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新文化廢除結婚收彩禮

《文革》新文化廢除結婚收彩禮

 

 

 

現如今在走資派特色中國社會裏以“結婚送禮“、“份子錢”、“婚宴花銷”、“領導婚宴”、“結婚彩禮”己盛世。根據記者對北京、湖北、河南、內蒙古、福建、廣東等多地數百對新人及其親友的調查顯示，越來越高的“份子錢”，越來越奢侈的婚宴，以及動輒數萬甚至數十萬元的娶媳婦禮金，已成為婚禮中的“不能承受之重”。“份子錢“走高變味，“送祝福“變重負擔。收彩禮等於賣女兒 封建陋習死灰複燃。

事實上，在階級對立、社會貧富分化的私有製社會，彩禮的多寡往往成為社會地位的象征，而有產者的婚姻往往帶著“經濟聯姻”性質，如《紅樓夢》裏的賈史王薛通過幾代人的姻親密切地聯係在一起了。在“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這樣一個男權社會裏，女性無論是在上層統治階級內部，還是下層被統治階級內部，地位都是低下的。聘禮往往帶著買賣性質，特別是“灰姑娘嫁白馬王子”實現階層升遷的“橋段”裏，交易性質體現得往往更加明顯。

在封建社會裏有個觀念問題，認為將女兒辛苦養大，卻成了別人家的人。女方到男方家，相當於多了一個勞動力。這需要男方支付女方家屬一定數額的費用，其實如同“賣女兒”。宋代以後，“賣女兒”現象越來越普遍。當下婚禮中，動輒數萬甚至幾十萬上百萬的“彩禮”錢，其實起源於“賣女兒”，這是封建陋俗，不值得提倡。

而在古代廣大勞動人民家庭，女兒嫁出去就成為“別家人”，不再承擔父母的養老義務，所謂“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女方到男方家，相當於多了一個勞動力。因而，男方支付女方家庭一定數額的費用，如同“賣女兒”——這種習俗根本上來講是由於封建社會的生產資料私有製造成的。唐宋以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財富的湧流，“賣女兒”的現象也就越來越普遍了。

民國時期，體現封建社會“明媒正娶”的彩禮之風依舊盛行；在那樣一個小生產者大量破產的動蕩時代，窮人付不起彩禮娶不了親，而地主階級則普遍地“妻妾成群”——這不僅僅是封建惡俗，更是社會貧富差距嚴重拉大的體現。歌劇《白毛女》中，楊白勞一輩子辛辛苦苦，卻反而欠下了地主黃世仁還不清的利滾利的債，最終被逼將喜兒“賣”給黃世仁抵債。在萬惡的舊社會，“賣女兒”在廣大貧苦勞動人民家庭普遍地存在著。

五四運動以後，一批先進青年知識分子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道路，反對“買賣包辦婚姻”成為其中一項重要內容。1920年的冬天，19歲的楊開慧和27歲的毛澤東結婚。他們的婚禮一反當時的社會潮流，用楊開慧的話來說，就是“我不做俗人之舉！”這場婚禮沒有彩禮、沒有花轎，也沒有那些繁瑣而隆重的儀式，僅僅是換上了新裝，在親人和幾位摯友的見證下，在湖南一師的教員宿舍裏進行了簡樸而簡潔的婚禮，新房裏沒有一件家具是新的。毛澤東和楊開慧的婚禮在當時被傳為佳話，成為進步青年競相學習的楷模。

然而，僅僅作出這樣的表率，離改造中國與世界的遠大理想仍相去甚遠。不徹底摧毀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不平等社會，那麽作為不平等社會產物的天價彩禮“賣女兒”現象就不可能被消滅。

新中國成立以後的第二年，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新中國就頒布了第一部《婚姻法》，實行一夫一妻、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彩禮”被視作“買賣包辦婚姻”的產物，在古今中外幾千年來的法律中，第一次被明文禁止。毛澤東時代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那些“結婚送禮“、“份子錢”、“婚宴花銷”、“領導婚宴”、“結婚彩禮”己被徹底消滅了。

然而，在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後，《婚姻法》中僅僅是在法律上明文禁止是沒什麽用的。後來的1980年、2001年《婚姻法》有進行了數次修訂，雖然都保留了這一條款，但“彩禮”之風在80年代卻死灰複燃，禁而不止。最關鍵的問題，其實是鏟除“賣女兒”現象產生的土壤。

毛澤東時代隨著農村土地改革的推進，不平等社會的經濟基礎被鏟除，農村人民公社的社員貧下中農們再也不用為了生計將女兒賣給地主階級。另一方麵，農村社會能夠支付高額彩禮的地主富農家庭喪失了這種能力，農村社會趨向平均。沒有了攀比，彩禮的數量迅速下降，傳統貧下中農家庭的嫁娶負擔也隨之大大減輕。

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彩禮雖然被作為封建社會極具代表性的社會風俗，受到來自國家權力的批判，事實上也沒有采取過火的強製行為，但是並沒有一下子消失。真正促使彩禮現象進一步消亡的，其實是社會主義三大改造以後，社會主義福利保障體係，特別是集體養老製度的建立。

城市社區一般實行的是國營工廠辦社會，公有製企業包辦職工及家屬的教育、醫療、養老。而在廣大農村地區，1956年就開始建立農村五保供養製度，對農村村民中無法定贍(扶)養人、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的老人、殘疾人和未成年人在吃、穿、住、醫、葬和未成年人義務教育等方麵給予生活照料和物質幫助。

1958年大躍進過程農業合作化進程大大加速，很多地方的農村開始集體開辦敬老院的嚐試，局部存在一些冒進和曲折。到1962年“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製度確立以後，農民的生活質量大大好轉，“敬老院”的模式也逐漸成熟並固定下來，形成了公社集體養老與居家養老並存的模式。對於居家養老的老年人，公社裏已經達到退休年齡的農民可以自願選擇參加集體勞動或不參加集體勞動，而生產隊依舊會劃撥工分。

在這種情況下，女方家庭自然不必再為女兒出嫁後的養老問題擔憂。生產資料集體所有製下，農民也不需要通過“賣女兒”為自己積攢剩餘。

當然，舊的私有製生產關係雖然被消滅了，但舊私有封建觀念依然會殘存較長的時間。為了徹底消滅這種封建社會的舊習俗、舊觀念，毛澤東時代的基層組織也開展了大量的宣傳、教育活動，特別是在新時代成長教育起來的年輕人更容易接受新社會的新觀念，很多地方湧現出了年輕兒女幫著一起開導父母的感人事跡。在舊觀念支配下，毛澤東時代的農村地區依舊會存在私下悄悄的實物贈予行為，但總體而言，這類現象已經大大減少，並逐漸走向消亡。

到了文革破四舊運動以後，婚禮的形式就更進一步被簡化為“極簡模式”：一般也就是到公社扯個證，兩人共同置辦一些家具，單位同事來家祝賀一下，也沒有份子錢，親友間相互通知一下即可，不需要吃婚宴，也不需要彩禮，在“組織”和親友的見證下，交代幾句話，對著毛主席像鞠個躬就禮成了。

“文革”結束時，迎來走資派的改革開放浪潮，婚禮及相關儀式慢慢複興。親友、同事之間，小範圍地吃個飯。親友送一些茶壺、糖罐、被單等作為“份子錢”。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慢慢由實物到錢，親友間給新人十塊二十塊作為份子錢，男方則給女方數百元甚至千元作為禮金。不過這個時候的婚宴標準多在50元一桌。真正的婚禮攀比之風是在新世紀以來的十多年裏。貧富差距逐漸拉大，富起來的人則帶頭“一輩子隻辦一次婚事”，逐步開始辦奢華婚禮。

開豪車、請明星助陣、星級酒店舉辦奢華婚禮、給女方數十萬的彩禮……這不一定是本家的意願，可能是沒有看到更有意義和價值的模式，所以選擇跟風，人家拚的是錢，咱也跟著拚錢。這種作法的背後，反映出過多關注物質文明。操辦婚事，有了經濟基礎，舊傳統陋俗又沉渣泛起，這值得警醒。

70年代末以後，舊式的婚禮及相關儀式又開始慢慢複興，一開始是親友同事之間小範圍地吃個飯，親友送一些茶壺、糖罐、被單等作為“份子錢”。80年代中期以後，份子錢、彩禮逐漸從實物贈禮轉換回新中國成立前的現金贈予。

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全麵推行，農村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逐漸瓦解，之前的集體養老模式難以為繼，各地本屬於社會福利性質的公社敬老院相繼關門；國企辦社會的模式也在國企破產改製的浪潮中走向消亡。“社會化養老”演化到今天，主要已經成為商業行為。

隨著社會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先富”起來的人沒有帶頭致富，卻帶頭搞起“一輩子隻辦一次婚事”的奢靡婚禮，婚宴的排麵、禮金數額的大小也就成了競相攀比的內容，就連份子錢也隨之水漲船高。彩禮數額逐年增加，從而重新形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天價禮金”行為。

伴隨著城市和農村養老負擔的重新家庭化、個體化，“重男輕女”、“養兒防老”的觀念亦在這個過程中重新抬頭，底層勞動者家庭麵臨與舊時代相似的問題，索要禮金也就成了“應然”。

有人指出：“打工人的錢都是血汗錢，來之不易，彩禮等於一下子耗盡一個家庭兩代人的積蓄”，在摘要中更是生動地用了一句“打工人何必為難打工人”來苦口婆心地勸告。

雖然特式政府的民政部印發了《關於開展婚俗改革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所針對的正是目前盛行的天價彩禮、奢華婚慶宴會以及份子錢等問題。這些年關於紅白喜事“移風易俗”的通知或指導意見不知下過多少次了，但類似的風氣卻屢禁不止、愈演愈烈。

在主流媒體的論述裏，往往將天價彩禮的行為歸咎於老百姓“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然而，封建社會在新中國成立的70多年前就被消滅了，彩禮、份子錢、奢靡攀比之風在毛澤東時代更是曾經接近消亡，怎麽著就“根深蒂固”了？

一對青年新人要結婚，女方家裏開口就要十幾萬的彩禮，男方家裏很窮，隻能找周圍的朋友東拚西湊地借錢。按理說，這對新人對社會問題已經有一定的認知，屬於已經覺悟起來的年輕人。但是，女方家裏還有一個哥哥，結婚的時候被要求送了十幾萬彩禮，女方家裏也不寬裕，女方父母隻好從女兒身上“賺”回來。道理大家不是不懂、非要“打工人為難打工人”，實在是大環境所逼。

市場大潮下，長相、學曆有優勢的農村女孩嫁到城市、待富家庭女兒嫁到先富家庭都成了商品社會的必然趨勢。“三千萬剩男”甭管是不是輿論炒作，但越往社會底層，未婚男數量與未婚女數量的差距就會越大。在這樣的“賣方市場”，彩禮怎麽可能不水漲船高呢？

顯然，要製止天價彩禮、奢華婚宴，絕不是什麽對“根深蒂固的封建觀念”“移風易俗”那麽簡單。某個地方出台了規定，彩禮不能超過兩萬。行政命令可以管住明麵上的“曬禮金”，卻管不住暗地裏的“私下交易”。隻要“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一天不消除，這種天價彩禮“賣女兒”的私有製“副產品”就一天不會消失。天價彩禮源自於道德的淪喪，人情交際市場化的放縱。彩禮是私有製婚姻的特殊產物。

彩禮是一種醜陋習俗，一定要認識到，這是一種陋俗，這是由“賣女兒”延伸過來的，不值得提倡，也不應設置標準。女方到男方家庭，是平等主體的結合，已經不再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結婚是男女雙方平等自願的一種結合。目前的份子錢已經完全變了味，一些父母給兒女舉辦婚禮，目的之一是將花出去的份子錢再賺回來。另外，份子錢逐年走高，給家庭帶來沉重負荷，有些親友還因為份子錢發生矛盾，這已失去了份子錢“送祝福、祈願”的意義。建議將份子錢多元化，比如，新人喜歡書畫，給新人量身定做一個書畫作品，這比隻給錢更有意義。

數千年的婚慶史發展到今天，因份子錢、高價飯、讓人瞠目的禮金等，已然變味。在辦婚禮之前，新人們一定要弄明白，結婚是相濡以沫、相互幫扶的過程。當你去體會這些深意的時候，就不會將婚姻當成舉辦一場奢華婚禮就能完成的事。年輕人喜歡表達個性，可以盡可能地把獨特的創意加入婚禮中，不要隻關注吃什麽、喝什麽、穿什麽衣服、收多少份子錢。喜慶熱烈、莊嚴樸素的婚禮應該是未來主流。

[yongbing1993]

麻木不仁目光短淺自私自利頑疾







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垃圾與糟粕。(四)

九，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改造生活方式、講究文明衛生任重道遠

生活作風缺文明、陋習多。不注意講究衛生，飲食習慣不先進科學。浪費性的名目多，移風易俗收效甚微，又很困難又不節儉。不守正常的規矩。隨意散漫，公共場所不顧及他人，大聲喧嘩、滿口髒話、亂丟廢物……。我行我素，不自省識非，全社會存在。

不先進的生活作風，必然的結果是既無好的道德修養，又無強健的體魄，還無正常的生育養育觀念，潛移默化的影響代際倫理“優質”傳承。家庭成員的熏染是多方麵的，無可替代的。蔣經國在蘇聯留學多年，還是追隨其父蔣介石一生。憂患民族的未來，魯迅先生曾滿懷深情的教導《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並寫《照相》等文章闡述道理、批判陋習，倡導“破舊立新”，仍有廣泛的現實性意義。

體育比賽現場，很難聽到運動員在健康正常的狀態下進行，多是帶病參加，以此襯托、彰顯競賽奪標的艱難。千挑萬選的運動員尚且無正常的健康水平，何況其他人呢?競賽場上跟打仗一樣，誰管對方人員是有病還是正常，巴不得對手不堪一擊，輕鬆取勝。改造生活方式，爭取有一個健康的體格;改造舊意識形態破除陳舊觀念，哪一方麵都是“任重道遠”。美國那麽看重達賴，也不把舊西藏的社會模式照搬到美國，千方百計騷擾、阻撓農奴革命，力圖保持那裏的現狀。

十，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劣根性仍是大眾化缺點。

魯迅先生是中國舊文化最深刻有力批判的巨人，砥柱中流、擎天圪立，高音新聲呐喊，憤然棄醫從文，救治人的靈魂。曾有感而發，認為看客死亡與否無所謂，學醫救治麻木不仁的“看客”沒有積極意義。先生的思想觀點既具有廣泛的現實性，又具鮮明的一針見血的針對性。如治病的良藥良方，因疾病未消失而仍有無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受到舊文化辯護士吠毀不止。

在“論雷峰塔的倒塌”中，魯迅揭批，因為迷信自私，認為塔磚可以避邪，群起拆磚拿回，使一道美麗的“風景”倒掉。城市美化環境擺置鮮花盆景，稍不嚴守便“不翼而飛”;車翻哄搶財物等。饑寒生盜賊，無饑寒之憂還“蘊藏”如此深廣的盜賊性力量，“民族質量”何等之低，大量的“劣等零件”絕難組裝成高質量的“成套生產線”。類似的事經常見諸報端。

2006年8月12日在鹹陽舉行的“百萬環保購物袋綠色消費世紀行”首發儀式上，近萬個購物袋被現場三百多個像瘋了一樣的市民，蜂擁上前，瞬間一搶而光。哄搶過的一些人還在現場清點“戰利品”，一對老年夫婦每人提了兩大包，喜形於色。

遇見歹徒無見義勇為之舉;有難欲尋短見，看客圍觀嬉戲。品位低，道德缺。或為一時之利，或為一時之喜好，或為一官半職，什麽失德悖理的事都敢幹，什麽話都能說，得勢極度作威作福，趾高氣氣揚，失勢則奴顏婢膝，俯首下氣。隻要“火不馬上燒身”，再大的事都會認為與已無關而漠不關心，漠然置之、不思不悟。在這種社會氛圍中，淹沒了無數具有希望的舉措，而且還在繼續。難奮黃鉞征腐惡，橫掃垃圾砸鎖鏈。

麻木不仁、目光短淺、自私自利是“病毒”文化和習慣“傳染擴散”而生的“頑疾”，弱化著民族自為奮發精神，瓦解著主觀能動性的正常發揮，窒息扼殺著本來具有的意誌力和創造力。這些“大眾化”的缺點，喪失了無數次可以得的美好和光明。延續至今，造成最大的損失是：原本具有無限光明前景的社會主義步履維艱，難以存續，葬送了曾經辛苦建立的社會主義，重新蹚入無限翻複的私有製社會。經過努力取得的一些平等性質的進步喪失幹淨。不是將一切改革成合乎社會主義，而是將社會主義改革成合乎私有製等。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魯迅先生的思想精神過去是、現在是、將來還是中國實現美好社會的指南。思想文化和道德覺悟不斷提升，是國家繁榮昌盛的首要條件，掃除一切禍害人民的思想文化垃圾，仍是現代繞不過去的使命。

十一，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金錢名利、職位權力仍是很多國家幹部追求的首要目標，公有製時代提倡的理想信念等基本消失。

從奴隸社會至今，形成了森嚴的等級製度、相關的思想體係和習慣，就必然有與之相適應的職權和利益。封建、資本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和統治集團有其不同的特權(法權)名利。奴隸社會的奴隸主階級殘酷殘暴，活人陪葬、祭祀，敲骨吸髓的剝削壓迫。西藏的農奴製延續到1956年，一部《強巴》電影是農奴製社會的縮影，西藏博物館有“吃人”和“剝人皮”的鐵證。

建立公有製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完全消除資產階級法權，直觀表現為權力和利益的差別，不加以限製就會擴大。其特點和難點是享有法權帶來特權的領導階層要自己限製自己，過社會主義革命關絕非易事。毛主席針對不可避免性和危害性，相繼采取了漸進限製的方針政策。縮小城鄉、工農和職務等級分配的差別，逐步減弱傳統觀念的影響，是順應人民群眾盼望社會平等民主前景的實際步驟。毛主席指明：“搞社會主義革命”，“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可避免性”是因社會主義製度建立後，資產階級法權不能短期內消亡，不得不“建設了一個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

同曆史上任何革命一樣，失去既得利益的一部分人反對抵製，社會主義時期執政的各級領導人也莫能幸免。要保護官員們的利益，本能的反對不斷革命，維護打倒舊官吏後自己得到的職位和權利，不但在各級領導中有市場，而且還會在合適的時機下天然結盟，向擴大特權轉化，這是社會矛盾對立鬥爭中的一種“統一”表現。“中特社”就走了這一條倒退的“統一”路線，擴大等級特權，得益者拚死擁護，追求名利、職位、特權成為相當一個多數掌權人的首選目標。

“人民群眾中蘊藏著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組織農民走農業集體化道路，大辦國營企業;“人天生是自私的”，“給自己幹就不用說”，大力發展非公經濟。革命者和倒退者均以“實事求是”的標準得出了不同的結論。走資派搞反革命修正主義，就是從這裏走進資本主義死胡同的，也是把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武斷成“實事求是”的原因。不是共產黨員非要放棄應有的理想信仰，是破公立私的政治、經濟、思想路線的結果。

差別這麽嚴重，使各級領導幹部特權化、貴族化，脫離人民，難道不應限製?提高領導幹部的待遇，調動積極性，難道脫離了現階段的思想實際嗎?擴大也有了理由。一條錯誤路線把多少意誌薄弱者帶進良知失缺、腐敗貪汙的死路。

以上隻是中國舊文化的垃圾與糟粕中的一部分。

毛主席強調要“研究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中，中國發生了一些什麽向著舊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上層建築(政治文化等等)作鬥爭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新的階級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決定什麽東西是應當稱讚或歌頌的，什麽東西是不應稱讚或歌頌的，什麽東西是應該反對的”(毛澤東《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不“洗心革麵”難進步。

三、剔除舊文化垃圾與糟粕的嚐試

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最大區別在於階級性。電燈電話電器等類產品，任何階級也不排斥，即便宗教團體，也不排斥這類無神性的產品。社會科學卻無這麽好的“人緣”，因階級利益必然形成的階級立場，再先進的社會製度，喪失特權利益的集團也要拚死反對，不像買賣商品什麽先進選用什麽。西藏廢除喝人血、剝人皮的農奴製，搞社會主義好不好?奴隸主拚死反對，西方發達國家支持達賴複辟農奴製。

智人時期至今十多萬年，人類社會還未進入較為完全的理智理性社會。美英法那麽富裕，家常便飯似的侵略、欺侮、掠奪，“閻王從不嫌鬼瘦”，應該反對不?

根底非常堅固的舊文化垃圾和糟粕，破舊立新，過去和現在都有過批判剔除的嚐試。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就是對舊文化的反叛和拋棄。毛主席是破除舊文化體係和意識形態的導師和統帥，做出了許多前無古人的偉績。在舊中國的黑暗社會中奮力“博殺”的魯迅先生是一麵旗幟，許多聲討、批判的檄文穿透時空。

廢除私有製，建立公有製，同傳統的所有製關係和傳統的觀念決裂;推動上層建築領域的革命，批判舊文化觀念，反對孔孟之道等;縮小社會差別，削弱等級觀念，限製資產階級法權;教育改革，倡導組織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推行知識分子勞動化;提倡科學，破除迷信;堅持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弘揚愛國主義，批判賣國主義;宣揚新思想、新觀念，清除舊思想、舊觀念;在文學、藝術、戲劇、電影等領域，摒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宣傳工農兵，搞樣板戲是個創造。批注出版《紅樓夢》、《水滸傳》等是推陳出新的嚐試;宣傳唯物論，評判唯心史觀;發動“文革”，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新觀念替代一切與社會主義持續健康前進不相適應的舊觀念，“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進行了“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但後來都自由泛濫了，社會主義一切被改革成名存實亡。“這都是‘現在的屠殺者’。殺了‘現在’，也便殺了‘將來’”。而此後“為反抗黑暗”，“也就要花費更多更多的氣力和生命”，“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革命’是並不稀奇的，惟其有它，社會才會進步，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

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勝利也是必然的。

全世界搞了幾個沒有私有製，沒有剝削壓迫的國家，少數人又要返回私有製的“天堂”，重走資本主義道路，把人類僅存的一點希望徹底熄滅，追求人民的光明如此之難，反過來又消蝕了追求的積極性，把不合理的社會存在無限的延續延伸，證明了終生追求新社會目標的馬恩列斯毛是何等偉大，走資派們是何等荒謬!

推進使一切剝削階級和思想意識既不能存在，更不能再生擴大的社會條件，是符合多數人永久理性生存的，隻有堅持社會主義才能一勞永逸的解決人民的生存危機，也就保證了任何人的永久生計。

馬克思提出了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有一個過渡階段，這個階段的“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係，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係，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革命導師對“宣布不斷革命”、“階級專政”、“消滅一切階級差別”打了著重號，要消滅四個“一切”。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廢除私有製，消滅剝削，限製資產階級法權在上層建築和社會基礎中的存在，是“不斷革命”的重要標誌，把改造人的世界觀，破私立公、破舊立新落實在政治經濟政策中，實現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全民均衡共享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

[yongbing1993]

各種的暴力將永遠伴隨利潤而來








《資本就敢於踐踏人間一切的法律》這句話出自卡爾·馬克思對資本逐利性的深刻揭示，常被引用來形容《資本》為追求利潤不擇手段，甚至不惜觸犯法律和道德底線。

原文是：“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這句話揭示了《資本的貪婪本質》，以及在巨大利潤驅動下，個人和組織可能突破法律與道德的束縛。

這段話常被認為是對馬克思《資本論》中關於資本逐利性的論述的總結，旨在說明《資本無視法律》和《道德的本性》。

這揭示了人性與社會道德問題，它強調了資本的魔鬼麵，即當利潤足夠高時，金錢可以驅使人做出超越底線的事情，例如不惜觸犯法律、危害他人生命財產安全。 例如當今美國川大帝。

法治與監管: 這句話也間接警示了社會需要健全的法律和強有力的監管，以約束資本的過度逐利行為，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但在現實中，諸如毒品、假冒偽劣商品等問題，被視為資本為追求高額利潤而踐踏法律和道德的例證。

《資本就敢於踐踏人間一切的法律》這句話精辟地概括了資本的貪婪與無序擴張的危險性，警示人們要警惕資本對社會秩序和人類福祉的潛在破壞。而《各種的暴力將永遠伴隨利潤而來》。

資本的利潤，利潤的權力就是《暴力》的根源。人世間的《暴力》來自於資本的利潤，利潤的權力。在沒有消滅《利潤》之前，《暴力》將永遠伴隨《利潤》而來。

“如果有20%的利潤，資本就會蠢蠢欲動；如果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冒險；如果有1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冒絞首的危險；如果有3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踐踏人間一切的法律”。

1867年4月中旬的一天，倫敦通往漢堡的航線上，狂風肆作，呼嘯的海風卷起洶湧的海浪拍擊著輪船，船上的桌椅噔噔作響。馬克思緊緊靠著船舷上的欄杆站著。他暈船，但是他還是和幾個旅客聚在一起飲酒作樂、相談甚歡，他感到船上的生活是相當的有趣、相當的愉快。

這也難怪，畢竟，在倫敦“離群獨居”、閉關寫作《資本論》（第一卷）接近20年後，他終於可以滿意地將它交付出版。這一刻，如他自己形容的那樣，他“痛快得無以複加”，雖然他曾預言，這部著作甚至不會給他帶來寫作時所吸香煙的錢。

如果他能穿越到2008年10月17日的法蘭克福的一家書店——這家書店叫“卡爾·馬克思書店”，他不得不承認，被自己的這個預言打臉了。因為這天，《資本論》（第一卷）在這家書店宣告暫時脫銷。2008年9月14日，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申請破產，前後僅半年時間，華爾街排名前五名的投資銀行竟然垮掉了三家，新一輪世界經濟危機由此拉開序幕。《資本論》再次成為人們尋找危機根源的指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資本論》（第一卷）列入《世界記憶名錄》，這部著作屬於“人類的記憶”。

《資本論》包含三卷，約230萬字，這是什麽概念呢？這大約相當於一個人完成了20本今天中國的社會科學類的博士學位論文。這部巨著從開始研究到完成撰寫，馬克思用了他近半生的時間！

馬克思說：“我為了為工人爭得每日8小時的工作時間，我自己就得工作16小時”，由於長期營養不良、夜間緊張工作，一種叫做“癰”的病痛複發嚴重，差一點送了馬克思的命。在1866年2月，他寫信告訴恩格斯說：“‘坐’自然談不上，這在目前對我說來自然很困難，白天哪怕隻有短暫的時間，我也還是躺著繼續苦幹”。

馬克思為什麽如此死磕於《資本論》的寫作？據1834年的統計，利物浦工人的平均壽命隻有15歲。19世紀40年代，法國工人的平均壽命不超過30歲，並且工廠中大量存在雇傭童工的情況，許多工人每天需要勞動達18小時，工人厭惡勞動、搗毀機器、遭受懲罰的狀況屢見不鮮。為什麽大多數人付出了艱辛的勞動，生活處境還是這麽的艱難？這個疑問，盤亙於中學時就立誌為人類幸福而工作的馬克思心中。古典政治經濟學說依靠“看不見的手”，人們就可以過上美好生活；啟蒙運動說要實現“自由、民主、平等”；現在看來，都是別人家的美好生活。現實和理論出現了強烈的悖反！

而在《資本論》（第一卷）出版的約1個半世紀後，占領華爾街運動的人們又抗議道：“我們代表99%的人口，反對那些掌握40%財富的1%的人！” HISTORY REPEATS！無怪乎《資本論》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再度熱銷！

那讓我們來聽聽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診斷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毛病吧！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廣大工人沒有生產資料，可是每個人不都得吃飯、穿衣、養活家庭以及向往過上美好生活嘛？於是，工人就隻有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而作為少數人的資產階級，運用他們手中的資本，購買生產資料、雇傭工人，從而進行生產。對於資本家來說，一個工人沒有了、還有千千萬萬個工人，更何況還可以通過使用機器來替代工人；而對於工人來說，他們除了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之外，別無選擇。

馬克思問，工人朋友們，你們有沒有想過在你每天辛苦“搬磚”的那麽多個小時中，有多少小時是為維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而工作，又有多少個小時是為資本家在戰鬥呢？假設，維持你和家人一天的生活隻需要付出6個小時的工作，但是你每天必須得工作10小時甚至更多，這是為什麽呢？因為多出來的4小時是在為資本家生產價值，這就是剩餘價值。於是資本家犯了狂想病，假設工人工作6個小時工資是24元，工作10小時工資也是24元，如果可能的話，資本家希望工人一天可以工作25小時、一年工作366天！這樣，資本家獲得的剩餘價值就更多了！

沒錯，經過工人的長期鬥爭，好不容易爭取來了8小時工作製，但是，工作強度的提高，使得工人變成了流水線上的卓別林。後來，資本家還給工人配上了電腦，好讓工人回家也可以繼續幹活兒。造成這種地位不平等的原因在於生產資料掌握在資本家手中，這就是所謂的生產資料私有製；而工人除了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

恩格斯說：“自地球上有資本家和工人以來，沒有一本書像我們麵前這本書那樣，對於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資本和勞動的關係，是我們現代社會體係所依以旋轉的軸心，這種關係在這裏第一次作了科學的說明。”

馬克思說，工人朋友們，資本家賺取了剩餘價值，使得他們越來越富有、你們卻越來越貧困，後果是很嚴重的！為什麽呢？隻需追問一個問題：工人越來越貧困，那麽生產出來的產品誰來買呢？資本家嗎？可是資本家每天也隻能喝的下兩杯牛奶，他們生產牛奶的初衷就不是為自己飲用而生產的，而是為了追逐利潤！多出來的牛奶就隻能倒掉了，這就是為什麽1929-1933年世界經濟大蕭條中發生資本家將過剩的牛奶倒向密西西比河的原因。

為什麽不把牛奶分給工人們呢？這時，資本家卻對工人說：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馬克思認為，商品生產出來還不能成為到手的利潤，要成為真金白銀，還需要商品賣得出去，按照這種工人越來越貧困的趨勢推算，商品總是會出現相對過剩的，因此，馬克思把商品出售環節稱為“驚險的跳躍”。

有一個有趣的故事。小女孩問她爹：“家裏為啥這麽冷啊？”她爹說“咱家沒有煤了。”小女孩又問：“為啥沒有煤？”她爹答道：“我失業了。”小女孩繼續追問“那為什麽你失業了？”她爹回答道“因為煤太多了”。

後來，資本家為了使這一跳躍不那麽驚險，發明了消費信貸，資本通過在消費領域的擴張，將原本已經分配給勞動者的、由勞動者自己爭取而來的剩餘價值又吸收了回去，勞動者好不容易分享到勞動果實，瞬間在高昂的物價和貸款利息麵前消失殆盡。

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話，大家一定都聽過。“如果有20%的利潤，資本就會蠢蠢欲動；如果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冒險；如果有1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冒絞首的危險；如果有3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踐踏人間一切的法律”。

資本為了追逐利潤，總是有能力提高生產力，馬克思說過：“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裏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

資本有它天使的一麵，也有它魔鬼的一麵。資本的天使，使人類社會能衝破落後的封建社會枷鎖，資本的魔鬼則使他成為自己的枷鎖。所以，資本主義社會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會永遠持續下去，這就是馬克思給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判決書。

經過一個半世紀以後，資本主義依然存在，於是，一些人對《資本論》的科學性產生了疑問。可是，馬克思是個預言家，他預言的是資本主義的曆史趨勢和未來走向，他不是算命先生，不可能為資本主義的終日確定一個時間表。

實際上，資本主義一個半世紀以來發生了很多變化，比如說引入“看得見的手”、股權分享、實行高福利。可以說《資本論》中描述的那種資本主義的喪鍾其實早已敲響，通過各種修正手段，資本主義試圖自我修複，但是，每一次修正都更加說明了資本主義社會距離《資本論》中所描述的資本主義1.0版本更加遙遠。

《資本論》的出版是人類科學史上的重大事件。1871年4月25日，李卜克內西寫信告訴馬克思：“在全德國人們都在讀著根據你的《資本論》所作的關於剩餘價值和標準工作日的報告”。在馬克思誕辰100周年之時，李大釗曾經撰文說：“從前的經濟學，是以資本為本位，以資本家為本位。以後的經濟學，要以勞動為本位，以勞動者為本位了。”

《資本論》從無產者的立場解釋世界，振聾發聵！四年後，法國人民想要改變世界，1871年春天的巴黎，一場革命就要來臨。

馬克思說的很好“如果有20%的利潤，資本就會蠢蠢欲動。如果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冒險。如果有1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冒絞首的危險;如果有3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踐踏人間一切的法律。”!

有些汙染企業的建設和生產，這些企業的存在難道“人民政府的環保部門”不知道? 難道汙染企業的負責人是法盲? 難道環保部門的負責同誌是法盲?他們為了利潤(資本)敢踐踏一切的法律。

抓獲的貪汙大官和將軍們，有很多是博士、碩士的學曆，有的還是院士，這些人大多數是“人大代表”，是中國法律的製定者或監督執行者，他們的法律意識和法律知識比廣大老百姓懂的多，可是他們敢於貪汙受賄，敢於踐踏一切的法律。

有的企業(集團)，為了利潤，大肆發展黑惡勢力，建立“自己的武裝”，踐踏人間法律。

有的貪官，為了收取賄賂，把造假文憑、假簡曆的人，用“潛規則”的方法，提拔重用到領導崗位。

這樣的事例還很多很多。以上所說踐踏法律的人，哪一個不懂法律，哪一個不是“知法犯法”，正是給了“資本”的自由，才使“資本”敢於踐踏法律。

在資本主義橫行的時代，怎麽能實現依法治國？國家隻有控製住“資本”，消滅《利潤》才能真正實現依法治國。

[yongbing1993]

送錢可以亂辦事如不給錢不辦事







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垃圾與糟粕。(三)

七，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人情大於“王法”是糟粕。

“城頭變換大王旗”，“亂紛紛，你方唱罷他登台”很形象準確的概括了社會秩序變動的隨意性、不確定性。割劇一方、各自為政，社會管理製衡隨當權的“山大王”喜好而定，國家的法度成為兒戲。“金錢買動帝王心”，人們失去了可以信守的行為準則。“昨天是模範，今天被批判”，今天認錯，明天翻案。“真理”成了權力的代名詞，隻能“隨人事”才行得通。給錢可以亂辦事，不給錢不辦事。又附生出行賄受賄貪汙的歪風邪氣陰發暗長。“出汙泥而不染”是困難的，因為經常有“逆向淘汰”，劣勝優汰。

誰能使“人情大於王法”?執行“王法”、管理製定王法的權力者。超越法度、規定、製度的行為大於製度和規定，證明法不健全有缺陷，說明法製的約束力低於人情的力量。來源於封建專製，帝王權力至高無上，不受任何約束，“朕即天下”，“王者一言出成為天下法”，無可遵循的製度。

不遵“先王之禮之製”表現了進取精神，但較多的是消極的運用，中外大體相同。突破待遇的限製不是要縮小差別，而是要擴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運用，不是探求更好的途徑持續發展社會主義，而是重搞私有化取代公有製，突破毛式社會主義公有製的禁區，從“拉馬轉店”到大幹私有化100年不動搖的另類禁區。有什麽“王法信條”能使人們“存公理，滅私欲”，不講人情講真理?

“人情大於王法”的壞習慣是文化垃圾的一種，一時尚無有效的祛除之法。兒告父偷竊，孔認為不妥的意見無理性之識，應負此習長期蔓延的一定責任，但也不是他一人這樣認為。

八，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男女不平等全世界普遍存在

毛澤東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指出婦女不但受族權、神權、政權的壓迫，還要受夫權的壓迫。處於社會的最低層，始終居附屬地位。最早把女性解放提高到作為“衡量社會進步的尺度”，是早期空想社會主義學說的創始人歐文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製和國家起源》論著中，作過至今無人超越的論述，仍是婦女解放，實現男女完全平等的理論基礎。列寧認為隻有“真正的婦女解放，才有真正的共產主義。”

婚姻法是毛澤東主席為代表的共產黨人最早製定發布的兩大法律之一。廢除包辦買賣，實行自由組合，結束了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時代。以往的家庭婚姻過程絕大部分是對婦女的踐踏、褻瀆、蹂躪，無幸福美滿可言。新中國成立，毛主席說“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婦女能頂半邊天”。閱讀典籍，痛惜白娘子的悲慘命運，指斥《金瓶梅》不尊重婦女。

男尊女卑延續久遠，是世界性的帶歧視性的落後習慣，是長期的舊社會及其文化積澱的惡果之一。即使近代建立的美國也莫能幸免，新老國家都犯錯誤。自母係氏族社會崩潰後，雖有改進，至今還普遍存在。歧視婦女最有影響的代表性言論是孔子“唯小人與女子難養”之說。曆代仁者駁斥並不鮮見，魯迅曾尖銳批駁過，認為“地位平等之後，才會有真的女人和男人”(魯迅《關於婦女解放》)。淪落風塵是婦女古今最大的悲劇。

革命是曆史前進的火車頭，也是婦女解放的根本有效途徑。革命打倒舊政權體係，改造舊的思想意識形態，首先是爭得政治思想解放。發展科技，優化生產力，協助互補，把人們從苦役式的勞動中解放出來，變成公有製社會中有尊嚴的勞動者，取得物質財富的手段機械化、自動化，體力手段退居微不足道的地位，男女不平等存在的社會基礎將最終消失。

在以往的野蠻和“文明”社會中，生存所需的物質資料主要依靠體力勞動獲取，女性由於無法改變的自然原因，體力弱於男性，失去了平等的地位。令人發指的“男尊女卑”、“纏足”惡習，對無數人犯“故意傷害致殘罪”幾千年，向誰算賬去，隻能向舊文化舊習慣算。“善惡有報”也是半錯半對的麻痹人們思想的說法，坐等因果報應有幾多可能性?習慣的壓力如“風刀霜劍嚴相逼”，堅持纏腳幾千年，反動派們誰有過報應?閹割人的罪惡從未受過懲罰。在古今史書、文學作品等範圍很少批判，多是欣賞，本身就是垃圾文化的表現。

女人誤國之說，嫁禍於人，奇談怪論，不平等的誣蔑。皇帝當權獨斷專行，稍不謹慎便有殺身之禍。人亡政息，與毫無決斷權的女子何幹?呂後、武則天掌權，拋棄“本本主義”的禮教束縛，多謀善斷，事幹的不錯。實為參政、議政之先驅，反對教條主義之楷模，隻是過於個別，較多的是悲劇性的。

革命導師的理論是無懈可擊的，隻有社會全麵進步才能最終消除男尊女卑、男女不平等。自強、自立、自尊要成為立身做事的準則，不斷進步的社會環境已經有了實現的條件和必然性。

現在傳統家庭組合習慣的約束力隨著社會的演變在逐漸降低，固有家庭概念的內涵不斷注入新的內容。2006年7月6日《西安晚報》據《北京晨報》報道，中科院一年血緣鑒定3000例，22.6%的家庭子女不源於法定家庭成員，“預測農村的比例會更高”。這隻是一方麵，“孤掌難鳴”，另外不確定的22.6%的婚姻關係一方也當然欠婚姻法裏要求的誠貞。這是一人牽二涉及四人兩個家庭的問題。是否是拋棄了應拋棄的舊觀念卻接受了西方生活習慣的垃圾。報載某西歐國家70%的人不知生父，是否是新的生活方式未得到應得的認同?這是既為世界大多數國家不容也為國法不治的社會問題，是應調修法律還是應約束人的行為?還是應相互尊重符合世界認可的規範。

西方國家領導人再怎麽鼓吹自由世界，也不讚成、不提倡夫人“紅杏出牆”，給世界做自由的樣板。夫人無論如何支持丈夫作總統、首相、總理，也不高興其出軌行為。“自由世界”的首領，美國總統克林頓的夫人也不為丈夫的越軌感到自豪並以此為榮。

社會生產力的有機構成逐步提高，單純體力勞動占財富生產的比例下降，靠知識技能性的輕鬆工作範圍擴大，女性生存的依附性縮小。放棄了強製的習慣約束，追求個性獨立的生活方式有進步意義。但人的生產接續，不是按明確的需求產生，而成為生活方式隨意性的附產物不科學。不可輕率隨便生人。現在全球尚無任何區域能達到恩格斯論述的共產主義的社會化婚姻關係。一大群人不分地域、種族，不按階級社會的條件取舍，友好自然的生活在一起，一切左右影響婚姻徹底自由的附加條件，隨著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將徹底消失，人類自身的生產延續將更加科學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