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回憶之四十

在1974年於昆鋼耐火材料廠就業上班後，與更多的五七中學發小有了聯係。其中有羅林，在他家父母調到昆鋼履職前，他們幾個男生和女生就通過關係，進入了雲南省體育電子設備廠，而該廠的前身，就是文革初鼎鼎大名的像章廠，專門製作發行毛主席像章。正如你所猜想的，都是軍代表和幹部子弟充斥其間。羅林也是有了工作之後，萬事休，有閑心出門訪朋問友。他就邀約上我，一起去晉寧上蒜公社找知青玩。是呢，這個時候，中國的知青政策收斂許多，不再勞師動眾，五湖四海，改成就近農村插隊，而且，還要配備帶隊幹部，財政包幹，自帶口糧，菜金，不再與當地農村人口爭食。不再像前邊文革初期那樣，放野馬一般，讓知青在廣闊的農村自生自滅。昆明的各企事業單位，都有自己的子女下鄉對口鄉村，而省委大院的子女，都在晉寧上蒜公社下邊幾個村插隊。這些知青與文革初期的知青分別被叫做“小知青”和“老知青” 以示區別。這裏也是我母親從北京來到雲南後，戴罪勞改的地方。為什麽是上蒜公社？照理這個滇池邊上的晉寧縣，地理環境差不到哪去吧？

我們在老高村逗留時間最長，在這裏見到了眾多的發小，有後來當到昆明市副市長的平愚山，還有在過五七幹校五七中學的聶海舟，還有以前的昆明軍區政治部的王成風，小時候我們是敵對的一方，現在他家老爸退役分到了省委宣傳部，他也就成為了省委的子弟。這個人擅長養鴿子，我在省委大院時，曾經用一支氣手槍從楊偉民手上，換來天津大白鴿一隻，後來又是他，用一隻俄羅斯小狼犬換走了我的天津大白鴿。他後來成為了雲南省信鴿協會秘書長。還有個發小陳一之，我新村小學同班同學，因為在秋收時，被打穀機攪去了一截手指，算是工傷，回家養傷了沒有見著，他後來作到了省委黨校常務副校長。

在老高村的知青點，非常有意思的是，還在執行嚴格的男女界限。男女知青自己燒飯，實行輪換製，男知青煮一天，然後女知青煮一天，那邊煮飯那邊先吃，然後再喊另一邊出來吃飯。這樣的就餐習慣，對於我們來訪的客人來說，倒是可以免去男女同席的尷尬，隻是女生先吃剩下來的菜要多些，而男生先吃的話，會不會就要剩菜少些？後來，昆鋼招工，聶海舟就這樣被招募到昆鋼軋鋼廠當了一名普工。他個子小小，麵相也是年少，在那個軋鋼機麵前，尤顯單薄。也是為了早日離開農村，饑不擇食他就這樣應聘了爐前工。後來，他托我找我父親求情，看能不能轉換成技術含量高的工作，諸如：鉗工啊，電工啊，之類。

很突然的，機修車間要調我去儀表組，我因為不喜歡電工這份工作，所以，對此調動沒有意見。因為，電工組是沒有人願意去儀表組的，舒服倒是舒服，可沒有多少技術可學。儀表組那會共有四人，組長是楊建新，老師傅叫做張學文，另外兩個女工都是我們技校同學，一個是儀表班的楊翠萍，一個是電三班常繼紅。放眼整個電工房，還真沒有人比我合適調往儀表組啊！我是經常在家對著老父親抱怨，述說電工工作的危險，可他並沒有利用職權為我運作崗位更換。他是一個潔身自好的人，漫說我家堂哥對他有權不用心生怨恨，就是我的五七中學發小聶海舟，幾次三番找我父親運作，想從軋鋼廠普工的崗位，更換當個技術工，也從未兌現。須知那荒年玩關係，走後門已然成風。總之，我的崗位調整也屬正常運作，沒有任何後台操作。實在是，非我莫屬，

就在電工組準備為耐火廠自家建造的宿舍樓接通電源時，這個工程本來我是願意參加的，絕對是個實用工程，可以學到怎樣從變壓器三線兩相接到室內變兩線兩相，這可是一般內線電工觸及不到的工程，爬電杆的鐵草鞋都派發到位了。結果，朱本俊來到電工房宣布調令，而電工組呢，郭組長就要我去參加深挖防空洞。當時正逢中蘇關係緊張，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全國都在挖防空洞，耐火廠也不例外，廠防空洞深挖指揮部要求，每個車間都要派人參加，輪換製為期一個月，電工房的電工是必須要參加的，因為洞裏的照明不可或缺。郭組長每月派人去參加防空洞都頭疼，隻有靠抓鬮，因為沒人願意去，洞裏那點電器實在簡單，無非是照明和鼓風機，哪怕加上個鑿岩機，明說是防空洞跟班電工，實際上還不是去出苦力！這次可好，反正我要調離，作為貢獻，正好去參加防空洞深挖一個月。

這期防空洞施工隊的頭是勞資科科長，騰衝人姓害，帶領著我們十幾個來自各個不同車間的工人。耐火廠的防空洞就在廠部辦公室的旁邊，隻有那條通往廠生活區的公路隔開廠部。我這期的工作麵已經深入山肚子2百米了，看上去，耐火廠的防空洞就是個防空洞而已，一頭在生產區，一頭在生活區，按照設計就是從生產區挖起，一直挖到生活區。我的感覺就像是小煤窯，地麵鋪設有窄軌，運行翻鬥礦車，煤窯運出的是煤，而我們運出的山石而已。當然，小煤窯那叫坑道，我們防空洞那叫隧道。我們的日常工作就是在作業麵用水冷式鑿岩機在山體鑿出幾個炮眼，然後填充進炸藥，在插入雷管，引入導火線。這個導火線的長度計算很有考究，不能太短是肯定的，因為兩百米的隧道，人員撤離是要點時間的，太長了也不行，浪費時間等待，而且幾個炮眼的導火索也不能一般長短，不能一起爆，要前後爆，但也不能間隔時間太長，否則，前邊爆炸會造成後邊啞炮，等等。爆炸過後是開通鼓風機，將隧道裏的爆炸煙雲排除洞外，一般需要兩個小時，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去操作水泥攪拌機，一部分人就要推著坑道車進去搬運爆炸山石。我們最擔心就是有啞炮，不知它會不會延遲爆炸。我被安排點過導火索，平常覺得這有啥？無非就是點個炮仗，可等到真讓你點導火索，手裏的香煙下意識老會跑偏，愣是挨不上導火索，要命的是，點著的導火索“哧剌剌”火速燃燒，作為電工的我還要收拾照明電燈一起撤離，手抖腳抖滿腦子就想一件事：逃！

更多的時候，就是苦力，那種25公斤裝的高標水泥，一背就是兩袋。一開始，我隻能背一袋，後來看其他工友，不論年齒老幼，都是像碼頭工人一樣，上來就是兩袋。一咬牙，我也背兩袋，有在彌勒農村挑幾十斤大糞的磨練，還行，沒有壓趴下。然後，爆破完畢進洞搬運炸碎的山石，也是力氣活，那座山的山石都是砂石，爆破後，一塊塊都是十幾到幾十公斤重，你得要把它們搬到礦道車內，再推出坑道翻倒。工作麵清理完畢，就要搭建俗稱：殼子板的模板，然後，就是用手推車把攪拌機攪好的水泥，運進洞中，用鐵鍁把水泥塞到模板和洞壁之間,往兩邊傾倒水泥還好整，難的是往上整券頂，絕對是事倍功半，一邊整一邊“哧溜”往下掉水泥。水泥整進去了還不成，還得要用鐵釺在裏麵攪合，讓其落實。這一切完事後，才能開幹新的掌子麵。

儀表組在廠化驗室裏的一間房。本來是要求跟著生產車間的兩班製，但都因人手不夠為理由而拒絕安排夜班。後來分配了技校畢業生，沒有理由不開夜班。技校儀表班畢業的楊翠萍，其父母都是耐火廠老人，她父親就是耐火廠財務科科長。這對來自四川的老兩口看中了來自昆明官渡區農村的儀表組楊建新，因為他是個孤兒，實在是養老女婿最佳人選，順順利利女兒分配到儀表組後，不多久就和楊建新成為了戀人，然後成親。我來到儀表組時，楊翠萍已經大腹便便待產孕婦也！自然的，他兩口子就成一組，剩下的張學文和我還有常繼紅就是一組，每個星期倒班一次。張學文是個耐火廠老人，來自滇南的文山州，他自稱是少數民族：濮人。因為人數少國務院沒有確認，對此，他是無可奈何當成漢人。他的家人都在文山家鄉的農村，他就一直要求調動工作，回到文山就近照顧家庭。另外還有個原因，他看不上常繼紅，覺得這個女生不思上進，沒有事業心，在儀表組沒事時就坐著打瞌睡，等等。一再找朱本俊要求派個男生來接他的班，這個才是我調到儀表組的真實原因。我來之後，張學文抓緊了調動步伐，另一方麵抓緊做私活，我見過他用廠裏生產資料製作的台燈，頗為精致，蠻俱工藝性。不久的後來，他如願以償調回家鄉文山州供電局。再後來，因為施工中不慎遭高壓電擊中......

儀表組，正如眾人皆知那樣，沒啥技術含量的單位。我們最多的就是坐等生產車間來電，告知熱工儀表出問題了，然後，我們出動。大多數情況都是儀表的打印紙用完，需要更換新的，或者打印墨水耗盡，需要添加，還有就是定期上車間儀表室，給熱工儀表維護保養。這當中倒是與鍾表技術相關的，就是調校儀表誤差，這個就需要打磨儀表軸，其它修理就談不上了。壞了就換新的。

廠化驗室共有五六個人，為首的是個昆明西山區的彝族，姓李。我在那哈，老人家恐怕五十出頭了。一個人就在化驗室平房邊上，大門旁邊，自己搭建了個偏廈，美其名曰：警衛室。這就是他的家。聽說家人都在老家農村，周末都是他回家探親。應該距離耐火廠不遠吧？他從來都是騎個單車就回西山區的家了。化驗室其他幾位，我隻記得印尼華僑邱柳秀，還有一個老知青李美才。其他女化驗師年紀都在中年往上，平素裏來往少，點頭之交而已。印尼華僑的姓名都有些文學美，比如說：邱柳秀。他經常肯來儀表組找張師傅討點儀表燈之類，張師傅走後，他就來找我，他說他在年幼時養成的習慣，晚上睡覺怕黑，要開燈一宿，但是，一般白熾燈點不起啊！費電哦！那麽這就是小小支儀表燈合適了。他的祖籍是廣西，他跟別人講過他從印尼回來祖國的原因，因為他的父親在印尼又討了小老婆，生了孩子，就把他母親和他們孩子冷處理，受氣遭白眼。他就趁著周恩來在印尼宣布：某年某月某日起，中國不再承認印尼華僑雙重國籍，毫不猶疑加入了印尼華僑歸國潮，文革前回到了中國，分到了雲南昆明華僑補習學校。跟其他印尼歸僑一樣，他說一口口音很重的昆明話，但是，聽他在化驗室裏接電話，和他那些印尼老鄉說起印尼話來，咯噔都不打一個，語速超快。當然，從來不用壓低聲線，因為不用擔心有人偷聽。跟別的印尼歸僑一樣，穿緊身褲，用頭油，梳著一絲不苟背頭，成天在化驗室裏笑聲不斷，是個討人喜歡的開心果。而老知青李美才，美女一個，優雅文靜，她和邱柳秀最終成為了戀人，雙雙在我之前利用關係調到了昆明卷煙廠。

講到印尼華僑和昆明，猛可地想起，1998年在Berkeley，Ward St僑居時，一個屋簷下的北師大副教授梅女士，某日晚，突然從她打工的中餐館來電，問我在家否，叮囑我千萬等她下班回家，因為有人要見我。後來，等到她下班回家，從一輛轎車上下來的，除她之外，還有司機。梅女士當著眾人麵問我是從昆明來，可還會說昆明話。確認過後，她介紹那位送她回家的司機，說是她打工中餐館的大廚，也是個印尼華僑，因為年幼時，八歲多，曾經隨家人離開雅加達在昆明逗留過，匆匆離開後，卻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好印象。從此以後再無機會親近昆明。所以，在餐館工作時，但凡遇見中國大陸來打工者，都要問一句是不是昆明來？現在，終於因了梅女士，我是從北京來，但是我租住的地方，有個昆明來的......圓了他多年的思念夢，就為了兒時聽過的昆明話，他一下班就跟上梅女士過來找我，聽我說說地道昆明話，然後，帶著找到了感覺的滿足，開車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