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新文化赤腳醫生中西醫結合

文革新文化赤腳醫生中西醫結合

 

 

 

新中國建國初期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大搞群眾性的愛國衛生運動，結合對傳染病的積極預防和醫治，在全中國取得的公共衛生成就是巨大的。各種傳染病如霍亂很快在新中國絕跡，鼠疫1955年就基本得到了控製，性病是在1959年在全國範圍內被消滅了，天花在1960年代初已告滅絕，結核病的死亡率從建國初期的250/10萬下降到40/10萬，脊髓灰質炎、麻疹、乙腦、白喉、破傷風、百日咳等傳染病的發病率明顯下降。全國各地各級政府的衛生部門都下設“防疫站“，專門負責各種傳染病的預防醫治工作。

接生員的隊伍的數量至1965年已經增長到685740人，產婦的產褥熱和新生兒破傷風顯著減少，母親和嬰兒的健康得到了一定保證。1952年底，全國90％的地區建立了縣級衛生機構，1965年農村醫療衛生保健網基本建成，衛生技術人員達88萬人，發展速度大大超過了城市。但新中國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並未就此停步，相反，毛澤東多次對衛生部提出尖銳批評。毛澤東以異常尖銳的方式給衛生部以當頭棒喝，正是毛澤東的“六二六”講話，將中國的衛生事業提升到了一個劃時代的新高度，尤其是對農村人民公社從此開始普及基本醫療服務。

毛澤東五十年代就提出了中西醫相結合、發展中醫藥以後，衛生部已經開始著手培養醫生了。但遠水解不了近渴，短期內醫生還培養不出來。於是衛生部還采用另一種形式，派城市的醫生組成醫療隊下鄉為農民治病。1964年6月，毛澤東在接見越南外賓時，批評北京醫院隻對高級幹部進行保健是搞特殊化，嚴重脫離實際、脫離人民群眾、助長生活特殊化的現象。8月10日，毛澤東又在衛生部黨組《關於改進高級幹部保健工作報告》的批語中寫道：“北京醫院醫生多，病人少，是個老爺醫院，應當開放。”在毛澤東的督促下，中央決定在全國範圍內撤銷專門為高級幹部設立的保健機構，取消專職保健醫生、保健護士的製度，並向群眾開放專為高級幹部看病的所有高等特供醫院。

1965 年之前國家還陸續出台了許多方案，要求各級醫院臨時組建下鄉巡診的醫療隊去農村為農民治病。1965 年 1 月，毛澤東和中央又批轉了衛生部關於組織巡回醫療隊下農村基層的報告。很多醫療專家紛紛響應，像著名的胸外科專家黃家駟、兒科專家周華康、婦科專家林巧稚都加入其中，深入農村送醫。到 1965 年上半年，全國城市共組織了 2800 名醫生下農村巡診。但由於醫療隊人數有限，每次下鄉，隻能走兩三個鄉鎮，且醫療隊下鄉隻能輕裝，不可能帶稍微大一點的醫療器械，也不可能配齊各專科人員，無法達到有效地為農民醫治疾病的目的。

此外，醫療隊長期下鄉，各級醫院要打亂日常工作來安排人員，農村要為安排醫療隊的食宿而費腦筋。因此，許多地方組織醫療隊下鄉沒有長期堅持，農民看病難的問題仍然存在。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中國衛生事業的人力、物力、財力仍然主要集中於城市，農村缺醫少藥的局麵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轉。統計顯示，1964年，高級衛生技術人員中有69%在城市，縣以下的隻占10%；中級衛生技術人員城市占57%，縣以下的占27%。全年衛生事業費9.3億元，其中用於公費醫療的為2.8億元，占30%；用於農村的2.5億元，占27%，其中用於縣以下的占16%。[i]換句話說，用於830萬享受公費醫療人員的經費，比用於5億農民的還多。

對此，毛澤東極為不滿，終於在1965年6月26日這一天，毛澤東按照中央辦公廳的安排，聽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匯報工作。錢信忠在作了衛生部工作的一般性匯報後，講到了全國醫務人員分布情況和醫療經費使用的占比：全國現有 140 多萬名衛生技術人員，高級醫務人員 9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隻有10%在農村 ；醫療經費的使用農村隻占25%，城市則占去了75%。毛澤東聽到這組數字，發怒了。他麵容嚴肅地站起身來，嚴厲地說：“衛生部的工作隻給全國人口的 15% 工作，而且這 15%中主要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毛澤東又說，“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以及“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他們來為農民看病服務。”

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隻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生，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著讀那麽多書，華佗讀的是幾年製？明朝李時珍讀的是幾年製？醫學教育用不著收什麽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畢業生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與巫醫的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書讀得越多越蠢。現在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農民。

脫離群眾，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難的疾病上，所謂尖端，對於一些常見病，多發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樣預防，怎樣改進治療，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問題不是不要，隻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群眾最需要的問題上去。

城市裏的醫院應該留下一些畢業後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醫生，其餘的都到農村去。四清到××年掃尾，基本結束了，可是四清結束，農村的醫療、衛生工作沒結束啊！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

在《文革》中的新文化就是“六·二六”講話最大的碩果就是《赤腳醫生》。“赤腳醫生”的叫法是首次在上海市川沙縣江鎮公社出現的，這個公社於 1965 年夏就開始辦醫學速成培訓班，學期 4 個月，學的是一般的醫學常識，及對常見病的簡單治療方法。學員學成後，回公社當衛生員。在第一批學員中，有一個叫王桂珍的，來自江鎮公社大溝大隊，後來文革時期拍了一部片子《春苗》，就是以她為原型創作的。在學習醫學知識的過程中，王桂珍十分刻苦。老師讓晚上 9 點熄燈，她拿個小的手電筒在被子裏看到 12 點。王桂珍拿自己做實驗，拿自己練針，熟練了以後再去給別人針灸，那時候的赤腳醫生都是這樣的。結業後，她被安排在江鎮公社當衛生員，實際上相當於公社一級衛生院的實習醫生，或者是護士、護理員。但王桂珍結業後卻與別人不一樣，沒有選擇待在衛生院等農民上門治病，而是背起藥箱，走村串戶甚至到田間地頭為農民們治病，農忙時她也參加農業勞動。經王桂珍治好的病人越來越多，大家開始宣傳她，找她看病的人也越來越多，她開始在農民中享有了聲望。

此外，王桂珍和同伴們還在村邊一塊坡地上種了 100 多種中草藥，在村裏專門建了土藥房，利用自己有限的醫療知識，想出各種土洋結合的辦法，讓身邊的老百姓少花錢也能治病。當地農民因多種水稻，平時勞動時是赤腳下水田的，所以當地農民早就有一個樸素的觀念——“赤腳”和“勞動”是一個意思。當地農民見王桂珍在為農民看病之餘也經常參加一些勞動，就稱她為“赤腳醫生”。實際上，“赤腳醫生”就是不脫離勞動同時也行醫的意思。

1968年，《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報道了王桂珍、黃鈺祥等人事跡，毛澤東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此後，全國各地在縣一級已經成立人民醫院、公社一級成立衛生院的基礎上，在大隊（相當於現在的村）一級都設立了衛生室，構成農村三級醫療體係。在大隊一級衛生室工作的醫務人員，都是“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與此同時，各級衛生部門開始下大力氣，按照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的做法，著手大批培訓“半農半醫”人員。當時，也正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高潮，一批下到農村的初、高中生，由於文化水平較當地農民青年要高，也自然成了接受“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培訓的主體。他們學成後，大都當上了“赤腳醫生”。“赤腳醫生”隊伍在短期內迅速形成，農村醫療狀況大為改觀。農民有個頭疼腦熱，再不用遠赴公社或者縣城去醫治了，勞動中受的一般創傷能夠及時治療。

專業醫護人員不夠一直是毛澤東時代突出的問題，尤其廣大農村，原有以專業技術人員為導向的培養體係無法滿足農民群眾對醫護衛生服務的需求。中國的絕大多數人口是農民，要想改進農村的醫療衛生狀況，出路還是要依靠農民自己。不僅要依靠農民自己動手，積極主動地消滅血吸蟲病等傳染性疾病賴以生存的環境，要保護水源、改良水質和加強對糞便的管理，還要為農村培養大量能解燃眉之急的醫生，這些都是後來赤腳醫生的職責。赤腳醫生不脫產、不離鄉、活躍在農村和工廠，為廣大人民群眾治療常見的小傷小病。到20世紀70年代，全國赤腳醫生人數達180萬，衛生員350萬，接生員70多萬。赤腳醫生等的規模超過了當時衛生部所擁有的衛生人員總量(220萬名衛技人員)。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曾經在1980—1981年年報中指出，中國的赤腳醫生製度在落後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板。

1972年，一部52分鍾的紀錄片《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在國際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它真實記錄了當時“赤腳醫生”針對農村常見病，就地取材、土法上馬炮製藥物和小小銀針治大病的情形。美國斯坦福大學幾位學者在中國拍攝的這部片子，把中國的“赤腳醫生”推向了世界，推動了全球的“中國赤腳醫生熱”。那時候，國際上無論左中右的人士，無論懂醫的不懂醫的，一聽到“Barefoot doctors”這個詞，眼睛就發亮。

《“赤腳醫生”手冊》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譯成50多種文字，麵向全世界發行。世界衛生組織把由毛澤東倡導和推動下建立起來的中國醫療衛生模式，尤其是農村合作醫療稱為以最低的成本獲得了滿足民眾基本醫療需求的最高效益的範例，稱之為“以最小投入獲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國模式”，並譽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典範”，該模式既滿足了農村衛生防疫工作發展需要，又有效控製了疫病的發生與流行。後來據此形成了至今仍有影響力的“阿拉木圖宣言”，以中國為發展中國家推行初級衛生保健的典範，提出了“2000年人人享有初級衛生保健”的目標。可悲可歎的是，2000年中國三農危機爆發，醫療重新成為工農群眾身上的三座大山之一。

[yongbing1993]

毛澤東時代文革前大學生的出身







1957年，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主席講到：“我們高校的學生，據北京市的調查，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以及富裕中農的子弟，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出身的還不到20%。全國恐怕也差不多。這種情況應當改變。”這一時期，毛主席的教育方針已經明晰：“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服務。”

1952年，全國高校統一招生考試開始，直到1966年“文革”前，高校招生一律實行的是全國統一命題，一次考試，分批錄取的辦法。同時也有部分高校自主招生，招生工作的原則是階級路線與政治和學業兼顧，生源主要是應屆高中畢業生和其他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

《揭開妖魔化謊言，還原工農兵大學生的真實曆史》。

在聽到的曆史裏，所謂的文革十年，就是中國教育癱瘓、人才荒蕪的十年，並且直到今天，仍有人在諄諄告誡著那些未曾經曆過那一時代的人們——那個年代就是混亂、無知與瘋狂的年代。

還有牛鬼蛇神妖魔鬼怪馬戶又鳥至今還在造謠：“在1950年前後中共開展的土地改革運動中，“地主”被作為一個政治標簽，貼在曾經擁有較多土地的富裕農民身上，使他們成為階級鬥爭的對象，成為曆次政治運動打擊迫害的對象。甚至他們的子女也淪為賤民，倍受歧視，不能上大學、招工和參軍。“

然而，在大部分人喋喋不休於現行高考製度弊端的時候，極有必要把那段毛澤東主席對於中國高考製度嚐試性改革的曆史重新還原，給當時的工農兵大學生一個公平的交代。

毛澤東講：“我們高校的學生，據北京市的調查，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以及富裕中農的子弟，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出身的還不到20%。全國恐怕也差不多。這種情況應當改變。”

為什麽？因為新中國成立時至文革前的毛澤東時代的年輕人能有高中學曆的都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以及富裕中農的子弟》。怎麽就“他們的子女也淪為賤民，倍受歧視，不能上大學、招工和參軍。“？

讓我們從頭說起。

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保持高等教育的連續性，我們國家提出“維持現狀，立即開學”的方針，全國高校基本單獨招生。

1952年，全國高校統一招生考試開始，直到1966年“文革”前，高校招生一律實行的是全國統一命題，一次考試，分批錄取的辦法。同時也有部分高校自主招生，招生工作的原則是階級路線與政治和學業兼顧，生源主要是應屆高中畢業生和其他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

1957年，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主席講到：“我們高校的學生，據北京市的調查，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以及富裕中農的子弟，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出身的還不到20%。全國恐怕也差不多。這種情況應當改變。”這一時期，毛主席的教育方針已經明晰：“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服務。”

1958年，我國政府作出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十五年左右普及高等教育。”1958年一年，全國新增普通高校兩百多所，平均每三天就有兩所高校成立。到1960年，全國高校的數量已經由1957年的229所增加到了1960年的1289所。

1964年春節，毛澤東主席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召開座談會。座談會上，毛主席批評了當前的教育方法和考試製度。他認為：“我們的教育方針是對的，但是辦法不對。課程太多，壓得太重，是很摧殘人的，”“現在的考試辦法是對付敵人的辦法，而不是對人民的辦法”。此時，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已經很明確，抵製“精英教育”，強調“平等教育”。

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了“新的辦法”：從本年起，高等學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區辦理。高等學校取消考試，采取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堅持“政治第一”的原則，貫徹執行黨的階級路線。《通知》指出，從1966年起招收的新生將來畢業後，可以分配當技術員、幹部、教員，也可以分配當工人農民。

從此，“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的十六字方針就成了中國大學錄取方法。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大、中、小學校複課鬧革命的通知》。這個通知發布後，自11月起，全國中小學生陸續回到課堂，新生也開始入學。

這時，上海機床廠的培訓經驗引起了毛澤東主席的注意。1968年，為了培養工程技術人員，上海機床廠舉辦了一次培訓。1968年7月22日，在毛澤東的指示下，《人民日報》刊載了《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調查報告，毛澤東親自寫了一段編者按。他說：“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後來人們把毛澤東這段話稱為“七二一指示”。 同年9月，為了貫徹“七二一指示”。上海機床廠創辦“七二一工人大學”，學製為兩年，學生畢業後仍回廠工作。此後，“七二一工人大學”的教學模式逐步向上海市以及全國的工廠企業推廣。

“七二一指示”的發表，構成了毛澤東主席培養大學生的兩個相互結合的方針：一個方針是，高校畢業生到工廠、農村、部隊去參加勞動和軍訓，當普通勞動者或士兵，接受工農兵再教育；一個方針是，從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中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後再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種通過相互結合的兩個方針來培養工人、農民、解放軍大學生，或者把大學生改造成為工人、農民、解放軍知識分子的思路，就是毛澤東設想的“教育革命”的方向。

1970年—1976年，“工農兵”和“大學生”，這兩個本來沒有必然聯係的詞匯一經結合產生了驚人的“化學反應”，一場前所未見的高等教育模式成為事實。

1970年，關於恢複大學招生的議論，成為當時社會關注的焦點。5月27日，北大、清華兩所大學提交《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招生(試點)具體意見(修改稿)》。在集中了各大學意見的基礎上，政府形成了恢複辦大學的思路。這個思路就是：恢複開辦的大專院校，學製要縮短，要從工農兵中選拔、推薦學生。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決定廢除考試製度，“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並決定先在以上兩校進行試點。

1972年春，北大、清華招生試點經驗在全國高校大麵積推廣。

這種推薦製度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次大嚐試。那些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年齡在20歲左右，有相當於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還有在單位表現特別突出的人，一經當地“革命委員會”推薦，政治審查合格後，即可成為“工農兵大學生”。

北京大學為第一屆工農兵學員舉行了隆重的開學典禮。典禮由8341部隊的政委、兼北大黨委書記的楊德中主持。會議特意傳達了毛澤東主席的指示精神，要求大家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爭光、爭氣”，並重點指出：工農兵學員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

當天江青、姚文元等人也出席了這次活動。由於毛主席對工農兵大學生入學的事情特別重視，江青等人都是在中央開會的途中請假出來的，而且一直到中午12點開學典禮結束，他們才匆匆忙忙地坐車離開。開學典禮結束後的第二天，工農兵大學生開始正式上課學習。

第一屆工農兵學員中，解放軍學員占有很大的比例。此前一年，中蘇兩國在黑龍江珍寶島爆發了大規模的武裝衝突，毛澤東發出警告：“要準備打仗。”為了普及部隊的外語喊話，了解對方的動向。部隊開始著力培養這一方麵的人才。當時北大的東語係、西語係、俄語係招收的基本上全是解放軍學員。

據統計，工農兵學員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學員在整個工農兵學員中不到20%，大部分學員都是初中文化程度，其比例達到60%，另外還有不少人隻有小學文化水平。

為了彌補文化水平上的不足，北京大學決定安排中文係的老師給學員們進行語法輔導，讓大家從基礎開始學起。

為了解決教師問題，毛澤東主席確立了這樣一個方針：對高校的教師既要進行再教育，又要使用。這種使用，就是使他們與工農相結合。他們與工農相結合了，也就匯入“教育革命”的洪流之中了。

新中國從1966年大學停止考試招生到1977年恢複傳統高考的10年間，全國高等院校共招收了94萬基於推薦製的大學生，統稱為“工農兵大學生”。 “工農兵大學生”（又稱“工農兵學員”），特指在文革期間進入高校學習的學生群體。

其實，文革前上大學也不單是高考這單一的形式， 還有調幹生這種形式。到了文革期間，實際是把這種高校招生擴大化了。所以文革期間的招生形式49年以來一直存在著 ，直到現在的優秀運動員上大學也是這種形式的變異.。

這些工農兵大學生和鄧小平主政時期上大學的學生之間被人為地劃了一條分界線， 30多年來， 他們以及當年的高考製度改革一起一直被妖魔化、被社會邊緣化。文革期間實施教改不單是大學，小學、中學都不再考試， 但文革中的小學生、中學生，文革前的調幹生及64 、65年進校大學生就沒有象上文革中的大學生承受那樣大的壓力。顯而易見，是有人並沒有按照知識水平來劃分學生，而是出於一種另外的政治目的來評判社會。

中國現行的“一考定終身”的精英教育發展的方向必然是大眾教育，是讓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更完全沒有必要把有限的知識階層劃分為三六九等.。

如今，經曆了文革時期的大有人在. 我們應客觀地記錄下這段曆史，還原這段被歪曲曆史的本來麵目。

塵埃落定，時間終會還曆史一個公道，妖魔化文革教育、妖魔化工農兵大學生的謊言也總有一天會真相大白。

[yongbing1993]

毛澤東創造的新文化：農民夜校







毛澤東創造的“農民夜校”是其普及大眾文化、提升農民素質的教育實踐，源於毛澤東早年對工人、農民文化教育的關注，並在革命根據地（如井岡山時期）和新中國建立後大力推行，旨在將新文化（大眾的、科學的、民族的）根植於人民，培養具備文化和技術的新型勞動者，是毛澤東“新文化”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毛澤東終身關注工人和農民。毛澤東認為工人、農民是社會中堅力量，但舊中國幾千年來對工人農民缺乏受教育機會，所以廣大的占中國人口中的絕大多數的文化水平低幾乎都是文盲。

毛澤東在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中，也就是在1940年時，毛澤東闡述了新民主主義文化是“大眾的”，強調工人農民教育的普及性。

隨後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幾十年的革命實踐。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範求學時就組織《工人夜校》，隨後又在農村組織了《農民夜校》。毛澤東又在秋收起義後在井岡山創建革命根據地，毛澤東將教育視為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

毛澤東創造的新文化：《農民夜校》的意義是：為廣大的農民進行
普及新文化，將文化知識帶入農村，打破農民文盲狀態，實現全中國廣大農民的“文化現代化”。又為農村人民公社培養新型人才，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有技術、有全麵才能的勞動者。

毛澤東的《新文化》的載體是《農民夜校》，也是毛澤東說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構想，在全中國廣大基層的農村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的具體實踐，也是毛澤東創造的新文化：農民夜校“新農村人民公社裏的生動體現。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進一步大力推進農民文化教育，《農民夜校》成為提高農民素質、建設文明中國的重要途徑。

總之，《農民夜校》不僅是一種教育形式，更是毛澤東關於大眾教育、《新文化建設》和《農民解放思想》的深刻實踐與重要貢獻。

《毛澤東創造的新文化：農民夜校》也是毛澤東在20世紀20年代開創的《農民夜校》，是中國革命史上《新文化》向農村滲透的關鍵載體。《農民夜校》不僅是識字掃盲的場所，《農民夜校》更是將農民轉化為革命主體的政治啟蒙空間。

《農民夜校》的核心定位，是從掃盲到“政治啟蒙”。毛澤東認為，單純的文字教育不足以改變農村，必須賦予其政治內涵。

《農民夜校》的功能轉化，也是《農民夜校》將教識字與學政治相結合。農民在這裏不僅學習“人、手、足、刀、尺”等基礎字詞，更學習“地主”、“剝削”、“階級”等政治詞匯。

《農民夜校》又是文化中心，《農民夜校》逐漸演變為農村的政治、文化活動中心，既是上課的教室，也是農民協會開會、決策的場所。

《農民夜校》的發展曆程是從毛澤東的家鄉韶山一直發展到全中國各地的。也是毛澤東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和實踐。

毛澤東的《農民夜校》早期實踐是（1925年）。毛澤東在湖南韶山一帶親手創辦了多所《農民夜校》，作為發動《農民運動》的突破口。

毛澤東的《農民夜校》進行了體係化推廣是在（1926-1927年）。在主持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期間，毛澤東培養了大批農運骨幹，他們返回各地後普遍建立夜校，作為組織農民協會、瓦解舊勢力的重要工具。

毛澤東的《農民夜校》廣泛覆蓋是到1927年5月，湖南等地的鄉村已普遍建立起農民夜校，成為支撐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的重要支柱。

《毛澤東創造的新文化：農民夜校》的具體表現是，這種由夜校承載的“新文化”深刻改變了農村的社會風氣：

毛澤東創造的新文化：《農民夜校》打破精神枷鎖：解除反動統治階級強加於工農群眾的思想桎梏，創造屬於工農的蘇維埃文化。

毛澤東創造的新文化：《農民夜校》主張男女平等：夜校鼓勵婦女走出家門識字學文化，衝破“三從四德”等封建禮教，主張廢除買賣婚姻。

毛澤東創造的新文化：《農民夜校》重塑價值觀：改變了農民對“命”的傳統迷信，通過學習讓他們意識到聯合奮鬥可以“改命”並獲得土地與權力。

《毛澤東創造的新文化：農民夜校》的曆史意義與影響：

毛澤東創造的新文化《農民夜校》培養革命骨幹：通過夜校，一大批優秀的農民分子成長為黨和革命事業的骨幹。

毛澤東創造的新文化《農民夜校》奠定革命基礎：這種教育方式為後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廣泛的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

當代延伸：這種夜校模式在當代仍有傳承。2026年，各地的“農民夜校”已轉型為鄉村振興的平台，內容涵蓋技術培訓、法律普及及政策解讀，繼續作為提高農民綜合素質的重要渠道。

在湖南韶山的青山翠柏間，有一種精神穿越百年仍熠熠生輝。這種精神不僅鐫刻在毛澤東故居的青磚黛瓦上，更流淌在每一堂韶山紅色教育的課程裏。據《毛澤東年譜》記載，1925年2月至8月，毛澤東回到韶山開展農民運動時，用鬆明火把照亮了農民夜校的課堂，他編寫的《農民識字課本》中，"手"字旁標注"地主不勞動"，"田"字旁寫著"農民要翻身"，這種將文化啟蒙與革命覺醒相結合的智慧，正是韶山精神最生動的原初形態。

在韶山幹部培訓基地的現場教學中，學員們常被一個細節震撼：當年夜校使用的煤油燈，其燈芯直徑僅2毫米，每晚耗油不超過30克。這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具象化呈現，讓現代人直觀感受到革命者在極端艱苦條件下仍堅持播撒光明的執著。這種精神內核，遠比口號式的說教更有穿透力。

韶山精神的獨特之處在於其"泥土味"。毛澤東在夜校教學中創造的"三字經"教學法——"苦字三滴汗，田字萬顆糧"，把抽象的革命道理轉化為農民的語言。如今韶山紅色教育創新發展的"田間黨課"，正是對這種群眾工作方法的當代傳承。在毛澤東當年考察過的銀田寺稻田邊，培訓師會帶著學員測算一畝地的產量與地租比例，用數據還原1925年農民"種萬斤糧，吃不飽飯"的殘酷現實。

曆史檔案顯示，韶山農民夜校首批學員中，有24人後來成為農會骨幹，其中5人犧牲在大革命時期。這種從啟蒙到覺醒再到獻身的轉化曆程，構成了韶山幹部培訓基地"信念鏈"教學體係的核心案例。培訓課程特別設計"夜校情景還原"環節，讓學員在油燈下抄寫當年的識字教材，體會知識如何成為改變命運的武器。

當代詮釋韶山精神，需要跳出簡單的懷舊情緒。在毛澤東創辦夜校的同一年，他寫下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的著名論斷。今天在韶山紅色教育中，這個問題被轉化為"新時代的使命擔當是什麽"的深度研討。培訓基地開發的"問題樹"教學法，引導學員從曆史之問中生長出當代答案。

韶山衝那盞煤油燈的當代價值，在科技時代有了新解讀。培訓課程中展示的"北鬥衛星導航係統與韶山精神的共性"專題，揭示了兩者共同具有的自主創新特質。這種跨越時空的精神對話，使韶山幹部培訓基地成為連接曆史與未來的思想樞紐。

從《農民識字課本》到新時代的黨史學習教育，韶山精神始終保持著"接地氣"的鮮活特質。在近期開展的"鄉村振興大課堂"中，學員們帶著1925年的田租數據走進現代農家，用對比調研的方式感受共產黨人"為農民謀幸福"的初心傳承。這種帶著曆史溫度的現實關照，正是韶山精神永葆生機的密碼。

當夜幕降臨韶山衝，現代LED燈光還原了當年夜校的照明場景。這光影的變遷印證著一個真理：真正的精神火炬，既能照亮1925年農民識字時的臉龐，也能點燃21世紀奮鬥者的心燈。在韶山紅色教育的體係裏，那盞油燈從未熄滅，它隻是換了一種方式，繼續照耀著中國人的前行之路。

[yongbing1993]

中醫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精華






中醫是中華民族的祖先世世代代傳下來的，它溶化在中華民族的血液中、基因中，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中醫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精華。

“針灸是中醫裏麵的精華之精華，要好好地推廣、研究，它將來的前途很廣。有些同誌堅持努力，是有成績的，也證實了中醫政策的提出是正確的。中國醫學的經驗是很豐富的，它有幾千年的曆史了，要有同誌去整理它。這項工作是難做的，首先是衛生部行政領導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後可能好一些，但還沒有具體行動。我是支持的，我可以當衛生部長，也可以把這項工作做起來。不要以為我不懂醫就不能做，這不是懂不懂醫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

毛澤東提出要建立中醫研究機構，並說：“這項工作，衛生部沒有人幹，我來幹。”

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曾說過“我可以當衛生部長”。國家部委有幾十個，除衛生部之外，毛澤東從沒有提出過可以當別的什麽部的部長。他為何單單提出“我可以當衛生部長”呢？

具體情況是這樣的：1955年4月15日，毛澤東針對中醫講了這樣一段話：“針灸是中醫裏麵的精華之精華，要好好地推廣、研究，它將來的前途很廣。有些同誌堅持努力，是有成績的，也證實了中醫政策的提出是正確的。中國醫學的經驗是很豐富的，它有幾千年的曆史了，要有同誌去整理它。這項工作是難做的，首先是衛生部行政領導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後可能好一些，但還沒有具體行動。我是支持的，我可以當衛生部長，也可以把這項工作做起來。不要以為我不懂醫就不能做，這不是懂不懂醫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

關注中醫、重視中醫

早在江西革命根據地鬥爭時，毛澤東就將“建設較好的紅軍醫院”看成鞏固根據地的三個方法之一。這個紅軍醫院是包括中醫的，“用中西兩法治療”。這與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政府重視西醫、輕視中醫，甚至要廢止中醫是截然不同的。

延安時期，毛澤東在重視邊區的軍事工作、經濟工作的同時，也重視文化衛生工作，高度關注中醫。他提出邊區“每個鄉要有一個小醫務所”。

針對當時疫病流行，毛澤東指出：“我們共產黨在這裏管事，就應當看得見，想辦法加以解決。”怎樣解決？要發揮西醫的作用，更要發揮中醫的作用。

毛澤東說：“我們邊區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銘同誌是中醫，還有些人學的是西醫，這兩種醫生曆來就不大講統一戰線。我們大家來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統一戰線？我不懂中醫，也不懂西醫，不管是中醫還是西醫，作用都是要治好病。”

毛澤東：“能把娃娃養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醫我們獎勵，西醫我們也獎勵。我們提出這樣的口號：這兩種醫生要合作。”

當時邊區成立了中西醫藥研究會，為幫助研究改造中醫中藥，還通過了好幾個發展中醫的提案。當時延安生動活潑、紅紅火火的局麵，與重視預防和醫治人民的疾病，重視發揮中醫和西醫兩個方麵的作用，有著密切的關係。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西醫的發展，很多人認為中醫藥不科學，輕視甚至排擠中醫的現象有所抬頭。

毛澤東旗幟鮮明地提出重視中醫、發展中醫。

1953年12月，毛澤東對衛生部的領導說：對中西醫的團結要加強，對中西醫要有正確的認識。

1954年6月，毛澤東又對北京醫院的院長周澤昭說：對外來的東西重視了，對自己本國的東西倒輕視了。看不起本國的東西，看不起中醫，這種思想作風是很壞的，很惡劣的。

毛澤東提出要建立中醫研究機構，並說：“這項工作，衛生部沒有人幹，我來幹。”

7月，毛澤東明確指出：“中西醫團結問題沒有做好，原因是西醫存在很大問題，主要是西醫有宗派作風。西醫傳到中國來以後，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醫忽視了。必須把中醫重視起來。”

這之後，全國加強了對中醫的重視和研究。

1955年12月，成立了中醫研究院，後來又在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等地成立了多所中醫學院。

中醫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

毛澤東為什麽能夠那樣深切地關注中醫、重視中醫呢？

第一個原因是毛澤東提出要建立中醫研究機構，並說：“這項工作，衛生部沒有人幹，我來幹。”深刻地認識到中醫是中華民族的祖先世世代代傳下來的，它溶化在中華民族的血液中、基因中，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中醫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精華。

毛澤東有一句名言：“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曆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

在毛澤東眼中，中醫就是我們中華民族數千年曆史中的一個突出的珍貴品，是可以讓全世界享用的一大筆重要遺產。

1953年12月，毛澤東說：“我們中國如果說有東西貢獻全世界，我看中醫是一項。”

1954年6月，毛澤東指出：“對中醫問題，不隻是給幾個人看好病的問題，而是文化遺產問題。”

7月，毛澤東又指出：發展中國醫藥科學，“這不僅是為了中國的問題，同時是為了世界。”中醫問題“是關係到我們中華民族的尊嚴、獨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

據毛澤東身邊醫生徐濤回憶，毛澤東說：“我看中國有兩樣東西對世界是有貢獻的，一個是中醫中藥，一個是中國菜飯，飲食也是文化”。

毛澤東認為中國飲食文化中也包含著飲食治療的中醫內容。“我們祖先在尋找食物過程中也發現了藥物，藥食同源，許多食物中醫都可入藥，像百合、山藥、山楂、大棗，連蔥薑蒜都可以治病”。

中醫傳遞著什麽樣的傳統文化呢？從毛澤東的談話和講述中可以看到“中”“本”“預”三個方麵的內容。

第一是個“中”字。這個“中”不是從表麵上講的中國的“中”，而是從實質上講的中庸的“中”、中道的“中”、陰陽平衡的“中”。

毛澤東指出：“中國古書上這樣說：‘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這意思就是強調人的整體性，和巴甫洛夫學說是一致的。中醫在幾千年前就用了新技術，如‘體育’、‘按摩’等，裏麵雖有些唯心的東西，但我們可以將其中好的提煉出來。”這就是說，中醫是醫人之醫；是不走極端，重視陰陽平衡，從整體上為人服務之醫。

第二是個“本”字。這個本是本來、本源、根本的“本”。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本，生命以氣為本，氣絕身亡。《黃帝內經》分《素問》《靈樞》兩部分，素問就是本問。

毛澤東終生都重視這個本字，重視醫人醫病要把本來的情況搞清楚。毛澤東說：“醫生看病是先診斷，中醫叫望、聞、問、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後處方。”每一個人都是有特殊性的，“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醫人醫病，要遵循和而不同之道，做好每一個特殊的“望、聞、問、切”。

第三是個“預”字。這個“預”就是預防，醫國醫人都是“預則立，不預則廢”。

毛澤東在黨的七大會議上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就提出“應當積極地預防和醫治人民的疾病，推廣人民的醫藥衛生事業。”

1954年4月21日，毛澤東在審閱修改中共中央關於加強中醫工作的指示（草案）時，在“治療疾病”之前加上“預防疾病”。毛澤東深知中醫文化中預防疾病是第一位的，治療疾病是第二位的；預防做不好，等到疾病臨頭再去治，那是見事遲。

中醫對人民防治疾病有重要作用

世界上最古老、最偉大的醫生在中國，那就是中國曆史上的中醫，如：神農氏、張仲景、華佗、孫思邈、李時珍。5000多年前的炎帝、黃帝被稱為中華民族的始祖，而炎帝、黃帝又是傳說中最早的中醫。那本稱為黃帝醫經的《黃帝內經》，雖不是黃帝所作，但與黃帝的傳說多少有點聯係。炎帝因農業上的貢獻被稱為神農氏，傳說他善於用草藥為人民治病，最後因嚐斷腸草丟了性命。他可以說是中醫最早的發明者、實踐者。毛澤東曾為此稱讚他。

毛澤東著名詩篇《送瘟神》，神醫華佗的名字進入其中：“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

毛澤東關注危害人民健康的血吸蟲病，關注曆史上的中醫重視解決瘟疫問題。毛澤東稱讚曆史上的中醫，不僅因為他們為中華民族、為人類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們為人民防病、治病崇高的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能夠發揮為人民防病治病的作用，這是毛澤東關注中醫、重視中醫的第二個原因。

毛澤東是揣著為民之心的領袖，“人民”二字在他心中有比天大、比地重的分量。在延安時，毛澤東關注中醫、重視中醫已產生了重大影響。原因就是毛澤東認為中醫對人民健康、對為人民治病能發揮大作用。周恩來說：“在陝北時，西醫隻有百把人，其中許多都是小醫生，但廣大群眾需要醫生。

毛主席就號召中西醫團結，給人民治病。”

新中國成立後成立了衛生部。毛澤東認為衛生部管的是全國人民的生老病死，任務很大。“我們的西醫少，廣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醫。”，“中醫問題，關係到幾億勞動人民防治疾病的問題”。

在毛澤東眼裏，中華民族人口的繁衍和曆史的連續性，與中醫大有關係。他說：“中國人口能達到六億，這裏麵中醫就有一部分功勞嘛。”

為人民服務，不是為少數人服務，而是要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同身邊醫務人員談話，對醫療衛生資源集中在城市，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提出了批評。他認為醫生放到農村去，要像華佗、李時珍那樣在實踐中提高醫療本領。

毛澤東說：“中國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農村，不為農村服務，還叫什麽為人民服務。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謂尖端，高、難、深的疾病研究上，對一些多發病、常見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預防，如何改進，不管，沒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問題不是不要，隻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農村，重點在農村。”

毛澤東要求“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在毛澤東關心下，城市到農村去的醫療隊多起來了，中西醫結合特別注重於用針灸、中草藥為農民防病治病的“赤腳醫生”在農村大地大批地成長起來了。

中西醫結合創造中國新醫學

毛澤東提出“我可以當衛生部長”，與他關注中醫、重視中醫，重視保護和傳承中醫傳統文化，重視醫療衛生為人民服務密切相關，也與他重視中西醫結合創造中國新醫學密切相關。

中西醫結合是毛澤東的一貫主張。

在井岡山時期，他就提出“用中西兩法治療”。

延安時期，他號召中西醫團結。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為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題詞：“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衛生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鬥。”正是這次會議經毛澤東同意確定了麵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和中西醫結合的三大衛生工作方針。

為什麽要中西醫結合？毛澤東認為中醫、西醫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將其結合起來取長補短，創造中國的新醫學，不僅為了中國，同時是為了世界。中醫“強調人的整體性”，“曆史是最久的，有豐富的內容”。

中醫是在農業與手工業的基礎上產生的，“中醫的金、木、水、火、土是不合理的，西醫說大腦、小腦、細胞、細菌是科學的。”“西醫也有不合理的部分，不合理的要批判。”毛澤東認為中醫和西醫可以相互促進，如研究針灸對醫學理論的改革將發生極大的作用，針灸將來世界各國都要用它。有中醫的基礎，經過中西醫的結合，“我們是有條件創造自己的新醫學的”。

怎樣實現中西醫的結合？毛澤東認為中西醫之間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義。如果西醫沒有宗派作風的話，對中醫能治好病的效能，可以用科學方法把它整理起來。

毛澤東說：“掌握中醫中藥，必須要有西醫參加，也要吸收有經驗的中醫，靠單方麵是不夠的，單有西醫沒有中醫不行，有中醫沒有西醫也不行。”

毛澤東倡導中醫要進大醫院，要進醫科大學，還要出國。

毛澤東既肯定中醫學習一點西醫是好的，又提出西醫要跟中醫學習，具備兩套本領，以便中西醫結合，有統一的中國新醫學、新藥學。

毛澤東“可以當衛生部長”的這些重要思想，對創造中國新醫學已經產生並將繼續產生重大影響。

屠呦呦團隊研究中醫藥學，發現青蒿素，在中國和世界上救了許多患者的命，得了諾貝爾獎，是一個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