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 Day or One Life
唯讀書與寫字不可辜負
你覺得她可憐，她覺得你可笑。你覺得她滿口瘋話，她覺得你心智未開。多麽好玩。但願有這筆力，能寫出一部浮世繪。
我總是焦慮，我覺得時日無多，我早早地醒來，淩晨三點、四點便坐在桌前，蒼涼而疲倦，如是我寫作。
生命有進有退，有時勇猛有時軟弱。
多年後她在廣西都安與南寧之間，公路在細雨中展延，她以為前路茫茫而又平坦，忽然放晴，包圍的是高山與森林，荒涼肅穆。她突然心裏絞痛，蹲下來，滿身大汗，眼淚一滴一滴的流下來。她說不出話來，隻細細地道：很痛很痛。
我看著他走到對山去，一點小小的，極為卑微的存在。我以為他已經消失，忽然在山裏聽到他的歌聲，清婉動人，是一個農民對生命的埋怨與安分。我從來不知道山歌有這樣的意思。
到他真的要死的時候，隻貪戀世上靜好之物。我想人生真是充滿反諷，比如好的不靈壞的靈，比如愛你變成害你，比如因貪得貧。
黃色輕而暖，綠色密集而冷。
蒙娜麗莎的手：她一隻手放在椅把，另一手輕輕疊上。我也希望有一隻這樣的手，一手安寧，靠著書本或椅把，另一手背向世界，從容，溫柔，不覺得有力但足以抵擋所有。
如果眼睛是我們的靈魂，手就是我們的意誌與欲望。張開是祈求，合起是意誌。
我比較喜歡讀寂寞的人寫的小說，因為寂寞的人不為任何人而寫。甚至不寫。
那是個火辣辣的下午，望過最矚目便是碼頭上圍列著的巨型廣告牌，紅的，橘紅的，粉紅的，倒映在綠油油的海水裏……在水底下廝殺得非常熱鬧……在這個誇張的城市裏，就是栽個跟頭，隻怕也比別處痛些。
關於寫作：我以為寫到臨頭，改無可改，一是要，一是不要。
我在讀一本關於維克多·雨果的小書，他很多的同代人並不喜歡他，他說自己是個“冰冷而熱烈的人。”我想我明白這種性質。我還希望，有微光，有微熱。
亮如暗日，靜如綿，柔細不斷。
妹妹，一列地鐵經過，再一列，再一列。這時候我知道寂寞。妹妹，這裏很冷，很綠。河水灰色。媽媽說，你哥哥，他靈魂有洞。妹妹想，我要像哥哥一樣，無論這個世界有多寒冷，我的腳長滿了水泡與刺，我還是要穿一雙爛靴子，去走一走。
美麗老女子，很瘦，優美而殘敗。七十歲，人老了就是這樣，沒有更醜陋更貪婪，隻是更加內在與堅定，因為在她麵前的隻有衰敗與死亡。
此時新月，這時我知道，是我，在這裏，這時，這刻。有時溫柔，有時熱烈，大多數時候，都是非常冷漠，但這就是我了。沒有其他選擇，其他可能。
你越來越像你父親，你年輕時看不出來。現在好像樹掉了皮，露出了本來的麵目。
在電影院，體味別人的生活。在黑暗裏流淚，歡笑，散場後在燈光下，在陽光裏，我們表情嚴肅。電影院像教堂，人們來到這裏，分享靈魂生命，默默接近，追尋。
“是你嗎？”
這句話會在什麽情形下問出？
寶林初相會，寶玉道，“雖然未曾見過，然我看著麵善，心裏就算是相識今日，隻當遠別重逢，亦無不可。”似曾相識，前世情緣，今生卻什麽也沒有。此其一。
敬重的人下場慘烈，急痛攻心，又急又痛下也會脫口而出一句 ，“是你嗎？”此其二。
失望至極，被背叛，被殺之前，可能也會有一句，“是你嗎？”此其三。
Momento Mori 勿忘人終將一死。死亡的象征。死亡的征兆。人的生命像草一樣枯萎，就是去如朝露的意思。
文學作品不應該有嚴肅不嚴肅之分，但是寫作者的態度有嚴肅不嚴肅的區別。
我以為好的文學作品，有一種人文情懷：那是對人類命運的拷問與同情：既是理性亦是動人的。這種同情，用佛家語言，就是慈悲；用基督教語言，就是尋求救贖。因為慈悲與救贖，我們就有了力量，並且感覺到美。
張愛玲的小說寫得很精致。語言華麗。但卻是沒有心的小說。張愛玲的小說是俗世的，下沉的，小眉小貌的。好像一個飽受什麽命運蹂躪的老女子，喃喃的在黑暗房間有數錢，一邊埋怨自己命運坎坷，一邊喃著要將窮租客趕走，租客已經什麽錢都沒有，又病，又有孩子，好麻煩，沒錢就睡街，不要租她房子。張愛玲好勢利，人文素質，好差。
關於金庸：男俠義，女嬌媚，隻鞏固壓抑自由的中國舊文化，充滿陳腐的遺老氣息。
扭曲的、殘疾的、受傷害的人，不見得就靈魂高貴。我時常希望接近扭曲的、殘疾的、受傷害的人，我以為這是一種社會主義 / 宗教情懷與理想。我希望在我的生活和寫作都能實踐這種精神。但現實是：他們是扭曲的、殘疾的、受傷的，他們失去了同情的能力。他們以加倍的粗暴與殘忍，去扭曲、傷害、嘲弄那些膚淺而不合邏輯的良善。因為我站在那裏，那麽幹淨、溫婉、豐足，高高在上，當受到侵犯時，離開。但他們沒有辦法離開。我因此，惱怒，但更多的時候，歉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