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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與中國促成機構層麵的開放獲取合作”
“目前，中國科學家發表的38%的文章都是開放獲取的，但主要由作者個人支付相關的文章處理費（APC）。下一步，我們希望能夠與中國促成機構層麵的開放獲取合作。”近日，約翰·威立公司全球學術出版高級副總裁麗茲·弗格森（Liz Ferguson）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說。
弗格森畢業於英國倫敦大學，2003年加入威立，目前領導威立的期刊出版戰略，負責管理近2000種期刊的團隊，與合作夥伴合作製定開放獲取戰略和更廣泛的開放研究工作，並實施新的編輯工作流程操作標準，包括研究誠信和出版道德。
當前開放科學發展麵臨哪些障礙？威立如何維護科研誠信？威立與中國科研機構展開怎樣的合作？近日《中國科學報》就這些問題對話弗格森。
開放獲取，最難的是滿足個性化的需求
《中國科學報》：威立開放獲取期刊發展現狀如何？
弗格森：今天威立有近600種金色開放獲取期刊（出版後可立即被所有人自由和永久地訪問），超過總出版期刊數量的30%，同時有超過95%的期刊接受開放獲取文章投稿。在威立發表的全部文章中，開放獲取文章的占比在過去三年中每年都在顯著增長。
《中國科學報》：威立的開放獲取曆程中，最大的裏程碑是什麽？
弗格森：2019年與德國Projekt DEAL（代表德國近700家學術科研機構）簽署的開放獲取轉換協議是一個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時刻。過去5年，我們合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包括讓來自DEAL相關機構超過3.6萬名作者通過開放獲取形式發表研究成果；這使得德國在金色開放獲取期刊上發表的文章比例增長了130%；現在威立出版的德國作者的文章大約98%都是開放獲取的。
這個協議加速了世界其他地區的開放獲取的進程。在此基礎上，我們與英國、澳大利亞等達成了大規模的國家協議。目前，在全球已經簽署了80多項開放獲取轉化協議，為來自2500多家機構的研究人員提供了發表開放獲取文章的機會，這些轉換協議已經讓數萬篇文章以開放獲取模式發表。現在，更多的轉換協議正在談判中。
《中國科學報》：你如何看待當前開放獲取進程所麵臨的障礙？
弗格森：對出版商來說，最難的是滿足個性化的需求。比如不同的國家想要以不同的（開放獲取）速度前進，不同的資助者有不同的政策。我們試圖讓自己站在他們的立場，努力滿足所有需求。所以，我們為那些想要走上開放獲取路線的合作者提供訂閱和混合出版兩種不同模式，以便他們可以選擇最適合的。
對於一本高影響因子期刊來說，轉型往往麵臨更大的挑戰。在開放獲取的環境中，如何通過發表少量文章運營一本期刊，在經濟上看這種轉變可能會很複雜。對此，轉換協議給高影響力期刊和其他更廣泛的期刊提供了緩衝時間，可以讓開放獲取更加有效和可持續。
另外，對一些作者來說，APC可能是實現開放獲取的一個障礙。對此，我們必須思考創新性的出路。比如我們會與一些資助機構簽訂轉換協議，這樣作者的困境就會得到解決。在全球層麵，我們的一些期刊接收開放獲取文章時會提供折扣，這意味著一些經濟水平不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的作者有權獲得免費或優惠的開放獲取服務。
《中國科學報》：威立對於下一步的開放獲取有何期待？
弗格森：開放獲取出版能促進科學在全球範圍內無障礙的交流與傳播，幫助作者提升曝光度和影響力，為讀者消除閱讀文章的障礙。下一步，我們期待威立的開放獲取文章的數量能夠達到總發表文章數量的50%，這對我們將是一個巨大的裏程碑。
科研誠信，需共同行為應對“濫用行為”
《中國科學報》：威立如何維護科研誠信？
弗格森：科研誠信問題仍然是出版行業普遍麵對的挑戰，比如數據操縱、圖像操縱、引用操縱、同行評審操縱等不端行為形式多樣，論文工廠和更加複雜的欺詐手段愈發猖獗。我們會堅持行業標準，遵循最佳處理規範，如果是在發表後發現可疑行為，我們會及時展開調查並采取合理的處理措施。
科研誠信始終是威立關注的重點。我們對整個出版工作流程增加了檢查，開發了新的稿件篩選工具，並與行業團體展開合作，依靠係統性的方式解決科研誠信的挑戰。出版行業需要與資助者和資助機構共同行動，以應對我們所麵臨的研究誠信挑戰。
《中國科學報》：威立如何用好諸如ChatGPT等人工智能的“雙刃劍”，防範由此出現的誠信問題？
弗格森：當涉及到作者身份時，威立的政策是，如果沒有人類作者的指導，人工智能工具如ChatGPT和其他基於大型語言模型工具，不能被認為有能力撰寫一項原創研究。作者對其工作中信息的準確性負有全部責任，必須在方法或致謝部分透明而詳細地披露和描述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情況。
學術出版的核心是提高研究人員之間交流的效率和質量，生成式人工智能有可能成為推動學術出版發展的一個重要步驟，不亞於從實體期刊向網絡出版的轉變。但其安全性目前尚未得到充分理解，法律框架需要跟上技術的發展。如果能夠應對這些挑戰，並在效率與人類創造力之間找到平衡，那麽人工智能可能會像互聯網一樣，成為未來學術出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與中國合作，期待夥伴關係更加成功
《中國科學報》：請談談你對中國科學發展的印象。
弗格森：我第一次訪問中國是在20多年前，在這20年裏中國發展的步伐是驚人的，不可複製的，而中國的科研發展速度甚至更快。
中國是威立最重要的合作國家之一，我們做過相關的統計，中國科學家在過去10到20年發表的研究數量不斷上升，現在威立每年會發表的論文中有超過6萬篇來自中國，我們也看到了這些研究質量的提升，中國科學家在威立發表的近70%的論文刊登在我們排行前四分之一的期刊。
《中國科學報》：請就威立與中國科研機構的合作做個介紹。
弗格森：我們與中國的科研機構合作創辦了近百種期刊，這些期刊涵蓋信息、能源、材料、醫學等各個領域，包括諸如InfoMat、SusMat、Carbon Energy、Cancer Communication等高影響力的合作期刊，其中多種期刊獲得了首個影響因子超過20的優秀成績，這非常難得。
通過威立國際化和專業的平台，一方麵，我們幫助中國科研機構吸納來自全球的投稿，提升這些期刊在世界範圍內的科研影響力。另一方麵，我們的合作期刊也在積極幫助中國作者增加國際曝光度，提升論文產出。
中華醫學會雜誌社和清華大學出版社是威立在中國的重要合作夥伴，我們與這兩家學術機構簽署了長達十年的合作協議，將在十年內創辦不少於十本合作期刊。威立旗下的出版平台係統Literatum也為學協會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出版平台支撐，目前為中外頂尖的學術出版商提供服務。
《中國科學報》：威立對未來與中國的合作有何期待？
弗格森：我們希望與中國的合作夥伴關係更加成功，在合適的地方建立新的合作夥伴關係。例如，目前中國科學家發表的38%的文章都是開放獲取的，但主要由作者個人支付相關的APC。下一步，我們希望能夠與中國促成機構層麵的開放獲取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