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立著文：吳伯雄、國民黨、中國人的得與失

徐文立著文：吳伯雄、國民黨、中國人的得與失——得：“一中兩府”的正式確立；失：中共“一黨專製”的近期終結

 

   

 

   徐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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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伯雄、國民黨、中國人的得與失

   ——得：“一中兩府”的正式確立；

    失：中共“一黨專製”的近期終結

   徐文立

   （2008年6月1日）

    汶川大難，喪生十萬。

    一分天災，九分人禍。

   

   禍在豆腐渣校舍； 

    禍在豆腐渣民居；

    禍在預警缺失；

    禍在初戰指揮失當；

    禍在72小時內拒國外專業救援隊於國門之外。

    更禍在中共領導下的貪腐泛濫和中共控製下的市場經濟富了權貴、窮了百姓。

    然而，當今中國大陸卻是：是非顛倒！黑白顛倒！ 

    1989年6月4日殺了人的屠夫，反倒成了“英雄”。

    “殺他二十萬，保二十年江山”，反倒成了一切崇拜暴力者的圭臬。 

    參與1989年民主運動的辛辛學子和北京市民，反倒成了“反革命暴徒”！

    失去兒女的“天安門母親”卻成了被中共政府重點監控的對象！

    天理何在？！

    可是，久禍四川、久禍中國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至今沒有一句道歉的話語，甚至還成了“抗震救災”的英雄和領袖，甚至可能因此而苟延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製”。

    無數失去兒女的“汶川母親”竟然成了被中共政府重點防範的對象！

    天理何在？！

    中共永遠靠得是兩杆子：槍杆子和筆杆子。 

    中共的筆杆子，現在又多了個香港 “鳳凰台”；更多了一個別動隊，八十年代開始，所謂的“民主花瓶黨”幫助共產黨造就的愛黨、愛“國”的“憤青和憤老所組成的‘紅衛軍’”，他們已經紅旗飄飄、“威震”寰宇了……。

   此次地震，中共的槍杆子奮力救人，當然就更有利於中共的專製統治。

   特別要說的倒是共產黨的老冤家、老對頭——國民黨。

   中國老話說得透：不是冤家不聚頭。 

   從上個世紀二十年代，這兩個冤家一聚頭，中國人就無謂地犧牲了幾千萬！六十年後，資本家依舊，地主依舊……，窮人依舊……，專製更依舊！

   可，中國國民黨卻常常不情願地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福星！

   君不見，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國共第一次合作，讓中共得以羽翼豐滿；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國共第二次合作，讓中國共產黨奪得了中國國民黨的政權；這一次，中國國民黨主席吳伯雄主動拜會中國共產黨黨魁胡錦濤，國共第三次合作，中國國民黨又在幫助中共度過西藏事件和奧運所遇的雙重危機，甚至可能幫助中國共產黨悄然全麵登陸台灣。

   吳伯雄、中國國民黨、乃至全體中國人大大地“失”了，可能再次失去了近期終結中共的“一黨專製”的願景！ 

   得了大頭的共產黨，自然也暫時對國民黨有求必應。

   因此，吳伯雄、中國國民黨、乃至全體中國人也並非隻有失，而無所得。

   國共兩黨暌隔六十載，再次走到一起，應了中國人“六十甲子一輪迴”的宿命。 

   中文媒體稱此次吳伯雄和胡錦濤的會晤為：兩位執政黨領導人的首次會晤，即兩個分別在中國海峽兩岸的政府取得了執政權的執政黨領導人的首次會晤，亦即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這兩個現在正在現實地執掌著“兩岸政府”的執政黨領導人的首次會晤。 

   中文媒體的這種定位，不論人們用什麽樣的方式去解讀，都不可避免地有這樣的一種解讀，即：在“一中”、同時擱置“各表”的前提下，中國疆域之內，除了中國大陸有一個政府；在台灣，也有一個政府；這兩個政府是分別由兩個不同的政黨在執掌著現實的政權。

   也就是說，這種定位明白無誤地承認了：中國大陸的北京政府現在由中國共產黨執掌著；與此同時，現實的台北政府由中國國民黨執掌著。或者，由著雙方官方的說法，叫做:中國共產黨執掌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中國國民黨執掌著中華民國的政府；當然，同屬一個中國；隻是“一中各表”中的“各表”，暫時擱置不論。 

   也就是說，現在中國、存在著由兩個執政黨執政的兩個政府，分處台灣海峽兩岸，當然可以簡約為“一中兩府”。雖然，以往的中共領導人一再反對“一中兩府”。 

   如果這種主要以經濟互惠為前提的現實主義政治格局，被確立下來的話，就有可能避免了台海的戰事，而造福全中國老百姓。兩岸的好戰分子再想挑起戰端也難。

   當然，這兩個執政黨的執政權的取得方式還是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它的差異就在於，中國國民黨這次的執政權是由民主選舉而取得的。然而，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權，依然還是延續著用暴力奪取政權和以暴力維持政權而取得和維持的。這可能就是，吳伯雄和中國國民黨其他的領導人一再以拜謁孫中山陵寢的方式，善意地、柔性地提醒中國共產黨，應該回歸到中國共產黨也推崇的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憲政民主”的道路上來，真正在法製的軌道上，通過爭取全體國民的選票來取得執政權，這也是我們中國民主黨人的期待。

   我們中國民主黨人在2005年初，就提出了：“擯棄一黨專製，擱置台灣獨立，複興民主中國，共建均富聯邦”的政治主張。 

   我們中國民主黨人2006年5月15日公布了《敦促中共政府在大陸實行政治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希望“中國大陸應從2007年起，經過五年漸進的政治改革或改變，至2011年即亞洲第一共和國——‘中華民國’成立100周年的時候，初步完成政治改革或改變的預訂目標。” “與此同時，中共政府應和台灣政府及其朝野多黨、西藏以達賴喇嘛為首的流亡政府、法輪功人士、新疆和內蒙古尋求獨立的人士、六四受難者群體進行公開、和平的富有成效的對話，並吸納他們的代表人物參與2009年的‘國是大會’。”“經過2008年起的一年多的醞釀和準備，於2009年秋天在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和政治反對派人士共同參加的‘國是大會’；進而於2010年召開‘國是大會’授權的‘製憲會議’。”

   我們中國民主黨人在2007年6月4日海外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再一次地提出了兩岸及全民和解共榮的最佳方案——勵誌建設“中國第三共和”。

   盡管善良的人們暫時都是一廂情願，可是形勢比人強，形勢未必全對中共有利，其實當今中國大陸內部的矛盾重重、危機四伏，總爆發隻是早晚的必然，以上願景倘若假以時日，得以實現，也倒是國之大幸，民之大幸也！ 

   當然，中國大陸的官方，很有可能否認這種解讀和推演，國民黨方麵也有可能不願意把事態的發展解讀得如此清晰和明確。更何況，由於時代的進步，中國大陸不得不放寬了全民議政的可能。現在，在中國不論在大陸、還是在台灣、乃至全世界有關中國的政治力量，有關中國的政治派係空前活躍，使得中國仍處在一個有多種選擇的關鍵時刻，這些選擇概括起來可能主要有以下四種： 

   第一種，中國共產黨一統天下。這種論調的主要依據是，六十年前，中國共產黨取得中國大陸的執政權，盡管是靠暴力革命取得的，盡管它是在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以階級鬥爭的方式取得的，那也是人民選擇的結果。當人們要和共產黨討論它的合法性的時候，他們會毫不掩飾地蠻橫地說:要想讓我們下台，請拿人頭來換。中國大陸三十年來，經濟上有了長足的發展，盡管黨的權貴們依然攫取著全國大部分財富，但是因綜合國力的增長，另外西方的自由民主的政治製度也並非那樣盡善盡美，西方社會在經濟上也時會有衰退或滑坡，使得此種論者有底氣地認為，隻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有可能解決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問題；甚至認為在中國，中國共產黨並不需要放棄馬克思主義，並不需要放棄公有製為主、即黨貴所有製為主，並不需要放棄所謂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政治製度，中國共產黨不但能解決中國問題，還有可能解決全世界乃至全人類的問題。這些人的感覺好極了，盡管他們是極少數。以他們的主張，這次邀請吳伯雄來中國大陸訪問，隻不過是用柔性的辦法、經濟陷阱和主動出擊的方式，一統中國，乃至於一統天下的一個步驟而已。 

   第二種,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的普適價值，去漸進地改造“一黨專製”的中國。他們的主要依據是，台灣原本的“一黨專製”或“一黨威權專製”，就是這樣漸進地改造過來的。那麽，對於同文同種的中國大陸，為什麽不能用同樣的方法將它改造過來呢。於是乎，他們就抓住了類似這次抗震救災的大好時機，說服中國共產黨增加新聞透明度，以尋求言論自由為憲政民主的突破口；他們又以推廣誌願者（義工、誌工）這種自由民主社會盛行的方式，來加速推進公民社會的建立。他們深知，在一個社會，人們擁有了一定的私有財產之後，才有可能具備公民社會的物質基礎和意識基礎。他們聰明地懂得，公民社會才是民主社會的第一塊基石。如果中國共產黨認可了台灣政府的執政權，香港、澳門地區的高度自治，乃至於各省區的高度自治，便為中國憲政民主奠定下了第二塊基石，有了這樣兩塊堅實的基石，倘若中國出現了政治大危機而促成的政治大和解的氛圍，就有可能形成中國各種政治力量“圓桌製憲”的可能，乃至實行全麵的普選和直選。 

   第三種，在中國建立以儒、道、釋等傳統文化融合自由、民主、人權思想為價值取向的民主國家，他們的依據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永續發展，其中雖有波折，但儒、道、釋的價值觀符合中國的國情，全盤的西方價值觀未必能為中國人所接納。佛教能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能中國化，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觀沒有理由不能中國化。

   第四種，用暴烈的手段推翻中國共產黨的暴政，讓中國來一個脫胎換骨的改變，他們的依據是中國底層廣大民眾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統治的怒火已經到了臨界點，一觸即發。非此，中國才有前途。當然，能不能“脫胎換骨”隻有天知道；想當年，中國共產黨不也是要“讓中國來一個脫胎換骨的改變”嗎？這是因為他們不懂、或不會解讀人類社會的“胎”和“骨”中的密碼。在此，暫不論它。

   中國，你何去何從？

   一個社會的前途，既不以理論家、政治家的意誌為轉移，也不以各種政治力量的意誌為轉移，中國何去何從，隻有拭目以待，我們中國民主黨人作為一個生發在中國大陸的、理性的、負責任的政治反對派，責無旁貸地要和中國各方麵積極的政治派係和政治力量，不論它來自於國民黨、民進黨乃至於共產黨，團結配合，把中國向進步的方向推進。 

   此次吳伯雄主席正式代表國民黨回歸中國大陸，盡管還不可能從政治組織這個角度上，全麵回歸中國大陸。

   盡管香港等地區早已有不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組織存在；盡管1998年誕生於苦難之中的中國民主黨人，不但在海外、依然也在中國大陸客觀存在；但是，中國民主黨人和香港等地區不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組織，從政治實力這個角度上說，都不足以打破中國共產黨“一黨專製”的社會現實。 

  然而，具有在台灣地區完全意義上的執政權的中國國民黨，倘若能從經濟層麵上影響中國大陸的同時，也能從政治層麵上影響中國大陸，那都是極為可喜的一步；或者可以樂觀地說，中國共產黨“一黨專製”的局麵既可能因吳伯雄大陸行而進一步鞏固，也有可能因此開始被正式解體。

   我們期待著中國有一個“統（一）而不獨（裁），分（即高度自治）而不（動）亂”的、即“統而不獨，分而不亂”的政治局麵出現。

   （2008年5月25日起草，6月1日定稿）

   [博訊首發,轉載請注明出處] (博訊 boxun.com)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8/06/20080601101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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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伯雄、國民黨、中國人的得與失

   ——得：“一中兩府”的正式確立；

    失：中共“一黨專製”的近期終結

   徐文立

   （2008年6月1日）

    汶川大難，喪生十萬。

    一分天災，九分人禍。

   

   禍在豆腐渣校舍； 

    禍在豆腐渣民居；

    禍在預警缺失；

    禍在初戰指揮失當；

    禍在72小時內拒國外專業救援隊於國門之外。

    更禍在中共領導下的貪腐氾濫和中共控製下的市場經濟富了權貴、窮了百姓。

    然而，當今中國大陸卻是：是非顛倒！黑白顛倒！ 

    1989年6月4日殺了人的屠夫，反倒成了“英雄”。

    “殺他二十萬，保二十年江山”，反倒成了一切崇拜暴力者的圭臬。 

    參與1989年民主運動的辛辛學子和北京市民，反倒成了“反革命暴徒”！

    失去兒女的“天安門母親”卻成了被中共政府重點監控的對象！

    天理何在？！

    可是，久禍四川、久禍中國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至今沒有一句道歉的話語，甚至還成了“抗震救災”的英雄和領袖，甚至可能因此而苟延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製”。

    無數失去兒女的“汶川母親”竟然成了被中共政府重點防範的對象！

    天理何在？！

    中共永遠靠得是兩杆子：槍桿子和筆桿子。 

    中共的筆桿子，現在又多了個香港 “鳳凰台”；更多了一個別動隊，八十年代開始，所謂的“民主花瓶黨”幫助共產黨造就的愛黨、愛“國”的“憤青和憤老所組成的‘紅衛軍’”，他們已經紅旗飄飄、“威震”寰宇了……。

   此次地震，中共的槍桿子奮力救人，當然就更有利於中共的專製統治。

   特別要說的倒是共產黨的老冤家、老對頭——國民黨。

   中國老話說得透：不是冤家不聚頭。 

   從上個世紀二十年代，這兩個冤家一聚頭，中國人就無謂地犧牲了幾千萬！六十年後，資本家依舊，地主依舊……，窮人依舊……，專製更依舊！

   可，中國國民黨卻常常不情願地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福星！

   君不見，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國共第一次合作，讓中共得以羽翼豐滿；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國共第二次合作，讓中國共產黨奪得了中國國民黨的政權；這一次，中國國民黨主席吳伯雄主動拜會中國共產黨黨魁胡錦濤，國共第三次合作，中國國民黨又在幫助中共度過西藏事件和奧運所遇的雙重危機，甚至可能幫助中國共產黨悄然全麵登陸臺灣。

   吳伯雄、中國國民黨、乃至全體中國人大大地“失”了，可能再次失去了近期終結中共的“一黨專製”的願景！ 

   得了大頭的共產黨，自然也暫時對國民黨有求必應。

   因此，吳伯雄、中國國民黨、乃至全體中國人也並非隻有失，而無所得。

   國共兩黨暌隔六十載，再次走到一起，應了中國人“六十甲子一輪迴”的宿命。 

   中文媒體稱此次吳伯雄和胡錦濤的會晤為：兩位執政黨領導人的首次會晤，即兩個分別在中國海峽兩岸的政府取得了執政權的執政黨領導人的首次會晤，亦即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這兩個現在正在現實地執掌著“兩岸政府”的執政黨領導人的首次會晤。 

   中文媒體的這種定位，不論人們用什麼樣的方式去解讀，都不可避免地有這樣的一種解讀，即：在“一中”、同時擱置“各表”的前提下，中國疆域之內，除了中國大陸有一個政府；在臺灣，也有一個政府；這兩個政府是分別由兩個不同的政黨在執掌著現實的政權。

   也就是說，這種定位明白無誤地承認了：中國大陸的北京政府現在由中國共產黨執掌著；與此同時，現實的臺北政府由中國國民黨執掌著。或者，由著雙方官方的說法，叫做:中國共產黨執掌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中國國民黨執掌著中華民國的政府；當然，同屬一個中國；隻是“一中各表”中的“各表”，暫時擱置不論。 

   也就是說，現在中國、存在著由兩個執政黨執政的兩個政府，分處臺灣海峽兩岸，當然可以簡約為“一中兩府”。雖然，以往的中共領導人一再反對“一中兩府”。 

   如果這種主要以經濟互惠為前提的現實主義政治格局，被確立下來的話，就有可能避免了台海的戰事，而造福全中國老百姓。兩岸的好戰分子再想挑起戰端也難。

   當然，這兩個執政黨的執政權的取得方式還是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它的差異就在於，中國國民黨這次的執政權是由民主選舉而取得的。然而，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權，依然還是延續著用暴力奪取政權和以暴力維持政權而取得和維持的。這可能就是，吳伯雄和中國國民黨其他的領導人一再以拜謁孫中山陵寢的方式，善意地、柔性地提醒中國共產黨，應該回歸到中國共產黨也推崇的孫中山先生所宣導的“憲政民主”的道路上來，真正在法製的軌道上，通過爭取全體國民的選票來取得執政權，這也是我們中國民主黨人的期待。

   我們中國民主黨人在2005年初，就提出了：“擯棄一黨專製，擱置臺灣獨立，復興民主中國，共建均富聯邦”的政治主張。 

   我們中國民主黨人2006年5月15日公佈了《敦促中共政府在大陸實行政治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希望“中國大陸應從2007年起，經過五年漸進的政治改革或改變，至2011年即亞洲第一共和國——‘中華民國’成立100周年的時候，初步完成政治改革或改變的預訂目標。” “與此同時，中共政府應和臺灣政府及其朝野多黨、西藏以達賴喇嘛為首的流亡政府、法輪功人士、新疆和內蒙古尋求獨立的人士、六四受難者群體進行公開、和平的富有成效的對話，並吸納他們的代表人物參與2009年的‘國是大會’。”“經過2008年起的一年多的醞釀和準備，於2009年秋天在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和政治反對派人士共同參加的‘國是大會’；進而於2010年召開‘國是大會’授權的‘製憲會議’。”

   我們中國民主黨人在2007年6月4日海外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再一次地提出了兩岸及全民和解共榮的最佳方案——勵誌建設“中國第三共和”。

   儘管善良的人們暫時都是一廂情願，可是形勢比人強，形勢未必全對中共有利，其實當今中國大陸內部的矛盾重重、危機四伏，總爆發隻是早晚的必然，以上願景倘若假以時日，得以實現，也倒是國之大幸，民之大幸也！ 

   當然，中國大陸的官方，很有可能否認這種解讀和推演，國民黨方麵也有可能不願意把事態的發展解讀得如此清晰和明確。更何況，由於時代的進步，中國大陸不得不放寬了全民議政的可能。現在，在中國不論在大陸、還是在臺灣、乃至全世界有關中國的政治力量，有關中國的政治派係空前活躍，使得中國仍處在一個有多種選擇的關鍵時刻，這些選擇概括起來可能主要有以下四種： 

   第一種，中國共產黨一統天下。這種論調的主要依據是，六十年前，中國共產黨取得中國大陸的執政權，儘管是靠暴力革命取得的，儘管它是在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以階級鬥爭的方式取得的，那也是人民選擇的結果。當人們要和共產黨討論它的合法性的時候，他們會毫不掩飾地蠻橫地說:要想讓我們下臺，請拿人頭來換。中國大陸三十年來，經濟上有了長足的發展，儘管黨的權貴們依然攫取著全國大部分財富，但是因綜合國力的增長，另外西方的自由民主的政治製度也並非那樣盡善盡美，西方社會在經濟上也時會有衰退或滑坡，使得此種論者有底氣地認為，隻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有可能解決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問題；甚至認為在中國，中國共產黨並不需要放棄馬克思主義，並不需要放棄公有製為主、即黨貴所有製為主，並不需要放棄所謂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政治製度，中國共產黨不但能解決中國問題，還有可能解決全世界乃至全人類的問題。這些人的感覺好極了，儘管他們是極少數。以他們的主張，這次邀請吳伯雄來中國大陸訪問，隻不過是用柔性的辦法、經濟陷阱和主動出擊的方式，一統中國，乃至於一統天下的一個步驟而已。 

   第二種,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的普適價值，去漸進地改造“一黨專製”的中國。他們的主要依據是，臺灣原本的“一黨專製”或“一黨威權專製”，就是這樣漸進地改造過來的。那麼，對於同文同種的中國大陸，為什麼不能用同樣的方法將它改造過來呢。於是乎，他們就抓住了類似這次抗震救災的大好時機，說服中國共產黨增加新聞透明度，以尋求言論自由為憲政民主的突破口；他們又以推廣誌願者（義工、誌工）這種自由民主社會盛行的方式，來加速推進公民社會的建立。他們深知，在一個社會，人們擁有了一定的私有財產之後，才有可能具備公民社會的物質基礎和意識基礎。他們聰明地懂得，公民社會才是民主社會的第一塊基石。如果中國共產黨認可了臺灣政府的執政權，香港、澳門地區的高度自治，乃至於各省區的高度自治，便為中國憲政民主奠定下了第二塊基石，有了這樣兩塊堅實的基石，倘若中國出現了政治大危機而促成的政治大和解的氛圍，就有可能形成中國各種政治力量“圓桌製憲”的可能，乃至實行全麵的普選和直選。 

   第三種，在中國建立以儒、道、釋等傳統文化融合自由、民主、人權思想為價值取向的民主國家，他們的依據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永續發展，其中雖有波折，但儒、道、釋的價值觀符合中國的國情，全盤的西方價值觀未必能為中國人所接納。佛教能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能中國化，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觀沒有理由不能中國化。

   第四種，用暴烈的手段推翻中國共產黨的暴政，讓中國來一個脫胎換骨的改變，他們的依據是中國底層廣大民眾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統治的怒火已經到了臨界點，一觸即發。非此，中國才有前途。當然，能不能“脫胎換骨”隻有天知道；想當年，中國共產黨不也是要“讓中國來一個脫胎換骨的改變”嗎？這是因為他們不懂、或不會解讀人類社會的“胎”和“骨”中的密碼。在此，暫不論它。

   中國，你何去何從？

   一個社會的前途，既不以理論家、政治家的意誌為轉移，也不以各種政治力量的意誌為轉移，中國何去何從，隻有拭目以待，我們中國民主黨人作為一個生髮在中國大陸的、理性的、負責任的政治反對派，責無旁貸地要和中國各方麵積極的政治派係和政治力量，不論它來自於國民黨、民進黨乃至於共產黨，團結配合，把中國向進步的方向推進。

   此次吳伯雄主席正式代表國民黨回歸中國大陸，儘管還不可能從政治組織這個角度上，全麵回歸中國大陸。

   儘管香港等地區早已有不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組織存在；儘管1998年誕生於苦難之中的中國民主黨人，不但在海外、依然也在中國大陸客觀存在；但是，中國民主黨人和香港等地區不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組織，從政治實力這個角度上說，都不足以打破中國共產黨“一黨專製”的社會現實。

   然而，具有在臺灣地區完全意義上的執政權的中國國民黨，倘若能從經濟層麵上影響中國大陸的同時，也能從政治層麵上影響中國大陸，那都是極為可喜的一步；或者可以樂觀地說，中國共產黨“一黨專製”的局麵既可能因吳伯雄大陸行而進一步鞏固，也有可能因此開始被正式解體。

   我們期待著中國有一個“統（一）而不獨（裁），分（即高度自治）而不（動）亂”的、即“統而不獨，分而不亂”的政治局麵出現。

   （2008年5月25日起草，6月1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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