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陶陶，樂盡天真
I dream of souls that are always free, like the clouds that float. ~Nella Fantasia
我和愛蓮走了一段高高低低但還算平坦的小徑來到普吉灣的一處海邊， 沿路有著一條小溪，時而隻聽到水聲， 時而又看它在樹林縫隙中露出臉來， 在過了一個橋下的山洞後， 小溪在此處入海。兩個小兄弟正在淺淺的小河裏玩著水， 小的用力 一踩， 濺起一些水花，兩個人頓時一臉一頭濕漉漉的， 哥哥也不負所望嗬嗬地大笑了起來，小的就更踩得起勁了。 這是西雅圖郊區海邊的一個公園。 因為天氣好， 雖然在疫情當中人還是不少， 不過都自覺地跟別人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我們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 有點兒熱，便把臉上的口罩拉低， 呼吸著新鮮的空氣。 然後找到一棵橫在沙灘上枯木坐了下來。 據說這些沿著西北海岸的枯木是當年聖海倫火山爆發後，山林裏的樹木死了， 由於數量很多又別無方法下，被放入海裏任其漂流。
坐定後， 愛蓮從背包裏拿出三明治的盒子， 打開盒蓋請我吃水果。 我們就看著廣闊海天閑聊起來， 背後是南北向的火車鐵軌， 偶兒有長長的列車經過， 汽笛聲夾著鐵軌的回音很響，我們得停住聊天等火車走掉再聊。
愛蓮（Netta）是我中文課的學生，Netta的先生姓Beyerlein，因此我給她取的中文名字叫貝愛蓮.由於社區大學有提供退休人士來免費選課的福利， 每隔一兩年班上總會有一兩個退休人士來選中文課，所以當我看到頭發花白的愛蓮時並不特別訝異。 通常這些學生是班裏最認真的， 一方麵是有時間， 再方麵也是人到了一個年紀對自己總有某種程度的自律， 何況是自己要來學的，更是認真。當我們學到介紹國家名稱的那一課時， 按例都要會做自我介紹， 介紹自己是哪國人， 在哪裏出生長大的。 很訝異的是當時愛蓮用還不太熟悉的語法語詞，慢慢地說“ 我是台灣人， 我在台灣出生長大的”。 我聽到時自是很驚訝，由於課堂上我沒時間細問， 隻是點頭笑笑說”真的？！ “ ， 她也很高興地點點頭。 下課後她來跟我說她的父親是個工程師，曾在台灣工作了年三十多，是50年代初的美援計劃派他去協助台灣發展電力現代化。 我聽了耳朵都要豎起來了，迫不及待地想聽聽她的故事。
在後來的閑聊和介紹家庭成員的課，從作業裏， 我知道她有另外三個兄弟姐妹， 除了老大都是在台北的台安醫院出生的， 然後在台灣長到18歲才回美國念書。其中小妹更有個富中國傳統色彩的女孩子名字“Limei-麗梅”，她成年後還回去台灣的東海大學學習中文。愛蓮很懊悔當年在台北美國學校念書時， 沒學中文而選法文， 在那麽好的環境裏錯失了學中文的機會。 她之所以來學中文是源於那年春天她帶女兒回台北參加美國學校的五十周年校友聚會，幾十年後重新踏上她成長的地方， 那些童年青少年的回憶一下子又鮮活起來，帶給她很深的感觸;而更意外的是第一次去台灣的女兒 對台灣的一切適應地那麽自然，似乎是去到一個曾熟悉的地方。回來後是女兒鼓勵她學中文的， 一方麵去學一直想學的語言，順便把逝去的童年回憶再撿起來。再後來比較深入的聊天中， 才得知那時她的父母手足都已經一一去世了。 偶兒翻著從父母那裏拿回來的幾本厚厚的相本，在台灣成長的那十八年是生命裏最初的一章，那一章裏父母雙全手足情深，相信是她心裏永遠最溫暖的一角。
因著我在台灣出生長大的背景，她很喜歡問我有關過去的事， 比方說她記憶裏的某個地方， 談起了圓山的兒童樂園， 動物園， 那也都是我曾去過的地方，兩人談起來特別開心。 也或者聊起吃過的東西，那時他們的早餐一定有新鮮的水果和一些美式早餐， 可是他們最開心的還是偶兒有機會去外麵買豆漿，燒餅油條吃，“那真是美味啊” 她不禁感歎地說 。 因為和她差不多同年代出生的人，她提及父親當年的一些至交，我都能很快地說出中文名字。她說YS Sun, 我腦海裏馬上跳出從前的行政院長孫運璿，他曾任台灣電力公司的總經理。還有 KT Lee, 那是李國鼎先生， 曾任經濟部長。他們都是她父親打橋牌的好拍檔， 尤其孫運璿先生的小兒子的英文名字就是以她父親的名字，可以想象當時他們的關係有多親近。
她也曾給我看一些照片， 其中有在穀關電廠的建立之初，她父親和孫運璿先生深入山洞裏勘察，甚至有時候還帶著她的大哥同行。 也有當時的一些工程師， 坐著簡陋軌道上的小運輸車在工地間來回的照片，讓我仿佛到了那個國家在兢兢業業努力建設這片土地的年代。
提及童年時最開心的莫過於和兄弟姐妹在圓山飯店的遊泳池遊泳的夏天，她坦誠地說比起當時在台灣的一般人，那時他們真是天之驕子。 還有媽媽經常在圓山附近的網球場打網球，給我看的照片裏，她媽媽是那麽富朝氣和喜樂。有一次她拿照片給我看，想知道照片裏的另一個人是誰。那是他父親退休回國前台灣政府部門頒獎給他的照片，照片裏的背景是中美兩國的國旗， 顯然是很隆重的，可是 她一直不知道頒獎給她父親的人是誰。 我把照片用手機拍下來轉給在台灣的同學， 好幾個人猜了半天， 最後是一位同學很得意地說那是老丈人以前的長官，當年的外交部長朱輔鬆先生。幫愛蓮確認頒獎人的名字和頭銜，除了再次說明了當年她父親在台灣的貢獻，我也分享了她終於尋獲答案的喜悅。
我常想是什麽樣的動機可以讓一位美國人在50年代初， 當台灣都還在努力從戰火後建設的社會，帶著年輕的妻子放下美國優渥的生活條件來到台灣 ，跟著其他的工程師上山下海30年多年。 愛蓮的父親是個虔誠的基督徒， 退休後回到美國在神學院讀書，後來也在教會裏有很多的教導。按他說他心中一直有一個使命，就是無論在宗教或非宗教的領域，去成就一些好事，而他也的確做到。
盡管後來長住亞利桑那州，愛蓮的父母仍然難忘情台灣的一切， 有一年又回到台灣， 並且去探望當時因中風而必須以輪椅代步的孫運璿院長。 照片裏她父親和孫運璿兩個人的手緊緊握著，心中對老友的不幸有著萬般不忍和惋惜。從照片中他們臉上的笑容和眼神，可以看出他們之間深厚的友誼不曾因時間的淡化。
聊著聊著， 我把最後一片切好的蘋果吃完， 身後又是長長的列車聲漸漸走近，我很自然地回過頭去， 列車上負載著的居然是陽明海運的貨櫃箱，我很興奮地跟愛蓮說“ 你看， 台灣的海運貨櫃箱！”， 她一看眼睛也亮了，瞪大眼睛看著車廂一節一節地往北方走， 好像那貨櫃箱還帶來了太平洋彼岸，那魂牽夢引的陽明山舊夢！
去年年底因著疫情可以教網課， 我得以回台灣比較長的時間。 有個周末我跟哥哥嫂嫂和侄女去陽明山上過去的美軍俱樂部舊址改建的咖啡廳喝咖啡， 我想起了愛蓮， 用手機拍張照片傳給給她， 她看了很興奮地回說 ，那正是她中學時第一次參加舞會的地方！ 我也感染了她的心情， 回她“ 你一定還要再回來這裏！”過一會兒， 她在我的短信上按了一個紅心！ 隔著大洋， 我似乎依然可以感受她的心跳。
注：USAid美國援助，即美援，是指美國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開始，對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提供的貸款和軍事物資等援助。在台灣的時間是從1951年1965。工程方麵，美援計畫由中華民國與美國聘請美國懷特工程顧問公司（J. G. White Engineering Co.）擔任審查。愛蓮的父親Joseph Hall Moore 便是經由J.G White 工程顧問公司派來台灣的電力工程師，於1953-1986 年間參與台灣的電力現代化的建設，建設期間經常需要在眾山間長途跋涉勘察。
Joseph退休後在一次聚會上曾說 “我很榮幸在1953-1986年間參與了台灣電力現代化的建設過程，與那些敬業，有能力和誠實的台灣工程師和管理階層如孫運璿， 李國鼎， 陳蘭皋等一起工作。 在這期間正是台灣各方麵不論是政治，科技，經濟和社會方麵都有著巨大變化的年代”
愛蓮的父親重訪台灣時， 去探望當年已經中風的孫運璿先生。
年輕的父親帶著母親和大哥來到台灣，加入台灣電力現代化的建設。
帶著哥哥到工地的父親與孫運璿及他的大女兒
這可能跟當時的環境或者她家裏的情況有關， 畢竟在那時她家住在陽明山， 在那個年代還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如美軍軍眷區）， 上的是美國學校， 跟當地的人交流的不多。 別人也會把他們當成另類人吧。 若是傳教士的兒女一般就跟當地的人比較貼近。
謝謝閱讀。
很久以前，在某大學，聽隔壁有幾位北京人聊天。路過一看，其中一位美國白人。問她，說是在北京出生，長到十八歲。北京土話說得極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