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走資派的中美關係危如累卵

如今走資派的中美關係危如累卵

 

 

 

在中國走資派想走資本主義道路，他們隻想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總夢想讓中國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期望中國能像歐美和日本那樣，成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然而，這隻能是做中國夢！因為《帝國主義不容許》，就是一個重要的外部原因。毛澤東認為：“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帝國主義列強的目的和這相反，它們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可見，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與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目的是背道而馳的。中國永遠成不了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如當今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那就隻能成為美帝國主義的附庸。

毛澤東還指出，帝國主義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采取了政治、經濟、軍事等一係列手段：依據各種不平等條約，控製中國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與交通網，控製中國的海關與內外貿易，以便向中國大量銷售它們的工業品；在中國開辦各種輕重工業企業，利用中國的廉價原料和勞動力資源，對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企業進行排擠與打壓，阻撓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在中國開設銀行，強迫借貸，壟斷中國的金融與財政，以便在金融與財政上堵塞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扶植在中國的代理人，包括培育為帝國主義服務的買辦階級和商業高利貸階級，以及將中國的封建勢力改造為它們統治中國的支柱；向中國的反動政權派遣軍事顧問，提供大量軍火，甚至直接出兵，扼殺中國的民主革命。

近代以來，走資派的“改革開放“讓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侵蝕了中國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近代商品經濟的發展。但是，民族資本主義始終沒有發展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的主要形式，其中一個直接原因，就是《帝國主義不容許》。可以設想，如果中國完全改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後狀態，變成一個獨立自主的資本主義國家，帝國主義不僅會喪失在中國已經獲得的特權與市場，而且會麵臨一個同自己競爭的強有力對手，這必然會影響到它們的生存與發展。

列寧就指出：“資本主義如果不經常擴大其統治範圍，如果不開發新的地方並把非資本主義的古老國家卷入世界經濟的漩渦，它就不能存在與發展。”帝國主義的生存與發展，就是建立在對外大肆侵略擴張、剝奪他國發展權利的基礎之上的。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進一步指出：“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因為它是瀕臨死亡的，就更加需要利用殖民地半殖民地，而“決不容許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麽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毛澤東以日本帝國主義為例指出，日本深陷嚴重的經濟危機與政治危機，成了“垂死的資本主義”，因此它就更加依賴中國，要傾其全力來武裝占領中國，把中國變為它完全的殖民地，這就徹底剝奪了中國建立資產階級政權與發展資本主義的機會。所以，毛澤東指出：“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外國有過的，中國不能有，因為中國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反對中國獨立，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曆史，就是中國的近代史。”

 資本主義就是資本的掠奪與變相掠奪，就是鬧兩極分化。即少數人上升、發財致富；多數人下降、受罪受窮。就世界範圍而言，就是少數國家成為資本主義宗主國；大多數國家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庸國。近代資本主義的崛起，首先在於資本的原始積累與資產階級統治的確立。美國既然已登上了帝國主義霸主的寶座，那它必然要維護它的霸權，盡管如今它已進入衰敗時期。即便如此，如果要想讓美國霸權主義與你平起平坐，那也隻能是種不切實際的幻想。須知，帝國主義在垂死時期，往往正是它最瘋狂的時刻。

其實，對中國為什麽“走不了資本主義道路，隻能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毛主席早就有過一番精辟的論述。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崗山，5月25日他同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等人曾有過一次談話。

中國有廣闊的市場和原料基地，搞資本主義必遭掠奪。毛主席說：“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改變不了落後、貧窮的麵貌。資本主義靠什麽存在與發展？全靠殖民地市場與原料基地。當年英國侵略者為何要發動鴉片戰爭？無非就是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市場和原料基地。近代百年曆史證明，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結果就是遭各帝國主義的欺淩與掠奪，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

中國是一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不容你發展。毛主席說：“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麽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前任美國總統奧巴馬曾經直言：“如果10多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將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2010年《奧巴馬在訪問澳大利亞前在白宮接受澳大利亞電視采訪時的講話》）西方的帝國主義文化曆來認為，他們都是“上帝的選民”，中國等窮國都是“劣等民族”，隻能接受他們的奴役與統治，自然不容你發展。

中國的國情搞資本主義，隻能成為人家的附庸。毛主席說： “人家資本主義製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製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曆史長，地區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上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隻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麵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既合作又排擠，怎麽可能讓落後的中國獨立發展，後來居上？”

嚴酷的現實何嚐不是如此？美國霸權主義從政治到經濟，從科技到軍事，從思想到文化，簡直是無處不在，無時不有。近期，更是貿易戰、科技戰、輿論戰、外交戰，直至公然進行軍事威脅，策劃顏色革命，公開支持“台獨”、鼓動分裂，簡直是無所不用其極，非欲變中國為它的忠實附庸決不罷休。

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國將不國。毛主席說： “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

新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果再要去走資本主義道路，其結果必然是恢複私有剝削製度，再搞一次兩極分化。這除了讓極少數人得利以外，一定是讓極大多數人民群眾受苦，必遭廣大人民的反對。

現行的《中國共產黨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共產黨是埋葬資本主義的革命力量，它決不會允許任何反動勢力複辟資本主義！還是毛主席的那句話：“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而中國的走資派在2008年美國華爾街發生風暴導致金融危機，當時美國的經濟瀕臨崩潰，在“中美是夫妻”論的引導下，中國選擇了救美國救歐洲。 本著“美國垮了誰都過不好”，“救美國就是救自己”的理念，走資派幫助美國度過了難關。

為了救美國，中國走資派不惜透支國力。 2008年中國走資派對內投資四萬億進行了三輪大規模基建投資，對外不惜用25000億美元巨資購買美債救助美國。由於中國走資派的助力，美國最終從經濟危機的泥潭中爬了出來，擺脫了經濟崩潰的厄運。

當時的四萬億計劃解決了國內出口企業資金問題，保證了能夠把產品廉價地出口歐美，救了美國，同時把賺來的外匯又拿去買美國國債，緩解美國的經濟危機。 為了維護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穩定，勢必美國印鈔1美元，走資派們就要印刷相當於6美元的人民幣與之相對應。但是因為美元是世界貨幣，他多印的錢，全世界幫忙消化；而人民幣隻能由中國人自己來消化，由此造成了國內通貨膨脹，國人的財富縮水。

救援美國和歐洲，幫助歐美穩定市場， 而當時中國走資派在拯救了世界的同時，也讓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通脹壓力開始加大，這一切就是四萬億的投入造成銀行信貸猛增，貨幣供應量快速上升，資產價格迅速上漲、加劇了通脹預期的形成，另外，還有由於部分信貸沒有流入實體經濟而轉道進入股市、房市，造成資產價格泡沫膨脹，通脹壓力繼續加大了，從而直接導致了日後持續幾年的通貨膨脹。

走資派實行韜光養晦，十五年後，美國再次麵臨經濟危險的風險。美國的國債已經超過了31.4萬億美元的紅線。 這31.4萬億美元的債務，如果折合成人民幣，則相當於200萬億元人民幣的規模。等同於2個中國、6個日本、14個英國、20個韓國一年所創造出的GDP。一旦美國還不上外債，那麽政府關門，公務員失業、社會動蕩、經濟崩潰等現象就會如同火山一樣噴發。美國人深知，能夠有能力為美國國債“托底”的其實隻有中國了！中國救不救？ 如果救，中國則繼續購買美債，為美國經濟危機買單。美國人喊話“中國要與美國共同度過目前的經濟難關，隻有中美聯合起來，才能避免世界性經濟危機的爆發。”

讓中國永遠臣服於美國，當美國的打工仔！美國人一直通過印錢、借貸購買中國貨。美國人拿高工資(印錢支付)，然後買全世界的物品而過上了富足的生活。而這種富足說穿了是靠印美元吸血！美國老百姓享受著高收入低物價，一切都是拜中國所賜。因為世界各國都是產能過剩的，猶其中國是產能第一大國，所以美國印多少美元就能在世界上買到多少貨物。從長期看，美國當然會繼續他們的印錢、借錢購物模式，沒有哪個國家是比中國更適合與美國“合作”了，因此中國就成了美國人買東西的對象。

美國通過印紙來收割世界，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為他們的富足的生活流血流汗，但是它還是對中國不放心，唯恐中國脫離美國的羈絆而傷害到美國的利益。盡管中國多次喊話美國，中國從不不謀求改變現有國際秩序，美國卻一意孤行。因為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已經達成高度共識，那就是，不把中國打垮，美國就會覺得自己世界老大的地位岌岌可危！在美國人的眼裏，中國就是美國霸權的掘墓人！因為中國已經越來越有實力撼動美國世界老大的寶座。、

美國是一個反複無常，出爾反爾的國家。中國增持美債後美國不僅不會領情，相反美國還會認為中國的這番操作是懦弱服軟的表現。事實同樣也印證了中國增持美債後，美國不僅沒有回饋善意，而且還變本加厲的挑釁中國，完全不把中國走資派釋放的奴才意當一回事。

俄烏戰爭發生後，俄羅斯3000億歐元外匯儲備被美西方一概扣壓。而美國政府為了在與中國的角力中獲勝，同時兼顧其幕後金主的利益，頻繁炒作反華議題，製造兩國對立，中美關係危如累卵！

[yongbing1993]

走資派特色中還有沒有知識分子







走資派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的當代知識分子們要麽自詡清高，不問世事；要麽就是淪為拜金主義，甘當權貴的舌喉；要麽學風不正，弄虛作假。特別是隨著物質主義的盛行，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的當代的知識分子正以全新的姿態進行自甘墮落，讓人驚呼當代還有沒有知識分子。

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的知識分子腐化形象在全世界全人類麵前展示的一覽無遺，讓人唾棄。

走資派特色政府舉國皆學者，卻少有真學術。

根據走資派特色政府的教育部發布消息稱：2018年，全中國共有普通高校2663所(含獨立學院265所)。其中，本科院校1245所;高職(專科)院校1418所。

另有研究生培養單位815個，各種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3833萬人；僅2019年就有834萬的大學畢生群體走向社會。

而根據各類數據統計來看，在全中國人口中我國大學生比重雖然低於10%但也達到重達9.5%（不含大專的話是4%）。以現有人口基數計算，中國大學生人群數量超過了1億多人。

而在龐大的基數麵前，即使按百分之一計算，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學者數量也超過了百萬之眾。

但是在這個號稱以學者數量居首的國度裏，這些象牙塔裏和象牙塔外的學者中除了學術之外似乎什麽都不缺。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學術造假與腐敗已經成為了人神共憤的事實。

2019年11月22日南開大學校長曹雪濤的“學術爭議事件”不但引發了一場學術大地震，更是將“學術造假”推至輿論的風口浪尖。

除此外，著名演員翟天臨學術造假問題更是引發全社會對原創學術的質疑，更具諷刺是他在2019年春晚出演的《“兒子”來了》小品種，還扮演了一位打假警察。

哪麽，又是什麽原因導致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出現了這麽多的學術造假現象呢？究求原因：

一方麵在於造成造假的成本太低，導致人人造假；另一方麵則是因為論文背後的巨大經濟利益，促使各方學者樂此不疲的進行造假；還有的則是缺乏坐冷板凳精神、空間、環境與耐力，導致造假之風盛行。

而屢屢發生的學術造假事件，也正好回答了錢學森之問：為何當代中國出不了一流科學家。科學家都忙著造假，又誰還有心思做真正學問研究呢！

滿紙皆道德，卻缺少真良知。

知識分子除是社會的良知外還要有社會的良心，具有質疑和批判的精神，懂得為公眾利益說話，是社會形體的中心。

優秀的知識分子往往是社會發展的脊梁和良心，也正因為他們所具有的批判和質疑，才能讓整個社會、民族朝著一個正確的方向進行發展。

如果一個民族脊梁不願擔當，良心不能開口，這個社會離危亡已不遠了。

但是當代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很多知識分子卻缺少良知和責任，沒有勇敢去承擔批判社會不公的責任。在很多時候，很多知識分子隻是為了迎合政府口舌來寫文章，而忘記自己的良知和責任。

有華人學者指出：“國內很多嘩眾取寵、政治宣傳式的‘經濟研究’之所以經不起時間的考驗，並不因為這些經濟學家學識不夠，而是他們缺乏基本的學者“良心”。

很多並不需要研究，一般老百姓都知道的事實，卻被經濟學家們的研究用新名詞搞得像雲霧山中的東西。

如：20世紀90年代初圈地運動股份化運動中人所共知的大規模貪汙，在中國經濟學的文獻中找不到係統的記錄。

而所有這些決策中所犯低級錯誤並不是因為他們學識不夠，而是因缺乏基本的學者良心與良知所造成一種公德問題。

就諸如某大師公開講的的“天下事關我屁事”，就算你心理就是這麽想的，但也別在這大言不慚的說出來好不好，出風頭也有個度吧。

老百姓用血汗錢給你修象牙塔，求的就是希望你能講句公道話，如果連句公道話都不說，連基本的良知都沒有，那大家又為什麽要去你去修這象牙塔了。

遍地都天才、鬼才，唯獨缺人才。

天才是什麽？指擁有一定的天賦，包括卓絕的創造力、想象力人以及天然的資質的人（如：體質；嗓音等）。

一般認為，智商80到120之間叫做正常，其中110到120屬於較聰明，達到130叫做超常，超過160才叫天才，是指具有卓越想象力，創造力和突出的聰明才智的人。

而天才，幾百年上千年也才產生一個，人類幾千年了，所謂天才總共沒有幾個屈指可數。

中國人習慣講天、地、人三才並用此來形容一個人才能的高超是人才。

現在時代進步了人才反倒被消滅，被稱為天才、鬼才的滿地都是，這看來廣袤宇宙智慧的陽光主要是普照在當今的中國。

走資派掌權僅40多年卻培育了全球上億年都無法培養出的天才數量。

如今總是習慣性的喜歡給自己扣上一頂這樣的帽子，不管是真假才能不扣上這頂帽子似乎內心總是少了些什麽，夜不能寐，食不能香的。

可能在這點上李太白先生會有牢騷，我寫了1000多首詩有900多首是流暢至今的，才博個天才的稱號，而今被你寫的曲曲幾句歪詩，抄的幾篇論文就給超過了，天理何在，公道何在啊！

至於那些被稱為鬼才的就更讓人匪夷所思，就算是才，做鬼有什麽可得意的；做人不行嗎？就算是不成才,做人總比做鬼好吧。

但隻要你在電腦的搜索欄上輸入“鬼才”二字，你會發現整個屏幕滿屏出現的全是“鬼才”。

而這點上又在品牌策劃或營銷策劃上尤為突出，這些當代的所謂品牌策劃大師似乎不給自己冠上一個“鬼才”好似不足服眾一樣的。

非得給自己這樣的一個稱號才能顯得自己的特殊性和突出性；每每談論自己是誰時也非得加個“鬼才”的前綴，才能心安理得，才能舒心萬丈，才能高歌萬曲豪氣衝天。

可他們卻忘了這一點，在他們相互吹捧自己為天才和鬼才時，卻始終沒人有勇氣承認自己是個人才。

正如如《列子》所言，“天生萬物，惟人為貴”，既然不足以做人，那也隻好做鬼罷了。

滿街都教授，卻缺少成果。

截止到2018年，全國共有普通高校2663所(含獨立學院265所)。其中，本科院校1245所，高職(專科)院校1418所，研究生培養單位815個；

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共有專任教師167.28萬人;成人高等學校專任教師2.19萬人，不含退休人員。

從數據顯示來看，中國擁有著數量最多的專家教授，而這當中還不包括那些相當於教授或研究員的人。

雖然滿街的教授有點誇張，但規模也確實的不少。問題是這麽多專家教授，到底有多少專利，到底產生了多少成果呢?

根據《中國科技成果轉化2018年度報告》數據線顯示來看，2017年2766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成果轉讓、許可、作價投資方式，獲得成果轉化合同金額達121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66%。

2017年合同項數為9907項，同比增長34%；同時，轉化合同收入超過1億元的機構達31家，同比增長55%；但同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差距明顯。

從科技成果轉化率來看，2015年-2017年三年中國高校獲得的發明專利總數為160236項，成果轉化率約為6%。

而美國大學目前成果轉化率為50%左右，相差44%，隻為別人的一半多一點點。

而以“成果轉化效率”衡量時，中美差距更為明顯，2017年全美大學的獲得發明專利數為7495項，專利許可數量為7789項，成果轉化率”超過100%；而中國僅為6%，相差近20倍，是別人的二十分之一。

雖而且科研力量對比上也有所不同，美國的科技資源和力量主要集中在企業內；

但相反的是中國的科研資源和力量卻主要集中在高校內；即使這樣可是在數字麵前中國高校的科研仍落後許多。

雖然近些年中國科技創新上有了十足的進步，但當代科學領域的重大發現，又有幾個是中國的專家教授搞出來的，大家可以板著指頭算算。

動不動完全自主研發，完全是中國人創造的，說出來不怕別人笑話，很多的都是在跟隨別人的身後進行模仿。

如果劉誌軍不被關進去，我們到現在還以為所謂動車是百分之百的中國貨呢。

滿地都國學大師，卻少了國學。

到今天都沒搞明白國學到底是東西，因為沒法給國學一個確切的定義，所以阿、貓阿狗都可以給自己戴個國學大師的帽子。

現在大家可以上網看看，隻要會胡謅幾句古語、翻過幾頁四書五經黃帝內經的，會說兩句天人合一、陰陽五行的；

不管是養豬的、耍猴的、玩蛐蛐的、給算命的，甚至專給女人看手相的，都可以堂而皇之給自己戴上國學大師的帽子。

比如說在各個機場書店的電視上，總有些所謂的國學大師在大講所謂國學、成功學，根本就是胡說八道，騙子而已。

可悲的是這種人竟然吃得開，總有人捧場，總有人以為見孔夫子，極頂膜拜。

而最火的一個偽大師莫過於翟鴻燊了，據說連自己讀的《論語》都要加上拚音，否則不識字，然而就這種貨色竟然也自命是應用國學大師；

並將智者樂山、仁者樂水解釋為，聰明的人喜歡爬山，仁愛的人喜歡遊水的這麽一個人。竟然還有人將其當神一樣膜拜，這不能說是當下文化中的一種可悲。

如果連這種貨色都算國學大師，那我又算什麽呢？國學祖宗嗎？

不謙虛地說，那些國學經典我可是弄過好幾遍的，就那些算命的所謂經典，我大學時還做了好幾本讀書筆記呢，《心經》、《金剛經》我學生時代就倒背如流！

這能算什麽，其實什麽都不是，跟前輩相比就我這點水平什麽也不是。可那些字都不識的混混，竟然把自己當大師了！如果就此而論這真是個可恥的時代。

如果說國學的含義就是中國的學術，可那些東西又算是中國的學術呢。比如被中國引進的學術思想，哪些算國學，哪些又不算呢。

就我個人的觀點而言，國學就是個偽概念，滿大街的國學大師、國學院、國學班，也不過隻是一門生意而已。

[yongbing1993]

知識騙子本性和原則是不勞而獲






知識騙子的發展規律是從騙到搶，到再勾結外國勢力去搶，從知識騙子到文匪到漢奸賣國賊帶路黨。　　

如果你站出來告誡被街頭兜售“猜輸贏”之類“有獎遊戲”的小販打動而躍躍欲試的人說，這類“有獎遊戲”實際是詐騙，推銷的人將會如何？肯定破口大罵。如果你人少勢單，對方還會大打出手。這就是一切詐騙的發展規律——先用軟暴力搶劫，軟的不行就來硬的，從用軟暴力搶劫升級為用硬暴力搶劫。　　

下三爛的江湖小騙子如此，上流社會的知識騙子同樣如此：軟暴力不靈馬上就要用硬暴力。江湖混混小騙子的硬暴力來自自己，知識騙子的硬暴力來自權力——當知識騙子無法靠詐騙搶劫財富時就要篡奪政權，用政權的硬暴力搶劫財富。此時知識騙子已經從詐騙轉變為搶劫，從知識騙子轉變為知識搶匪，或曰“文匪。但知識騙子唯一的本錢是軟暴力——詐騙。　　

因此知識騙子獲得政權這個硬暴力隻能靠詐騙來“將本求利”，用軟暴力篡奪硬暴力，“騙出一個政權來”。這就需要建立一個“將軟暴力轉換為硬暴力”的自由轉換機製，使知識騙子能用詐騙軟暴力自由兌換搶劫硬暴力，靠硬暴力搶劫財富。　　

這個“將軟暴力轉換為硬暴力”的自由轉換機製就是知識騙子掌握絕對宣傳輿論話語權條件下的“民主選舉”——隻要知識騙子掌握了絕對的宣傳輿論話語權，就掌握了控製人們思維的軟暴力；隻要掌握了控製人們思維的軟暴力，就有絕對把握控製“民主選舉”的結果，一選一個準，讓誰上台誰上台——所謂的“民主選舉”其實不過是自己選自己。　　

知識騙子對沒有掌握絕對宣傳輿論話語權的地方從不承認那是“民主選舉”、“少數服從多數”，而是破口大罵為“民粹主義”、“多數暴政”、“暴民政治”。　　

如何建立這個“將軟暴力轉換為硬暴力”的自由轉換機製？還是靠詐騙——中國知識騙子們為什麽突然亢奮得如同抽足了鴉片、上足了發條、打足了雞血、吃足了偉哥般起勁地大鬧“政治改革”、“普世價值”、“多黨製”？　　

因為他們的“改革詐騙”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民群眾所識破，越來越混不下去了，“圖窮匕首現”了，要從軟暴力轉向硬暴力了，必須趕緊建立起這個“將軟暴力轉換為硬暴力”的自由轉換機製了。　　

紛紛出籠的“民主是個好東西”、“政治改革”、“普世價值”、“多黨製”、“完成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之類大喊大叫都是“騙出一個政治體製來”這係統工程的一部分。　　

靠詐騙和鼓噪建立不起來“民主選舉”這個“將軟暴力轉換為硬暴力”的自由轉換機製怎麽辦？“圖窮匕首現”，煽動“茉莉花革命”，暴力政變，暴力政改，用暴力建立“民主體製”。　　

知識騙子的本性和原則是不勞而獲坐享其成，連流汗都不幹，何況流血？所以對“茉莉花革命”、暴力政變、暴力政改、用暴力建立“民主體製”的鐵規則是“自己動口，讓別人動手”，專門煽動唆使鼓動沒頭腦的SB去流血賣命，自己隻搖旗呐喊做壁上觀，決不以身犯險，好等著吃現成飯　　

——最典型的例子是號稱“民主學者”的楊恒均：“有許多例子都證明民主的獲得往往必須經過陣痛、甚至經過暴力。”“除了有些個例之外，人民最終看來還是不得不使用暴力。”“民主的到來，幾乎都多少伴隨著某種程度的暴力”、“其它的民主轉型，包括最和平的蘇聯東歐，以及南韓、中國的台灣，都多多少少有一些‘暴力’成分，或者有一些要隨時訴諸暴力的仁人誌士——為避免引起誤會，本人再次重申：我是主張非暴力滴……”　　

一方麵斬釘截鐵鼓吹暴力：“必須經過陣痛、甚至經過暴力”、“不得不使用暴力”、“都多少伴隨著某種程度的暴力”、“多多少少有一些‘暴力’成分，或者有一些要隨時訴諸暴力的仁人誌士”，一方麵道貌岸然堅決不擔任何風險：“再次重申：我是主張非暴力滴”　　

——把這兩部分合在一起就湊成了一個完整的陰謀：斬釘截鐵要“民主”，卻教唆別人當“隨時訴諸暴力的仁人誌士”殺人放火搞政變，自己則舒舒服服袖手旁觀；成功了，不費吹灰之力坐享其成；失敗了，流血送命掉腦袋當替死鬼的是別人。如果真是追求正義追求真理，為什麽自己不帶頭流血犧牲卻拚命鼓動別人當替死鬼？靠詐騙鬧“民主”，比江湖混混的小騙子都不如——雖然都是詐騙不成就動武、軟暴力搶劫不成就用硬暴力，但街頭詐騙的混混改用硬暴力搶劫時至少還是自己出馬，用的還是自身的硬暴力，至少還有點敢冒險的勇氣。　　

而知識騙子連這點血性都沒有，都各懷鬼胎打自己的小算盤，盤算如何自己使安然無恙而讓同夥去送死，都是狗咬狗、黑吃黑、“自己人”算計“自己人”。　　

“英雄所見略同”，知識騙子們的那點花花腸子彼此之間都一清二楚，結果是誰都煽動“暴力爭民主”，誰都光說不練自己不動等專別人犯傻，誰都不肯上當。　　

國內的“民主人士”指望不上，而知識騙子用暴力建立“將軟暴力轉換為硬暴力”的自由轉換機製的目標又必須實現，唯一的出路就是依靠外來幹涉——“人權高於主權”，靠外國暴力在中國建立“將軟暴力轉換為硬暴力”的自由轉換機製——“民主選舉”。　　

但外國人又不是傻子，豈肯無緣無故為中國的知識騙子的搶劫大業流血拚命？　　

辦法：“普世價值”、“帶路黨”、“國際接軌”、“溶入地球村”、“中美國”、“迎外以安內”、“量中華之物力，結美國之歡心”、“戰略夥伴關係”、“消氣外交”、“中國的改革成果將與世界分享”……　　

總而言之一句話：一筆交易——你進攻，我帶路，中國的主權給你，中國的政權歸我，好處是你我的，代價是中華民族的和中國老百姓的，反正自己不掏腰包，彼此“雙贏”。　　

這就是中國知識騙子詐騙大業的必然發展規律：　　

軟暴力掠奪（詐騙財富）——不靈了就轉向硬暴力掠奪（篡奪政權）——建立“將軟暴力轉換為硬暴力”的自由轉換機製（“民主選舉”）——煽動國內力量發動“茉莉花革命”、暴力政變、暴力政改、用暴力建立“民主體製”——“人權高於主權”、勾結國外勢力裏應外合征服中國、靠外國刺刀建立傀儡政權、最終完成知識騙子從軟暴力搶劫到硬暴力搶劫的轉型。　　

中國知識騙子的最高理想是當漢奸當帶路黨——牢記，僅僅是“帶路”，是借外國人的刀殺中國人而不是自己參加戰鬥。隻有這樣才能光占便宜不吃虧，當然更不會去冒險，這才符合知識騙子的本性和一貫原則。　　

中國知識騙子的這一發展規則不是偶然的，而是其本性決定的——知識騙子的本性是不勞而獲，不當寄生蟲白白占有別人創造出來的財富就不能生存。靠軟暴力的詐騙不能得逞時就必須轉向硬暴力的搶劫。要獲得搶劫必須的硬暴力就必須靠詐騙。要靠詐騙獲得硬暴力就必須建立“將軟暴力轉換為硬暴力”的自由轉換機製（“民主選舉”）。當無法靠軟暴力的詐騙建立這一自由轉換機製時就必須靠硬暴力的“茉莉花革命”、暴力政變、暴力政改。當無法教唆煽動國內勢力製造動亂時就必須靠國際勢力，就必須甘當“帶路黨”引狼入室——“人權高於主權”。　　

（不過知識騙子大張旗鼓大喊大叫“三百年殖民地”、“甘當帶路黨”本身也是既真又假：一方麵確實是真的，是知識騙子的真心話；另一方麵又有做假的成分，也屬於一種詐騙——讓外國勢力覺得中國“帶路黨”已經很強大，征服中國如今已不再是不可想象的，從不可思議轉為躍躍欲試，這就為知識騙子創造了機會：沒法煽起中國的SB給自己當替死鬼，就煽起外國的SB給自己當替死鬼，有棗沒棗打一杆子，反正用不著自己流血犧牲，隻要死的是別人，死誰都一樣。）　　

明白了這點，就不能把一切“帶路黨”都簡單歸咎於外國勢力有組織的收買培養——那樣的人畢竟是少數。真正的原因是內因。“存在決定意識”。知識騙子不勞而獲靠詐騙生存這一根本存在決定他們必然走這條路，也隻能走這條路，否則就不能生存。

[yongbing1993]

《繁瑣哲學+故弄玄虛》搞陰謀






最陰險的用《繁瑣哲學+故弄玄虛》搞陰謀的例子就是有些磚家叫獸又將自己包裝成大法師大法官使用繁文縟法：法律是幹什麽的？讓人遵守的。讓人遵守的東西必須讓人知道，讓全社會所有的人遵守的東西必須讓全社會所有的人知道，而且必須是一目了然地知道。

用《繁瑣哲學+故弄玄虛》把法律弄得錯綜複雜、讓絕大多數人記都記不住、看都看不懂，這樣的法律實際不是為了讓人遵守而是為了讓人違反，不是為了保護人而是為了坑人整人——看都看不見的路怎麽走？知都不知道的東西怎麽做？記都記不住的東西怎麽照辦？看都看不懂的規則怎麽執行？凡真心希望人們遵守的東西必定惟恐人們不懂，惟恐不能一目了然，比如交通信號標誌，比如產品使用說明。　　

記都記不住、看都看不懂、不知如何遵守的法律不就是專門讓人違犯用的？製定專門讓人違犯用的法律可不就是存心讓人犯法？製定存心讓人違反的法律難道不是蓄意坑人整人？　　

與此成鮮明對照的是毛澤東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就那麽簡單易懂的十一條，61個字。目不識丁的“大老粗”也能記住背熟，嚴格照辦，容易遵守，更容易監督。如有違犯別人立刻一目了然，馬上知道你錯在哪裏，什麽性質的問題，該怎麽處罰。容易遵守，便容易監督；容易監督，便容易遵守。全黨全軍，從總司令到普通一兵都按同樣的規則辦事，人人遵守，人人監督，令行禁止，步調一致。　　

在“法律精英”們眼裏，《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一文不值，半點“專業性、技術性”也沒有，簡直“土得掉渣”。然而就憑這土得要命的11條，就樹起了人民軍隊仁義之師的形象，就獲得了中國老百姓的擁戴，就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法律隻能解決“許不許可如何如何”的問題，解決不了人們“想不想如何如何”、“該不該如何如何”的問題。如果人人都一門心思地想著要“如何如何”，認為“如何如何”是“不合法卻合理”，那法律再嚴密也禁止不了，你隻要盯得稍微不緊立刻就見縫插針。

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卻可以提綱挈領，在人們心裏樹立起是非原則，即使沒人盯著也照樣自覺不違反。不管“法律黨”承認不承認它是法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起到了真正的法律作用——讓絕大多數人都自覺遵守同一規矩。　　

客觀規律：凡是讓絕大多數人使用的東西，必須讓絕大多數人能掌握。要讓絕大多數人都能掌握，就必須鏟除繁瑣哲學和故弄玄虛。　　

自然科學領域裏的東西原理結構可能越來越複雜，但隻有掌握使用起來越來越簡便的東西才可能成功，尤其是麵向絕大多數人的東西——如果個人電腦一直是空調機房裏穿白大褂的少數“精英”才能掌握的複雜神秘的專用設備，就決不可能獲得象今天這樣的普及。喬布斯和比爾．蓋茨最成功之處就是使個人電腦打破了傳統的繁瑣哲學和故弄玄虛，變成了普通人包括“電腦盲”也能玩的大眾性工具。　　

社會科學不象自然科學那樣存在大量極其複雜、隻有極少數專業人員才能掌握的東西。社會科學是研究整個社會的學問。“整個社會”意味著“所有的人”。涉及整個社會所有的人的事必須讓整個社會所有的人都清楚。要讓整個社會所有的人都清楚的事必須簡明扼要一目了然，這就決容不得任何繁瑣哲學和故弄玄虛。隻要搞“繁瑣哲學+故弄玄虛”，那就肯定是陰謀詭計。　　

飽讀詩書的文人精英們看不起朱元璋這化子出身的開國皇帝，就專門用無數又臭又長還充滿廢話連篇的典故的奏章折磨朱元璋——明知他從小沒讀過書、看東西不象自己那麽溜，卻故意一天到晚長篇大論還不著邊際，顯然存心要把他活活累死。朱元璋被逼得下令限製文章字數，卻“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最後又弄成了八股文——這是古代用“繁瑣哲學+故弄玄虛”搞陰謀的例子。　　

反毛澤東反共產黨的頑固右派分子茅於軾說：“現代經濟學思想在中國的傳播是以數量經濟學為突破口的。因為文字的經濟學被傳統理論界封鎖得很嚴密，隻有用數學稍微有點自由度，因為當時搞傳統經濟學的學者多半不懂數學，一看數學符號就頭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數學的文章容易通過檢查，從網眼裏漏出來。”——這是現代用“繁瑣哲學+故弄玄虛”搞陰謀的例子。　　

最陰險的用“繁瑣哲學+故弄玄虛”搞陰謀的例子是繁文縟法：法律是幹什麽的？讓人遵守的。讓人遵守的東西必須讓人知道，讓全社會所有的人遵守的東西必須讓全社會所有的人知道，而且必須是一目了然地知道——法律是全社會所有的人必須服從的強製性的東西，“理解的要遵守，不理解的也要遵守”，沒有拒絕的餘地。破壞法律最有效的手段是以法亂法。以法亂法最有效的手段是繁文縟法。　　

用“繁瑣哲學+故弄玄虛”把法律弄得錯綜複雜、讓絕大多數人記都記不住、看都看不懂，這樣的法律實際不是為了讓人遵守而是為了讓人違反，不是為了保護人而是為了坑人整人——看都看不見的路怎麽走？知都不知道的東西怎麽做？記都記不住的東西怎麽照辦？看都看不懂的規則怎麽執行？凡真心希望人們遵守的東西必定惟恐人們不懂，惟恐不能一目了然，比如交通信號標誌，比如產品使用說明。　　

記都記不住、看都看不懂、不知如何遵守的法律不就是專門讓人違犯用的？製定專門讓人違犯用的法律可不就是存心讓人犯法？製定存心讓人違反的法律難道不是蓄意坑人整人？　　

與此成鮮明對照的是毛澤東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就那麽簡單易懂的十一條，61個字。目不識丁的“大老粗”也能記住背熟，嚴格照辦，容易遵守，更容易監督。如有違犯別人立刻一目了然，馬上知道你錯在哪裏，什麽性質的問題，該怎麽處罰。容易遵守，便容易監督；容易監督，便容易遵守。全黨全軍，從總司令到普通一兵都按同樣的規則辦事，人人遵守，人人監督，令行禁止，步調一致。　　

在“法律精英”們眼裏，《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一文不值，半點“專業性、技術性”也沒有，簡直“土得掉渣”。然而就憑這土得要命的11條，就樹起了人民軍隊仁義之師的形象，就獲得了中國老百姓的擁戴，就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隻能解決“許不許可如何如何”的問題，解決不了人們“想不想如何如何”、“該不該如何如何”的問題。如果人人都一門心思地想著要“如何如何”，認為“如何如何”是“不合法卻合理”，那法律再嚴密也禁止不了，你隻要盯得稍微不緊立刻就見縫插針。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卻可以提綱挈領，在人們心裏樹立起是非原則，即使沒人盯著也照樣自覺不違反。不管“法律黨”承認不承認它是法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起到了真正的法律作用——讓絕大多數人都自覺遵守同一規矩。　　

毛澤東說：　　

——“我們必須堅持真理，而真理必須旗幟鮮明。”　　

——“我們可以大聲疾呼，而不要隱晦曲折，使人民大眾不易看懂。”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使群眾認識自己的利益，並且團結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奮鬥。”　　

——“我們的政策，不光要使領導者知道，幹部知道，還要使廣大的群眾知道。”“群眾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會齊心來做。這和打仗一樣，要打好仗，不光要幹部齊心，還要戰士齊心。陝北的部隊經過整訓訴苦以後，戰士們的覺悟提高了，明了了為什麽打仗，怎樣打法，個個磨拳擦掌，士氣很高，一出馬就打了勝仗。群眾齊心了，一切事情就好辦了。”　　

這一切的背後是一條真理：社會科學無神秘——社會科學的一切真理隻有掌握群眾才有意義。不管多正確，隻要不麵向全社會、不麵向所有人、不讓絕大多數人都明白就等於空中樓閣，就毫無用處。要避免這點就必須徹底杜絕繁瑣哲學+故弄玄虛。　　

結論：社會學科領域裏凡真搞科學的必追求大眾化，必要求簡明扼要一目了然；凡不讓絕大多數人明白的必不是科學。凡堅持搞繁瑣哲學+故弄玄虛的必是知識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