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漢興衝衝地闖進了紅色中國

天真漢興衝衝地闖進了紅色中國




《天真漢》自始至終都是這種詼諧的語氣。兩個好朋友互相嘲弄，也調侃過於嚴肅的中國人。他們自比不知天高地厚的天真漢，興衝衝地闖進了紅色中國。其實當時的中國已經發生過整風、反右和大躍進，大饑荒已經開始。但遠道而來的客人自然不知道這些。他們在一位侯先生的陪同下各處參觀，每到一個城市都有當地對外友協設宴接風。他們很快就熟悉了“大躍進”、“總路線”等詞匯，特魯多還學會了在講話時模仿主人，讓翻譯不知所措。中國人的熱情好客讓兩位作者用了許多次驚歎號，但是作為自由散漫慣了的“資產階級”遊客，他們也經常抱怨侯先生把他們管得太緊、日程安排太滿了。大清早就把他們拉去紡織廠聽車間主任講新舊社會兩重天，可是外麵的天氣多好呀！特魯多好幾次開小差。國慶節那一次，他剛跟偉大領袖握了手，一轉身就混進人群，獨自玩了個夠，淩晨才回來。特魯多對新中國的工業建設和城市的清潔有序很讚賞。

1960年9月16日，受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會長楚圖南的邀請，特魯多和Jacques Hébert倆乘飛機從英國倫敦飛往俄國莫斯科，17日從莫斯科飛往鄂木斯克，18日從鄂木斯克途經伊爾庫茨克飛到北京。他們在機場受到中國人民外國文化協會的歡迎。歡迎晚宴上，文協征求了他們感興趣參觀的地方。他倆是搞工運的，特魯多又是哈佛政治學碩士，而且很關心社會與個人之間關係，於是他們提出了許多方麵，包括要看紡織廠，看兒童醫院，看監獄等等。他們還想看國慶慶典。

19日，他倆被安排參觀了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紫禁城和雍和宮。晚上看了一個百貨商店，還看了一場運動員攀登珠穆朗瑪峰的紀錄片。20日他們走訪了北京監獄。特魯多發現，中國監獄的原則，並非懲罰罪犯，而是教育罪犯重新做人。21日他倆去看了幾個人民公社。22日上午他們又訪問中蘇友誼人民公社，路上特魯多問到少數民族問題，陪同的中國同誌於是在當天下午就帶他們訪問了民族學院。特魯多問到少數民族宗教問題，在民族學院他參觀了穆斯林的祈禱室。特魯多不停頓地提出種種問題，他發現北京和渥太華對處理少數民族問題的政策完全相反，渥太華用住宿學校來消除原住民文化和同化原住民，而北京則反其道而行之，是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 22日晚上10點半，特魯多他們倆人又上了列車軟臥，離開北京去東北。23日下午5點到達長春。

24日上午，他倆參觀了長春鐵路車輛製造廠，在那裏特魯多了解了國有企業經營方式和加拿大私營企業的不同。下午，他們參觀了長春電影製片廠。特魯多了解了新中國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路線。他倆還看了電影《白毛女》。25日星期日上午，他倆參觀了毛毯廠。特魯多要求去看長春天主教堂。到了天主教堂，特魯多要看神父，被告知神父到農村參加秋收勞動了。下午他們參觀了長春汽車製造廠，感受到工人們的工作熱情和工廠主人翁精神。他倆還看了工人宿舍，工人食堂，工人醫務室。但也看到了中國的貧窮落後。晚上他倆睡在去沈陽的軟臥列車上。

26日上午，他倆參觀了第一機械製造廠，了解到那原來是日本的工廠，國民黨撤退時拆掉了，在蘇聯專家指導下又重新建造起來了。特魯多想看看山裏的和尚廟，而對外文化協會則一心向他們顯示新中國新建設的成就。下午，他們看了醫學院和醫院，知道中國的大學生還要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每年還要下鄉勞動兩個月。他發現醫學院除了教西醫以外，還教中醫。

27日他倆先參觀鞍山鋼鐵廠，他看到一個弱小女孩操作一個巨大的吊車，特魯多擔心的問，為什麽不找一個男工做這活？答複：她是最優秀的。特魯多看到的工人都特別自豪和驕傲，和西方反華宣傳的奴隸勞工完全是兩回事。參觀了鞍鋼，特魯多看到了中國人民組織起來了，他堅信中國的崛起。

28日，他們回到北京，參觀了民族文化宮。晚上看了雜技。29日上午，他們參觀了勞教所。下午，他們參觀了棉紡廠，發現中國工會和加拿大工會完全是兩碼事，青年工人的集體宿舍也讓特魯多很好奇，問那些青年女工為什麽不回家住，她們說集體生活快樂。和工人交談中，特魯多發現中國人熱愛勞動喜歡做工人，想當勞模，這和西方觀念大相徑庭，給特魯多很大的震驚。這讓他想起來參觀監獄的時候，犯人關禁閉不能參加勞動是一種懲罰。但特魯多能理解，因為解放前中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解放後勞動和生活恢複了中國人民的人的尊嚴。

30日，特魯多倆拜訪了路易·艾黎。路易·艾黎是新西蘭人，那時候他已經在中國生活了30多年了。特魯多請教了路易·艾黎很多關於中國的疑惑。晚上，特魯多倆參加了人民大會堂的國慶晚宴。10月1日白天，特魯多倆觀看了天安門廣場的國慶遊行，晚上，參加了招待外國記者的雞尾酒會。記者招待會後，又回到天安門城樓上看國慶煙花，觀看煙花時周恩來在人群中與不同的人交談握手，兩次和特魯多握手但沒有提及加拿大總理或魁北克省長。然後他們有回到人民大會堂，與劉少奇、朱德、董必武、毛澤東握手。回旅店途中，特魯多悄悄離隊，獨自到天安門廣場與群眾狂歡國慶。

2日上午，他們聽了國家計委副主任薛暮橋的講演，聽他向外國人介紹中國工業的整體狀況。下午，他們參觀了國家曆史博物館。3日上午，他們與其他在京外國人一起聽了文化部副部長的講話，介紹新中國的變化。4日一早他們乘上了去上海的快車。5日上午到達上海，住進和平飯店。飯店門口還和11年前一樣，隻是沒有了《華人與狗不得進內》的牌子。他們登上樓頂俯瞰上海，陪同為他們指點哪塊是以前的法租界，哪塊是以前的日租界，哪塊是萬國租界。上海還是11年前特魯多來過的上海，樓和街沒有太大的變化，隻是路上沒有了衣衫襤褸的難民，沒有了搬運的苦力。晚上他們去了文化宮，就是舊上海的大世界，看到工人排練歌舞，還看了一場彩色電影《聶耳》。6日上午他們去了中蘇友好大廈看工業展覽館和手工藝館。下午他們走訪了藥水弄，見證這個解放前的棚戶區的變化。晚上11點，陪同他倆的中國同誌睡覺了，而他們倆偷偷留出旅店，來的外灘，已經找不到夜間的私人酒吧了，隻見在外灘有許多中國人雙雙男女戀人摟腰搭背倚欄江邊。

7日上午，他們參觀了紡織廠。接待的人很想向特魯多展現上海最先進的工廠，但特魯多不想看機器，他想了解工人生活，要看工人宿舍，幼兒園，學校，醫院，食堂。特魯多還詢問了女工的產假。56天帶薪產假，顯然比加拿大女工的待遇要好。特魯多了解了工人的文藝體育生活，進修學習機會等。特魯多看食堂，發現有個小廚房專門為回族工人準備清真飯菜。特魯多還與業餘大學的教師交談。下午他們去了一個上海效區的農村人民公社,一位隻有小學教育程度的26歲的公社書記，領導一個2萬3千人的人民公社。特魯多很快就發現了城鄉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別，他認為這不公平。晚上又看了一場電影。不過，那時候的中國農村的生活習慣，每家每戶都在9點就熄燈睡覺了。特魯多倆又溜出旅店自由行在夜上海的效區小城鎮上。

8日上午，他們乘渡輪渡過黃浦江，來到上海的浦東地區，參觀中國羊毛精仿公司，一家公私合營企業。劉經理，每月有500元工資，另外每年給他們家2千萬資產的5%的利息，劉經理作為家族一員每年得到其中的7萬5千元。劉經理能講流利的英語，能不用翻譯與特魯多交談。

9日是禮拜日，他們參加了上海徐家匯天主教堂的晨6點的彌撒。教堂7點、8點、11點和下午5點還有另外四場彌撒。參加晨6點彌撒的有近百教徒，高大的教堂裏依然顯得空空蕩蕩。教徒大多數是老年婦女，幾乎沒有青年。彌撒完畢後特魯多會晤了神父。神父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但還是找了一個翻譯，神父不想在沒有人見證的情況下交談。他們探討了馬克思主義和天主教在中國，這也是特魯多的哈佛論文研究的內容。下午，他們去了少年宮，去看中國的未來。

10日，他倆先分開，Hébert去參觀師範學院，特魯多和上海經濟學會副會長會談。接著他們一起去看了郊外的一個寺廟。然後他們和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楊永直與上海哲學學會副會長馮契討論馬克思主義和資本主義。晚上，他們乘火車到了杭州。11日上午，他們上了遊艇蕩西湖，去了靈隱寺。下午看了兩場電影。晚上還是電影。12日上午，他們去了黃龍洞和中山公園等名勝景點。下午參觀絲繡廠。晚上9點乘上去廣州的火車。13日一天在火車上探討計劃經濟的價格、工資和供求等問題。

14日他們住進了愛群大廈9樓臨江一麵，他們可以看到江邊住在船上的疍家人，看到碼頭搬運工幹著重體力活。白天他們參觀了大革命時期的農民講習所舊址，晚上去了文化公園。陪同的人也習慣了他倆離隊瀏覽市容的習慣。廣州夜市要比北方熱鬧多了，晚上十點半街邊還有擦皮鞋和賣水果的小攤，但沒有乞丐和妓女。街上還有過往的掏糞車。他們一直走到沙麵。沙麵已經不同過去了，已經看不到洋人了。15日上午他們參觀了一個人民公社，看了人力建築公路，人力修築大壩建水庫，特魯多已經看過很多西方媒體荒謬地把人民公社說成是“勞動集中營”，但特魯多也知道中國農民是不會希望回到舊社會的。特魯多坐在水庫大壩上的涼亭裏，吃著西瓜，向人民公社的社長問了許多農民的問題。下午回到廣州到了一個著名酒家，吃了一頓三十道菜的大宴席，高朋滿座，有各界頭麵人物。

16日，又是禮拜日，特魯多要求去天主堂參加彌撒。陪同的人沒有也無法拒絕。17日，他們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車，18日下午到達北京。19日去了頤和園和圓明園，還去了百貨商店購物。20日去了長城和十三陵。目睹長城之雄偉，遐想古時候多少人力來建造如此偉大的工程，特魯多忽然頓悟出中國超強的組織能力。僅建國十年，已經讓中國發生了巨大變化。特魯多堅信中國工業化將勢不可擋。晚上吃過告別晚宴。21日一早他們就到機場趕8點的飛機，結果伊爾庫茨克在下雪，等了一天雪也沒有停。22日一早他們再次趕到機場，8點伊爾庫茨克雪停了，但有霧。一直等到11點飛機才起飛。

特魯多在他《紅色中國的兩個天真漢》一書的前言中寫道：“對於我們民主社會的公民來說，更多地了解中國是至關重要的事情”。雖然這句話是1960年寫的，但這句話至今沒有過時，今天西方社會的人尤其需要了解中國。

特魯多1960年作為加拿大的一個公民即私人性質的訪華，不能說就完全了解了中國。在中國訪問了5周多，也不能說就完全消除了偏見。但他的這個經曆使得他對中國的了解要比其它西方政客知道得更多，偏見要比其它西方政客要更少。

1960年是中國建國最困難的時期，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也是蔣介石反共大陸蠻厲害的時期。中國處於非常惡劣的國際環境中。中國既希望進行外交讓外國人了解中國，又要嚴防外國不友好甚至敵特勢力的滲透。特魯多訪華全程有陪同，既是熱情也是戒備。安排的訪問人和地也是安排過的，不可能是中國的全部真實。尤其是天主教在解放戰爭中是支持蔣介石的，大部分教會人員都隨蔣介石到台灣了，所以特魯多彌撒後與神父交談也令陪同特別警惕。

目前西方重啟對華冷戰，再次設立新的鐵幕，以西方媒體輿論強化對中國的偏見。希望西方有更多的社會活動家和政治活動家能像老特魯多那樣有了解中國的意願，以降低世界大戰的風險。

加拿大和中國建交後，總理特魯多在1973年訪華。兩國領導人會晤時，特魯多告訴毛澤東，這其實是他們的第二次見麵，第一次是十三年前的中國國慶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特魯多後來回憶說，當時已經很衰弱的毛澤東一下子睜開原來半閉的眼睛盯住他，似乎對他發生了新的興趣。

那時中國在國際上相當孤立，中國對外友協邀請“外國友人”訪華是和外界交流的一個重要渠道。1960年，有一百多位魁北克省各界人士接到邀請，但是隻有不到二十人敢於回信，而且其中一多半是為了謝絕。在寥寥幾個決定接受邀請的人中，有特魯多和他的朋友埃貝爾。兩人在中國遊曆一個多月，回來後合寫了一本日記體遊記《紅色中國的兩個天真漢》，於次年出版。

當時中國和西方國家互相知之甚少，妖魔化對方都不遺餘力。以至於特魯多和埃貝爾接受中國邀請的消息傳開後，很多人覺得他們實在是太勇敢了，還有些人擔心他們有去無回，提醒他們動身前寫好遺囑。事實上，最害怕出差錯的其實是對外友協。“為了讓我們在回家時毫發無損，中國人十二萬分小心。他們似乎擔心，萬一我們中有人淹死在大運河裏，或是笨手笨腳地從長城上摔下來，就會有某家西方報刊認為中國是一個不把 ‘加拿大法裔天主教徒’的性命當回事的國家，然後在和這個國家建交的危險性上大做文章。”

[yongbing1993]

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有哪些內容






AI：【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核心內容是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認為階級鬥爭依然是社會主要矛盾，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其關鍵主張包括：

根本任務：繼續革命以防止資本主義複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核心論點：在生產資料所有製改造基本完成後，資產階級“還在走”，黨內存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鬥爭方式：采取大民主、群眾運動（如文化大革命）來“整黨內走資派”，揭露和解決社會主義製度下的矛盾。

意識形態：強調思想領域的“鬥私批修”，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現“全麵專政”。

這一理論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已被《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認定為不符合中國實際的錯誤理論。】

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是其晚年思想的核心，主要圍繞如何防止社會主義國家發生“資本主義複辟”展開。該理論在 1967 年被概括為 六個基本點：

一，對立統一規律是觀察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方法：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依然充滿著矛盾，必須用對立統一規律來分析。

二，社會主義社會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認為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始終存在階級鬥爭，存在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以及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

三，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本質是政權問題：核心在於無產階級要鞏固政權，防止政權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篡奪。

四，社會矛盾分為兩類：即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必須正確處理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五，革命的對象是“黨內走資派”：認為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即黨內那些拒絕社會主義改造、主張恢複資本主義製度的領導人。

六，文化大革命是繼續革命的主要形式：主張通過大民主、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來揭露和打倒黨內的陰暗麵，改造人的靈魂。通過廣大群眾運用《四大武囂》即是指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方法來監督政府官員，來防止官僚資產階級混入共產黨內的官員修正主義走資派複辟資本主義。而《四大武囂》通過人大立法後被寫入新中國的《七五憲法》中。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中。

《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作者：毛澤東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月〕

這是毛澤東審定的有關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論述

〔一〕〔1〕

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還要不要革命？

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特別是在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後，還有沒有階級和階級鬥爭？

社會上的一切階級鬥爭是不是還集中在爭奪政權的問題上？

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還要不要革命？革誰的命？怎樣進行革命？這一係列重大的理論問題，馬克思、恩格斯當時不可能解決這些問題。列寧看到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被打敗的資產階級甚至比無產階級還要強大，時時企圖複辟，同時小生產者不斷生長新的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威脅無產階級專政，因此要對付這些反革命威脅，並且戰勝它，必須在長時期裏強化無產階級專政，舍此沒有第二條路。但因列寧逝世過早，沒來得及在實際上解決這些問題。斯大林是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在實際上解決了很大一批鑽進黨內的反革命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的缺點是在理論上不承認在無產階級專政整個曆史時代社會上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革命的誰勝誰負沒有最後解決，弄得不好，資產階級就有複辟之可能。在他臨死的前一年，他已覺察到了這一點，說是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變成對抗性的。毛澤東同誌充分注意了整個蘇聯曆史的經驗，在他的一係列偉大著作和指示中，在這個偉大的曆史文件中，在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實踐中，正確地解決了這一係列問題。

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後還必然要進行多次，毛澤東同誌近幾年經常說，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曆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複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千萬注意，決不可喪失警惕。

〔二〕〔2〕

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要點是：

一、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一的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毛澤東同誌指出：“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內部的這種矛盾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有兩類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說來，是非對抗性的”。毛澤東同誌告訴我們：必須“劃分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的界線”，“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才能使無產階級專政日益鞏固和加強，使社會主義製度日益發展。

二、“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曆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在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麵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為了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為了防止“和平演變’，必須把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三、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在本質上，依然是政權問題，就是資產階級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則要大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麵的專政。“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麽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而不能是什麽別的關係，例如所謂平等關係、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係、仁義道德關係等等。”

四、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必然會反映到黨內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他們“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我們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就必須充分注意識破“睡在我們的身旁”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充分揭露他們，批判他們，整倒他們，使他們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們篡奪了的權力堅決奪回到無產階級手中。

五、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進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隻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說，這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發動群眾，同時，實行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實行革命群眾、人民解放軍和革命幹部的革命三結合。

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鬥私，批修”。“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因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要解決人們的世界觀問題。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批判修正主義，用無產階級的思想去戰勝資產階級利己主義和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於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

注釋

〔1〕本段是毛澤東對《偉大的曆史文件》修改的文字。《偉大的曆史文件》是《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為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公開發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通知》〔又稱“五·一六通知”〕而寫的編輯部文章。

〔2〕本段是毛澤東審定的《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五十周年》的文字。《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五十周年》是《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編輯部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發表的文章。

《正確的理論是從社會實踐中產生的》

正確的理論是從社會實踐中產生的。馬克思總結出了資本主義運行的規律，列寧總結出了帝國主義運行的規律，毛澤東總結出了社會主義運行的規律，這都是與一定曆史時期的實踐相聯係的。在馬克思的時候，資本主義還沒有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因此馬克思不可能發展出帝國主義論；在列寧的時代，社會主義也隻是剛剛萌芽，列寧也不可能發展出社會主義的完整理論。但是，馬克思和列寧對於社會主義的規律和設想已經有了一些大致的認識。在毛澤東的時期，這種大致的認識才得到補充和總結。

把毛澤東發展出的描述社會主義根本規律的理論稱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簡稱《繼續革命論》。《繼續革命論》並不隻如它的名字一樣，是隻講革命的，它的內容，首先是闡明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生產過程、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等，其次是闡明社會主義的政治規律——無產階級專政，然後才是論述作為無產階級專政具體方法的繼續革命。用一句話概括繼續革命論就是：社會主義中存在資本主義複辟的土壤，這些資本主義土壤上不斷新生出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法權，因此要對這些資本主義要素實行專政，專政的方式就是發動群眾對它們進行革命。

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有資本家和工人，於是就有階級鬥爭，就有革命和反革命。資產階級為了不讓工人鬥爭破壞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再生產，就製定一些規矩，保護所謂的“私有財產”，維護所謂的“社會秩序”，這就是法，法就是統治階級意誌的表現。為了讓法得到嚴格執行，就要運用資本來建立起政府、法院、公安、軍隊和監獄，它們保護資產階級、鎮壓無產階級，這就是鎮壓性國家機器。有了鎮壓性國家機器，資產階級能把無產者們“打服”，但是還不能“說服”，於是又要建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為國民灌輸資本主義的觀念，讓他們相信“私有財產確實神聖不可侵犯”、“法律和警察是代表正義的”等等。其中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在從前是教會，在現在是學校，它們就像工廠一樣源源不斷地生產出具有資本主義觀念的人；除了教會和學校，家庭、工會、政治宣傳、文化宣傳等等也都起到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作用。有了鎮壓性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整個國家就建立起來了。國家是統治階級進行階級統治的工具，在資本主義社會，這樣的統治階級就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國家，就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再生產是由鎮壓性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來保障的，這兩者合在一起，這就是對於工人的《資產階級專政》，也就是資本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階段是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自然就具有這樣的二重性：一方麵是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因素，另一方麵是衰亡著的資本主義傳統或痕跡。正如列寧所說：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中間隔著一個過渡時期，這在理論上是毫無疑義的。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兼有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或特征。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衰亡著的資本主義與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換句話說，就是已被打敗但還未被消滅的資本主義和已經誕生但還非常脆弱的共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

從所有製來說，社會主義的所有製已經同資本主義不同了，資本主義工商業被改造了全民所有製，農業和手工業中的小生產者被聯合到集體中，改造為了集體所有製，公有製已經基本實現了。從勞動分工來說，三大差別（即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得到了限製，在工廠裏，實行了鞍鋼憲法，工人參加管理，幹部參加勞動，邁開了消滅腦體分工的第一步；在人民公社裏，實行了工農商學兵相結合，農民不僅務農，也做工，也學文化、搞批判，工人不僅做工，也務農，也學文化、搞批判，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縮小了。從流通來說，商品經濟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得到了限製，實行了計劃經濟，無產階級能夠通過計劃能動地改造社會了。從分配方式來說，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已經使得人剝削人的現象一般地消失了，“不勞者不得食”已經基本實現了。這樣看來，生產關係的革命確實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共產主義因素已經茁壯成長起來了。

但是，舊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痕跡還沒有完全擺脫。“我們這裏所說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即第一階段——社會主義），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麵，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麵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從所有製來說，社會主義的公有製並不都是全民所有製，還大量存在集體所有製，它們仍然帶有私有的屬性。從生產方式來說，在不發達社會主義中還廣泛地存在小生產，小生產者的社會化程度較低；在勞動分工上，腦體差別還沒有完全消失，工人管理還無法完全取代幹部管理。從流通來說，商品經濟還沒有完全取消，因此商品生產還遵循價值規律，還需要貨幣。從分配方式來說，社會主義所實行的按勞分配仍然是一種資產階級法權，它帶有私有的性質，並且具有不平等的本質。這樣看來，生產關係方麵的舊的資本主義痕跡仍然是廣泛存在的。

毛澤東說：“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製，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製變更了。”這就簡練地概括了，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相較舊社會發生了變化，但是還沒有完全抹去舊社會的痕跡。毛澤東還講：“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製度，工資製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製，等等。這隻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製。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製度很容易。”這就進一步指出了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二重性所帶來的矛盾運動現象。

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在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二重性的矛盾中，共產主義因素的方麵要不斷地進行再生產，創造出新的共產主義生產關係；而資本主義因素的方麵也要不斷地進行再生產，創造出新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兩者此消彼長、此長彼消，構成一個矛盾運動過程。這就是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再生產的基本規律。

因此，“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在矛盾運動過程中，矛盾的兩方麵要相互轉化，作為結果，如果資本主義因素轉化為了共產主義因素，那麽就宣告建成共產主義，如果共產主義因素轉化為了資本主義因素，那麽就發生資本主義複辟，“許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共產主義因素的方麵是怎樣進行再生產的呢？在社會主義生產過程中，勞動者通過使用公有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創造出價值，這份價值一部分轉化為新的生產資料繼續歸社會公有，使得公有製得到鞏固，另一部分則以生活資料的形式歸還給勞動者。歸還給勞動者的這部分，顯然既包含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勞動者領到的工資，又包含了被資本家攫取了剩餘價值。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勞動者分配到的生活資料不僅能使原有的勞動力得到維持，還能有剩餘，從而再生產出新的勞動力。一位體力工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他分配到的生活資料不再隻相當於米飯和麵包的價值，還有教育資源、文藝創作資源、科研資源等，從而使得他全麵發展。原本的體力工人將能夠掌握技術、學習哲學、能進行文藝創作，腦體差別因此不斷縮小，生產力也大大提升了。共產主義因素就再生產出來了。

資本主義因素的方麵又是怎樣進行再生產的呢？這是一個更複雜的問題，也是一個更關鍵的問題，也就是為什麽社會主義中存在資本主義複辟的土壤的問題。“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搞社會主義革命，就要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舊的資產階級，他們的肉體就擺在我們眼前，睜開眼睛就能直接看見，但是新的資產階級將從哪裏生長出來，卻不是能夠直接看到的。“舊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這塊土壤上還會不斷產生新的一代，因為這塊土壤過去產生過、現在還在產生許許多多資產者。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樣看待對資本家的勝利，他們說：‘資本家已經撈了一把，現在該輪到我了。’可見他們每一個人都是產生新的一代資產者的根源。”

對於新生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因素，首先是共產黨內的大官資產階級們，作為新生資產階級的領頭人物的，是共產黨內資產階級。共產黨內資產階級要搞起複辟來，大官們能量最大。大手一揮，搞複辟很容易，立馬就黨變修、國變色。毛澤東說：“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對於共產黨內資產階級的形成都要發揮作用。產生共產黨內資產階級的根源，首先是腦體分工的差別。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社會分裂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是以前生產不大發展的必然結果。當社會總勞動所提供的產品除了滿足社會全體成員最起碼的生活需要以外隻有少量剩餘，因而勞動還占去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全部或幾乎全部時間的時候，這個社會就必然劃分為階級。在這個完全委身於勞動的大多數人之旁，形成了一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它從事於社會的共同事務：勞動管理、政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因此，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法權還不能立即廢除，這就需要一個迫使人們遵守法權規範的機構，就必然由國家或者勞動群眾選派一部分代表來行使領導和管理社會生產的職能。階級就從這裏開始分化。腦體分工的管理機製很容易導致“一長製”，實行“管、卡、壓”，使擔負領導和管理社會生產的代表從社會的公仆逐步地變為社會的主人，使勞動者同生產資料分離而逐步地成為雇傭勞動者。

同時，承擔管理職務的領導人要轉變為共產黨內資產階級還需要借助其他的資本主義因素。一個因素就是商品生產。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的還是商品製度，企業要進行商品生產，要盈利。“勞動產品一旦作為商品來生產，就帶上拜物教性質。”商品世界神秘的紗布，會遮住人們的視線，它使得人和人的社會關係就會轉化為物和物的關係，人的能力轉化為物的能力。在拜物教的蒙蔽下，社會主義經濟部門和企業的一部分領導人就竭力擺脫計劃規律的調節，而聽任價值規律去調節，走上“利潤掛帥”的資本主義道路。於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就開始被分割為部門的、集團的所有製，進一步又轉化為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所有製，而這些企業的領導人大官們就轉變為共產黨內的資產階級了。

另一個因素是分配的差別。“隨著分配上的差別的出現，也出現了階級差別。”承擔管理職務的領導人大官們如果缺乏監督，則往往不參加生產勞動，他們的工資收入，是通過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從工人農民為社會提供的積累中獲得的。這樣，他們就已經從事實上成為了剝削階級。除此以外，他們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私吞、受賄、強占，將勞動者和國家的財產不斷據為己有。“民主革命後，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後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麽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

在某些社會主義國家發生資本主義複辟以後，一些共產黨內資產階級的家產達到上萬億，有的幾個城市的產業鏈都被他們家裏承包，而工人除了雙手一無所有，還要麵臨下崗失業，這就是共產黨內資產階級所謂的“經濟發展”！

上層建築對於共產黨內資產階級的形成也要發揮作用。與共產黨內資產階級相適應的上層建築，首先是官僚主義。官僚主義是舊社會思想的殘餘，官僚主義者看不見社會主義的官民關係已經同舊社會不同了，想把舊社會的官民關係搬到社會主義社會裏麵來，覺得“我是管人的，你是被我管的，天經地義”，實際上就把自己放在了舊社會大老板的位置，把工農群眾當成奴隸，貪汙多占、討小老婆、惠及親友，這樣就變成了資產階級分子。官僚主義者脫離群眾，“高高在上，孤陋寡聞”，不僅思想上滑到無產階級的對立麵，技術上也是一竅不通。

因此，毛澤東說：必須堅持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製度，我們黨和國家的幹部是普通的勞動者，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幹部通過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同勞動人民保持最廣泛的，經常的，密切的聯係。這是社會主義製度下一件帶根本性的大事，有助於克服官僚主義，防止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態中，最後必然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

其他一些舊社會剝削階級意識形態也會助長共產黨內資產階級的滋生。“舊社會滅亡的時候，它的死屍是不能裝進棺材、埋入墳墓的。它在我們中間腐爛發臭並且毒害我們。”例如，如果黨員不是用共產主義思想改造自己，而是終日接受舊社會“錢能通神”“做官發財”觀念，或者是儒家的“君為臣綱”的等級製思想的浸泡，，那就勢必走向人民的對立麵。

共產黨內資產階級的活動規律是什麽呢？對這個問題，就是同其他任何資產階級一樣，也要剝削和壓迫無產階級。另外，比這更根本的一條是拚命推行資本主義複辟。共產黨內資產階級的核心目標是要竊取國家的政權，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在本質上，依然是政權問題，就是資產階級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則要大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機器是生產關係再生產的保障，對於無產階級是這樣，資產階級也是這樣。對於共產黨內資產階級，他們隻有掌握了國家機器，保障了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中資本主義因素的再生產，才能全麵地推行資本主義複辟。

共產黨內資產階級竊取政權的方式，可能是明火執仗地發動反革命武裝進攻，更可能的，則是鑽到無產階級政權內部進行侵蝕瓦解，和平演變，等待時機，突然發動反革命政變，在不改變政權名稱、旗號下變政權的無產階級性質為資產階級性質。

正如毛主席所說：“如果我們被推翻，資產階級上了台，他們也可以不改名字，還叫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是哪一個階級掌握政權，誰掌握這是根本問題，不在於名字。“，“修正主義上台，就是資本主義上台。而且是最壞的資本主義，是法西斯主義；“，“如果這樣的共產黨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掛著羊頭賣狗肉。散布修正主義理論、用反動的文化思想來侵蝕群眾，是共產黨內資產階級為篡權作的準備。“，“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過去資本主義那一套被批臭了，資產階級就隻有把它們重新包裝一下，換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外殼，混到革命隊伍裏麵來散發毒氣。“，“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勝利，逼得它的敵人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曆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修正主義者們陸陸續續發明了唯生產力論、階級鬥爭熄滅論、剝削有功論、補課論、實用主義、人道主義，等等，花樣真多，總之就是要麻痹群眾，轉移視線。

毛澤東指出：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口頭上也掛著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裏攻擊“教條主義”。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他們反對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證法，反對或者企圖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反對或者企圖削弱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後，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複資本主義製度，他們要從各個方麵向工人階級進行鬥爭，包括思想方麵的鬥爭。而在這個鬥爭中，修正主義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

因此，修正主義這個敵人比過去公開露麵的資產階級更加隱蔽、更加狡猾，批判修正主義是繼續革命中的重要課題。

共產黨內資產階級作為整個新生資產階級的代表，自然還要和黨外的資產階級相互串通，縱容黨外的資產階級在社會上進行反社會主義的活動。黨外的資產階級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提供了社會基礎。那麽我們接下來就講，有哪些地方會產生黨外資產階級。

列寧說：“世界上可惜還有很多很多小生產，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這就指出了小生產和資本主義複辟之間的聯係。

就生產性勞動來說，小生產主要存在於農村方麵。在農村裏，雖然實行了合作化和集體化，農民之間已經有了簡單的協作，但是機械化大生產還沒有普及；所有製雖然改變了，但是生產方式還沒有發生徹底的改變，農民在大多數時候仍然從事著一家一戶的生產，土地等生產資料仍然很分散。這樣，一旦發生資本主義複辟，要解散集體所有製是很容易的，土地等生產資料隨時都能分配給農民，重新回到小私有製。八十年代農村改革時，農民們講“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這就反映了農村要發生複辟非常快。

當然，我們這裏講小生產滋生出資產階級，絕不是說所有的小生產者都有轉變為資產階級的能力。在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解散後，農民會迅速產生兩極分化。一方麵，一小部分家中勞力和生產資料較多的迅速富裕起來，轉而經營其他產業，農村中的集體產業將被一小撮在農村基層政權中的領導幹部及其親屬所吞並。在另一方麵，在市場化浪潮的席卷下，貧下農缺乏規模和技術，單純經營農業的利潤越來越低，再加上小農經濟的抗風險能力太低，貧下農日趨破產，於是不得不湧入城市打工。最終傳統農業生產就一步步被資本主義農業所完全取代，農民分化為農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正如毛主席所說：單幹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都不要，一年多就會出現階級分化。其中有的還是共產黨的支部書記，貪汙多占，討小老婆，放高利貸買地；另一方麵是貧困農民破產，這恰恰是我們的社會基礎，是我們的依靠。

因此，在農村，貧下農往往是擁護農村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製的，單幹於他們不利，中農在社會主義的浪潮下也能夠站在集體所有製一邊，他們都是可以團結的對象；而富農則往往反對集體所有。所以，就有農村的階級鬥爭。

更廣義地來說，小生產不隻存在於生產勞動，任何具有私人性質的勞動都是小生產。這樣的小生產所產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觀念的方麵。私人的勞動，最典型的是家務勞動。家庭裏買菜做飯、撫養孩子、教育孩子、贍養老人，全都是小生產性質的勞動，從而會產生深入骨髓的私有觀念。不僅如此，很多家庭中還推行修正主義的教育方式，搞“夫為妻綱、父為子綱”，教孩子教的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從這種層麵上來講，家庭機器就是一個意識形態機器，它帶有濃厚的舊社會殘餘，它源源不斷地生產出具有舊社會觀念的人。但是，在很長的社會主義階段內，這樣的家庭機器還不能取消，隻能用集體食堂、社會化家務勞動一類的方式來緩慢地改變。

因此，小生產的思想就完全不隻是出現在農民當中，而是彌漫在整個社會上。於是，毛澤東對列寧的話補充道：“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還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土壤。但是更關鍵的問題是，怎樣防止資本主義複辟？這就是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要繼續革命。社會主義社會中還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還存在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和條件。為了逐步減少這種土壤和條件，直到最後消滅它，就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社會主義革命不是一次行動，不是一條戰線上的一次戰鬥，而是充滿了劇烈的階級衝突的整整一個時代，是在一切戰線上，也就是說，在經濟和政治的一切問題上的長長一係列的戰鬥。”無產階級通過革命已經推翻了資本主義所有製，舊的資產階級已經大量被打倒了，但是新的資產階級還在不斷產生出來。共產黨內資產階級對工人實行“管、卡、壓”，貪汙多占，千方百計把公有財產據為己有，還在社會上散播不利於無產階級的輿論；當群眾要貼他們的大字報時，他們就對群眾的意見實施打壓，或者是挑起群眾內鬥。從這些方麵來看，無產階級還在不斷地受到新生資產階級的威脅，無產階級還沒有完全解放。在社會主義中，階級鬥爭並沒有停止，革命並沒有停止。

但是與社會主義建成以前相比，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已經發生變化了。公有製已經建立起來了。在大部分的政府機關中，是無產階級掌握著政權，政權被資產階級分子竊取的隻是一小部分。無產階級已經在階級鬥爭中取得了優勢地位。憑借壓倒性的革命力量，無產階級已經能夠反過來對資產階級實施壓迫——誰不聽無產階級的話，誰就被無產階級革掉。在無產階級中實施大民主，但是對資產階級，一點民主也不給。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所以，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宣告無產階級革命結束了，而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延續，是無產階級成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矛盾中矛盾主要方麵時期的革命。“對於工人階級說來，取得政權隻是革命的開始，而不是革命的終結。”

正如馬克思所說：“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隻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革命專政！革命專政！可見“革命”和“專政”從來不是分開講的。

馬克思又進一步講了：“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間斷的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係，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係，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這就講明了繼續革命就是無產階級實行專政的手段。

無產階級專政與資產階級專政的本質區別就在於，無產階級專政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這種專政的力量是革命，而革命的力量天然地被掌握在群眾手裏；而資產階級專政則是反過來，少數人統治多數人，其專政的力量是資本，資本天然地被掌握在少數人手裏。如果把革命的內容從無產階級專政裏抽離掉，把無產階級專政理解為幹部專製，那就把無產階級專政變成了少數人運用國有資本來實行專政，這些國有資本的運用者很快就蛻變為資本的所有者，無產階級專政就變質為了D內資產階級的專政。

通過繼續革命所形成的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施階級統治的工具，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在這樣的國家中，無產階級是統治階級，資產階級是被統治階級，這種統治的力量就是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包括革命的政府、革命的法律、革命的司法機關、革命的軍隊、革命的學校和革命的文藝等等，一切為革命服務，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再生產就由這樣的國家機器來保障。

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隻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

無產階級專政是新階級對更強大的敵人，對資產階級進行的最奮勇和最無情的戰爭，資產階級的反抗，因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個國家內）而凶猛十倍。

無產階級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麵是這個時期的革命的根本特征。“矛盾著的兩方麵中，必有一方麵是主要的，他方麵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麵，即所謂矛盾起主導作用的方麵。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麵所規定的。”

因此，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不再是一般地推翻已有政權，而隻是推翻一小撮被共產黨內資產階級所竊取的政權；在革命中，不再是一般地采取武裝鬥爭的方式，取而代之地，完全可以文鬥，奪權過程沒有武裝鬥爭，不過是實施接管。誰否認這一點，誰就是極“左”的。

事實上，以極“左”麵目出現，提出什麽“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或者重提“農村包圍城市”口號的，恰恰是一小撮共產黨內資產階級。他們打著繼續革命的旗號，蒙蔽不知情的群眾，對著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機關瘋狂進攻，以達成天下大亂的目的，最後自己就能乘機上位。任何真正的革命者應該擦亮眼睛，不要著了極“左”的魔道。

什麽“懷疑一切”，統統是用來對付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懷疑一切”，就不懷疑他自己；“打倒一切”，就不打倒他自己，你說怪也不怪！？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這個辦法，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刮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混水摸魚，妄想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

另外，無產階級雖然取得了絕對優勢，但不意味著能夠安於現狀、停止前進了。絕對優勢不是絕對勝利。無產階級放鬆警惕，資產階級卻不會，他們隨時都對政權虎視眈眈，隨時都要卷土重來。“資產階級的土圍子還很多，打掉一個還會長出一個，就是將來被消滅得隻剩一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掃帚不到，它也不會自己跑掉。”

因此，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靜止不發展的，無產階級專政下還會發生階級變動。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會被打倒；知識分子、文藝工作者會在無產階級的監督下為工農服務；工人和農民腦中的小生產思想和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不斷得到改造。與此同時，滋生新生資產階級的土壤也在不斷被消滅。這樣，在階級矛盾中，資產階級的方麵就會不斷地向無產階級的方麵轉化，無產階級階級的統治力量不斷壯大，而被統治階級的力量不斷衰弱，最終社會上所有人都轉變為無產階級，所有人都成為統治階級，也就不存在階級統治了，國家就因此消亡。所以，“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這樣的無階級社會，就是共產主義社會。

從共產黨執政的幹部中不斷地會腐化變質，產生出共產黨內的資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專政的主體是群眾。那麽是不是說社會主義時期完全不要幹部製、不要先鋒隊了呢？如果這麽說，我們是不同意的。

讓我們回到列寧，列寧為什麽提出要建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呢？列寧說：“資產階級思想體係的淵源比社會主義思想體係久遠得多，它經過了更加全麵的加工，它擁有的傳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因此，“工人還沒有意識到而且也不可能意識到他們的利益同整個現代的政治製度和社會製度的不可調和的對立，也就是說，他們還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隻能從外麵灌輸進去。”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舊的資產階級思想體係對工人階級的影響難道消失了嗎？難道無產階級一宣告奪取政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就自動退出舞台了嗎？當然不是。舊社會的意識形態不僅存在，還是繼續革命期間的主要敵人。因此，群眾的政治意識就總還不成熟，就總需要由工人階級中最有階級意識和政治上先進的部分組成政黨，由政黨來領導革命。

共產黨的幹部在繼續革命中發揮領導作用，不代表無產階級專政的專政力量就是來自幹部了，專政性力量仍然來自群眾。如果一個幹部不站在群眾一邊，他就不能發動群眾，他就無能為力；即使群眾受了他的蒙蔽，被煽動起來了，也隻是暫時性的，現實會讓他們醒悟過來。從這個層麵來說，幹部並不掌握什麽實權，權力仍然掌握在革命群眾的手裏，隻有少數機密性的工作無法通過群眾。

沒錯，幹部會有變質為共產黨內資產階級的傾向，但是這不代表變質是必然的；如果能用恰當的方法加以限製，還能爭取絕大多數的幹部都站在無產階級的一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限製幹部變質的方法，首先是幹部參加勞動。“體力勞動是防止一切社會病毒的偉大的消毒劑。”如果不勞動，那就不能算無產階級，就談不上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了。幹部勞動也不是做做樣子，而是要和群眾同吃、同住，“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態中，最後必然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54]在同吃、同住的條件下，幹部就不僅和群眾有工作上的關聯，還有生活上的關聯，隻有這樣才是真正地融入了群眾。一份二〇〇九年采訪毛澤東時期工人的訪談錄中，老工人們回憶道：“當時幹部和群眾是住在一塊的，幹部家裏麵是什麽情況群眾都曉得。所以沒得人敢貪，群眾把你盯著的，一有任何問題馬上就檢舉你。”，“每個月有一次民主生活會，你可以在上麵給領導提意見。而且他還拿你沒得法，因為領導是沒得權力開除工人的。”老工人的這些話生動地描述了毛澤東時代幹部融入群眾的成效。

還要取消幹部的高薪和特權。“自上而下一切公職人員，都隻應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毛澤東時期的幹部隻拿和工人農民一樣的工資，甚至更低，甚至不拿國家工資。不拿國家工資的幹部，往往本身就是工人或者農民，要回原單位參加勞動，在原單位領工資。如農民副總理陳永貴，雖然官至國家級，但是一點國家工資都不要，要回原大寨參加勞動，拿農民工分，才能兌換工資。如果他們推行的政策對於工人農民不利，那麽自己的收入也會受到影響。

要充分地發揮群眾監督的作用。“覺悟的工人應當不僅要求普通黨員，而且要求‘上層人物’履行黨員的義務。”群眾監督的手段很多，最直接的就是“四大”自由，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老工人們對此回憶道：“工人的檢舉途徑也很多，可以寫大字報、小字報，可以直接找黨委書記反映。”，“有句話說得好，‘一封信，八分錢，惡心你半年’，也就是說寫一封舉報信，查來查去就是幾分錢的帳對不上，不過可以讓那些幹部惡心上半年，所以群眾運動對反腐敗很有作用。”

繼續革命的威懾力量也能對防止幹部變質發揮作用。誰不為群眾服務，誰就會被革掉——這種革命的力量隻要足夠強大，幹部就不敢與之反抗，就隻能乖乖地為人民服務。隻有在這個層麵上，幹部才不僅是名義而且是實質上成為人民的“公仆”。

有了這樣一些方式來限製幹部變質，就能保證站在無產階級這邊的幹部是多數，是95%以上。但是，團結大多數不是搞妥協，不能把什麽牛鬼蛇神、甚至D內資產階級都招到革命隊伍裏來。幹部如果犯了錯誤，是要堅決批判的；犯錯誤，一般也是人民內部矛盾，批判他不是直接打倒，是為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要擴大教育麵，縮小打擊麵，運用‘團結——批評和自我批評——團結’這個公式來解決我們內部的矛盾”[59]；隻有極少數屢教不改的，才會轉變為敵我矛盾。

可是，這時就會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跳出來，借著繼續革命的旗號反對幹部領導，提出什麽“踢開黨委鬧革命”，“無官不錯，無錯不反 ”，或者把人民內部矛盾誇大成敵我矛盾，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所謂的桃園經驗就是這樣的貨色。從路線上來講，這樣的極“左”派因為缺乏領導，亂轟一通，最終注定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還會對革命陣線造成很壞的影響；從階級本質來講，極“左”終究是一小撮共產黨內資產階級為了保護自己而放出的煙霧彈，他們要打亂革命力量，轉移矛盾，挑起無產階級內鬥——共產黨內資產階級變來變去就是這些花招，對於這樣的錯誤思潮，革命的無產階級是不能不加以反對的。

以上是幹部的方麵。對於群眾的方麵，幹部既然還要領導群眾，自然也不能整日和群眾處於敵對狀態中，因此還要加強群眾對幹部的信任。要像毛主席說的：“黨群關係好比魚水關係。”幹部要對群眾進行思想教育，要樹立紀律，堅決反對自由主義，不能因為大民主而放任群眾散漫、隨性，誰的領導都不聽。正確的意見，大家一致通過了，就應堅決執行。這樣的紀律，如果不加強對群眾的思想教育，群眾是不會自發形成的。

但是，樹立群眾對幹部的信任也不代表要大興個人崇拜。“‘個人崇拜’與共產黨的精神不相容。”個人崇拜作為上層建築，會催生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發生。一位為人民服務的領袖受人民愛戴，這是正常的，這種愛戴變得過熱，也是可能的，對於這種情況，需要勸說：“革命的成績是人民創造的，不可搞英雄史觀”，切不可給群眾潑冷水，導致群眾的積極性降低。

從曆史來看，無論是鼓動對領袖的個人崇拜，還是反對個人崇拜，都可能是一個幌子。對於前者，我們有林彪這個例子，對於後者，我們有赫魯曉夫這個例子。鼓動崇拜領袖的人，往往想借此為自己和同夥提供投機上位的機會，從而使得各種牛鬼蛇神都湧入黨的機關裏來，即所謂“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麵說好話，背後下毒手”；反對個人崇拜的人，往往是要借此反對你這個領袖、反對你這個黨，口頭上說著“偉人也會犯錯”，實際心裏想的是“你這個人就是錯的，我就是要把你全盤否定”。所以，在個人崇拜問題上，還應擦亮眼睛，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透過表象看清本質。

最後，講一點先鋒隊製度的變動規律。先鋒隊製度當然不是永存的，它是會消亡的。

無產階級分化為群眾和先鋒隊，是腦體分工差別的體現，隻要腦體差別還沒有消除，就總存在一些政治意識不成熟的群眾和另一些政治意識先進的精英。但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腦體差別正在逐漸縮小，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裏解放出來了，變為了群眾手裏的尖銳武器，群眾腦中的舊思想正在不斷地被馬克思主義所取代。這樣，在一定曆史時期，就要組成一個群眾與幹部相結合的政權，這個政權是群眾和幹部的矛盾統一體，這個政權隻不過是向無產階級直接民主政權的過渡。在過去，這樣的政權叫做革命委員會，革命委員會實行的是群眾組織的代表、舊的革命幹部和解放軍三結合的製度，這一點我們將在第四章講到。

幹部和群眾，作為矛盾的兩方麵，自然是要相互轉化的。幹部怎樣融入群眾，我們剛才已經講了，這就是幹部向群眾轉化的過程。群眾還要轉化為領導者，工人參加管理就是一個體現。在鞍鋼憲法推行以後，工人成立工人管理小組，要攻克生產中的管理問題、技術問題。夏爾·貝特蘭在《中國的GPCR與工業組織》中這樣描述道：

工人管理小組也參與工廠生產計劃的製定。一個計劃隻有在反複征詢工人意見後才會被正式采納。工人劃分為小組，仔細、具體地研究計劃的項目將會如何影響每一個車間和每一個班組，由此他們能夠充分表達對項目的意見：項目的重要性，對每個工人的意義，在生產、質量、產品以及多樣性方麵可能的改進。這帶來了工人和管理者之間的廣泛交流，而管理小組則作為溝通的中間人。

勞動者除了要負責管理和技術，還要搞理論、搞批判、搞文藝。工廠裏成立工人理論小組，研究馬列主義，批判社會上的修正主義思潮。據一九七五年七月北京市委宣傳組報告，北京全市工農理論隊伍發展到了二十五萬人，其中工人理論隊伍十六萬人。除此以外，工人們還寫詩歌、寫散文、寫小說，發表在《朝霞》等無產階級的文藝雜誌上。

在群眾智慧的充分湧流下，腦體差別將會逐漸縮小，群眾將成為政權中的主要方麵。到了共產主義社會，腦體分工徹底消失，勞動者全麵發展，社會管理、科學研究、哲學批判都不再是少數精英的特權，唯有在那裏，幹部和群眾的區別才真正消失，先鋒隊會消亡，社會將由工人階級的聯合體直接管理。

[yongbing1993]

言論自由在你死我活中存在嗎？







《言論自由》在【你死我活】中存在嗎？也就是說，在敵我之間以及在敵對雙方中的【你死我活】中《言論自由》還存在嗎？現如今總有人拿《言論自由》要求【你死我活】中的敵方給自己的《言論自由》這現實嗎？例如反中反華反共的敵對分子們要《言論自由》行嗎？

【AI 概覽】：在“你死我活”的極端鬥爭環境中，言論自由通常不複存在。在這種背景下，意識形態被視為生存戰，不同聲音被視為威脅，常遭壓製。曆史和現實經驗表明，在此類高壓環境中，表達自由極易被歸為異己或被要求絕對忠誠，“亮劍”可能導致“引蛇出洞”式的秋後算賬。

意識形態衝突： 政治上“你死我活”的鬥爭，意味著一方不僅要求壓倒對手，還要求在思想上統一，導致自由的思想市場被摧毀。

生存優先法則： 當存在被定義為關乎生死，言論自由往往被讓位於安全或鬥爭的需要。

壓製言論的後果： 壓製自由的言論市場雖然試圖消除錯誤信念，但往往導致惡劣的社會後果和信任危機。

總結而言，真正的言論自由需要一個包容多元觀點的自由思想市場，這與追求絕對“你死我活”的鬥爭環境是互斥的。

在“你死我活”的極端鬥爭狀態下，言論自由通常不複存在或被極度壓縮，主要原因如下：

生存權高於表達權：在法律與政治邏輯中，生存是所有權利的基礎。當社會進入“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如戰爭、內戰或極端動亂）時，國家和個人往往會為了國家安全或生存本能而犧牲言論自由 。

法律限製的極限：即使是在保護言論自由的法律框架下（如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也存在“迫在眉睫的危險”原則。如果言論會直接引發暴力或立即導致嚴重危害，法律通常不再保護此類言論。

信息武器化：在極端對立中，言論常被視為攻擊手段（如煽動仇恨、泄露軍機、傳播恐慌）。為了奪取勝利，博弈各方通常會實施嚴格的審查和政治宣傳。

現狀分析：在2026年的國際環境中，隨著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許多地區在處理極端衝突時，傾向於通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的緊急狀態條款，合法地暫時限製表達自由，以維持公共秩序。

總結：言論自由建立在共識、容忍和法治的基礎之上。一旦這種平衡被“你死我活”的敵對狀態打破，言論自由往往會淪為權力的附庸或鬥爭的犧牲品。

[yongbing1993]

階級鬥爭才有哲學脫離實際沒用






《有階級鬥爭才有哲學，脫離實際談認識論沒有用》的核心在於強調哲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實踐性和階級性。

《哲學》源於社會現實鬥爭，旨在指導無產階級改造世界。脫離階級鬥爭和生產實踐的認識論，純粹是抽象且虛無的教條。

《哲學》源於鬥爭社會實踐性。 馬克思主義認為，《哲學》不是書齋裏的產物，而是社會存在和社會關係的反映，特別是《階級矛盾》的集中體現。

脫離實際的認識論是空談，離開了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踐等具體實踐，任何對知識、真理和認識過程的抽象分，即是“脫離實際談認識論”都無法回答如何改造世界的問題。

《哲學》的現實目的是： 真正的哲學應像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的那樣，致力於揭示社會發展規律，服務於無產階級的解放和具體的階級鬥爭。 這一觀點強調認識論必須紮根於具體的社會關係和生產鬥爭中，脫離實際的認識論研究沒有實際意義。

《有階級鬥爭才有哲學（脫離實際談認識論沒有用）》：

“有階級鬥爭才有哲學（脫離實際談認識論沒有用）”這句話出自毛澤東於1964年8月18日的一次重要講話，旨在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社會實踐、特別是階級鬥爭的緊密聯係。

《有階級鬥爭才有哲學（脫離實際談認識論沒有用）》這句話的核心觀點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實踐論的基本原則，即理論來源於實踐並指導實踐。

《實踐是源泉》。毛澤東認為，人的正確思想（包括哲學）來源於社會實踐，特別是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主要的實踐活動。

毛澤東批判脫離實際，毛澤東在話語中明確指出“脫離實際談認識論沒有用”，批評了當時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內哲學界存在的教條主義和脫離現實鬥爭的傾向。

毛澤東強調參與實踐。毛澤東提倡學哲學的同誌應當深入基層，參加階級鬥爭，以親身實踐來豐富和檢驗哲學認識。

這一論斷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毛澤東的代表作《實踐論》和《矛盾論》一脈相承。

毛澤東的唯物史觀，它植根於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強調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毛澤東知行統一，它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強調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

《有階級鬥爭才有哲學（脫離實際談認識論沒有用）》：這句話強調了哲學不是抽象的思辨，而是在具體的社會曆史條件下，特別是激烈的階級鬥爭中產生和發展的，並必須回到實踐中接受檢驗。

毛澤東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

有階級鬥爭才有哲學(脫離實際談認識論沒有用)。學哲學的同誌應當下鄉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參加階級鬥爭。身體不好也去，下去也死不了人，無非是感冒，多穿幾件衣服就是了。

大學文科現在的搞法不行。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書本裏怎能出哲學？馬克思主義三個構成部分，基礎是社會學，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作鬥爭，馬克思他們看出，空想社會主義者想勸資產階級發善心，這個辦法不行，要依靠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

那時已經有許多罷工。英國國會調查，認為與其十二小時工作製不如八小時工作製對資本家有利。從這個觀點開始，才有馬克思主義，基礎是階級鬥爭，然後才能研究哲學。什麽人的哲學？資產階級的哲學，無產階級的哲學。

無產階級哲學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還有無產階級經濟學，改造了古典經濟學。搞哲學的人，以為第一是哲學，不對，第一是階級鬥爭。壓迫者壓迫被壓迫者，被壓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學。我們都是這樣過來的。別人要殺我的頭，蔣介石要殺我，這才搞階級鬥爭，才搞哲學。

大學生今年冬天就要開始下去，講文科。理科的現在不動，動一兩回也可以。所有學文科的：學曆史的、學政治經濟學的、學文學的、學法學的，統統下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員、學生統統下去。去五個月，有始有終。農村去五個月，工廠去五個月，得到點感性知識，馬、牛、羊、雞、犬、豕、稻、梁、菽、麥、黍、稷，都看一看。冬天去，看不到莊稼，至少還可以看到土地，看到人。

去搞階級鬥爭，那是個大學，什麽北大、人大，還是那個大學好！我就是綠林大學的，在那裏學了點東西。我過去讀過孔夫子，四書五經，讀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時候很相信孔夫子，還寫過文章。後來進資產階級學校七年。七六十三年。盡學資產階級那一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還講了教育學。五年師範，兩年中學，上圖書館也算在內。那時就是相信康德的二元論，特別是唯心論。看來我原來是個封建主義者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社會推動我轉入革命。我當了幾年小學教員、校長，四年製的。還在六年製學校裏教過曆史、國文。中學還教過一段時期，啥也不懂。進了共產黨，革命了，隻知道要革命，革什麽？如何革？當然，革帝國主義，革舊社會的命，帝國主義是什麽東西，不甚了解。如何革？更不懂。

十三年學的東西，搞革命卻用不著，隻用得著工具——文字。寫文章是個工具。至於那些道理，根本用不著。孔夫子講“仁者人也”，“仁者愛人”，愛什麽人？所有的人？沒那回事。愛剝削者？也不完全，隻是剝削者的一部分。不然為什麽孔夫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愛他們，要他們團結。可是鬧到絕糧，“君子固窮”，幾乎送了一命，匡人要殺他。有人批評他西行不到秦，其實，詩經中《七月流火》，是陝西的事。還有《黃鳥》，講秦穆公死了殺三個大夫殉葬的事。

《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

作者：毛澤東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

有階級鬥爭才有哲學（脫離實際談認識論沒有用）。學哲學的同誌應當下鄉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參加階級鬥爭。身體不好也去，下去也死不了人，無非是感冒，多穿幾件衣服就是了。

大學文科現在的搞法不行。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書本裏怎能出哲學？馬克思主義三個構成部分，基礎是社會學，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作鬥爭，馬克思他們看出，空想社會主義者想勸資產階級發善心，這個辦法不行，要依靠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那肘已經有許多罷工。英國國會調查，認為與其十二小時工作製不如八小時工作製對資本家有利。從這個觀點開始，才有馬克思主義，基礎是階級鬥爭，然後才能研究哲學。什麽人的哲學？資產階級的哲學，無產階級的哲學。無產階級哲學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還有無產階級經濟學，改造了古典經濟學。搞哲學的人，以為第一是哲學，不對，第一是階級鬥爭。壓迫者壓迫被壓迫者，被壓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學。我們都是這樣過來的。別人要殺我的頭，蔣介石要殺我，這才搞階級鬥爭，才搞哲學。

大學生今年冬天就要開始下去，講文科。理科的現在不動，動一兩回也可以。所有學文科的：學曆史的、學政治經濟學的、學文學的、學法學的，統統下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員、學生統統下去。去五個月，有始有終。農村去五個月，工廠去五個月，得到點感性知識，馬、牛、羊、雞、犬、豕、稻、梁、菽、麥、黍、稷，都看一看。冬天去，看不到莊稼，至少還可以看到土地，看到人。去搞階級鬥爭，那是個大學，什麽北大、人大，還是那個大學好！我就是綠林大學的，在那裏學了點東西。我過去讀過孔夫子，四書五經，讀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時候很相信孔夫子，還寫過文章。後來進資產階級學校七年。七六十三年。盡學資產階級那一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還講了教育學。五年師範，兩年中學，上圖書館也算在內。那時就是相信康德的二元論，特別是唯心論。看來我原來是個封建主義者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社會推動我轉入革命。我當了幾年小學教員、校長，四年製的。還在六年製學校裏教過曆史、國文。中學還教過短時期，啥也不懂。進了共產黨，革命了，隻知道要革命，革什麽？如何革？當然，革帝國主義，革舊社會的命，帝國主義是什麽東西，不甚了解。如何革？更不懂。十三年學的東西，搞革命卻用不著，隻用得著工具——文字。寫文章是個工具。至於那些道理，根本用不著。孔夫子講“仁者人也”，“仁者愛人”，愛什麽人？所有的人？沒那回事。愛剝削者？也不完全，隻是剝削者的一部分。不然為什麽孔夫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愛他們，要他們團結。可是鬧到絕糧，“君子固窮”，幾乎送了一命，匡人要殺他。有人批評他西行不到秦，其實，詩經中《七月流火》，是陝西的事。還有《黃鳥》，講秦穆公死了殺三個大夫殉葬的事。司馬遷對《詩經》評價很高，說《詩經》三百篇皆古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詩經》大部分是風詩，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聖賢。“發憤之所為作”，心裏有氣，他寫詩：“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狙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屍位素餐”，就是從這裏來的。這是怨天，反對統治者的詩。孔夫子也相當民主，男女戀愛的詩他也收。朱燾注為淫奔之詩。其實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寫君臣。五代十國的蜀，有一首詩嗎《秦婦昤》，韋莊的，少年之作，是懷念君王的。

講下去的事。今冬明春開始，分期分批下去，去參加階級鬥爭。隻有這樣，才能學到東西，學到革命。王××作了報告，她去搞了一個大隊，那裏沒有暖氣，同吃同住，吃得不好，害了兩次感冒，春節回來的時候，見了她，我問她，還去不去，她說還去，無非是發幾天燒。你們知識分子，天天住在機關裏，吃得好，穿得好，又不走路，所以生病。衣食住行，四大要症。從生活條件好，變到生活條件壞些，下去參加階級鬥爭，到“四清”、“五反”中去，經過鍛煉，你們知識分子的麵貌就會改觀。

不搞階級鬥爭，搞什麽哲學！

下去試試看，病得不行了就同來，以不死為原則，病得快死了就回來。一下去精神就出來了。

（康生：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研究所，也統統要下去。現在快要成為古董研究所，快要變成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世界了。哲學所的人《光明日報》都不看。）

我專看《光明日報》、《文匯報》，不看《人民日報》，因為《人民日報》不登理論文章，建議以後，他們登了。《解放軍報》生動，可以看。

（康生：文學研究所對周穀城問題不關心。經濟所孫冶方搞利別爾曼那一套，搞資本主義。）

搞點資本主義也可以。社會很複雜，隻搞社會主義，不搞資本主義，不是太單調了嗎？不是沒有對立統一，隻有片麵性了嗎？讓他們搞，猖狂進攻，上街遊行，拿槍叛變，我都讚成。社會很複雜，沒有一個公社、一個縣、一個中央部不可以一分為二。你看，農村工作部就取消了。它專搞包產到戶，“四大自由”，借貸、貿易、雇工、土地買賣自由，過去出過布告。鄧子恢同我爭論。中央開會，他提議搞四大自由，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永遠鞏固下去，就是搞資本主義。我們說，新民主主義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隻觸動地主、買辦資產階級，並不觸動民族資產階級。分土地給農民，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製改變為農民個體所有製，這還是資產階級革命範疇的。分地並不奇怪，麥克阿瑟在日本分過地。拿破侖也分過。土改不能消滅資本主義，不能到社會主義。

現在我們的國家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權力掌握在敵人或敵人的同情者手裏。我們搞了十五年，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可以複辟的。現在幾包紙煙就能收買一個支部書記，嫁給個女兒就更不必說了，有些地區是和平土改，土改工作隊很弱，現在看來問題不少。

關於哲學的材料收到了（指關於矛盾問題的材料——記錄者注），提綱看了一遍（指批判“合二而一”論的文章提綱——記錄者注），其它來不及看。關於分析與綜合的材料也看了一下。

這樣搜集材料，關於對立統一規律，資產階級怎麽講，馬恩列斯怎麽講，修正主義怎麽講，是好的。資產階級講，楊獻珍講，古人是黑格爾講。古已有之，於今為烈。還有波格丹諾夫、盧那察爾斯基講造神論。波格丹諾夫的經濟學我看過。列寧看過，好像稱讚過他講原始積累那一部分。

（康生：波格丹諾夫的經濟學比現代修正主義者的那一套還高明一些。考茨基的比赫魯曉夫的高明些，南斯拉夫的也比蘇聯的高明一些。德熱拉斯還講了斯大林的幾句好話，說他在中國問題上作了自我批評。）

斯大林感到他在中國問題上犯了錯誤。不是小錯誤。我們是幾億人口的大國，反對我們革命，奪取政權。為了奪取全國政權，我們準備了好多年，整個抗戰都是準備，看那時中央的文件，包括《新民主主義論》，就清楚。就是說不能搞資產階級專政，隻能建立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搞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在我國，八十年，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都失敗了。我們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一定要勝利。隻有這條出路，沒有第二條。這是第一步，第二步搞社會主義。就是《新民主主義論》那一篇，是個完整的綱領。政治經濟文化都講了，隻是沒講軍事。

（康生：《新民主主義論》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很有意義。我問過西班牙的同誌，他們說，他們的問題就是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不搞新民主主義。他們那裏就是不搞這三條：軍隊、農村、政權。完全服從蘇聯外交政策的需要，什麽也搞不成。）

這是陳獨秀那一套！

（康生：他們說，共產黨組織了軍隊．交給人家。）

沒有用。

（康生：也不要政權。農民也不發動。那時蘇聯同他們講，如果搞無產階級領導，英法就會反對，對革命不利。）

古巴呢？古巴恰恰是又搞政權，又搞軍隊，又發動農民。所以就成功了。

（康生：他們打仗也是打正規仗，資產階級的一套，死守馬德裏。一切服從蘇聯外交的一套。）

第三國際還沒有解散，我們沒有聽第三國際的。遵義會議就沒有聽，長征把電話丟了，聽不到。後來四二年整風，到“七大”的時候才作出決議，《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糾正“左”的都沒有聽。教條主義那些人根本不研究中國特點。到了農村十幾年，根本不研究農村土地、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不是到農村就懂得農村。要研究農村各階級、各階層關係。我花了十幾年功夫，才搞清楚。茶館、賭場，什麽人都接近、調查。一九二五年我搞農民運動講習所，作農村調查。我在家鄉找貧苦農民調查，他們生活可慘，沒有飯吃。有個農民，我找他打骨牌（天、地、人、和、梅十、長三、板凳），然後請他吃一頓飯。事先事後，吃飯中間，同他談話，了解到農村階級鬥爭那麽激烈。他願意同我談，是因為，一把他當人看，二請他吃頓飯，三可以贏幾個錢。我是老輸，輸一、二塊現洋，他就很滿足了。有一位朋友，解放後還來看過我兩次。那時候有一回，他實在不行了，來找我借一塊錢，我給了他三塊，無償援助。那時候這種無償援助是難得有的。我父親就是認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我母親反對他。我父親死時送葬的很少，我母親死時送葬的很多。有一回哥老會搶了我家，我說，搶得好，人家沒有嘛。我母親也很不能接受。長沙發生過一次搶米風潮，把巡撫都打了。有些小販，湘鄉人，賣開花蠶豆的，紛紛回家，我攔著他們問情況。鄉下青紅幫也開會，吃大戶，登了上海《申報》，是長沙開兵來才剿滅的。他們紀律不好，搶了中農，所以自己孤立了。一個領袖左躲右躲，躲到山裏，還是抓去殺了。後來鄉紳開會，又殺了幾個貧苦農民，那時還沒有共產黨，是自發的階級鬥爭。

社會把我們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誰想到搞馬克思主義？聽都沒聽說過。聽過還看過的是孔夫子、拿破侖、華盛頓、彼得大帝、明治維新、意大利三傑，就是資本主義那一套。還看過富蘭克林傳，他窮苦出身，後來變成文學家，還試驗過電。（陳伯達：富蘭克林最先提出人是製造工具的動物這一說法。）他說過人是製造工具的動物。從前說人是有思想的動物，“心之官則思”。說“人為萬物之靈”，誰開會選舉的？自封的。後來馬克思提出，人能製造工具，人是社會的動物。其實，人至少經過了一百萬年才發展了大腦和雙手，動物將來還要發展。我不相信就隻有人才能有兩隻手，馬、牛、羊就不進化了？隻有猴子才進化？而且猴子中又隻有一類猴子能進化，其它就不能進化？一百萬年，一千萬年以後還是今天的馬、牛、羊？我看還是要變，馬、牛、羊、昆蟲都要變。動物就是從植物變來的，從海藻變來的。章太炎都知道。他的與康有為論革命書中，就寫了這個道理。地球原來是個死的地球，沒有植物，沒有水，沒有空氣。不知幾千萬年才形成了水，不是隨便一下就由氫氧變成了水，水有自己的曆史。以前連氫、氧二氣都沒有，產生了氫和氧，然後才有可能兩種原素化合成水。

要研究自然科學史，不讀自然科學史不行。要讀些書。為了現在鬥爭的需要去讀書，與無目的地去讀書，大不相同。傅鷹講氫和氧經過千百次化合成水，並不是簡單地合二而一，他這話，講的倒是有道理的，我要找他談談。（對××講）你們對傅鷹也不要一切都反對。

曆來講分析、綜合講得不清楚。分析比較清楚，綜合沒講過幾句話。我曾找艾思奇談話，他說現在隻講概念上的分析、綜合，不講客觀實際的分析、綜合。

我們怎樣分析、綜合共產黨與國民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地主和農民、中國人民和帝國主義？拿共產黨和國民黨來說，我們怎樣進行分析和綜合？我們分析：無非是我們有多少力量，有多少地方，多少人，多少黨員，多少軍隊，多少根據地。如延安之類。弱點是什麽？沒有大城市，軍隊隻有一百二十萬，沒有外援，國民黨有大量外援。延安同上海比，延安隻有七千人，加上機關、部隊一共二萬人，隻有手工業和農業，怎能同大城市比？我們的長處是有人民支持。國民黨脫離人民。你地方多，軍隊多，武器多，可是你的兵是抓來的，官兵之間是對立的。當然他們也有相當大一部分很有戰鬥力的軍隊，並不是都一打就垮。他們的弱點就在這裏，關鍵就是脫離人民，我們聯係人民群眾，他們脫離人民群眾。

他們宣傳共產黨共產共妻，一直宣傳到小學裏。編了歌：“出了朱德毛澤東，殺人放火樣樣幹，你們怎麽辦？”叫小學生唱。小學生一唱，就去問他們的父母兄弟，反倒替我們作了宣傳。有個小孩聽了問他爸爸，他爸爸說，你不要問，將來你長大以後，你自己看就知道了。這是個中間派。又去問他叔叔，叔叔罵了他一頓，說“什麽殺人放火？你再問，我揍你！”原來他叔叔是個共青團。所有的報紙、電台，都罵我們，報紙很多，一個城市幾十種，每一派辦一個，無非是反共。老百姓都聽他們的？沒有那回事。中國的事我們經驗過，中國是個麻雀，外國也無非是富人和窮人，反革命和革命，馬列主義和修正主義。切不要以為反革命宣傳會人人信，會一起來反共。我們不是都看報紙嗎？也沒有受他影響。

《紅樓夢》我讀了五遍，也沒有受影響。我是把他當作曆史讀的，開頭當故事讀，後來當曆史讀。什麽人看《紅樓夢》都不注意第四回，其實這一回是《紅樓夢》的總綱。還有冷子興演說榮國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蘆僧判斷葫蘆案”，講護官符，提出四大家族：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裏，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鐵。”《紅樓夢》裏四大家族都寫到了，《紅樓夢》階級鬥爭激烈，有好幾十條人命。而統治者也不過二、三十個人（有人算了說是三十三個人），其它都是奴隸，三百多個，鴛鴦、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講曆史不拿階級鬥爭觀點講，就講不清楚。隻有用階級分析，才能把它分析清楚。《紅樓夢》寫出來，有二百多年了，研究《紅樓夢》的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可見問題之難。有俞平伯、王昆侖，都是專家，何其芳也寫了個序，又出了個吳世昌，這是新紅學，老的還不算。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不對的，胡適的看法比較對一點。

怎麽綜合？國民黨、共產黨，兩個對立麵，在大陸上怎麽綜合的，你們都看到了。就是這麽綜合的：他的軍隊來，我們吃掉，一塊一塊地吃。不是楊獻珍的合二為一，不是兩方麵和平共處的綜合。他不要和平共處，他要吃掉你。不然，為什麽他打延安？陝北除了三邊三個縣以外，他的軍隊都到了。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你二十五萬，我二萬五千。幾個旅，兩萬多人。分析了，如何綜合？你要到的地方你去，我一口一口地吃你。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整整一個軍，從一九四七年三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統統跑光，因為消滅了他好幾萬。宜川被我們包圍，劉戡來增援，軍長劉戡打死了，他的三個師長，兩個打死，一個俘虜了，全軍覆沒，這就綜合了。所有的槍炮都綜合到我們這邊來了，士兵也都綜合了：願留下的留下，不願留下的發路費。消滅了劉戡，宜川城一個旅不打就投降了。三大戰役，遼沈、淮海、平津戰役，怎麽綜合法，傅作義就綜合過來了。四十萬人，沒有打仗，全部繳槍。

一個吃掉一個，大魚吃小魚，就是綜合。從來書上沒有這樣寫過，我的書也沒有寫。因為楊獻珍提出合二而一，說綜合是兩種東西不可分割地聯係在一起。世界有什麽不可分割的聯係？有聯係，但總要分割的，沒有不可分割的事物。我們搞了二十幾年，我們被敵人吃掉的也不少。紅軍三十萬軍隊，到了陝甘寧隻剩下兩萬五，其他的有被吃掉了的，逃跑了的，打散了的，傷亡了的。

要從生活中來講對立統一。

（康生同誌：隻講概念，不行。）

分析時也綜合，綜合時也分析。

人吃動物，吃蔬菜，也是先加以分析。為什麽不吃砂子，米裏有砂就不好吃。為什麽不吃馬、牛、羊吃的草，隻吃大白菜之類？都是加以分析。神農嚐百草，醫藥有方。經過多少萬年，分析出來，那些能吃，那些不能吃才搞清楚。蚱蜢、蛇、烏龜王八可以吃，螃蟹、狗、下水能夠吃。有些外國人就不吃。陝北人就不吃下水，不吃魚。陝北貓也不吃。有一年黃河發大水，衝上來幾萬斤魚，都作肥料了。

我是土哲學，你們是洋哲學。

（康生同誌：主席能不能講講三個範疇的問題。）

恩格斯講了三個範疇，我就不相信那兩個範疇。（對立統一是最基本的規律，質量互變是質和量的對立統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沒有。）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同對立統一規律平行的並列，這是三元論，不是一元論。最基本的是一個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就是質和量的對立統一。沒有什麽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發展，每一個環節，即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隸社會否定原始社會，對於封建社會，它又是肯定，封建社會對奴隸社會是否定，對資本主義社會又是肯定，資本主義社會對封建社會是否定，對社會主義社會又是肯定。

怎麽綜合法？難道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並存？並存是有的，隻是小部分。作為總體，是要消滅原始社會。社會發展也是有階段的，原始社會又分好多階段，女人殉葬那時還沒有，但是服從男人。先是男人服從女人，走到反麵，女人服從男人。這段曆史還搞不清楚，有一百多萬年。階級社會不到五千年。什麽龍山文化，仰韶文化，原始末期有了彩陶。總而言之，一個吃掉一個，一個推翻一個，一個階級消滅，一個階級興起，一個社會消滅，一個社會興起。當然在發展過程中，不是很純的，到了封建社會裏還有奴隸製，主體是封建製，還有些農奴，也有些工奴，手工業的。資本主義社會也不那麽純粹，再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有落後部分。如美國南部的奴隸製，林肯消滅奴隸製，現在黑人奴隸還有，鬥爭很激烈，二千多萬人參加，不少。

一個消滅一個，發生、發展、消滅，任何東西都是如此。不是讓人家消滅，就是自己滅亡，人為什麽要死？貴族也死，這是自然規律。森林壽命比人長，也不過幾千年。沒有死，那還得了。如果今天還能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裝不下去了，讚成莊子的辦法，死了老婆，敲盆而歌。死了人要開慶祝會，慶祝辯證法的勝利，慶祝舊事物的消滅。社會主義也要滅亡，不滅亡就不行，就沒有共產主義，共產主義至少搞個百把萬、千把萬年，我就不相信共產主義就沒有質變，就不分質變的階段了？我不信。量變質，質變量。完全一種性質，幾百萬年不變了，我不信！按照辯證法，這是不可設想的。就一個原則，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就搞一百萬年，就是一種經濟學，你信不信？想過沒有？那就不要經濟學家？橫直一本教科書就可以了，辯證法也死了。

辯證法的生命就是不斷走向反麵。人類最後也要到末日。宗教家說末日，是悲觀主義，嚇唬人。我們說人類滅亡，是產生比人類更進步的東西，現在人類很幼稚。恩格斯講，要從必然的王國到自由的王國，自由是對必然的理解。這句話不完全，隻講了一半，下麵的不講了。單理解就能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還要做工作，吃了飯沒事做，隻理解一下就行？找到了規律要會用，要開天辟地，破破土，砌房子，開礦山，搞工業。將來人多了，糧食不夠，要從礦物裏取食品，這就是改造，才能自由，將來就能那麽自由？列寧講過，將來空中飛機像蒼蠅一樣多，闖來闖去，到處撞怎麽得了？怎麽調動？調動起來那麽自由？北京現在有一萬輛公共汽車，東京有十萬輛（還是八十萬輛）所以車禍多，我們車少再加上教育司機，教育人民，車禍少。一萬年以後，北京怎麽辦？還是一萬輛車？會發明新東西，不要這些交通工具，就是人起飛，用簡單機器，一飛就飛到一個地方，隨便哪裏都可以落，單對有必然的理解不行，還要改造。

不相信共產主義社會不分階段，沒有質的變化。列寧講過，凡事都可以分。舉原子為例，他說不僅原子可以分，電子也可以分。可是以前認為不可分。原子核分裂，這門科學還很年輕，才二、三十年，幾十年來，科學家把原子核分解，有質子、反質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這是重的，還有輕的。這些發現，主要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間和以後才發展起來。至於電子和原子核可以分裂，那早就發現了。電線裏，就是用了銅、鉛的外電子的分離。地球三百公裏的上空還發現有電離層，那裏電子和原子核也分離。電子到現在還沒有分裂，總有一天能分裂。莊子說“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莊子·天下篇》引公孫、龍子語）這是個真理，不信就試試看。如果有竭，就不是科學了。事物總是發展的，是無限的。時間、空間是無限的。空間方麵，宏觀、微觀是無限的，是無限可分的。所以科學家有工作做，一百萬年以後還有工作做。我很欣賞《自然科學研究通訊》上阪田昌一那篇基本粒子的文章，以前沒有看到過這樣的文章，是辯證唯物主義者。他引了列寧的話。

哲學界的缺點是沒有搞實際的哲學，而是搞書本的哲學。

總要提出新的東西，不然要我們這些幹什麽？要後人幹什麽？新東西在實際事物裏，要抓實際事物。任繼愈到底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很欣賞他講佛學的那幾篇文章，有點研究，是湯用彤的學生。他隻講到唐朝的佛學，沒有觸及到以後的佛學。宋朝的明理學是從唐朝禪宗發展起來的，由主觀唯心論到客觀唯心論。有佛、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對的。有佛、道，不管它，怎麽行？韓愈不講道理，“師其意，不師其詞”，是他的口號，意思完全照別人的，形式、文章改一改。不講道理，講一點也基本上是古人的。《師說》之類有點新的。柳子厚不同，出入佛、道，唯物主義。但是，他的《天對》太短了，就那麽一點。他的《天對》從屈原《天問》產生出來，幾千年來，隻有這個人做了《天對》。這麽一看，到現在，《天問》《天對》講些什麽，沒有解釋清楚，讀不懂，隻知其大意。《天問》了不起，幾千年以前，提出了各種問題，關於宇宙，關於自然，關於曆史。

（關於合二而一問題的討論）《紅旗》可以轉載一些比較好點的東西，寫一篇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