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文革蕩滌幾千年文化糟粕
自從盤古開天地,毛澤東時代人民當家作主。史無前例。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一小撮反動派難受之時。這就是為什麽走資派反動文人顛倒黑白醜了,爾等越是歇斯底裏地詛咒,就越證明當年毛主席領導人民作對了,做好了。
以後將來還會繼續做,不管經曆多少次生死較量反複,前邊有多少艱難曲折苦難,多少血與火生死搏鬥,永遠走這條路,海枯石爛不移其誌,必須的,一定的,因為這是正義的事業,人民得解放的事業,正義的事業是任何敵人也攻不破的。
走資派鄧小平這個反麵教員當得很稱職,很好很好,好就好在通過正反兩方麵用血的事實徹底教育了人民,讓老百姓徹底明白了什麽是正路新路。什麽是邪路老路。否則,不少善良的老百姓,還在做著個人奮鬥發財致富的南柯夢,是走資派給他們當頭棒喝,警告工人農民們先富不了。
告訴工人農民們此等良好的願望是通向地獄之門,最終結局隻能是被走資派資本家奴役變成房奴,車奴,性奴,社畜,跳樓,跳崖,服毒,不婚,不育,斷子絕孫…..!所以,應該給走資派鄧小平發一個一噸重的大獎章,純金的。
毛澤東時代的文化大革命蕩滌了幾千年封資修文化糟粕,打倒了一小撮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僵屍磚家叫獸,砸碎了思想桎梏,為華夏文化精華發揚光大推陳出新,為真才實學青年才俊“小人物”的脫穎而出開辟了道路。那些留學歸國的大知識分子和國內的知識分子如錢學森,李四光,浩然,陳景潤,袁隆平………..教育界,思想界,文化藝術等各個領域,人才輩出,大師巨擎,群星燦爛。
勞動人民和革命知識分子破除了思想禁錮,身心得到徹底解放,刺激了科技成果噴發,突飛猛進,胰島素(1966),青蒿素(1967—1973),雜交水稻(1973),數控車床(1970),原子彈爆炸成功(1964),大飛機運10研製試飛成功(1970—1980),南京長江大橋建成通車(1968),成昆鐵路建成通車(1970)…….國民經濟以兩位數字持續高速增長,一日千裏,國家麵貌日新月異,政治清廉,社會風清氣正,中青年人意氣風發,老年人老驥伏櫪誌在千裏,共產主義的旗幟飛揚。而且影響波及全世界。
語言文化淨化,使得人的心靈純潔起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變得簡單明了起來,互相信任,萬眾一心,古老中華民族變得年輕朝氣蓬勃,煥發了青春。優秀的文化在塑造民族人格方麵的力量實在是太大了;相反,反動的封資修腐朽沒落文化糟粕沉渣泛起泛濫成災,也足以把人變成鬼,徹底弄殘毀掉一個民族。
當時語言文化淨化到了什麽程度呢?舉個小的例子管中窺豹,上世紀70年代版本的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那麽厚的書,竟然無一個錯別字,標點符號錯誤都沒有一個。而前幾年的本草綱目,裏麵中藥材名稱錯漏百出,若中醫功力淺的人讀了,照方抓藥是要死人的。
馬克思階級鬥爭學說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隻要無產階級工薪階級勞苦大眾發動起來了,組織起來了,那力量是無窮無盡的,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所有的社會亂象一掃而光。
道理講得再透徹也沒用,道不同不相為謀,不過是蠟炬成灰淚始幹罷了!馬克思: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
說毛主席一支筆抵得上百萬兵,那是因為井岡山有幾千哀兵,幾杆鳥槍土炮,這是能讓敵人害怕的東西。否則,毛潤之文章再好,一個兵也抵不了。
古今中外的反動派都是崇尚暴力論者,與黑道劫匪野獸沒任何區別,最喜歡你跟他們講道理了。你慷慨陳詞講完了,哢嚓,一刀砍掉你腦袋。然後掛在城門上,寫一張告示。讓屁民們知道這就是跟老爺作對的下場,曆朝曆代曆來如此。
那個時代當然不能說是一切都好,任何時代都存在問題,何況僅僅是初試的一場演習呢?亟待總結經驗,提高,完善。但那個時代的主流是無法否定的,文化革命時代年輕人在一起談什麽呢?談學習,談工作,談理想,談祖國,整個社會呈現一種積極健康向上,生機勃勃充滿朝氣;
現在年輕人在一起談的都是什麽啊?談女人,談掙錢,談房供,談房價,談房租,談欠薪,談臥槽泥馬,吊絲,闊少,月光族,躺平,遊戲,996.007,詛咒社會不公,怒懟加班老板,凶殺,警匪,莫言的豐乳肥臀,嫖妓,不婚,不育,絕望,央視裏整天播放的我愛你呀你愛我靡靡淫淫讓人骨酥筋麻成一灘爛泥的“正能量主旋律”……整個社會是一種拖著人往下墜的頹廢風氣,一種世界末日即將降臨的絕望。
麵對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作為封資修文化糟粕人格化的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感覺到了自己末日降臨,他們耍陰謀玩詭計策劃與密室挑起群眾鬥群眾,頻繁製造武鬥流血事件,玩陰的下三爛,以挽救他們退出曆史舞台行將就木的命運。是袁世凱暗殺宋教仁政治血案的沉渣泛起,曆史重演。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曆史悠久的文明,但正因為博大浩如煙海,所以就難免精華與糟粕並存,明珠埋於塵埃,善與惡,是與非,正義與邪說混雜共生。
進步,正義,上升的新生革命力量必能從古老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深井裏探索到精神和物質的力量,推陳出新,使正義真善美的旗幟高高飄揚;而那些倒退,腐朽,黑暗,反動勢力就每每從曆史垃圾堆尋覓糟粕作為苟延殘喘的殺人武器,複古守舊,馬戶驢又鳥雞攪屎,假醜惡沉渣泛起。
西方文明軸心是宗教,宗教革命推動了西方的進步。而華夏民族是個無神論民族,維係社會運轉的精神圖騰是先祖先賢文化。
所以博大精深的古老中華文明需要一場徹底的文化大革命,才能徹底地蕩滌清洗千年堆積的封建專製文化糟粕餘毒,承繼精華,推陳出新,脫胎換骨,使我中華文明浴火重生,邁開大步走向世界,這正是學貫古今中西的人民領袖毛主席所看到的中國問題症結所在,也是他晚年不惜粉身碎骨一搏的內在動機!
心念毛主席,把酒酌滔滔,心潮逐浪高。偉人今何在?古國何處去………
毛主席逝世後,人民的權力又被走資派磚家叫獸奪走了,於是一切語言概念亂象又重新泛濫成災,”黑白顛倒愈演愈烈。“
資本家養活了工人”這種被徹底批臭了的反革命妖言,又一次在網絡上沉渣泛起。
官僚買辦資本披一件“國企”新道袍,私人資本戴頂“民營企業”新瓜皮小帽,盡皆沐猴而冠,它綠繡雞冠金鑲蹄,它紅描翅,那個黑畫皮,遠觀像人,近看是鬼。
他們一邊在虛偽地高喊“不搞意識形態”,一邊在教育界,學術界,文藝界,思想界,政治,經濟,曆史,哲學等所有領域卻刮起了一股瘋狂宣揚封資修曆史意識形態沉渣的妖風:
經濟領域四十年構築了盤根錯節的一丘河,苟苟營,封殺不同學術觀點,禁錮真理。鼓吹神馬西方庸俗市儈經濟學是“主流經濟學”,竟用這種反動的意識形態取代了馬克思主義計劃經濟學的地位,占領了大學課堂,培養了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偽經濟學家。
徹底顛覆了社會主義人民所有製計劃經濟的經濟基礎,複辟了私有製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經濟製度。
廢除了毛主席製定的“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的經濟發展總體思想,胡搞神馬“房地產支柱行業”以房為綱,一網打盡,結果搞成了密不發喪;廢除了“發展社會經濟逐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物質需要“的社會主義生產目的。
惡搞什麽罪惡“以資本家利潤最大化”為生產目的,搞得貧富懸殊,民怨沸騰,天怒人怨。
廢除了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社會主義製度,胡搞什麽“市場配置資源”盲目性無政府狀態的邪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製度,搞得生產過剩,經濟危機金融危機頻發,危機四伏。
廢除了毛主席提出的獨立自主發展經濟的正確指導思想,胡搞什麽以出口為導向的半殖民地經濟模式,導致資源大規模流失枯竭,環境嚴重汙染,更嚴重的是通過外匯結匯製度導致本幣基礎貨幣天量非經濟發行,貨幣主權遭到綁架而名存實亡。
廢除了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道路,胡搞什麽“廉價勞動力優勢戰略”導致工薪階級絕對貧困化中國被捆綁在世界產業鏈低端;破壞了毛主席時代“財政信貸外匯物資四大綜合平衡”物價穩定經濟穩步增長體係。
胡搞什麽赤字財政,赤字金融,飲鴆止渴濫用凱恩斯弗裏德曼資產階級財政貨幣理論,濫印鈔票,以房地產泡沫為主的GDP泡沫虛增虛胖虛假繁榮增長數字,掩蓋經濟衰退欺騙民眾,搞得物價飛漲,通貨膨脹,雞飛狗跳,民不聊生;廢除人民公社集體經濟,亂搞分田單幹小農經濟,搞得三農問題嚴重,農村凋敝,吃糧靠進口。
經濟這個詞,本意就是經綸濟世。不是說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嗎?四十年正反比,毛主席還真是經濟大家,心係蒼生,大展經綸濟世補天手,算無遺策。
“毛主席的“實踐論”著作是中華哲學一個非常重要的哲學概念。讀遍天下武功秘籍,也是紙上談兵。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吃幾口。否則,讀一萬本關於梨子的書,也永遠不知道梨子是啥味道。要在遊泳中才能學會遊泳。不與白匪軍打幾仗,就不會看穿八百萬武裝到牙齒的蔣匪軍是紙老虎,就不可能總結出遊擊戰運動戰精髓。
沒有與倭寇幾次交戰,就不知道中日長,短,強,弱之所在,就不能寫出“論持久戰”那樣的軍事哲學論著;不經過三麵紅旗的高歌猛進,三年困難的挫折,就不能寫出“論十大關係”那樣的經濟哲學論著。
不經過文化大革命,就不知道人民當家作主是完全可能的,而不是烏托邦。毛澤東思想就是毛主席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建設的結晶,是人類曆史上唯一的一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完美著作。
現如今在走資派特色中國社會裏以“結婚送禮“、“份子錢”、“婚宴花銷”、“領導婚宴”、“結婚彩禮”己盛世。根據記者對北京、湖北、河南、內蒙古、福建、廣東等多地數百對新人及其親友的調查顯示,越來越高的“份子錢”,越來越奢侈的婚宴,以及動輒數萬甚至數十萬元的娶媳婦禮金,已成為婚禮中的“不能承受之重”。“份子錢“走高變味,“送祝福“變重負擔。收彩禮等於賣女兒 封建陋習死灰複燃。
事實上,在階級對立、社會貧富分化的私有製社會,彩禮的多寡往往成為社會地位的象征,而有產者的婚姻往往帶著“經濟聯姻”性質,如《紅樓夢》裏的賈史王薛通過幾代人的姻親密切地聯係在一起了。在“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這樣一個男權社會裏,女性無論是在上層統治階級內部,還是下層被統治階級內部,地位都是低下的。聘禮往往帶著買賣性質,特別是“灰姑娘嫁白馬王子”實現階層升遷的“橋段”裏,交易性質體現得往往更加明顯。
在封建社會裏有個觀念問題,認為將女兒辛苦養大,卻成了別人家的人。女方到男方家,相當於多了一個勞動力。這需要男方支付女方家屬一定數額的費用,其實如同“賣女兒”。宋代以後,“賣女兒”現象越來越普遍。當下婚禮中,動輒數萬甚至幾十萬上百萬的“彩禮”錢,其實起源於“賣女兒”,這是封建陋俗,不值得提倡。
而在古代廣大勞動人民家庭,女兒嫁出去就成為“別家人”,不再承擔父母的養老義務,所謂“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女方到男方家,相當於多了一個勞動力。因而,男方支付女方家庭一定數額的費用,如同“賣女兒”——這種習俗根本上來講是由於封建社會的生產資料私有製造成的。唐宋以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財富的湧流,“賣女兒”的現象也就越來越普遍了。
民國時期,體現封建社會“明媒正娶”的彩禮之風依舊盛行;在那樣一個小生產者大量破產的動蕩時代,窮人付不起彩禮娶不了親,而地主階級則普遍地“妻妾成群”——這不僅僅是封建惡俗,更是社會貧富差距嚴重拉大的體現。歌劇《白毛女》中,楊白勞一輩子辛辛苦苦,卻反而欠下了地主黃世仁還不清的利滾利的債,最終被逼將喜兒“賣”給黃世仁抵債。在萬惡的舊社會,“賣女兒”在廣大貧苦勞動人民家庭普遍地存在著。
五四運動以後,一批先進青年知識分子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道路,反對“買賣包辦婚姻”成為其中一項重要內容。1920年的冬天,19歲的楊開慧和27歲的毛澤東結婚。他們的婚禮一反當時的社會潮流,用楊開慧的話來說,就是“我不做俗人之舉!”這場婚禮沒有彩禮、沒有花轎,也沒有那些繁瑣而隆重的儀式,僅僅是換上了新裝,在親人和幾位摯友的見證下,在湖南一師的教員宿舍裏進行了簡樸而簡潔的婚禮,新房裏沒有一件家具是新的。毛澤東和楊開慧的婚禮在當時被傳為佳話,成為進步青年競相學習的楷模。
然而,僅僅作出這樣的表率,離改造中國與世界的遠大理想仍相去甚遠。不徹底摧毀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不平等社會,那麽作為不平等社會產物的天價彩禮“賣女兒”現象就不可能被消滅。
新中國成立以後的第二年,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新中國就頒布了第一部《婚姻法》,實行一夫一妻、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彩禮”被視作“買賣包辦婚姻”的產物,在古今中外幾千年來的法律中,第一次被明文禁止。毛澤東時代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那些“結婚送禮“、“份子錢”、“婚宴花銷”、“領導婚宴”、“結婚彩禮”己被徹底消滅了。
然而,在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後,《婚姻法》中僅僅是在法律上明文禁止是沒什麽用的。後來的1980年、2001年《婚姻法》有進行了數次修訂,雖然都保留了這一條款,但“彩禮”之風在80年代卻死灰複燃,禁而不止。最關鍵的問題,其實是鏟除“賣女兒”現象產生的土壤。
毛澤東時代隨著農村土地改革的推進,不平等社會的經濟基礎被鏟除,農村人民公社的社員貧下中農們再也不用為了生計將女兒賣給地主階級。另一方麵,農村社會能夠支付高額彩禮的地主富農家庭喪失了這種能力,農村社會趨向平均。沒有了攀比,彩禮的數量迅速下降,傳統貧下中農家庭的嫁娶負擔也隨之大大減輕。
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彩禮雖然被作為封建社會極具代表性的社會風俗,受到來自國家權力的批判,事實上也沒有采取過火的強製行為,但是並沒有一下子消失。真正促使彩禮現象進一步消亡的,其實是社會主義三大改造以後,社會主義福利保障體係,特別是集體養老製度的建立。
城市社區一般實行的是國營工廠辦社會,公有製企業包辦職工及家屬的教育、醫療、養老。而在廣大農村地區,1956年就開始建立農村五保供養製度,對農村村民中無法定贍(扶)養人、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的老人、殘疾人和未成年人在吃、穿、住、醫、葬和未成年人義務教育等方麵給予生活照料和物質幫助。
1958年大躍進過程農業合作化進程大大加速,很多地方的農村開始集體開辦敬老院的嚐試,局部存在一些冒進和曲折。到1962年“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製度確立以後,農民的生活質量大大好轉,“敬老院”的模式也逐漸成熟並固定下來,形成了公社集體養老與居家養老並存的模式。對於居家養老的老年人,公社裏已經達到退休年齡的農民可以自願選擇參加集體勞動或不參加集體勞動,而生產隊依舊會劃撥工分。
在這種情況下,女方家庭自然不必再為女兒出嫁後的養老問題擔憂。生產資料集體所有製下,農民也不需要通過“賣女兒”為自己積攢剩餘。
當然,舊的私有製生產關係雖然被消滅了,但舊私有封建觀念依然會殘存較長的時間。為了徹底消滅這種封建社會的舊習俗、舊觀念,毛澤東時代的基層組織也開展了大量的宣傳、教育活動,特別是在新時代成長教育起來的年輕人更容易接受新社會的新觀念,很多地方湧現出了年輕兒女幫著一起開導父母的感人事跡。在舊觀念支配下,毛澤東時代的農村地區依舊會存在私下悄悄的實物贈予行為,但總體而言,這類現象已經大大減少,並逐漸走向消亡。
到了文革破四舊運動以後,婚禮的形式就更進一步被簡化為“極簡模式”:一般也就是到公社扯個證,兩人共同置辦一些家具,單位同事來家祝賀一下,也沒有份子錢,親友間相互通知一下即可,不需要吃婚宴,也不需要彩禮,在“組織”和親友的見證下,交代幾句話,對著毛主席像鞠個躬就禮成了。
“文革”結束時,迎來走資派的改革開放浪潮,婚禮及相關儀式慢慢複興。親友、同事之間,小範圍地吃個飯。親友送一些茶壺、糖罐、被單等作為“份子錢”。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慢慢由實物到錢,親友間給新人十塊二十塊作為份子錢,男方則給女方數百元甚至千元作為禮金。不過這個時候的婚宴標準多在50元一桌。真正的婚禮攀比之風是在新世紀以來的十多年裏。貧富差距逐漸拉大,富起來的人則帶頭“一輩子隻辦一次婚事”,逐步開始辦奢華婚禮。
開豪車、請明星助陣、星級酒店舉辦奢華婚禮、給女方數十萬的彩禮……這不一定是本家的意願,可能是沒有看到更有意義和價值的模式,所以選擇跟風,人家拚的是錢,咱也跟著拚錢。這種作法的背後,反映出過多關注物質文明。操辦婚事,有了經濟基礎,舊傳統陋俗又沉渣泛起,這值得警醒。
70年代末以後,舊式的婚禮及相關儀式又開始慢慢複興,一開始是親友同事之間小範圍地吃個飯,親友送一些茶壺、糖罐、被單等作為“份子錢”。80年代中期以後,份子錢、彩禮逐漸從實物贈禮轉換回新中國成立前的現金贈予。
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全麵推行,農村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逐漸瓦解,之前的集體養老模式難以為繼,各地本屬於社會福利性質的公社敬老院相繼關門;國企辦社會的模式也在國企破產改製的浪潮中走向消亡。“社會化養老”演化到今天,主要已經成為商業行為。
隨著社會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先富”起來的人沒有帶頭致富,卻帶頭搞起“一輩子隻辦一次婚事”的奢靡婚禮,婚宴的排麵、禮金數額的大小也就成了競相攀比的內容,就連份子錢也隨之水漲船高。彩禮數額逐年增加,從而重新形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天價禮金”行為。
伴隨著城市和農村養老負擔的重新家庭化、個體化,“重男輕女”、“養兒防老”的觀念亦在這個過程中重新抬頭,底層勞動者家庭麵臨與舊時代相似的問題,索要禮金也就成了“應然”。
有人指出:“打工人的錢都是血汗錢,來之不易,彩禮等於一下子耗盡一個家庭兩代人的積蓄”,在摘要中更是生動地用了一句“打工人何必為難打工人”來苦口婆心地勸告。
雖然特式政府的民政部印發了《關於開展婚俗改革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所針對的正是目前盛行的天價彩禮、奢華婚慶宴會以及份子錢等問題。這些年關於紅白喜事“移風易俗”的通知或指導意見不知下過多少次了,但類似的風氣卻屢禁不止、愈演愈烈。
在主流媒體的論述裏,往往將天價彩禮的行為歸咎於老百姓“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然而,封建社會在新中國成立的70多年前就被消滅了,彩禮、份子錢、奢靡攀比之風在毛澤東時代更是曾經接近消亡,怎麽著就“根深蒂固”了?
一對青年新人要結婚,女方家裏開口就要十幾萬的彩禮,男方家裏很窮,隻能找周圍的朋友東拚西湊地借錢。按理說,這對新人對社會問題已經有一定的認知,屬於已經覺悟起來的年輕人。但是,女方家裏還有一個哥哥,結婚的時候被要求送了十幾萬彩禮,女方家裏也不寬裕,女方父母隻好從女兒身上“賺”回來。道理大家不是不懂、非要“打工人為難打工人”,實在是大環境所逼。
市場大潮下,長相、學曆有優勢的農村女孩嫁到城市、待富家庭女兒嫁到先富家庭都成了商品社會的必然趨勢。“三千萬剩男”甭管是不是輿論炒作,但越往社會底層,未婚男數量與未婚女數量的差距就會越大。在這樣的“賣方市場”,彩禮怎麽可能不水漲船高呢?
顯然,要製止天價彩禮、奢華婚宴,絕不是什麽對“根深蒂固的封建觀念”“移風易俗”那麽簡單。某個地方出台了規定,彩禮不能超過兩萬。行政命令可以管住明麵上的“曬禮金”,卻管不住暗地裏的“私下交易”。隻要“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一天不消除,這種天價彩禮“賣女兒”的私有製“副產品”就一天不會消失。天價彩禮源自於道德的淪喪,人情交際市場化的放縱。彩禮是私有製婚姻的特殊產物。
彩禮是一種醜陋習俗,一定要認識到,這是一種陋俗,這是由“賣女兒”延伸過來的,不值得提倡,也不應設置標準。女方到男方家庭,是平等主體的結合,已經不再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結婚是男女雙方平等自願的一種結合。目前的份子錢已經完全變了味,一些父母給兒女舉辦婚禮,目的之一是將花出去的份子錢再賺回來。另外,份子錢逐年走高,給家庭帶來沉重負荷,有些親友還因為份子錢發生矛盾,這已失去了份子錢“送祝福、祈願”的意義。建議將份子錢多元化,比如,新人喜歡書畫,給新人量身定做一個書畫作品,這比隻給錢更有意義。
數千年的婚慶史發展到今天,因份子錢、高價飯、讓人瞠目的禮金等,已然變味。在辦婚禮之前,新人們一定要弄明白,結婚是相濡以沫、相互幫扶的過程。當你去體會這些深意的時候,就不會將婚姻當成舉辦一場奢華婚禮就能完成的事。年輕人喜歡表達個性,可以盡可能地把獨特的創意加入婚禮中,不要隻關注吃什麽、喝什麽、穿什麽衣服、收多少份子錢。喜慶熱烈、莊嚴樸素的婚禮應該是未來主流。
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垃圾與糟粕。(二)
六,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缺乏應有的愛國主義精神,缺乏民族凝聚力
長期以來對愛國主義的歌頌,對賣國主義的批判批評,對外國侵略罪行的揭露甚少,社會責任感、愛國主義精神不斷下滑。不愛國的學生花錢培養無用無益,西方人和中國人對比鮮明。他們為什麽能強大?是熱愛國家的人建設了強大的國家,到國外怎能為祖國的強大做出力所能及的奉獻?李四光、錢學森、茅以升、華羅庚、楊鍾健、吳有訓、貝時璋等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楷模。
出國不歸,學成不回,寧願在外奴顏婢膝、苟延殘喘,也不願回國效力。祈盼他人把事搞好使自己“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是自私的。愛國主義精神是偉大的,民族自尊是可貴的。不宜過分指責愛國主義的淡漠,盡可能的為有專長者提供展示的機會。中國要走進世界前列,需要一大批德才兼備的專家學者。中國暫時不可能與發達國家同有齊富,“一切向錢看”,國外“什麽都好”的看法不足取。這是帶特殊性的問題。
抗戰勝利至今,未全麵總結經驗和教訓。當時不戰而逃、消極抗戰的蔣介石集團受到了應有的譴責,對漢奸如芸研究討論不夠。以汪精衛為代表的無數漢奸偽軍,叛變投敵,為虎作倀沒有進行認真的清算,揭析批判,當然也就不可能找出漢奸賣國賊成批出現的原因。至今“識時務者為俊傑”仍占處世方式的重要地位。“改開”中洋奴漢奸賣國賊既多且狂,專為國外謀事毀損國家、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如仇敵一樣歇斯底裏。
一六七三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率軍征伐荷蘭。荷蘭人雖難以抵擋,但誓死不降,決不屈服,“決堤放水”淹沒國土,寧願毀掉家園,也不留給侵略者。世界各國還有其它相類似的情況。
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學家楊鍾健著《去國的悲哀》一書,敘述在德國的留學經曆,介紹“一戰”德國戰敗後,西方“勝利者的尊榮,激發失敗者的努力”。聞知外國有侵略的意圖,民眾不用政府號召自發組織起來,聯係中國,他萬分感慨。中國為何缺乏這些?應當尋找根源。弘揚“孔孟之道”此類文化遺產,能陶冶出那類民族精神嗎!“我們有許多好東西,也有許多壞東西”,但容易丟掉的是“好東西”。
上層建築領域長期處於舊習慣、舊文化的“包圍”中,其本身又成為不良意識形態的“始作俑者”,千絲萬縷縱橫聯結,相互作用,要改造很困難。不能逐步消減特權、等級規則下的利益調配,阻礙了生產力的自然提升、發展。必然是生產效率低下,財富貧乏,也就無任何人正常的生存條件,平民就更難得到社會正常發展的成果。政府控管在這種社會狀況下,失去正常的運行機製,首先維護社管團體的利益。因此製頒有利於小團體的特殊政策、法令,“律例”。規定的收益遠遠超越社會的平均水平,“近水樓台先得月”,“一年知府十萬銀”。官吏高高在上,壓迫、魚肉人民。詩人杜甫曾作“三吏”予以揭露,即使現在,近似事的還少?報紙披露的各種胡作非為的事不勝枚舉
毛澤東主席熟讀史書,深知其弊,抓“吏治”規範幹部隊伍,按馬列主義社會主義“隻有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原則,改造各級代表黨和國家行使管理權的領導人;改革“關卡壓”等不合理的法律、規章和製度,不但沒有繼續堅持,又反其道而行之。
反動統治者反人民的罪惡行為釀就愛國主義道德情操的缺乏。各類反動派當權不顧人民死活,剝削壓迫、苛政暴橫。國家不代表人民利益,不關心人民疾苦。許多時候,國民黨、反動派當權幾乎同外敵侵略者一樣。人民同國家、實質是同反動派失去了應有的感情,“給誰幹事還不是混口飯吃”,“有奶便是娘”有了理由。
隻重索取、漠視生產,“殺傷”了人民群眾正常的愛國情結。惡性循環,加劇了階級矛盾,又使社會難以正常運轉,難以正常運轉又加劇了各級官員的胡作非為。“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必然刺激著瘋狂斂財又“醉生夢死”,履行職責成了“有權時無所不為,失勢時奴性十足”。數千年的曆史就大致是如此無限延續。有點膽識的李伯元寫了《官場現形記》,從文學的層麵上反映了一個方麵的情況。
中華民族曆來欠缺對社會製度的關注和建樹,不是理性的慮及“後路”,因而全民族從未有過好的“出路”。從曆史的長河審視,即使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他們的子孫後代有好的後路?何況人民。至此就可以窺視理悟魯迅先生把舊文化定性為“慢性毒藥”和“軟刀子殺人”,意境深遠。毛主席搞社會主義,意圖把全民族的“後路”搞妥,達到人人大致均衡的生存水平,被輕易丟失,曆史上曾有的沒有的現在都有了。
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垃圾與糟粕。(一)
一,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苟且偷安、自私迷誤扼窒主觀能動性》的發揮。
曆代反動統治集團從肉體和精神兩方麵摧殘人民,致使中華民族缺少《國際歌》中的思想意識,不是把希望寄托在一切靠自己的努力奮鬥上,而是企圖通過他人的努力而不是自己,爭得理想中的幸福、美好,寄希望於好皇帝、清官、神仙等的身上。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統治階級的壓迫,和長期儒道精神的灌輸束縛,思想認識難得提升、統一,不能迅速組織起來表現出整體力量,天不下雨求神仙,強盜來了不抗爭,躲、避、逃。遇到困難、災難、劫難跪求青天,排斥“造反有理”的舉措,悲哀悲痛淚滿麵,從不挺身而出、奮起抗爭,總是幻想別人抗爭把自己從災難中救出,而且至今難以改變。很少思考其中的近期原因,更不去探究深層次的原因,限製了應有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直接的後果是外敵入侵,割地賠款,國土淪陷,常被“三光”,抗戰8年,3500萬同胞罹難。
“苟且偷安”使十分淺顯的道理也不能認識理解。侵略者是個人能量的堆積,反侵略者就不能做到一個人一個人的能量聚積起來?非要革命者冒風險組織動員。經常可見“幾個人不行”的說法,一個一個組成的我們也不成嗎?“前邊走個高文舉”,為何不學“後邊緊隨張梅英”?魯迅先生批評“看客”行為仍不過時。
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把懦弱、自私的心理表現的淋漓盡致。日本強盜來了,不枯木朽株齊努力,指望別人去冒死抵擋、流血犧牲,打敗如虎狼一樣的侵略者,換得一己的安居樂業。雖然處境非常淒慘,但反映的精神世界是低劣的自私的,實際上是迷誤的。更為愚昧可笑的還自以為得計,毫無“勇敢而明白的鬥士”精神,這是垃圾文化熏陶下的惡果。鑒別比較,外國值得學習的地方很多,繼承的文化遺產質量優秀些。
二,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農村醫療仍很薄弱,“木桶效應”表現廣泛。
毛主席曾強調要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在農村,既有針對性,也具有長時期的現實性。不隻是醫療方麵,其它的還有文藝、戲劇、舞蹈、小說、電影、美術、音樂、刊物報紙等也應這樣,推進社會全麵發展進步。救死扶傷的人道主義精神,因各種不良習氣被淹沒。亂收費、亂漲價是醫療方麵的,不交費,逃費是其它方麵的。一些市場運行的辦法不適合醫療衛生事業。
中國醫療衛生事業極不發達,交通閉塞的農村千百年幾乎是有病無醫、瘟神肆虐。要把醫療衛生事業普及到缺醫少藥的農村去,從農村走出的子弟學成醫療技術的,自己連同自己的父輩也不主張到基層醫療部門。社會管理方麵,利益配置也釀就了背離的理由。人們經常處在自相矛盾的思維環境中,其它方麵相類似。
嫌棄農村和基層,強擠城市,避離農村,把城鄉差距持續擴大。農村的落後狀況改變緩慢,一再使社會發展失去均衡性,“木桶效應”表現突出,取得的一點社會進步被大量的農村貧困人群抵消。垃圾文化形成的不良習慣放射延伸,鄙視農村、農民大範圍存在,是追求個人利益導致缺乏社會責任感的突出表現,也必然的影響到個人應有利益的獲得。
背離了社會主義製度,落後的政治、思想、文化和頹廢的人文環境結合在一起難以改進,必然不能保障人民利益。“沒有衝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所取得的一點進步很快喪失。
三,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文字遺產不先進,排斥簡化字荒謬。
中國的象形文字長期缺少合理的評判態度,簡化字推行如蜻蜓點水。與之相連的文言文,非常晦澀難懂,不作為一門專業攻讀便不能熟悉,又不願舍棄改進,造成長期文盲充斥,全民族文化難以普及、提高,使讀書認字很長時間為權貴階層、富人所壟斷,滯阻社會正常進步所需求的文化條件。
漢字觀賞性強,就書法藝術的角度衡量,好看不好用,認學的成本極高。文字發展演變過程,真草隸篆難認難記,和符號文字比較,熟記、書寫費時費力,很不方便。文字數量大是其長,繁雜難掌握是其所短。港台因循守舊,至今不推行簡化字。
拓展基礎教育,文字是首要的基礎的基礎。不持續推廣簡化字,增加了改變文盲半文盲現狀和啟蒙教育的難度。列寧講在文盲充斥的國家裏發展進步是難以想象的,改革文字,魯迅疾呼:“即使艱難,也還要做;愈艱難,就愈要做”。“漢字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但我們的祖先比漢字還要古,所以我們更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為漢字而犧牲我們,還是為我們而犧牲漢字呢?這是隻要沒有喪心病狂的,都能夠馬上回答的”(魯迅《花邊文學?漢字和拉丁化》),看法意境深湛。
設備性能越先進越容易操作,效果也越好。漢字應朝字意分離,符號化方麵努力,漢語拚音是方向。繁體字應不斷簡化,更無必要恢複已定型簡化的繁體字。廢棄1976年後的簡化字顯得保守、狹隘。
四,中華民族舊文化中《奢華浪費》是統治階級曆史性的犯罪習慣。
孔夫子有“食不厭精”之說,“求職應聘”當門客的馮驩“食無魚,出無車”就不愉快。雖然熟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但曆代不絕“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難持勤儉樸素之風。舊的飲食傳統和習慣意識使“揮金如土,索取民脂民膏如劫”的惡風世之罕見如“吃人”,元曲描繪的“鵪鶉嗉裏尋豌豆,鷺鷥腿上劈精肉”形象性的寫照。從帝王將相,王公貴族到達官貴人,奢華浪費,醉生夢死,同人民清貧困難的生活形成鮮明的比照。至今仍缺應有的批判、製裁力度予以遏止。
全國每年吃喝招待費花去成百上千億,誰能搞清有多少是正常的消費。各級領導中的不少人不斷創造“駭人聽聞的‘吃績’”。河南省清豐縣王什鄉黨委劉書記,任職一年半吃喝70萬,每天平均1279元。“海喝肥吃出如此記錄,絕對需要手狠心黑”,(2004年4月10日西安晚報)。這在全國是個別現象嗎?吃喝風已波及到高校學生,更顯得危害性大。北京外國語學院 的學生“一年要花兩萬元左右”,在“班裏隻算中等的”。在那種環境中,學會享受者多,有悖青少年的健康成長。
吃喝風屢禁不止,有深刻的曆史性習慣根源。“耗費人力物力財力最大的排場”莫過於皇帝吃飯,慈禧太後每餐菜肴有一百多樣,傅儀的一次早餐“按例也有三十種上下”,“一家六口,總計一個月要用三千九百六十斤肉,三百八十八隻雞鴨”。“每天還有大批為這六口之家效勞的”各類人員,“共吃豬肉一萬四千六百四十二斤,合計用銀二千三百四十二兩”。除此之外,每日還要添菜,……”,“用銀一萬四千七百九十四兩”。皇後後妃“每年使用衣料的定例”,各種緞、綢、紗、綾、布六百六十一匹,貂皮四百張”(傅儀《我的前半生》第52、53頁)。這還是處於末世的花費,以前的呢?以前的各個朝代呢?封建帝王及其徒子徒孫犯下如此滔天罪行,難道不應批判予以否定?據說國外招待貴賓飯菜也有不超五六道的,有規有矩不越紅線,在這方麵的傳統似比中國合理前衛,理應借鑒模仿。
窮奢極欲、揮霍無度、鋪張浪費、胡作非為達到了極限,還猶覺比上不足。又在糜爛的風氣中、消極的習慣中得不到有效的遏製,反而泛濫蔓延。追逐破壞性的浪費不自省,還會講出歪道理,這是長久的封建帝王留下的犯罪性習慣,至今並未絕跡。“吸血吃肉的凶手”及其走狗同夥,什麽傷天害理的事都能幹出來,而且還能娓娓道來各種巧言妙語來“裝飾”自己。
曾有一個時期廢止了對帝王將相的頌揚,揭露批判其反人民的罪行,批判黨內外發生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傾向。隨後在習慣力量的作用下,打出“弘揚優秀民族文化遺產”的旗號,戲劇舞台、電視電影、文學作品、報紙刊物重彈老調,荒唐至極,不知“騙了多少無涯過客”。很多人接受欣賞,誘發了吃喝風日盛。
隻要想辦法強化教育和規範,啟發理智良心,還是可以糾正的。人民日報2005年7月28日《“哭宴”告訴我們什麽》的文章,敘述“被中國扶貧基金會派到廣東清新縣尋訪貧困大學生的北京誌願者,在縣教育局的招待宴會上因‘盛宴’而落淚——寥寥數人的飯宴不僅雞鴨魚肉俱全,開飲的還是洋酒‘人頭馬’”。不好的東西不同流合汙,不“助紂為虐”,敢於批判就值得慶幸了。隻可惜太少了。中國 “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隻不過是達不到應該的比例。
五,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屈從邪惡勢力》是有害的民族性弱點。
曆史發展演變所體現的客觀規律蘊含有多種前途和命運,既可以步入前進、光明,也可以陷入倒退和黑暗。“人定勝天”是客觀世界賦予人類可以勝利的主觀能動性,主觀能動性也是“天”裏存在的一種表現方式。很多人認識了應這樣幹並這樣幹就有這樣的前途命運,反之亦同。飛機在空中翱翔,衛星航天,電腦遙控等製造規律不隻是現在存在被發掘出來,以前沒有?
“識時務者為俊傑”的處世哲學,毫無原則氣節,隨波逐流,典型表現是牆上草隨風倒,是長期強權、獨裁壓製下的投機之論。屈從邪惡勢力,是消極有害的民族性的弱點,也是舊文化垃圾的表現之一。致使漫長的中國曆史,黑暗的、分裂的、強盜式的、落後的勢力占據了多數的“時間份額”,就是因為有大批“識時務者”的擁護、支持或默認,或不反抗而得逞。
從堯舜至民國滅亡,約五千年左右,戰亂不斷難平安約是四比一的比例,頻繁破壞進步與統一的罪魁禍首與俯隨類聚者,為非作歹、無惡不作,相互狼狽為奸製造的暴亂多不勝數。多數朝代更替以殺戮無數平民、甚至80%的人口為代價。“百室皆空,千裏不聞雞鳴”,“萬戶蕭疏鬼唱歌”。
宋明中後期商品生產交換空前繁榮,出現了可以建立資本主義社會的萌芽。上層領導人不好,遂使1271年元朝進主中原、1644年滿清入關。中國從封建轉入資本主義的機遇喪失,倒退到半封建半奴隸製社會中。出現了一批賣身投靠強權者的漢奸,洪承疇、吳三桂等“與時俱進”,追求“瓦全”的多,“不為瓦全”者少。一度深得人民擁護的造反者李自成也“曇花一現”,在當時完全有條件搞資本主義社會的節點上進入歧途。
滿清初中期一度生產得到恢複發展,主要是殺人過多,從明末的2億左右人口剩下不到2000萬,人均占有土地資源增加,並非是統治者良心長出。再凶殘野蠻的“坐橋者”也不會將抬轎的殺光。
“辛亥革命”勝利,孫中山基本建立了美式資本主義國家,這是很有希望的壯舉。概因從未清算過代表舊的思想文化勢力,放棄了繼續革命,看不到潛在的力量對比變化,被表麵現象迷惑,拱手讓權,致使複辟毀掉了革命。大批“識時務者”擁袁作皇帝成為“俊傑”。舊思想文化的代表人物阻擋了社會前進的步伐。較能與先進時代合拍的意識形態傳播認識艱難,破舊立新、推陳出新裹足不前。
現在一些黨政領導動輒引用帝王將相語錄,顯示自己所謂的文化底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提了,是進步還是退步?悲劇乎!喜劇乎?舊文化的力量還很強,思想文化領域的改造提升是長期的任務。
孫中山等要搞資本主義,被封建主義勢力破壞,非常艱難的取得一點進步要守住更加艱難。毛主席所幹的社會主義成果,被走資派搞本主義(私有化)蛀蝕潰空。不光是中國,全世界需要破除的舊東西也很多。因為多和難,便望而生畏卻步,則愈顯得具有難以摧毀的生命力,反使革新者無功受貶。外咒內謗列毛“幹社會主義背離主流世界”,“識時務者”便紛紛融入主流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