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_Frank
以文會友
醫生降薪了
多位受訪醫生認為，降薪是經濟大環境、醫保控費、醫院大修大建這三大因素綜合影響後的結果。
“是的，降薪了。”麵對是否降薪的提問，多地多名醫生這樣回答經濟觀察報。
郭奇在重慶一家縣醫院做普外科主治醫師，他是從今年8月感受到明顯降薪的。這半年，工資每月會晚發兩三天，扣完五險一金後，到手基本工資約2000元，績效工資則從年初的6000元左右，降到現在的4000元左右，降幅為30%左右。
和郭奇情況類似，在西部某省級兒童醫院工作的許星工資也比去年降了三分之一。她覺得這可能隻是開始，因為最近一個月，她又三次聽到書記在院務會上提到降薪話題。
在華中地區一家大型三甲醫院擔任科主任的杜月，最近正為科室幾十位醫生的收入發愁。醫院每月根據門診量、使用藥品和耗材情況、住院天數、抗菌素使用比例等指標核算出各科室的績效基數，住院醫師、主治醫師、副主任醫師、主任醫師分別按績效基數的1倍、1.2倍、1.3倍、2倍拿績效。9月，杜月科室的績效基數從上月的1萬元左右，降至7000餘元。
上海一位資深醫院管理者李鳴了解的情況顯示，醫生降薪是個大趨勢，有的基層醫院醫生月收入降到兩三千元，還有些欠發達地區的醫院連基本工資都發不出來，部分地方出現醫生兼職開滴滴、送外賣的情況。“上海的情況還不至於這麽嚴重，但有些醫院醫生收入也降了10%—15%。”李鳴說。
多位受訪醫生認為，降薪是經濟大環境、醫保控費、醫院大修大建這三大因素綜合影響後的結果。“前些年，誰會想到醫生會降薪？”李鳴說，“但是，現在很多新蓋的醫院裏，醫生比病人都多，哪來的錢發工資？”
01、獎金腰斬
“因為降薪，醫院最近派了個副院長，專門出去學習新的績效考核方法。”郭奇說。
和多數醫生類似，郭奇的工資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基礎工資，取決於員工工齡、職稱和崗位，是固定的；另一部分是績效獎金，由醫院與科室二次分配形成，科室先將收入上交給醫院，醫院拿出其中的8%—12%分配給科室，科室再根據工作量、職稱、級別分配給醫生。一般來說，基礎工資是小頭，約占工資總額的三成，績效獎金是醫生收入的主要來源。
降薪後，郭奇聽到有同事發牢騷：“這個工資養不起家了。”
工作十年來，郭奇經曆過幾種績效核算方式。最初，醫院單純按職稱係數核算績效，住院醫師的係數是1，主治醫師的係數是1.5，副高、正高就更多。後來，他經曆了按工作量、工齡等多種績效核算方式。每次績效改革前，院領導要麽出去學習，要麽請專門的團隊來給醫院做績效考核軟件，醫生按照規則填寫數據，係統自動算出對應的績效數字。
許星有副主任醫師職稱，基本工資4000多元，前兩年，她能拿一萬多元績效獎金，現在不足萬元。科室裏資曆淺的醫生收入會少一些，基本工資到手1000多元，績效獎金三四千元。
除了工資，縮水的還有福利。許星說，過去，對病案質量高、服務質量好的醫生，醫院會給較多獎勵。今年，獎勵明顯變少，取而代之的是因病案質量低或被投訴給醫生扣罰。
前些天，院長到許星科室開早會時說，今後幾年可能都會挺難，大家不要氣餒，一起度過這段艱難的日子。
10月，杜月在統計科室9月薪資情況時發現，單月績效降幅就達到30%，這引起了她的警覺。她專門用Excel列出今年以來的科室績效數據，和年初相比，科室績效基數少了整整一半，除了兩個月有小幅上漲外，其他7個月都有不同程度下降。現在，加上基本工資，科室年輕醫生的總收入不足萬元，而他們每周排班時間有70小時，這還是在沒算上查房、周末開會、突然加班等碎片工作的情況下。
杜月給醫院負責發績效的經管辦打去電話，對方說，已經有好幾個主任來電抱怨了，杜月所在科室降得算少的。
掛斷電話，杜月找同行詢問情況，才知道降薪已經很普遍了——今年以來，他們的總收入有30%—50%的下降。
10月，在同城另一家三甲醫院擔任科主任的朋友找杜月訴苦，所在醫院現在很困難，獎金腰斬，也沒錢買設備。
02、降薪早已開始
2025年6月，市場研究機構華醫網發布《醫療人才2024年薪資及就業調研報告》，該報告統計了29469名醫務人員的薪資變化、工作滿意度、就業傾向等情況。數據顯示，參與調研的醫務人員2024年薪酬下降的占比達57.9%，且主要來自於績效獎金的降低。相較於上一年調研報告中“37%的醫務人員薪酬下降”增加了20個百分點，薪酬下降呈擴大趨勢。
“其實，我們醫院這七八年一直在變相降薪。”這幾年，在北京一家*三甲醫院神經內科工作的林弈兩次晉升，職稱從住院醫師到了副主任醫師，薪水卻沒什麽變化。以前，他所在醫院每次晉職稱會對應10%—20%的漲薪。
林弈遇到過兩次降薪節點。*次是在2019年，當時，北京啟動醫療機構疏解計劃，通過整體遷建、建設分院等方式，將北京中心區的20餘家大三甲逐漸疏解至五環外。林弈說，新院搬遷後，醫院的貸款壓力和運營成本都增加了不少，當時就啟動了全員降薪，幅度超20%。
第二次降薪的時間維度拉得很長，從疫情結束就開始了。林弈所在醫院的這輪降薪是“溫水煮青蛙式”的，每季度遞減3%—5%，兩年的累計降薪幅度超過了20%。在一次內部會議上，院領導提醒大家，要準備好過苦日子。
現在，林弈每月到手總收入為1.5萬元左右，除了工資收入，他每月還有一筆數目不小的人才項目補貼，因此對降薪的感受不強烈。但他了解到，科室主治醫師幾年前每月到手能有2萬元左右，現在隻有1萬元出頭，有時沒有過萬。“我的醫院去年平均收入比前年下降了5%，今年又比去年下降了6%。”三明市一家縣級醫院院長王正凱告訴經濟觀察報。
與全國多數省市不同，三明實行年薪製，醫生收入變化幅度不會那麽劇烈。作為院長，王正凱的薪酬由政府考核發放，因此沒有下降，但醫務人員的薪酬略有下降。
王正凱告訴經濟觀察報，在三明，醫生降薪的原因與其他省市有所不同，主要是因為要“騰出空間給老百姓”。2021年起，三明擴大了老百姓的醫保報銷目錄，提高了報銷比例，留給醫院的醫保結餘就有所下降。不過，疫情期間，政府對醫院有補助，因此醫生們對降薪沒有實感，疫情後才後知後覺。
03、為什麽會降薪
為什麽會降薪？醫生們常琢磨這個問題。
被受訪醫生提到次數最多的原因是，所在醫院病人少了。“很多年輕人不生孩子，我明顯感覺兒童醫院病人量變少了。”前幾天，許星和所在醫院產科主任閑聊，對方說，今年，產科單個月的新生兒要比去年同期少100多個。
許星對降薪早有預期，除了走低的生育率，她所在醫院還位於欠發達地區，經濟形勢較好時，不少人優先選大三甲看病，這兩年，更多人會在社區醫院解決小毛病。前幾年，許星一天要看六七十個病人，今年夏天以來，她的日門診量下降到二三十人。
“雖說公立醫院是公益性事業單位，我們也需要創收，病人少了，活少了，我們也不好意思拿那麽多錢了。”許星說。“小病沒人去看，大病留不住。”郭奇說，這兩年經濟大環境不好，科室的門診量明顯變少了，很多小病老百姓就不上縣醫院了，條件好一點的又更願意去市裏大醫院。
醫保控費，也是受訪醫生普遍提到的原因。
這兩年，DRG（按疾病診斷相關分組）付費改革在全國推行。許星說，DRG是按病種的分值來給醫院撥付資金的，一些病種的分值很低。她的科室會開展兒童化療，對於成人來說，化療屬於風險不高的項目，但兒童免疫功能不完善，化療後很容易因骨髓抑製而發燒、感染，治療時很容易超出DRG設定的費用限額，最終影響兒科醫生的績效收入。
DRG和醫保考核也讓郭奇常感矛盾。醫院規定，隻要患者有指征或主動要求，醫生要把能收的病人盡量收治。與此同時，DRG會考核低倍率住院情況，應收盡收容易被判定為降低入院指征。“把不該住院的人收了，醫保會扣我的錢。但是，如果拒收病人，醫院扣的錢會更多。”郭奇說。
王正凱認為，在全國其他省市，醫保局正在進行的醫保基金保衛戰是醫生降薪的因素之一：“很多醫院原來小病大治、體檢一下也能住院，現在沒法這樣做了。”
2024年4月，國家醫保局專門發文《DRG導致醫療收入減少？導致醫院虧損？這個鍋DRG背不動！》，駁斥將醫院虧損歸因於以DRG為代表的支付方式改革的說法。
國家醫保局在該文中寫道：“有的醫院求大求全，擴院區、蓋大樓、搞裝修、加病床、買設備，這些都將讓醫院發展背上巨大的包袱……另外，有的醫療機構人力資源配置過多導致效率偏低、費用過高，有的醫療機構成本控製能力偏弱、藥耗占比過高，這些都可能導致醫療機構入不敷出，艱難度日。”
與醫保控費不同的是，醫院大修大建引起的虧損，是有關部門和受訪者一致認可的降薪原因。
郭奇所在醫院的大樓是十年前蓋的，現在還在還貸。普外科用了醫院一層樓，每月要給醫院交房租和水電費。
王正凱說：“這幾年，國家推出了很多國家區域醫療中心、省級區域醫療中心，各地都在拚命蓋醫院。醫院院區大了，運行成本當然要增加，這拖垮了很多醫院。”
今年初以來，許星所在醫院開始出現工資遲發，每月薪資會晚一兩個月才能到賬，有學曆較高的同事選擇離開。大半年裏，疼痛科、血液科、麻醉科等科室陸續有十幾個同事跳槽去廣東等發達省份的醫院，他們多數有博士學位。
降薪後，看到越來越小的月收入數字時，許星也會難受。這時，她會告訴自己，做醫生這麽多年了，轉行並不容易，而且，各行各業都在降薪，醫生很難不受影響。
許星告訴經濟觀察報，她問過自己一個問題：二十年前，為什麽會選擇當醫生？是為了賺更多錢，還是為了治病救人？重新確認答案後，她得到了內心的平靜。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醫生皆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