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創造的新文化：工農聯盟

毛澤東創造的新文化：工農聯盟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成功建立和鞏固了《工農聯盟》，把《農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主力軍作用充分發揮出來，是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一時期，以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的進程中，從實現使命、組織壯大力量、激發工人和農民的動力等多維度展開對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新文化的探索，毛澤東作出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的論斷，形成了包括基於大局觀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必要性的認識、基於組織壯大力量和實現《工農聯盟》共同發展的組織建設、基於《工農聯盟》同呼吸共命運的內在規定性的政策等《工農聯盟》體係。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明確了實現共產主義的最高綱領，以及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要解決包括農民在內的全國人民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壓迫的曆史性命題，讓中國人民能夠站起來。

以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解決農民問題不是孤立地從農民問題出發，而是納入中華民族的全局，提出中國革命必須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並切實把解放農民和贏得農民統一起來，進而通過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把為農民謀幸福與為人民服務統一起來。毛澤東的這一認識和指導思想是大局觀下基於新民主主義革命要解決的問題導向形成的，經曆了逐步深化和升華過程。

基於廣大的農民需求，以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作出農民是工人階級天然同盟軍的論斷。農民渴望擺脫受壓迫、受剝削處境，這一需求是農民響應中國共產黨領導，積極成為《工農聯盟》重要組成部分的原動力。

以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不僅作出農民具有強烈革命性和農民是工人階級天然同盟軍的論斷，還通過主辦《農民運動講習班》《農民夜校》文化學習班等方式，啟發引導農民參加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洪流中的自覺。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的二大上從國內外因素對農民參加民主革命的必然性作出分析，指出“如果貧苦農民要除去窮困和痛苦的環境，那就非起來革命不可”。1922年11月，中共中央在製定的《中國共產黨對於目前實際問題之計劃》的“農民問題”部分，指出“被數層壓迫的勞苦大眾（專指佃農），自然是工人階級最有力的友軍” 。中國共產黨的三大製定的《農民問題決議案》，從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壓迫、剝削造成農民的痛苦強調了農民的革命性。中國共產黨更是細化到階層、階級分析，中國共產黨的二大上使用了“貧農”概念，中國共產黨的三大上又把地主從農民中劃出來，這有利於更加準確和更加深刻地認識到貧困農民具有的革命性。此外，農民的革命意識也經曆了一個喚醒過程。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通過開辦《農民夜校》等補習班、講演及之後的《農民運動講習所》等方式，啟發農民認識到被壓迫、受剝削的根源在於舊製度，這喚起農民參加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革命隊伍中的自覺。

在基於壯大革命力量需要，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作出了農民是中國革命不可或缺的最大因素的論斷。在工業革命進程中，中國是後發國家。盡管自洋務運動起中國工業發展進程加快，但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際，中國仍然是農業國，工人階級隻占極少數，農民仍占絕大多數。基於這一工農力量的結構性國情，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實行工農聯盟是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指出：“中國三萬萬的農民，乃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要素。”，“那大量的貧苦農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時可以保證中國革命的成功。” 1922年11月，《中國共產黨對於目前實際問題之計劃》指出“中國共產黨若離開了農民，便很難成功一個大的群眾黨” 。

1923年6月，在中國共產黨的三大上，毛澤東基於湖南工人數量很少，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更少，可是滿山遍野都是農民的情況，得出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結論。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強調，中國共產黨不應隻看見局處的廣東一隅的國民黨，而應重視全國廣大的農民。中國國民黨在廣東有基礎，無非是有些農民組成的軍隊，如果中國共產黨也注重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也不難形成像廣東這類的局麵。

這是毛澤東首先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極大的貢獻。這次會議隻有農民問題是新提出的問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關於農民問題的第一個專題決議案——《農民問題決議案》。這個文件強調：“農民占中國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國民革命不得農民參與，也很難成功。”

從中國共產黨的三大起，以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更多地關注和研究解決農民問題。中國共產黨三屆一中全會通過的《國民運動進行計劃決議案》更為明確地指出，“農民在中國國民運動中是最大的動力”[7] 。到1925年1月召開的中共四大明確提出工農聯盟，並在通過的《對於農民運動之議決案》第一部分分析了工農聯盟的必要性。1925年5月，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通過的《工農聯合的議決案》，對工農聯合的意義作進一步闡析，指出工人階級推翻現存製度鬥爭中的“同盟者的第一個，就是農民”；農民“所受的壓迫和剝削，較工人尤甚。中國工人階級要想得到解放，更非聯合農民共同奮鬥不可”；“農民要得到自身的解放，也隻有與工人聯絡，才有可能”。這些都明確了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在中國革命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基於實踐教訓，以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作出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的論斷。中國共產黨在成立初期，沒有從中國社會階級對比力量和當時軍閥政治體係的國情出發，學習俄國十月革命式的道路，轟轟烈烈領導工人開展城市暴動，力圖在較短時間內推翻剝削製度和軍閥統治，但由於沒有發動最廣大的農民參與到革命中，不敵強大的軍閥體係，遭受挫折。1923年2月7日，北洋政府直係軍閥吳佩孚鎮壓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簡稱“二七”慘案）。

以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繼認識到農民在革命中具有重要作用後，從“二七”慘案中又深切認識到僅僅領導工人階級開展革命運動還不夠，需要團結各革命力量，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形成無產階級和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聯盟。

1922年10月底，毛澤東在聽取蔣先雲、謝懷德、劉東軒等人關於湖南衡陽水口山工人罷工計劃時，指示劉東軒、謝懷德次年到嶽北搞農民運動工作。

1923年4月，毛澤東再次指示水口山鉛鋅礦工人運動先鋒劉東軒、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先鋒謝懷德回到他們家鄉嶽北開展農民運動。經組織發動，嶽北農工會於1923年9月16日成立，全國第一個工農聯盟的革命組織由此創建。中共四大明確提出工農聯盟的政治主張，一個重要原因是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基於革命挫折的慘痛教訓在於領導農民參與革命不充分。五卅運動後，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強化了對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的認識。1926年2月，中共中央特別會議製定的《關於現時政局與共產黨的主要職任議決案》指出：“隻有工人和農民的聯盟，足以引導國民革命到最後的勝利。”

9月1日，毛澤東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農民問題叢刊〉序》中深刻揭示了解決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的地位。他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並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農民運動不趕速地做起來，農民問題不會解決；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都市的工人、學生、中小商人應該起來猛擊買辦階級，並直接對付帝國主義，進步的工人階級尤其是一切革命階級的領導，然若無農民從鄉村中奮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階級之特權，則軍閥與帝國主義勢力總不會根本倒塌。”

由上可見，以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對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的探索，以馬克思主義工農聯盟理論為指引，基於黨情國情，從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問題導向展開，不斷深化了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必要性的認識，作出了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的論斷，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工農聯盟》理論。

以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探索建立和不斷鞏固的《工農聯盟》，不是鬆散的，而是通過組織化，把農民引導到共同發展的組織化體係中，形成血肉相聯的《工農聯盟》機製。中共一大提出要把工人、農民和士兵組織起來。1925年5月，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通過的《工農聯合的議決案》，提出當時工農聯合要做好3個方麵的具體工作：工人回鄉時，或在其工作附近的農村向農民作宣傳，並幫助建立農民協會（一些時候、場合將農民協會簡稱農會）；工會與農會互派代表，工會設法幫助農會發展合作社等經濟組織；農民如果發生經濟或政治上的鬥爭時，工會應當領導工人加以援助。10月，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製定的《中國現時的政局與共產黨的職任議決案》指出，中國共產黨“要能和農民結合鞏固的同盟，才能盡自己的曆史上的職任。所以在這農民運動興起的時候，我們的根本責任，不但在於組織農民和給他們以思想上的指導，而且要在農民協會、協作社、農民自衛軍之中，鞏固我們黨的組織” 。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全部實踐考察看，中國共產黨把工人、農民和士兵組織起來，核心是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根本政治目標。其中的子目標之一是通過血肉相聯的組織化的工農聯盟機製，聚集起共同發展的力量。中國共產黨探索形成組織化的工農聯盟機製，是通過包括了農民協會、革命軍隊、工農民主政權三個層次的組織效能實現的。

建立農民協會。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不久，就通過領導農民建立協會，推動農民組織化。衙前農民協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的第一個農民組織，這一新型農民組織的宣言指出，農民與地主的對抗不可調和，隻有推翻不良的經濟製度、封建政權，才能改變受剝削、壓迫的命運。實際由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主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通過向農民講授農民運動理論、世界農民運動、農民協會和自衛軍組織方法、農民運動現狀和趨勢、中國農業情形和改良方法、農村教育、合作運動等政治理論和農民運動理論課程，啟發農民參加革命，成為培養農民運動骨幹的搖籃。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農民參與到農民協會，開展農民運動，從中切身感受到隻有參與共產黨領導的農民協會，匯集成“1+1>2”的強大組織力量，才有能力實現翻身得解放，因而踴躍參加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洪流中。中國共產黨在1926年7月開始的北伐戰爭中，領導沿途農民支持北伐戰爭，農民運動在這一過程中聲勢迅猛地開展起來。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在湖南領導的農民運動，實行一切權力歸農會，開展減租減息、清算罰款、取締高利貸等鬥爭，建立農民武裝鎮壓惡霸地主和土豪劣紳。農民運動動搖了封建勢力的統治基礎，促進農村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發生巨大變化。可見，中國共產黨組織農民成立農民協會，開展農民運動，也是以農民政治權益和經濟利益的實現喚醒農民的過程。覺醒後的農民，堅定地選擇跟中國共產黨走，選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參加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聯盟。

[yongbing1993]

馬列主義同中華優秀文化相結合







延安時期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對馬列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關係的思考與探索。在延安時期，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在強調馬列主義要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同時，對如何處理馬列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關係進行了探索。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強調馬克思主義必須和中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毛澤東認為，共產黨人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不能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列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毛澤東的這段話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問題上有了更深一步的體認。而這必然要求把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起來。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思想發展的一個轉折點，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開始自覺地結合民族文化和曆史特點來分析中國革命的諸多具體問題。

中國共產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後，馬克思主義要同“民族形式”和“中國特點”相結合的思想逐漸在黨內蔚然成風。1939年，艾思奇撰文指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就是以馬克思的科學共產主義的理論為滋養料，而從中國民族自己的共產主義的種子中成長起來的”。1943年5月，共產國際宣布解散。中共中央隨即宣告：“中國共產黨近年來所進行的反主觀主義、反宗派主義、反黨八股的整風運動就是要使得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革命科學更進一步地和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曆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起來。”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的馬列主義中國化命題，反映出建黨以來，經過複雜革命鬥爭的實際鍛煉，中國共產黨人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認知的思想逐漸成熟，為推進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提供了理論前提。

延安時期，馬列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能夠實現結合，除了與中國共產黨形成的理論自覺密不可分外，還與其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密切相關。這一時期，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不但重視學習曆史文化遺產，而且還堅持兼容並蓄、批判繼承的原則，實現對傳統文化的具體分析，為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提供依據。

在中國共產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號召“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並且強調“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曆史”。毛澤東的這一號召拉開了中國共產黨學習曆史文化遺產的序幕。在毛澤東看來，中華民族是一個有著光榮革命傳統和優秀曆史遺產的民族，學習中國的曆史文化是共產黨人的必修課。然而，當時的現實卻是有的共產黨人“對於自己的曆史一點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對於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因此，毛澤東在不同場合對不認真研究曆史、割斷曆史等錯誤思想提出了批評，號召中國共產黨全體黨員幹部養成濃厚的研究與學習中國曆史文化的風氣。

由於文化是一個內容豐富的複合體，因此，要實現馬列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就必須對中國的曆史文化進行具體分析。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在學習曆史文化遺產的過程中，認真開展了對舊傳統的批判性審視，將封建、腐朽的文化和優秀的傳統文化區分開來。毛澤東同誌指出：“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

張聞天也認為，舊中國文化中除包含買辦性的封建主義文化外，也有進步的文化因素。“對於這些文化因素，我們有從舊文化的倉庫中發掘出來，加以接受、改造與發展的責任。”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主辦了《中國文化》雜誌，組織文化界人士就如何處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民族文化的關係、如何對待民族文化遺產、如何建設中華民族新文化等問題展開討論，加深了對曆史文化遺產的理解。

可見，延安時期，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非常注重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傳統文化進行科學分析，借鑒傳統文化的合理形式，吸收其中的積極成分，以實現馬列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融合、貫通。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批判繼承曆史文化遺產，從而實現在對傳統文化科學分析的基礎上，不斷創造條件促進馬列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交融共生，使馬克思主義能夠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融相通、彼此契合、協同發展。

具體而言，在吸收傳統的知行觀方麵，中國共產黨將其與馬列主義的認識論和實踐觀相融合，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寫作《實踐論》的過程中，毛澤東通過分析傳統文化中“知和行的關係”，得出認識的總過程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形成了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用馬列主義理論對傳統的“實事求是”概念作了新的解釋，使之成為黨的思想路線的基礎。又如，在發揚中華民族優秀道德傳統方麵，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傳統修身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的融合。

這一時期，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產生的一係列重要思想成果，集中體現為馬列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曆史性飛躍——毛澤東思想。毛澤東作為毛澤東思想的創立者，具有深厚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底蘊。中國共產黨的七大上指出：“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列主義在目前時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繼續發展，就是馬列主義民族化的優秀典型。”“毛澤東思想，就是毛澤東同誌關於中國曆史、社會與中國革命的理論與政策。”毛澤東思想的形成過程是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對傳統文化進行批判繼承、推陳出新的生動體現。

總之，延安時期，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從多方麵汲取了傳統文化的有益成分，正確認識和處理馬列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關係。通過馬列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相融共生，中國共產黨既賦予傳統文化新的時代含義，又以人民群眾熟悉的文化知識去闡釋中國共產黨的思想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由此形成繼承和創新相得益彰、傳統與現代相互促進、馬列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交相輝映的良好態勢。

[yongbing1993]

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文革》就是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在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下進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文革》是經過正反麵檢驗過的真理，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表現形式。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

要想研究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下進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必須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隻有明白了這個理論的來龍去脈，梳理了這個理論的主要觀點，揭示出這個理論的本質內涵，弄通了這個理論，才能提綱挈領，入木三分，對文化大革命有一個更為深刻的認識。

研究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必須從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出發，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為參照，根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運用對立統一規律，以現已公布的文獻資料為依據，深入剖析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及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采取史論結合、論從史出的方式，通過對繼續革命的全方位考察，形成對繼續革命的係統認識，構建繼續革命的理論，進一步闡明這個理論在毛澤東中國革命理論體係中的重要地位。

階級矛盾仍是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主要矛盾，這是奠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基石。毛澤東逝世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的所謂改革開放一開始，走資派鄧小平在為自己翻案的同時，又進行否定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抹黑顛倒黑白攻擊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也是從鏟除這個階級鬥爭這塊基石做起的。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就取消和否定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存在的提法，繼而走資派特色政府堅持否定階級鬥爭不存在一直至今。然而事實是：階級鬥爭不但存在，而且新的資本家地主階級己形成。《文革》從正反兩方麵已被證實是真理，是馬列主義共產主義運動中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的必要。

有人說，從馬列主義以生產資料來劃分階級的標準來分析，在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剝削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被消滅了，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建立起來了，階級矛盾已經解決了，並不具備進行革命的政治基礎和經濟基礎，因而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都是錯誤的。事實上果真如此嗎? 當然不是。那麽，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為什麽階級矛盾還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呢?

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在這裏所講的階級鬥爭，不是從經濟範疇說的，而是從政治思想範疇來講的，也就是說主要是以政治思想而不是以生產資料來作為階級劃分標準的。毛澤東認為，在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雖然被消滅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仍然存在。如果不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消滅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一旦條件適宜，這種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隨時會變成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也就複辟了。存在於每個人頭腦中的自私自利思想，機會主義，精致的利己主義泛濫成災。走資派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的社會實踐充分證明了，看今天的走資派治理下的中國社會現狀不就是最好的反麵教員嗎。

文革是批走資派人人都要鬥私批修。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鬥爭矛頭是：“那些支持資產階級學閥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鑽進黨內保護資產階級學閥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對於這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必須徹底批判，必須清洗，必須把他們竊取的領導權奪回來。“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隻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

無產階級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矛盾，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鬥爭的集中表現，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集中表現。這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特別是在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階級鬥爭的最大特點，也是一條客觀規律。

中國共產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集中地代表了資產階級的利益，集中地反映了資產階級的要求。他們打著“紅旗”反紅旗。他們以“黨政領導人”的麵目出現，而替資產階級說話，替資產階級辦事。他們運用所竊取的黨和國家的權力實行資產階級政策，力圖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總之，鑽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在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隱蔽地設置了以中國赫魯曉夫為首的資產階級的司令部。因此，我們必須集中力量打掉這個資產階級的司令部，把它的一套反革命修正主義貨色批深、批透、批臭。這樣，才能消除最大的隱患，才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才能保證我們國家不變顏色。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必須抓住主要矛盾。隻有抓住主要矛盾，才能堅定地掌握鬥爭的大方向。

毛主席親自主持製定的這個偉大的曆史文件，就是把鬥爭矛頭指向“那些支持資產階級學閥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鑽進黨內保護資產階級學閥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在這個文件裏，毛主席指出：“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對於這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必須徹底批判，必須清洗，必須把他們竊取的領導權奪回來。“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隻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

這就是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要解決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矛盾。這種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是敵我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把鬥爭矛頭指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就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鬥爭的大方向。

無產階級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矛盾，是我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鬥爭的集中表現，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集中表現。這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特別是在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階級鬥爭的最大特點，也是一條客觀規律。

共產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集中地代表了資產階級的利益，集中地反映了資產階級的要求。他們打著“紅旗”反紅旗。他們以“黨政領導人”的麵目出現，而替資產階級說話，替資產階級辦事。他們運用所竊取的黨和國家的權力實行資產階級政策，力圖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總之，鑽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在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隱蔽地設置了以中國赫魯曉夫為首的資產階級的司令部。因此，我們必須集中力量打掉這個資產階級的司令部，把它的一套反革命修正主義貨色批深、批透、批臭。這樣，才能消除最大的隱患，才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才能保證我們國家不變顏色。

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集中地表現為無產階級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矛盾，是毛主席早就指出的。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指出，在我們的幹部隊伍中“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毛主席還說：“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複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這裏著重講的，也是黨內被資產階級拉出去、打進來的分子最為危險。

一九六四年七月，毛主席在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問題的時候，提出“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問題”，提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第一個條件就是，“他們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不是象赫魯曉夫那樣的掛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招牌的修正主義者。”

毛主席：“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文革中，毛主席：要警惕出修正主義，特別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義。

經過幾年的醞釀和準備，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大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打倒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特別是打倒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從分析現階段我國各種錯綜複雜的矛盾中，抓住的主要矛盾。

幾億中國人民當時結合新中國成立後的階級鬥爭的新形勢，結合文革的革命實踐，學習《通知》的最基本的要求，是抓住主要矛盾，堅定不移地掌握鬥爭的方向，而不要被各種次要矛盾轉移了視線，轉移了鬥爭的大方向。

毛主席說：“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複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是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社會告訴我們的方法。列寧和斯大林研究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候，列寧和斯大林研究蘇聯經濟的時候，也告訴了這種方法。萬千的學問家和實行家，不懂得這種方法，結果如墮煙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決矛盾的方法。”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在階級關係急劇變化的時候，更必須隨時注意抓住主要矛盾。

隻有抓住主要矛盾，才能發展和壯大左派隊伍，團結廣大群眾和廣大幹部，實現革命的大聯合，最大限度地孤立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要集中力量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徹底批判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清除他們在各個戰線上散布的流毒。

左派群眾組織之間，也存在著矛盾。這種矛盾，是左派內部的是和非的矛盾。有的是在某一個問題上，一方是正確的，另一方是不正確的。有的是在某一個問題上，一方錯誤多些，另一方錯誤少些。有的是一方在這個問題上是正確的，而在那個問題上是錯誤的，另一方恰恰相反。上述種種，是有著原則分歧的。

但是，他們之間的矛盾是次要的，他們的對立麵，都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的大方向是一致的。認清了主要敵人，抓住了主要矛盾，左派群眾組織之間的矛盾，就能正確地對待和解決，就不會用處理敵我矛盾的方法去對待對方。左派群眾組織之間的分歧，應該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解決。雙方的爭論，可以協商解決。雙方一時不能解決的次要的問題，則應該求同存異，共同對敵。這不叫無原則，不叫和稀泥，不叫折衷主義，不叫調和主義，而是實現革命大聯合的正確做法，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則性的表現。

相反，如果左派組織之間互相抓住爭論的問題不放，把枝節問題看得比天還大，熱衷於“打內戰”，放鬆了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鬥爭，這恰恰是沒有原則性，是小團體主義、山頭主義、無政府主義的惡劣表現。

左派群眾組織和認識不清而參加保守組織的群眾的關係，是人民內部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隻要抓住主要矛盾，認清主要敵人，就會懂得受蒙蔽的保守組織的群眾，也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受害者，他們是我們的階級弟兄，應該耐心地教育他們同幕後操縱他們的壞人劃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來。

為了最大限度孤立和徹底打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左派們必須對那些認識不清的群眾做艱苦的政治思想工作。在這個問題上，左派們要牢記毛主席關於相信群眾的教導。左派們要實行毛主席的指示，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自己就不能最後地得到解放。

受蒙蔽而參加保守組織的群眾所犯的錯誤，是屬於認識問題，左派們要幫助他們解放思想，放下包袱。對他們隻能說服，而不能壓服，不能汙辱，不能打擊報複。他們退出保守組織，參加革命組織，應當表示歡迎，並且按照革命不分先後的原則，正確對待他們，不要歧視他們。他們保持原來組織，自己起來造反，扭轉了政治方向，反戈一擊，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樣應當表示歡迎，同樣不應當歧視他們。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要解決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矛盾。這種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是敵我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把鬥爭矛頭指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就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鬥爭的大方向。”

也就是“文革是批走資派人人要鬥私批修“。

[yongbing1993]

發展壯大以農民為主的革命軍隊






發展壯大以農民為主力的革命軍隊。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一個重要方麵是基於革命軍隊由工農組成的情況，將由農民為主要力量的革命軍隊取名為工農紅軍。

根據毛澤東指示成立的嶽北農工會，得到農民的積極響應，不久被殘酷鎮壓，但為1925年6月嶽北農民運動的再次興起打下了群眾基礎，嶽北部分工農武裝力量分多路奔赴井岡山根據地。其中，在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一部分轉赴江西安源，編入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二團，參加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並跟隨毛澤東奔赴井岡山。中國共產黨將領導的革命軍隊取名為中國工農紅軍有一個形成過程。第一次用“紅軍”一詞稱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出現在1927年黃安縣工農民主政權農民政府大門的對聯。1927年12月11日廣州起義部隊首次打出了工農紅軍的旗幟。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決定將全國各地工農革命軍定名為紅軍，1930年後逐漸改稱中國工農紅軍。

在後來的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盡管革命軍隊名稱變為八路軍、新四軍、解放軍，但農民都是主體。農民除了參加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隊外，還參與到革命事業的諸多工作，如與革命軍隊共同保衛根據地、運送戰需物資支援前線、照顧軍隊傷員等。

以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不僅引導農民參加革命隊伍，還將他們培煉成長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成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組成部分。1940年1月，毛澤東指出：“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 簡言之，以農民為主力軍的工農武裝力量，實現了工農革命力量的融合發展，是工農聯盟鞏固發展的武裝力量保障。

推動工農民主政權建設。在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農民以曆史上沒有過的廣度和深度參與工農民主政治建設。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的農民運動，在缺乏自己的武裝力量和民主政權保障情況下，容易被反動勢力破壞。

在國共合作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運動雖然在廣東革命政府轄區內合法化、公開化，但受諸多限製，國共合作破裂後慘遭失敗。毛澤東抓住統治階級內部破裂這一有利時機，開展邊界黨、軍隊和政權建設。

根據毛澤東指示，茶陵縣工農兵政府於1927年11月成立，這是湘贛邊界第一個紅色政權。之後建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其政權性質是工農聯盟的蘇維埃政權、政治製度是工農兵蘇維埃代表大會製度。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

在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政府這一名稱中盡管沒有出現“工農”二字，但其政權性質和政治製度都堅持工農及工農聯盟等基本要素不變。革命武裝力量的發展壯大和工農民主政權的建立，保衛農民經濟和政治翻身的勝利果實，促進了工農聯盟的鞏固發展，聚集起農民積極支持根據地的武裝鬥爭和各項事業發展的力量。

以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基於中國農民在全國人口中占絕大多數國情的把握，從壯大革命力量和實現革命目標出發，通過農民協會、革命軍隊、工農民主政權三個層次的組織建設，把農民引導到共同發展的組織化體係中，並將農民培養鍛煉成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組成部分，形成血肉相聯的組織化的工農聯盟機製，這是農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主力軍作用能夠充分發揮出來的組織保障。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是以共同發展目標引導一致行動，以同呼吸共命運的內在規定性製定和實施政策，以凝心聚力。

一，是以農民實現政治和經濟翻身解放統一的土地革命促進工農聯盟的鞏固發展。以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推進農民組織化，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發揮農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主力軍作用，首先是實行土地革命，以實現農民對擁有一份土地的夙願為切入點。

以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領導農民運動過程中，針對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領導農民由開展限田限租減息鬥爭，到讓耕者有其田。在孫中山關於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主張下，國共開始第一次合作，在1924年1月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提出平均地權、扶助農工、改良農村組織的政策主張。然而，由於核定地價的改良主義辦法的不徹底性，加上國民黨組成人員中不少有地主階級的背景，國民黨平均地權的政策難以實施，地主隻繳納一部分土地稅給政府，勞苦農民仍然不能擁有土地。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以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積極領導開展農民運動，1925年10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製定的《中國現時的政局與共產黨的職任議決案》強調：“我們的黨應當知道：我們現在所提出的過渡時期的農民要求，如減租、整頓水利、減稅、廢除陋規、收回鹽稅管理權、減少鹽稅、農民的鄉村自治、農民協會的組織及農民自衛軍等等，可以使農民革命化，可以組織農民起來，然而如果農民不得著他們最主要的要求——耕地農有，他們還是不能成為革命的擁護者。”麵對農民運動的迅猛發展，地主階級和國民黨右派仇視搗毀農會，殺害農會幹部；革命統一戰線中的資產階級害怕農民運動，以所謂破裂統一戰線為由，要求中國共產黨放棄對農民運動的領導。

針對黨內外對農民革命鬥爭“糟得很”的責難，毛澤東在湖南做了長達32天的考察，於1927年3月寫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其中充分肯定和支持農民爭取土地的鬥爭等運動，鮮明指出農民革命運動“好得很”。

這一領導農民革命鬥爭的綱領性文獻，為曆史緊要關頭的革命進一步指明了方向，引起廣泛關注，推動農村革命運動向前發展。進入土地改革時期，以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汲取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堅定開展土地革命，沒收地主土地，將其分配給農民，讓農民擁有一份賴以生存發展的土地。1936年毛澤東在與斯諾談話時深刻闡述了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在革命全局中的戰略意義。毛澤東說，“誰能解決土地問題，誰就會贏得農民”，“誰贏得了農民，誰就會贏得中國” 。

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中指出：“如果我們能夠普遍地徹底地解決土地問題，我們就獲得了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最基本的條件。”在這一報告中，毛澤東將“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 作為新民主主義三大經濟綱領之一。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堅決滿足農民擁有一份土地的願望，與國民黨的做法形成鮮明反差，這就使農民更加堅定地選擇中國共產黨領導。在以封建地主為統治階級的條件下，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滿足農民實現土地要求，通過市場方式是不可能實現的，隻有通過革命的方式才能實現，因而組織動員農民以農民協會的組織化形成集體力量“打土豪，分田地”。農民運動、工農武裝割據並在農村建立根據地和在根據地建設工農民主政權，農民在政治和經濟上翻身得解放，積極參與和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這一解放農民和贏得農民的統一促進了工農聯盟的鞏固發展。

二，是以鐵的紀律規範保障同呼吸共命運的工農聯盟的鞏固發展。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曆史，是中國共產黨及領導的革命軍隊與農民血肉相聯、同呼吸共命運的曆史，這體現在革命軍隊紀律、中國共產黨人的行動垂範、領導農民方法的探索、幫助農民解決生產生活困難等各個方麵。從井岡山根據地創建起，以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能夠把土地革命、武裝鬥爭、根據地政權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成功走出農村包括城市的革命道路，一個重要經驗是黨群關係、軍民關係、工農關係以同呼吸共命運為內在規定性，製定和實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毛澤東要求工農革命軍丟掉軍隊隻顧打仗的舊傳統，要擔負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做群眾工作這三項任務。1928年4月，毛澤東汲取曆史上中國農民起義興衰成敗教訓，針對工農革命軍中時常發生禁而不止的不良行為，夜不能寐，反複斟酌，毛澤東寫下《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後補充完善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國共產黨將革命軍人“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一切繳獲要歸公”和“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不打人罵人，不損壞莊稼，不調戲婦女，不虐待俘虜”，作為鐵的紀律，規範軍隊內部關係、軍民關係，受到人民群眾的真誠擁護，不僅促進了工農聯盟鞏固發展，還在瓦解敵軍等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率先垂範上，在井岡山鬥爭時期和蘇區時期，麵對敵人封鎖嚴重缺鹽問題，以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人民軍隊與農民群眾“有鹽同鹹，無鹽同淡”，毛澤東、朱德經常帶領部隊下山挑糧以減輕群眾送糧負擔，這些率先垂範深深感動著農民群眾，農民群眾廣為稱頌。

在抗日民主根據地，軍隊在吃穿用等物資嚴重短缺的情況下，毛澤東麵對困難，開展大生產運動，把負擔控製在農民能夠承擔的水平，軍民生活實現了共同改善。在領導農民的方法上，中國共產黨從領導農民運動起，就不是作為救世主淩駕於農民之上，而是主動與農民融到一起，在實踐中找到融入農民群眾的方法。革命軍隊鐵的紀律、以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的率先垂範、科學領導農民的方法、幫助解決農民生產生活困難等，是以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及領導的革命軍隊與農民血肉相聯、同呼吸共命運的切實體現，凝聚起工農一致行動的強大動力。

三，是以軍民兼顧的負擔政策為鞏固發展工農聯盟提供支撐。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從國情出發探索走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基於具有革命性的廣大農民群眾自願對革命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支持的選擇。與國民黨把戰爭的經濟負擔全部轉嫁給人民的做法不同，以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實行“大仁政”取向的軍民兼顧的合理的農民負擔政策，將中華民族和全體人民的長遠利益與暫時利益統籌起來，逐步形成以財糧負擔、戰勤負擔、社會負擔為內容的農民負擔製度。加之中國共產黨鼓勵生產、節省開支，既保證了革命戰爭的需要，又照顧到人民生活水平，破解了農業生產力水平較低條件下農民負擔能力不強與不斷增長的革命戰爭的需要之間的矛盾。農民群眾以多種方式為革命戰爭提供支持，自覺支撐工農聯盟的鞏固發展，則是以實際行動對這一“大仁政”的擁護。

四，是以解決農民生產生活困難促進工農聯盟的鞏固。近代中國農村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壓榨下動蕩衰敗。在低水平的農業生產力下，農民生產生活麵臨勞動力、耕畜、農具、資金等不足問題，戰爭破壞和年輕人參軍打仗又使這些困難加大。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幫助農民獲得土地的情況下，還尊重農民意願，從實際出發開展多種形式的勞動互助、供銷合作、信用合作、興修水利、推廣技術等，促進農民生產生活困難的解決，進而促進了農業生產發展，農民生活隨之改善。

以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對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的探索，是在回答如何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的時代之問進程中，從實現共產黨信仰使命、組織壯大力量、激發發展動力等多維度展開的。從實現信仰使命出發，以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形成了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的必要性的認識，包括首先基於滿足農民的需求作出農民是工人階級天然同盟軍的論斷，基於工農力量結構和壯大革命力量需要作出農民是中國革命不可或缺的最大因素的論斷，基於實踐教訓作出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的論斷。在這些科學論斷基礎上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把為農民謀幸福與為中華民族謀複興統一了起來。

從組織壯大力量出發，中國共產黨探索以組織化促進工農聯盟，通過包括農民協會、革命軍隊、工農民主政權三個層次的組織體係建設，壯大了工農力量，促進了工農共同發展。從激發發展動力出發，以共同發展目標引導一致行動，實行以農民實現政治和經濟翻身解放統一的土地革命，製定和實施鐵的紀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規範黨群關係、軍民關係、工農關係，實行軍民兼顧的負擔政策，解決農民生產生活困難，進而形成以工農同呼吸共命運為內在規定性的政策體係。

中國共產黨對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的探索，以馬克思主義工農聯盟理論為指引，基於黨情國情，作出了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的論斷，把為農民謀幸福與為中華民族謀複興統一起來，形成了包括基於大局觀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必要性的認識、基於組織壯大力量和實現工農共同發展的組織建設、基於工農同呼吸共命運的內在規定性的政策等工農聯盟體係，在工農聯盟上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