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李銳絕唱——在黨的鉗製下講常識/轉載

李南央：李銳絕唱——在黨的鉗製下講常識/轉載

2019年02月27日 15:27 PDF版 二維碼分享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中共元老李銳的女兒記錄下父親離世前的一年裏，父女最後的時光和兩人的交談，包括他對習近平的看法、對喪事的考慮，以及她對各路探視者的觀察。

2018年4月李銳在病床上看《爭鳴》終刊上自己寫的賀詞。 COURTESY OF NANYANG LI

父親李銳離世已經十多天了，官方舉辦的追悼會也已經如期舉行。李銳是2018年3月30日住進北京醫院的，我在自己為父親發出的訃告中說，父親在最後的日子裏反複書寫的是同樣的內容：人生在世都要受時代、知識、思想能力和個人品德這四種限製，前三種是恩格斯說的，最後一種是他加上去的。

其實，每一個生活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人，還有一種擺脫不掉的東西，那就是黨的鉗製。這種鉗製所采用的手段的卑劣，絕對不止於造訪的“臥底”客人。

父親說過的絕大多數話，寫過的絕大多數文章中所表達的思想，在民主國家都是常識。有那麽多的人敬重李銳，愛戴李銳，是因為他在黨的鉗製下講述常識。這需要勇氣，更需要突破伸入他近旁的鉗製的智慧。

中組部按照共產黨的喪事製度，以“正部級待遇”在八寶山舉辦了李銳的遺體告別，在他身上蓋上了紅色的黨旗。根據我跟父親的交流和對他的理解，這完全違背了父親的真實意願。

實際情況也根本不是正部級待遇。那天，參加了遺體告別的朋友告訴我，追悼會才進行了半小時，不明身份的人就攔住了隊尾，掐斷了進入大廳的告別隊伍。而經審查獲批準，可以在廳內告別李銳的親屬們被“請”進休息室，在前來告別的最高首長——中組部部長陳希到達之前，不得進入停放李銳遺體的大廳。大廳門梁上沒有條幅，不允許拍照。親屬中的一位拍到了一張大廳的照片，立即被不明身份的人追逼，強迫交出手機進行了刪除，不允許李銳的後人留下一張他的儀容像以為紀念。

感謝紐約時報中文網同意摘錄發表父親最後的日子裏我守在病床邊寫下的日記。相信讀者會從這些白描裏了解李銳最後的時光和背後的那些事兒。
日記經過編輯、刪減。

2018年8月李銳還能寫字，每天練字寫的是同樣的內容——最後的字跡。 COURTESY OF NANYANG LI

2018年4月3日

下午二時左右，飛機提前落地在北京。出關口排著長蛇般的隊伍，每個入境旅客的每件行李都要經過掃描機的檢查。我的大行李箱底鋪著滿滿一層的2017年10月號《爭鳴》，那是雜誌社托我轉給大陸作者的，內中有刊了父親為雜誌創刊四十周年所寫的賀詞。
我提起從掃描機傳送帶上穩穩送出的箱子，放在行李推車上向海關出口走去。一個小夥子從屏幕後追了出來，臉上掛著友善的微笑：“阿姨，您箱子裏是不是有好多書?”

我說：“是啊。”

小夥子問：“都是什麽書啊？”

我說：“雜誌。”

小夥子轉身跑回去了，用後背身跟我說“Bye-bye！”

走出海關，心中祈禱：但願這是個好兆頭，父親尚無大礙。

1993年李銳赴美參加中國問題研討會在女兒家門前與南央一家合影。 COURTESY OF NANYANG LI

三天前的3月31日，我和丈夫巴悌忠正在美國東海岸的女兒家，是為了小外孫女的四歲生日從西海岸飛過去的。半夜連續接住在父親樓上朋友的長途電話、朋友居住在美國的哥哥的手機短信、悌忠弟弟的來電、表弟女兒的電郵，轉達了同一個信息：“3月30日你爸住院，情況不好。”

我們原計劃是4月8日回國為父親過生日。急忙喚醒已經入睡的女兒，告訴她我們必須立即改簽機票，明天一早飛舊金山，然後回大陸。

我們從首都機場打的直接到了北京醫院。正在西門排隊辦理探視手續，父親的車開到了門口，司機滿起（也是繼母的女婿）招呼我們上車，不用辦了。門口的警衛看到車前風擋玻璃內的“通行證”，打開鐵柵欄，滿起又用他的乘電梯卡將我們送上了八樓。找到815A，穿過會客間進入病房。繼母張玉珍坐在靠著陽台玻璃隔屏一麵的沙發椅上，二表哥力豐的妻子進進也在，老頭子在昏睡。

向她們擺手打過招呼，我輕輕地走到病床邊，喚了幾聲“爸爸”，見沒有反應，便不再叫了。

向張阿姨詢問情況，她說：3月27日早上八點半了，你爸還沒有起床。強把他叫醒吃早飯，坐在客廳沙發裏一會兒又睡了。3月30日逼著他來醫院看病，就被留住院了。一直不好，總是昏睡。

說話間，我發現父親艱難地動了一下，像是要翻身，眼睛也微微地眨了一下。我急忙俯下身去在他耳邊喚了一聲：“爸爸。”父親張開眼，很茫然地看著我，又閉上，右眼角滾出一顆大大的淚珠。

他開始說胡話：“一步、一步；兩步、兩步；三步，我走了第四步就明朗了。但是對方不理解，我走了第四步，就明確了，但對方不能理解……”反反複複，約三十分鍾，之後漸漸地蘇醒了，認出我，清楚地發問：“哦，小妹嗬。你回來了。這次呆多長時間嗬？”

我附在他耳邊說：“二十多天。”

父親笑了：“好，好。”隨即又問：“這次呆多長時間嗬？”我擔心他是有點糊塗了。

我說：“很長，一時不會走，你放心。”

父親點點頭。我將悌忠讓到床邊，老頭子立即認出了：“悌忠嗬！”又看到立在床尾的進進，問:“力豐也來了?”

從進進聯係到力豐，看來腦子沒問題，我稍稍鬆了口氣。

1979年春節平反複出後的李銳長沙省親與母親和家人的合影。 COURTESY OF NANYANG LI

2018年4月4日

一早，乘滿起的車到了醫院。非探視時間，隻能利用他的“通行證”進入那座高幹住院大樓。走進病房，隻見父親雙眼明亮地躺在床上，頭微微地側向門口。見我進來了，讓小餘（在父親家做了十幾年的保姆）把床搖起來。

我剛剛在床邊的椅子上坐定，老頭兒便開口了：“你跟我說說，外界這次對習近平如何看嗬？全票通過不是笑話嘛。”顯然指的是剛剛通過的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兩屆製的憲法修正草案。“普京當選76%讚成票，2/3得票率，這還像點話嘛。”又說：“你們那個總統家夥亂來，一塌糊塗。”跟昨天真是判若兩人——還是我熟悉的父親嗬！

我笑著回答他：“可是很多人喜歡川普。”

父親“哦”了一聲。

10點40分左右，組織部秘書長、老幹局正副局長連同司機一行四人，帶一籃水果來看望。我喚醒了父親，秘書薛京告訴他：“部裏來人看你了。”
父親看清了來人，滿臉堆笑地伸出手一一相握、致謝。秘書長、正局長坐下來，副局長、司機退到外間恭候。我和薛京不約而同地拿出手機，拍照、錄像。局長立即緊張地從坐椅上立起：“薛秘書、大姐，咱們說好，就在這兒照，不外傳，一定不能外傳！”又加上手勢重複說：“一定不能外傳，一定!”

我覺得有些搞笑，但也不想難為他：“你放心吧。我答應你，說話算話。”他這才又坐回去，繼續“代表組織問候李老” 。

組織部的人走了，父親仍然很精神，讓我坐過去聊天。說他給老家湖南平江縣寫了一首關於彭德懷的詩。我說：“看到了，網上有。”就從手機上找到一位在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工作的朋友發給我的照片，送到他眼前：“這是網上傳的你的字的照片。”老頭兒一下子高興了。我又在手機上翻出網上傳的他的十九大書麵發言，他興奮了：“網這個玩意兒厲害呀，手機厲害呀！現在是網絡時代，攔不住了!”

午睡過後，張阿姨的女兒小玲、女婿滿起，兒子勝利來了。兩點半，護士進來招呼我們去會議室開會。大家走在去會議室的路上，勝利說：“我聽說插管後可以活好幾年，好好的，沒事兒。”我說：“那是植物人，不是真正意義的人。對我爸不是‘好好的，沒事兒’。”

會議室裏，組織部上午來過的那位老幹局副局長、兩名幹部還有秘書薛京已經到了，他們坐在會議桌靠門一側的左邊，把正中間的位置留給老太太，小玲、勝利依次挨著老太太的右邊坐下，空給我哥一個位置，然後是我和滿起。

一位副主任醫生、一位神經科醫生、一位內科醫生隨後進來在桌子的另一側坐下。副主任先談，沒有客套，直奔主題：李老這次入院是因肺部感染，心髒也出現問題，經藥物控製，目前情況已經穩定。但連日大便均帶血，可以肯定有癌症，但是沒有必要確診，因為確診後也無法進行任何治療，而且這不會是李老的致命病症，最後威脅生命的會是心肺衰竭。鑒於李老的年齡和心髒、肺部的情況，隨時會出現突變。今天請你們來談的目的，是希望家屬對是否做心髒體外複蘇和切喉管上呼吸機搶救作出決定。現在大家都在，明天開始清明放假，今天需要有個決定。

老頭子有癌症，這讓張阿姨很意外：“怎麽好好的，得了癌症呢？怎麽會呢……”沒有人打斷她。

但是我看出醫生們有些不耐煩了，隻好先開口：“我表個態吧。李銳是有尊嚴的人，有尊嚴地活；走，也要有尊嚴地走。一切不屬於治療的搶救手段都不上。”

正在這時，我哥進來了。我簡短地向他說了醫院召集這個會的目的和我剛表示了的態度，他立即說：“我看得多了。不搶救。”

張阿姨有些不高興：“你看什麽多了？”

哥哥楞怔了一下，說：“我媽媽最後住院時，我看到其他病房的很多老人插著管，就那麽躺著。應該讓爸爸有尊嚴地走。”

我轉向對麵的醫生們：“我們這一邊孩子的態度很明確了，但是老太太的意見是第一位的，要以她的為準。”

張阿姨說：“得給我幾天的時間想想，我現在腦子亂了、糊塗了，做不了決定。”

副主任溫和但是非常堅定地說：“對不起，這個決定必須今天做。”又說：“我們還有別的事情，不能等了，我們先走，你們家屬自己商量吧。”

老幹局副局長和兩個幹部也站起身來，對秘書薛京說：“我們還有事，先走了。”

我有點著急了：“這個意見書上得有單位的簽字嗬，你們走了，今天不就簽不成了嗎？醫院等著決定呢。”

副局長說：“家屬不做決定，我們怎麽簽呢?”

我說：“你們就簽：同意家屬意見。”

副局長拿起筆立即簽了。

張阿姨還在自語著：“好好的一個人，怎麽就得了癌症。我接受不了……”

小玲扶起老太太，大家一起回到病房。父親依舊睡著，張阿姨頹喪地跌坐在沙發內喋喋自語：

“癌症，怎麽會是癌症……”漸漸逼近下班時間，我無何奈何地對勝利說：“跟你媽媽說說清楚吧，五點之前怎麽也得有個決定。”老太太終於在兩份表上簽了字：不做體外心髒複蘇，不做切管上呼吸機。我鬆了一口氣：謝天謝地，父親可以不受罪了。

2016年4月炎黃春秋同仁祝李銳百歲壽（虛歲）。 COURTESY OF NANYANG LI

2018年4月5日

下午一點半到醫院，父親一直在昏睡。過了很久，老頭子醒了，朝我比劃著“拿來、拿來”。見我不明白他要什麽，著急了，提高聲音焦躁地說：“你那個東西，你帶來的那個東西……”我試探著將昨天上午放在床頭櫃上的終刊《爭鳴》拿給他，翻到有他的賀詞的那一頁，老頭子安靜了下來。
父親是這樣寫的:

“今年10月是香港《爭鳴》雜誌創刊40周年，這是一件非常不易之事。雖然鄧小平當年向香港人民做過‘一國兩製，五十年不變’的承諾。

生活在大陸保持了獨立思想的人，去年喪失了最後一塊可以發出聲音的陣地——《炎黃春秋》。我今年已經101歲了，該說的話早就說夠了，該寫的意見也早就寫了，不過頭腦還是難平靜，因為憲政何時大開張呢？（這是我晚年寫的一本書的書名）我還在思考，還要不斷地從比我年輕的人的文章中汲取營養，活到老、學到老。因此衷心地祝願《爭鳴》越辦越好，繼續為用自己頭腦思考的人們提供一塊交流和爭鳴的陣地。”

父親題寫賀詞時當然不會想到，這一期竟成了《爭鳴》的謝幕篇。創刊於1977年11月的香港雜誌《爭鳴》在2017年10月停刊。

張阿姨陪住的床是放在用落地玻璃與病房隔開的大陽台內的，這時午睡起來，見我坐在老頭子的床邊，就在另一邊坐下，問我：“你爸跟你說過回平江的事嗎？”

我明白，她這是在跟我談父親後事的安排了。便說：“說過不開追悼會、不蓋黨旗、不進八寶山，回平江。”

張阿姨說：“你爸跟我說過‘你不回平江，我也不回，我們一起回。’可是回平江是個大事兒，自己辦不了，要組織出麵。那個地方也不好，路不好走，人也到不了。”

我沒有再說什麽。

2008年3月李南央在醫院陪伴父親，她說，早在這次李銳告訴她：身後不開追悼會、不蓋黨旗、不進八寶山 。 GAO YU

2018年4月6日

下午兩點鍾左右到醫院。病房裏的電視開著，音量很大。我驚喜地發現父親睜眼躺在床上，精神甚好。聽到聲響，偏過頭來。見是我，就說：“胡德華一會兒來，我要坐起來。”我把床搖起來，老頭兒閉目養神。

胡耀邦三子胡德華和夫人三點過後到了，老頭子高興地跟他們握手，底氣十足地說：“我難受的事兒，國家這麽多年搞成這個樣子，三件事要弄清楚。（老頭子晚年見人就說：要搞清楚曆史是怎麽回事、黨是個什麽玩意兒、主義是個什麽東西。）中國就是沒有民主、科學，後來又出了個主義，一個共產黨，怎麽辦嗬？五四本來出現轉機，又出了馬克思、共產黨、毛澤東，隻有中國才能產生。”

德華應和著：“隻能專製才能出共產黨。”

老頭子說：“中國改朝換代靠農民戰爭，幹掉一個皇帝，又出一個皇帝。他（毛澤東）第一篇原稿我看過（《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外國留學回來的、大學教授、大官統統是反革命。出現了習近平是你們的責任，你們要把他搞清楚。就是沒文化？毛就是沒文化，數學打零分。習文化很低。我很傷心，他爸爸多好，痛心得很，搞出這麽個兒子。”

德華說：“習仲勳除了在（鬥爭胡耀邦的）生活會上說‘你們這是逼宮’，他還說過，‘你們批判胡耀邦的那些事情，也有我一份’。”

老頭子歎氣：“仲勳和耀邦是我最好的朋友。習近平我簡直想不通，後來才知道沒文化。你們有責任搞清楚。你爸爸多好，我每年去深圳都去看他。”
父親去深圳看的是習仲勳，把他說成德華的爸爸，顯然是累了，有些理不清了。我就跟德華說：“不聊了吧，讓老頭子休息。”

父親指著我問德華：“我這個女兒怎麽樣?”

德華說：“我們早就認識。”

父親說：“她硬是把她那個媽媽寫出來了。”父親非常看重我寫的《我有這樣一個母親》那篇文章，他一直跟我說：應該把你那個媽媽寫出來，太典型了。但是他沒想到我真地寫了。這篇文章發表後引起了極大的爭議，反對的人認為違法了中國的傳統道德。

德華說：“李叔叔，您休息吧，我們再來看您。”

老頭子點點頭，隨即疲倦地閉上眼睛。

1949年李銳隨軍南下解放長沙與姐姐、姐夫合影。 COURTESY OF NANYANG LI

2018年4月7日

下午，約一點十分到醫院。走進病房，老頭子醒著，見我進來，向陽台方向看去，老太太在午睡，招招手，示意我坐近些，壓低聲音問：“上次美國大使要來看我，她說是你搞的。是嗎?”

2011年4月，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離任前想以私人身份拜訪李銳，大使館的朋友請我幫助詢問父親是否願意見。父親非常高興，同意了。張阿姨當著我的麵也表示了同意。但是我走後，讓秘書薛京向組織部匯報此事，部裏回話，說洪博培要見李銳需通過外交部申請，最後沒見。

我樂了：“我哪有那個本事，能認識大使?”

老頭子衝陽台抬抬下巴：“她認為是你搞的名堂，你跟她解釋一下。”

我說：“沒用，她不會相信我的，不解釋了。”

父親沒再說什麽，開始聊習近平沒文化，又回憶2006年在浙江請他吃飯的事兒，我打開了手機的錄音功能：“我那天跟習近平說，你現在可以打擦邊球。習近平說，你可以，我哪裏敢嗬。”

我見他腦子很清楚，精神也不錯，張阿姨又不在近旁，就貼在他的耳邊一字一頓地問：“大家都很關心，你要不要開追悼會？要不要蓋黨旗？要不要進八寶山？”

父親問：“哦，就是說我去世了……”

我說：“對。”

老頭子望著天花板，半天、半天，足足有半分多鍾才開口，倒著從最後一個問題回答我：“問題是平江人會怎麽樣。玉珍很可能會願意，我們兩個人火葬後回平江，放在父母親那裏（墓地）一起。”

我問：“你自己也願意嗎?”

父親說：“那樣對我父親也好，我父親是好人，另外玉珍願意。留在北京有什麽意思嗬！放在哪裏？它給你放在哪裏？你說吧，有人願意嗎？那就留在我現在住的房子裏，那倒是可以。再不呢，平江了，那是我願意的，我自己也願意。平江是個旅遊區，特別是彭德懷也在那裏。”

對我“要不要進八寶山”的問題，父親雖然沒有正麵回答，但是明確說出了“（回）平江那是我願意的”，算是有了答案，便轉到第二個問題，問：“蓋不蓋黨旗啊？”

父親還是繞著說：“共產黨沒有科學知識啊，也（體現）在這裏——這個紅顏色是破壞眼睛的，你知道吧？綠顏色是保護眼睛的。共產黨一革命就是紅旗，到現在還是喜歡紅顏色。那個電視台搞活動，都是紅顏色多，唉！所以這個人類的發展啊，這個二十世紀呀，是一個特殊的世紀。兩次世界大戰，蘇聯，搞了，垮了；中國，搞了，還沒有垮，但是它XXX（作者按：隱去國罵），死那麽多人，中國共產黨的可怕是餓死人嗬！楊繼繩的父親是餓死的。楊繼繩出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兩厚本書你看了沒有？毛澤東這個人呐，我認為是天下最壞的人之一，能夠那樣死人，於心何忍？！太可怕了。”

2017年4月李銳與前來送剛剛出版新書的楊繼繩及南央夫婦、南央朋友嘉楠的合影。 COURTESY OF NANYANG LI

老頭子順著毛澤東這個題目一直說下去了：“他自己的生活那麽好，我不是在他家裏吃過一餐飯，就是有熊掌嘛。他在延安的生活也是最好的，在延安吃什麽呢？兩樣東西：小雞、泥鰍。長征，就是白天抬著他睡覺，晚上起來做事情。唉呀！這個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周恩來那是對他是最討厭的了……”

在外麵陽台上午睡的張阿姨這時起了身，老頭子敏感地察覺到：“噢，她起來了。”立即住了嘴。

那天以後，我再沒有找到機會問父親第一個問題：“要不要開追悼會?”

張阿姨走進病房，父親說：“美國大使來看我，不是小妹搞的。”老太太裝作沒有聽見。

我說：“爸爸，聊了半天，累了，你睡一會兒吧。”

2015年6月，李銳在為老朋友的書題寫書名。 COURTESY OF NANYANG LI

日前父親李銳“正部級待遇”的葬禮，沒有悼詞、沒有生平介紹、沒有挽聯、沒有哀樂……就連前來告別的人們手捧的鮮花都被攔在了大廳之外。人們憤怒地說，那是一個“無聲無字”的追悼會。

我是多麽地為父親驕傲。中共在李銳生前懼怕他的聲音，在他死後懼怕他的遺容。一個人能夠把那個無處不在、無所不能的黨嚇到如此的地步，他在天有靈，一定會開懷大笑。

父親在他101歲生日的那天，在醫院的病床上發出了自己的“絕唱”。他雖然最終沒能徹底擺脫共產黨對他的鉗製，但是他已經拯救了自己的靈魂，可以笑別人生。

以下是我守在父親病床邊寫下的日記。經過編輯、刪減。

2018年4月8日

下午一點到醫院。父親的精神不如昨日，似睡非睡。

我說：“我明天去紫陽家鞠躬，你有什麽話？我帶過去。”

父親立即說：“耀邦、紫陽救了這個黨，救了這個國家。紫陽在經濟上比耀邦強。”

我說：“紫陽和夫人的骨灰還放在家裏，安葬不了。”

父親說：“這是豈有此理的事情。”接著跟我談起他第一次是怎樣見到紫陽的老伴兒的，時空有些混亂；又提起閻淮的新書（《進出中組部：一個紅二代理想主義者的另類人生》），還是有些前言不搭後語。

我問張阿姨：“（秘書）薛京還沒來？”

她說：“來，可能一會兒來。他每天都要向組織部匯報老頭兒的情況。”

這時父親在磨子潭（60、70年代兩次流放的地方，位於大別山）的患難朋友、畫家王申生到了北京站，他是特地從上海趕過來看老頭子的，手機短信問我如何進住院大樓。大約三點鍾，申生進到病房，老頭子一眼認出來，說：“王滬寧，我們是患難之交！”

我用寫字板寫上“王申生”遞到父親的眼前。他笑了：“申生、申生。王滬寧是那個家夥。”

“申生你多少年沒來了啊。”款款地回憶起自己在磨子潭流放地跟申生相識、相交的過程，清晰、準確。

1975年5月31日，李銳出秦城監獄返回軟禁地磨子潭路過蚌阜留影。COURTESY OF NANYANG LI

2018年4月11日

父親一直昏睡，直到下午1點48分醒來，看見我在床邊，問：“你哪天回美國啊？”

我說：“20號。”

老頭子轉過頭看著滿起：“我明天下午出院。”

小餘告訴我：“老頭子是有東西要給你。”

果然，父親說：“我要回家，我有東西，重要的東西要拿給你。”

我說：“你告訴滿起在哪兒，讓他取了交給我就成了。”

老頭子搖頭：“別人不知道，我自己拿給你。”

（父親到底想給我什麽，已經無法知曉。但是他的絕大部分日記原件和其他的文字原件都已經在這些年裏陸陸續續地交給了我，由我按照他的意願捐獻給美國胡佛檔案館了。世界上沒有完美的事情，得不到的就得不到了。也許哪一天會出現在北京潘家園的字攤上。）

一會兒進來一群醫生查房，老頭子高聲說：“我女兒從美國回來，給我訂好了三桌飯，我要出院！出去過生日！”

我確實是早就在國宏賓館預訂了三桌生日宴，準備在4月13日那天跟去年一樣，請他的尚健在的不多的幾位老哥們和夫人，以及幾位老秘書、組織部的老部下和從各地特意進京的晚輩們為他祝壽。父親看來是真盼著，要實實在在地過101歲的生日。

醫生們走了，父親跟我閑聊，說：“我這個人運氣很好，一個老伴照顧生活，一個女兒讓我曆史留名。”

2017年4月13日李銳百歲壽，左起何方夫人宋以敏、何方、杜導正、李銳、李銳夫人張玉珍。 COURTESY OF NANYANG LI

2018年4月12日

早晨八點一刻去醫院。

九點半，秘書薛京和組織部老幹局的幾位幹部先到，將帶來的大花籃和禮品放在病房門口。留下一人守在那裏，其餘的人走了，我猜是去恭候組織部常務副部長薑信治大駕。

終於，走廊那邊一群白衣、黑衣人簇擁著一位身材中等、略顯消瘦，也是身穿黑色夾克的人出現在病房入口處，我知道這就是現任組織部薑常務副部長了，本能地在心裏將他跟過去這一位置上的李銳作了比較，不免當了一次九斤老太。

兩三位白衣人和老幹局局長陪著薑副部長進到病房。薛京在我耳邊輕輕地說，薑副部長旁邊的是北京醫院院長。

閉目養神中的父親這時睜開了眼睛，目光掃過這一群人，透出我熟悉的、李銳特有的鷹一般的銳利。薑部長走過去跟老頭子握手，老頭子滿臉是笑，示意他坐下。老幹局長從我和薛京身邊走過，小聲叮囑：“不要照相，不要錄像！”

老頭子開口了：“謝謝你們來看我。我明天就102歲了。”隨即話鋒一轉，開始朗聲地“大放厥詞”。從曾國藩教兒談起，重複他對家中來客講過上百遍的故事：抗戰時一位美國飛行員的飛機被打下來，迫降在曾國藩家不遠處，曾家七個人在，個個都會講英語。我們搞了些什麽？一建國，就學蘇聯，取消英語。

我不意外——父親心裏明鏡似的啊，張玉珍不在，他可以想說什麽就說什麽了。

薑部長的表情卻是意外的，他大概對李銳在這樣的場合、說這樣的話，完全沒有精神準備。我真是佩服他的定力，能夠將開始的笑容一直凝固在臉上。

老幹局局長卻有些坐不住了，幾次打斷老頭子，試圖轉變話題：“薑部長來看您，是給您拜壽的。”

老頭子向他一擺手，那意思是：“你別插嘴！”依舊是滔滔不絕地自說自話：“現在那個人的像還掛在天安門上麵，對習近平也搞個人崇拜，像什麽話！”

這話一出，我都替薑部長捏把汗了：再聽下去若有人匯報給習老大，可不大好解釋清楚了。

薑部長確實坐不住了，站起身，伸出手給老頭子：“您說了半天，累了。您休息、休息。我們告辭了。”老頭子就勢抓住他的手：“你別走，我還沒有說完。”

老幹局局長連忙上前解圍，用自己的手強換下薑部長的手握住老頭子：“部長忙，還有事，還有會。”然後鬆開，幾乎是逃也一般，踩著薑部長的腳後跟離開病房。

父親從病床上抬起上身，衝著這些人的背影大聲嚷著：“你們不愛聽我也要說，你們把我看成壞人好了，我不在乎。我就是要說......”

我是在場的唯一家屬，想著應該代表父親送送客，便也到了走廊，以為看到的會是一群離去的身影。沒想到院長和薑部長還有主持父親治療的幾位醫生站定在那裏，正在等我。不禁暗自稱奇。

見我出來，好像剛才什麽也沒有發生過，薑部長笑容滿麵地對我說：“你看看，你們家屬有什麽要求，對醫院有什麽意見？”

我對張阿姨真是有些佩服了，還真有這麽個議程：部長當著院長的麵問家屬有什麽要求。我想也沒想，脫口而出：“沒要求，什麽要求也沒有。”“醫生好、護士好，都好、非常好。沒有任何意見。跟老百姓的條件沒法比，我要是再提什麽要求就太不像話了！”

看來，薑部長對我的這個回答也是沒有準備，愣了一下，說：“噢，那好，那好。”

院長臉上帶著詫異，但是釋然地重複著：“沒要求，跟老百姓比……”

2018年4月13日（李銳101歲生日）

一早，滿起送我和悌忠去醫院。老頭子在看電視，非常精神。見我們進來就說：“今天是我的生日，不讓出院，你訂的飯怎麽辦啊？”

我說：“今天晚上我請大妹他們吃飯，然後請朋友們吃飯。你和你老哥們的那桌，給你留著，等你出院了再吃。”

父親高興了：“好！好！”

2018年4月13日，閆淮、胡德華夫婦、陸德、黃肖路、李爾柔、牟廣豐等及記者為李銳慶生會合影。COURTESY OF NANYANG LI

十一點多，原政治局常委胡啟立的老秘書和現任秘書來了，送來胡啟立在大紅紙上親筆寫的生日賀詞。老頭子非常高興，讓我把賀詞放在陽台玻璃隔屏下的台子上他可以看到的位置。

四點左右，李慎之的女兒爾柔、黃萬裏的女兒肖路和美國之音記者葉兵及一位青年攝影師帶著花籃和一幅鑲在長鏡框裏的詩走進病房。我不認識葉兵，但是因為看節目，對他的臉是熟悉的。肖路大約一個小時前跟我聯絡過，說是他們的慶生會剛剛散了，帶著花籃正在來醫院給老頭子拜壽的路上。我說：老頭子沒吃上壽宴有點失落，見到你們會高興的，來吧。可是參加他們聚會的美國之音記者也跟著一起來了卻是我沒有想到的，而且還進來，真不知如何辦的探視手續。

我讓肖路和爾柔把花籃放在病房門口，詩的鏡框靠在對著老頭子床的位置上，讓他能看見。

看著這些不認識或者一時認不出的來人，老頭子的表情像是在問：“你們都是誰啊？”

我向他解釋：“胡德華、陸德、閻淮、牟廣豐、爾柔和肖路一些人剛給你過完慶生會，現在帶著花兒來看你了。”

父親臉上綻放出燦爛的笑容，雙手作揖：“謝謝！謝謝！”

葉兵走到床邊自我介紹：“我是美國之音的記者。”

我觀察著老頭子的表情，如果他不高興，我就客氣地請葉兵離開。

老頭子的眼睛一下亮了：“噢，美國記者！”我知道父親進入了跟昨天上午相同的境況，清醒而亢奮——張玉珍政委不在，要“放肆”一搏了。

我在心裏大呼：“蒼天有眼啊！給了李銳絕唱的機會！！”

父親開口了：“我已經進102歲了。101歲滿了嘛，吃102歲的飯了。”頭緒清晰。

葉兵說：“您對美國之音提一個希望吧。”

老頭子想了一下，臉上露出頑皮的笑意：“美國之音播過我一些隨便講的厲害文字（話），有一次是習（近平）上台不久，我與一個老朋友的女兒一起閑聊，她就講了一句什麽話呢？她說現在網上有這樣的話：‘毛病不改，積惡成習’，聽說傳到美國去了，美國把它公開了。”（笑）

“你知道吧？我有一本書，叫做《李銳口述往事》，最後一章就是寫我接觸過的高層人物。從毛澤東開始，最後一直到習近平……我那個時候也不曉得他的文化程度那麽低。你們知道吧，他小學程度……當然那個時候我也沒有什麽看不起他，因為他是仲勳的兒子。仲勳你們知道咯，那是了不起的，我和仲勳又是好朋友……現在（搖頭），他很難講，現在到底會怎麽樣。”

2018年4月13日，李銳在醫院接受美國之音采訪。 AI LUN/VOA

葉兵問：“您對他有沒有什麽忠告？”

父親搖搖頭，又搖搖頭：“做不到，我也做不到嘞……這個人現在他能接受？不可能，不可能。”

“中國這個國家啊，沒有辦法。它是一個什麽文化傳統呢……中國這個國家本來五四已經解決了缺乏什麽，就是人權同科學。五四運動已經解決了，結果又來了一個馬克思，馬克思是一個空想的社會主義，所以到中國來就很容易被接受。”

“毛澤東這個人討厭知識分子，他的第一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原文我看過，他怎麽講呢？……第一留學生，第二大學教授，第三大官，統統是反革命；第二，中學教員、中等官僚，半反革命；小學教員……”

不知什麽時候進來的醫生走到床邊，俯下身：“李老，咱們不說了，休息了。”

父親還想繼續：“胡適之是第一反革命，那個時候……”

醫生的態度變得十分堅決：“咱們休息、休息吧。該吃飯了（鼻飼）了。”

父親無可奈何地停住了。向眾人抱歉地擺擺手，告別。

2018年4月14日

下午一點一刻老頭兒醒來，將我喚到身邊，說：“你把你這次回來每天來的人，來的人都說了些什麽記下來。還有你在外邊跟人開會（老頭子把聚會說成了開會），大家說的話都記下來。”

我說：“嗯，明白你的意思，我會的。”

父親又說：“沒想到胡啟立也對我這樣關心。我這個人還是喜歡被人吹捧的。”隨即閉上眼睡過去了。

2018年4月19日

早八點四十去醫院。滿起在車裏遞給我兩夾子資料，說是老頭子要他複印給我的。我打開看了，是一些網上批評習近平的文章，收下了。我知道是他的那些能夠翻牆的朋友從網上給他弄到的，但是他不至於以為我在美國看不到吧。

進病房，父親在睡覺。大約中午十分完全清醒了，問我：“滿起拿資料給你了嗎？”

我說：“滿起複印了，給我了，你放心。”

父親說：“我要回家，我還有好多資料給你。”

我還是不知道父親到底還想給我些什麽，但我怕他著急、傷心，就安慰他說：“沒關係，我還會回來的，下次我回來，你出院了，再給我。”

老頭子問：“你什麽時候還回來啊？”

我說：“就回來，就回來。”

快五點時，離開病房，站在病房門口默默地看著躺在床上昏睡的父親：爸爸，請原諒我不能守在您的床邊。我自己去年七月查出患有血癌，每月需驗血調整化療藥物計量。我會挺住，把您的曆史資料整理、注釋完，您也要挺住，我們下次再見。

2018年5月-10月

5月21日我群發出“約字”短函，6月10日截稿，共收到101人，12.5萬字的“送字”。6月11日製版，12日成書《敬寄李銳》。6月14日帶入大陸的第一本卻沒有送到李銳手裏，但7月21日，一位來美旅遊回國的朋友成功地將第二本自印《敬寄李銳》親自送到他手中。小餘告訴我，老頭子拿著書說：“了不起！真厲害！”

2018年7月20日，自印本《敬寄李銳》送到李銳手中。 COURTESY OF NANYANG LI

9月24日中秋節，朋友的兩個妹妹帶著8月在香港正式出版的《敬寄李銳》樣書到醫院探望父親，小妹妹隨後發來電郵：“老頭子看起來身體狀況還不錯，每天上呼吸機也就最多兩次，早和晚，平時就是鼻子吸氧，隻是腦子反應有點慢，可能跟聽力相關。書拿到後不撒手，一頁頁地翻看。”而她的姐姐在電話裏告訴我的卻是：“老頭子已經很糊塗了，聽不明白我們說的是什麽。就是反複地說：‘怎麽辦啊？這個黨！’”

2018年10月26日

10月24日我們離開舊金山，25日到京。10月26日一早去醫院，被攔在西門，不讓探視。小餘下來接我們也無濟於事。從探視室內間出來一人，對外間拒絕給我們辦探視手續的女士說：“沒來得及告訴你，保衛處楊偉（音）有交代，有個從美國回來的女兒可以允許探視。”但是外間的女士堅持：“讓進也得下午三點後探視時間進，815A家屬有囑咐。”我說：“我也是家屬，不是外人。你將心比心，你若從國外回來探視父親，怎麽能夠隻允許你探視時間看望，而不能像護工一樣全天呆在病房照顧？”悌忠上前幫著問：“哪位家屬？有什麽交代，怎麽說的？”那位女士有些惱怒了：“我不說了，我已經說多了。”

無可奈何，悌忠隻好離去。我自己繞到醫院的門診區，曲裏拐彎，設法進了高幹住院樓。我在外間換衣服，聽到小餘在裏間病房對老頭子說：“你看看，誰來了？”

進到病房，看到父親睜著眼睛躺在床上，衝我艱難地笑了笑：“你什麽時候回來的？”順暢而清晰。

我說：“昨天下午……”他的眼睛已經合上了。

小餘說，老頭情況與她9月底回老家前已經大不相同了，下了一個大坎兒。護工說一直發燒，不能下床活動。

2018年10月29日

早九點，坐滿起車到醫院。小餘說老頭兒昨晚發燒到39°C。但人很安靜，沒有煩躁的表現。我走到床邊輕輕呼喚：“爸爸。”喚了幾次，有了反應，輕輕地哭泣，但是沒有睜眼。

董醫生來，解釋十月份以後為什麽不再給我電郵告知病情，說是高幹樓進行了保密教育，首長的病情屬於機密信息，昨天剛剛考完兩張保密試卷。我問：“那以後如果父親病危，醫院也不通知我嗎？”董醫生說：“不通知您。阿姨（小餘）跟您有聯係，她會告訴您的。”

我無語……

2018年10月31日

10點30分，醫院召集家屬和單位開會，通報李銳病情。院方有於主任，董、李兩位醫生，組織部來了四人。李醫生主講，說李老目前出現了DIC（彌漫性血管內凝血），判斷是靜脈埋管感染造成，情況凶險。醫院當會盡力，但是如此高齡，沒有把握。

2018年9月24日中秋節，李銳看到香港正式出版的《敬寄李銳》。COURTESY OF NANYANG LI

2018年11月1日

晚上在國宏賓館正跟幾位朋友一起吃飯，突接小餘電話：“小妹姐，老頭子不好，你快點來！”我和悌忠急忙打的趕到醫院，一路小跑成功地從門診部繞進高幹住院樓，值班的恰恰是呼吸科主治醫生，告知我們病情：突然缺氧，已經上了無創呼吸機。再次向我們確認不進行創傷性搶救。一個小時後，滿起開車帶老太太和勝利到了，張阿姨留在病房過夜。

2018年11月4日

進入病房如昨。吸霧、吸痰後，老頭子清醒了，竟然含混地說出了一句我能聽懂的話：“你在哪裏吃飯？”小餘開頑笑說：“女兒來了，你就不理我了。”老頭子向她撇撇眼，甩了一下手，很有力氣的樣子。我們都高興：老頭子還不糊塗，還有勁兒！

2018年11月10日

父親今天情況不好。醫生值班查房，說汪東興（“文革”時期重要政治人物）最後都是一天到晚講階級鬥爭，那可能是他一輩子印象最深的事兒。用下巴點了點老頭子：“這個老頭子不錯，說的是普通人的話。”又歎息說：“腦子可千萬別壞了，那就太可惜了。”

父親隻醒過來一次，認出我，像小孩兒一樣笑了。

2018年11月14日

一早，滿起來國宏接我和悌忠，張阿姨已經坐在車裏。我們一起到了醫院。老頭子一直在睡。張阿姨將她買好的壽衣、鞋襪、帽子一一拿給我看。我應著，說：“老頭子平時最喜歡的衣服就好。”

李醫生來查房，知道我要走了，說：“老頭子這次從凶險的邊緣拉回來了，但是上下波動很不穩定，隨時都會有變化，是否能熬過這個冬天，我們真是說不好。”

十一點多，老頭子醒了，認出悌忠，拚盡全力、清清楚楚地說出：“我要講話……”然後拚命地張嘴、使勁地張，合上再張，但是除了喘氣，什麽聲音都發不出來了。我俯下身輕輕地撫摸著他的額頭：“不說了、不說了。我們都知道……”父親疲倦地閉上了眼睛。

我們在隔門處向老頭兒擺手告別，老頭子伸出雙手抖著，小餘說：“他讓老太太跟你們握手。”

我們趕緊走回去，張阿姨跟我們握手，老頭子看著點點頭，閉上了眼睛。

結束語

回到美國後，國內的一位朋友在電子郵件中向我發問：“你知道李老這樣維持一天的費用嗎？”

我回複她：“我不覺得我爸每天花多少錢是個問題，問題在於這種花費是建立在級別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個人意願之上的。”

父親當年加入共產黨，是以為這個黨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博愛”。躺在病床上已經什麽也做不了的他，隻能哀歎：“怎麽辦啊？這個黨！”

但是去年在醫院與父親相處的最後那些日子裏，他帶給我最多的是他的笑——變得猶如孩童般快樂和純真的笑。

父親在回憶三峽論證過程的文章中說：“幾十年來尤其直到上馬之勢已定後，我要說的話都已經反複說過，說夠了，區區寸心，天人共鑒。我已經盡了自己的曆史責任，或者聊以自慰：‘我已經說了，我已經拯救了自己的靈魂。’”

蒼天有眼，在李銳一百零一歲的那天，給了他最後一搏的機會——美國之音的記者走進了他的病房，讓他留下了絕唱：“毛病不改，積惡成習……”

李南央，機械工程師，1990年離開中國，在美國多個科研機構任職。2014年退休後，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任客座研究員。著有《我有這樣一個母親》、《我的父親李銳》、《異國他鄉的故事》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