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難為 ——《Exit Right》讀後

準確地說，這本書的書名應該是《Exit Right – The People Who Left The Left and Reshaped The American Century》。作者：Daniel Oppenheimer。

作者政治傾向偏左，但他基本以中立的態度寫了六位左派知識分子是如何從左變右的，時間跨度從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到現在克林頓時代。準確點說，是五位知識分子外加裏根總統，因為一般很難將裏根總統劃歸為知識分子。這本書讓我感興趣的是這些人如何從左到右的，是什麽讓他們左，然後又是什麽讓他們變右。

這六位人物分別是：惠特克·錢伯斯 （Whittaker Chambers）、詹姆斯·伯納姆（James Burnham）、羅納德·裏根（Ronald Reagan）、諾曼·波德霍雷茨 （Norman Podhoretz）、戴維·霍諾維奇（David Horowitz）以及克裏斯托弗·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關於他們的生平事跡，網上都有，我不多言。

作者按時間順序選擇了這六位代表人物，他們有些是共產黨員，有些是親共的左派，然而，最後他們都成了turncoat，轉向了neo-conservatism。前三位同反共產主義有關，後三位轉右後都是主戰派，支持美國出兵伊拉克。如此敏感的話題，作者沒有沒過激的說教口吻，沒有太多的個人情緒個人傾向，每個人物、每段曆程，作者娓娓道來，一本以政治為主題的書，可讀性算很不錯了。唯一不足是每介人物，作者隻寫到他的轉變嘎然而止，如能再寫多一點轉變之後這些人物的活動，就更完整了。

個人覺得第一個關於惠特克·錢伯斯和最後一個克裏斯托弗·希金斯的故事最為生動有趣。前者生活經曆非常戲劇化，後者和大批文化名人往來，尤其是和我喜歡的馬丁·艾米斯還是好朋友，對於喜歡八卦的我來說，覺得這兩位人物以及裏根有些意思不那麽枯燥，下麵稍作介紹。

惠特克·錢伯斯 (Whittaker Chambers) 

（選擇他，一是因為他的經曆很有戲劇色彩，二是因為這是我看得最認真的一篇。）

錢伯斯是《時代》雜誌的高級編輯，1948年在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作證時，指控阿爾加·希斯(Alger Hiss)是蘇聯間諜，希斯後被判偽證罪。這一事件為美國麥卡錫時代拉開序幕。尼克鬆也因此事政治生涯扶搖直上。錢伯斯先是共產黨，然後脫黨轉右，並受洗轉信基督教。

錢伯斯的一生算很有戲劇性。他出生算得貧苦（一般說左派出生富有家庭，在他這兒這種說法不成立）。父親是插圖畫家，母親也算是文青。然而父親有同性戀傾向，不顧家，母親操持他和弟弟長大，從小生活拮據。他和弟弟關係很好。錢伯斯文學天賦極高。

1920年，他進入哥倫比亞大學讀書。這個時代的哥大，群星燦爛，杜威，Franz Boas都是各自領域的泰鬥極 人物。對錢伯斯影響最大的是他的英語老師，詩人Mark Van Doren。但在哥大讀書時，錢伯斯思想偏保守，還積極為共和黨總統競選人四處義務發傳單。

導致錢伯斯思想轉變的事件應是他在哥大第二年底，被選為學校文學校刊The Morningside的主編。受T.S. Eliot荒原的影響，他主政後出的第一期刊物，一反以往刊物抒情的風格，轉為粗俗派(profanist)。尤其是《A Play for Puppets》那一篇，兩個人物以女性的乳房為主題，插渾打科，引起眾多反對之聲，大量老師學生組織抗議，要求錢伯斯辭職。錢伯斯沒有料想到反應如此激烈，令他困惑的是，哥大明明鼓勵思想自由開放，為什麽這個作品卻如此不見容於世。1923年一月他辭去了主編的職務，隨後從哥倫比亞退學。

還有一點對他打擊很大的是弟弟的自殺，錢伯斯兄弟感情很好，弟弟可能有抑鬱症？那時候也不重視這種病，錢伯斯大學退學時弟弟也高中退學，兩人經常深夜喝酒談心。錢伯斯已救過尋死的弟弟兩次。那晚他因跟朋友紐約相聚，沒有回家，弟弟在車站沒有接到錢伯斯，回家喝酒，然後開煤氣自殺。錢伯斯為此十分自責。

這一低潮時期他開始接觸共產主義，看了許多這方麵的著作。列寧的《The Soviet at Work》對他影響最大。1924年他加入美國共產黨。上個世紀20、30年代，他一直為左派雜誌寫文章當編輯，同時還寫了幾篇共產主義類小說 。他在文學圈的知名度也逐漸上升。

1932年，錢伯斯編輯了三期 《New Masses》後，接到命令到前任美共總書記Max Bedacht的命令：從事地下黨工作。在這之前，錢伯斯並不知道美共下屬有間諜組織，更不知道Max Bedacht是OGPU（克格勃前身）在美國的總負責人。美共看重錢伯斯，讓他從事間諜活動的決定，因為他的優勢在於這時的美國共產黨成員大多數是來自歐洲移民，而錢伯斯是WASP，常青藤大學出來的，更容易滲透進美國政府組織。而且這時德語仍然是共產國際的國際語言，錢伯斯流利的德語讓他更容易同共產國際派來的聯絡員交流。Max Bedacht告訴他他已經知道的太多，選擇隻能是要麽同意，要麽退黨。錢伯斯選擇接受安排，從事地下工作，因為他覺得浪漫刺激。隨後他辭去了New Masses主編的工作，轉入地下，地下組織給他的工資是每月100美元，到1937年時，他的工資漲到每月165美元，另外每月可以報銷200美元開支。錢伯斯還熟悉了地下工作規定，比如接頭時不要直達，而是要做地鐵或公共車，轉好幾個彎路，防止跟蹤。不過這些規定沒什麽必要，美國30年代反間諜的工作幾乎不存在，同錢伯斯工作過的一個蘇聯間諜後來回憶說，那時即使胸前掛著個牌子說我是間諜，也很可能不會被逮捕。

到1937年，他已從事了5年的地下黨間諜工作。但是這時的政治局勢讓他對左派有了疑問。那便是斯大林的大清洗（Stalin’s Great Purge），托洛茨基在美國共產黨中影響很大，而他被斯大林驅逐，尤其是成千上萬的人因為政治傾向被斯大林殺害，甚至美國共產黨中也有許多人莫名其妙失蹤死亡，這一切讓錢伯斯蒙生去意。

然而，脫離地下組織，脫離共產黨，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錢伯斯想脫黨，又想保證自己和家人的人身安全的話，有一個辦法是尋求美國政府的保護。這個方法的問題是錢伯斯是美國公民，一直從事的是針對美國政府的間諜活動，錢伯斯擔心坦白後自己麵臨的會是被逮捕和起訴的命運，而這時美國間諜罪最高可以判20年。另外，向美國政府坦白，就要全部交待出他的內線。這些人很多是錢伯斯的朋友，錢伯斯對他們還是很有感情，有些還是他吸收進地下組織，把他們交待出來，錢伯斯覺得良心上不安。錢伯斯並不想當英雄或殉難者，他隻是想脫離地下工作，能夠過上普通人的正常生活。

1937年2月，錢伯斯在巴爾的摩海邊租了一間新的公寓，從房間的窗戶上，馬路兩邊的動靜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錢伯斯和全家搬進去後，卻沒有將新的地址告知地下組織的任何人。1938年錢伯斯 一家人躲到佛羅裏達，地下組織沒有找到他，巧的是這時大清洗的黑手已經蔓延到了美國，錢伯斯的頂頭上級自身難保。錢伯斯一家在佛羅裏達躲了一個月後，返回巴爾的摩。以後的幾個月，錢伯斯一家都過著高度緊張的生活，錢伯斯白天睡覺，晚上握著獵槍，隨時警惕周圍的動靜。

接下來錢伯斯給地下黨和間諜以警告，讓他們知道對他暗殺會導致嚴重後果。在脫黨前準備的幾個月，錢伯斯已經暗中截流下了一批文件，這時他把它們從保險櫃裏取出來，交給了妻子的表哥Nathan Levine。Levine 是個律師，錢伯斯對他說，如果自己死了的話，就把這個包裹交給妻子。Levine問如果她也遭到橫禍呢？“那時你就知道應該怎麽辦了。”錢伯斯回答說。言下之意，那時就把它交給美國政府。錢伯斯寫了一篇65頁的長文《The Faking of Americans》，信中提到美共的種種間諜活動。在信中，他寫到：“If you really must continue violent projects against me or my family, you are certainly going to have competition. I do not say you will fail, what I believe is that you will involve yourselves in a major disaster the consequences of which you cannot even begin to appraise…. In fact, I should guess that the State Department is going to be sitting on some very hot coals in the near future.”美共地下組織此後沒有對錢伯斯和他的家人采取過任何行動。

1939年初是錢伯斯人生的最低穀，他在經濟上接近破產，錢伯斯和妻子一天三頓都是早餐麥片充饑，省下錢保證兩個孩子的營養。然而，黑暗之後便是光明。

1939年4月，時代周刊的記者Robert Cantwell因對即將到來戰爭的一係列分析文章獲得了很大的好評，被調到國際新聞部，他向時代周刊的老板Henry R. Luce大力推薦其好朋友錢伯斯接替他的時代書評職位。

時代周刊副總編輯Thomas Stanley Matthews負責麵試，Matthews對錢伯斯的文筆也很讚賞，他的評語是：“shot through with the murky flashes of rather sinister brilliance”。見麵時，他發現錢伯斯本人其貌不揚，又矮又胖，話也不多，聆聽時帶著些冷嘲式的微笑。Matthews當場決定試用錢伯斯，主要工作是評論新書，工資很高，每周100美元。錢伯斯在自傳裏稱這是他人生中第一份真正的工作。

錢伯斯第一本書評是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最新也是最後的一本小說——600多頁的《芬尼根守靈夜》（Finnegans Wake）。這本書即使今天也普遍被認為是英語小說中最難讀懂的一本，錢伯斯的任務是讓《時代》的讀者群能夠理解這本小說。錢伯斯成功地迎接這個挑戰，他的評論5月1日交稿，5月8日作為封麵文章在時代周刊發表，收到了非常好的反響，他在時代周刊站住了腳。Luce後來稱錢伯斯是時代周刊最好的作者，錢伯斯的責任也隨之不斷加重。1940年，錢伯斯的工資升為7500美元。1942年，隨著Thomas Matthews的升職，錢伯斯成為書評部的總編輯，工資也升為1萬美元。到1948年，希斯案爆發前，錢伯斯的收入達到了3萬美元。隨著收入的增加，錢伯斯一家在馬裏蘭的Pipe Creek購買了一個115英畝的農場，接下來的幾年裏隨著收入的增加，錢伯斯不斷的買地，農場的麵積達到了300英畝。

他的人生最高潮應當是希斯（Alger Hiss）案件。

阿爾加·希斯(Alger Hiss)是羅斯福總統在雅爾塔會議上的顧問，起草聯合國章程的敦巴頓橡樹園會議的秘書長，1948年時是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主席。

阿爾傑•希斯偽證案由當時的國會議員理查德•尼克鬆（Richard Nixon）發起。錢伯斯在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作證，指控阿爾加·希斯(Alger Hiss)是蘇聯間諜，是他的黨內同誌，稱希斯和他的同誌們企圖在政府機關內安插共產黨員及其同情者。錢伯斯的大膽“舉證”在美國引起軒然大波，希斯立刻被推上了潮頭，不得不站出來在法庭上與錢伯斯對質。雙方辯論了多次，如同一部劇情精彩的大片。希斯否認這些指控，後來被判偽證罪入獄五年。

 希斯出獄後，沒有工作，妻子離他而去，他隻好以推銷文具為生，並出了兩本回憶錄，在書中，希斯始終堅持他的清白與無辜。這起間諜案直到現在還是一個疑案。但是事後有多項證據，包括蘇聯間諜的資料都證實希斯確實是間諜。

國會議員理查德·尼克鬆作為希斯的指控者和錢伯斯的辯護者而一舉成名。

美國總統羅納德•裏根

裏根總統的家庭一直是自由派，是民主黨的支持者。他參軍、在好萊塢當演員時政治態度一直偏左。

與川普不同的是，裏根的從政經驗豐富。早在好萊塢當演員時期（1947年到1952年），他一直當任美國演員工會SMG（Screen Actors Guild）的主席。他先是支持羅斯福新政，繼而又是杜魯門的著名支持者，這段時期也正是錢伯斯的希斯案件發生時。

1945年他發表了反新法西斯主義的著名演講，然而在當時，他並未太過關注共產黨在美國的活動。裏根在政治上十分精明清醒，他知道共產主義與這個社會的自由企業和慈善政府的管理理念並不相符，然而50年代初期共產黨在好萊塢的滲透十分強烈，好萊塢整體上偏左，另，當時的美國退伍士兵委員會也為共產黨所把持，裏根對共產主義漸生反感。

1946年9月開始的CSU（Conference of Studio Unions）大罷工也是促使裏根轉變的一環。在他準備發表演講的幾天前，他收到威脅恐嚇電話。“The caller wouldn’t identify himself，”裏根寫道，“but said that if I made the speech, a squad of people would be waiting for me……your face will never be in pictures again。”裏根對此也頗為緊張，此後他一直隨身配槍，直到第二年春天罷工衝突結束。

至此，裏根認為演員協會已經被共產主義完全滲透，他開始向北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作證共產主義對好萊塢的滲透。更令我大跌眼鏡的是，他居然當密探，暗中監視一些他認為可能是共產黨的演員，並向FBI報告，他在FBI還有個代號——Agent T-10！他表麵上公開反對在好萊塢設立黑名單，但私底下卻與當時的妻子簡懷曼一起與FBI會麵，報告好萊塢有嫌疑的破壞分子。這一點讓我覺得有些不恥。

還有一件事促使裏根在50年代初期政治立場轉右，那便是他與第二任妻子Nancy的婚姻。雖然裏根並不這樣認為，然而輿論一般都支持這種看法。因為Nancy的家庭是非常傳統頑固的保守派，一直是共和黨的堅定支持者。Nancy及其家庭對裏根的右轉多少有影響。

裏根相信共和黨更有能力對抗共產主義，並相信他這樣做能獲得更多政黨支持，裏根開始支持共和黨的艾森豪威爾和尼克鬆競選總統。1962年他正式退出民主黨，轉而加入共和黨。1966年至1975年他連任兩屆加州州長。1976年競選總統，敗給了卡特。1980年競選總統成功。他是美國人心目中最偉大的總統之一，觀察家認為裏根是美國得以拖垮蘇聯的功臣。

裏根當選總統後回顧自己從左到右的轉變，他說：“I didn’t desert my party……It deserted me。”

克裏斯托弗·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

希金斯是何許人也？他是地道的英國人，然而在美國過了大半生，最後加入美國國籍。希金斯出生於英國普利矛斯，父親是保守派。他天資聰穎，畢業於牛津大學。他最喜愛的作家是反極權主義的喬治·奧威爾。年輕時代 ，除了《1984》和《動物農場》之外，他還閱讀了奧威爾的大量作品，包括非小說類作品和不太出名的小說，他沒想到可以以下層人民為題材寫出這般極具政治熱情且優美的文學作品。他深受奧威爾的影響，關注英國中下階層的生活，政治偏左。

70年代，希金斯結識了英國作家馬丁艾米斯、朱利安巴恩斯等一批文學精英，並形成了一個小圈子“Friday Lunch”，這些人全是左翼。

1981年他與第一任妻子結婚。1982年接受美國左翼旗艦雜誌《The Nation》擔任記者的邀請，前往美國，直到2011年於美國去世。2007年他53歲生日之時加入美國國籍。

在911事件前，希金斯一直是左派。他是無神論者、反宗教者，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反極權鬥士。他支持廢除死刑，支持公民持槍的權利，支持墮胎，支持可卡因、安非他命、大麻等精神藥品合法化。他以苛評聞名，其在公開辯論中毫不留情但是滴水不漏的說辭常常被稱為“希氏打臉”（Hitchslapping），抨擊的對象包括所有共和黨人士（例如亨利·基辛格、羅納德·裏根）、宗教人士（特麗莎修女）、民主黨溫和派人士（例如比爾·克林頓）。

他與丹尼爾·丹尼特、理查德·道金斯、山姆·哈裏斯並稱為新無神論四騎士。

911事件後，他積極主戰，與左派建製派決裂。為此損失了許多友誼及左派讀者。盡管多年過去，連共和黨也認為伊拉克入侵是個錯誤，他仍然堅持戰爭是正義的，是打擊極權主義。然而2009年，他還被福布斯雜誌評為美國媒體最具影響力的自由派人士之一。

希金斯不是典型的叛徒，他並非上帝的追尋者，他沒有背叛左派，他也不是逃離共產主義的避難者，也不是激進主義的騙子。他並沒有脫離普通大眾文化，但也非消極接受。他不是上述任何一派，實際上，他認為自己拒絕一切流派，他的選擇不是基於血統、國籍、家庭、黨派或理想主義，而隻是基於他自己認為是正義且正確的。

花絮：

馬丁艾米斯是他多年的好友，艾米斯筆下的希金斯很生動。比如他倆一起去見索爾貝婁（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貝婁是猶太人，而希金斯當時在中東問題上是反對以色列的。希金斯忍不住為愛德華塞德（Edward Said，巴勒斯坦建國運動的活躍分子）辯護，他說，“愛德華是我的朋友，如何我不為他辯護，我會感覺很糟。”貝婁馬上問他，“那麽你現在感覺怎樣？”

希金斯的母親跟一個解除牧師職務的已婚牧師私奔，於1973年秋天在雅典一家旅館房間雙雙自殺。當時還成為報紙頭條。後來希金斯談起這一自殺事件時，稱之為“這可作為我家庭生活的真正終結。”

然而他自己的婚姻也有故事。1981年與第一任妻子結婚。1989年去洛杉機促銷他的新書時，結識了Carol Blue，她是為他提供暫住公寓的朋友的朋友。短短幾天的相識，他回到華盛頓後，告訴妻子，他愛上了別人，而那時妻子正懷有身孕。妻子寫道：“Christopher fell in love with Carol, and he expected me to understand, and my reaction is ‘Bug off.’ He told me he was doing me a favor. Maybe now I think he did……His life is such that you either fall in line or you’re left behind . I didn’t want to follow anymore.” 1991年，他與Carol結婚。

 

有句俗語說： If you are not a liberal at 20, you have no heart. If you are not a conservative at 40, you have no brain.

不知大家看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