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啟蒙與製度重建---五四新文化運動100周年（1919-2019）文集》導論/轉載

《文化啟蒙與製度重建---五四新文化運動100周年（1919-2019）文集》導論/轉載

諸位天問朋友，

盛夏炎炎街頭鬧，港督悶悶豬頭笑。南國烽火已燃起，何日獲得普選票。今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100周年，五四精神在香港傳遞，五四運動在香港再起。當下，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又再次來臨了。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中美貿易戰的開打，海內外的呐喊，體製內的勸諫，北大校園的大字報，街頭的潑墨行動等一些列的組合拳下來，大陸文革卷土重來、新造神運動的那股歪風邪氣總算壓下去了。如今，官媒偃旗息鼓了  。  看來，這一切都是在戊戌的曆史脈動在發揮作用啊。

隨著2018修憲所帶來的危機，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機遇期已經提前結束了。在內外的壓力作用下，希望新的轉型動力早日到來。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大國崛起之強國夢或許難以為繼，但新一輪文化啟蒙運動的曆史機遇卻迎來曙光了。

天問學會2019年度，《文化啟蒙與製度重建---五四新文化運動100周年（1919-2019）文集》的編輯工作已經結束，現進入排版印刷階段。包括去年的戊戌文集，應該很快就能問世了。本人寫的導論已網上公開發表。現分享給大家，文章屬我個人觀點，期待諸位同仁不吝賜教。

謝謝大家的支持！

文祺，夏安，

吳稱謀謹字

啟蒙火炬，百年接力

----紀念五四新文化運動100周年文集

導  論

吳稱謀

 
在二十世紀初，中國近代史上發起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已過百年，但至今中國大陸依然還是一個專製文化下的集權社會。由於新文化運動沒有完成其啟蒙的曆史使命，使得五四的文化火炬，需要幾代知識學人持續百年的接力。這是一個跨世紀、越千年的文化戰略和社會轉型工程。古語雲：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一個民族的人文精神要煥然一新，一個民族的文化基因要融入骨血，可能需要百年的歲月，幾代的光陰，才有可能造就。

晚清甲午海戰失敗後，引發了舊式知識分子---603個舉人的公車上書。從那個時候起到五四運動爆發以前，社會先賢們對晚清社會改良的探索已經形成不可遏製的巨大潮流。1897年嚴複翻譯出版《天演論》；1903年鄒容出版《革命軍》，陳天華出版《猛回頭》、《警世鍾》；1904年《女子世界》月刊提倡女權，男女平等；1905年《民報》刊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1906年蔡元培著《國文學講義·敘言》，斥書麵語與口語不一的怪現象；1912年蔡元培頒布《普通教育暫行辦法》提倡“初等小學可以男女同校”，“小學讀經一律廢止”等；1915年陳獨秀創刊《新青年》雜誌；1917年蔡元培、吳稚暉、黎錦熙等人成立“國語研究會”等。

史學界對近代新文化運動，從什麽起始又到什麽時候結束存有不同觀點。但不管怎樣界定，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也是新文化運動過程中的重大政治事件，這應該是毫無爭議的。有觀點認為，後續的新文化運動，因軍閥混戰而停滯，因救亡圖存而壓倒，因中共整風而廢止。比如美國漢學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認為“救亡壓倒啟蒙”，原人民日報副總編王若水認為“整風壓倒啟蒙”。筆者認為救亡在前，整風在後。整風隻是發生在中共蘇區，而就整個中國而言，“救亡壓倒啟蒙”之說應該更為恰當。回顧百年，中國大陸至今依舊處在專製統治的黑暗時期，文化啟蒙無從談起，社會轉型遙遙無期。中國社會其茫茫然，戚戚然的彷徨心態，始終揮之不去；其昏昏然，蠢蠢然的民族晦氣越來越濃烈；其孤傲矜持，僵化腐朽的專製戾氣，至今驅之不散。

近七十年來，中國大陸專製的黨文化代替了帝製時期的龍文化，崇拜權力的臣民思想根深蒂固，文化糟粕非但沒有拋棄，還改頭換麵，變本加厲，大行其道。當年，清政府、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都沒敢要求，各種報刊媒體必須官辦。如今，中共黨國的各種媒體不僅官方督辦，竟然蛻變到媒體姓黨。千百年來的曆史教訓得出，一旦某個曆史時期沒有言論自由、思想遭到禁錮，民族必然會很快走向沒落。因此，毋庸置疑，媒體姓黨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的愚蠢作為。當年的北洋政府是中國一百年來社會環境最寬鬆，人文環境最民主的政府。這緣於北洋時期的當政者們，畢竟接受的是舊式教育，他們多數人心中尚有“禮義廉恥”四個字，還保留著傳統的士大夫精神，北洋政府是一個權力受製約的政府。因此，民眾有言論自由，有人格尊嚴，學術繁榮，大師輩出。

回顧辛亥革命前，滿清於1909年將一個三歲孩童扶上紫禁城太和殿裏的龍椅，幻想繼續實行皇權專製。辛亥革命後，袁世凱竟於1916年將憲政共和的中華民國複辟成君主立憲的中華帝國，定1916年為洪憲元年，企圖恢複已經廢棄的帝製。1917年，張勳與陳寶琛、康有為等三百餘人擁立滿清遜位皇帝溥儀複辟登基，妄圖實行君主立憲製。1931年，中共在蘇俄勢力支持下成立蘇維埃專製政權，其性質在學術界頗具爭議；1932年，廢帝溥儀和鄭孝胥等人投靠日本關東軍，成立滿洲帝國，幻想實行日本式的君主立憲，但終究是一個滿奸、日奸和漢奸混雜的傀儡政權。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將黨天下偷梁換柱為毛家天下，企圖以接班人的方式，羞羞答答地以黨獨裁為名，行夫妻店之實。其曆史真相究竟如何，還有待解密檔案的公開。2018年，中共一小撮當權派不守政治規矩而妄自修改憲法，刪除國家主席任期製，再次將集體領導演變成為個人獨裁。

那麽究竟是什麽原因，使得近代中國的政治製度出現反複拉鋸的現象呢？學者秦暉在其著作《走出帝製》中也在加以探討。在筆者看來，對管理人的製度探討，必須回到人性的問題上。不管是帝製時期的家天下，還是專製時期的黨天下，都離不開“貪權”二字。可以說，貪是人性中最大的罪，私是社會中最大的惡，而權是國家的公器，兩個結合在一起，“貪公權為私有”是人類社會中最大的罪惡。

然而，造成這種曆史現象的社會根源又是什麽呢？禍根在於清帝退位詔書淪為廢紙，共和政體沒有穩固實施，不斷地出爾反爾搞各種不同形式的複辟；遺憾在於軍閥混戰和外敵入侵，使得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被邊緣化，沒有平穩的社會環境和足夠的力量去完成新文化運動的曆史使命；不幸在於馬列主義的入侵和共產運動的興起，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造反占據了曆史主流，士紳和地主階層逐漸被消亡，貴族氣息和傳統士大夫精神蕩然無存，而使得玩弄槍杆子的流氓無產者登上了曆史的舞台。

中國曆史上，周朝是由西伯侯姬昌父子建立；唐朝是由唐王李淵父子建立；宋朝是由將軍趙匡胤兄弟建立。這些朝代有個共同特點，開國帝王不是貴族就是士大夫官僚出身，有貴族氣息和士大夫精神，相對開明賢達，所以在王朝前期就能成為少有的盛世。與之相比，明朝是由和尚兼叫花子出身的朱元璋建立；太平天國是由落魄秀才、販夫走卒和異端信仰的洪秀全等人建立；紅朝是由鄉間痞子兼山大王的毛澤東建立，他們的特點是出身低賤，有小農的狹隘意識、自私與自卑心理交雜，就算一朝貴為統治者，也難以去除社會底層的匪氣和痞氣。不僅如此，三個統治集團的主體都是由社會底層的遊民、暴民、刁民所構成的。所以這三個政權從建立伊始，統治者就貪圖享受，殘暴多疑，社會專製黑暗，吏治腐敗不堪。劍橋學派曆史學者坡考克(J.G.A. Pocock)曾謂“好的製度使壞人行好，壞的製度讓好人變壞。”中國古語亦雲，易漲易退山溪水，易反易複小人心。有什麽樣人品的當權者，就會有什麽樣性質的政權，有什麽樣素質的統治集團，就會有什麽樣文明的國家。然而，這些統治者都缺乏誠信，沒有契約精神，在政治上出爾反爾，乃是流氓文化和痞子政治大行其道的結果。

與中國人相比較，西方人的貴族精神和契約理念來自於《聖經》，源於上帝與人的立約。由於人對上帝的敬畏，使得人的權力也就有了約束。英格蘭國王亨利一世簽署的《自由憲章》，後來英國的《大憲章》，美國的《獨立宣言》都成為西方文明一脈相承的，有公信力和約束力的，全民遵守的法律文件。美國是由一群有虔誠信仰的，追求上帝的公義與平等，自由與博愛的傳教士、基督徒、農場主、知識分子而建立的國家。他們製定的憲法有著無與倫比的先進性和優越性，而且堅如盤石，一以貫之，不易篡改。因此，美國成為地球上始終維持憲政民主典範的文明國家，成為世界各族人民的民主燈塔和自由火炬，絕不是偶然的。美國引領世界的地位是源於上帝的權威，它引領世界的力量，也絕不是徒然的。

與美國的建國者們相比，早期中共是一個由知識青年領導的無神論者群體，主體是由社會邊緣人員和部分無產者構成的，受馬列主義迷惑以及蘇俄外部勢力支配的，崇尚暴力造反且西化了的政黨組織。1949年中共建政後，很多人認為前三十年是個流氓政權。毛澤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有滿腦子的流氓文化和厚黑的權鬥思想，他當政期間實行痞子政治。由於毛的強大淫威，他的追隨者們慢慢都成了廟堂裏的木偶，無人敢說真話了。改革開放的後三十年，才總算迎來了黨國曆史上的春天，思想得到部分解放，人民獲得發財致富的自由，但期間發生過暴風驟雨。未來三十年會如何轉變，還有待觀察，但還是抱有美好的願望，期待中共能如國民黨一樣，自我超越，涅盤重生。

曆史學家艾克頓（Lord Acton）的至理名言：“權力趨向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過去十幾年以來，中共政權已經進入係統性、體製性、全民性腐敗，而且勢態越來越嚴峻，金額越來越巨大。由此得出結論，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凡是權力不受製約的統治者，多半會是一個壞的獨裁者；凡是一個權力不受製約的政府，必定會是一個腐敗的政府。凡是有上帝信仰和契約傳統的國家，必定是一個權力受到製約的政府，而且多半容易轉型成為現代文明政治。

當代中國大陸，由於遭受太多政治運動的衝刷與折騰，多數人猥瑣恐懼，冷漠自私，乖戾淫巧，道德墮落。中共政權，名為共和，實則專政，嘴上民主，實則獨裁。所謂專製，有其實而無其名；所謂共和，有其名而無其實。對於中共百年史，最後可以用四句話來總結：以共產的名義造反，以革命的名義殺人，以改革的名義分贓，以和諧的名義維穩。

因此，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核心，也是曆史文化的病根問題，就是國家公權力從原來的一家私有演變到一黨私有，當下需要解決如何從少數人專製極權製度轉變成全體公民參與的社會問題。換句話說，也就是要解決當權者的權力來源的合法性問題。那些有誌於促進民族進步、社會轉型以及人民幸福的人們，隻有認清了中國曆史文化中的最大罪惡以及病根問題，才好對症下藥進而有方向、有目標、有步驟地去解決。

鑒於前麵已經論述，中國的頑疾症結是專製思想，直白地說就是統治者“貪權”的問題。那麽回過頭來看，1919年爆發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其口號是“科學與民主”，顯然這個口號既不合理也不恰當。有人認為，五四運動呼喊出的德先生和賽先生，不久後德先生被囚禁，而賽先生竟然成了看守。如此看來，“科學與民主”解決不了“貪權”的問題，就如感冒藥無法去除朽骨爛瘡之毒一樣。當年陳獨秀提出的“科學”，更多的是要解決當時社會物質文明落後,從而反對孔教的問題,其主要並不是指社會科學。而“民主”是解決社會的管理問題，如果先沒有法治而直接談民主，則沒有法理保障和社會基礎。唯有“法治”才能解決人性的貪，唯有“憲政”才能規範國家的權。不管是三權分立還是五權憲法，其根本目的不僅是要製約統治者的權力，同時也要保障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隻要是人，無論是誰，都無法也不可能把權力裝進籠子裏，隻有合理而完善的政治製度才能對權力進行有效製約。

由於曆史的局限性，既然當年新文化運動提出的口號沒有做到完全對症下藥，既然它沒有完成其曆史使命，百年後的今天，新一輪的新文化運動就依然需要繼續接力完成。對於中國人來說，遺留的曆史問題沒有解決，新的曆史挑戰又迫在眉睫，該如何紀念，又該如何反思，更又該怎樣接力啟蒙，那是一個擺在每個海內外關心民族和國家命運的華人麵前的艱巨任務。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一百周年之際，或許最好的紀念，莫過於海內外華人接力曾經燃起的文化火炬，繼續努力完成其未竟的曆史使命。或許最好的接力，莫過於承前啟後而又超越曆史的局限性，堅持不懈地傳承火炬，接力啟蒙的曆史任務，直至完成中國大陸的社會轉型，實現真正憲政民主的那一天。因此筆者認為，一百年後的今天，或許隻有提出 “法治與憲政”的口號，才顯得有意義，有使命，有希望。

盡管如此，新文化運動依舊算得上是中國曆史上一場名副其實的文化革命！而半個世紀後，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其實質是一場反人類、反文明、反人性的民族浩劫。新文化運動提出的口號是“科學與民主”，不可否認，百年中國的變化是巨大的，也是超越曆史的。當然，這是人類社會整體發展的必然，也是世界曆史的潮流所致，更是人類文明的成果共享。如果把當下中國大陸，依舊作為前現代的一個朝代國家----“紅朝”來評判的話，無疑它有成功的方麵。但如果把它作為中華文明的一個主體，作為曾經的世界文明古國的社會轉型來衡量，那它無疑是遲緩的。如果從地緣政治的角度或與東亞大陸板塊的其他國家進行比較，在民主政治方麵，它無疑又是落後的，而且是失敗的。

時下中國官方流行“初心”一詞，雖然利用國家機器在主觀上鼓噪宣揚，但不見得久遠，不見得深入人心，更不見的有多大效果。共產黨的初心到底是什麽，當今中共政治局的那幾個頭頭們，恐怕沒有一個人敢說真話，能說清楚。共產黨的初心與新文化運動的目標是南轅北轍的，如今百年樹人的目標與新文化運動的預期也越來越遠。由此，新文化運動在大陸的失敗，從中共建黨開始就已注定，那是不可避免的結局。其原因乃是中共先以有暴力傾向的五四政治運動替代整個新文化運動，之後又奪取詮釋五四運動的話語權，再以馬列意識形態去曲解曆史，以致它至今仍舊奔跑在專製的歧途。以筆者之見，新文化運動的目標，或許可以簡單概括為：樹立平等自由人格，建立憲政民主國家。

新文化運動就是一場民族的文化革命，也是知識學人上下求索的曆程。五四以降，幾代知識學人的研究成果，出版的書刊，發表的文章，可謂汗牛充棟。天問學會的學者團隊本著讀書人的良知與使命，遴選出部分優秀文章匯集成冊，編輯出版發行，將是對新文化運動一種承前啟後的紀念、反思、接力與啟蒙。

下麵本主編將錄入《文化啟蒙與製度重建---五四新文化運動100周年文集》中的文章大致分為兩個部分。上部為“探索與接力”，收錄有11篇文章；下部為“回顧與反思”，收錄了11篇文章。現將文集的文章做個簡單介紹，以便讀者閱讀。

上部第一篇收錄了大陸學者應克複的《中國需要一場新文化運動》，作者將辛亥革命及三民主義稱之為第一次新文化運動，五四時期（1915—1919）的新文化運動是第二次新文化運動，當下和未來告別馬克思主義神話將是第三次新文化運動。此觀點可能在學術界可能是首次提出，文章內容豐富，邏輯清晰，觀點獨特，值得讀者思考借鑒。第二篇《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宣言》是由前中國社科院政治研究所首任所長嚴家祺先生與八九民運學生領袖王丹、王軍濤、李進進等三位博士共同發起的一個倡議。宣言認為，儒家文明是中華文明的基礎，孔家店不能徹底打倒，未來的第二次新文化運動應該要把儒家精華發揚光大。第三篇是旅美文化學者羅慰年在《中國現代化的歧途》中認為，新文化運動開啟的敵基督，把中華民國引入迷津；同時傳入馬列主義病毒，中華民族遭受百年荼毒。信奉馬列主義的共產黨，更把中華民族帶入信仰瓦解、道德崩潰的災難境地。華裔學者劉慧娟的《價值重估時代一個知識分子的精神負荷——五四百年重探魯迅思想的特質及其西方資源》，文章把一般學者不太注意的一些問題提出厘清，是從傳統到西方資源的匯合與總結。

美國著名漢學家史景遷的《追尋現代中國---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紀念》一文，從五四運動的五項決議談起，來展現那個時代的中國騷動。從重點講述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曆史人物來回顧那段曆史。知名思想家謝選駿的《五四百年等於五四已死》在文中將五四運動與納粹主義進行比較，認為蘇俄十月革命乃至五四運動都是凡爾賽和約的產物。他還認為五四運動無恥，如今五四精神已死。文章觀點獨特犀利，值得讀者深思甄別。著名史學家餘英時的《五四運動與中國傳統》，文章指出五四運動有廣義和狹義之分，並提及一個著名論斷：近代知識分子大體是在理智方麵選擇了西方的價值，而在情感方麵卻丟不開中國的傳統。作者進而引發出追問：何以中國的“封建”和“專製”，竟能屢經“革命”而不衰？

旅美學者丁證霖的《“五四”誌未竟》則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有四大貢獻：全盤西化、白話文運動、民主理念、實驗主義等。同時他認為，新文化運動從何時開始是個模糊的史學概念。大陸民盟學者陳銳的《從思想到行動——略論五四運動與啟蒙》指出，從五四到六四，中國思想史走完了第一個循環圈。中國啟蒙與歐洲啟蒙在道路和趨向是一致的，隻不過在速度、力量以及形式等方麵有不同而已。《劍橋中國史》晚清部分的撰稿人之一張灝的《重訪五四：論五四思想的兩歧性》中，認為五四運動是個多層多麵的運動，其複雜性有五四思想中的兩歧性以及和傳統思想的錯綜關係。旅美台灣曆史學者林毓生在《五四式反傳統思想與中國意識的危機》一文中認為，入世的使命感是要承繼、發揚的五四精神。激烈的反傳統運動是一種五四綜合症，也是二十世紀中國的意識危機。他認為毛澤東一生都陷入在這種意識危機中。

文集下部“回顧與反思”，前四篇文章對於回顧與反思新文化運動有舉足輕重的份量，屬於重要的曆史文獻。中共創始人之一張國燾的回憶錄節選《我的回憶：五四運動》，向讀者展現了當年五四運動風起雲湧的壯闊場麵。《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王若水寫的《整風壓倒啟蒙 ---“五四精神”和“黨文化”的碰撞》文章中有大量的史實論證，他認為延安整風壓倒啟蒙。中共複辟了專製文化，大興文字獄。作者在文中勾勒出了毛澤東，那種不易覺察出的，鄉間痞子的形象。《發揚“五四”精神，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是原中共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杜光，在五四運動86周年座談會上的即席發言，後受李銳的建議整理成文後公開發表的。可以說“發揚五四精神，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是李銳、李普、胡績偉、張定這些兩頭真的共產黨人在臨終前最後的絕望呐喊。他們的初心和理想沒有實現，但失望與絕望卻伴隨長眠。

文集收錄了另一位曾經第一個把共產黨比作媽媽的老共產黨人任彥芳，他撰寫的文章《“我無言！”五四運動百年紀念》，從個人角度的人生不同的時間點，來講述五四的回憶。在1949年的中學時期；1957、1959的北大時期；1979 、1980改革開放時期，以及2009、2019的兩次北大校慶。作者在一係列紀念活動的比較過程中，從曾經恰同學少年的激揚文字，到耄耋之年的無話可說，親身體會並證明了五四精神是如何丟失，五四傳統是如何沒落的。作者記錄的七十年史也是北大的墮落史，更是黨文化的專製史。曆史學者袁偉時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不是曆史逆流》中，力圖澄清各種思潮對《新青年》雜誌的誤解甚至攻擊，陳述《新青年》的曆史貢獻，撇清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文化大革命的關係。同時指出，五四運動失誤在於暴力行為被愛國熱情所裹挾，是學生運動失序的先聲。作者認為，隻要法治健全，自由討論中有任何錯誤或偏激言論都不足懼，而隻有言論自由的社會，多數公民養成了傾聽和討論的習慣，才會趨於理性和成熟。

新加坡學者鄭永年的《當代“複古”與“五四運動”再反思》一文認為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共越來越低調紀念五四運動，與此同時中國社會出現了否定五四運動的暗流，進而興起了複古的風潮。從前掃蕩的“糟粕”回來了，而“精華”卻沒有出現回歸的跡象。不管複古還是抵製西化，對執政黨中共來說都是一個挑戰，即有與世界脫軌的危險。他也認為中國亟待一場新的文化運動。獨立學者餘宗超在《紀念五四必先匡正誤區》一文中，認識五四的誤區，在於如何確認新文化運動的源頭，以及五四運動與北洋政府的關係，北洋政府究竟是個什麽樣的政府等。隻有這樣，才能正確認識五四新文化運動。

曆史學者石鍾揚在《“五四”傳統是如何流失的》中，先講了一個發生在1957年的“羅毛對話”的曆史公案。毛出其不意的回答從此讓識時務的知識分子噤若寒蟬，五四傳統就是這麽流失的。文章從毛澤東對五四主要人物的評價，來論證中共建政以後，紅色恐怖下殘酷的人文環境。比如說，毛對陳獨秀的態度，隨著他的經曆與地位的變遷，他對陳獨秀有個由仰視到平視，再到俯視乃至鄙視的過程。建政前後，毛對魯迅、胡適、陳獨秀、馬寅初等人的評價和態度的反差，再次證明了毛澤東大搞出爾反爾的痞子政治。

大陸學者智效民在《胡適當年對五四運動的反思》中，講到胡適是反對學生運動的暴力傾向的。胡適提倡個人主義，認為一種批評評判的態度與精神是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理念，此乃是五四新思潮的意義。日本學者日吉秀鬆寫的《五四百年，文人該自省――評知識分子應有的作用》中，從分析五四運動後的百年曆史過程中一些知識分子的狀態與弊病，在文化啟蒙失敗的曆史與現實的層麵上，提出知識分子需要反省。本文集收錄的最後一篇文章是山東大學教授黃玉順的《儒學與中國之命運》，本主編之所以這樣安排，此文正好與嚴家祺先生的《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宣言》做個前後呼應。在中國大陸意識形態僵化，思想禁錮的時代，如何界定儒學的複興與複古，如何甄別儒學的精華與糟粕，必將是中國學術界長期難以處理且存爭議的焦點問題。

雖然儒學是集上古文明之大成，但儒學卻是在夏商周時期大道淹沒，《詩經》《易經》中的上帝遠離神州後的一家之學說。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學說將中國道統給碎片化了。黃玉順在文章中也大量引用《周易》經文作為注釋，這就足以說明，中國的道統淵源不止於儒學，而是遠在儒學以前的易道哲學。

在文化全球化的時代，如何運用魯迅的“拿來主義”，將世界上不同文明的優秀文化元素融入到中華文明的體係中來，應該是當下新文化運動的啟蒙火炬百年接力的關鍵。雖然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已經嚐試過了，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失敗了，但不妨礙後來者們的重啟與奮進。

在《文化啟蒙與製度重建---五四新文化運動100周年文集》中，文章的作者簡介、內容提要和關鍵詞部分，多數是編輯們在編輯過程中附加上去的。如果有不妥或不完全符合文章的本意之處，敬請文章的作者和讀者們海涵。

有詩曰：

孔家店朽換門庭，法治憲政應先行；

慨歎當年國運蹇，啟蒙未竟馬列侵。

百年蹉跎辱使命，共和劫難專製臨；

吾輩接力火炬傳，鑄就中華大轉型。

2019年8月3日

於美國東部

 注：

本文是為《文化啟蒙與製度重建---五四新文化運動100周年（1919-2019）文集》寫的導論。此文集與《中國變革之路---戊戌變法120周年（1898-2018）轉型學術文集》，一起將於2019年秋在美國印刷出版發行。

本導論有多家網站發布轉載，以天問學會官網發布的版本為最後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