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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惕潔：“後發優勢論”害了中國 —— 追憶清華大學的一場討論
2018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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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美貿易戰方興未艾，“中興”、“華為”等大型國企受到美國重罰、封鎖或抵製，讓中國初嚐我行我素的苦果。貿易戰的最終後果究竟如何，目前還難準確判斷，但由此觸發的“芯片斷供”及其它技術製約，已讓北京震怒，誓言“針鋒相對，奉陪到底”。愛國憤青輿論嘩然，鼓吹中美“決一死戰”。網上甚至散布謠言，說中美軍艦在南海已經交火，互相擊沉若幹艦艇雲雲。
事態發展至今，終於應驗了楊小凱20多年前警告過的“後發劣勢”危險，也令我回憶起在北京清華大學經親身曆的一場學術討論，那正是“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兩種觀點激烈交鋒的日子。
依稀記得2005年，我帶澳大學生去北京的清華大學參加“當代中國研究”暑期班活動。在清華教授主講的“中國入世與發展戰略”大課堂上，主講人三番五次提及北大教授林毅夫倡導的“後發優勢論（Late-mover Advantage）”如何重要雲雲。其中心意思，是說中國作為後發展中國家，在融入世界市場過程中，不應該重複發達國家經曆過的漫長研發道路，可以通過快速引進，把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不管是購買還是“抄襲”（不好意思說“偷竊”），“拿來為我所用”，以節約時間和成本，抄“近道”快速發展，後來居上。
其實，這個“後發優勢理論”並非林毅夫獨創，在美國“發展經濟學”教科書中，類似論述很多。它也是許多國家曾經使用過的發展戰略，當年日本、台灣、南韓等經濟體，在起飛過程中都或多或少嚐過“後發優勢”的甜頭。與中國不同的是，他們跟美國有類似市場體製和社會文化要素，能在不傷害合同的基礎上，合理使用並適當改進外來技術，因此，他們在若幹領域的確有後來居上的趨勢，比方日本和韓國在汽車製造上的公認成就。反觀中國，在引進技術的渠道和使用道德上，讓西方頭疼並質疑。而在自主研發上，更乏善可陳。林毅夫把這個理論搬到中國，發揚光大，很快受到北京高層青睞，成為教科書的金科玉律，不但經濟係學生耳熟能詳，其它專業的學生也必須牢記於心。我問過清華委派給我們班的一位“輔導員”（內燃機碩士），他說公共政治課（政治經濟學部分）就是這麽教的，考試必須按教科書的統一說法回答，否則就扣分。我問他，是否聽說過跟“後發優勢論”針鋒相對的另一種“後發劣勢論”，他說沒聽說過。
於是，帶著這個問題，我在課堂上發言提問，指出：“為什麽清華隻講‘後發優勢’，而不講‘後發劣勢’？是否對這個理論的理解有片麵性？因為在美國或澳門，我們會向學生全麵介紹兩種理論，由他們自己判斷是非曲直。”清華教授說，他們聽說過“後發劣勢”這個詞，但不知詳細內容，希望我順便講講。於是，我把在澳大講過的東西，向一百多位港澳和內地同學做了簡單介紹。
其實，我隻不過重複了好友楊小凱生前說過的原話。他80年代末在北大演講，曾經專門針對林毅夫鼓吹的“後發優勢論”，介紹了經濟學家沃森提出的“後發劣勢論”（Late-mover Disadvantage），也有人把它叫“後發詛咒”（Late-mover Curse）。因為是小凱首次向中國介紹這一理論，所以國內誤傳為楊小凱的理論。
該理論的中心意思說，正因為後發展中國家奉行（甚至依賴）“拿來主義”，從而忽略自身的製度創新和技術研發，因此跟中了魔法的詛咒一樣，永遠跟在發達國家的後麵跑，受人控製，被動挨打，永難也難躋身發達國家行列。因此，他主張把兩種後發理論放在一起看，不要在嚐到“後發優勢”的甜頭之後，迷戀上癮，喪失警惕，甚至沾沾自喜，覺得比別人高明，誤以為自己原本落後的體製和腐朽文化，一下子“先進”起來。若不幸出現這種情況，那就正好中了“後發劣勢”的邪。
沒想到我發言之後，好心的清華領導，派課程主任找到我下榻的近春園賓館，跟我“私下交底”，解釋他們的苦衷，說他們在編寫教材的時候，本來把兩種後發理論都提了出來，但校黨委和清華外辦執意刪除，說教育部有過批文，對“後發劣勢論”不能提及，更不允許討論，因為高層認為，那是“海外敵對勢力”對中國四項基本原則和發展戰略的“變相攻擊”。
後來，我們又多次去清華交流，每次我都會跟老朋友提起兩種後發理論的事，問他們教育部是否有新精神。他們搖頭歎息，說如今“後發優勢論”如入中天，再提楊小凱的“後發劣勢論”不但犯忌，而且也沒人相信。因為經濟起飛已經證明，“後發優勢論”讓中國獲益匪淺。如法炮製下去，再過若幹年，中國就會成為世界第一（按：依照胡鞍鋼教授最近公布的計算方法，中國現有經濟總量已經超越美國，世界老大的美夢已經成真了），還提“後發劣勢”幹什麽？
當然，作為學術探討，兩種後發理論各有其合理性，難說誰對誰錯，隻能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後發優勢”不充分利用，那當然愚蠢。但對“後發劣勢”一概排斥，不加警惕，也會後患無窮。如今回過頭看，究竟哪種理論更有道理？或者對中國有更大參考價值，已經不言自明。試想過去的二三十年，“後發優勢論”充斥教科書，壟斷課堂。所有受過大專教育的官員、企業家和技術骨幹，都喝著同樣的狼奶長大，一批批走上領導崗位，手握各地區各單位的黨政軍企大權，他們自覺或不自覺接受“中國模式”優越性的迷魂湯（或稱“北京共識”）非常自然，不會覺察有什麽問題。於是，何頻先生所說的“中國病毒”在全世界蔓延肆虐，也就順理成章了。
如果實事求是看，中國“吸毒上癮”，戰略鑄成大錯，也不能全怪林毅夫和北京高層，它也跟西方誤判中國的戰略意圖緊密相關，更跟個別政客和財團，片麵追逐短期利益脫不掉幹係。如今，中美貿易摩擦的恩怨情仇，終於積累到極限，加上狂人川普意外上台執政，中美關係全麵逆轉，結果紅色資本的擴張遭到抵製。“後發優勢”論者突然意識到，難以再像過去那樣為所欲為了。
再往深說，中西之間的矛盾衝突，並非貿易赤字那麽簡單，而是中共體製根本不認同（當然也不遵守）西方視為當然的普世價值和市場準則，所以美歐各國紛紛宣布，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毛左誤以為西方吹毛求疵，對中國經濟起飛眼紅，跟中國過不去，其實根本分歧還在價值觀的水火不相容上。中共不是以馬列為準繩嗎，就算按老馬《資本論》的方法分析，中國也不合規範化的市場經濟標準。
因為老馬說的明明白白，商品生產（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是生產要素（包括土地、資金、信息、專利、勞動力等等）必須自由流動；交易各方要公平等價，自願選擇，不能有欺行霸市等壟斷行為。然而，在當今中國，別說土地、資金和信息不能自由流動，就算勞動力，特別那些苦吃苦做的產業大軍主體（農民工），有真正的人身自由嗎？他們能自由流動（拉家帶口，不被強製驅趕）嗎？能組織工會跟資方討價還價嗎？他們貢獻的剩餘價值（利潤），跟他們獲得的勞動力價格（薪酬）之間，有合理關聯嗎？符合市場定價和道德準則嗎？報酬能否補償他們的體力和腦力支出，並維持有尊嚴的家庭生活，以保障勞動力持續不斷再生產？等等疑問，都需要回答。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中國當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充其量是國家壟斷下的權貴經濟，或者嚴重扭曲變形的偽市場經濟。
如果以上分析符合邏輯，接下來的推理更讓毛左糾結：歸根結底，真正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就是自由、民主、人權和多元。一個公然跟普世價值對著幹的黨國體製，不可能和諧融入世界市場。體製和意識形態的對立衝突，早晚會發展到貿易與經濟合作領域。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中國的偽市場經濟，非但難以跟歐美的市場經濟公平貿易，更在政治和安全領域衝突不斷。原因也很簡單，偽市場跟真市場所依托的兩種不同社會製度，有天然的相互排斥性。老毛說的好，“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製度和政治立場上，沒有調和餘地。中興公司之所以被罰，誘因是它違反美國禁令，把禁售產品和技術偷偷輸出伊朗，難道那僅僅是為了賺取幾個昧心錢嗎？恐怕不是吧。假如沒有北京高層授意（批準或指示？），作為在美注冊運作的公司，它敢挑戰美國政府禁令？如今出事，北京又缺乏擔當（男兒氣概），隻顧自我洗刷推脫，假裝毫不知情。總之，這幾個膽大妄為的壟斷國企，如今陷入孤立無援、眾叛親離絕境，一點也不值得大驚小怪。
麵對嚴峻形勢，北京沒有太多回旋餘地，大約隻有三種可能的方向選擇。一種是上策，改弦更張，重新定位中國的發展戰略。冷靜總結與反思經濟起飛過程的利弊得失，在“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之間做出更加理性的定位選擇，實事求是汲取教訓，從自身製度和文化弊病上徹底改革，向主流文明與國際規範靠攏，盡快履行、全麵落實入世承諾。避免再像溫家寶總理那樣，在氣候峰會上耍花腔唱雙簧，以勢壓人，忽悠冷落老實巴交的奧巴馬總統。盡快回歸“重合同守信用”，“童叟無欺”的普世價值（其實也是中國傳統的行業規範）。在技術引進上，老老實實花錢，明明白白交易，踏踏實實搞獨立自主的創新研發。這一轉變不僅要落實到生產研發，還需要從教育入手，鼓勵容忍不同觀點，提倡獨立思考和標新立異，徹底改變輿論一律和弄虛作假的浮誇之風。以上這些改革，當然需要全麵推動社會文化與政治司法改革。沒有配套改革，單純在行政技巧和微觀經濟小修小補，不可能有什麽實質性改變。老鄧一條腿改革開放導致的後遺症，已經提供了充分的經驗教訓。
第二種是中策，暫時緩和矛盾，爭取決戰將來。表麵上放低身段，與歐美國家勾兌調和，讓點小利，用金錢擺平。但骨子裏依然故我，不做任何實質性改革。反而效法越王勾踐，用臥薪嚐膽，暗地裏整軍經武，從娃娃抓起，培養舉國上下的反美仇外意識形態，積蓄更大力量，準備將來用實力反擊西方，到時候用經濟和軍事優勢，壓倒西方，逼迫他們磕頭求和，連本帶利，把現在奉送給西方的利益加倍索取回來。這種幹法是以短期策略讓步保障既定戰略毫不動搖。西方會吃這一套嗎？我看不是沒可能。因為以多數歐美政治家的過往經驗看，他們常常錯誤領會北京的讓步，總往從善意方麵想的多，從惡意防範上想的少。這也是基督教文化熏陶的結果。如果北京這一招生效，結果不過是根本性的矛盾衝突再往後退，把攤牌時間往後順延若幹年而已。因此，這隻是拖延時間的臨時應變之計，談不上什麽根本解決衝突之道。而且，拖延攤牌的代價，是未來更加激烈的矛盾衝突，當然也意味加倍的風險規模和破壞力度。因此，這個中策其實也是一種下策。
第三種是我行我素的下策或下下策，但可能性也許更大。那就是堅持推行與普世價值針鋒相對的內政與外交路線。繼續封網，建防火牆，阻斷信息和技術的在全球範圍內的自由流動。從目前官媒和毛左發出的噪音看，中國朝野似乎拒絕冷靜反思，反而把西方發動的貿易戰，看成新的八國聯軍欺負中國，要動員舉國力量全麵反擊；甚至不惜借題發揮，把貿易戰升級為經濟、政治和軍事的全麵對抗。或許更進一步，借機煽動民粹，公開點燃民族主義烈火，在南海、東海全麵提升同美日的軍事衝突；與此同時，在台海挑起事端，借機武統，等等。網上已經充斥反美高調，有造謠生事，唯恐天下不亂的苗頭。不排除別有用心之徒，在幕後教唆策劃。如果當局不智，對曆史方向做出錯誤判斷，任由反美高調發酵擴散，很可能出現誰都無法預料的地區動蕩和內亂危險。
萬一蒼天不佑中華，第三種下策不幸成真，則我輩海外華人隻能祈祝上蒼保佑。果如此，不僅生靈塗炭，和平堪憂，民眾福祉更要泡湯，剛剛溫飽的小康日子可能曇花一現，恐怕黨國的生死存亡，也得畫上巨大問號。
作為本文結尾，我想用斜體字引述北京來美利科技中心經理馬臣先生的幾句話。他4月20日在《新浪微博》上發表文章，題目有點誇張，“現在向美國投降是代價最小的時候”：
“如果說三月下旬我們對中美貿易戰還可以使用低調處理這個詞，那麽現在的用詞將非常明確，請向美國投降，別鬧了。現在投降是最體麵的時機，代價最小。這話我不是今天才說，過去一個來月我說過無數次。
我在這裏明確無誤的使用了投降兩個字。現在投降的好處是無需跪著，站著舉起雙手即可。將來投降，不但要跪著，還必須跪姿標準，否則挨打更慘。這就是現在投降和將來投降最大的差別！
中華民族還遠沒有到可以跟美國正麵對決的時候。現在不到時候，將來一百年內都不到時候！……
現有的互聯網根服務器在美國，人類現有的信息化（電腦應用）底層係統代碼由美國人發明，被美國人壟斷。人類可以發明出的另外一套運行係統無法與美國人發明的並且已經覆蓋全球的係統兼容，那你最後隻能成為前蘇聯。……
自然法則決定了地球上的操作係統隻能有一個，絕不會有兩個。但願這個道理你是站著接受的，而不是跪著。如果跪著接受，不但跪著，還必須跪直了上身，雙手舉得更高，否則挨打更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