正邁開大步，走向中國的第三共和。
美國眾議院議長南茜•普洛茜女士給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會發來了賀電，賀電全文如下：
尊敬的徐文立先生
並致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
尊敬的中國民主黨代表與貴賓們：
謹祝賀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召開！
貴黨將以領導爭取中國的自由、民主與人權的鬥爭而廣受讚揚。先驅人士公開反抗當前的專製政權，以爭取全體民眾應享之不可剝奪的自由，這樣的行動往往能加快社會邁向自由的步伐。
你們可以確信，我作為美國眾議院議長，將一如既往地把促進中國的自由與民主作為頭等重要的大事來對待。我們都希望中國人民有更美好的未來，在政治上、文化上、外交上、經濟上、在一切方麵都是如此。這就是為什麽我們務必繼續努力，爭取中國的變革。我們希望有一天，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將被稱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
再次感謝貴黨對中國民主事業的引導與獻身。請接受我對貴黨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成功召開的最美好的祝願。
美國眾議院議長
南茜•普洛茜
2007年6月4日
發來賀電賀信的還有流亡美國的中國詩人黃翔、北京王光澤、秦永敏的前妻李金芳女士、山西黨部、黑龍江籌委會、香港黨部、荷蘭黨部、韓國黨部袁文瑞、（日本）亞洲和中國的民主化支持會會長牧野聖修、日本黨部、法國黨部劉偉民及全體同仁、陶文紅和汪洋石等澳洲黨部同仁、日本民主中國陣線主席趙南、亞洲和中國民主化支援會中國民聯日本分部、中國社會民主黨日本黨部、韓國武振榮、香港司徒華、何俊仁、陳立民、國內徐高金、賀偉華、劉世遵、任畹町、廖雙元、陳西、任詮、秦慶民、呂耿鬆、鹽石、佐夫、相書、李運生、趙汗青、鄭民生等等。
出席開幕式的貴賓有美國原參議員、現任布朗大學沃森國際研究所資深學者的Lincoln Chafee、中國民主黨美國之友的代表、美國其他官方和民間組織的代表、台灣民主基金會副執行長楊黃美幸、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劉國凱、《北京之春》經理薛偉以及世界維吾爾族代表大會主席熱碧婭助理Alim Seytoff、支援中國網絡總裁John Kusumi等等。
十多家新聞媒體的記者采訪了開幕式，他們之中有美國NBC、英國衛報、美國帕崴登斯市各個報社、自由亞洲電台、大紀元時報、新唐人電視台、中國大陸文匯報等等。事後，有十幾家美國主流媒體以不同形式廣泛報導了這次大會。
“一大”會場布置得隆重、莊嚴。會場正前方是紀念“六四慘案”18周年圖片展，隻身擋坦克的“時代英雄”置放在醒目的中央。會議不設主席台，前台陳列著中國民主黨“獄中群英”的照片和中國民主長征基金會會長謝中之先生專程從波士頓送來的花籃，會場裏播放著18年前天安門廣場響起過的激動人心的樂章。
9時正，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秘書長汪岷先生宣布大會開始，在會議中部就坐的“一大”正式代表有：徐文立、王希哲、鄭欽華、孫維邦、汪岷、黃華、秦晉、胡堯、鄭在勤、江弘錦、葉國忠、黃奔、萬寶、鹿邑、楚天舒、陳曉、劉正、韋民、王堯、葉國忠、方能達、唐元雋、金秀紅等。
與會者首先向“六四死難者”誌哀，全場默哀一分鍾，之後由副秘書長黃華代中國自由文化運動主席袁紅冰先生作了“審判中共暴政‘‘六四’人類罪”的演講。
大會特向“天安門母親”群體致敬意。
再由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召集人徐文立先生致開幕詞。
徐文立先生的開幕詞：
“女士們、先生們，大家早上好。
我代表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熱烈地歡迎各位來賓。
請允許我首先介紹我的同事、目前擔任布朗大學沃森國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的美國前聯邦參議員切菲先生；我也要特別介紹來自台灣民主基金會的楊黃美幸女士；還有我們“中國民主黨美國之友”的朋友們。
我們開會的這個城市被稱為Providence市，英文Providence是‘天道’的意思。Providence市是羅德島州的首府，當年羅德島州的開創者羅傑•威廉姆斯先生由於不滿麻省排斥異己的宗教政策，隻身徒步來到這裏，從此之後僅僅幾百年，自由的陽光令羅德島州繁榮昌盛。
我們的會場設在‘希望俱樂部’，‘希望俱樂部’這個名稱對中國民主黨而言是一個巨大的鼓舞，更讓我們感到希望無限。
天道•自由•希望將引領我們的會議。
‘希望俱樂部’的經理和員工為我們大會提供了周到的服務和方便，對此我們表示衷心的感謝，同時也要感謝大會秘書組的成員們，你們辛苦了。大家是否注意到在講台的對麵坐著的這位年輕人，他正在負責為發言者做發言時間到時的提示。
正好我講話的時限到了，謝謝大家！”
接著，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顧問王希哲先生宣布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會向國內的優秀中國民主黨人頒發獎牌和獎金、向國內的優秀中國民主黨人的妻子頒發特別鼓勵獎的決定：
一，經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會預備會議批準，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特授予以下43位國內優秀中國民主黨黨員獎牌以茲獎勵，這43位國內優秀中國民主黨黨員是王炳章、秦永敏、查建國、祝正明、劉賢斌、高洪明、朱虞夫、劉世遵、毛慶祥、何德普、陳西、陳忠和、楊濤、吳義龍、葉有富、佘萬寶、胡明君、王森、李作、歐陽懿、蕭詩昌、呂新華、陶加新、王澤臣、王文江、薑力鈞、佟適冬、李大偉、嶽天祥、郭新民、郭承明、俞峰、王金波、張佑菊、李誌友、劉金、張健、孔佑平、寧先華、趙梓雲（林飛）、廉彤（潛龍）、許萬平、薑福禎；
二，經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會預備會議批準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特授予以下七位國內優秀中國民主黨黨員每人500美元獎金以茲獎勵，這七位國內優秀中國民主黨黨員是王炳章、秦永敏、查建國、毛慶祥、劉賢斌、孔佑平、李大偉；
三，經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會預備會議批準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特授予以下二位國內優秀中國民主黨黨員每人250美元獎金以茲獎勵，這二位國內優秀中國民主黨黨員是胡明君、王森；
四，經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會預備會議批準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特授予中國民主黨優秀黨員何德普的妻子賈建英女士500美元特別鼓勵獎，以茲獎勵。
中國民主黨的優秀的領導人之一何德普的的妻子賈建英女士就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會授予國內43位優秀中國民主黨黨員獎牌以及對9位國內優秀中國民主黨黨員和她本人頒發獎金發來了書麵答謝詞。
6月4日會議請黃奔先生預先順利地接通了賈建英北京家中的電話，賈建英女士激動地表示：“我在這裏為他（們）高興。 4月27號，我去看他（何德普），也簡單地給他寫了一個小紙條，給他看了看，他的表情真得非常非常高興，他不能表示什麽，他當時點了點頭，很高興地笑了。”（ 賈建英的書麵答謝詞附後）
賈建英電話答謝後，徐文立先生宣讀了《中國第三共和宣言》。
正式代表們表決，除一人棄權，通過了《中國第三共和宣言》。
（附《中國第三共和宣言》：
中國第三共和宣言
（二OO七年六月四日）
我們追隨辛亥革命諸先賢開創的亞洲第一共和，我們尊重1946年製憲國大確立的第二共和，我們勵誌建設自由均富、人權平等、憲政民主的中國第三共和。
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會
於美國羅得島州天道（Providence）市
• 注：參與簽名者，並不等於認可自己是中國民主黨黨員；參與簽名者，並不等於認可自己是中國公民 • ）
徐文立先生指出：從今日始，勵誌建設“中國第三共和”，既是我黨之崇高的政治綱領，又是我黨全體黨員的神聖使命，更是我黨引領她的讚同者建設“中國第三共和”的勝利旗幟。
與會代表、來賓們在休息時，紛紛在《中國第三共和宣言》的立軸上簽名。
在6月4日上午的會議上，美國原參議員、現任布朗大學沃森國際研究所資深學者Mr. Lincoln Chafee作了精彩的演講，表示對中國民主運動和年輕的中國民主黨的熱情支持。在大會上演講的還有台灣民主基金會副執行長楊黃美幸女士、中國民主黨美國之友Mr.Sidney Gunst、Mr. Noah Sachs、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劉國凱先生、國內民主黨人任畹町由徐文立、廖雙元由鄭欽華、劉世遵由胡堯、陳西由楚天舒、任詮由江弘錦、呂耿鬆由黃華代為演講、海外中國詩人黃翔由鹿邑、學者武振榮由秦晉、國內學者賀偉華由鄭欽華、徐金高由黃奔代為演講，海內外英豪們匯聚在希望俱樂部大廳的麥克風前那一刻，蔚為壯觀和令人感動。
6月4日下午，會議由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副秘書長黃華先生主持。
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召集人徐文立先生作了題為：“讓我們共同走向第三共和”的演講。（全文另發）
顧問王希哲先生論述了“中國民主黨的幾個問題” （全文另發）
一、中國民主黨曆史上的路線問題；
二、怎樣理解“第三共和”問題；
三、中國民主黨怎樣介入國內維權和把它推向新階段的問題
四、中國民主黨的文宣和外交問題
秘書長汪岷先生呼籲：“聯合起來，抓住曆史的契機”。
他說：“我今天在這個會上，向大家，向全世界的中國海外民運組織呼籲，團結起來，聯合起來，在奧運之前，用一年的時間把分散，各自為政的民運力量凝聚起來，組成一個真正的反對運動，或者一個真正的反對黨，在那場未來將來的暴風雨中，去贏得最後的勝利。” （全文另發）
在大會上演講的還有秦晉先生，他演講的題目是：“看清路向，把握時機”；《北京之春》雜誌經理薛偉先生也都作了演講，世界維吾爾族代表大會主席熱碧婭助理Alim Seytoff 及Mr.John Kusumi等都先後發表了演講。
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徐文立先生特別助理鄭在勤先生在會上宣讀了“關愛和成長基金會”章程，徐文立先生宣布了“關愛和成長基金會”董事會名單。
徐文立先生宣布特聘盧盛鑫律師為“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關注中國中心”和“關愛和成長基金會”的法律顧問。
6月4日晚，會議主持人鄭在勤先生請“一大”黨章修改小組胡堯先生作修改黨章的報告。
代表們極為認真地審議、批準了預備會議審議通過的《中國民主黨章程》及《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黨章附件》。
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會的第一天會議，始終通過網絡直播，會議進行過程中，不斷接到來自海內外的電話和電子郵件，特別是國內的民主黨人，給與大會以熱情的支持和鼓勵。會議全程由布朗大學沃森國際研究所徐文立先生的秘書蔡若梅小姐任雙語翻譯。
中國民主黨“一大”6月5日繼續舉行，會議選舉出了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第一屆的領導成員。
6月5日的會議由秘書長汪岷主持。
首先由選舉工作小組負責人胡堯宣布“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規則和程序”。
會議經過無記名投票，選舉徐文立為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主席。
會議經過無記名投票，選舉徐文立、鄭欽華、孫維邦、汪岷、黃華、秦晉、鄭在勤、萬寶和各黨部負責人為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委員會成員。
之後，由徐文立主席主持召開了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委員會會議，選舉產生了徐文立、鄭欽華、孫維邦、汪岷、秦晉、胡堯、鄭在勤、萬寶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執委會，特聘王希哲先生為顧問、任命黃華為副秘書長。
上午10：00－12：00，由汪岷秘書長主持召開了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新的領導班子及顧問王希哲先生參加的記者招待會，並向海內外直播。記者招待會的詳情將另發。
之後，汪岷秘書長代表“一大”籌備組，向大會作了“一大”財務的初步報告。
下午，由與會的友黨代表周延風、來賓倪國興，代表方能達、唐元雋、鹿邑、劉正、楚天舒、黃奔、金秀紅等人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們特別肯定了會議“先立規矩，再開會”的原則，因而大會形成了緊張、熱烈、而有序的會風。他們並坦率地提出了建設性意見，還對新的領導班子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大會在熱烈和團結的氣氛中落下了幃幕。大家戀戀不舍地聚積在典雅、古樸的俱樂部內和門前合影留念。
附：
何德普的妻子賈建英答謝詞
（2007年6月4日）
得知我獲得中國民主黨頒發給我特殊鼓勵獎，這是繼美國二十一世紀基金會頒發給我第三屆家人獎後，第二次獲此殊榮。
我很感動，也很內疚，我對民主黨領導人徐文立先生說：我不行，比起前輩那些姐妹們來，我不算什麽。
記得有個律師曾對我說：“你丈夫被判八年，你要一直堅守，不容易啊！因為，他不是一個普通的刑事犯，你會在此期間受到很多幹擾的。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了的，做民運家屬真不容易。”
我說：“沒什麽，我前麵已有很多榜樣，有的姐妹為丈夫苦守十多年”。當時，在場的一些人都驚歎：“啊，十多年！”
是的，我們很多姐妹在丈夫深陷牢獄中時，一個人獨自撐起一個家庭，照顧老人，撫養孩子。她們忘記了危險，身穿狀衣在大街上絕食抗議；她們為了打聽丈夫被關押的地點，到處打聽、走訪；她們站在監獄的大牆外高聲喊著丈夫的名字；她們一個人走在探監的路上淚流滿麵。她們遭受過數不盡的冷落和拒絕，她們經曆過無數的冷暖和悲傷。由於常年的牽掛和焦慮，由於過度的困苦和貧窮，她們每個人過早的生出了白發；過多的長出了皺紋。但是，妻子們沒有後退，在她們每個人的臉上展現的是無畏和堅強，她們在堅守著家庭、丈夫、孩子。她們堅信：丈夫是好人，他們所做的事情是對的！
幾年來，我收到了很多民主黨朋友的問候、鼓勵和幫助，他們中間有很多都是我不認識、沒見過麵的朋友。他們很多人都是沒有固定收入，靠打工生活。國內大部分朋友因為受迫害，沒有任何收入，一方麵冒著坐牢的危險去工作，一方麵還要經常地幫助我們這些家屬，很讓我們感動。
記得有個民主黨員來看我，要拿出錢幫助我，我堅持不收，他扔下錢就跑。我追上去一再拒絕，他鄭重地對我說：“我是一個黨員，這是我們組織上的事，我應該這樣做，你不要拒絕，也不要感謝”。
就是這些一個個象金子般珍貴的人，他們前赴後繼，為中國的民主事業作出犧牲，然而他們無怨無悔，他們的精神讓我們感動；讓我們敬佩；讓我們愛得刻骨銘心！
這次大會，在你們最艱苦的情況下，千方百計為我們籌資發放獎勵，惦念著我們這些家屬，我很榮幸，也好感動！
我會告訴獄中的親人，讓他們放心，朋友們想著他們、惦記著他們、支持著他們！
在這裏，請允許我感謝中國民主黨的全體黨員對我們家屬的鼓勵和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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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五：呂洪來文章
From: lv honglai [mailto:lvhonglai@gmail.com]
Sent: 2008-5-17 (星期六) 22:14
To: Xu, Wen-Li; 徐文立; 徐文立
Subject: [Released] 歡迎批評指正
歡迎批評指正
還原中國民運的一個重大謎團
一個10年未解的政治謎團
1998年6月25日開始在中國大地上掀起了一場組建中國民主黨運動，當時剛剛從鄧小平手中接過黨政軍領導大權的，江澤民為首的中共統治集團一時亂了方寸，他們既擔心公開鎮壓國內的組黨運動，嚴重損傷自己的國際形象；又不願意放棄一黨專製獨裁統治，給剛剛籌組的中國民主黨在國內生存的空間。因此，中共最高當局一時陷入進退維穀的境地，舉棋不定。各地方當局由於沒有最高當局的明確決策，在處理這類敏感政治問題上，也不敢冒然行事，紛紛采取拖延、敷衍的策略，對於地方上的組黨要求和申請，既不敢冒然接受，也不敢擅自進行鎮壓。
正是這樣一種錯綜複雜政治局麵，使得全國籌組民主黨的運動得以在國內持續數月之久。一些缺乏政治閱曆朋友，開始盲目樂觀，以為中共有可能開放黨禁。特別是浙江首舉組黨義旗的王有才被捕後，在國內外輿論的呼籲下被釋放，更堅定了這些朋友的上述信念，結果一時間全國各地成立了幾十個中國民主黨的地方籌委會。
客觀的講，當時做為國內政治反對派代表人物的徐文立先生，一直保持著清醒的政治頭腦，他常以當年胡石根先生組黨失敗的教訓告誡身邊的朋友，強調目前國內公開組黨的條件還不成熟，要繼續堅持"廣交友、緩結社"，的方針，在行動上要堅持"進兩步、退一步"。並且一再申明自己不會公開進行組黨。
1998年11月9日，徐文立先生突然向全世界宣布：成立中國民主黨京津地區黨部，並且自任主席，查建國、高洪明、呂洪來為副主席、劉世尊為秘書長。這麽突然的一個轉變和決定，讓全國的朋友感到驚訝！也震驚了中共當局！
中國民主黨京津地區黨部的成立，將全國民運朋友的進行的籌組民主黨運動，變成了實質性的建黨！這一重大性質上的轉變，事實上是在向中國共產黨的統治者進行政治攤牌！是在挑戰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在迫使中共當權者必須在認可與鎮壓之間做出選擇！我們這麽弱小的民運力量，既沒有經濟基礎、又沒有政治基礎、群眾基礎和社會基礎！我們有什麽資格、有什麽把握、有什麽必要非得要匆忙的、在不適宜的時候與中共在政治上攤牌？！又憑什麽去盲目挑戰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稍有政治常識的朋友，都會清醒的認識到這是個荒唐透頂的政治決策、一個非常嚴重的政治錯誤！
中國民主黨京津地區黨部的成立，促使中共最高當局不能再對國內組黨運動采取拖延、敷衍，模棱兩可的態度。一直對國內組黨運動舉棋不定的中共最高統治集團，最終做出了全麵鎮壓國內組黨運動的政治決策。從而導致了1998年全國組黨運動的失敗，全國先後有近50名組黨骨幹被捕入獄，許多朋友被判10年以上的重刑，累計刑期近250年。至今許多當年的組黨骨幹仍在獄中服刑。
不僅如此，中國民主黨京津地區黨部的成立，還導致了當時全國範圍的政治反對派運動的流產，導致武漢秦永敏先生堅持了300餘期的《人權觀察》的停刊，導致天津呂洪來主辦的《筆談》的被迫停刊，導致1998年中國民運小陽春的結束。
應當說明的是1998年中共對中國大陸組建中國民主黨運動的鎮壓，最根本的原因是由於中共當局頑固堅持其一黨專製的統治的政治立場，這一點毋庸置疑。 但是，中國民主黨京津地區黨部的成立，給了中共統治者鎮壓全國組黨運動的借口，是促使中共最高當局下決心做出全麵鎮壓決策的重要原因，這同樣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10多年來，關心當年組黨運動的朋友們一直存在著一個巨大的疑問，那就是當年一直堅稱組黨條件不成熟，一直公開倡導要"廣交友、緩結社"公開聲明自己不會公開組黨的徐文立先生，為什麽會在短短的兩三天時間內，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一下子跑到全國組黨朋友的最前麵，匆匆忙忙的成立了一個中國民主黨京津地區黨部？並且親自擔任主席？究竟是什麽原因促使徐文立先生在明知組黨條件不成熟的條件下，冒然的進行實質性組黨？？？作出了這麽一個事關國內民主運動發展前途、事關國內組建中國民主黨成敗、事關國內各地參加組黨運動朋友安危的政治決策！
我是當年組黨運動的親曆者，曾經為了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政黨而努力工作。但是中國民主黨京津地區黨部成立後，我公開宣布退出組黨運動，不擔任黨部副主席。因為我認為中國民主黨京津地區黨部的成立破壞了全國的組黨運動！這是一個曆史性的、原則性的、政治錯誤！必將葬送掉全國民運朋友的組黨努力！
10年來我一直在探尋這個政治決策背後隱藏著的真相。哪怕在我最為艱難的時候，仍然在為此而苦苦的思索！曆史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驅使著我，一定要還原全國組黨運動失敗的直接原因，還原曆史真相；一定要給給近50 位為了組黨運動而入獄的朋友們一個明明白白的交代，不能讓他們近250年的刑期做的稀裏糊塗；一定要探尋出造成今日中國民主黨混亂局麵的真正原因，尋找解脫今日中國民主黨困局的方法；一定要認真的總結這段曆史的經驗和教訓，避免朋友們今後再重蹈這樣的曆史覆轍。
2008年5月9日，我在北京見到了當年成立中國民主黨京津地區黨部的當事人，黨部副主席，高洪明先生。為了那次實質性的建黨，高洪明先生入獄8年，8年的牢獄生活，在他的臉上留下了曆史的滄桑；但是，8年的牢獄沒有改變他的信念，他給我的印象還是那麽的堅強，那樣的執著！
我和高洪明先生當時雖然同為中國民主黨京津地區黨部的副主席，但是我們之間實際上隻是有一麵之緣，這次是我們之間的第一次麵對麵的交談，我們就當年的建黨過程、對成立建中國民主黨京津地區黨部的看法，及進行實質性組黨的後果及影響，比較深入的交換了認識和看法。
高洪明先生是一個很事實求是的人，對於當年參與組黨的整個過程談的很客觀，對自己和他人的評價很公正、很樸實，給我留下了比較深的印象。我也當麵評價高洪明先生：我說：他不是一個帥才，但是一個很好的將才，是中國民主事業的一員戰將。
高洪明先生很感慨，他說：如果當年徐文立先生能夠發揮好我們的作用就好了！我無法探究高洪明先生內心深處對當年組黨運動的感想。
我們之間的這次談話，基本上還原了1998年11月9日在徐文立先生家中，醞釀和建立中國民主黨京津地區黨部這一政治事件的真實情景，揭開了那個一直困擾著許多朋友的政治謎團！
將時間定格在1998年11月9日
1998年11月9日，地點北京白廣路二條四號徐文立先生的家中，當時在場的有：徐文立、查建國、高洪明、劉世尊、張輝（當時的徐文立辦公室主任）王誌新、沙浴光、共七人。徐文立先生拿出事先準備好的成立中國民主黨京津地區黨部的文件，發到在場的每一個人的手中，並對在場的人講：我們組黨，就要走到全國朋友的前麵！
然後，徐文立要求當時在場的每一個人對成立中國民主黨京津地區黨部及負責人選，表明自己的態度、正式簽名。當時與會的朋友都表態讚同徐文立先生的組黨意見，並都在文件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徐文立當即就向海外媒體正式發布了中國民主黨京津地區黨部正式成立的消息。消息發布後徐文立才讓與會的人員離開他家。11月9日北京已經進入秋末冬初時節，天氣已經有些寒意，高洪明先生回憶說，對於進行實質性的組黨，與會的一些朋友事先並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當時在場的張輝，由於高度緊張，腦門都析出了汗水。
這就是1998年11月9日中國民主黨京津地區黨部成立經過的大致情況。
10年後的今天，就當年組黨問題，我坦率的向高洪明先生提出了幾個長期壓抑在心頭問題：
（以下是我同高洪明先生在2008年5月9日談話的要點，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談話內容的客觀性、真實性，我采取問答的形式來進行敘述，由於條件的局限和出於朋友之間的相互信任，談話沒有錄音、也沒有記錄，是根據回憶整理出來的，此文已經高洪明先生確認，並根據高洪明先生的意見做了修改和補充。）
呂洪來：今天我們是第一次有機會麵對麵的交換看法，我很冒昧的問一下：洪明先生當時做為中國民主黨京津地區黨部的副主席，當初你們在成立中國民主黨京津地區黨部的時候，你想到過這樣做的後果嗎？事先想過黨成立後的生存問題嗎？想到過進行實質性組黨對全國組黨運動將造成的危害嗎？想到過這樣做事實上是在分裂全國的組黨運動嗎？
高洪明先生回答的非常的坦率：我當時根本就沒有考慮這麽多，也不會考慮這麽多。他說我當時隻是一個新人，看到全國各地都在組黨，就和查建國勸徐文立帶領大家組黨，你提出的那些問題我沒有考慮，處於我當時的情況也不會考慮這些問題。
呂洪來：洪明你可以不考慮這些問題，依你當時的情況，你沒有考慮到這些問題我也能夠理解，我很欣賞你的坦誠和直率。但是當時徐文立先生不考慮這些問題是不能原諒的，因為它是當時國內政治反對派的代表人物、是核心、是掌握方向盤的，他不能這樣輕率！這樣不負責任！因為他的一舉一動事關全局，事關全國組黨運動的成敗！
呂洪來：我當時一直告誡徐文立先生組黨的條件還不成熟，希望徐文立先生不要公開參與組黨活動，我曾跟徐文立先生講：他不公開參加組黨就是對全國組黨運動最有力的支持。徐文立先生也一再公開表明：自己不會公開參與國內的組黨運動。我1998年11月7日離開北京的時候，徐文立先生還向我說不會參加公開組黨活動，但是僅僅過了兩天，你們就宣布成立中國民主黨京津地區黨部，還設立主席、副主席。你是副主席，是主要的參與者，你能告訴我，究竟是什麽原因導致了在短短的兩天中，發生這麽重大的變化嗎？
高洪明：我實事求是的講，看到全國各地紛紛組黨，我和查建國一直都在勸說徐文立出來帶領大家組黨，徐文立一直都不同意，說組黨的條件不成熟。徐文立突然提出組黨的直接原因是因為：當時徐文立先生自己在北京成立中國民主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組，他自己做籌備組的召集人，讓我們做籌備組的工作人員，這個建議遭到了浙江王有才等朋友的反對，徐文立是在自己籌備召開中國民主黨一大的想法無法實現後，才決定公開進行組黨的，並且說：要組黨就要走到全國朋友的前麵去。所以才決定進行組黨，直接成立中國民主黨京津地區黨部。
呂洪來：需要說明的是，我從來不否認組黨的正麵意義，我也認為當時在國內徐文立先生是中國民主黨領袖的最好人選，但是我說過，我今天不是來談正麵的問題，而是談分歧、談問題。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當初徐文立先生自己宣布成立中國民主黨全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籌備組，自己做召集人，根本就沒有得到全國各地組黨朋友一致授權，是不是擅自的違反民主程序和原則的行為？目的是不是為了爭當中國民主黨的創始人和黨的領袖？在遭到浙江的朋友們反對後，突然進行實質性的組黨，是不是為了使自己在事實上成為中國民主黨的創始人，成為黨的事實上的領袖？
高洪明：今天看來不能排除這種情況。
呂洪來：進行實質性組黨的危害，我當時就清醒的認識到了，並公開聲明不讚成進行實質性建黨，不當副主席，這你都清楚，但是我當時人微言輕，起不到任何實際作用，徐文立先生說我是背叛者，不知道你今天如何看待這些問題？
高洪明：我知道你不是真的反對組黨，而是不讚成那種做法，不讚成用那樣的方式組黨。但是當時組黨是大潮，你個人的意見，即使是正確的也隻能被大潮所淹沒。徐文立先生說你是背叛者，是因為當時成立中國民主黨京津地區黨部，你是代表著天津，你公開退出組黨，京津地區委員會就有名無實了，當時徐文立先生非常生氣。
呂洪來：實質性的組黨危害是顯而易見的，最終造成全國各地有50 來位組黨骨幹被捕，許多朋友都被判了10年以上的重刑。不僅使得全國組黨運動流產，也葬送掉了1998年中國民運的小陽春，使秦永敏堅持了300多期的《人權觀察》也付之東流，付出的代價是不是太大了？如果我們當時能夠和當局妥協一些，甚至說暫時擱置組黨，大家集中在言論出版上努力一下，有沒有將《人權觀察》堅持下來的可能？
高洪明：是啊！中共抓的都是我們各地組黨的骨幹，一些朋友出獄後，都很低調，現在民主黨的活動在國內有名無實，除浙江外，各地幾乎限於停頓。秦永敏是一個幹將，被判了12年至今仍在獄中服刑，損失了《人權觀察》，確實很可惜！
呂洪來：組黨運動已經過去10年了，你當初想到過10年後的今天，國內的民主黨會落得這樣一種局麵？想到過海外會出現六個中國民主黨的分裂局麵嗎？
高洪明：我出來雖然還打著民主黨的旗號，但是根本就沒有活動的空間，沒有辦法深入社會和民眾中去，甚至是接近民眾的一個障礙，不是出於必要，我基本不用民主黨的名義活動。8年大牢，確立了我的民主黨身份，我不會放棄，但是現在確實又沒有活動的空間，確實很矛盾。也許民主黨今天這樣一種局麵，是一個應該經曆的過程。
呂洪來：你有沒有想過，正是由於當初進行實質性的組黨，分裂了國內的組黨運動，造成了中國民主黨的分裂？如果國內組黨運動不分裂，海外一些民運組織或者個人還能夠另行打出民主黨的旗號嗎？換句話說：你不認為是當初進行實質性組黨，才是導致中國民主黨今天混亂局麵的真正根源嗎？
高洪明：這個問題我不這樣認為，誰都有組建中國民主黨的權利，我相信中國民主黨最終將會實現統一，當然是要通過民主的方式實現統一。
呂洪來：我這個人說話很坦率，說話直一些你不介意吧？
高洪明：不介意，隻要說的有道理，我都會認真聽取。我這個人出來，就是一心為了事業，有什麽話可以直說，隻要是對的，我都會接受。
呂洪來：洪明先生的坦誠，很令我敬佩，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徐文立先生被捕後，你和查建國、何德普等朋友成立了中國民主黨聯合黨部，並且一直堅持到最後，表現出了對中國民主事業的執著和忠誠，非常令人敬佩！特別是何德普先生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我說了我今天來，不是為了肯定成績，而是為了來談分歧和不同觀點的，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就是你們成立的中國民主黨聯合黨部，應當說並不是由全國各地組黨朋友共同成立的。而是由幾個地區的一部分朋友組織成立的，成立這樣的一個聯合黨部，你不認為是在事實上分裂中國民主黨？你不認為這樣做這是在繼續徐文立的分裂錯誤？不知道你現在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高洪明：中國民主黨聯合黨部確實不是一個由全國組黨朋友共同成立的組織，是由五省市的朋友發起成立的，我們當時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將組黨運動堅持下去，至於你提到的這些問題，我當時沒有考慮。
呂洪來：中國民主黨聯合黨部成立後，一下子就成為了當時國內外輿論關注的中心，特別是你當時涉足民運時間不長，也沒什麽重要經曆，一下子處於那樣一種被各方關注的地位，有沒有一種榮譽感或者說精神上的滿足？
高洪明：說句實話，中國民主黨聯合黨部成立後，各地的朋友和海外的朋友、組織紛紛來聯係合作事宜，境外的媒體采訪應接不暇，每天都要在海外媒體上曝光，確實感覺到風光了一把，一下子處於這樣一種地位，要說一點沒有飄飄然是不真實的，說句實話就是為了當時的那種感覺，做這幾年牢也值得了！
呂洪來：非常欽佩洪明先生的坦誠和實事求是的態度，我在你的身上感覺到了你的人格，特別是對自己的真實思想不加掩飾，敢作敢當的精神，是一個真正的男人！中國的民主事業能有你這樣的朋友，一定會在世人麵前樹立起自己的人格力量！
一個令朋友們匪夷所思的謎底
實質性的建黨，目的隻有一個：就是要在組黨運動中，走到全國朋友的前麵去，就是要在全國第一個正式建立中國民主黨，在事實上、在曆史上成為中國民主黨的真正創始人，成為中國民主黨事實上的領袖！
我現在就下這樣一個結論，是不是有些殘酷和武斷？但是，如果當年的事實不是這個樣子，那就會更加荒唐！
因為這裏麵有一個大前提：就是當時徐文立先生的政治頭腦非常清晰，他明白的知道當時國內組黨的條件不成熟、知道正式建黨的直接後果、知道進行實質性的建黨所要付出的代價、徐文立先生心中非常明白：盲目的衝擊中共的黨禁是徒勞無益的！是政治上幼稚的表現！知道國內民主力量的實際能力。
如果，今天徐文立先生敢於聲明自己當時頭腦不清晰、不知道實質性建黨的政治後果，不知道進行實質性建黨將付出的代價、不了解國內民主力量的真實狀況，那末我們隻能認為徐文立先生是一個政治白癡！根本就不配做一個政治家！不配做一個政治領袖！
因此，正確的選擇隻有一個，那就是徐文立先生當時是在明知故做、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其實對於這一點，徐文立先生自己說的非常坦誠，他說：在中國共產黨的殘酷的統治之下，中國民主黨人不想付出血的代價，休想在中國大陸爭得到黨禁的突破。要得到必然會有付出。天下沒有不付出就得到的好事情。不付出就想得到，那是癡心妄想。
那麽為什麽徐文立先生當時會拿這麽弱小的民主力量、拿國內組黨運動的成敗，拿中國民主事業的前途去同強大的專製獨裁勢力進行政治賭博呢？如果說：徐文立先生是在故意葬送中國的民主事業、葬送全國朋友的組黨努力；那確實是冤枉了徐文立先生！事實上徐文立先生當時這樣做，就是為了同國內組黨的朋友們爭奪中國民主黨的創始人和領袖地位！
否則徐文立先生不可能在當時那樣的政治條件下，突然的轉變立場，食言而肥。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更不可能不惜打破全國籌組中國民主黨的政治格局，不惜拿中國民主事業的前途進行政治賭博，冒險進行實質性的建黨，在全國組黨朋友中首當其衝的擔任黨部的主席！
事實上一向以成熟、穩健著稱的徐文立先生、一向頭腦清晰、行事謹慎的徐文立先生、一向積極倡導"廣交友、緩結社"的徐文立先生、一直認為國內組黨條件不成熟的徐文立先生、僅僅在浙江朋友不同意其籌備召開中國民主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兩天之後，就一反常態180度大轉彎，一下子要走到組黨行動的最前列，這本身就已經很能夠說明問題了！
我想，到此徐文立先生應當無法再繼續的否認和掩飾了，如果徐文立先生還一定硬要繼續的否定和掩飾的話，那隻能在全國的民運朋友麵前進一步的證明自己的虛偽和狡辯！因為，事實上有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是徐文立先生所無法回答的：即如果1998年11月7日浙江的王有才等朋友不反對徐文立先生出麵籌備召開中國民主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不反對徐文立先生做中國民主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籌備組的召集人，你徐文立先生還會在1998年11月9日宣布成立中國民主黨京津地區黨部嗎？還會放棄自己一貫堅持的不公開組黨的立場和原則嗎？！還會放棄自己一貫創導的"廣交友、緩結社"的方針嗎？還會在全國組黨朋友中首當其衝的擔任黨部的主席嗎？！
謎底揭開了、中國民主黨的團結統一還會遙遠嗎？
一心要爭做中國民主黨真正的創始人和領袖，將來流芳青史，對於一個政治家無可厚非！我一直認為：當時在國內，徐文立先生應當是最為適合的人選。按徐文立先生當時在國內的資曆和政治能力、當時在國內和國際上的影響力、按照徐文立先生在1978年在西單民主牆運動中所做出的努力和貢獻、徐文立先生出麵籌備中國民主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做中國民主黨的領袖，應當是最為適合的人選。
同時，我也堅持認為：黨的領袖必須通過民主的程序來確立，籌備黨的一大應當得到各地組黨朋友的授權。我知道徐文立先生籌備中國民主黨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的計劃，徐文立先生跟我談過有關籌備召開中國民主黨一大的問題，我說這個事目前條件還不成熟。記得當時徐文立先生說：不是現在開，是籌備，籌備期是兩年。
當時浙江的朋友不同意由徐文立先生來籌備中國民主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大家完全可以通過進一步的協商或者政治運作來達到共識、取得一致。
僅僅就是因為浙江朋友們的一個不同意見，當時做為中國政治反對派代表的徐文立先生，竟然做出了一個令全國組黨朋友驚訝、令中共當局大感意外的正式建黨的決定！一個讓朋友們大跌眼鏡的決定！我真的沒有想到：這就是我們國內政治反對派代表人物所應當應有的心胸！這就是一個政治領袖所應具備的政治把握和審時度勢的能力！真是令人不可思議！真是讓人難以置信！這個決定讓我這個一直視徐文立先生為領袖、而引以為自豪的人，都感到汗顏！難道這就是當時中國國內政治反對派代表人物所應具備的智商嗎！
事實上中國民主黨京津地區黨部的成立，不僅葬送掉了國內的組黨事業，而且在組織上分裂了國內的籌組中國民主黨運動，後來國內一部分朋友成立的中國民主黨聯合黨部，使得中國民主黨的分裂事實化，是今天海外中國民主黨分裂局麵的重要起因，可以說：如果沒有1998年國內組黨運動的分裂、沒有中國民主黨京津地區黨部的產生、沒有後來成立的中國民主黨聯合黨部，是不會出現今天海外六個民主黨分立的局麵！
一個困擾了全國民運朋友多年的政治謎黨團，一個令當年全國組黨朋友困惑的問題，今天當我們終於能夠還原出它的謎底的時候，答案竟然是如此的簡單！
這一切的起因就是源於1998年11月7日浙江的王有才等朋友，不同意由徐文立先生來籌備中國民主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不同意徐文立擔任籌備組的召集人！
而徐文立先生在兩天後匆忙做出進行實質性建黨這樣一個關係到全國組黨運動成敗、關係到中國民主運動前途的重大政治政治決定、不惜最終葬送掉1998年國內組黨運動、造成全國近50 名各地組黨骨幹深陷牢獄、總刑期達到近250年、葬送掉1998年中國民運小陽春，所有的這一切竟然就是為了——在事實上確立徐文立先生自己做為中國民主黨創始人的曆史地位；確立自己做為黨的領袖的政治地位！！！
雖然這個謎底不是我們所期望的，但是，我堅信這個謎底是真實的。因為這個謎底符合當時的曆史事實、符合邏輯、具有關聯性。就是說，不管徐文立先生如何的否認和辯解，都無法改變這樣一個既定的政治事實!
這就是1998年11月9日徐文立先生突然宣布正式組黨、正式宣布擔任黨部主席的真相和謎底！
至於徐文立先生到了海外以後，匆忙的成立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其真正的目的和意圖，是顯而易見的。這個問題我們留待以後再敘。
最後，我隻想在此問一下徐文立先生：你今天對於當年為了自己成為中國民主黨的創始人和領袖，而突然宣布成立中國京津地區黨部一事有什麽感想？你認為10年後的今天自己真的成為了中國民主黨的創始人和領袖了嗎？你是否認為自己應當為今天中國民主黨的分裂局麵負責？
作者：呂洪來
成稿於：2008年5月16日
（Email:lvhonglai@Gmail.com）
王有才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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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洪來【還原中國民運的一個重大謎團】 Sun, 18 五月 2008 11:27:46
(徐文立：曆史不容呂洪來信口雌黃——紀念中國民主黨建黨十周年、歡迎查建國先生即將出獄（2008年6月24日） 全文完博訊www.peacehal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