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資派鄧小平為啥解散人民公社

走資派鄧小平為啥解散人民公社

 

 

《農村人民公社》的社會實踐二十年，己經被證實是成功的從來都沒有失敗過，更沒有被走資派鄧小平們汙篾的是在養懶漢，反而是因為《農村人民公社》事實做為最基層的政府機構，承擔了幾千年來中國農民以沒農村建沒中從來都沒有得到過的很多責任——養老，醫療，教育，基礎建設，農田水利建設。實行了《五保戶製度》，將全體的中國幾億的農民們組織起來了，而不是如幾千年舊中國那樣農民們個體私有化成一盤散沙了。這是一個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偉大的巨大工程，而且是成功的，是受到全中國農民歡迎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集體化道路。整個《農村人民公社》如一座小城市，其中有工農兵學商各行各業，社辦各種工廠，農業培訓中心，紅醫站，農科站，種子站，小學中學種農業專科學校，商店，民兵，大禮堂，大食堂，電影院，文藝隊等等，一切都是免費的。這是一個不容質疑的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真實的社會上存在過的曆史事實。然而《農村人民公社》被走資派鄧小平們人為地強行的解散，並非是因為無法維糸，而被人為解散的。沒有任何這方麵的數據和事實。也沒有老百姓廣泛反對的聲音。

那麽，為什麽人民公社會解散了。那是因為在中央走資派鄧小平等一些人看來，農村人民公社是個負擔。因為農村人民公社事實做為最基層的政府機構，承擔了很多責任——養老，醫療，教育，基礎建設，農田水利建設。五保戶，農民們組織起來了，而不是如幾千年舊中國那樣農民們個體私有化成一盤散沙了。

《五保戶》是指中國農村中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且無法定贍養義務人（或義務人無能力）的老、弱、孤、殘農民，當時都稱為人民公社的社員，都由人民公社的政府提供保吃、保穿、保住、保醫、保葬（孤兒保教）的供養製度。《五保戶》包括老年人、殘疾人或未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無法定贍養/撫養/扶養義務人，或義務人無能力履行。

《五保戶》的五保供養內容：保吃：供給糧油、副食品。保穿：提供服裝、被褥。保住：保障基本居住條件，包括修繕或新建房屋。保醫：負責患病治療，通常包含有人民公社的合作醫療紅醫站的赤腳醫生治療，如遇重病有赤腳醫生護送到公社的人民衛生院或縣區的人民醫院得到全免費的治疔。保葬：負責死後安葬事宜。保教：對未成年人提供免費的義務教育。 

《五保戶》的製度源於1956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及《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規定的五保內容，農業生產合作社時期就開始承擔供養責任 。到了1958年全國各地的農村人民公社化之後全麵延續並健全《五保戶》的五保供養模式。這個《五保戶》的製度到了《文革時期己經很成功，直到1978年己有20年的社會實踐非常成功。這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人人平等地擁有人權》。

走資派鄧小平們強行解散農村人民公社，目的從來不是為了減輕人民的負擔，而是要減輕走資派特色政府的負擔。隨著農村人民公社的解散，以往由人民公社包辦的養老，醫療，教育，基礎建設，農田水利建設，變成了農民自已的負擔。農村的醫療事業停辦了，上學開始收費了，道路無人管了，農田水利無人投資和管理了。農村人民公社對老弱病殘烈屬軍屬家庭的五保戶取消了。如果不解散農村人民公社，那麽，政府收的錢到了哪裏？到了特色政府官員的腰包裏，辦公樓建新的，走資派特色官員們可以住進新房大房了，出門做車將原來的吉普車換成進口的高級轎車了。

農村人民公社的強行解散，等於是政府扔下了一個大包袱。這就是走資派鄧小平們強行解散人民公社的實質。

《文革》後期的1975年下半年開始的全國性“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在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後，鄧、華、葉反黨叛徒集團於10月6日篡權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後，不僅腰折了，而且走資派鄧小平們還變本加利的瘋狂翻案，發展到高速倒退叛黨賣國複辟資本主義。

把好端端一個以勞動人民能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蛻變為世人公認的古今中外最腐敗的集封、資、修為一體的美國半殖民地“中美國”。這就是現代中國麵臨的現實，如果真有決心改變這種局麵，恢複和發展毛主席等老一代革命家自立更生、艱苦奮鬥，率全國人民建成的科學社會主義，當務之急就是敢字當頭，學習毛主席充分發動群眾和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炮打司令部”：批判走資派鄧小平們反擊翻案叛黨賣國複辟。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而不能嘴上喊走群眾路線，而實際怕群眾起來革賣國走資派鄧小平們的反黨叛徒集團的命。

1958年8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農村人民公社是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和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種最好組織形式，並將發展成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單位。這次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決議公布後，新中國在全國迅速掀起了人民公社化浪潮。

走資派鄧小平們強行解散人民公社之後農民的負擔有多重？農村人民公社被強行解體，實行包產到戶，是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全體中國人民政治經濟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涉及數億農民生存狀態的一件大事。農民究竟是從包產到戶中受益了，還是受害了？

說明這個問題，隻要看城鄉收入的差距，就一目了然了。不可否認的是，包產到戶剛剛實行的一二年內，農民的收入，生活水平是有所提高的。一方麵由於糧食出口減少了，農民手中的餘糧多了，吃飯的問題大大好轉了。國庫存糧大量外流，使市場上的糧食充裕起來。但是好景不長。隨著全國範圍人民公社的基本解體。農民的甜頭也到頭了。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

1976年，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比（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人均純收入之比）為 2.06：1；

1985年該比例下降為1.86：1；但之後基本保持不斷擴大的趨勢——

2001 年為2.90：1，

2002 年為3.11：1，

2003 年繼續擴大到3.23：1，

2004年已是4：1。

從這個數據看，1985年的比差好於1976年。這是當時國家財政有意放水給農村的結果。

之後，開始了對農村長達二十餘年的掠奪。

目前中國城鄉收入比之大，是世界第一的。

這不得不說，是中國農民的悲哀。除了經濟政策，長期偏廢農村。

八十年代起，各級政府興起了一浪又一浪的針對農民的“亂收費”。以

至於當年的農民們說，國民黨稅多，共產黨費多。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的“三亂‘問題，致使中國農民的負擔日益加重。

具體表現在收費 項目名目繁多。除了國家規定的農業稅、特產稅、屠宰稅、耕地占用費、提留、統籌等以外，還有各級政府、各部門出台的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生產性收費、服務性收費，以及各種集資款、攤派款、“搭車”收費等，征收的部門多、標準多、依據多，農民數不清、道不明，不勝其煩。有的地方違反國家規定，按田畝或人頭平攤農業特產稅和屠宰稅；有的地方強迫農民以資代勞；有的地方虛報農民收入，層層加碼，超標準收取稅 費；有的地方基層幹部幹脆采取非法手段，強行向農民收錢收物，釀成惡性案件。

另據資料披露，1985年一1995年期間，有些地區“三亂”費用項目達38項，平均每個農民每年增加負擔85元左右，幾乎占去同期農民增 收額的一半，也大大超過了國家規定的“各項提留不得超過當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5％”的規定，少數地方甚至高達15％，引起了農民的強烈不滿和抵製。

九十年代，亂收費受到中央的批評，得以扼製。地方政府便又使出了“打白條”的招術，收了農民的糧，不給錢，隻給一張條子，今年是條子，下一年還是條子。農民苦不堪言。生活水平急劇下降。雖然中央出麵製止，但是直到多年以後，這種現像才逐步消失。

直至今日，針對農民的亂收費等不良現像仍然不同程度存在著，比如教育亂收費。其實，由於農民基本上不享受社會保障等社會福利，實際上農民的生存狀態經過三十年發展，並沒有什麽大的好轉。能夠享受到改革成果的農民，少之又少。

農村人民公社從來沒有失敗。這是一個不容質疑的曆史問題。農村人民公社的解散，並非是因為無法維糸，而被人為解散的。沒有任何這方麵的數據和事實。也沒有老百姓廣泛反對的聲音。

那麽，為什麽人民公社會解散了。那是因為在中央走資派鄧小平等一些人看來，農村人民公社是個負擔。因為農村人民公社事實做為最基層的政府機構，承擔了很多責任——養老，醫療，教育，基礎建設，農田水利建設。五保戶，農民們組織起來了，而不是如幾千年舊中國那樣農民們個體私有化成一盤散沙了。

走資派鄧小平們強行解散農村人民公社，目的從來不是為了減輕人民的負擔，而是要減輕走資派特色政府的負擔。隨著農村人民公社的解散，以往由人民公社包辦的養老，醫療，教育，基礎建設，農田水利建設，變成了農民自已的負擔。農村的醫療事業停辦了，上學開始收費了，道路無人管了，農田水利無人投資和管理了。農村人民公社對老弱病殘烈屬軍屬家庭的五保戶取消了。如果不解散農村人民公社，那麽，政府收的錢到了哪裏？到了特色政府官員的腰包裏，辦公樓建新的，走資派特色官員們可以住進新房大房了，出門做車將原來的吉普車換成進口的高級轎車了。

農村人民公社的強行解散，等於是政府扔下了一個大包袱。這就是走資派鄧小平們強行解散人民公社的實質。

一個國家不能變成弱肉強食的動物世界，有人占幾十套房，有人住不起房……真要那樣，執政當局沒有任何臉麵賴在台上，因為民生問題，就是政治問題，就是執政者的責任。

一個國家的執政文明，就表現在對弱勢群體的關懷上，而不是表現在富人有多富，也不表現在經濟增長的數據。

對照走資派特色中國現狀，以上這段擲地有聲的話，一針見血地點在問題要害，既是批評，又是忠告。

毛主席寧願自己節衣縮食，也要讓人民有房住、有學上、看上病，有工作、老有所養，不受壓迫剝削。

世上唯走資派鄧小平們不僅讓老百姓上不起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死了也火葬不起，更殘酷是一而再地大規模屠殺手無寸鐵的人民，大量是青年、少年。搞到了冤案遍地、屍骨遍野。還不允許上訪申訴、不準批評揭露走資派。走資派特色中國政府隻允許講“改革”的“偉大成就”、“和諧社會”、“太平盛世”、“生活幸福”、“改革是最大紅利”……。如說個不是，被查封的查封、抄家的抄家、拘留的拘留、軟禁的軟禁、監視的監視……。把好端端毛澤東時代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科學社會主義社會，糟蹋成了人間地獄。

而走資派鄧小平們豢養的徒子徒孫，大多腰纏幾億、幾十憶、幾百甚至上千億元人民幣。據報導，一批由走資派鄧小平一手扶持的反馬列毛、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的徒子、徒孫們卷欵外逃叛國投敵，無可掩蓋地暴露了以玩弄兩麵派為能事的走資派鄧小平的廬山真麵貌。這個蓋子必須揭開，千萬不能再捂了，也捂不住。敢不敢放手發動群眾揭露這個反黨、賣國、叛徒集團，是當前鑒別真假革命和真假共產黨員的試金石。

文革期間，直到1975年下半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毛主席、中央一直是把鄧小平作為犯路線錯誤，當作內部矛盾處理的。即便1976年，鄧小平、胡耀邦、葉劍英精心策劃了清明節天安門廣場反革命動亂，中央也還是把他當內部矛盾處理，以觀後效。

當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後，鄧小平問題的性質，不妨用事實說話。最近拜讀了雲南省一些受迫害的同誌到中紀委上訪的材料，看看走資派鄧小平“揭批‘四人幫’”究竟是幹什麽？可以說雲南省的“揭批查運動”，是鄧小平從中央到各省市、地、縣、公社以及各院校、科研院所、各工礦企業……全國性的層層瘋狂鎮壓革命派的反革命複辟運動一小角，但很值得研究。雲南在全囯是人口較少的省份之一。可是走資派鄧小平在雲南省的“揭批查運動”，被判刑的達5萬多人(包括死刑)，受黨紀、政紀、開除公職處分的15萬人，共審查、迫害達150多萬人。其中不少同誌己含冤去世，但至今仍有20多萬人生活無著落。而走資派鄧小平搞“揭批查”的骨幹分子，在文革期又是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走資派，是屠殺造反派的凶手，僅就雲南文山這個不起眼的地方，文革期走資派鄧小平一下就屠殺了1015名造反派。而這些(揭批查)中受迫害的同誌，其中有一些不是法院判的，而是黨委判的刑，甚至沒有任何判決書，是口頭宣布一下就算判刑。從這些年在互聯網揭露的事實，許多省市包括中央許多部委，基本上都大同小異，因為都是走資派鄧、華、葉一手操縱下幹的。這就是一夥走資派反黨分子攻擊毛主席“獨裁”，而在他們的“撥亂反正”、大談“和諧、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社會”的口號下幹的。

[yongbing1993]

補資本主義課需走資本主義道路





《補資本主義課需走資本主義道路》是走資派鄧小平及右派們口頭上的借口及行動上的複辟資本主義道路的開左燈往右轉。證據如下：

走資派鄧小平說：“補資本主義的課，走一段資本主義的道路。”

其實，強調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補課的頂層總設計師鄧小平，並非真的打算在資本主義補課後回歸社會主義。有“內部談話錄”，披露了補課改革總設計師走資派鄧小平的幕後心機：

走資派鄧小平：“有些事隻能做，不能說。有些事隻能說一半，不能全說。全說出去就壞事了，就沒人聽了，就沒人信了。例如，‘讓一小部分人富起來’就是對外隻能講一半，而且不能爭論，一爭論底子就會露出來。”

走資派鄧小平：“我們說的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大多數人會理解為所有其他人以後都有機會跟著富起來，這樣就製造了一個讓所有人都有個奔頭的境地。等到他們弄清楚搞明白不可能大家都富成那個樣子的時候，我們培養的那一小部分人在沒有人反對的情況下，在全部人支持的環境下已經順利地完成了富起來的任務了。他們一旦有了社會基礎，有了經濟基礎，有了自己的政治組織力量，再要改變就已經不容易了。”

走資派鄧小平：“關於富起來的人是否就是西方經常強調的中產階級呢？這種理解是完全錯誤的。我們所要培養的富起來的人必須是大富起來的人，他們的富應該是發達國家的壟斷大資本家，他們的富應該是富可敵國的富。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夠從事國際間的大宗交易。”……。

還有，1989年5月，訪華的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和走資派鄧小平會談時，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共產黨“國家的最高掌舵人之間，居然發生了一段關於改革的真正方向的十分離奇而又不離奇的心腹交流：

蘇聯走資派戈：“我們應當用推土機把這個陳舊的共產主義政治體係推平，然後所有改革才能進行下去，否則所有一切都將掉進沙堆裏。”(引者注：意思是說：我們應當先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再搞資本主義市場化私有化改革。這是“先政治民主化、後經濟市場化的硬著陸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或者說是“休克療法模式”。)

中國走資派鄧：“現在我們和您正行駛在一條鄉間土路，也就是計劃經濟。它是坑坑窪窪的，但已經被車軋平了。而右邊有一條高速公路，也就是市場經濟。我們需要從現在這條路轉向那條路。為了能夠轉過去，必須牢牢掌握方向盤，而您建議去掉方向控製!那麽，您怎麽將汽車從這條路轉向另一條路呢?”(引者注：意思是說：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效益很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效益很高。我們不要先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再轉軌，而應當先利用共產黨執政權這個方向盤進行轉軌，搞資本主義市場化私有化改革，建立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基礎後，再完全轉型社會主義上層建築。這是“先經濟市場化、後政治民主化的軟著陸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或者說是“溫水煮青蛙模式”。)(《歐福欽：遍訪中國三代領導人》)

另外，前蘇聯走資派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內心坦露，也驚世駭俗：在蘇聯解體已成定局的1991年12月14日，戈爾巴喬夫對美國《時代》雜誌記者說：“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經實現。我感到安寧。”

1999年，戈爾巴喬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國大學研討會上的演講中自白：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對人民實行無法忍受的獨裁統治的共產主義。我的妻子在這方麵堅定了我的信心。她有這種觀點比我還早。我隻有深居最高層職位，才能為此有最大的作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當我親自認識了西方，我的決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須清除蘇共和蘇聯的整個領導，我必須清除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周新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叛徒嘴臉的自我寫照——讀戈爾巴喬夫的“自白”有感》，《求實》，2001年02期) 聽聽這些講話，明明應該是小布什之流對共產主義的咒罵，怎麽居然成了共產黨掌舵人心腹世界的流露?!

實際上，社會主義國家的特權階層，當借助市場化私有化搶劫而成為巨富特權階級以後，為了逃避人民對其原罪和現罪的曆史大清算，為了子孫後代能夠安全繼承巨量的不義之財，他們往往墮落成為賣國勢力。這些權貴家賊，是比外鬼更急於推翻共產黨、搞垮社會主義國家的心腹大患。

頑固堅持機械唯物史觀和主觀唯心史觀二元論混合曆史觀的資改派精英，為了官僚精英特權集團的私利，非要引領社會主義國家再爬一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可，結果發生了蘇東劇變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極端低潮的曆史大躍退!

噴發社會主義燦爛花朵的火山口被冷卻的熔岩堵塞了。但是，世界一體化的社會化生產力，尤其是當代“互聯網+”智能化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卻不斷地聚集著更為猛烈的生產力熔岩，必然會衝破重重阻礙，再度噴發出更加燦爛壯闊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花朵!

其實在蘇東、中國等資本主義經濟相對落後國家率先建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製度，到底有沒有客觀必然性?是不是搞空想社會主義?是否需要進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補課?關於這些基本問題，新自由主義資改派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是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所以，在資本主義不發達的生產力基礎上，不能建立社會主義。如果人為空想地建立了社會主義，就必須進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補課，等資本主義經濟發達了，再向社會主義過渡。這無疑是一種假馬克思主義謬論，其哲學根源，是歪曲、修正辯證唯物史觀的機械唯物史觀和主觀唯心史觀的二元論混合曆史觀。

機械唯物史觀的基本特征是：絕對化理解“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狀況的規律”，無條件強調生產力對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決定性作用，雖然有時也承認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和生產力有一定的“反作用”，但是並不承認這種反作用在一定條件下也發揮著決定性作用。機械唯物史觀，實質上就是形而上學的唯生產力論、經濟決定論。資改派精英打著正統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旗號，販賣的卻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機械唯物史觀和精英創造曆史的主觀唯心史觀，它從哲學根源上將共產黨的思想政治路線引向了歧途。

辯證唯物史觀的科學精髓在於：在總的曆史發展中，生產力對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發揮著“基礎性決定作用”——這是曆史觀的唯物主義基礎;而在具體的曆史進程中，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和生產力則發揮著正向的或反向的“統帥性決定作用”——這是曆史觀的辯證法靈魂。辯證唯物史觀是一種整體係統論觀點，它不但重視一個國家的生產力小係統，而且更重視世界的生產力大係統，同時把小係統(如同小海灣)放到大係統(如同大海洋)中看待社會基本矛盾的相互作用關係。

根據辯證唯物史觀，蘇東、中國等資本主義不發達國家率先建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製度，不能僅僅從局部的國家本身找原因，而應該聯係整個世界經濟大係統進行分析：世界資本主義生產力大係統發展到壟斷市場經濟時代，生產社會化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製之間的基本矛盾全麵加劇，貧富兩極分化和階級矛盾不斷激化，已經孕育成熟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客觀基礎。

但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爆發，卻並不必然與資本主義的發達程度呈直線式正相關關係，而是在迂回曲折中表達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方向。這是因為：在美歐發達國家，一是資本專製的力量特別強大，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國內革命危機的爆發。二是西方強國能夠對外進行財富掠奪，轉嫁經濟危機，並運用對外巧取豪奪的部分財富對內搞一些安撫性的社會福利，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內革命危機的爆發。

而資本主義不發達的殖民性市場經濟國家，不但不能向國外轉嫁經濟危機，反而要向帝國主義宗主性市場經濟國家輸送財富，引入社會危機，這種危機疊加效應，使其兩極分化、經濟危機和革命危機空前激化，形成了資本主義世界統治鏈條的薄弱環節。這就好像火山爆發，地球中的熔岩，並不必然垂直地從地表上噴發出來，而是往往在長途的迂回奔襲中，在地殼的薄弱環節上爆發出來一樣，社會主義革命的“生產力熔岩”，雖然主要孕育於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但是也並不必然就地爆發，而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統治鏈條的薄弱環節上率先爆發。世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規律，使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燦爛花朵，並沒有直接開在美歐發達資本主義的主幹上，而是綻放在蘇東、中國等資本主義的後發細枝嫩芽上。這是偶然性為必然性開辟道路的規律性使然。

這說明，在蘇東、中國等資本主義不發達國家率先建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製度，完全具有世界生產力大係統的客觀必然性。其實，不僅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製度的產生是這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製度的產生，也是這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製度，在封建社會的世界生產力大係統中孕育成熟。但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基本製度，卻沒有在封建經濟政治最發達的東方國家率先建立，而是在封建經濟相對落後，封建政治統治相對薄弱，社會矛盾激化的西歐國家荷蘭、英國等國家率先建立(此後一個多世紀，才發生了以瓦特蒸汽機為開端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按照資改派的邏輯，這些率先建立的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也應該是空想的社會製度了!

另外，在資本主義不發達國家率先建立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製度以後，是否必須進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補課?辯證唯物史觀對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

在世界統一的生產力大係統中，世界的先進物質文明成果(先進生產技術成果)和先進精神文明成果(先進的自然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成果)，具有超國界的傳播擴散作用，可使生產力相對落後的國家，借助水往低處流的低位優勢和先進社會製度的高位優勢，發生後發跳躍式發展。隻要社會化生產力在世界上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就會產生與之相應的先進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這種植根於社會化生產力基礎上的先進思想意識，具有相對獨立的性質和跨國界流動影響的作用。

在無產階級科學理論的指導下，資本主義經濟相對落後、革命危機嚴重的國家，完全可以先成立無產階級政黨，進行革命，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上層建築和公有製經濟基礎，然後促進生產力的快速發展，甚至實現生產力的後發跳躍式發展。事實上，蘇東、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和計劃經濟的時期內，利用在世界生產力大係統中的低位優勢和先進社會製度的高位優勢，實現了物質和精神文明的後發跳躍式發展。

在這一問題上，恩格斯、列寧尤其是毛澤東，在馬克思的基礎上進一步闡述和發展了辯證唯物史觀。

恩格斯說過：“青年們有時過分看重經濟方麵，這有一部分是馬克思和我應當負責的。我們在反駁我們的論敵時，常常不得不強調被他們否認的主要原則，並且不是始終都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預交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479頁)“根據唯物史觀，曆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裏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麽，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曆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477頁)“曆史常常是跳躍式地和曲折地前進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122頁)

列寧說過：“世界曆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麽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什麽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製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我們為什麽不能首先在我國為這種文明創造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後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呢？你們在哪些書上讀到過，通常的曆史順序是不容許或不可能有這類改變的呢?”(《論我國革命》，《列寧選集》第四卷)

毛澤東在《讀蘇聯的談話》中則更經典地指出：“……首先製造輿論，奪取政權，然後解決所有製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一般規律。”“一切革命的曆史都證明，並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後才改造落後的生產關係，而是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係。消滅了舊的生產關係，確立了新的生產關係，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從世界的曆史來看，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而是在這以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築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以後。都是先把上層建築改變了，生產關係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當然，生產關係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係改變以後。……法國、德國、美國、日本，都是經過不同的形式，改變了上層建築、生產關係之後，資本主義工業才大發展起來。”(《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131—132頁)

在這裏，導師們既唯物地強調了生產力在總的曆史發展中的“基礎性決定作用”——“經濟狀況是基礎”，“曆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生產關係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引起的”，等等;又根本反對“過分看重經濟方麵”、“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的機械唯物史觀謬誤，辯證地強調了上層建築在具體的曆史進程中的“統帥性決定作用”——“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在“生產力的一定發展”的基礎上，“首先製造輿論，奪取政權，然後解決所有製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一般規律”，等等。導師們在普遍聯係、變化發展中掌握的這種唯物史觀，既否定了精英主義的主觀唯心史觀，又否定了經濟主義的機械唯物史觀，是真正的馬恩列毛曆史唯物主義，即辯證唯物史觀。

若如同資改派精英所宣揚的，每一個國家都必須等到資本主義發達了以後才能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進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補課”，那麽，當代西方列強的資本主義已經超級發達了，為什麽迄今仍未進入社會主義?為什麽蘇東、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在生產力相對落後、甚至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計劃經濟能夠取得令世界震驚的發展成就?而為什麽經過市場化私有化改革的補課，資本主義發達了以後，卻脫離了社會主義軌道，引起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殖民化大躍退?強調“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的富人窮奢極欲，窮人買不起房、治不起病、讀不起書，生不起孩、養不起老、救不了業，是社會主義?不是說補課後資本主義發達了再回歸社會主義嗎?現在資本主義發達了，如何和平回歸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補課惡補強造出來的強大官僚精英買辦資產階級，願意交出天量的不義之財、和平回歸社會主義嗎?!霸權主義允許你終止市場化私有化改革、回歸社會主義嗎?!

[yongbing1993]

毛澤東：學製縮短課程多害死人






毛澤東：學製縮短課程多害死人！

這句話出自毛澤東於 1964年2月13日（農曆正月初一）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的教育工作座談會（史稱“春節談話”）。

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針對當時教育製度中的學製長、課程重、考試死等現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評，主張進行“教育革命”。

核心觀點與語錄摘要，毛澤東在談話中對當時的教學現狀表達了極大的不滿：

課程負擔：毛澤東說：“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又說：“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再說：“書不一定讀得很多……讀多了就會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

對於考試製度：毛澤東說：“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

毛澤東主張：考試題目公開，甚至允許學生“交頭接耳”或參考他人答案，認為“抄會了也是一次學習”。

毛澤東論學製與教學：

“學製可以縮短。”

批評“注入式”教學（灌輸式），提倡啟發式教學。

允許學生在課堂上打瞌睡，認為“與其睜著眼睛聽著沒味道，不如打瞌睡，可以休息腦筋”。

毛澤東認為學生脫離實踐：批評學生“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認為學生應該參加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

曆史背景與影響：

反對“繁瑣哲學”：毛澤東將當時臃腫的課程設置比作封建時代的“繁瑣哲學”，認為這種教育方式會摧殘人才。

教育革命的前奏：這次談話反映了毛澤東對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的深層憂慮。他擔心學生在書本中腐化，脫離群眾，從而滋生“修正主義”。

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社會實踐，包括著名的“五七指示”（1966年），其中正式明確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的方針。

轉載：關於教育革命的談話〔１〕（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

作者：毛澤東

學製可以縮短。

學製縮短以後，中學畢業生隻有十五六歲，不夠當兵年齡，也可以過軍隊生活。不僅男生，女生也可以辦紅色娘子軍，讓十六七歲的女孩子去過半年到一年的軍隊生活。

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

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成天看書，並不好，可以參加一些生產勞動和必要的社會活動。

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例如，出二十個題，學生能答出十題，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創見，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題都答了，也對，但是平平淡淡，沒有創見的，給五十分、六十分。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無非自己不懂，問了別人懂了。懂了就有收獲，為什麽要死記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試試點。

舊教學製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

孔夫子出身沒落奴隸主貴族，也沒有上過什麽中學、大學，開始的職業是替人辦喪事，大約是個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會彈琴、射箭、駕車子，也了解一些群眾情況。開頭做過小官，管理糧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後來他在魯國當了大官，群眾的事就聽不到了。他後來辦私塾，反對學生從事勞動。

明朝李時珍長期自己上山采藥，才寫了《本草綱目》。更早些的，有所發明的祖衝之，也沒有上過什麽中學、大學。

美國的富蘭克林是印刷所學徒，也賣過報。他是電的大發明家。?英國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機的大發明家。

高爾基的學問完全是自學的，據說他隻上過兩年小學。

現在一是課多，一是書多，壓得太重。有些課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學學一點邏輯、語法，不要考，知道什麽是語法，什麽是邏輯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體會。

課程講得太多，是煩瑣哲學。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如經學，搞那麽多注解，現在沒有用了。我看這種方法，無論中國的也好，其他國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麵，都要滅亡的。書不一定讀得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

附：《春節談話記要》（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

主席：今天是春節，開個座談會，談談國際問題，國內問題……

你們看我們國家會不會倒掉？帝國主義、修正主義聯合打到國境了，民主人士怕不怕原子彈？原子彈一摔無非是重新回延安，整個陝甘寧邊區有一百五十萬人，延安城有三萬人。人總要被罵才好公開答複，國民黨倒有一個時期聰明，不公開罵，發了一個文件，限製異黨辦法，限製共產黨，你知道嗎？

章士釗：不知道。

主席：你們消息不靈。一九四一年一月，國民黨發動了皖南事變，我們犧牲了一萬七千多人，以後又搞了幾次反共高潮，教育了黨。蔣介石不是好人，一有機會就是整我們。抗戰後，講談和平，叫我去重慶談判，也是各下各的令。就在談判期間打了一個上黨戰役，消滅了高樹勳三個師。

×××：高已入黨，人是會變的。

康生：宣統皇帝來拜年了（在政協）。

主席：宣統皇帝應好好團結，光緒、宣統都是我頂頭上司。宣統薪水一百多元太少了，人家是個皇帝。

章士釗：宣統的叔叔載濤生活苦。

主席：載濤這個人是陸軍大臣，到過法國留過學，我知道他，但不熟悉。是否通過你幫助他，生活有所改善，食無魚不出，還是讓他改善生活。

當走狗不好當，尼赫魯太不行了，帝國主義修正主義輸空了。修正主義到處碰壁，在羅馬尼亞碰壁，在波蘭不聽，古巴是聽一半不聽一半，聽一半是無可奈何，不出石油不出武器。帝國主義日子也不好過。日本反美，反美不僅是日本共產黨，日本人民，還有大資本家。不久前北×製鐵所拒絕美國調查。戴高樂反美也是資產階級要求。與中國建交也是他們主動。中國反美，北京過去有個沈崇，全國反美帝國主義。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罵我們宗派主義、假革命，罵得好。不久以前，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來信提出四點：1、停止公開論戰；2、再派專家來；3、中蘇邊界談判；4、擴大貿易。邊界可以談，二月二十五日就開始。生意可以做一點，不能太多，蘇聯的物品笨重、價貴，還要留一手。

康生：質量差。

主席：一笨二貴三差四留一手，不如同法國資產階級好辦，還有一點商業道德。

過去工作中有錯誤，第一是瞎指揮，第二是高征購，現已改正。現在走到反麵，由瞎指揮到不指揮，這就沒有幹勁了。所以要學解放軍，學石油部大慶。大慶油田××多投資，三年時間建成××萬噸油田，××萬噸煉油廠，投資少，時間短，成效高，文學海賦值得看看。

每一個部都應學石油部，學解放軍，搞一套好經驗，對敵人是戰鬥隊，對自己是工作隊。大學生也要學習解放軍。要發揚成績，樹立標兵，多表揚，同時也批評錯誤。以表揚為主，以批評為輔。在我們事業中有很多好人，有很多好典型需要表揚。

去年河北大災，南方幹旱，本來年成好，下了暴雨損失了二百億斤糧食，去年總計還是增產一百多億斤，今年還要搞得更好。現在學解放軍，學石油部，學習城市、鄉村、工廠、學校、機關的典型，克服工作中的錯誤，把今年的工作搞得更好些。

今天開個座談會，談了國際問題。國內問題是根本，國內搞不好，國外就不好談了。現在有些國家要與我國建交，如剛果，盧蒙巴的剛果搞起了遊擊戰，並沒有什麽新式武器，關公的青龍偃月刀，張飛的丈八長矛。

×××：還有黃忠的箭。

主席：無非是關張趙馬黃的武器，沒有新式武器。我們過去也是沒有的。南昌起義兩個師丟了，××、陳毅、林彪帶殘部上了井岡山。我根本不會打仗，一九一八年在北大圖書館，八塊大洋一個月，不管衣食住行。章士釗不願當袁世凱的官，讓他當北大校長，他跑到北大辦報。黃炎老，你是立憲派的人？

黃炎培：我是革命派，不是立憲派，參加同盟會的。

章士釗：他是革命派的。

主席：陳敘老，你是研究係，章土釗二次革命，一九二五年當總長，現在你們都跟我們一起了，在新中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我們今年的工作想法做得更好一些，不但是中央希望，也是你們的希望。許德珩，你是工業部的？

×××：他的部大有希望。

主席：黃老，你的家如像各黨各派，民盟、民進、共青團，你的兒子黃萬裏寫的“賀新郎”詞寫得好，我欣賞。九三學社中一人詩寫得好，也欣賞。孩子十幾人不大認識，你是郭子儀。

毛主席：各部門都要學習解放軍，搞政治部，加強政治工作。要發揚成績，樹立標兵，多表揚，同時還要批評錯誤。以表揚為主，批評為輔。我們事業有好多好人好事，需要表揚。

今天想談談教育問題。現在工業有了進步，我看教育工作也要改一改，現在還不行。我看教育路線、方針是正確的，但方法不對，要改變。今天有中央同誌、黨內同誌、黨外的同誌，科學院的同誌。現在×××同誌談談。

×××：現在教育中一個迫切的問題是學製的問題，就是學製太長了。現在七歲上學，小學六年，中學六年，大學有的六年，一般的五年，共十七、八年，到二十四、五歲才大學

畢業，然後再勞動一年，見習一年，出來已廿六、七歲了，比蘇聯多二、三年，蘇聯中、小學十年，大學四、五年，廿三、四歲進工作崗位。年歲大了，學文的問題還不大，學自然科學的就顯得太長了。特別是搞原子能科學的，搞尖端科學的，畢業的年歲就太大了。根據世界各國的經驗，學自然科學的到廿四、五歲就可以作出貢獻。例如美國蘇聯搞自然科學，搞原子能有成績的人，一般都是廿四、五歲，這個年齡腦子最好使，而這個年齡我們的學生還在大學，未進入工作崗位。廿六、七歲才工作，對於發展科學不利。學製特別長，應考慮學製問題。

毛主席：可以縮短一些。

×××：最近××同誌有個意見，小學五年，中學四年，十六歲中學畢業。如果小學六年，十七歲中學畢業。問題是設備不行，每年大學隻招十二、三萬人到十五萬人。其他的人十六歲就可以就業。中學畢業後搞二年職業教育，十八歲到工廠、農村就業，就比較接近。或搞二年預科，這樣就可以和大學銜接起來，到二十四、五歲就可以工作。總之要搞的短一些。現在中央專門研究學製，建立了小組，由××同誌負責。采取這樣的意見完成國民教育，一般是十五、六歲就可以畢業了。不過有個問題，是當兵，不夠年齡，但可以當預備兵。

毛主席：這不要緊，不夠當兵年齡也可以過軍事生活，不僅男生，女生也可以當兵，搞紅色娘子軍。十六、七歲的女孩子可以過半年到一年的軍事生活，十七歲也可以當兵。

×××：這樣文科學校問題不大，理工科問題大一些。大學搞一到二年的預科，中學畢業後可升到大學預科，或者進修職業學校，受二年教育，到十八歲再到工廠、農村參加生產就此較接近。如考理工科也比較接近，到二十三、四歲畢業走上工作的崗位。

毛主席：現在書念多了害死人。現在的課程太多，負擔太重，使中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中小學生近視眼成倍增加，這樣非改不行。

×××：課程多而繁重，老師作業留得多，學生無法應付，緊張得不得了，沒有課外活動和閱讀時間。

毛主席：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要有娛樂、遊泳、打球、課外自由閱讀時間。孔子教學生的課程隻有六門：禮、樂、射、禦、書、數。就這樣還教出了顏回、曾子……孟子等四大賢人。學生隻是成天讀書，不搞點文化娛樂，體育活動、遊泳，不能跑跑跳跳，又不看課外讀物……等，那是不行的。

×××：學生緊張得不得了。我在家時，小孩子說門門五分沒有用。

毛主席：曆史上的狀元很少有出息的。唐朝有名詩人李白、杜甫既非進士，又不是翰林。韓愈、柳宗元還是二等進士。王實甫、關漢卿、羅貫中、蒲鬆令、曹雪芹也都不是進士翰林。蒲鬆令是一個提升的秀才，要高一等，還不是舉人。凡是當了進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明朝搞得好的隻有明太祖、明成祖兩個皇帝，一個不識字，一個識字不多。以後到了嘉靖知識分子當權，反而不行了，就出了內亂。漢武帝、李後主文化多了亡了國。可見書念多了要害死人。劉秀是個大學生，而劉邦是個草包。

×××：課程過多、作業多，學生不能獨立思考。現在的考試辦法……

毛主席：現在的考試辦法是對付敵人的辦法，而不是對人民的辦法。實行突然襲擊，出偏題，出古怪題，還是考八股文章的辦法，我不讚成，要徹底改革。我主張公開出考題，向同學公布，讓同學自己看書，自己研究，看書去作。例如對《紅樓夢》出二十道題，有的學生作出一半，但其中有幾個題目答得很出色，有創造性，可以一百分。另外有些學生二十道題

都答了，是照書本上背下來的，按老師講的答對了，但沒有創造性的，隻能給五十分或六十分，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甚至冒名頂替。冒名頂替的也不過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會，你寫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試點，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人死。先生講課有的囉囉嗦嗦，允許學生打瞌睡，你講的不好，還一定讓人家聽，與其睜著眼睛聽著沒味道，還不如睡覺，可以養養精神，可以不聽，稀稀拉拉，休息一下腦筋。

×××：學製縮短了，可以抽出時間搞勞動或當兵。可以考慮優秀生跳班，不能老壓在那裏。我的小孩同一個班有一個同學，原來是優秀生，後來跳了班還是優秀生，可見跳班是可能的。關於學製問題，請××同誌搞個專門小組研究。

毛主席：讓××、×××都參加這個小組。現在我們搞得太死了，課程太多，考得太死，我們不讚成。現在的教育辦法是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不讚成讀那麽多書。考試辦法是對付敵人，害死人，要停止。

×××：現在教育廳長正在開會，有兩個問題要研究：一是學生負擔太重，門門有課外作業；二是教育學三套辦法：孔夫子一套，蘇聯一套，杜威一套。

毛主席：孔夫子可不是這樣。我們丟掉了孔夫子的主流，他隻有六門課，禮、樂、射、禦、書、數。（毛主席問×××：書是書法還是曆史？）

×××：是書法吧。

毛主席：是曆史吧。如書經、漢書。

×××：現在中小學以升學為唯一目標，畢業後不肯勞動，問題很大，要解決一下。要實行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其次還要兩條腿走路。河北省去年發大水，教育廳很緊張，很多房屋塌了，想來想去辦簡易學校，結果中小學人數反而增加了。

毛主席：大水衝垮了教條主義，洋教條、土教條都要搞掉。

×××：別的地方搞正規化，單式教學，不肯搞複式教學，學生人數下降，貧下中農人數下降，貧下中農失學的人數很多。河北省有了好經驗。廣東省新會縣調查了十幾所農業中學，普通中學。普通中學培養一個學生，國家一年化一百二十元；農業中學培養一個學生，一年隻化六元八角。農業中學畢業生就業沒有問題，普通中學畢業生考不上大學，就業就麻煩得很，所以中小學都要兩條腿走路，同時要注意提高質量。以前就是蘇聯一套辦法，一九五八年衝擊了一下，勞動多了一些，又忽視了學習，改了就好。文藝也是如此，現在水平較高，如果沒五八年，就沒有現在水平。

毛主席：要把唱戲的、寫詩的、文學家、戲劇家趕出城，統統都轟下去。都要分期分批到農村去，到工廠去。不要讓作家住在機關裏。不下去寫不出東西來，誰不下去不給他開飯，下去了再開飯。

×××：現在中小學教師中有百分之二點幾的壞分子，中小學還有出名的壞分子。

毛主席：那不要緊，可以轉業。

×××：現在最壞的學生上師範，好學生進理工。今後可考慮師範文科不直接招高中畢業生，可招高中畢業後勞動過一、二年的學生。學自然科學的學生也要下去。哈爾濱××學校有經驗，把教師下放一、二年，原來不好的勞動回來後都不錯，成了骨幹。

毛主席：應該下去。現在有些人不重視下鄉勞動。明朝李時珍就是跑來跑去，上山采藥。祖衝之也沒有上過中學、大學，孔夫子出身於貧農，放過羊，也沒有進過中學、大學，是個吹鼓手，他什麽都幹過，人家死了，他給人家吹吹打打，也可能做過會計，會彈琴趕車，騎馬射箭，“禦”是駕車，就是當汽車司機。教出了顏回、曾子等七十二賢人，有弟子三千。他自小由群眾中來，了解一些群眾的疾苦。後來他在魯國當了官，也不太大。魯國有一百多萬人口，長期人家瞧不起他，周遊列國時，人家罵他，這個人愛說老實話，說他吃不了苦，挨不了罵。後來子路做了孔子的侍從保鏢，他不準人家說孔夫子壞話，誰說了他就揍人家，從此不好的聲音不再入耳了，群眾不敢接近。孔夫子的傳統不要，丟了。我們的方針正確，方法不對。現在的學製、課程、教學方法、考試方法都有不少問題，這一套都要改。這是摧殘人的。

×××：小學五年是有把握的。

毛主席：小學也不要念得太長。高爾基隻讀過二年小學，學問完全是自學。美國的富蘭克林是賣報出身，發明了電，瓦特是工人，發明了蒸氣機。在古今中外許多科學家都是在實踐中自修成的。

××：將來學製經過教改，學生到了二十三、四歲走上工作崗位是可以的，七歲入學太晚，可以提到六歲，就造房子有問題。小學改為五年可以解決一些房子。中學四年，預科一、二年，大學因各科性質不同，可以多樣化，大學每年招生十四萬到十五萬人，可以辦一、二年的預科。

×××：入大學前可拿出一段時間，進工廠，到農村勞動勞動。

毛主席：還有到軍隊去鍛煉。

××：文科可以，但理科有數理化問題，勞動二年恐怕忘掉了。

××：蘇聯中學畢業後勞動二年後進理化科，不銜接。

××：大學如個別學校外，分三種學製：六年主要是醫，五年製理工科，四年製文科。多數大學四年就行了，將來學製要多樣化形式，多種學製。城市中學辦兩種，一種是升大學的，一種是畢業進專科，兩年就畢業。

毛主席：對了，要多樣化。

××：課程問題主要是不集中，還有過去研究的那個問題，好些課程是學好幾遍，中學每學期八、九門課，考試多，很緊張。

毛主席：現在一是課多，二是書多，壓得太重，有些課不一定要考。如高中學點邏輯、語法，不要考，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慢慢體會，知道什麽是語法，什麽是邏輯就行了。

××：現在是灌輸、死記、死背。

×××：現在有兩派意見：一是主張當堂講深講透，另一派是主張當堂能學懂，學會，學少點。現在不少學校就是前一派，前者不是辦不到的，主張那麽搞，把思想僵化了。

毛主席：這是繁瑣哲學。四書、五經的注釋很繁瑣，現在都消化不了。繁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如經學搞那麽多注釋現在統統消滅了。我看用這種辦法教出來的學生，無論中國也好美國也好蘇聯也好都要消滅，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麵。如佛經那麽多，唐玄奘考證的金鋼經就比較簡化，隻有一千多字，現在還有。另一個鳩摩羅什考證的字太多了，滅亡了。五經、十三經不是也行不通嗎？注釋得很多。結果沒人讀，十四、五世紀搞了繁瑣哲學，十七、十八、十九世紀才進入啟蒙時期，出現了文藝複興。書不能讀得太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也不能讀得太多，讀十幾本就行。讀多了就會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修正主義。孔夫子的書裏沒有農業知識，因此他的學生四體不勤、五等不分。這方麵我們要想辦法。

×××：還有一個是政治問題，學生的夥食問題，需要改善。每月吃十二元五，要多花四千萬元。

毛主席：多化四千萬元也可。

×××：多增二至四元。

毛主席：念書多了，念死。梁武帝早年不錯，以後書念多了就不行了，餓死在台城。

[yongbing1993]

社會主義運動及共產主義失敗論






蘇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以及引來蘇東劇變之後，以弗朗西斯·福山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勢力中的資產階級分子們就鼓吹“共產主義失敗論”和資本主義是社會發展終點的“曆史終結論”。在中國的國內的新自由主義精英們以及在國外的反共華人們也跟著鼓吹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製度“空想論，不可行論”等等之後，那麽，在全世界一統式的新舊資本主義主導下的資產階級反共分子們得出了如下結論：新生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就成了落後空想的社會製度，而走向窮途末路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卻成了先進永恒的社會製度！

反觀資本主義製度在建立初期，也曾經在封建王朝的多次複辟中反複失敗過，若按照走資派右派反共分子的鄧小平們所說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邏輯，封建主義製度是否也是“曆史的終結”?在當時被推翻的封建主義製度之後的資本主義製度，是否也是“空想的，不可行的”製度?而且這是一種資本主義的私有製代替另一種封建主義的私有製，尚且需要經過複辟與反複辟的反複多次的階級鬥爭和不斷地來回複辟與反複辟的多次較量，難道社會主義公有製代替資本主義私有製，計劃經濟代替市場經濟，就不需要經過複辟與反複辟的甚至是更為長期、更為殘酷的反複的階級鬥爭的較量?!

人類的社會實踐，有成功和失敗之分。而成功和失敗，又各自都有物質的和精神的之分，戰役的和戰略的之分，現實的和潛在的之分，暫時的和最終的之分，部分的和整體的之分，根本的和枝節的之分，本質的和表麵的之分，真正的和虛假的之分，必然的和偶然的之分，正義的和非正義的之分，等等。而這種區分，離不開一定的標準。運用正確的標準，正確地分析評價實踐的成敗(成功、失敗)和是非，不能說不是一個令人敬畏的嚴謹問題。

論英雄、評是非離不開實踐的成敗，但不能僅以實踐的成敗論英雄、評是非。同理，檢驗判定社會主義運動及其思想政治路線的是非，也離不開實踐的成敗，但也不能僅以實踐的成敗論是非。如果僅以首輪社會主義運動實踐的成敗論是非，即真正的蘇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以及引來蘇東劇變以及新中國社會主義被走資派複辟為例就得出““共產主義失敗論”和資本主義是社會發展終點的“曆史終結論”。“的結論是否太早了。每一個新生事物都是經過多次反複的失敗再失敗之後才獲得最後成功的。何況社會主義運動是人類社會的巨大工程。

既然檢驗判定社會主義運動及其思想政治路線的是非，不能僅以實踐的成敗為標準，那麽，究竟什麽才是正確的檢驗標準?這裏涉及到“真理的標準”和“檢驗真理的標準”兩個既有聯係又有重大區別的概念。

真理，是人的認識對客觀事物及其規律的正確反映。因而，客觀現實無疑是真理的標準。列寧說過：“馬克思認為理論符合於現實是理論的唯一標準。”(《什麽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列寧選集》第一卷第30頁)這說明，馬克思和列寧都認為：客觀現實是真理的唯一標準。而人類誕生以來的客觀現實，不僅存在自然界的客觀現實，而且更重要的是產生了人類社會實踐這種新的客觀現實。社會實踐是將人的主觀與現實的客觀結合起來的中介，沒有這種人所參與的客觀現實，根本就無從認識真理。所以，也可以簡要地說，社會實踐是真理的標準(但必須注意的是：“客觀現實”，不但包含人類的全部社會實踐，而且也包含無限性的自然界，其外延要比“社會實踐”大得多。所以，即使人類的全部社會實踐，從精確上說，也不是“真理的唯一標準”)。

社會實踐和客觀現實作為“真理的標準”，並不涉及檢驗主體，隻是個自在的客觀標準，它不會自動地去檢驗判定理論的真理性。真理的判定，必須通過人們正確地運用真理的標準對理論進行檢驗才能完成。這說明，檢驗判定理論的真理性，僅有客觀的“真理的標準”是不夠的，還必須引出“檢驗理論（真理性）的標準”，即習慣上所說的“檢驗真理的標準”。

“真理的標準”和“檢驗真理的標準”兩個概念，二字之差卻產生了重大區別，不可混為一談。“真理的標準”中的“真理”概念，無疑指的是本義的真理。而“檢驗真理的標準”中的“真理”概念，已經引申變異為“理論”概念了。因為，人們之所以要“檢驗真理”，是因為對作為檢驗對象的理論是否是真理存有疑慮，如果沒有任何疑慮，還檢驗它幹什麽?

所以“檢驗真理”中的“真理”概念實際上指的並不是本義上的真理，而是指包括真理和非真理在內的全部“理論”。因而，“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規範說法應該是：“檢驗理論（真理性）的標準”。“真理的標準”，不涉及檢驗主體，而“檢驗真理的標準”，則必須涉及檢驗主體。檢驗理論的真理性，要求人們作為檢驗主體必須具備必要的素質，必須能夠正確地運用真理的標準進行檢驗，就像給人檢查身體的醫生，必須具備醫務人員的合格素質、必須能夠規範操作，是一樣的道理。

因而，“檢驗理論(真理性)的標準”，絕不是唯一的實踐標準，而是個複合標準：既包括客體標準——實踐基本標準(即真理的標準)，又包括規範指導檢驗者的主體標準——真理指導標準(人類已經創立的以辯證唯物主義為統帥的一定真理係統)。在檢驗理論的過程中，實踐基本標準和真理指導標準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製約的辯證標準，離開實踐基本標準，真理指導標準隻是個抽象的標準，根本不能唯物客觀地檢驗理論的真理性;而離開真理指導標準，實踐基本標準根本不會能動地解決其在一定程度上外在表現的孤立、靜止、片麵的形而上學性與其內在體現的普遍聯係、運動變化、係統整體的辯證性之間的矛盾（即合格的實踐標準同不合格的實踐標準之間的矛盾)，也不會能動正確地檢驗理論的真理性。

總之，如果說，用同一個真理檢驗同一個真理，是自我循環論證的話，那麽，用“真理”指導檢驗“理論”的真理性，就是既合乎邏輯又必需的論證。

在檢驗理論真理性的過程中，正確運用實踐標準的關鍵有兩點：

一是要解決“什麽樣的社會實踐才能作為檢驗理論的基本標準”的問題。米尺是測量長度的標準，但米尺不是完全自然存在的標準，而是自然物經過人類改造的產物，粗製濫造的米尺，不是合格的長度標準。同樣，檢驗理論的實踐標準，也不是完全自然存在的標準，而是必須經過人類的理性改造和運用，沒有唯物辯證的理論思維指導的理性改造運用，根本就不是合格的實踐標準。合格的實踐標準，決不是孤立的、靜止的、片麵的、歪曲的、甚至是虛構的社會實踐，而是具有普遍聯係、運動變化、係統整體性的客觀真實的社會實踐。且不論虛構的社會實踐，即使真實的社會實踐，也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外在表現著孤立、靜止、片麵、表麵等形而上學的性質。因而要掌握合格的實踐標準，沒有唯物辯證的理論思維的指導是不可想象的。

而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極端，就否認了人類已經掌握的真理係統是進一步認識世界、檢驗理論所必不可少的科學指導標準，就否認了人作為檢驗主體必須具有唯物辯證的理論思維能力，從而在實際運用上必然表現為“實用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哲學貓論，隻能為了私利和偏見實用主義、瞎子摸象、指鹿為馬地歪用實踐標準。這樣做，即使真理碰到了鼻子尖上，也認識不到;即使認識到了，也往往死不認賬。一個政權如果操起這種貓論哲學旗幡，必然會使權力運行墮落化、黑道化!

二是要解決“什麽樣素質的人才能作為檢驗理論的合格主體”的問題。檢驗理論真理性的合格主體，關鍵是必須具備唯物辯證的理論思維能力。作為檢驗主體的人，其技術素質無疑是基礎性的，而其政治素質則是統帥性的。真理，不管是在階級社會還是無階級社會，都是為最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服務的。在階級社會裏，絕大多數社會科學真理是有階級性的(無階級性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真理，其運用過程也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所以，哲學社會科學理論領域的合格檢驗主體，首先必須具備大公無私的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立場，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作為檢驗主體的人，若達不到真理指導標準對其的基本規範要求，甚至連公正的良知都沒有，還談何正確地運用實踐標準?談何正確地檢驗相關理論的資格?比如說，讓皇帝和官僚來檢驗農民起義;讓資本家及其乏走狗來檢驗馬克思的《資本論》;讓漢奸公知來檢驗普世價值;讓美國鬼子來檢驗抗美援朝;讓孟山都勢力來檢驗中國種植轉基因主糧的安全性;讓土豪劣紳來檢驗土地革命;讓官僚公知來頂層檢驗文革;讓資改精英和西方勢力來檢驗改革開放;讓尚未暴露的凶手來檢驗作案現場，等等，如果能得出真理性結論，豈非異想天開?而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是推動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是社會實踐的主體，所以，人民群眾才是檢驗理論真理性的真正主體。

真理作為檢驗理論的指導標準，並非是唯心主義的標準，而是辯證唯物主義客觀實踐標準的題中應有之義。

人類社會實踐的不完全性、有限性、相對性、外部聯係的“形而上學假象”等等，決定了其根本不會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標準的這些先天不足，必須由真理指導標準予以理性彌補——如果認為隻要有社會實踐，無需人類已經獲得的真理理念指導，就可以發展理性認識，那麽野人早就個個都是理論大師了!而作為真理體係統帥的辯證唯物主義，是經過社會實踐反複檢驗過的真理。它反映的是客觀現實和社會實踐的根本規律和靈魂，它作為檢驗理論的指導標準，能夠反映客觀現實和社會實踐的動態係統的整體現實客觀性，這才是最可靠的現實客觀性。

而很多事情往往是複雜的，沒有唯物辯證的理論思維能力，不可能確定地弄清事物的真相和本質。而且，在社會科學領域，要弄清事物的真相和本質，往往要受階級立場和世界觀的根本製約。站在剝削階級立場上的人，即使懂得些許真理，他們也往往不會去踐行。因為，“幾何公理要是觸犯了人們的利益，那也一定會遭到反駁的。”(列寧)

關於一切真理性的、科學的抽象所反映的客觀性，列寧曾經精辟地指出：“物質的抽象，自然規律的抽象，價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話，一切科學的（正確的、鄭重的、非瞎說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著自然。”(《列寧全集》第38卷第 181頁)。

而對於客觀實踐標準來說，即使其時空跨度再大，也隻能是無限世界中的一個有限的存在，並不能代表整個的客觀現實，隻能具有不完全的客觀性。但作為真理標準的客體(包括人類的全部社會實踐和無限自然界在內的整個客觀現實)，卻是一個具有無限性的客體存在係列，具有完全的客觀性。所以，一個不具有完全客觀性的實踐標準，根本不可能成為“唯一”地反映客觀現實完全客觀性的真理標準。就像檢驗“空間是無限的”理論，唯一靠人類的高速飛行實踐，即使其速度再快、時間再長，也永遠得不出空間無限性的必然性結論，隻有借助於唯物辯證的理論思維和辯證邏輯的指導，才能解決這個難題。所以，實踐基本標準與真理指導標準隻有辯證地結合起來，才能使現實運用中的檢驗理論的標準具有盡可能完全的客觀性。當然，由於真理的相對性和實踐的相對性，使得檢驗標準的絕對完全客觀性，隻是一個永遠也達不到的極限;不過，人類在全麵性要求的正確方向上的不懈努力，卻可以使現實運用中的檢驗標準，無限地趨近這個極限，而不是背道而馳!

實踐標準的確定性和不確定性的辯證關係，也決定了真理指導標準的必要性。

關於這一點，列寧的下列論述很經典：“實用主義……它宣揚經驗而且僅僅宣揚經驗；認為實踐是唯一標準。”(《列寧選集》第二卷第349頁)

“實踐標準實質上決不能完全地證實或駁倒人類的任何表象。這個標準也是這樣的‘不確定’，以便不至於使人的知識變成‘絕對’，同時它又是這樣的確定，以便同唯心主義和不可知論的一切變種進行無情的鬥爭。如果為我們的實踐所證實的是唯一的、最終的、客觀的真理，那末，因此就得承認：堅持唯物主義觀點的科學的道路是走向這種真理的唯一的道路。”(《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列寧選集》第二卷第142-143頁)

“在社會現象方麵，沒有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方法了。羅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為在具體的曆史情況下，一切事情都有它個別的情況。如果從事實的全部總和、從事實的聯係去掌握事實，那麽，事實不僅是‘勝於雄辯的東西’，而且是證據確鑿的東西。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係中去掌握事實，而是片斷的和隨便挑出來的，那麽事實就隻能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也不如。”(《列寧全集》第23卷第279頁)

當然，“要真正地認識事物，就必須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麵、一切聯係和‘中介’。我們決不會完全地做到這一點，但是，全麵性的要求可以使我們防止錯誤和防止僵化。”(《列寧全集》第32卷第83頁)

列寧的精辟論述揭示了，正確認識和運用檢驗理論的實踐標準問題，本身就是一個令人敬畏的嚴謹哲學、科學問題，即使認識到其真諦，操作起來也是一個大難題，就像學習武林劍俠絕技一樣，可不是拿到秘籍就能成為武林高手，更不用說不諳武林的真諦了。而一句武斷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恰恰暴露了實用主義者們在哲學上的愚昧無知和別有用心!

人類認識真理的辯證過程也說明，實踐隻是檢驗真理的基本標準，絕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為檢驗理論真理性的指導標準，真理理念“舍我其誰”？

實踐是認識的基礎，認識是實踐的指導，而真理理性認識，是實踐的唯一正確指導。認識真理，既是認識的過程，也是實踐的過程，是認識和實踐的辯證統一。人的認識，隻有經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樣多次的反複，才能上升到真理性認識。而檢驗理論的真理性，屬於認識過程中的理性認識階段。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和實踐。但僅僅依靠實踐和感性認識，並不能自動得出真理性認識，還必須根據人類已經獲得的真理理念去指導對實踐材料和感性認識的科學改造，才能上升為真理性認識。也可以說，沒有真理指導標準所要求的合格認識能力、認識態度，想僅僅通過實踐材料(實踐標準)和感性認識去正確檢驗理論的真理性，無疑是異想天開!猴子也有實踐，為什麽檢驗不出真理?不就是因為認識能力不行嗎?茅於軾之流也有實踐，也有某種認識能力，為什麽卻瞪眼噴漢奸胡話?不就是因為認識能力(理論思維)和認識態度(階級立場和世界觀)卑下嗎?

毛主席經典地指出：“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複，才能夠完成。”(毛澤東：《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

毛澤東：“認識的過程，第一步，是開始接觸外界事情，屬於感覺的階段。第二步，是綜合感覺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屬於概念、判斷和推理的階段。隻有感覺的材料十分豐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於實際（不是錯覺），才能根據這樣的材料造出正確的概念和理論來。”

毛澤東：“如果以為認識可以停頓在低級的感性階段，以為隻有感性認識可靠，而理性認識是靠不住的，這便是重複了曆史上的“經驗論”的錯誤。這種理論的錯誤，在於不知道感覺材料固然是客觀外界某些真實性的反映（我這裏不來說經驗隻是所謂內省體驗的那種唯心的經驗論），但它們僅是片麵的和表麵的東西，這種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沒有反映事物本質的。要完全地反映整個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的內部規律性，就必須經過思考作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改造製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的係統，就必須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這種改造過的認識，不是更空虛了更不可靠的認識，相反，隻要是在認識過程中根據於實踐基礎而科學地改造過的東西，正如列寧所說乃是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客觀事物的東西。”(毛澤東：《實踐論》)

可見，離開辯證唯物主義真理理念的指導，不經理性的“科學地改造”，僅僅依靠實踐，永遠也不可能得出真理性認識。

而所謂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論，卻將檢驗理論的實踐標準唯一化，完全排除了真理理念、馬列毛主義真理體係在檢驗理論中不可或缺的統帥指導，割裂了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辯證聯係，隻能使認識陷入實用主義的粗野極端。實際上，在所謂的用唯一的實踐標準檢驗真理的過程中，他們不會也不可能做到排除任何理念指導，而是隻排斥真理指導，尤其是刻意邊緣化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卻放縱實用主義的理念指導標準——經驗主義、主觀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貓論、摸論、不爭論、唯生產力論”等特色理論——大行其道。他們所極端化的實踐標準，並不是客觀的、科學的、唯物辯證的實踐標準，而是被實用主義扭曲的實踐標準——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瞎子摸象的、刻舟求劍的、牛頭馬麵的、指鹿為馬的、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實踐標準。

例如，在走資派鄧小平的二代核心主導的“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哲學輿論風暴中，上演了對四人幫的審判，“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即“破壞文革”)，是其最重要的罪狀，但是審判結束才五個月，《1981年曆史決議》就將文革全麵否定為“浩劫”，於是，“破壞文革”的反革命罪行，實際上就聯動變化成了“破壞浩劫”的革命功勳。然而，“破壞浩劫”的罪名如何自圓其說?管它呢，再貼上個“文革餘孽”和“極左”的補丁就得了!這真是，同一個實踐行為，一會兒貼上個“破壞文革”的反革命標簽，一會兒又自相矛盾地變化成了“破壞浩劫”的革命標簽，但不管標簽是革命還是反革命，說你有罪你就得有罪——先利用“破壞文革”的罪名從組織上鏟除文革派的中堅，再利用“浩劫”的罪名從政治上打倒文革，最後再用“文革餘孽”和“極左”的罪名從組織上政治上全麵收官。這，就是“用實踐標準唯一檢驗”出來的“真理”!原來，閹割真理指導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論”，就是“勝者王侯(正確)敗者賊(錯)”和“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哲學旗幡!

總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論”，隻能是以機械唯物史觀和精英創造曆史的主觀唯心史觀的二元論混合曆史觀為基礎的、用“實事求是”掩蓋著的“有用就是真理”的實用主義哲學貓論!所以，檢驗判定社會主義運動及其思想政治路線的是非，絕不能將實踐(的成敗或歪曲的成敗)作為唯一標準，而是必須將包括社會主義實踐在內的全部人類社會實踐，作為基本標準，將辯證唯物主義和馬列毛主義真理體係，作為指導標準。否則，思想政治路線的是非必然越理越亂，最終隻能是權力意誌說了算，由權力頂層實用主義地設計“理論思維”，“不爭論”地宣判理論和路線的是是非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