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錢可以亂辦事如不給錢不辦事

送錢可以亂辦事如不給錢不辦事







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垃圾與糟粕。(三)

七，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人情大於“王法”是糟粕。

“城頭變換大王旗”，“亂紛紛，你方唱罷他登台”很形象準確的概括了社會秩序變動的隨意性、不確定性。割劇一方、各自為政，社會管理製衡隨當權的“山大王”喜好而定，國家的法度成為兒戲。“金錢買動帝王心”，人們失去了可以信守的行為準則。“昨天是模範，今天被批判”，今天認錯，明天翻案。“真理”成了權力的代名詞，隻能“隨人事”才行得通。給錢可以亂辦事，不給錢不辦事。又附生出行賄受賄貪汙的歪風邪氣陰發暗長。“出汙泥而不染”是困難的，因為經常有“逆向淘汰”，劣勝優汰。

誰能使“人情大於王法”?執行“王法”、管理製定王法的權力者。超越法度、規定、製度的行為大於製度和規定，證明法不健全有缺陷，說明法製的約束力低於人情的力量。來源於封建專製，帝王權力至高無上，不受任何約束，“朕即天下”，“王者一言出成為天下法”，無可遵循的製度。

不遵“先王之禮之製”表現了進取精神，但較多的是消極的運用，中外大體相同。突破待遇的限製不是要縮小差別，而是要擴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運用，不是探求更好的途徑持續發展社會主義，而是重搞私有化取代公有製，突破毛式社會主義公有製的禁區，從“拉馬轉店”到大幹私有化100年不動搖的另類禁區。有什麽“王法信條”能使人們“存公理，滅私欲”，不講人情講真理?

“人情大於王法”的壞習慣是文化垃圾的一種，一時尚無有效的祛除之法。兒告父偷竊，孔認為不妥的意見無理性之識，應負此習長期蔓延的一定責任，但也不是他一人這樣認為。

八，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男女不平等全世界普遍存在

毛澤東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指出婦女不但受族權、神權、政權的壓迫，還要受夫權的壓迫。處於社會的最低層，始終居附屬地位。最早把女性解放提高到作為“衡量社會進步的尺度”，是早期空想社會主義學說的創始人歐文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製和國家起源》論著中，作過至今無人超越的論述，仍是婦女解放，實現男女完全平等的理論基礎。列寧認為隻有“真正的婦女解放，才有真正的共產主義。”

婚姻法是毛澤東主席為代表的共產黨人最早製定發布的兩大法律之一。廢除包辦買賣，實行自由組合，結束了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時代。以往的家庭婚姻過程絕大部分是對婦女的踐踏、褻瀆、蹂躪，無幸福美滿可言。新中國成立，毛主席說“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婦女能頂半邊天”。閱讀典籍，痛惜白娘子的悲慘命運，指斥《金瓶梅》不尊重婦女。

男尊女卑延續久遠，是世界性的帶歧視性的落後習慣，是長期的舊社會及其文化積澱的惡果之一。即使近代建立的美國也莫能幸免，新老國家都犯錯誤。自母係氏族社會崩潰後，雖有改進，至今還普遍存在。歧視婦女最有影響的代表性言論是孔子“唯小人與女子難養”之說。曆代仁者駁斥並不鮮見，魯迅曾尖銳批駁過，認為“地位平等之後，才會有真的女人和男人”(魯迅《關於婦女解放》)。淪落風塵是婦女古今最大的悲劇。

革命是曆史前進的火車頭，也是婦女解放的根本有效途徑。革命打倒舊政權體係，改造舊的思想意識形態，首先是爭得政治思想解放。發展科技，優化生產力，協助互補，把人們從苦役式的勞動中解放出來，變成公有製社會中有尊嚴的勞動者，取得物質財富的手段機械化、自動化，體力手段退居微不足道的地位，男女不平等存在的社會基礎將最終消失。

在以往的野蠻和“文明”社會中，生存所需的物質資料主要依靠體力勞動獲取，女性由於無法改變的自然原因，體力弱於男性，失去了平等的地位。令人發指的“男尊女卑”、“纏足”惡習，對無數人犯“故意傷害致殘罪”幾千年，向誰算賬去，隻能向舊文化舊習慣算。“善惡有報”也是半錯半對的麻痹人們思想的說法，坐等因果報應有幾多可能性?習慣的壓力如“風刀霜劍嚴相逼”，堅持纏腳幾千年，反動派們誰有過報應?閹割人的罪惡從未受過懲罰。在古今史書、文學作品等範圍很少批判，多是欣賞，本身就是垃圾文化的表現。

女人誤國之說，嫁禍於人，奇談怪論，不平等的誣蔑。皇帝當權獨斷專行，稍不謹慎便有殺身之禍。人亡政息，與毫無決斷權的女子何幹?呂後、武則天掌權，拋棄“本本主義”的禮教束縛，多謀善斷，事幹的不錯。實為參政、議政之先驅，反對教條主義之楷模，隻是過於個別，較多的是悲劇性的。

革命導師的理論是無懈可擊的，隻有社會全麵進步才能最終消除男尊女卑、男女不平等。自強、自立、自尊要成為立身做事的準則，不斷進步的社會環境已經有了實現的條件和必然性。

現在傳統家庭組合習慣的約束力隨著社會的演變在逐漸降低，固有家庭概念的內涵不斷注入新的內容。2006年7月6日《西安晚報》據《北京晨報》報道，中科院一年血緣鑒定3000例，22.6%的家庭子女不源於法定家庭成員，“預測農村的比例會更高”。這隻是一方麵，“孤掌難鳴”，另外不確定的22.6%的婚姻關係一方也當然欠婚姻法裏要求的誠貞。這是一人牽二涉及四人兩個家庭的問題。是否是拋棄了應拋棄的舊觀念卻接受了西方生活習慣的垃圾。報載某西歐國家70%的人不知生父，是否是新的生活方式未得到應得的認同?這是既為世界大多數國家不容也為國法不治的社會問題，是應調修法律還是應約束人的行為?還是應相互尊重符合世界認可的規範。

西方國家領導人再怎麽鼓吹自由世界，也不讚成、不提倡夫人“紅杏出牆”，給世界做自由的樣板。夫人無論如何支持丈夫作總統、首相、總理，也不高興其出軌行為。“自由世界”的首領，美國總統克林頓的夫人也不為丈夫的越軌感到自豪並以此為榮。

社會生產力的有機構成逐步提高，單純體力勞動占財富生產的比例下降，靠知識技能性的輕鬆工作範圍擴大，女性生存的依附性縮小。放棄了強製的習慣約束，追求個性獨立的生活方式有進步意義。但人的生產接續，不是按明確的需求產生，而成為生活方式隨意性的附產物不科學。不可輕率隨便生人。現在全球尚無任何區域能達到恩格斯論述的共產主義的社會化婚姻關係。一大群人不分地域、種族，不按階級社會的條件取舍，友好自然的生活在一起，一切左右影響婚姻徹底自由的附加條件，隨著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將徹底消失，人類自身的生產延續將更加科學合理。

[yongbing1993]

文革新文化赤腳醫生中西醫結合







新中國建國初期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大搞群眾性的愛國衛生運動，結合對傳染病的積極預防和醫治，在全中國取得的公共衛生成就是巨大的。各種傳染病如霍亂很快在新中國絕跡，鼠疫1955年就基本得到了控製，性病是在1959年在全國範圍內被消滅了，天花在1960年代初已告滅絕，結核病的死亡率從建國初期的250/10萬下降到40/10萬，脊髓灰質炎、麻疹、乙腦、白喉、破傷風、百日咳等傳染病的發病率明顯下降。全國各地各級政府的衛生部門都下設“防疫站“，專門負責各種傳染病的預防醫治工作。

接生員的隊伍的數量至1965年已經增長到685740人，產婦的產褥熱和新生兒破傷風顯著減少，母親和嬰兒的健康得到了一定保證。1952年底，全國90％的地區建立了縣級衛生機構，1965年農村醫療衛生保健網基本建成，衛生技術人員達88萬人，發展速度大大超過了城市。但新中國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並未就此停步，相反，毛澤東多次對衛生部提出尖銳批評。毛澤東以異常尖銳的方式給衛生部以當頭棒喝，正是毛澤東的“六二六”講話，將中國的衛生事業提升到了一個劃時代的新高度，尤其是對農村人民公社從此開始普及基本醫療服務。

毛澤東五十年代就提出了中西醫相結合、發展中醫藥以後，衛生部已經開始著手培養醫生了。但遠水解不了近渴，短期內醫生還培養不出來。於是衛生部還采用另一種形式，派城市的醫生組成醫療隊下鄉為農民治病。1964年6月，毛澤東在接見越南外賓時，批評北京醫院隻對高級幹部進行保健是搞特殊化，嚴重脫離實際、脫離人民群眾、助長生活特殊化的現象。8月10日，毛澤東又在衛生部黨組《關於改進高級幹部保健工作報告》的批語中寫道：“北京醫院醫生多，病人少，是個老爺醫院，應當開放。”在毛澤東的督促下，中央決定在全國範圍內撤銷專門為高級幹部設立的保健機構，取消專職保健醫生、保健護士的製度，並向群眾開放專為高級幹部看病的所有高等特供醫院。

1965 年之前國家還陸續出台了許多方案，要求各級醫院臨時組建下鄉巡診的醫療隊去農村為農民治病。1965 年 1 月，毛澤東和中央又批轉了衛生部關於組織巡回醫療隊下農村基層的報告。很多醫療專家紛紛響應，像著名的胸外科專家黃家駟、兒科專家周華康、婦科專家林巧稚都加入其中，深入農村送醫。到 1965 年上半年，全國城市共組織了 2800 名醫生下農村巡診。但由於醫療隊人數有限，每次下鄉，隻能走兩三個鄉鎮，且醫療隊下鄉隻能輕裝，不可能帶稍微大一點的醫療器械，也不可能配齊各專科人員，無法達到有效地為農民醫治疾病的目的。

此外，醫療隊長期下鄉，各級醫院要打亂日常工作來安排人員，農村要為安排醫療隊的食宿而費腦筋。因此，許多地方組織醫療隊下鄉沒有長期堅持，農民看病難的問題仍然存在。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中國衛生事業的人力、物力、財力仍然主要集中於城市，農村缺醫少藥的局麵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轉。統計顯示，1964年，高級衛生技術人員中有69%在城市，縣以下的隻占10%；中級衛生技術人員城市占57%，縣以下的占27%。全年衛生事業費9.3億元，其中用於公費醫療的為2.8億元，占30%；用於農村的2.5億元，占27%，其中用於縣以下的占16%。[i]換句話說，用於830萬享受公費醫療人員的經費，比用於5億農民的還多。

對此，毛澤東極為不滿，終於在1965年6月26日這一天，毛澤東按照中央辦公廳的安排，聽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匯報工作。錢信忠在作了衛生部工作的一般性匯報後，講到了全國醫務人員分布情況和醫療經費使用的占比：全國現有 140 多萬名衛生技術人員，高級醫務人員 9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隻有10%在農村 ；醫療經費的使用農村隻占25%，城市則占去了75%。毛澤東聽到這組數字，發怒了。他麵容嚴肅地站起身來，嚴厲地說：“衛生部的工作隻給全國人口的 15% 工作，而且這 15%中主要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毛澤東又說，“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以及“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他們來為農民看病服務。”

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隻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生，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著讀那麽多書，華佗讀的是幾年製？明朝李時珍讀的是幾年製？醫學教育用不著收什麽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畢業生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與巫醫的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書讀得越多越蠢。現在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農民。

脫離群眾，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難的疾病上，所謂尖端，對於一些常見病，多發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樣預防，怎樣改進治療，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問題不是不要，隻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群眾最需要的問題上去。

城市裏的醫院應該留下一些畢業後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醫生，其餘的都到農村去。四清到××年掃尾，基本結束了，可是四清結束，農村的醫療、衛生工作沒結束啊！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

在《文革》中的新文化就是“六·二六”講話最大的碩果就是《赤腳醫生》。“赤腳醫生”的叫法是首次在上海市川沙縣江鎮公社出現的，這個公社於 1965 年夏就開始辦醫學速成培訓班，學期 4 個月，學的是一般的醫學常識，及對常見病的簡單治療方法。學員學成後，回公社當衛生員。在第一批學員中，有一個叫王桂珍的，來自江鎮公社大溝大隊，後來文革時期拍了一部片子《春苗》，就是以她為原型創作的。在學習醫學知識的過程中，王桂珍十分刻苦。老師讓晚上 9 點熄燈，她拿個小的手電筒在被子裏看到 12 點。王桂珍拿自己做實驗，拿自己練針，熟練了以後再去給別人針灸，那時候的赤腳醫生都是這樣的。結業後，她被安排在江鎮公社當衛生員，實際上相當於公社一級衛生院的實習醫生，或者是護士、護理員。但王桂珍結業後卻與別人不一樣，沒有選擇待在衛生院等農民上門治病，而是背起藥箱，走村串戶甚至到田間地頭為農民們治病，農忙時她也參加農業勞動。經王桂珍治好的病人越來越多，大家開始宣傳她，找她看病的人也越來越多，她開始在農民中享有了聲望。

此外，王桂珍和同伴們還在村邊一塊坡地上種了 100 多種中草藥，在村裏專門建了土藥房，利用自己有限的醫療知識，想出各種土洋結合的辦法，讓身邊的老百姓少花錢也能治病。當地農民因多種水稻，平時勞動時是赤腳下水田的，所以當地農民早就有一個樸素的觀念——“赤腳”和“勞動”是一個意思。當地農民見王桂珍在為農民看病之餘也經常參加一些勞動，就稱她為“赤腳醫生”。實際上，“赤腳醫生”就是不脫離勞動同時也行醫的意思。

1968年，《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報道了王桂珍、黃鈺祥等人事跡，毛澤東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此後，全國各地在縣一級已經成立人民醫院、公社一級成立衛生院的基礎上，在大隊（相當於現在的村）一級都設立了衛生室，構成農村三級醫療體係。在大隊一級衛生室工作的醫務人員，都是“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與此同時，各級衛生部門開始下大力氣，按照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的做法，著手大批培訓“半農半醫”人員。當時，也正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高潮，一批下到農村的初、高中生，由於文化水平較當地農民青年要高，也自然成了接受“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培訓的主體。他們學成後，大都當上了“赤腳醫生”。“赤腳醫生”隊伍在短期內迅速形成，農村醫療狀況大為改觀。農民有個頭疼腦熱，再不用遠赴公社或者縣城去醫治了，勞動中受的一般創傷能夠及時治療。

專業醫護人員不夠一直是毛澤東時代突出的問題，尤其廣大農村，原有以專業技術人員為導向的培養體係無法滿足農民群眾對醫護衛生服務的需求。中國的絕大多數人口是農民，要想改進農村的醫療衛生狀況，出路還是要依靠農民自己。不僅要依靠農民自己動手，積極主動地消滅血吸蟲病等傳染性疾病賴以生存的環境，要保護水源、改良水質和加強對糞便的管理，還要為農村培養大量能解燃眉之急的醫生，這些都是後來赤腳醫生的職責。赤腳醫生不脫產、不離鄉、活躍在農村和工廠，為廣大人民群眾治療常見的小傷小病。到20世紀70年代，全國赤腳醫生人數達180萬，衛生員350萬，接生員70多萬。赤腳醫生等的規模超過了當時衛生部所擁有的衛生人員總量(220萬名衛技人員)。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曾經在1980—1981年年報中指出，中國的赤腳醫生製度在落後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板。

1972年，一部52分鍾的紀錄片《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在國際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它真實記錄了當時“赤腳醫生”針對農村常見病，就地取材、土法上馬炮製藥物和小小銀針治大病的情形。美國斯坦福大學幾位學者在中國拍攝的這部片子，把中國的“赤腳醫生”推向了世界，推動了全球的“中國赤腳醫生熱”。那時候，國際上無論左中右的人士，無論懂醫的不懂醫的，一聽到“Barefoot doctors”這個詞，眼睛就發亮。

《“赤腳醫生”手冊》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譯成50多種文字，麵向全世界發行。世界衛生組織把由毛澤東倡導和推動下建立起來的中國醫療衛生模式，尤其是農村合作醫療稱為以最低的成本獲得了滿足民眾基本醫療需求的最高效益的範例，稱之為“以最小投入獲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國模式”，並譽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典範”，該模式既滿足了農村衛生防疫工作發展需要，又有效控製了疫病的發生與流行。後來據此形成了至今仍有影響力的“阿拉木圖宣言”，以中國為發展中國家推行初級衛生保健的典範，提出了“2000年人人享有初級衛生保健”的目標。可悲可歎的是，2000年中國三農危機爆發，醫療重新成為工農群眾身上的三座大山之一。

[yongbing1993]

麻木不仁目光短淺自私自利頑疾







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垃圾與糟粕。(四)

九，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改造生活方式、講究文明衛生任重道遠

生活作風缺文明、陋習多。不注意講究衛生，飲食習慣不先進科學。浪費性的名目多，移風易俗收效甚微，又很困難又不節儉。不守正常的規矩。隨意散漫，公共場所不顧及他人，大聲喧嘩、滿口髒話、亂丟廢物……。我行我素，不自省識非，全社會存在。

不先進的生活作風，必然的結果是既無好的道德修養，又無強健的體魄，還無正常的生育養育觀念，潛移默化的影響代際倫理“優質”傳承。家庭成員的熏染是多方麵的，無可替代的。蔣經國在蘇聯留學多年，還是追隨其父蔣介石一生。憂患民族的未來，魯迅先生曾滿懷深情的教導《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並寫《照相》等文章闡述道理、批判陋習，倡導“破舊立新”，仍有廣泛的現實性意義。

體育比賽現場，很難聽到運動員在健康正常的狀態下進行，多是帶病參加，以此襯托、彰顯競賽奪標的艱難。千挑萬選的運動員尚且無正常的健康水平，何況其他人呢?競賽場上跟打仗一樣，誰管對方人員是有病還是正常，巴不得對手不堪一擊，輕鬆取勝。改造生活方式，爭取有一個健康的體格;改造舊意識形態破除陳舊觀念，哪一方麵都是“任重道遠”。美國那麽看重達賴，也不把舊西藏的社會模式照搬到美國，千方百計騷擾、阻撓農奴革命，力圖保持那裏的現狀。

十，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劣根性仍是大眾化缺點。

魯迅先生是中國舊文化最深刻有力批判的巨人，砥柱中流、擎天圪立，高音新聲呐喊，憤然棄醫從文，救治人的靈魂。曾有感而發，認為看客死亡與否無所謂，學醫救治麻木不仁的“看客”沒有積極意義。先生的思想觀點既具有廣泛的現實性，又具鮮明的一針見血的針對性。如治病的良藥良方，因疾病未消失而仍有無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受到舊文化辯護士吠毀不止。

在“論雷峰塔的倒塌”中，魯迅揭批，因為迷信自私，認為塔磚可以避邪，群起拆磚拿回，使一道美麗的“風景”倒掉。城市美化環境擺置鮮花盆景，稍不嚴守便“不翼而飛”;車翻哄搶財物等。饑寒生盜賊，無饑寒之憂還“蘊藏”如此深廣的盜賊性力量，“民族質量”何等之低，大量的“劣等零件”絕難組裝成高質量的“成套生產線”。類似的事經常見諸報端。

2006年8月12日在鹹陽舉行的“百萬環保購物袋綠色消費世紀行”首發儀式上，近萬個購物袋被現場三百多個像瘋了一樣的市民，蜂擁上前，瞬間一搶而光。哄搶過的一些人還在現場清點“戰利品”，一對老年夫婦每人提了兩大包，喜形於色。

遇見歹徒無見義勇為之舉;有難欲尋短見，看客圍觀嬉戲。品位低，道德缺。或為一時之利，或為一時之喜好，或為一官半職，什麽失德悖理的事都敢幹，什麽話都能說，得勢極度作威作福，趾高氣氣揚，失勢則奴顏婢膝，俯首下氣。隻要“火不馬上燒身”，再大的事都會認為與已無關而漠不關心，漠然置之、不思不悟。在這種社會氛圍中，淹沒了無數具有希望的舉措，而且還在繼續。難奮黃鉞征腐惡，橫掃垃圾砸鎖鏈。

麻木不仁、目光短淺、自私自利是“病毒”文化和習慣“傳染擴散”而生的“頑疾”，弱化著民族自為奮發精神，瓦解著主觀能動性的正常發揮，窒息扼殺著本來具有的意誌力和創造力。這些“大眾化”的缺點，喪失了無數次可以得的美好和光明。延續至今，造成最大的損失是：原本具有無限光明前景的社會主義步履維艱，難以存續，葬送了曾經辛苦建立的社會主義，重新蹚入無限翻複的私有製社會。經過努力取得的一些平等性質的進步喪失幹淨。不是將一切改革成合乎社會主義，而是將社會主義改革成合乎私有製等。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魯迅先生的思想精神過去是、現在是、將來還是中國實現美好社會的指南。思想文化和道德覺悟不斷提升，是國家繁榮昌盛的首要條件，掃除一切禍害人民的思想文化垃圾，仍是現代繞不過去的使命。

十一，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金錢名利、職位權力仍是很多國家幹部追求的首要目標，公有製時代提倡的理想信念等基本消失。

從奴隸社會至今，形成了森嚴的等級製度、相關的思想體係和習慣，就必然有與之相適應的職權和利益。封建、資本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和統治集團有其不同的特權(法權)名利。奴隸社會的奴隸主階級殘酷殘暴，活人陪葬、祭祀，敲骨吸髓的剝削壓迫。西藏的農奴製延續到1956年，一部《強巴》電影是農奴製社會的縮影，西藏博物館有“吃人”和“剝人皮”的鐵證。

建立公有製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完全消除資產階級法權，直觀表現為權力和利益的差別，不加以限製就會擴大。其特點和難點是享有法權帶來特權的領導階層要自己限製自己，過社會主義革命關絕非易事。毛主席針對不可避免性和危害性，相繼采取了漸進限製的方針政策。縮小城鄉、工農和職務等級分配的差別，逐步減弱傳統觀念的影響，是順應人民群眾盼望社會平等民主前景的實際步驟。毛主席指明：“搞社會主義革命”，“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可避免性”是因社會主義製度建立後，資產階級法權不能短期內消亡，不得不“建設了一個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

同曆史上任何革命一樣，失去既得利益的一部分人反對抵製，社會主義時期執政的各級領導人也莫能幸免。要保護官員們的利益，本能的反對不斷革命，維護打倒舊官吏後自己得到的職位和權利，不但在各級領導中有市場，而且還會在合適的時機下天然結盟，向擴大特權轉化，這是社會矛盾對立鬥爭中的一種“統一”表現。“中特社”就走了這一條倒退的“統一”路線，擴大等級特權，得益者拚死擁護，追求名利、職位、特權成為相當一個多數掌權人的首選目標。

“人民群眾中蘊藏著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組織農民走農業集體化道路，大辦國營企業;“人天生是自私的”，“給自己幹就不用說”，大力發展非公經濟。革命者和倒退者均以“實事求是”的標準得出了不同的結論。走資派搞反革命修正主義，就是從這裏走進資本主義死胡同的，也是把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武斷成“實事求是”的原因。不是共產黨員非要放棄應有的理想信仰，是破公立私的政治、經濟、思想路線的結果。

差別這麽嚴重，使各級領導幹部特權化、貴族化，脫離人民，難道不應限製?提高領導幹部的待遇，調動積極性，難道脫離了現階段的思想實際嗎?擴大也有了理由。一條錯誤路線把多少意誌薄弱者帶進良知失缺、腐敗貪汙的死路。

以上隻是中國舊文化的垃圾與糟粕中的一部分。

毛主席強調要“研究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中，中國發生了一些什麽向著舊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上層建築(政治文化等等)作鬥爭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新的階級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決定什麽東西是應當稱讚或歌頌的，什麽東西是不應稱讚或歌頌的，什麽東西是應該反對的”(毛澤東《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不“洗心革麵”難進步。

三、剔除舊文化垃圾與糟粕的嚐試

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最大區別在於階級性。電燈電話電器等類產品，任何階級也不排斥，即便宗教團體，也不排斥這類無神性的產品。社會科學卻無這麽好的“人緣”，因階級利益必然形成的階級立場，再先進的社會製度，喪失特權利益的集團也要拚死反對，不像買賣商品什麽先進選用什麽。西藏廢除喝人血、剝人皮的農奴製，搞社會主義好不好?奴隸主拚死反對，西方發達國家支持達賴複辟農奴製。

智人時期至今十多萬年，人類社會還未進入較為完全的理智理性社會。美英法那麽富裕，家常便飯似的侵略、欺侮、掠奪，“閻王從不嫌鬼瘦”，應該反對不?

根底非常堅固的舊文化垃圾和糟粕，破舊立新，過去和現在都有過批判剔除的嚐試。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就是對舊文化的反叛和拋棄。毛主席是破除舊文化體係和意識形態的導師和統帥，做出了許多前無古人的偉績。在舊中國的黑暗社會中奮力“博殺”的魯迅先生是一麵旗幟，許多聲討、批判的檄文穿透時空。

廢除私有製，建立公有製，同傳統的所有製關係和傳統的觀念決裂;推動上層建築領域的革命，批判舊文化觀念，反對孔孟之道等;縮小社會差別，削弱等級觀念，限製資產階級法權;教育改革，倡導組織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推行知識分子勞動化;提倡科學，破除迷信;堅持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弘揚愛國主義，批判賣國主義;宣揚新思想、新觀念，清除舊思想、舊觀念;在文學、藝術、戲劇、電影等領域，摒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宣傳工農兵，搞樣板戲是個創造。批注出版《紅樓夢》、《水滸傳》等是推陳出新的嚐試;宣傳唯物論，評判唯心史觀;發動“文革”，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新觀念替代一切與社會主義持續健康前進不相適應的舊觀念，“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進行了“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但後來都自由泛濫了，社會主義一切被改革成名存實亡。“這都是‘現在的屠殺者’。殺了‘現在’，也便殺了‘將來’”。而此後“為反抗黑暗”，“也就要花費更多更多的氣力和生命”，“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革命’是並不稀奇的，惟其有它，社會才會進步，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

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勝利也是必然的。

全世界搞了幾個沒有私有製，沒有剝削壓迫的國家，少數人又要返回私有製的“天堂”，重走資本主義道路，把人類僅存的一點希望徹底熄滅，追求人民的光明如此之難，反過來又消蝕了追求的積極性，把不合理的社會存在無限的延續延伸，證明了終生追求新社會目標的馬恩列斯毛是何等偉大，走資派們是何等荒謬!

推進使一切剝削階級和思想意識既不能存在，更不能再生擴大的社會條件，是符合多數人永久理性生存的，隻有堅持社會主義才能一勞永逸的解決人民的生存危機，也就保證了任何人的永久生計。

馬克思提出了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有一個過渡階段，這個階段的“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係，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係，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革命導師對“宣布不斷革命”、“階級專政”、“消滅一切階級差別”打了著重號，要消滅四個“一切”。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廢除私有製，消滅剝削，限製資產階級法權在上層建築和社會基礎中的存在，是“不斷革命”的重要標誌，把改造人的世界觀，破私立公、破舊立新落實在政治經濟政策中，實現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全民均衡共享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

[yongbing1993]

各種的暴力將永遠伴隨利潤而來








《資本就敢於踐踏人間一切的法律》這句話出自卡爾·馬克思對資本逐利性的深刻揭示，常被引用來形容《資本》為追求利潤不擇手段，甚至不惜觸犯法律和道德底線。

原文是：“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這句話揭示了《資本的貪婪本質》，以及在巨大利潤驅動下，個人和組織可能突破法律與道德的束縛。

這段話常被認為是對馬克思《資本論》中關於資本逐利性的論述的總結，旨在說明《資本無視法律》和《道德的本性》。

這揭示了人性與社會道德問題，它強調了資本的魔鬼麵，即當利潤足夠高時，金錢可以驅使人做出超越底線的事情，例如不惜觸犯法律、危害他人生命財產安全。 例如當今美國川大帝。

法治與監管: 這句話也間接警示了社會需要健全的法律和強有力的監管，以約束資本的過度逐利行為，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但在現實中，諸如毒品、假冒偽劣商品等問題，被視為資本為追求高額利潤而踐踏法律和道德的例證。

《資本就敢於踐踏人間一切的法律》這句話精辟地概括了資本的貪婪與無序擴張的危險性，警示人們要警惕資本對社會秩序和人類福祉的潛在破壞。而《各種的暴力將永遠伴隨利潤而來》。

資本的利潤，利潤的權力就是《暴力》的根源。人世間的《暴力》來自於資本的利潤，利潤的權力。在沒有消滅《利潤》之前，《暴力》將永遠伴隨《利潤》而來。

“如果有20%的利潤，資本就會蠢蠢欲動；如果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冒險；如果有1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冒絞首的危險；如果有3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踐踏人間一切的法律”。

1867年4月中旬的一天，倫敦通往漢堡的航線上，狂風肆作，呼嘯的海風卷起洶湧的海浪拍擊著輪船，船上的桌椅噔噔作響。馬克思緊緊靠著船舷上的欄杆站著。他暈船，但是他還是和幾個旅客聚在一起飲酒作樂、相談甚歡，他感到船上的生活是相當的有趣、相當的愉快。

這也難怪，畢竟，在倫敦“離群獨居”、閉關寫作《資本論》（第一卷）接近20年後，他終於可以滿意地將它交付出版。這一刻，如他自己形容的那樣，他“痛快得無以複加”，雖然他曾預言，這部著作甚至不會給他帶來寫作時所吸香煙的錢。

如果他能穿越到2008年10月17日的法蘭克福的一家書店——這家書店叫“卡爾·馬克思書店”，他不得不承認，被自己的這個預言打臉了。因為這天，《資本論》（第一卷）在這家書店宣告暫時脫銷。2008年9月14日，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申請破產，前後僅半年時間，華爾街排名前五名的投資銀行竟然垮掉了三家，新一輪世界經濟危機由此拉開序幕。《資本論》再次成為人們尋找危機根源的指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資本論》（第一卷）列入《世界記憶名錄》，這部著作屬於“人類的記憶”。

《資本論》包含三卷，約230萬字，這是什麽概念呢？這大約相當於一個人完成了20本今天中國的社會科學類的博士學位論文。這部巨著從開始研究到完成撰寫，馬克思用了他近半生的時間！

馬克思說：“我為了為工人爭得每日8小時的工作時間，我自己就得工作16小時”，由於長期營養不良、夜間緊張工作，一種叫做“癰”的病痛複發嚴重，差一點送了馬克思的命。在1866年2月，他寫信告訴恩格斯說：“‘坐’自然談不上，這在目前對我說來自然很困難，白天哪怕隻有短暫的時間，我也還是躺著繼續苦幹”。

馬克思為什麽如此死磕於《資本論》的寫作？據1834年的統計，利物浦工人的平均壽命隻有15歲。19世紀40年代，法國工人的平均壽命不超過30歲，並且工廠中大量存在雇傭童工的情況，許多工人每天需要勞動達18小時，工人厭惡勞動、搗毀機器、遭受懲罰的狀況屢見不鮮。為什麽大多數人付出了艱辛的勞動，生活處境還是這麽的艱難？這個疑問，盤亙於中學時就立誌為人類幸福而工作的馬克思心中。古典政治經濟學說依靠“看不見的手”，人們就可以過上美好生活；啟蒙運動說要實現“自由、民主、平等”；現在看來，都是別人家的美好生活。現實和理論出現了強烈的悖反！

而在《資本論》（第一卷）出版的約1個半世紀後，占領華爾街運動的人們又抗議道：“我們代表99%的人口，反對那些掌握40%財富的1%的人！” HISTORY REPEATS！無怪乎《資本論》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再度熱銷！

那讓我們來聽聽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診斷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毛病吧！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廣大工人沒有生產資料，可是每個人不都得吃飯、穿衣、養活家庭以及向往過上美好生活嘛？於是，工人就隻有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而作為少數人的資產階級，運用他們手中的資本，購買生產資料、雇傭工人，從而進行生產。對於資本家來說，一個工人沒有了、還有千千萬萬個工人，更何況還可以通過使用機器來替代工人；而對於工人來說，他們除了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之外，別無選擇。

馬克思問，工人朋友們，你們有沒有想過在你每天辛苦“搬磚”的那麽多個小時中，有多少小時是為維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而工作，又有多少個小時是為資本家在戰鬥呢？假設，維持你和家人一天的生活隻需要付出6個小時的工作，但是你每天必須得工作10小時甚至更多，這是為什麽呢？因為多出來的4小時是在為資本家生產價值，這就是剩餘價值。於是資本家犯了狂想病，假設工人工作6個小時工資是24元，工作10小時工資也是24元，如果可能的話，資本家希望工人一天可以工作25小時、一年工作366天！這樣，資本家獲得的剩餘價值就更多了！

沒錯，經過工人的長期鬥爭，好不容易爭取來了8小時工作製，但是，工作強度的提高，使得工人變成了流水線上的卓別林。後來，資本家還給工人配上了電腦，好讓工人回家也可以繼續幹活兒。造成這種地位不平等的原因在於生產資料掌握在資本家手中，這就是所謂的生產資料私有製；而工人除了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

恩格斯說：“自地球上有資本家和工人以來，沒有一本書像我們麵前這本書那樣，對於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資本和勞動的關係，是我們現代社會體係所依以旋轉的軸心，這種關係在這裏第一次作了科學的說明。”

馬克思說，工人朋友們，資本家賺取了剩餘價值，使得他們越來越富有、你們卻越來越貧困，後果是很嚴重的！為什麽呢？隻需追問一個問題：工人越來越貧困，那麽生產出來的產品誰來買呢？資本家嗎？可是資本家每天也隻能喝的下兩杯牛奶，他們生產牛奶的初衷就不是為自己飲用而生產的，而是為了追逐利潤！多出來的牛奶就隻能倒掉了，這就是為什麽1929-1933年世界經濟大蕭條中發生資本家將過剩的牛奶倒向密西西比河的原因。

為什麽不把牛奶分給工人們呢？這時，資本家卻對工人說：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馬克思認為，商品生產出來還不能成為到手的利潤，要成為真金白銀，還需要商品賣得出去，按照這種工人越來越貧困的趨勢推算，商品總是會出現相對過剩的，因此，馬克思把商品出售環節稱為“驚險的跳躍”。

有一個有趣的故事。小女孩問她爹：“家裏為啥這麽冷啊？”她爹說“咱家沒有煤了。”小女孩又問：“為啥沒有煤？”她爹答道：“我失業了。”小女孩繼續追問“那為什麽你失業了？”她爹回答道“因為煤太多了”。

後來，資本家為了使這一跳躍不那麽驚險，發明了消費信貸，資本通過在消費領域的擴張，將原本已經分配給勞動者的、由勞動者自己爭取而來的剩餘價值又吸收了回去，勞動者好不容易分享到勞動果實，瞬間在高昂的物價和貸款利息麵前消失殆盡。

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話，大家一定都聽過。“如果有20%的利潤，資本就會蠢蠢欲動；如果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冒險；如果有1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冒絞首的危險；如果有3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踐踏人間一切的法律”。

資本為了追逐利潤，總是有能力提高生產力，馬克思說過：“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裏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

資本有它天使的一麵，也有它魔鬼的一麵。資本的天使，使人類社會能衝破落後的封建社會枷鎖，資本的魔鬼則使他成為自己的枷鎖。所以，資本主義社會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會永遠持續下去，這就是馬克思給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判決書。

經過一個半世紀以後，資本主義依然存在，於是，一些人對《資本論》的科學性產生了疑問。可是，馬克思是個預言家，他預言的是資本主義的曆史趨勢和未來走向，他不是算命先生，不可能為資本主義的終日確定一個時間表。

實際上，資本主義一個半世紀以來發生了很多變化，比如說引入“看得見的手”、股權分享、實行高福利。可以說《資本論》中描述的那種資本主義的喪鍾其實早已敲響，通過各種修正手段，資本主義試圖自我修複，但是，每一次修正都更加說明了資本主義社會距離《資本論》中所描述的資本主義1.0版本更加遙遠。

《資本論》的出版是人類科學史上的重大事件。1871年4月25日，李卜克內西寫信告訴馬克思：“在全德國人們都在讀著根據你的《資本論》所作的關於剩餘價值和標準工作日的報告”。在馬克思誕辰100周年之時，李大釗曾經撰文說：“從前的經濟學，是以資本為本位，以資本家為本位。以後的經濟學，要以勞動為本位，以勞動者為本位了。”

《資本論》從無產者的立場解釋世界，振聾發聵！四年後，法國人民想要改變世界，1871年春天的巴黎，一場革命就要來臨。

馬克思說的很好“如果有20%的利潤，資本就會蠢蠢欲動。如果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冒險。如果有1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冒絞首的危險;如果有3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踐踏人間一切的法律。”!

有些汙染企業的建設和生產，這些企業的存在難道“人民政府的環保部門”不知道? 難道汙染企業的負責人是法盲? 難道環保部門的負責同誌是法盲?他們為了利潤(資本)敢踐踏一切的法律。

抓獲的貪汙大官和將軍們，有很多是博士、碩士的學曆，有的還是院士，這些人大多數是“人大代表”，是中國法律的製定者或監督執行者，他們的法律意識和法律知識比廣大老百姓懂的多，可是他們敢於貪汙受賄，敢於踐踏一切的法律。

有的企業(集團)，為了利潤，大肆發展黑惡勢力，建立“自己的武裝”，踐踏人間法律。

有的貪官，為了收取賄賂，把造假文憑、假簡曆的人，用“潛規則”的方法，提拔重用到領導崗位。

這樣的事例還很多很多。以上所說踐踏法律的人，哪一個不懂法律，哪一個不是“知法犯法”，正是給了“資本”的自由，才使“資本”敢於踐踏法律。

在資本主義橫行的時代，怎麽能實現依法治國？國家隻有控製住“資本”，消滅《利潤》才能真正實現依法治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