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且偷安自私迷誤扼窒主觀能動

苟且偷安自私迷誤扼窒主觀能動

 

 

 

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垃圾與糟粕。(一)

一，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苟且偷安、自私迷誤扼窒主觀能動性》的發揮。

曆代反動統治集團從肉體和精神兩方麵摧殘人民，致使中華民族缺少《國際歌》中的思想意識，不是把希望寄托在一切靠自己的努力奮鬥上，而是企圖通過他人的努力而不是自己，爭得理想中的幸福、美好，寄希望於好皇帝、清官、神仙等的身上。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統治階級的壓迫，和長期儒道精神的灌輸束縛，思想認識難得提升、統一，不能迅速組織起來表現出整體力量，天不下雨求神仙，強盜來了不抗爭，躲、避、逃。遇到困難、災難、劫難跪求青天，排斥“造反有理”的舉措，悲哀悲痛淚滿麵，從不挺身而出、奮起抗爭，總是幻想別人抗爭把自己從災難中救出，而且至今難以改變。很少思考其中的近期原因，更不去探究深層次的原因，限製了應有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直接的後果是外敵入侵，割地賠款，國土淪陷，常被“三光”，抗戰8年，3500萬同胞罹難。

“苟且偷安”使十分淺顯的道理也不能認識理解。侵略者是個人能量的堆積，反侵略者就不能做到一個人一個人的能量聚積起來?非要革命者冒風險組織動員。經常可見“幾個人不行”的說法，一個一個組成的我們也不成嗎?“前邊走個高文舉”，為何不學“後邊緊隨張梅英”?魯迅先生批評“看客”行為仍不過時。

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把懦弱、自私的心理表現的淋漓盡致。日本強盜來了，不枯木朽株齊努力，指望別人去冒死抵擋、流血犧牲，打敗如虎狼一樣的侵略者，換得一己的安居樂業。雖然處境非常淒慘，但反映的精神世界是低劣的自私的，實際上是迷誤的。更為愚昧可笑的還自以為得計，毫無“勇敢而明白的鬥士”精神，這是垃圾文化熏陶下的惡果。鑒別比較，外國值得學習的地方很多，繼承的文化遺產質量優秀些。

二，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農村醫療仍很薄弱，“木桶效應”表現廣泛。

毛主席曾強調要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在農村，既有針對性，也具有長時期的現實性。不隻是醫療方麵，其它的還有文藝、戲劇、舞蹈、小說、電影、美術、音樂、刊物報紙等也應這樣，推進社會全麵發展進步。救死扶傷的人道主義精神，因各種不良習氣被淹沒。亂收費、亂漲價是醫療方麵的，不交費，逃費是其它方麵的。一些市場運行的辦法不適合醫療衛生事業。

中國醫療衛生事業極不發達，交通閉塞的農村千百年幾乎是有病無醫、瘟神肆虐。要把醫療衛生事業普及到缺醫少藥的農村去，從農村走出的子弟學成醫療技術的，自己連同自己的父輩也不主張到基層醫療部門。社會管理方麵，利益配置也釀就了背離的理由。人們經常處在自相矛盾的思維環境中，其它方麵相類似。

嫌棄農村和基層，強擠城市，避離農村，把城鄉差距持續擴大。農村的落後狀況改變緩慢，一再使社會發展失去均衡性，“木桶效應”表現突出，取得的一點社會進步被大量的農村貧困人群抵消。垃圾文化形成的不良習慣放射延伸，鄙視農村、農民大範圍存在，是追求個人利益導致缺乏社會責任感的突出表現，也必然的影響到個人應有利益的獲得。

背離了社會主義製度，落後的政治、思想、文化和頹廢的人文環境結合在一起難以改進，必然不能保障人民利益。“沒有衝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所取得的一點進步很快喪失。

三，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文字遺產不先進，排斥簡化字荒謬。

中國的象形文字長期缺少合理的評判態度，簡化字推行如蜻蜓點水。與之相連的文言文，非常晦澀難懂，不作為一門專業攻讀便不能熟悉，又不願舍棄改進，造成長期文盲充斥，全民族文化難以普及、提高，使讀書認字很長時間為權貴階層、富人所壟斷，滯阻社會正常進步所需求的文化條件。

漢字觀賞性強，就書法藝術的角度衡量，好看不好用，認學的成本極高。文字發展演變過程，真草隸篆難認難記，和符號文字比較，熟記、書寫費時費力，很不方便。文字數量大是其長，繁雜難掌握是其所短。港台因循守舊，至今不推行簡化字。

拓展基礎教育，文字是首要的基礎的基礎。不持續推廣簡化字，增加了改變文盲半文盲現狀和啟蒙教育的難度。列寧講在文盲充斥的國家裏發展進步是難以想象的，改革文字，魯迅疾呼：“即使艱難，也還要做;愈艱難，就愈要做”。“漢字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但我們的祖先比漢字還要古，所以我們更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為漢字而犧牲我們，還是為我們而犧牲漢字呢?這是隻要沒有喪心病狂的，都能夠馬上回答的”(魯迅《花邊文學•漢字和拉丁化》)，看法意境深湛。

設備性能越先進越容易操作，效果也越好。漢字應朝字意分離，符號化方麵努力，漢語拚音是方向。繁體字應不斷簡化，更無必要恢複已定型簡化的繁體字。廢棄1976年後的簡化字顯得保守、狹隘。

四，中華民族舊文化中《奢華浪費》是統治階級曆史性的犯罪習慣。

孔夫子有“食不厭精”之說，“求職應聘”當門客的馮驩“食無魚，出無車”就不愉快。雖然熟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但曆代不絕“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難持勤儉樸素之風。舊的飲食傳統和習慣意識使“揮金如土，索取民脂民膏如劫”的惡風世之罕見如“吃人”，元曲描繪的“鵪鶉嗉裏尋豌豆，鷺鷥腿上劈精肉”形象性的寫照。從帝王將相，王公貴族到達官貴人，奢華浪費，醉生夢死，同人民清貧困難的生活形成鮮明的比照。至今仍缺應有的批判、製裁力度予以遏止。

全國每年吃喝招待費花去成百上千億，誰能搞清有多少是正常的消費。各級領導中的不少人不斷創造“駭人聽聞的‘吃績’”。河南省清豐縣王什鄉黨委劉書記，任職一年半吃喝70萬，每天平均1279元。“海喝肥吃出如此記錄，絕對需要手狠心黑”，(2004年4月10日西安晚報)。這在全國是個別現象嗎?吃喝風已波及到高校學生，更顯得危害性大。北京外國語學院 的學生“一年要花兩萬元左右”，在“班裏隻算中等的”。在那種環境中，學會享受者多，有悖青少年的健康成長。

吃喝風屢禁不止，有深刻的曆史性習慣根源。“耗費人力物力財力最大的排場”莫過於皇帝吃飯，慈禧太後每餐菜肴有一百多樣，傅儀的一次早餐“按例也有三十種上下”，“一家六口，總計一個月要用三千九百六十斤肉，三百八十八隻雞鴨”。“每天還有大批為這六口之家效勞的”各類人員，“共吃豬肉一萬四千六百四十二斤，合計用銀二千三百四十二兩”。除此之外，每日還要添菜，……”，“用銀一萬四千七百九十四兩”。皇後後妃“每年使用衣料的定例”，各種緞、綢、紗、綾、布六百六十一匹，貂皮四百張”(傅儀《我的前半生》第52、53頁)。這還是處於末世的花費，以前的呢?以前的各個朝代呢?封建帝王及其徒子徒孫犯下如此滔天罪行，難道不應批判予以否定?據說國外招待貴賓飯菜也有不超五六道的，有規有矩不越紅線，在這方麵的傳統似比中國合理前衛，理應借鑒模仿。

窮奢極欲、揮霍無度、鋪張浪費、胡作非為達到了極限，還猶覺比上不足。又在糜爛的風氣中、消極的習慣中得不到有效的遏製，反而泛濫蔓延。追逐破壞性的浪費不自省，還會講出歪道理，這是長久的封建帝王留下的犯罪性習慣，至今並未絕跡。“吸血吃肉的凶手”及其走狗同夥，什麽傷天害理的事都能幹出來，而且還能娓娓道來各種巧言妙語來“裝飾”自己。

曾有一個時期廢止了對帝王將相的頌揚，揭露批判其反人民的罪行，批判黨內外發生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傾向。隨後在習慣力量的作用下，打出“弘揚優秀民族文化遺產”的旗號，戲劇舞台、電視電影、文學作品、報紙刊物重彈老調，荒唐至極，不知“騙了多少無涯過客”。很多人接受欣賞，誘發了吃喝風日盛。

隻要想辦法強化教育和規範，啟發理智良心，還是可以糾正的。人民日報2005年7月28日《“哭宴”告訴我們什麽》的文章，敘述“被中國扶貧基金會派到廣東清新縣尋訪貧困大學生的北京誌願者，在縣教育局的招待宴會上因‘盛宴’而落淚——寥寥數人的飯宴不僅雞鴨魚肉俱全，開飲的還是洋酒‘人頭馬’”。不好的東西不同流合汙，不“助紂為虐”，敢於批判就值得慶幸了。隻可惜太少了。中國 “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隻不過是達不到應該的比例。

五，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屈從邪惡勢力》是有害的民族性弱點。

曆史發展演變所體現的客觀規律蘊含有多種前途和命運，既可以步入前進、光明，也可以陷入倒退和黑暗。“人定勝天”是客觀世界賦予人類可以勝利的主觀能動性，主觀能動性也是“天”裏存在的一種表現方式。很多人認識了應這樣幹並這樣幹就有這樣的前途命運，反之亦同。飛機在空中翱翔，衛星航天，電腦遙控等製造規律不隻是現在存在被發掘出來，以前沒有?

“識時務者為俊傑”的處世哲學，毫無原則氣節，隨波逐流，典型表現是牆上草隨風倒，是長期強權、獨裁壓製下的投機之論。屈從邪惡勢力，是消極有害的民族性的弱點，也是舊文化垃圾的表現之一。致使漫長的中國曆史，黑暗的、分裂的、強盜式的、落後的勢力占據了多數的“時間份額”，就是因為有大批“識時務者”的擁護、支持或默認，或不反抗而得逞。

從堯舜至民國滅亡，約五千年左右，戰亂不斷難平安約是四比一的比例，頻繁破壞進步與統一的罪魁禍首與俯隨類聚者，為非作歹、無惡不作，相互狼狽為奸製造的暴亂多不勝數。多數朝代更替以殺戮無數平民、甚至80%的人口為代價。“百室皆空，千裏不聞雞鳴”，“萬戶蕭疏鬼唱歌”。

宋明中後期商品生產交換空前繁榮，出現了可以建立資本主義社會的萌芽。上層領導人不好，遂使1271年元朝進主中原、1644年滿清入關。中國從封建轉入資本主義的機遇喪失，倒退到半封建半奴隸製社會中。出現了一批賣身投靠強權者的漢奸，洪承疇、吳三桂等“與時俱進”，追求“瓦全”的多，“不為瓦全”者少。一度深得人民擁護的造反者李自成也“曇花一現”，在當時完全有條件搞資本主義社會的節點上進入歧途。

滿清初中期一度生產得到恢複發展，主要是殺人過多，從明末的2億左右人口剩下不到2000萬，人均占有土地資源增加，並非是統治者良心長出。再凶殘野蠻的“坐橋者”也不會將抬轎的殺光。

“辛亥革命”勝利，孫中山基本建立了美式資本主義國家，這是很有希望的壯舉。概因從未清算過代表舊的思想文化勢力，放棄了繼續革命，看不到潛在的力量對比變化，被表麵現象迷惑，拱手讓權，致使複辟毀掉了革命。大批“識時務者”擁袁作皇帝成為“俊傑”。舊思想文化的代表人物阻擋了社會前進的步伐。較能與先進時代合拍的意識形態傳播認識艱難，破舊立新、推陳出新裹足不前。

現在一些黨政領導動輒引用帝王將相語錄，顯示自己所謂的文化底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提了，是進步還是退步?悲劇乎!喜劇乎?舊文化的力量還很強，思想文化領域的改造提升是長期的任務。

孫中山等要搞資本主義，被封建主義勢力破壞，非常艱難的取得一點進步要守住更加艱難。毛主席所幹的社會主義成果，被走資派搞本主義(私有化)蛀蝕潰空。不光是中國，全世界需要破除的舊東西也很多。因為多和難，便望而生畏卻步，則愈顯得具有難以摧毀的生命力，反使革新者無功受貶。外咒內謗列毛“幹社會主義背離主流世界”，“識時務者”便紛紛融入主流世界。

[yongbing1993]

送錢可以亂辦事如不給錢不辦事







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垃圾與糟粕。(三)

七，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人情大於“王法”是糟粕。

“城頭變換大王旗”，“亂紛紛，你方唱罷他登台”很形象準確的概括了社會秩序變動的隨意性、不確定性。割劇一方、各自為政，社會管理製衡隨當權的“山大王”喜好而定，國家的法度成為兒戲。“金錢買動帝王心”，人們失去了可以信守的行為準則。“昨天是模範，今天被批判”，今天認錯，明天翻案。“真理”成了權力的代名詞，隻能“隨人事”才行得通。給錢可以亂辦事，不給錢不辦事。又附生出行賄受賄貪汙的歪風邪氣陰發暗長。“出汙泥而不染”是困難的，因為經常有“逆向淘汰”，劣勝優汰。

誰能使“人情大於王法”?執行“王法”、管理製定王法的權力者。超越法度、規定、製度的行為大於製度和規定，證明法不健全有缺陷，說明法製的約束力低於人情的力量。來源於封建專製，帝王權力至高無上，不受任何約束，“朕即天下”，“王者一言出成為天下法”，無可遵循的製度。

不遵“先王之禮之製”表現了進取精神，但較多的是消極的運用，中外大體相同。突破待遇的限製不是要縮小差別，而是要擴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運用，不是探求更好的途徑持續發展社會主義，而是重搞私有化取代公有製，突破毛式社會主義公有製的禁區，從“拉馬轉店”到大幹私有化100年不動搖的另類禁區。有什麽“王法信條”能使人們“存公理，滅私欲”，不講人情講真理?

“人情大於王法”的壞習慣是文化垃圾的一種，一時尚無有效的祛除之法。兒告父偷竊，孔認為不妥的意見無理性之識，應負此習長期蔓延的一定責任，但也不是他一人這樣認為。

八，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男女不平等全世界普遍存在

毛澤東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指出婦女不但受族權、神權、政權的壓迫，還要受夫權的壓迫。處於社會的最低層，始終居附屬地位。最早把女性解放提高到作為“衡量社會進步的尺度”，是早期空想社會主義學說的創始人歐文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製和國家起源》論著中，作過至今無人超越的論述，仍是婦女解放，實現男女完全平等的理論基礎。列寧認為隻有“真正的婦女解放，才有真正的共產主義。”

婚姻法是毛澤東主席為代表的共產黨人最早製定發布的兩大法律之一。廢除包辦買賣，實行自由組合，結束了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時代。以往的家庭婚姻過程絕大部分是對婦女的踐踏、褻瀆、蹂躪，無幸福美滿可言。新中國成立，毛主席說“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婦女能頂半邊天”。閱讀典籍，痛惜白娘子的悲慘命運，指斥《金瓶梅》不尊重婦女。

男尊女卑延續久遠，是世界性的帶歧視性的落後習慣，是長期的舊社會及其文化積澱的惡果之一。即使近代建立的美國也莫能幸免，新老國家都犯錯誤。自母係氏族社會崩潰後，雖有改進，至今還普遍存在。歧視婦女最有影響的代表性言論是孔子“唯小人與女子難養”之說。曆代仁者駁斥並不鮮見，魯迅曾尖銳批駁過，認為“地位平等之後，才會有真的女人和男人”(魯迅《關於婦女解放》)。淪落風塵是婦女古今最大的悲劇。

革命是曆史前進的火車頭，也是婦女解放的根本有效途徑。革命打倒舊政權體係，改造舊的思想意識形態，首先是爭得政治思想解放。發展科技，優化生產力，協助互補，把人們從苦役式的勞動中解放出來，變成公有製社會中有尊嚴的勞動者，取得物質財富的手段機械化、自動化，體力手段退居微不足道的地位，男女不平等存在的社會基礎將最終消失。

在以往的野蠻和“文明”社會中，生存所需的物質資料主要依靠體力勞動獲取，女性由於無法改變的自然原因，體力弱於男性，失去了平等的地位。令人發指的“男尊女卑”、“纏足”惡習，對無數人犯“故意傷害致殘罪”幾千年，向誰算賬去，隻能向舊文化舊習慣算。“善惡有報”也是半錯半對的麻痹人們思想的說法，坐等因果報應有幾多可能性?習慣的壓力如“風刀霜劍嚴相逼”，堅持纏腳幾千年，反動派們誰有過報應?閹割人的罪惡從未受過懲罰。在古今史書、文學作品等範圍很少批判，多是欣賞，本身就是垃圾文化的表現。

女人誤國之說，嫁禍於人，奇談怪論，不平等的誣蔑。皇帝當權獨斷專行，稍不謹慎便有殺身之禍。人亡政息，與毫無決斷權的女子何幹?呂後、武則天掌權，拋棄“本本主義”的禮教束縛，多謀善斷，事幹的不錯。實為參政、議政之先驅，反對教條主義之楷模，隻是過於個別，較多的是悲劇性的。

革命導師的理論是無懈可擊的，隻有社會全麵進步才能最終消除男尊女卑、男女不平等。自強、自立、自尊要成為立身做事的準則，不斷進步的社會環境已經有了實現的條件和必然性。

現在傳統家庭組合習慣的約束力隨著社會的演變在逐漸降低，固有家庭概念的內涵不斷注入新的內容。2006年7月6日《西安晚報》據《北京晨報》報道，中科院一年血緣鑒定3000例，22.6%的家庭子女不源於法定家庭成員，“預測農村的比例會更高”。這隻是一方麵，“孤掌難鳴”，另外不確定的22.6%的婚姻關係一方也當然欠婚姻法裏要求的誠貞。這是一人牽二涉及四人兩個家庭的問題。是否是拋棄了應拋棄的舊觀念卻接受了西方生活習慣的垃圾。報載某西歐國家70%的人不知生父，是否是新的生活方式未得到應得的認同?這是既為世界大多數國家不容也為國法不治的社會問題，是應調修法律還是應約束人的行為?還是應相互尊重符合世界認可的規範。

西方國家領導人再怎麽鼓吹自由世界，也不讚成、不提倡夫人“紅杏出牆”，給世界做自由的樣板。夫人無論如何支持丈夫作總統、首相、總理，也不高興其出軌行為。“自由世界”的首領，美國總統克林頓的夫人也不為丈夫的越軌感到自豪並以此為榮。

社會生產力的有機構成逐步提高，單純體力勞動占財富生產的比例下降，靠知識技能性的輕鬆工作範圍擴大，女性生存的依附性縮小。放棄了強製的習慣約束，追求個性獨立的生活方式有進步意義。但人的生產接續，不是按明確的需求產生，而成為生活方式隨意性的附產物不科學。不可輕率隨便生人。現在全球尚無任何區域能達到恩格斯論述的共產主義的社會化婚姻關係。一大群人不分地域、種族，不按階級社會的條件取舍，友好自然的生活在一起，一切左右影響婚姻徹底自由的附加條件，隨著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將徹底消失，人類自身的生產延續將更加科學合理。

[yongbing1993]

《文革》新文化廢除結婚收彩禮








現如今在走資派特色中國社會裏以“結婚送禮“、“份子錢”、“婚宴花銷”、“領導婚宴”、“結婚彩禮”己盛世。根據記者對北京、湖北、河南、內蒙古、福建、廣東等多地數百對新人及其親友的調查顯示，越來越高的“份子錢”，越來越奢侈的婚宴，以及動輒數萬甚至數十萬元的娶媳婦禮金，已成為婚禮中的“不能承受之重”。“份子錢“走高變味，“送祝福“變重負擔。收彩禮等於賣女兒 封建陋習死灰複燃。

事實上，在階級對立、社會貧富分化的私有製社會，彩禮的多寡往往成為社會地位的象征，而有產者的婚姻往往帶著“經濟聯姻”性質，如《紅樓夢》裏的賈史王薛通過幾代人的姻親密切地聯係在一起了。在“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這樣一個男權社會裏，女性無論是在上層統治階級內部，還是下層被統治階級內部，地位都是低下的。聘禮往往帶著買賣性質，特別是“灰姑娘嫁白馬王子”實現階層升遷的“橋段”裏，交易性質體現得往往更加明顯。

在封建社會裏有個觀念問題，認為將女兒辛苦養大，卻成了別人家的人。女方到男方家，相當於多了一個勞動力。這需要男方支付女方家屬一定數額的費用，其實如同“賣女兒”。宋代以後，“賣女兒”現象越來越普遍。當下婚禮中，動輒數萬甚至幾十萬上百萬的“彩禮”錢，其實起源於“賣女兒”，這是封建陋俗，不值得提倡。

而在古代廣大勞動人民家庭，女兒嫁出去就成為“別家人”，不再承擔父母的養老義務，所謂“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女方到男方家，相當於多了一個勞動力。因而，男方支付女方家庭一定數額的費用，如同“賣女兒”——這種習俗根本上來講是由於封建社會的生產資料私有製造成的。唐宋以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財富的湧流，“賣女兒”的現象也就越來越普遍了。

民國時期，體現封建社會“明媒正娶”的彩禮之風依舊盛行；在那樣一個小生產者大量破產的動蕩時代，窮人付不起彩禮娶不了親，而地主階級則普遍地“妻妾成群”——這不僅僅是封建惡俗，更是社會貧富差距嚴重拉大的體現。歌劇《白毛女》中，楊白勞一輩子辛辛苦苦，卻反而欠下了地主黃世仁還不清的利滾利的債，最終被逼將喜兒“賣”給黃世仁抵債。在萬惡的舊社會，“賣女兒”在廣大貧苦勞動人民家庭普遍地存在著。

五四運動以後，一批先進青年知識分子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道路，反對“買賣包辦婚姻”成為其中一項重要內容。1920年的冬天，19歲的楊開慧和27歲的毛澤東結婚。他們的婚禮一反當時的社會潮流，用楊開慧的話來說，就是“我不做俗人之舉！”這場婚禮沒有彩禮、沒有花轎，也沒有那些繁瑣而隆重的儀式，僅僅是換上了新裝，在親人和幾位摯友的見證下，在湖南一師的教員宿舍裏進行了簡樸而簡潔的婚禮，新房裏沒有一件家具是新的。毛澤東和楊開慧的婚禮在當時被傳為佳話，成為進步青年競相學習的楷模。

然而，僅僅作出這樣的表率，離改造中國與世界的遠大理想仍相去甚遠。不徹底摧毀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不平等社會，那麽作為不平等社會產物的天價彩禮“賣女兒”現象就不可能被消滅。

新中國成立以後的第二年，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新中國就頒布了第一部《婚姻法》，實行一夫一妻、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彩禮”被視作“買賣包辦婚姻”的產物，在古今中外幾千年來的法律中，第一次被明文禁止。毛澤東時代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那些“結婚送禮“、“份子錢”、“婚宴花銷”、“領導婚宴”、“結婚彩禮”己被徹底消滅了。

然而，在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後，《婚姻法》中僅僅是在法律上明文禁止是沒什麽用的。後來的1980年、2001年《婚姻法》有進行了數次修訂，雖然都保留了這一條款，但“彩禮”之風在80年代卻死灰複燃，禁而不止。最關鍵的問題，其實是鏟除“賣女兒”現象產生的土壤。

毛澤東時代隨著農村土地改革的推進，不平等社會的經濟基礎被鏟除，農村人民公社的社員貧下中農們再也不用為了生計將女兒賣給地主階級。另一方麵，農村社會能夠支付高額彩禮的地主富農家庭喪失了這種能力，農村社會趨向平均。沒有了攀比，彩禮的數量迅速下降，傳統貧下中農家庭的嫁娶負擔也隨之大大減輕。

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彩禮雖然被作為封建社會極具代表性的社會風俗，受到來自國家權力的批判，事實上也沒有采取過火的強製行為，但是並沒有一下子消失。真正促使彩禮現象進一步消亡的，其實是社會主義三大改造以後，社會主義福利保障體係，特別是集體養老製度的建立。

城市社區一般實行的是國營工廠辦社會，公有製企業包辦職工及家屬的教育、醫療、養老。而在廣大農村地區，1956年就開始建立農村五保供養製度，對農村村民中無法定贍(扶)養人、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的老人、殘疾人和未成年人在吃、穿、住、醫、葬和未成年人義務教育等方麵給予生活照料和物質幫助。

1958年大躍進過程農業合作化進程大大加速，很多地方的農村開始集體開辦敬老院的嚐試，局部存在一些冒進和曲折。到1962年“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製度確立以後，農民的生活質量大大好轉，“敬老院”的模式也逐漸成熟並固定下來，形成了公社集體養老與居家養老並存的模式。對於居家養老的老年人，公社裏已經達到退休年齡的農民可以自願選擇參加集體勞動或不參加集體勞動，而生產隊依舊會劃撥工分。

在這種情況下，女方家庭自然不必再為女兒出嫁後的養老問題擔憂。生產資料集體所有製下，農民也不需要通過“賣女兒”為自己積攢剩餘。

當然，舊的私有製生產關係雖然被消滅了，但舊私有封建觀念依然會殘存較長的時間。為了徹底消滅這種封建社會的舊習俗、舊觀念，毛澤東時代的基層組織也開展了大量的宣傳、教育活動，特別是在新時代成長教育起來的年輕人更容易接受新社會的新觀念，很多地方湧現出了年輕兒女幫著一起開導父母的感人事跡。在舊觀念支配下，毛澤東時代的農村地區依舊會存在私下悄悄的實物贈予行為，但總體而言，這類現象已經大大減少，並逐漸走向消亡。

到了文革破四舊運動以後，婚禮的形式就更進一步被簡化為“極簡模式”：一般也就是到公社扯個證，兩人共同置辦一些家具，單位同事來家祝賀一下，也沒有份子錢，親友間相互通知一下即可，不需要吃婚宴，也不需要彩禮，在“組織”和親友的見證下，交代幾句話，對著毛主席像鞠個躬就禮成了。

“文革”結束時，迎來走資派的改革開放浪潮，婚禮及相關儀式慢慢複興。親友、同事之間，小範圍地吃個飯。親友送一些茶壺、糖罐、被單等作為“份子錢”。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慢慢由實物到錢，親友間給新人十塊二十塊作為份子錢，男方則給女方數百元甚至千元作為禮金。不過這個時候的婚宴標準多在50元一桌。真正的婚禮攀比之風是在新世紀以來的十多年裏。貧富差距逐漸拉大，富起來的人則帶頭“一輩子隻辦一次婚事”，逐步開始辦奢華婚禮。

開豪車、請明星助陣、星級酒店舉辦奢華婚禮、給女方數十萬的彩禮……這不一定是本家的意願，可能是沒有看到更有意義和價值的模式，所以選擇跟風，人家拚的是錢，咱也跟著拚錢。這種作法的背後，反映出過多關注物質文明。操辦婚事，有了經濟基礎，舊傳統陋俗又沉渣泛起，這值得警醒。

70年代末以後，舊式的婚禮及相關儀式又開始慢慢複興，一開始是親友同事之間小範圍地吃個飯，親友送一些茶壺、糖罐、被單等作為“份子錢”。80年代中期以後，份子錢、彩禮逐漸從實物贈禮轉換回新中國成立前的現金贈予。

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全麵推行，農村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逐漸瓦解，之前的集體養老模式難以為繼，各地本屬於社會福利性質的公社敬老院相繼關門；國企辦社會的模式也在國企破產改製的浪潮中走向消亡。“社會化養老”演化到今天，主要已經成為商業行為。

隨著社會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先富”起來的人沒有帶頭致富，卻帶頭搞起“一輩子隻辦一次婚事”的奢靡婚禮，婚宴的排麵、禮金數額的大小也就成了競相攀比的內容，就連份子錢也隨之水漲船高。彩禮數額逐年增加，從而重新形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天價禮金”行為。

伴隨著城市和農村養老負擔的重新家庭化、個體化，“重男輕女”、“養兒防老”的觀念亦在這個過程中重新抬頭，底層勞動者家庭麵臨與舊時代相似的問題，索要禮金也就成了“應然”。

有人指出：“打工人的錢都是血汗錢，來之不易，彩禮等於一下子耗盡一個家庭兩代人的積蓄”，在摘要中更是生動地用了一句“打工人何必為難打工人”來苦口婆心地勸告。

雖然特式政府的民政部印發了《關於開展婚俗改革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所針對的正是目前盛行的天價彩禮、奢華婚慶宴會以及份子錢等問題。這些年關於紅白喜事“移風易俗”的通知或指導意見不知下過多少次了，但類似的風氣卻屢禁不止、愈演愈烈。

在主流媒體的論述裏，往往將天價彩禮的行為歸咎於老百姓“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然而，封建社會在新中國成立的70多年前就被消滅了，彩禮、份子錢、奢靡攀比之風在毛澤東時代更是曾經接近消亡，怎麽著就“根深蒂固”了？

一對青年新人要結婚，女方家裏開口就要十幾萬的彩禮，男方家裏很窮，隻能找周圍的朋友東拚西湊地借錢。按理說，這對新人對社會問題已經有一定的認知，屬於已經覺悟起來的年輕人。但是，女方家裏還有一個哥哥，結婚的時候被要求送了十幾萬彩禮，女方家裏也不寬裕，女方父母隻好從女兒身上“賺”回來。道理大家不是不懂、非要“打工人為難打工人”，實在是大環境所逼。

市場大潮下，長相、學曆有優勢的農村女孩嫁到城市、待富家庭女兒嫁到先富家庭都成了商品社會的必然趨勢。“三千萬剩男”甭管是不是輿論炒作，但越往社會底層，未婚男數量與未婚女數量的差距就會越大。在這樣的“賣方市場”，彩禮怎麽可能不水漲船高呢？

顯然，要製止天價彩禮、奢華婚宴，絕不是什麽對“根深蒂固的封建觀念”“移風易俗”那麽簡單。某個地方出台了規定，彩禮不能超過兩萬。行政命令可以管住明麵上的“曬禮金”，卻管不住暗地裏的“私下交易”。隻要“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一天不消除，這種天價彩禮“賣女兒”的私有製“副產品”就一天不會消失。天價彩禮源自於道德的淪喪，人情交際市場化的放縱。彩禮是私有製婚姻的特殊產物。

彩禮是一種醜陋習俗，一定要認識到，這是一種陋俗，這是由“賣女兒”延伸過來的，不值得提倡，也不應設置標準。女方到男方家庭，是平等主體的結合，已經不再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結婚是男女雙方平等自願的一種結合。目前的份子錢已經完全變了味，一些父母給兒女舉辦婚禮，目的之一是將花出去的份子錢再賺回來。另外，份子錢逐年走高，給家庭帶來沉重負荷，有些親友還因為份子錢發生矛盾，這已失去了份子錢“送祝福、祈願”的意義。建議將份子錢多元化，比如，新人喜歡書畫，給新人量身定做一個書畫作品，這比隻給錢更有意義。

數千年的婚慶史發展到今天，因份子錢、高價飯、讓人瞠目的禮金等，已然變味。在辦婚禮之前，新人們一定要弄明白，結婚是相濡以沫、相互幫扶的過程。當你去體會這些深意的時候，就不會將婚姻當成舉辦一場奢華婚禮就能完成的事。年輕人喜歡表達個性，可以盡可能地把獨特的創意加入婚禮中，不要隻關注吃什麽、喝什麽、穿什麽衣服、收多少份子錢。喜慶熱烈、莊嚴樸素的婚禮應該是未來主流。

[yongbing1993]

奴顏婢膝苟延殘喘外國什麽都好








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垃圾與糟粕。(二)

六，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缺乏應有的愛國主義精神，缺乏民族凝聚力

長期以來對愛國主義的歌頌，對賣國主義的批判批評，對外國侵略罪行的揭露甚少，社會責任感、愛國主義精神不斷下滑。不愛國的學生花錢培養無用無益，西方人和中國人對比鮮明。他們為什麽能強大?是熱愛國家的人建設了強大的國家，到國外怎能為祖國的強大做出力所能及的奉獻?李四光、錢學森、茅以升、華羅庚、楊鍾健、吳有訓、貝時璋等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楷模。

出國不歸，學成不回，寧願在外奴顏婢膝、苟延殘喘，也不願回國效力。祈盼他人把事搞好使自己“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是自私的。愛國主義精神是偉大的，民族自尊是可貴的。不宜過分指責愛國主義的淡漠，盡可能的為有專長者提供展示的機會。中國要走進世界前列，需要一大批德才兼備的專家學者。中國暫時不可能與發達國家同有齊富，“一切向錢看”，國外“什麽都好”的看法不足取。這是帶特殊性的問題。

抗戰勝利至今，未全麵總結經驗和教訓。當時不戰而逃、消極抗戰的蔣介石集團受到了應有的譴責，對漢奸如芸研究討論不夠。以汪精衛為代表的無數漢奸偽軍，叛變投敵，為虎作倀沒有進行認真的清算，揭析批判，當然也就不可能找出漢奸賣國賊成批出現的原因。至今“識時務者為俊傑”仍占處世方式的重要地位。“改開”中洋奴漢奸賣國賊既多且狂，專為國外謀事毀損國家、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如仇敵一樣歇斯底裏。

一六七三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率軍征伐荷蘭。荷蘭人雖難以抵擋，但誓死不降，決不屈服，“決堤放水”淹沒國土，寧願毀掉家園，也不留給侵略者。世界各國還有其它相類似的情況。

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學家楊鍾健著《去國的悲哀》一書，敘述在德國的留學經曆，介紹“一戰”德國戰敗後，西方“勝利者的尊榮，激發失敗者的努力”。聞知外國有侵略的意圖，民眾不用政府號召自發組織起來，聯係中國，他萬分感慨。中國為何缺乏這些?應當尋找根源。弘揚“孔孟之道”此類文化遺產，能陶冶出那類民族精神嗎!“我們有許多好東西，也有許多壞東西”，但容易丟掉的是“好東西”。

上層建築領域長期處於舊習慣、舊文化的“包圍”中，其本身又成為不良意識形態的“始作俑者”，千絲萬縷縱橫聯結，相互作用，要改造很困難。不能逐步消減特權、等級規則下的利益調配，阻礙了生產力的自然提升、發展。必然是生產效率低下，財富貧乏，也就無任何人正常的生存條件，平民就更難得到社會正常發展的成果。政府控管在這種社會狀況下，失去正常的運行機製，首先維護社管團體的利益。因此製頒有利於小團體的特殊政策、法令，“律例”。規定的收益遠遠超越社會的平均水平，“近水樓台先得月”，“一年知府十萬銀”。官吏高高在上，壓迫、魚肉人民。詩人杜甫曾作“三吏”予以揭露，即使現在，近似事的還少?報紙披露的各種胡作非為的事不勝枚舉

毛澤東主席熟讀史書，深知其弊，抓“吏治”規範幹部隊伍，按馬列主義社會主義“隻有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原則，改造各級代表黨和國家行使管理權的領導人;改革“關卡壓”等不合理的法律、規章和製度，不但沒有繼續堅持，又反其道而行之。

反動統治者反人民的罪惡行為釀就愛國主義道德情操的缺乏。各類反動派當權不顧人民死活，剝削壓迫、苛政暴橫。國家不代表人民利益，不關心人民疾苦。許多時候，國民黨、反動派當權幾乎同外敵侵略者一樣。人民同國家、實質是同反動派失去了應有的感情，“給誰幹事還不是混口飯吃”，“有奶便是娘”有了理由。

隻重索取、漠視生產，“殺傷”了人民群眾正常的愛國情結。惡性循環，加劇了階級矛盾，又使社會難以正常運轉，難以正常運轉又加劇了各級官員的胡作非為。“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必然刺激著瘋狂斂財又“醉生夢死”，履行職責成了“有權時無所不為，失勢時奴性十足”。數千年的曆史就大致是如此無限延續。有點膽識的李伯元寫了《官場現形記》，從文學的層麵上反映了一個方麵的情況。

中華民族曆來欠缺對社會製度的關注和建樹，不是理性的慮及“後路”，因而全民族從未有過好的“出路”。從曆史的長河審視，即使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他們的子孫後代有好的後路?何況人民。至此就可以窺視理悟魯迅先生把舊文化定性為“慢性毒藥”和“軟刀子殺人”，意境深遠。毛主席搞社會主義，意圖把全民族的“後路”搞妥，達到人人大致均衡的生存水平，被輕易丟失，曆史上曾有的沒有的現在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