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默 自由主義民主的失敗與中國道路的崛起

李世默《經濟學人》撰文：自由主義民主的失敗與中國道路的崛起

2021-12-17

編者按：拜登所謂的“民主峰會”已經結束，但關於“民主”概念的定義以及對“美國民主”的質疑，成了人們討論的另一個熱點。中國論壇副理事長李世默應《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邀請，就“民主的未來”發表文章。他指出，西方為自由主義穿上了民主的外衣，但自由主義民主並沒有帶來民主的結果，甚至成為民主的禍根。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重新思考民主的真正內涵，製定出一套全新的民主衡量標準，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製度或許可以為世界提供一個新的角度。 中國論壇特此轉發中英文原文，以饗讀者。

近些年來，人們都在為民主的狀況敲響警鍾。來自“自由之家”的研究表明，“全球民主已在加速衰落”，即使是美國的民主水平也在“顯著下降”。瑞典V-Dem研究所的研究發現，那些民主水平下降得最為嚴重的國家好多是與美國結盟的。政治社會學家戴雅門（Larry Diamond）警告稱，民主的衰退正麵臨危機狀態，同時新冠疫情把其加劇。針對這一現象，還有不少學者作出分析。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說，美國政府被精英控製，而美國人民則因文化身份認同問題陷入分裂。當然，也有人幹脆走捷徑：都怪中國和俄羅斯。

Eric Li on the failure of liberal democracy and the rise of China's way

而在政治光譜的另一端，那些對民主一向持懷疑態度的人則有些幸災樂禍。俄羅斯外交部長謝爾蓋·拉夫羅夫最近批評西方試圖將民主“強加”給其他國家，結果卻因水土不服而失敗。他呼籲西方停止這種做法。新加坡前外交官和學者馬凱碩指出，美國現在已經開始具有了某些失敗國家的特征。即使是我本人——大約十年前也曾撰文指出中國的政治模式比西方更加優越，不無得意地對民主體製的失敗冷嘲熱諷。

但上述觀點其實都陷入了一個誤區，那就是對民主的定義是錯位的。具體地說，它們錯誤地把自由主義和民主畫上了等號，從而使自由主義民主製度成為了民主治理的唯一形式。這是不對的。

早在1992年，冷戰結束伊始，自由主義民主迎來了普世化的黃金時代。然而，政治理論家比丘·帕雷克勳爵（Bhikhu Parekh）當時在其文章《自由主義民主的文化特殊性》中寫道，“自由主義民主體製是自由主義化了的民主體製，即民主在自由主義設定的限度內被定義和構建。”他指出，這一結合體大約是在18世紀的歐洲被明確化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才在全世界廣泛推崇這種體製, 其目的是將其作為對抗蘇聯的一種方式。而民主早在古希臘時期就已經出現，遠遠早於自由主義。

更關鍵的是，在“自由主義民主”這對組合中，自由主義才是主導性的老大，民主則是被壓製的。事實上，自由主義是相當敵視民主的，在過去的兩三個世紀裏，自由主義製度曾試圖以各種方式限製民主力量的發展。本著對曆史的嚴謹態度和對理論的客觀態度，我們需要認識到自由主義民主隻是民主的一個分支。

在歐洲啟蒙運動時期，洛克、孟德斯鳩、密爾等自由主義思想家提出了一種開創性的人類社會治理新主張，以自由主義理念為原則，例如個人是社會的基本單位，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以及法治中的程序至上。現代的自由主義政治體製大多都是基於這些理念發展起來的——選舉產生代議製、分權、新聞自由、 司法獨立——這些理念構成了包括美國憲法在內的大多數自由主義社會的製度基礎。

歐洲啟蒙運動時期的自由主義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鳩、密爾（從左往右）

但與此同時，許多自由主義的先驅也指出，自由主義製度的宗旨是為人民帶來福祉。如果沒能實現這一目標，就應該改變這些程序。例如密爾認為，如果公民是文盲的，連參加選舉的資格也可以被限製。

自由主義民主製曾經取得過巨大的成功，尤其是在20世紀下半葉。在那時，自由主義民主製國家為其人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以至於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試圖效仿西方的諸多實踐，例如市場經濟。然而，當自由之家和V-Dem等機構針對民主水平對各國進行排名時，這些機構的評價標準基本上就是這些國家到底有多嚴格地遵循了自由主義製度的程序。因此，當人們說許多國家的民主正在衰退時，他們實際上是在說自由主義陷入了困境。

那麽自由主義現在為什麽陷入了困境？那是因為在不少國家，自由主義這個“老大”似乎辜負了民主製度這個“小弟”。自由主義麵臨危機的原因是許多這種體製的國家麵臨死結：持續的不平等，政治腐敗，社會凝聚力喪失，政府和精英機構缺乏公信力以及政府的無能。簡而言之，自由主義沒能帶來民主的結果。

在蘇聯時期，有一個笑話很流行，“我們假裝上班，他們假裝發我們工資”。在許多奉行自由主義的社會，也許人們現在可以說，“我們假裝投票，他們假裝執政。”按照這種發展態勢，“自由主義”一詞可能很快就沒資格與“民主”相提並論了。

以更寬廣的視野審視國家治理

世界需要一種更好、更包容的方式來衡量民主。用自由主義的一套程序來定義和衡量民主，無論是在曆史上、概念上，還是在當代語境下，都顯得過於狹隘。早在古希臘，當民主率先在西方社會得到實踐時，個人權利、少數權利等概念還沒有被發明出來，那時的民主政治是非自由主義的。這也是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這兩位非民主派思想家批判民主的原因——他們並不認同其多數主義的本質。選舉也並不是決定誰來成為領導人的唯一方式——事實上，通過抽簽選擇領導人的做法也很常見，同時也符合亞裏士多德對民主的定義。

如今在西方社會，右派和左派分別掀起了民粹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目的似乎都是對自由主義的劣跡問責。重新審視民主無疑不是一項簡單的任務，需要展開大量的研究和討論。但我想先拋磚引玉，憑借基本的常識來提出一種新的方法——那就是看結果而不是看程序來評價民主。

民主的終極標準必須是長期滿足絕大多數人的需求。如果選出的一直都是無能的領導人，民眾陷入“選完就後悔”的死循環中，那選舉有什麽用呢？如果獨立的司法係統隻保護富人的利益，那司法獨立有什麽用呢？如果利益集團綁架了分權機製以阻止必要的改革，那分權機製有什麽用呢？如果新聞自由或言論自由侵蝕了社會，使社會陷入到分裂與失能的狀態，那要新聞自由或言論自由有什麽用呢？如果像許多自由主義民主國家那樣，為了保障個人權利而導致數以百萬計的本來可以避免的死亡，正如這次疫情中很多自由主義民主製國家發生的災難，那麽個人權利有什麽用呢？

為了對抗崛起中的中國，美國總統拜登試圖在中美競爭中製造出一種民主與專製的二元意識形態對立。為此，美國當局將在12月9日-10日組織召開一屆由全球民主政體參加的大會，受邀者多達110個。據統計，這111個國家和地區（包括美國自己在內）的人口數量占全世界人口數量的56%，但在這些國家裏死於新冠病毒的總人數是420萬，占全世界總死亡人數的82%。更刺眼的是新冠病毒致死人數最多的三個國家，第一名是東道主美國，他們常常自詡為曆史最悠久的民主國家，卻有78萬人在這場疫情中失去生命；第二位是巴西，有61.5萬人死去；第三名是印度，盡管他們為“全球最大的民主國家”這一稱謂而洋洋自得，在這場疫情中卻已經有47萬人喪生。

作為這次民主峰會隱含針對的目標，中國有14億人口，卻隻有5697人在新冠疫情中逝去。

有人可能會提出反對意見，指責中國比“民主國家”限製了更多的自由。但什麽樣的民主會為了保障少數人不戴口罩的自由而犧牲數百萬人的生命？正因如此，我們可以說自由主義民主辜負了它的人民。

或許，我們可以製定出一套全新的衡量標準，以顯示哪些國家正在取得更民主的結果：大多數人民對本國的領導層和發展方向有多滿意？社會凝聚力如何？人民的生活比以前更好了嗎？人民對自己的未來持樂觀態度嗎？整個社會是否投入足夠的資源以確保子孫後代的福祉？在定義和評估民主時，除了參照狹義的、程序性的自由主義標準，結果也應當成為重要的考量標準。

我要指出的是，從結果上來看，中國的表現並不差。中國固然有自己的問題——例如不平等、腐敗和環境惡化，但政府一直在積極解決這些問題。

這可能就是為什麽民調結果持續顯示絕大多數中國人對國家的治理是基本滿意的。我們現在或許可以這樣認為：中國在發展的過程中為其人民帶來了更富有成效的治理和更民主的結果，用這些實實在在的成果來衡量，當前中國的政治製度比美國的更民主，盡管有所不同。

亞伯拉罕·林肯用了最通俗的言辭，總結了民主的特征：“民有、民治、民享”。我敢說，當前的中國政府在這三方麵做得都比美國好。絕大多數中國人認為他們的政府屬於他們，他們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並且，中國的領導人絕大多數都是平凡出身，這是一個事實。而這在美國恰恰相反，許多美國人似乎認為他們的政府被金錢利益所俘獲，由精英寡頭組成。至於“民享”，中國的治理成績也遙遙領先。

在對民主的定義上，世界需要一些多樣性，這會更符合民主的發展曆史（因為曆史上的民主不全是自由主義的），對現實也更加有益。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陷入了停滯，他們需要從僵化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嚐試用自己的方式實現本國民主。新的視角和衡量標準對於自由主義社會本身也可能是有益的。

與自由主義民主脫鉤

長期以來，自由主義壟斷了民主的定義權和評價權，自由主義者認為他們理所當然是民主的。這可能是許多自由主義政權未能為其人民帶來民主成果的一個原因。如果自由主義國家以實際結果而非程序來作為衡量民主的標準，也可能會推動這些國家實施本國急需的改革。如果自由主義政權能夠再次帶來更民主的成果，全世界也該樂見其成。

“以結果論民主”這個觀點在全世界關於治理的討論中鮮有出現。自由主義社會此前一直在各個層麵倡導多樣性，但對民主模式的多樣性卻連在概念層麵都避而不談。但事實上，民主的理想和實踐有著豐富多彩的曆史。除了非自由主義的雅典民主製，在中國的儒家傳統中存在著長達數個世紀的民主理想和製度實踐，而這同樣不是自由主義的。此時此刻，世界需要進行更多樣化的民主實踐。

我並無意倡導某種特定形式的民主，也不是要推崇多數主義或直接民主——這也不是中國的製度。相反，我建議擴大民主的定義和衡量標準，並使之多元化。中國目前所實行的社會主義民主無疑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範式，因為這個國家取得了顯著的成功。

美國外交政策學家安妮·瑪麗·斯勞特（Anne Marie Slaughter）最近提出：“美國至少（應該）接受一種可能性，那就是其他形式的政府可能更好。”她進一步建議，我們可以把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作為衡量政府表現的新標準，以此評估哪國政府表現得更好。

我為這樣的好主意點讚！讓我們結束自由主義對民主的定義權和評判權的壟斷，讓豐富多彩的民主百花齊放！

（中文版首發於2021年12月11日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