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廣：關於習近平選拔接班人這件事，目前中共的幹部裏麵有哪些人可能出頭呢？
羅芊芊：除了剛才提到的法定程序，第一順位是王岐山以外，如果按照年齡、學識以及政績來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和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也都是可能人選。不過何頻先生談到，中共曆史上的接班人鬥爭從來都沒有這麽簡單，最高領導人往往要先擺出一副有接班梯隊的樣子。比如說這次習近平去重慶視察，看起來像是去幫陳敏爾打氣背書，卻又帶了兩個政治局委員隨行：劉鶴、胡春華。因為胡春華似乎是第一次陪同習近平在外麵視察，而且還和陳敏爾相提並論，所以又讓大家多了一些想像空間。
法廣：這聽起來相當有趣，我們知道陳敏爾一度傳言是未來中共主要的接班人，而習近平選在這個時間點，帶著胡春華前往陳敏爾負責的重慶進行調研，有點刻意把兩位接班人選擺在一起，這是一種暗示嗎？
羅芊芊：從表麵上解讀，分管農業的副總理陪同總書記去視察農村理所當然。但是何頻先生認為，習近平是想引導外界對於終身製的想像，雖然之前是他廢除了連任限製，目的卻不是一輩子做皇帝，因此借著胡春華、陳敏爾營造出“雙接班”的氣氛，用非常隱晦的方式表態。一方麵展示可能的接班人選，另一方麵也像在給自己解套。
法廣：接續著“雙接班”的問題，最後有可能成真嗎？另外在兩會期間，胡錦濤的兒子胡海峰頻頻受到關注，甚至也看好習近平提拔他晉升，這些消息可以怎麽解讀呢？
羅芊芊：實現雙接班製是有難度的。根據中共曆史，凡是被列為接班人到後來基本上都接不了班，或者是說成功接班的人比較少，究竟能不能接班充滿著變量。何頻先生觀察到，比如陳敏爾在貴州的時候比較高調，但到了重慶卻低調了起來，而胡春華當了副總理以後就一直保持低調，很少說出獨特個性的言論。至於讓胡海峰和習明澤搭檔接班的說法則是想像力非常豐富，但以習近平現在的架勢，要是這麽連任下去，陳敏爾和胡春華都還是沒有戲的。盡管中國改革開放都這麽多年了，會不會一下子倒退到幾十年以前，甚至情況變得更糟糕，這都非常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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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炯明及其“聯省自治”
劉劭夫
http://www.cdp1998.org/file/2019042301.htm
最近，在一個時政的微信群裏，我無意間說到了陳炯明，群裏竟然有人問我，“陳炯明是誰？”生於1878年的陳炯明，在辛亥革命及護法討袁的上個世紀初葉赫赫有名的廣東都督陳炯明，竟然在很多中國人，甚至是關心時政的中國人那裏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一時竟叫我語塞。陳炯明是中國帝製之後的社會轉型時期，在南部中國，乃至在全中國政治格局上，都是一個具有全局影響力的人物。他的政治活動，他畢生所追求的“聯省自治”的政治理想，在中國社會轉型的曆史關頭，曾經推動中國建立聯邦憲政的政製。留心中國現代憲政曆史，一定繞不過陳炯明。鑒於此，便產生了要說一說陳炯明的想法。不是要做翻案文章，隻是想還原一點真實的曆史。在中國現代曆史中，除了汪精衛，沒有人像陳炯明那樣，成為國共兩黨共同討伐的亂臣賊子。時間並不遙遠，一百年的時間都不到，曆史就可以屏蔽和扭曲，不能不令人感慨係之。
陳炯明出生在粵東海豐的紳商之家，光緒二十四年（1899年）考中秀才。比較省城廣州，海豐雖地處邊隅，但離香港很近，易受歐風美雨所浸淫。青年時代的陳炯明經常閱讀海船從香港帶回的書刊，深受歐美憲政民主的影響，與同科秀才馬育航（馬思聰之父）等三十多人在惠州五嶺坡方飯亭宣誓政治結盟，立誌改變中國。陳炯明性慷慨耿直，任俠使氣，時值惠州知府陳昭棠以清剿盜賊為名濫殺鄉民，激起粵東士紳鄉民不滿，聯名狀告陳昭棠，公推陳炯明為第一具名人。陳詳細了解惠州知府禍害鄉裏的實情之後，慨然應諾，並在廣東提督大堂上，與陳昭棠當堂對質，列數陳昭棠之罪狀，陳無言以對，當場被撤職扣押。陳炯明則把第一具名人所得的一千大洋獎勵，捐為廣州惠州會館的建築費。此事大快人心，鄉人奔走相告，陳炯明於是名動省城，為日後從政打下基礎。
庚子事變後，清王朝仿照日本立憲步驟，下詔預備立憲。1907年開始在各省設立民意機構諮議局。宣統元年（1909年），32歲的陳炯明被選為廣東省谘議局議員。陳炯明出身草根，十分同情民間疾苦，了解社會弊端，希望通過自己，紓解民艱苦難，改革社會惡政。所以，他熱情的投入諮議局的工作，每一次出席諮議局會議，陳炯明做了社會調查，提交關乎民生、教育、禁賭、禁毒的議案。在諮議局的會議上，陳炯明慷慨陳詞，興利除弊，成為諮議局的風雲人物。
在省城，陳炯明結識廣東同盟會馮自由，朱執信等人，在朱執信的介紹下加入同盟會。同年，陳炯明借著與丘逢甲一起到上海出席全國諮議局的年會的機會，聯絡在滬的革命黨人，建立同盟會革命黨人機關，謀劃推翻清廷的革命活動。
這段時期的陳炯明作為諮議局年輕的議員嶄露頭角，結交省內外反清排滿的同誌，積蓄政治力量，準備在未來的政治變局中施展抱負。1910年初，陳炯明聯合新軍革命黨人倪映典，加上早年的政治盟友馬育航等人，發動新軍起義，因準備不足，行動倉促而失敗，倪映典犧牲。1911年二、三月間，陳炯明與黃興、胡漢民、趙聲等革命黨人，聯合馬育航、鍾秀南等潮汕基本政治力量，積極籌劃黃花崗起義。然而，3月29日的黃花崗之役，同樣因為起事倉促，指揮混亂，顧此失彼，招致革命黨人死傷慘重，黃興受傷，起義以失敗告終。廣州新軍起義以及黃花崗起義，都是冒險躁進而失敗。其實革命黨人並不具備勝利的條件。黃花崗起義之前，清廷廣東省提督張鳴岐早已掌握革命黨人的動向，做了萬全的軍事部署，單等革命黨人鑽入圈套。而黃興等革命領袖麵臨突發事變，並未隨機應變，而是懷著僥幸的心理魯莽應對，堅持起義計劃，企圖一搏成功。這次起義，陳炯明擔任起義領導機關屬下的編製課課長兼調度課副課長，率領一路選鋒隊（敢死隊）負責主攻廣州巡警局，但聽說清兵有所準備，起義軍火不能運到，朱執信、譚人鳳等人主張起義延期，導致號令不明，陳炯明是故放棄攻打巡警局並率軍撤退。
新軍起義和黃花崗起義雖然失敗，但是對於推翻滿清革命的動員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幾個月後，武昌起義最終成為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黃花崗之役失敗後，陳炯明退居海豐，積極籌劃新的革命行動。當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了粵東潮汕地區，陳炯明作為同盟會粵東地區的領導人，迅速集結他的基本政治力量，組成東江民軍，光複惠州。繼而領軍兵臨廣州城，對廣州形成合圍之勢，迫使廣東總督張鳴岐棄城而逃，廣州得以和平光複。嗣後，組成軍政府，胡漢民為都督，陳炯明被舉為廣東副都督。不久，因胡漢民追隨孫中山北上南京，陳由代理都督而正式就任廣東省軍政府都督，這是陳炯明第一次主政廣東。在粵督任上，陳炯明致力於維護社會治安，大力肅清盜賊、會匪、賭博、械鬥等“四害”，推出一係列整頓吏治的舉措，深獲民望，使廣東在全國成為政績斐然的一個省份，顯示了陳炯明卓越的施政能力。
其實，陳炯明作為廣東本土的政治家，真正主政廣東的時間很短。廣州光複之初，百廢待興，而作為都督的胡漢民隨孫中山北上南京，不做任何交接，把廣東爛攤子甩給陳炯明，陳多次推辭，反複電請胡漢民回粵履職，又舉薦汪精衛出任粵督。一是，彼時南北對峙，戰火未息，清帝並未遜位，陳炯明誌在北伐，光複全國；其次，廣東兵患匪患禍亂全境，整頓編遣民軍，肅清兵匪之患乃是當務之急，不僅得罪各方勢力，更急需財政支持，而此時廣東財政匱乏，靠在香港借貸度日；其三，陳炯明自始至終都不是孫文集團的核心人物，他不像黃興、胡漢民、汪精衛等人，長期追隨孫文。當此革舊鼎新之際，陳炯明並未以革命元勳自居，成為革命的新貴。事實上，辛亥革命之初，孫文從美國回到國內，他的早期追隨的同誌們就簇擁在他身邊，排擠非嫡係的革命同誌。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之後，在1912年4月攜胡漢民等人返回廣州之前，廣州報紙就對陳炯明治粵進行攻擊，所以陳炯明避居香港，騰出位置請胡漢民複職。孫陳之間的隔閡由此已隱然產生了。
這裏還發生一個小插曲，值得一說。孫中山在6月下旬去澳門其兄之家，對外稱是回鄉省親，暗中差遣使者，約見陳炯明。陳炯明由省城乘坐兵船抵達。孫力邀陳下船登岸，然陳不允，堅持要孫上船商議，孫隻好如命下船，兩人密議至深夜兩點乃別，陳即啟輪船返回廣州。此二人商談什麽呢？據侍者透露，陳說胡漢民之事實難接受，而胡已於日前乘寶璧輪赴港矣。陳問孫怎麽辦？孫如何回答，侍者不得而知。胡漢民不經議會擅自令廣東財政司支出二百萬革命經費，陳無法向廣東人民交代。孫自然是袒護胡漢民。外人再也無法知曉孫陳二人首次密談的真實內容。但是後人可以從這次密談解讀一些意味深長的意義。首先是兩人關係，孫陳之間地位是平等的，絕無孫之於汪精衛、胡漢民那樣類似於是一種君臣關係。孫要陳上岸，近乎移樽就教，陳不遷就，反而要孫下船見麵。這種禮儀關係，表明了陳僅僅是把孫看作是一種平等的同誌關係（此時陳炯明為國民黨廣東支部長）。其次，在陳看來，這是一次同誌之間事關公事的談話，希望由孫出麵解決胡漢民擅自挪用廣東省公款的問題。但是似乎孫以自己的身份對陳以彈壓。可以肯定，密談不歡而散。但是卻在孫陳之間埋下了隔閡。
第三，由此可見孫陳兩人的政治品格及素養之高下。盡管孫中山自稱醫學博士，在西方的教育成長，但是在骨子上他還是一個草莽，為一黨私利，可以置法規於不顧。而陳則是一個前清秀才，但是卻謹守法度，明白治理天下規章製度須臾不可廢棄。不擇手段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是孫文政治品格的鮮明特色。這是孫陳之間的第一次齟齬，陳炯明也領教了這夥革命者是如何無法無天。這次孫陳之間的深入密談，對於他們彼此了解對方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的。在孫文那邊，他對於陳炯明的思想、人格、操守、抱負應該是看得比較清楚了，深知陳不可能為他所用。在陳炯明這邊來看，孫文作為一個領袖的政治素養、人格魅力、治國才能等綜合素質的缺失，都為陳炯明所洞悉。簡而言之，這次談話雙方都明白，彼此不是一路人。他們最終的分道揚鑣是必然的。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被刺身亡，孫中山等一眾國民黨人聲討袁世凱為刺宋主凶。袁世凱先下手為強，先後解除了贛督李烈鈞、粵督胡漢民、皖督柏文蔚等革命黨人的職務，李烈鈞在江西湖口宣布獨立，“二次革命”爆發。袁世凱任命陳炯明為廣東省都督。陳炯明反複推辭拒不受命。袁世凱再三慰留，而胡漢民因擅自挪用粵省公款二百餘萬元償還革命期間借貸的錢款，招致廣東工商各界的公憤，為安撫粵民，穩定全省，陳炯明向袁世凱提出任職三個條件，一是由都督兼任民政長，第二是不再委派護軍使，第三請中央撥款二千萬元為穩定廣東貨幣。在袁世凱應允三個條件之後，陳炯明接任廣東都督。
李烈鈞7月12日宣布獨立，接著，陳炯明於1913年7月18日宣布廣東獨立，加入討袁陣營。但是此時的袁世凱聲勢如日中天，在廣東，獨立和討袁不得人心，省民和商界反對獨立，反對戰爭，渴望保境安民，休養生息。袁世凱的中央政府通過籠絡龍濟光，聯合南方陸榮廷等各路新軍閥，策反粵軍蘇慎初叛變，炮轟觀音山都督府，輕而易舉的敉平陳炯明的第一次討袁護法。陳炯明被迫出逃，流亡新加坡。袁世凱任命龍濟光為廣東都督。
1913年護法討袁事敗之後，孫中山等大多國民黨人流亡日本。孫中山決意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建立個人獨裁製，要求全黨效忠他一個人，遭到多數黨內老同誌反對，黃興甚至與孫絕交。
此時流亡於新加坡的國民黨人陳炯明和李烈鈞、柏文蔚、林虎、譚人鳳一致反對孫氏作為。此事後來被孫文說成陳炯明企圖另立異幟。在流亡期間，陳炯明前往法國，遊曆英法等地，借此對歐洲的政治製度和社會情況作深入的考察，作為中國憲政製度建設的借鑒。為了深入研究歐洲憲政國家的典章製度，陳炯明聯絡了遊曆歐洲的黃興、李烈鈞、熊克武、鈕永建、鄒魯、陳獨秀、李根源、張曜曾、楊永泰、穀鍾秀等人，組成歐事研究會，可見陳炯明對於憲政製度的向往。1914年4月，遊歐途中的黃興、陳炯明、柏文蔚、鈕永建、李烈鈞等人，聯名致信東京、歐會友人，主張討袁緩進。該信以反清討袁失敗的曆史教訓，懇切希望所有討袁的同誌們以國家民族之大局為考慮，保存力量、等待良機、切勿冒進。這封信是針對當時有人主張發動第二次討袁戰爭的冒進主張而發出的呼籲，其實就是反對孫中山一個人的輕率躁進。而此時的孫文則公開指責陳炯明等另樹異幟，分裂革命。至此孫陳的分歧開始公開化了。
1915年底，李烈鈞、唐繼堯、蔡鍔等人聯名宣布雲南獨立，並組成護國軍，公開討伐袁世凱。陳炯明為形勢所鼓舞，回到惠州，召集舊部，組成共和軍，於1916年1月在惠州淡水誓師討袁。1917年9月，在李烈鈞、陳炯明等人的支持下，孫中山在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為武力統一中國之基地。早先，廣東省長朱慶瀾電請孫中山、陳炯明以及程璧光等人返粵主持大計，7月，孫中山率陳炯明、程璧光以及部分國會議員抵粵。朱慶瀾撥二十營省長警衛軍交由陳炯明統領，這二十營親軍的骨幹都是大都是辛亥革命時期跟隨陳炯明惠州起義的老同誌。孫中山以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的名義任命陳炯明為援閩粵軍總司令。1918年下半年，陳炯明率部進軍福建漳州。在漳州兩年多，陳炯明開展社會改革和建設，政績頗著，被稱為“漳州新政”。在陳炯明卓絕的努力下，漳州成了全國的首善之區，閩南26縣成為“模範小中國”。當時訪問漳州的美國駐華使館的武官艾利森這樣描繪漳州，“漳州到處可見到建設的現象，道路拓寬、新屋不少；街道清潔，治安良好。美國僑民對陳之施政，也均引以為榮。”艾利森強調了陳炯明所改造的市政工程，公園、公共菜市場、屠宰場、河堤、漳廈公路等等，頗有一些現代化城市的麵貌。陳炯明也由此聲名遠播，成為中國的政治明星。
“漳州新政”是陳炯明自清末以來改革中國、實現地方自治的一次最有效的實踐，比起辛亥以來那些擁兵自重，以征伐為能事的各路諸侯，陳炯明凸顯了治世的才具卓越。
早在黃花崗起義失敗之後，陳炯明流亡香港，心情苦悶，尋找救國之路。結識了比自己小六歲的無政府主義者劉師複。受到劉師複的影響，陳炯明確立了自己的政治信仰，那就是通過自治、聯省、聯邦三大步驟，實現聯邦主義。“漳州新政”的成功，堅定了他對聯省自治的政治理念的信心，他堅信，“聯省自治”才是強國富民的唯一道路。這一理念貫穿他畢生的追求。
1920年10月，陳炯明離開漳州，揮師返粵，擊潰桂係莫榮新殘部，入駐廣州，電請孫中山、唐紹儀、伍廷芳離滬南下廣州，重組軍政府，團結西南，為為建立十二省聯省自治政府的初步計劃。廣東為南部中國最為富庶的省份，自1913年龍濟光率領“客軍”入粵以來，廣東受外省軍人的統治達七年之久，百業凋敝，民不聊生，故而對陳炯明如大旱盼雲霓。況陳炯明的“漳州新政”美譽在外，家鄉父老更是渴望粵人治粵，休養生息，重振經濟，無不擁護“先爭取地方自治，後建立聯省政府”的主張。甚至連省外的粵商，也以實際行動支持陳炯明驅逐桂係。上海粵籍商人通過香港銀行，給粵軍匯去六十萬元，海外華僑捐出巨款購買十二架飛機，可見這是一次真正的解放戰爭。
在重組的護法軍政府裏，陳炯明擔任陸軍部長、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這是陳炯明第二次主政廣東。
上任之初，陳炯明就全力實施行政製度的改革，實踐他的地方自治的政治綱領，實行縣長民選。1921年的11月初，除了番禺、欽州、高要，雷州等縣未完成選舉外，廣東全省計有南海、東莞、順德、香山、台山、開平、曲江、惠陽、海豐、陸豐、龍川、博羅、潮安、梅縣、瓊山十五縣完成了縣長民選。這真是一項偉大的政治工程！試問，有史以來，中國哪朝哪代，曾經實行過縣太爺由老百姓選舉產生的？聯想到今日中國之政治現狀，怎麽不令人黯然歎息！一百年過去了，中國現在別說選舉縣長，就是連鄉長直選也做不到！我們有什麽理由不為陳炯明出色的政績而讚歎？在主政廣東短短的一年多的時間，在百廢待興的環境裏，在孫中山的掣肘下，陳炯明就能踐行自己的政治理念，誰說中國老百姓素質差，不能實行民主？
民選縣長這種創舉，難免沒有徇私舞弊的現象，但是陳炯明推行司法獨立，凡有舉報，一律移送法院審理。在選舉縣長和縣議員的舞弊違法的十餘件訴訟案中，以番禺縣最受注意，兩次選出的縣長縣議員均被法院判決無效。對於被選上的縣長，省長陳炯明親自傳見訓勉，鼓勵這些父母官蒞任之後，“自應急急救民於水火為先著，從整頓治安入手”。陳炯明以自己的治閩經驗強調模範的重要性，各縣都要樹立模範鄉村，加以推廣，最終以實現全省大治為目標。
其次，陳炯明厲行禁煙禁賭。鴉片和賭博是造成民風萎靡，治安敗壞的根源，陳炯明深知其害，不顧財政困難（煙賭稅曆來為廣東重要的財政收入），頒布施行最嚴厲的禁煙禁賭法令。陳炯明的雷厲風行收到了效果，吸食鴉片和賭博偷盜的頑疾得到了治理，社會治安大為改觀。
第三，陳炯明十分重視教育。早在他作為省谘議員的時期，他就提交議案，主張強製實行義務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因此廣東的平民教育領先於其他省份。在治理漳州時期，發布《振興教育令》，把改良縣教育行政和學校教育，積極辦理義務教育、社會教育和職業教育列為當務之急。聘請鍾榮光為國民教育高等顧問，任命梁冰弦為教育局長。執行“一鄉一校”計劃，在農村普遍設立現代學校。陳炯明不惜經費，宣布禁絕私塾，改而設立從師範學校、普通中學、到工讀學校、平民夜校、婦女家政講習所在內的門類齊全的學校。據1919年12月5日上海的《民國日報》報道閩南護法區的教育所載，“計龍溪一縣，學生數約為12000餘人，較去年又增加三倍。”翌年又報道，“以龍溪一縣為例，本年增加國民學校47所，高等小學以及乙種農業5所，添辦工讀學校1所，女子師範講習所及女子工讀學校各1所，又設立夜校90餘所。”主政廣東後，馬上聘請陳獨秀來粵擔任廣東省教育委員長，以全省稅收的十分之一以上撥為教育經費，廣東教育進入前所未有的興盛時期。
筆者不厭其煩的羅列陳炯明主政廣東的善政，無非是想說明的是，陳炯明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曾經那麽文明的管理過廣東省，曾經交出過那麽漂亮的政績。廣東在短暫的和平時期，百姓開始安居樂業，社會經濟文化開始走上正軌，說明了地方自治能夠給人民帶來福祉，能夠給社會帶來長治久安。
我們有理由相信，假以時日，陳炯明一定能把廣東治理成為“模範省”，進而實現聯省自治，組成聯邦政府的國家政體。中國實行過三民主義，實行過共產主義，沒有給機會實行聯邦主義（聯省自治），這不能不說是中華民族的一個曆史的遺憾！
陳炯明和孫中山的分歧乃至決裂，兵戎相見，看似是兩個廣東人的個人政爭，實際上是二十世紀當代中國的兩條道路之爭，也就是說，是走孫中山以武力統一中國，再造大一統集權國家，還是走陳炯明的各省以地方自治進而實現聯省自治，最後建立聯邦政府的國家這樣一條聯邦憲政的道路？現在回頭來看，孫陳之爭，對於中國近百年的曆史影響深遠，可以說是決定了一百年的中華國運。
我們再看曆史。從第一次護法討袁開始，孫中山就沒有放棄過以武力推翻袁世凱乃至北京的民國政府。隻要有機會，他一定會高舉武力統一中國的旗幟。第一次討袁失敗之後，孫中山蟄居上海，一方麵著書立說，觀察形勢，並公開表示讚成聯省自治；一方麵謀劃奪取廣東，重組軍政府，以廣東為革命基地，討伐各地軍閥，達到武力統一中國的誌願。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以成戡亂之功，護法之願”。所以，當陳炯明電請孫中山南下廣東，主持聯省自治的大計，孫中山便率領一班反袁的國會議員，南下廣東，意在組成與北京分庭抗禮的政府。孫中山的政治意圖，與陳炯明對於廣東複興、聯合西南十二省推動聯省自治的初衷大相徑庭。孫中山委派汪精衛前來說項，汪轉達孫的承諾，“粵事由陳君主持，中山回粵不過回複前日被逐之顏麵”。政治成了個人顏麵之兒戲！實際上，孫中山在上海之時，已經在籌謀議會選舉正式總統，組成正式的民國政府。所以孫中山一到廣州，在1921年2月，便召集在粵的國會議員，提出召開非常國會，選舉總統的建議。他的理由是，南方選出總統，成立正式政府，可以得到列強的承認，分享關稅剩餘，向全國發展。他的內心的算盤是，把總裁合議製的軍政府取消，代之以總統獨攬大權的“正式政府”，不再受到其他三總裁——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以及陳炯明的製衡了。其實說白了，就是圓孫中山大總統的夢。
當時反對選舉總統的人，除了西南各省領袖以外，國民黨的要人如吳稚暉、蔣介石都表示反對。粵軍的將領從軍事上的觀點表示激烈反對。
陳炯明的意見是，此舉必將破壞西南團結，孤立廣東的地位，況且在粵的舊國會的不過二百五六十人，遠不足選舉總統的法定人數。依照總統選舉法，須有兩院議員總數三分之二出席，即五百八十人，才能召開會議選舉總統。孫中山自己首先違法，又怎能口口聲聲喊“護法”，而指斥北方的徐世昌“非法”呢？
北京方麵知道了孫中山要選總統，必將兵指北方。一麵密使桂省陸榮廷、陳炳琨準備發兵廣東，先發製人；一麵派出說客離間孫陳，分化孫陣營。徐世昌密遣兩代表，許以正式委任陳炯明為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之職，並允諾代付清軍隊所欠薪餉。條件是陳必須與孫完全脫離關係。並由香港立法議員劉鑄伯，組織“商人公會”，資助陳炯明，唯一的條件是陳答應和北京政府合作，與孫中山完全脫離關係。但是陳炯明對於所有這些遊說和利誘，不為所動，沒有采取任何行動，結果讓孫中山成功的選舉自己做總統。陳炯明對於孫中山這一違法行為的默許或者說縱容，可能更多的是從大局考慮，不願意禍起蕭牆，所謂相忍為國吧。
在粵的國會議員，於4月7日召開緊急聯合會議即席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大總統，消息傳出，輿論大嘩，各地報章撰文譴責，西南各省的議會、社團紛紛來電表示反對。孫中山原定於4月20日舉行就職典禮，粵軍主要軍官聯名上書勸告孫中山暫緩就職，並邀請胡漢民、汪精衛轉達粵軍軍官的意見，又集體晉謁陳炯明，請勸止孫不可遂行就職，聲明若勸告不從，則決定一致驅逐國會。陳炯明為顧全大局，委曲求全，製止了粵軍將領妄動。孫中山就在一片的反對聲中，5月5日就職非常大總統，實現了黃袍加身的夙願。當然這隻是一個虛號而已，孫中山的權力和號令僅不及廣東一省，何謂“總統”之說！
事情的發展正如陳炯明和粵軍將領們所擔憂的，孫中山這邊剛剛加冕大總統，兩廣又起兵釁。由北京政府所資助的陸榮廷桂軍，6月中旬發兵進攻廣東。6月20日，陳炯明親往廣西督師，四個月後才勝利班師回粵。8月中旬，粵軍進駐南寧，孫中山先後派遣汪精衛、胡漢民、居正、鄒魯等前往南寧勸使陳炯明出師北伐，陳未應允。10月15日，孫中山乘兵艦抵達梧州，計劃由桂林取道湖南，發兵北伐。25日，孫再由梧州乘兵艦抵南寧，會見陳炯明，麵促陳炯明率部北伐。孫對陳說，“吾北伐而勝，固勢不能回兩廣；北伐而敗，且尤無顏再回兩廣。兩廣請兄主持，但毋阻吾北伐，並請切實接濟餉械”。
結果，陳炯明答應每月接濟軍餉50萬元，撥調黃大偉部三千人馬隨孫北伐。孫的談話，一副賭徒的心態，可見他的政治識見。陳炯明多次明確表明反對武力統一，1921年2月，也就是孫中山回粵後重組軍政府意欲北伐的時候，陳炯明發表公開談話，他說：“今日吾人已確信中國如再欲以君主政體或武力專製相統一，已斷乎不可能。”“連年用兵，將士疲勞，宜暫休養。餉械未足，宜事補充；且湘省方倡聯治，即議北出，宜先疏通；且南北議和草約經中山認可，已派代表征求江浙各省，宜得同意，不能突起用兵，自毀信義。”相比於孫中山，陳炯明的話，出於公心，堂堂正正，乃是君子之言。
孫中山滯留桂林六個月，湖南督軍傅良佐並不同意孫中山的北伐軍經湘北進，孫中山遂把北伐的大本營移至韶關，取道江西北伐。六一六事變後孫中山離粵抵滬，向黨內同誌報告，歪曲事實，說北伐之所以不能取道湖南，是因為陳炯明引誘湖南當局多方阻擾，又怪罪陳炯明沒有向北伐軍補給糧餉軍械。其實，湖南當局嚴守中立，阻止孫軍過境，根本用不著陳炯明去“誘惑”的。當時陳炯明正埋首廣東“地方自治”的工作，樂得孫中山遠征北伐，免得處處受到掣肘。其實，湖南人民反對北伐軍過境，比湖南當局尤為急切。就如李烈鈞所言，“湘省久經兵燹，元氣已頹。”人民苦不堪言，當時吳佩孚的北洋軍尚駐嶽州，北伐軍入境湘省，吳軍南下，整個湖南又變成戰場。所以北伐軍進軍湘桂邊境，當地人民拒用孫中山的軍票。再說，李烈鈞所部的一萬七千滇軍，幾乎都隨唐繼堯返回雲南驅逐顧品珍，李手下的軍隊，隻剩得二千多人。所以孫中山把北伐軍失敗的責任推諉給陳炯明，是毫無道理的。不過，此時孫陳的矛盾開始激化，孫陳的分道揚鑣已經無可避免了。
孫中山回到廣州，在胡漢民的鼓動下，給陳炯明下達“最後通牒”，要陳必須參加北伐，以及提供五百萬元的經費，如果辦不到，陳必須離職。4月19日孫中山率軍抵達肇慶，21日下令免去陳炯明本兼各職。當日，廖仲愷、伍朝樞認為還有轉圜的希望，力勸陳炯明親赴肇慶，向孫中山麵釋猜疑。陳已答應，臨行忽接部下密報，謂肇慶艦上，伏有刺客，意圖謀害。陳已知無協商餘地，雖手握軍隊一萬餘人，但不願“同室操戈，糜爛桑梓”，匆匆於當晚（22日晨2時），赴東莞石龍，轉往惠州。
而駐紮在廣西的粵軍主力葉舉部失去糧餉，隻能返回廣東，布防於石龍、虎門一帶。孫中山命令葉舉部撤離廣州，否則以毒氣彈消滅。葉拒不聽命，並到財政部要求發餉，引發廣州局勢緊張，人心惶惶。身在惠州的陳炯明命令葉舉勿與孫中山發生衝突，撤回東江，葉不聽命。
廣東政局猝變，省港輿論洶洶，紛紛為陳抱不平。更有南洋華僑李懷慶等人致孫中山公開信，要求孫中山退讓，請陳炯明回廣州，“主持廣東大局，再圖救國大計”。在輿論的壓力下，孫中山改變以前的強硬態度，在給陳炯明的電信中，語多懇摯，並派遣汪精衛、程潛、居正多人到惠州勸駕，請陳炯明再度出山北伐，陳炯明具婉言拒絕。
1922年6月2日，北方總統徐世昌宣布辭職，舊國會恢複製憲，聯省自治為和平統一中國的倡議，應時而起，南方的“非常大總統”就沒有了存在的理由。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暨李建勳、胡適之等二百餘名社會名流，於次日致電孫中山及非常國會請孫中山停止北伐，實現先前與徐世昌同時下野的承諾。此時的孫中山因總統夢迷住了心竅，寧可失信於天下，也不踐行自己的政治承諾。所謂君子重然諾，輕生死，可見一個人言必信是多麽重要。孫中山一意孤行的賴在“非常大總統”的位置上，令他的朋友失望，令他的敵人恥笑。駐廣州粵軍總指揮葉舉領銜全體粵軍官兵，發出通電響應各界籲請孫中山解散非常國會和軍政府，辭去“總統”職位，孫中山置之不理。葉舉決定實行兵諫，逼迫孫中山下野。
6月3日，葉舉宣布廣州戒嚴。6月12日，孫中山通過報紙向在惠州的陳炯明攤牌，宣布：“我下令要粵軍全數退出省城30裏之外，他若不服從命令，我就以武力壓服他。我會用八吋口徑大炮的毒氣彈，不難於三小時內，把六十餘營的陳家軍變為泥粉。”15日深夜，粵軍高級將領召開會議，決定發動軍事行動，驅逐孫中山，並事先電話通知孫中山，讓孫撤離總統府，兌現與徐世昌一起下台的諾言。當晚10時，廣州衛戍司令，粵軍第三師師長魏邦平接到葉舉“讓孫中山撤離總統府”的命令，魏告知孫，孫當即撤離。16日淩晨3時，葉舉部楊坤如率兵數十人突進總統府企圖對孫衛隊繳械，不料被守軍誘騙進入總統府全數擊殺，粵軍開始攻擊總統府，並發炮三響威嚇，於上午10時攻陷總統府，並拘捕廖仲愷。由於孫中山早已得到葉舉的警告，於當日淩晨1時撤離總統府，登上楚豫艦（後移駐永豐艦）。
次日（17）上午，孫中山率領永豐等五艦，向廣州市區，軍民目標，毫無區別的開炮轟擊，同日下午5時，重行炮擊廣州市區。孫中山炮擊不設防的廣州市區，以廣州人民為人質，造成無數民房毀壞，過百無辜市民死亡，這種暴戾的行為，為粵人所憎恨。當孫中山決定離粵，廣州市民大感快慰，商號全部開業，燃放炮竹，燒香謝天謝地。16日清晨，葉舉發布安民告示：“現舊國會已恢複，護法之業已告成，粵軍全體同人合籲請孫先生下野，以促統一，而蘇吾民。仰各界人等，務須照舊安業，不得自相驚擾。”
1922年6月16日的事件，是中國當代曆史的重大事件，對百年中國的曆史影響甚巨。曆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悠悠百年歲月，國民黨人壟斷了話語權，對曆史進行了肆意的歪曲，這個事件成了陳炯明“弑君犯上”的罪行，一個忠誠的愛國政治家蒙冤百年。現代中國有過兩次兵諫，一次是1922年的六一六兵諫孫中山，一次是1936年雙十二兵諫蔣介石。這兩次的兵諫，改變了中國的曆史進程。
六一六事變後，孫中山政治信義盡失，為粵人所唾棄，失去了廣東的棲身之地。此時正值蘇俄向遠東發展，在中國物色代理人。吳佩孚拒絕了蘇俄的利誘後，蘇聯政府的全權代表越飛找到了在上海窮途末路的孫中山。1923年1月17日，越飛從北京南下，來到上海，去莫利愛路29號孫中山的住宅，首次同孫中山會麵，傾談頗久。此後，雙方經過幾次會談，於1月26日聯名發表了著名的《孫文越飛宣言》。1月27日，越飛即以療養為名，乘輪渡日。隨後，孫中山派廖仲愷前往日本，與越飛繼續商討實現宣言的具體辦法。雙方在日本熱海進行了一個多月的會談，就蘇俄援助中國革命、創設軍官學校、建立革命軍隊以及改組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等問題，詳細地交換了意見。《孫文越飛宣言》表明了孫中山在政治上投靠蘇俄，依賴蘇俄的扶持，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沒有這份宣言，就沒有後來的國民黨改造，就沒有國共合作，然後也就不會有黃埔軍校和北伐戰爭。孫中山從蘇聯人那裏不僅得到了經濟援助、軍事援助，更重要的是孫中山以列寧的思想來改造組織國民黨，國民黨成了一個列寧性質的黨。
六一六事變還還有另外一個後果，那就是促成了蔣介石的崛起。事變次日，孫中山電告閑居在奉化的蔣介石：事緊急盼速來。在上海的汪精衛也電告蔣：驚悉粵變，猶幸總理無恙。
張靜江也力勸蔣氏速速赴粵，護衛孫中山。29日，蔣介石抵達廣州，潛行登上永豐艦，晉見孫中山。此時，孫中山身邊的人已所剩無幾，粵軍四麵包圍，處境極其險惡。蔣介石冒險到來，孫中山十分高興，同時也感動無比。他說：“蔣君一人來此，足當兩萬援軍。”隨即授予蔣海上指揮全權。從1922年6月29日至8月9日，蔣介石在永豐艦上陪伴孫中山度過了42天。事變後，蔣介石出了一本書，叫做《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以張靜江題寫封麵，孫中山作序，對蔣介石在事變中的表現予以高度評價。孫在序文裏寫道：“陳逆之變，介石赴難來粵入艦，日侍餘側，而籌策多中，樂與餘及海軍將士共生死。”從此，蔣氏獲得了孫中山的信任，成為孫中山的忠實追隨者，成為孫中山事業的繼承人。不久，蔣氏被委任為黃埔軍校的校長，以一個新強人的姿態登上中國的政治舞台。
六一六事變，在國民黨方麵，從孫中山到蔣介石，以正統自居，陳炯明成了叛變革命的亂臣賊子，孫文開口一個“陳逆”，閉口一個“奸毒”，視陳為不共戴天之仇敵。蔣介石通過黨化教育，更是歪曲曆史，陷陳炯明為叛逆悖君的曆史罪人。對於所謂的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胡適做出了十分精辟的解讀，他說：“孫文陳炯明的衝突是一種主張上的衝突。陳氏主張廣東自治，造成一個模範的新廣東；孫氏主張用廣東作根據，做到統一的中華民國。這兩個主張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孫氏使他的主張，迷住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他的目的，於是有八年（民國八年，1919年）聯安福部的政策，於是有十一年（民國十一年，1922年）聯張作霖的政策。遠處失了全國的人心，近處失了廣東的人心，孫氏還要依靠海軍炮擊廣州城的話來威嚇廣州的人民，遂不能免這一次的失敗。”後來孫氏的追隨者極力詆毀陳炯明，胡適又入木三分地說，“有許多孫派的人，極力攻擊陳炯明，說他‘悖主’，說他‘叛逆’，說他‘犯上’，我們試問，在一個共和的國家裏，什麽叫做悖主？什麽叫做犯上？至於叛逆，究竟怎樣的行為是革命？怎樣的行為是叛逆？陳派的軍人這一次趕走孫文的行為，也許有可以攻擊的地方；但我們反對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舊道德的死屍來做攻擊陳炯明的武器。”胡適發表了這些意見之後，受到了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長時期的猛烈攻擊。
孫陳決裂，是兩人基於政治理念的不同最後分道揚鑣，說不上誰“背叛”誰。陳炯明與孫中山的關係，不是君臣關係，也不是陳追隨孫的關係，而是合作的夥伴關係。合則留，不合則分，最終孫陳因政見分歧而決裂，評判是非的標準應該是誰的政治主張更有利國家民族，誰更恪守正直誠信和道義。至少是在當時，社會輿論是站在陳炯明一邊的，尤其是在廣東，陳炯明深得人心，各界強烈要求陳炯明主政廣東。後來國民黨蔣介石執政中國，在國民黨神化孫中山的造神運動中，陳炯明被妖魔化，成為一個罪大惡極的曆史人物。
離開了權力中心的陳炯明，在六一六事變之後，並沒有為自己多做辯解。黨國要人和各界名流，都出來說項，真誠的希望孫陳和解，懇請陳炯明再度出山，與孫中山合作。孫中山也願意和解，前提是陳炯明必須認錯。陳的回答也很幹脆：無錯可認。到了1925年3月，孫中山病逝北京。陳炯明給孫中山送去了挽聯，挽聯寫道：唯英雄能知人殺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與故交一戰再戰，公仇私誼，全憑一寸赤心知。這大約就是陳炯明為自己的辯解吧。不過，看來他更願意把是非留待後人去評說。當時的輿論，對於孫陳的決裂，對於孫陳的功過是非，除了國民黨人，社會賢達的持論還是比較公允的。比如梁啟超說，“我對於孫君所最不滿的一件事，是為目的而不擇手段。孟子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這句話也許有人覺得迂闊不切實情，但我始終認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梁氏甚至嚴厲批評孫中山的不擇手段，他對子女說，“民國十二三年間，國民黨已經到了日落西山的境遇，孫文東和這個軍閥勾結，西和那個軍閥勾結——如段祺瑞、張作霖等——依然是不能發展。那不擇手段的孫文，日暮途窮，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孫文晚年已整個做了蘇俄傀儡，沒有絲毫自由。”其他如張君勱、章炳麟等人，都對陳炯明的聯省自治給以高度評價。
在中共方麵，陳炯明所服膺的聯省自治，自然和中共的中央集權製度相抵觸。中共建政至今，聯邦國家依然是中共的理論禁忌，實踐上更是觸犯了中共的核心政治利益。所以，對於陳炯明，不僅完全否定，在官方的曆史裏長期是一個禁區，以至於大多數中國人竟不知道陳炯明為何人！
六一六事變是陳炯明個人政治生涯的轉折點，從此以後，陳炯明再也沒有機會去實現他的聯省自治的政治理想。雖然他退居東江，依然擁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力，但是他再也沒有重新主政廣東。隨著中國政治格局的變化，陳炯明在中國的政治舞台逐漸邊緣化。陳炯明作為一個政治家最輝煌的時代結束了。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經過袁世凱稱帝、護法討袁、張勳複辟等一係列的政治劇變，中國各個省份呈現一定獨立形態的政治格局，尤其是南方各省，由督軍、省長治理施政已然是客觀的政治現實，本省人治理本省人的口號深入人心，而對於北京的中央政府隻是維持名義上的尊奉。麵對著這個看似“分裂”的局麵，如何來完成國家統一，重建民族共同體？代表北京民國政府的各個北洋派係以及南方的孫中山，主張走傳統的老路，就是以武力征伐，中央集權，再建大一統的國家。而掌握著南方各省政治實力的諸侯，以陳炯明為代表，包括湖南的趙恒惕、浙江的盧永祥、四川的熊克武劉湘、雲南的唐繼堯、廣西的馬君武都力倡製憲自治，還有貴州、陝西、山西、江蘇、江西、福建等省，或由政治當局宣布製憲自治，或由人民推動製憲運動。一時間省憲運動，可謂激蕩全國。甚至連張作霖的東三省也宣言自治，這不過是借口聯省自治實為擁兵自保。南方各省所製定的省憲，大同小異，基本的思想是主權在民，省長由選舉產生。以廣東省的省憲為例。先由省議會選出省憲起草委員會主持省憲的起草工作。廣東省憲起草委員會主任黃毅，與著名憲政學家王正廷密切聯絡，聽取王氏意見。王氏是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起草人之一，也是湘、浙兩省省憲的起草人。黃毅不僅參考了湘浙省憲，還包括有瑞士、美、英、德、法、加拿大、奧地利、比利時、荷蘭、巴西、葡萄牙、土耳其、日本等國的憲法。省憲的主要內容有規定了廣東省的自治屬性，人民的權利和義務，省議會的組織產生，省長及政務院，采用議院政府製等十五章，與其他省憲相比，粵憲最大的特點是對省長權力的製衡。推而廣之，這就是一部國家憲法了。
那麽，“聯省自治”會不會致使軍閥割據，國家分裂呢？問題是要建設一個什麽樣的國家，是要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的國家呢，還是要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憲政國家？“聯省自治”實際上就是由全國各自治省組成的國家共同體這樣一個聯邦製的國家政體。百年曆史已經證明，以武力統一，中央高度集權的大一統的國家，並不能給人民帶來福祉，給國家帶來長治久安。聯邦製國家對於像中國這樣幅員遼闊，地域風俗差異大，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多民族國家，尤為適宜。實現中國的聯邦政體，不僅能保持國家長久的政治穩定，還能使各民族人民享有尊嚴和自由，享有民主權利。
不能回避的問題是，中國至今還沒有解決政權的合法性。因為我們沒有還政於民，沒有主權在民，沒有權力民授。依然是政製不可持續，依然是人亡政息。當年的“聯省自治”的運動有十二個省參與，試想有數個省建成自治“模範省”，其他省份能不見賢思齊？既然是省憲自治，又何來軍閥割據？那種無視人民政治選擇權利的就是獨夫思想。等到足夠多的省憲自治以後，以中國文化的凝聚力，中華聯邦國家就水到渠成了。歐盟的組成就很能說明問題，盡管今日歐盟由於各種因素在發展中遇到了困難，但是共同的利益一定會形成比較緊密的邦聯國家。更何況，在長久的曆史發展中，全中國在一個國家共同體之中，各個省之間的文化共性和經濟利益遠遠大於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風俗習慣的差異，跟歐盟各國之間的差異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可以肯定的說，如果堅持按照當年陳炯明等人所主張的“聯省自治”的政治理念，百年以後，自由民主憲政的中華聯邦共和國可望能夠實現。
各省的製憲自治，激蕩了中國思想界，南北知識分子通過報章刊物，鼓動輿論，對於國家前途，政治體製展開辯論。以胡適和陳獨秀為代表的爭論，代表了聯邦分權主義與中央集權主義的政治分野。胡適主張通過各省的地方自治，達成聯省自治，最後建成聯邦國家，簡而言之就是走瑞士和美國的道路。陳獨秀主張建立強大的政黨，打到軍閥，建立起民主的統一國家。一百年過去了，回望這段曆史，中國應該走什麽道路，中華民族應該建立一個什麽樣的國家政體，應該是有了答案了。孫中山和陳炯明的政治分歧就在於中央集權主義和聯邦分權主義。曆史證明了，武昌起義槍聲一響，標誌著中國不再有可能建立如英、日那樣的君主立憲的政治體製；同樣，六一六事變的炮聲一響，中國由聯省自治而建立聯邦國家的曆史機遇也失去了。結局世人都看到了，百年憲政，其路漫漫！中國近代有兩位憲政先驅，一位是宋教仁，一位是陳炯明。宋教仁長於憲政的頂層設計，構建國家的憲政大局；陳炯明則努力地方自治實踐憲政，構築憲政基礎。可惜兩位英雄不假天年，壯誌未酬。國運如此，常使後人跌足長歎。
接下來的曆史就順理成章了。盡管孫中山過早的在1925年3月病逝，沒有看到陳炯明的徹底覆滅，沒有看到北伐的勝利。但是，接過他的衣缽的蔣介石先生，由蘇聯加侖將軍任軍事顧問，1925年2月和10月，兩次東征東江，掃蕩盤踞在惠州、潮汕一帶的的陳炯明勢力。黃埔軍校的士官生所組成的東征軍，每一個排就有一個蘇聯軍事顧問，一色的蘇製武器，最厲害的要數蘇製機關槍和鐵甲列車，對付陳軍的漢陽造，在蘇聯督戰團的指揮下，所向披靡。最終把陳炯明趕出東江，消除了北伐的後顧之憂。隨後在1926年8月，蔣介石任總司令的北伐軍在湖北鹹寧汀泗橋大敗北洋吳佩孚，取得了北伐的決定性的勝利。孫中山的傳人蔣介石，在一年多的時間裏，打垮南北兩秀才（吳佩孚也是前清秀才），實現了孫中山武力統一中國的夙願。
陳炯明敗走香港的時候，才47歲，正當盛年。1933年，陳炯明在香港病逝，終年55歲。當時有人提出給陳炯明舉行國葬，遭到了國民黨的反對。在他生命最後的八年，陳炯明曾經離開過香港，為抗日奔走於上海。九一八之後，日本人去香港找到陳炯明，希望合作，陳隻有一個要求，那就是日本立即撤出東三省。盡管日本人碰了一鼻子灰，但是還是出於對陳炯明的敬重，送上支票八萬元。陳炯明在支票上打上一個大叉，請人把支票送還。1925年10月，美洲洪門致公堂在舊金山召開“五洲洪門第四次懇親大會”，宣告致公黨成立並推舉陳炯明為致公黨第一任總理。
陳炯明避難香港，貧病交加，境況淒涼，三餐常有不繼。逝世後，竟用為母親準備的棺木暫寄於香港東華義莊。到了1935年，在各界友人的幫助下，才遵照陳炯明的遺願，正式移葬惠州。一代英雄，晚景如此，令人唏噓。然公道自在人心，治喪收到了三千多幅挽聯，陳立夫、鄒魯、章太炎、吳佩孚、段祺瑞、居正、張東蓀，張君勱，朱慶瀾、黃紹竑、陳銘樞、馬育航等均有挽聯哀悼。最後，借用吳稚輝和劉白的挽聯，作為對這位失敗的英雄做一個總結。吳稚輝的挽聯為：一身外竟然無長物，青史流傳，足見英雄有價；十年前所索悔過書，黃泉送達，定邀師弟如初。劉白的挽聯是：不愛錢，不愛命，不愛虛榮，遺績滿南天，赫赫勳名，環顧誰與京也；又能文，又能武，又能刻苦，英靈遽西去，區區涕淚，豈獨人之雲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