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汝諧與1970年著名手抄本《九級浪》

畢汝諧與1970年著名手抄本《九級浪》

《九級浪》的專輯
史料與闡釋.總第五期
http://www.fudanpress.com/root/showdetail.asp?bookid=11830

卷頭語
   
   本卷主打的是《九級浪》的專輯。《九級浪》是“文革”時期一度在民間流傳的小說手抄本，作者畢汝諧，但我們以前都沒有見到過這部小說。初次披露有關信息的，是楊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一文，但是根據鄂複明的敘述，楊健本人當時也沒有看到這本稿本。《九級浪》是有手稿的，但在保存過程中（當年偷埋在頤和園玉帶橋後的一個孤島上）紙張漚爛了，成為一部（二頁）殘稿，被現代文學館收藏。這部小說之所以現在能夠公布於世，主要是靠了兩位有心人：一位是趙一凡，他在“文革”中收藏了《九級浪》的手抄本據鄂複明推測，趙一凡並未收藏此件，否則以他的行事認真，不會在翻拍件中“缺失第53頁”。據此估計，他是在借閱時翻拍成縮微膠卷保存的，又用心把它拍成縮微膠卷，保留了一份相對完整的小說稿本；另一位是鄂複明，趙一凡生前沒有能看到他的收藏品公布於世，他去世後這批收藏品移交鄂複明保存。二十年後，鄂複明無意中在藏品裏發現了這份抄本的縮微膠卷，他不僅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去辨識文字，將它輸入電腦，而且找來了手稿殘本，逐字校對，終於恢複了這個作品的全貌（隻缺失了34個字）。今承鄂複明先生的關照，本刊以專輯的形式推出這本經過整理的小說稿以及與小說相關的文章。為了尊重鄂複明先生的勞動，本刊發表的是鄂複明整理的《九級浪》校勘稿。

   禮失求諸野。十多年前我發起“潛在寫作”的版本搜集，得到過許多作家的支持，由武漢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的“潛在寫作文叢”。但是，真正散失在民間的大量潛在寫作的文稿是無法一網打盡的，還需要依靠有心人持之以恒的搜集和收藏，也需要全社會的方方麵麵來關注這個工作。趙一凡和鄂複明都是這個領域中走在前沿的自覺者。我們從鄂複明稱趙一凡的工作為“諾亞方舟”便可理解，他是把文化傳承看作與救世保種同等偉大的事業。所以他能夠在幾十年的歲月裏，不顧風險收藏和保護大量的文學資料。2010年，鄂複明先生把他所保存的全部《今天》資料送交香港城市大學邵逸夫圖書館收藏，現在，他又把保存的所有文學資料的電子文檔都無償捐給複旦大學圖書館，以供研究者使用。這種高尚的、無私的奉獻社會、服務社會的精神，正是收藏者的最高的精神境界。

   作為“文革”時期的一部民間潛在寫作，《九級浪》的文學史意義是不言而喻的。但因為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作品，文本裏的語境與今天的社會環境相差實在太大，如果不還原到當時的曆史場景，今天的讀者理解起來可能會感到困難。但如果簡單地把小說文本裏展示的一些生活場景，與“文革”簡單地等同起來，也會產生對曆史的誤解。我的理解，這部小說並不自覺地展示了某種普遍性的生命意義，就是描寫了青春殘酷的主題。小說裏的主人公勇人、陸子、老畜牲、老伍等等，還有作為背景出現的模糊的群像，他們都有著多重社會身份：中學生、紅衛兵、逍遙派、流氓阿飛、打砸搶分子……每一種身份可能都表現了一個側麵，唯有青春時期的狂暴、騷熱、盲目、衝動、欲望等等，仿佛是一潭沸騰的水漿，把所有的角色都浸泡在裏麵，遭遇著一場沒頂之災。“九級浪”的意象，應該理解為男女在青春期爆發出來的無可約束的生命狂暴本能，唯有“殘酷”兩字可以概括。因此，小說也無關乎“文革”主題，不過是在一個特殊的狂暴的歲月裏，青年人被時代喚醒了一種潛藏在意識約束下的力比多(libido)的狂怒之態。但是國家機器最終是要對這樣的青春反叛嚴加管製的，我們從勇人在勞教釋放後口口聲聲接受改造的主流話語中，從司馬麗當了知青後通信裏流露的主流話語中，都可以體會到一種比青春殘酷物語更為殘酷的體製的存在。

   此外，還有需要說明的是，《史料與闡釋》第四輯的主打是賈植芳先生百年誕辰的紀念專輯，用了較多的篇幅，以致原計劃中的許多稿件無法刊出，如陳夢家年譜的後半部、李涵秋的專輯，這次都完整刊登完畢，論述欄目的幾篇論文，也因為稿子太擠，或策劃的需要，拖了好幾年的時間，這次也一次登完。對於撰稿者或整理者的理解和支持，我還要再次表示感謝。

   上述“卷頭語”於3月20日寫成。但在看清樣的時候，獲悉王觀泉先生於6月11日不幸仙逝。王先生是本刊的老朋友，在本刊第二輯、第三輯上分別發表了《〈資本論〉在中國》《光芒四射之餘暉，也光芒四射》《手撫瞿圓初〈山水入門秘訣問答〉的遐想》等文，給以本刊莫大的支持。為了紀念王觀泉先生，本刊在倉促之間，臨時編輯了一個簡單的“哀悼王觀泉先生特輯”，寄托我們的哀思，敬請讀者關注。
   
   陳思和
   2017年6月22日修改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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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汝諧：關於《九級浪》的一段回憶
發表於 2015 年 10 月 05 日 由 舟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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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汝諧，現定居紐約。20歲時寫下小說《九級浪》，曾轟動京城。曾在海峽兩岸出版了多本著作，《自由，你好》、《周恩來評傳》（署名方裏）、《綠卡族》、《活水的江河》、《美國聯邦監獄探秘》等。畢汝諧曾在《九級浪》中，借小說主人公陸子之口，發問中國現狀：“我們爭論否定之否定定律是否正確，據此，某些曆史現象會不會一再出現？”；“文革否定了十七年，未來中國否定文革而形成否定之否定；未來中國具備十七年的主要特征，卻是十七年的更高級的階段！”被稱為是一位“章魚保羅式”的預言作家。

1970年深秋，我因不堪忍受文革苦難，憤然作不平之鳴。近乎本能地發出一聲呻吟——這便是文革地下文學手抄本小說《九級浪》。

那是一個連夢囈都不得造次的殘酷年代。用“哈姆雷特”的一句台詞來形容，便是：“時代整個脫節了。”

阿依瓦佐夫斯基的海景名畫《九級浪》，被我選作書名。覆舟之下，眾多溺水者垂死掙紮的形象，直觀地表現了毀滅一切的文革海難。

為《九級浪》所作的準備，可追溯到一年之前。九大後，為了躲避上山下鄉風潮，也是為了附庸青年司馬遷遊曆名山大川的風雅，兼且有意識地效法青年毛澤東搞社會調查，我跑了很多地方，蹲點考察工廠、農村、機關、學校、軍營；（囊中僅有一冊愛倫堡大型回憶錄《人•歲月•生活》，對他青年時代流落巴黎的浪漫生活欽慕不已。）憬然發現：在震耳欲絕的口號和凱歌聲中，人民的生活已不堪聞問了。終於得出“文革糟得很”的結論。文革粉碎了我心中的七寶樓台，水遠不能重建。那時候年紀輕，真正是傻大膽兒。明明知道文字獄遍於全國（動筆前不久，《出身論》作者遇羅克被槍斃了，殺榜貼滿京都的大街小巷。製服警察充當文字檢察官，正是文革黑暗的社會景觀），欲捉身而出，拔筆犯難。我自幼喜讀盧梭、狄德羅等人的半文學半哲學作品，後又接觸到薩特、加謬等人的著作，不禁躍躍然用生命作為琺碼，壓在社會這個無比巨大的天平上。那是一種初生牛犢特有的少年豪氣：“人生無非是這麽回事，豈有不死之人，不滅之魂？……

我深深感到痛苦，那是一種與身處時代格格不入的、眾醉我醒的痛苦。尤因本人生性歌感而更甚。我不定期地產生自殺的念頭，寢食難安。我隻得以飲食男女為庇身之所——美食落肚，情人入懷，如同吸用海洛因一般暫時緩解了滿腹憂思，無邊愁緒。其時，我白天刻苦功讀馬列（《德意誌意識形態》、《哲學筆記》……甚至還有艾地著《論馬克思主義》），而入夜後則夥同孤朋狗友大幹非非之道。我闖下的禍事共計9999件。

其中之一比小說更離奇：我在打砸搶現場被一名青年警察擒獲，同去派出所。途中，雙方對談文史，甚為投機，他竟放我走了。

我至今仍然很感激這位極具靈活性的人民警察，刻骨銘心。如果是另外一種常態結局，我的生活就此毀滅也未可知。

那時節，正值青年反板期的男孩子都喜歡幹一些壞事，蔚為一時風尚。

我曾與許多人爭辮過這種生活方式的合理性。我的觀點是：既然文革是長達十年之久的海難，那麽每個人賴以逃生的方式都無可厚非；也許你們是駕駛快艇逃生的，而我卻是抱持糞桶才得以活命的，奈何？哲學的玄想、詩意的升華、宗教的信仰……乃至於“流氓加文盲”的下作，無非是泅渡苦海的一隻隻救生圈，溺水者愛用哪隻便用哪隻，悉聽尊便。

荒誕年代荒誕事，隻怕說出來令人都不肯相信了。1969年深秋，中蘇邊界談判舉行，全國進入一級戰備。我在青島某郵局給遠在陝北插隊的朋友寫信，談及《九級浪》的構思；隻因滯留時間過久，而且喜怒哀樂各種表情掛相，差一點被革命群眾當做書寫反動標語的階級敵人舉報……那年月，人們把階級鬥爭這根孩繃得真緊呀。

眼見20歲將屆，我必須做什麽事情來迎接這個大生日。樹欲靜而風不止，想不做也由不得我了。於是，我揮筆寫下小說的開頭：“當年，司馬麗還沒出世的時候……”

《九級浪》以第一人稱的描寫原本純潔的少男少女蹈入罪惡深淵。我采用熟悉而親切的批判現實主義寫法，棄革命現實主義、革命浪漫主義及樣戲創作原則若敝屣。我緊緊握筆，握住這燙手的武器（田漢《關漢卿》裏有句著名台詞“筆不就是你的刀麽”）落筆如行雲流水，一發而不可收。

我足不出戶，終日與小說中的人物為伍：陸子、司馬麗、勇人、馮明、勇珍、伍行浩、伍老頭、老畜生……每個人物在生活中都有一大批原型，寫來從容自信，毫不費力。數年來目睹社會之怪現象及三教九流、五行八作融入人物性格及故事情節，奔來筆下。所思、所聞、所見、所為，無不歸聚於這部即將出世的小說，被我選作書名。人物、故事逐漸形成。在敘述故事的同時，揭示生活本身的近乎殘酷的哲理。女主人公司馬麗（以及“我”——陸子）從玉潔冰清而墮入風塵，固然是文革悲劇的一種表現，卻又不失為人性解放的一種方式，畢竟，他們與現代迷信做出了徹底的決裂。

陸子（“我”）和司馬是小說的男女主人公。一對金童玉女，而後則成為一對問題少年。兩位主人公都是性格複雜豐富的人物。他們自命不凡，心境孤獨，為應付險惡的社會環境，相依為命。他們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空間相當廣闊，形形色色的人物走馬燈似的登場表演，卑鄙、無恥、可憐、可笑。這部小說象一麵鏡子，照出了文革海難中的社會生態。

“文藝是階級鬥爭的睛雨表，作家是階級的代言人。”這是那個時代人們耳熟能詳的老八股。然而，我在寫《九級浪》時，卻清楚地發現此言不差。常常是，耳畔轟響著七嘴八舌的指令，而我則淪為記錄員。然左右顧盼，室內卻僅我一人……

《九級浪》直露地描寫了少年人的性啟蒙和性苦悶，（而後者則因世道混沌而火上澆油）我以為這便是《九級浪》在當時廣受歡迎和招致非議的原因。我是為了刻畫人物而寫性，性並不是可有可無的點綴，司馬麗的特殊身世……高級民主人士與廚娘的私生女——使性的描寫不容回避。就時間而言，這種性描寫實際上與西方的性革命暗暗合拍，某些思潮的興起是不分國界的。

我在描寫戀愛過程中，插入極有深意的一筆：“我們爭論否定之否定定理是否正確，據此，某些曆史現象會不會一再出現……”

我把自己關在鬥室中，整整三個月。同時，又最大限度地敞開心胸，動用記憶寶庫。靈光頻現，佳句迭出（描寫女主人公失去童貞的文句：“一顆非常明亮的流星徐徐劃過天角。我懂得，再過片刻，它將貶值為不會發光的普通隕石，降到人間。”眾口相誦，廣為流傳）。到後來由於用腦過度，每日腹瀉，瘦得隻剩一把骨頭。

成書後，交給三兩知己傳閱後便收回原稿。翌年早春，方知手抄副本已如雨後蘑菇，數不勝數了。我因此結識了許多不甘寂寞的同齡人，一本正經地坐下來，漫論國事、文事、私事。（他們後來的命運泰半不妙：死了、瘋了、俊了、毀了……遺憾。）

再後來風聲日緊。據說周恩來說過：“此人還是有才華的，不知能否為社會主義文藝服務。”江青說：“社會上有六本書反對文藝革命。”批林批孔開始後，我和當時的女友（後來反目成仇了）商議再三，決定將《九級浪》的原稿，埋在頤和園玉帶橋後一個環湖的孤島上，待雲開日出時，再作道理。我在日記裏含糊地記錄了此事，原文如下——

“……最後，決定舉行一種迷信的除妖儀式：把一束個代表各種病魔及不祥之物的紙片深深藏入土中，使其不見光日。於是，我們駕著一條笨重的小船，蕩過兩湖之間的門坎似的窄窄的通路，穿越朽爛的木橋，踏上那四麵環水的孤島。她先上去了。按照熱悉的路徑攀上頂峰。我跟去後，發覺她竟是沿著陡峭夾壁上砸出的許多坑沿，依次爬上四層樓高的山頂！我畏縮地往後退了幾步，終於咬緊牙關上去了，最後也安全地下來。在山頂，我們走過了幾個凹得很深的‘回’字形深坑，在最後一個深坑前站下來。邊沿上有幾塊風幹了的人糞，坑前有半張1974年2月28日的參考消息。很明顯，另半張用來楷了屁股，已經被風舌去了……我們輪流用鐵鏟和手刨開灰色的鬆軟的沙土，清除掉橫七豎八的幹草和刺手的荊棘，把紙片理起來……最後用腳踩結實。又是她先下去了。我把空書包擲下，許久才聽到令人心驚的落地聲。我為有這樣勇敢的女伴而驕傲，但也為她這種似乎並無必要的莽撞而擔心。”

我們甚至準備了足夠的幹糧，經久耐用的球鞋；和一把鐮刀（萬一需要夜宿，可搭個草棚）。

無論遇到怎樣的艱難險阻，青春的火焰總在心頭熊熊燃燒，而且燭照出冰河解凍、天空放睛的明天……

轉過年來，張春橋發出“打土圍子”的叫囂，又一次觸動了我的心病。那時昆明湖尚未放船，女友自告奮勇遊水上島。她下水了。我凝視著那異常熟悉的頭影，怎樣在寒冷的泛著微波的水麵漸漸遠去，化為一個黑斑。最後，她精疲力竭地爬上彼岸。我以為她沒有氣力了，手和腳不禁胃出汗來，懸心吊膽。她坐在一裸把旁枝艾葉伸到湖麵很遠地方的大樹下休息了一會兒，做了幾節徒手操，然後向著城堡那條狹窄陡直的“胡同”走去。那穿著深黃色遊泳衣的勻稱的身材，就這樣承負著我的痛苦、困惑以及希望消失在視野之中……

我至今記得她返還後那副狼狽的樣子：所有的筋肉都在頗抖，嘴唇青紫，吐字不清。待到四人幫垮，我獨自掘出文稿，它已被雨雪漚爛大部分, 隻刹殘篇了。

歲月如煙，匆匆不居。我於80年代中期作為訪問學者飛赴美國，而後植根大洋彼岸，過著穩定的中產階級的舒適生活。讀書寫作，悠閑度日。後半生我不打算做什麽事了，隻想在紙麵上安排小說人物去做。

混跡於上了發條一樣忙碌的紐約客，手把一卷《史記》或者《後漢書》，別有一番幸福感和優越感。

至此，往昔朋友們的祝福（“你將成為第二個畢卡索”）和仇敵們的祖咒（“你將自殺、發瘋、入獄——三者必居其一。”）統統落空。

《九級浪》似乎是我的宿命，且匡範了我的人生道路。《九級浪》好不好是回事，真不真則是另一回事。在那個謊話、空話、大話、假話充斥的可悲的時代，僅“真實”兩字，便難能可貴了。

來到海外，見到美國漢學家有關於文革地下文學的論文與專著，而國內也有學人發掘那一段文事，自不免生出許多浩歎。《九級浪》是一場長達百日的青春熱病，而後成為我生命的深深烙印，恐至死難以磨滅。

我是永遠的中文作家。我是永遠的單身漢（幸得兩名非婚生兒子，他們各有其母）。我是永遠的溺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