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痞子在用《知識》撒潑耍賴
知識痞子在用《知識》撒潑耍賴
魯迅說:“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並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稱之為流氓。”
走資派中國特色政府用《知識改變命運》的毒汁蜉化下的“普世公知”正是如此:“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並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
國有企業不賺錢是“效率低下”,賺錢是“壟斷”。不賺錢也罵,賺錢也罵;
要漲價就“國際接軌”,要砍老百姓的福利就“中國特色”。
大罵毛岸英上戰場是“鍍金”,捏造了個羅援“逃兵”再破口大罵他“不上戰場”:上戰場要罵,不上戰場也要罵。犧牲了要罵,沒犧牲也要罵。
捏造出“羅援鼓吹轟炸東京”再破口大罵“無知狂徒”,對美國總統向世界宣告要“轟炸北京”的公然叫囂卻裝聾作啞;。
罵中國沒北歐國家福利好,卻又罵中國不減稅。罵政府專製不代表民意,卻又罵民眾是民粹義和團。罵政府不注重環保,卻又罵油價太高不能肆意開大汽車。
造謠毛澤東出賣外蒙古再破口大罵“喪失領土”,卻又主張放棄釣魚島。
大罵外交部在領土問題上表態軟弱,又大罵中國軍人發出強硬聲音是好戰戰狼。
歡呼到司馬南宣傳毛澤東的講座砸場子扔鞋。大罵到茅於軾汙蔑馬克思的講座抗議。
歡呼群毆吳法天,大罵嚴懲汙蔑毛澤東、歌頌日本侵略的漢奸,為此鍥而不舍喋喋不休“每日一呼”。
毛澤東1956年退居二線,反右擴大化、大躍進浮誇風、餓死人、大饑荒等是一線主持工作的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搞的。先罵毛澤東未立即懲罰這些人是“縱容包庇”、“一把手必須總負責”,又罵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清理門戶是“迫害老幹部”、“極左”——毛澤東沒清理門戶要罵,清理門戶也要罵。
一邊破口大罵青年人上街鬧“文化革命”,一邊拚命煽動青年人上街鬧“顏色革命”;
帶頭鼓吹腐敗有理,帶頭鼓吹寬恕腐敗,卻又帶頭指責腐敗的根子是共產黨。“腐敗不是最好也是次優”、“隻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創造價值的腐敗”、“腐敗的過程當中,也是釋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權利。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也推進了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十八大之後不再腐敗的官員就既往不咎”、“反腐敗問題應進行全民大討論建議設立試點”、“全民公決投票”、“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沒有理性就沒有未來”(張維迎);“不要一提到利益集團就覺得是貶義。其實利益多元化、利益獨立化,才能出現一個多元的社會”、“利益集團的形成是一個好事情”、“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梁,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腐敗和賄賂是人們的一種理性行為”、“腐敗和賄賂行為不僅有正負兩種功能,而且有收斂和發散兩種趨向和兩種結果”、“對貪官實行大赦和豁免鼓勵官員財產公開”、“實行大赦和豁免,懲治後,不咎既往,才能使官員解除顧憂,公布財產一事才能啟動和實行”、“中國政體的最大弊端是黨國體製,黨政不分,黨和政府控製了大量資源,直接幹預社會經濟生活,在這種體製下,官員權力無限且不受約束,貪汙猖獗,腐敗盛行。”(張曙光)
一邊口口聲聲“人權”、“人性”、“人道主義”、“關愛生命”。一邊津津樂道邱少雲、賴寧是“烤肉”、毛岸英是“掛爐烤鴨”。
鼓吹“自由選舉”,卻預先規定“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借柳傳誌之口宣布“不能一人一票”。
說的是“言論自由”,做的是“不爭論”、“不允許毛左蠱惑人心”、“我不跟無恥的人辯論”、“正確觀點不需要投票”、“那些批評罵我的人,他的道德連我一個腳後跟都沒有!”
一邊鼓吹“民主是個好東西”,一邊大罵“民粹主義”——“精英”說了算叫“民主”,老百姓說了算就叫“民粹”。
“到天津隻說去廊坊”、“打左燈向右拐”、“能做不能說”、“增量改革”、“騙出一個體製來”。
對死了22人的7.23動車事故歇斯底裏掀起傾向性輿論狂潮,對死了23人的7.22私營客車事故裝聾作啞隻字不提。
大罵國有企業如何如何壞,隻字不提假冒偽劣有毒有害食品藥品幾乎全來自“民營企業”,拖欠工資、無視安全生產、工傷迭出、肆無忌憚製造汙染的幾乎全是“民營企業”。
口口聲聲“為底層人民代言”,南方報係送報工起來抗議拖欠工資時卻一致裝聾作啞視而不見,而且在網上拚命刪貼封鎖消息。
——鼓吹西方法製,卻反對把西方法律中無不具備的“欠薪有罪”內容列入中國刑法。
義憤填膺大喊大叫反貪腐,卻對“潘仁美”官商勾結事件顧左右而言他。
提到南京大屠殺、保衛釣魚島、參拜靖國神社時便拚命呼籲“放下仇恨向前看”、“決不延續仇恨”。
剛剛一付牛氣衝天一臉不屑鐵飯碗的模樣聲稱“敢跟單位鬧翻,我還真不在乎這個單位”,緊接著就死皮賴臉斬釘截鐵發誓“就不辭職。
連萬噸輪沒撞壞南京長江大橋都成了罪狀:“是早期設計保險係數過大”、“這表明不計成本,南京大橋建設浪費巨大”、“如果把浪費的成份提高十倍,則十萬噸海輪撞上去也會不沉”、“應該拆掉”、“南京長江大橋被大型船舶碰擊已經多次了,即使大橋再結實再穩固終歸是個隱患”、“阻礙日益繁忙的長江航運暢通”、“十來個墩子戳在江裏,破壞黃金水道的完整性,阻礙航運,其造成的損失遠遠大於其收益”、“南京橋現在拆都有點晚了,事實證明,南京橋的修建極大限製了長江航運”、“應該炸了這座毛左的聖物,使之無所寄托”。
還有比上述無賴行徑更流氓的:我說:“文科類知識分子自命‘精英’即與民為敵”,馬上一口咬定我“否定全部文科類知識分子”、“把所有文科類知識分子視為敵人”、“反知識精英以愚昧整個民族!以讓你們毛左這群無才無德之人胡作非為!”、“一竹篙打翻了一船人”、“標準的文革大批判文風”、“毛算文科還是理科?”
——憑興師問罪的這些人的語文常識,豈能連“文科類知識分子”與“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的區別都不知道?明明知道卻故意胡攪蠻纏混為一談,明擺著是存心撒潑耍賴,挑明了就是不講理了。這是什麽戰術?“蒼蠅蚊子癩蛤蟆,潑婦瘋狗黑老鴰”的戰術——不由分說一擁而上歇斯底裏起哄架秧子要打群架。
不過“普世公知”的知識痞子本色也並非個個都掛在臉上讓你一目了然,有些還隱蔽得挺不錯,不來點認真分析一下子還真看不出來。比如茅於軾的“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如果不假思索光看字麵還會覺得挺合理。然而稍微動動腦子就能明白這其實無賴之極:“為窮人辦事”——“普世公知”們是幹實事的人嗎?“三斤鴨子兩斤半嘴”,光知道吹,什麽時候幹過實事?真正實行起來隻有“為富人說話”,沒有“為窮人辦事”,其真正含義是“隻為富人說話,不為窮人辦事”。茅於軾所謂的“為窮人辦事”不過是個空頭支票假人情。用虛的掩護實的,用假的掩護真的,用根本不可能的“為窮人辦事”掩護“全心全意為富人服務”的真麵目,這手段無賴不無賴? 有人會說,不對,茅於軾為窮人辦了事了——“小額貸款”和“保姆學校”。茅於軾到處吹“近20年來我致力於扶貧工作,投入家庭儲蓄百萬多元。幫助了成千上萬個窮人”,仗的就是這兩個“樣板項目”。
然而這兩個“樣板項目”真是“為窮人辦事”的樣板嗎?
先看“小額貸款”——這其實是放高利貸。茅於軾早就宣布:“小額貸款必須高利息”、“高利貸很好,這是資金優化配置的結果”、“放高利貸是為社會創造財富,是利人利己、利國利民的大好事,對繁榮經濟有非常大的作用”……放高利貸賺錢的生意哪個銀行不會做?為什麽別人做就是商業行為,茅於軾做就成了“為窮人辦事”?憑什麽?憑的就是茅於軾的特權——“小額貸款吸收存款是犯法的,這是要坐牢的。人民銀行給我來信,讓我停止,提醒我這是犯法的,但是我不去管它”、“我就敢於吸收存款,不合法啊,但我不怕,認為它利人利自己就行。改革就是要打破不合理的規矩,我們的憲法都改了很多回,還有哪條東西不能改啊。人家為我擔心,說你吸收存款,要坐牢的,我就不信,是我坐牢還是你改法律?”
這足以證明茅於軾所謂的“小額貸款”其實是利用法律黨擅自給予的獨家特權做違法生意,打著“為窮人辦事”的旗號從窮人身上榨油水。明明是“為自己謀利”的私人生意,卻硬說成是“為窮人辦事”的大公無私——無賴不無賴?
再看“保姆學校”——第一,茅於軾不是口口聲聲說“怎麽解決貧富問題?不是打倒富人,而是幫助窮人變成富人”嗎?就這麽個幫法?讓窮人靠當保姆變成富人?
第二,如果茅於軾當真想幫窮人掌握一技之長,為什麽不搞技工培訓卻搞什麽保姆培訓?難道他原來所學的專業不是機械而是保姆?難道他對保姆技能比對機械技術更熟悉、更有研究?一切背景條件都跟保姆八竿子打不著還偏要特地辦什麽保姆學校,這隻能證明一件事:八九十的糟老頭子了還專打窮人家女人的主意——用“為富人說話”、“改革代價”、“城市化”、“房地產瘋狂”、“下崗三千萬”、“強製拆遷”等把上千萬老百姓逼入絕境還不算,還要專門弄出個“保姆學校”來,一則培訓窮人女子登堂入室伺候闊佬,二則為富人玩弄窮人妻女創造條件。分明是“為富人服務到家”,卻一口咬定是“為窮人辦事”——無恥不無恥? 茅於軾的保姆學校說一共培訓了2萬多保姆,為保姆爭取到了每月休息四天的權益——好大的善舉:先用“為富人說話”造成下崗幾千萬,失地農民上億;再用“為窮人辦事”把兩萬多婦女弄進富人家當保姆,還“皇恩浩蕩”賞你每周休息一天——麵對這種知識痞子,你還能說什麽? 再看看茅於軾其它的“為窮人辦事”:
“收入差距擴大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
“中國不能搞太多福利”;
“我不讚成犧牲自己造福別人”;
“勞動不創造財富,交換才創造財富”;
“幾千萬人下崗,結果怎麽樣呢?全社會的經濟效率提高了”;
“豬肉為什麽不漲價啊,價格提高了,農民才有積極性養豬啊”;
“最好的方法應該是提高學費,通過提高的學費,以增加更多的獎學金和助學貸款,來解決窮人上學的問題”;
“讚成電費提價,然後用提高最低生活標準的辦法補助窮人”;
“經適房隻有毛病沒好處”、“廉租房不該有私人廁所”;
“餐館剩食放窗口請路人取用”、“讓約占總人口5%的富人把吃剩下的剩飯免費給95%的窮人吃,以保護窮人不挨餓的人權,還節約了糧食”;
茅於軾說:“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但是精英必須公正地為全體人民的利益著想”——從茅於軾上述的“為窮人辦事”種種可以看出“精英”是如何為“公正地為全體人民的利益著想”的:徹底否定你的社會價值、砸你的飯碗、砍你的福利、肆無忌憚漲價、將你置於困境,再賞你碗殘湯剩飯、恩準你住貧民窟——這就算為你“著想”了。
而為茅於軾自己呢?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2012年7月16日,6位來自全國各地的競拍者以25.9萬元的價格與茅於軾夫婦“品茶論道”;
“天則茅於軾學術思想傳授班”:學製7個月,每月集中學習2天,第一天上午茅先生親授課程,下午舉行“師生論壇”,第二天上午由輔助教師授課,下午自由活動。授課地點:北京、桂林、上海、重慶、佳木斯、滕州;結業條件:缺勤不超過2次。每位學員入學前,須一次性繳納學費6萬元。報名費為1000元。
看明白沒有?這個“天則茅於軾學術思想傳授班”每個月實際“學習”一天半,即使按一天8小時算,每個月滿打滿算12小時,7個月一共84小時。如果算上2天的“合法”缺勤,那一共隻有72小時。這72小時收費61000元,平均每小時收費847元。7個月跑六個地方,等於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旅遊——這是“為窮人辦事”呢還是“為富人說話”?恐怕更恰當的說法是“茅於軾辦班騙錢”,恬不知恥做暴利生意。
凡此“普世公知”的特色種種,就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並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的知識混混、知識潑皮、知識無賴、知識流氓、知識潑婦、知識惡霸、知識土匪。以一言而蔽之:知識痞子——說形象點,不過一群套著西裝革履、架著金絲眼鏡、揮舞著文憑、掄著筆杆槍,橫行鄉裏的“無能大蟲牛二”而已。
為什麽絕大多數尤其是底層中國人對毛澤東有如此積極的看法?
有人說:在毛澤東之前,很多國家都從中國身上咬了一口。沙俄拿下了外東北和一塊新疆;日本拿下了北方三省;英國拿下了香港;葡萄牙拿下了澳門;法國和英國拿下了一塊上海;德國拿下了青島;美國說服了所有其他大國與她分享貿易權。毛澤東之後,不再有外國占領。
內戰結束後,毛澤東上台時,全國充滿了數百萬的土匪,就像今天的阿富汗、伊拉克和索馬裏。在兩年內,所有的土匪都被清除掉了。如果你想想北約在阿富汗的時間有多長,而中國的人口是它的30倍,空間大得多,地理環境更具有挑戰性,這不是一個小成就。
當毛澤東上台時,中國有5000萬吸食鴉片者,這是鴉片戰爭的後果。3年內,每個人都是清白的。如果你想一想美國的"毒品戰爭"和禁酒令是如何進行的,這個結果是非常驚人的。
當毛澤東掌權時,婦女的社會地位如此之低,以至於一個13歲的女孩被賣給別人作為他的第三個小妾,隻需100美元,這是司空見慣的。毛澤東廢除了納妾製度,並規定婦女與男子平等。他讓所有年輕女孩和男孩一樣去上學,接受教育。今天,中國的女性百萬富翁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多。
毛澤東上台時,80%的中國人是文盲。識字的定義是能夠寫自己的名字。在中國,常見的身份識別方式是用手指蘸上紅墨水,按一個拇指印,因為絕大多數人都不知道如何寫自己的名字。新中國建立了夜校,讓所有40歲以下的人在工作之餘去那裏學習如何閱讀和寫作,在十年內,城市和城鎮的文盲潮退去了。今天,中國的識字率為96%,識字率的定義比1949年要高得多,即能夠閱讀和書寫大約3000個漢字的能力。基本上是五年級的水平。
毛澤東上台時,中國的平均預期壽命是35歲。毛澤東對一群貧窮的農民進行了基本的保健和免疫培訓,以服務他們自己的村莊,平均預期壽命立即開始躍升。中國的預期壽命從35歲到今天的73歲。
如果沒有和平與安全,沒有教育和醫療保健,沒有讓婦女獲得與男人平等的自由,中國就不可能以這種方式實現經濟增長。而中國在毛澤東領導下,考慮到中國從50年代到70年代處於最嚴格的經濟禁運之下,幾乎是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了這一切。
即使是今天。即使是一個隻有2000萬人口的小國,讓前20個最發達和最富有的國家向它傾注資金和援助20年,而不是讓10億人在西方完全禁運下20年,也根本不可能取得這樣的成就。如果你想嚐試,就去索馬裏、阿富汗、南蘇丹、海地做吧,所有這些地方都已經比中國在毛澤東之前的情況要好得多。
為什麽毛澤東被絕大多數尤其是底層中國人視為英雄?
這是個好問題。看看毛澤東之前和毛澤東之後中國的事實。
從1949年到1976年,毛澤東是中國的領袖。在1950-1976年間,中國人的預期壽命有了明顯的跳躍。
1950年,中國的識字率為20%。到1980年,中國的識字率增加到65%,現在幾乎達到100%。
在1950到1980年期間,中國的經濟增長總體良好。它有起有伏,但你必須考慮到中國在1971年之前一直處於西方最嚴格的禁運之下。中國是美國有史以來禁運最多的國家。400種物品被列入禁運名單,包括化肥、木製漁船、藥品和銅線。
如今中國保持著3年的糧食儲備,並且是世界上唯一擁有戰略豬肉儲備的國家。他們絕對相信,隻要有半點機會,美國就會將糧食武器化。在1950年至1971年期間,中國實際上處於與美國的經濟戰爭中,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在那些年裏的經濟表現並不差勁。
因此,基本上,對於普通中國人來說,在毛澤東之前,你很可能是文盲,在30多歲時死亡。毛澤東之後,你能識字,有一點錢,活到70多歲,你有機會結婚,有孩子,看著他們長大,自給自足。毛澤東的政府提高了中國的預期壽命,解放了婦女,實施了基本的醫療保健和教育,並為技術進步奠定了基礎。這就是基本事實。任何關於毛澤東領導的討論都應該從承認這一事實開始。
如果沒有毛澤東的工作,80年代的中國走上經濟增長的道路嗎?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有80%的文盲,平均預期壽命為35歲,婦女被裹住雙腳,隻能呆在家裏。地球上有七十億人。中國勞動力的競爭優勢是什麽?
絕大多數尤其是底層中國人是如何客觀地評價毛澤東?
1949年,中國是地球上最貧窮的國家,毛澤東知道英國十六世紀的土地革命和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奇跡般地改善了糧食和商品生產,但它們花了兩百年時間,給老百姓帶來了苦難、流血和災難性的混亂。
在中國不斷受到攻擊威脅的情況下,毛澤東在一代人的時間裏完成了這兩場革命。從20世紀50年代初比比利時還小的工業基礎開始,長期以來被嘲笑為"亞洲病夫"的中國在毛澤東時期結束時成為了世界上六大工業生產國之一。
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的工業革命,在後毛澤東時代就沒有什麽可改革的。
如果沒有50年代和60年代修建的龐大的灌溉和防洪工程水壩、灌溉工程和河堤,就不可能在後來的幾年裏在個人家庭農場獲得更高的產量。
莫裏斯-邁斯納說:"根據一些關鍵的社會和人口指標,中國甚至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高出五倍的中等收入國家相比也毫不遜色。
毛澤東的經濟記錄與德國、日本和俄羅斯工業化的可比階段相比更有優勢,這些國家是後期現代化的主要國家中經濟最成功的案例。
在德國,1880-1914年的經濟增長速度為每十年33%。
在日本,從1874年到1929年,每十年的增長率是43%。
蘇聯在1928-58年期間實現了54%的十年增長。
在毛澤東時期,從1952年到1972年,十年的增長率為64%。
除了20世紀50年代蘇聯的有限援助,毛澤東的工業化進程沒有得到外國貸款或投資的幫助,在他去世時,中國在發展中國家中是唯一沒有外債或內部通貨膨脹負擔的國家。
他設計的經濟是如此徹底的合作化,盡管有禁運、軍事入侵、核威脅、原始的通信、加倍的人口、不穩定的物流,他每十年都將國內生產總值翻一番。
到1974年,毛澤東重新統一、想象、改革和振興了地球上最大、最古老的文明,在一個世紀的現代化失敗後實現了現代化,解放了比曆史上任何人都多的婦女,並結束了數千年的饑荒。盡管西方對糧食、金融、技術、醫療和農業設備實施了長達25年的封鎖,並將其排除在國際大家庭之外,但毛澤東驅逐了侵略者、土匪和軍閥,消除了嚴重的犯罪現象,使人口和預期壽命增加了一倍,將識字率提高到84%,解放了中國的婦女,教育了中國的女孩,消除了貧富差距,恢複了基礎設施,使中國沒有債務,經濟增長速度是美國的兩倍。
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絕大多數尤其是底層中國人可能會是什麽樣?
想象一下,如果是甘地這樣的人領導中國,中國現在會是什麽樣子?
首先,中國仍然是一個階級社會,農民會像以前一樣成為最低的階層。
第二,婦女的地位仍然很差,而現在,婦女是"中國製造"的重要力量。
第三,國有企業和土地所有權是中國經濟奇跡能夠持續這麽久的重要原因。但這對甘地來說是不可能的。
第四,軟性的方式對暴力黑幫根本不起作用,所以用甘地的方式,中國的城市將被黑幫所控製。
總而言之,中國是幸運的,否則中國即使不比現在的印度差,也至少有2/3的人陷入無望的貧困。
毛主席使現在的中國成為可能,就這麽簡單。
優勝劣汰弱肉強食之下《精英》與中華民族為敵:
要證明自己是“精英”,就必須證明自己比別人高明、高等、高級。人們的習慣性思維是通過“正向競爭”來證明自己——實實在在做事,用客觀成果來比較:用“跑得比別人快”來證明自己是賽跑冠軍;用“跳得比別人高”來證明自己是跳高冠軍;用“打得比別人準”來證明自己是射擊冠軍;用“做出別人做不出的成就”來證明自己比別人都優異……但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從不做實事,不可能用客觀成果來證明自己比做實事的人優等。但要證明自己是“精英”、實現高人一等的目標,他們又必須證明自己比別人高明、高等、高級。解決辦法:“逆向競爭”——用主觀的誇張貶低別人來抬高自己:用“讓人們以為別人都跑不快”來證明自己是賽跑冠軍;用“讓人們以為別人都跳不高”來證明自己是跳高冠軍,;用“讓人們以為別人都打不準”來證明自己是射擊冠軍;用“讓人們以為別人都把事辦砸了”來證明自己比別人優異……
用“逆向競爭”證明自己是“精英”的結果是靠用主觀的誇張貶低別人為生,靠罵人為生——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不創造任何物質財富,不幹任何實事,卻對創造物質財富的人、對實實在在埋頭苦幹的人從來看不上眼,從來不屑一顧,從來指責挑剔,從來冷嘲熱諷,從來開口就罵——毛澤東要罵、共產黨要罵、工人要罵、農民要罵、城鎮平民要罵、工程技術人員要罵、軍人要罵、民族英雄要罵、中華文化要罵、連“普世公知”自己相互之間一言不合也要罵……(你什麽時候見過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真誠正麵肯定過工農兵群眾工程技術人員?他們拚命吹捧的人有幾個不是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整個社會無一不罵,整天娘天娘地的誰都看不上眼,一開口就是指責、指責、指責、罵、罵、罵(自我吹捧、小圈子裏的相互吹捧和對洋大人的肉麻吹捧除外)。離了指手劃腳到處罵人,離了用主觀的誇張貶低別人幹的實事,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就幾乎沒事可幹了。
“用‘逆向競爭’證明自己是‘精英’”的發展結果是把整個中華民族都貶為“劣等文化劣等人”:一個群體一個群體、一個階級一個階級地否定得絞盡腦汁分門別類一樣一樣地找理由,太麻煩、效率太低、太不徹底。用“劣等文化劣等人”把整個中華民族一勺燴多省事?所有的中國人一下子都劣等了,自己不就立刻高等了?——當然,得給出個自己例外不劣等的借口。什麽借口?“普世價值”——“普世價值”的實際含義是什麽?“西方文明是先進文明”、“超越世界,放之四海而皆準”。言外之意的邏輯關係是什麽?“中華文明是劣等文明”。中國人隻要認同“普世價值”,就不知不覺認同了中華民族是“劣等文化劣等人”;不知不覺認同了鼓吹“普世價值”的“普世公知”是“高於別人”、“代表先進文明”的“精英”;不知不覺完成了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最大的“逆向競爭”——把整個中華民族都貶為劣等、讓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成為高人一等的主宰。由此可見“普世價值”是用“逆向競爭”把別人都踩在腳下、實現自己“高人一等”極巧妙的手段。
把整個中華民族一筆勾銷貶為“劣等文化劣等人”是不是與中華民族為敵?如此喪心病狂不為別的,就因為這些文科類知識分子啥也不幹還要證明自己是高人一等的“精英”。
優勝劣汰弱肉強食之下《精英》毀滅一切:
“正向競爭”是用實幹競爭,用實實在在的實幹結果證明一切;“逆向競爭”是用空話競爭,用處心積慮的主觀誇張瞞天過海。“正向競爭”是用行動改變客觀世界;“逆向競爭”是用語言製造虛擬世界。“正向競爭”是建設性競爭;“逆向競爭”是破壞性競爭。“正向競爭”是“道”;“逆向競爭”是“術”而非“道”。“正向競爭”堂堂正正光明正大;“逆向競爭”全是陰謀詭計權術伎倆邪門歪道旁門左道。
“逆向競爭”隻有破壞性,毫無建設性——財富要靠實幹才能創造,世界要靠實幹才能改變。靠吹牛誇張創造不了財富,靠冷嘲熱諷指責詛咒建設不了社會。任何精神的東西不跟實幹的物質力量結合就等於沒有——也許愚公做過許多無效甚至是可笑的動作,也許智叟說過許多正確得無可挑剔的漂亮話,但改變世界的是愚公,不是智叟;世界上有愚公跟沒愚公不會一樣,但世界上有智叟跟沒智叟不會有區別。
沒有建設性的東西沒有凝聚——不建設,光破壞,整天肆意貶損別人、否定別人的勞動成果可能帶來一時的勾結,但不會帶來永久的凝聚。“靠‘逆向競爭’當‘精英’”這條決定“普世公知”們隻能靠指責別人生存,隻有破壞性,沒有建設性;隻有瓦解,沒有凝聚。他們帶給人的從來隻有指責破壞,從來不教人如何建設,從來不能給任何人任何正麵的有建設性的東西,甚至不能給任何人以希望——既然他們的哲理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優勝劣汰、弱肉強食”,那麽任何人都不該指望從別人那裏得到任何希望:“有本事用不著把希望寄托在別人身上,混得不好是你自己沒本事,死了活該”。不管是誰向他們谘詢人生之道,答案都萬變不離其宗:想成功就必須是強者,是強者就必須“弱肉強食”。換句話說,不剝削,不掠奪,就是“失敗者”——這樣的答案能給需要希望的人帶來希望嗎?整天指責別人的人,連希望都不能帶給別人的人,能有凝聚嗎?如此毫無凝聚的人一旦把持社會,社會豈能不瓦解崩潰?豈能不毀滅?
“逆向競爭”靠用語言製造虛擬世界迷惑人頂多管用一陣子,但管不了一輩子。主觀誇張的虛擬世界再完美也不能與現實世界抗衡——對電子遊戲再如醉如癡,餓急了還得回到現實中來。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用語言製造虛擬世界就象吹肥皂泡,隻要氣足人眾,完全可以吹得又大又多又五光十色把一切真相都掩蓋住,讓置身於五顏六色的幻覺之中的人暈頭轉向。但這一切隻能管一陣子,一陣風就刮沒了。“普世公知”當年拚命吹到天上的美麗肥皂泡——“先富帶後富”、“一包就靈”、“一私就靈”……今安在?雖然他們不斷地吹,拚命地吹,前赴後繼地用新的肥皂泡掩蓋破滅的肥皂泡,但最終改變不了一個規律:靠美麗的肥皂泡不能永遠掩蓋無情的現實,靠“逆向競爭”不能永遠維持“精英”的神話。
“普世公知”最缺德之處正在這裏:他們明知自己是“精英”的神話遲早破滅,明知自己不是治國的料,明知自己根本沒有凝聚社會、建設國家的能力,明知自己幾十年來的倒行逆施已經激起了中國老百姓的一致眾怒,明知自己一旦當權國家必定四分五裂毀滅一切,但為了自己私利愣是不顧一切把欺騙進行到底;而且為了推卸責任處心積慮故意要把中國搞垮,決意毀滅一切:
1.製造“民主萬能”神話:為“民主”而“民主”,為“選舉”而“選舉”,以不變應萬變,對按照他們的“民主”蠻幹必然導致的一切實實在在的實際問題——社會分裂、動亂、外敵入侵、全麵危機……等等一概用“民主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之類連他們自己都不相信的空話搪塞,因遲遲沒有等到“民主騷亂”、“顏色革命”而遷怒於全民族,破口大罵“中國人的奴性”。
2.先發製人,預先推卸責任,把自己一旦當權必然造成的社會動亂的責任提前賴到文革頭上:“當今中國社會一切難解的症結,都與文革深刻地聯係著,甚至互為因果”、“文革徹底切斷了炎黃子孫與中華曆史、傳統和文明在文化上的聯係,顛覆毀滅了五千年中華傳統和價值觀,對中國人心靈和道德的摧殘破壞一直延續今日”、“文革依然活著,它有著深遠的封建文化的背景,有生存土壤。究其根本,是因為我們一直沒有對這塊土壤徹底清除”、“我們缺乏對文革的徹底的思想批評”“在廢墟上很難建立堅實可靠的大廈,隻有對它掘地三尺”……
怎麽才算“清除了文革土壤”?怎麽才能“掘地三尺”“對這塊土壤徹底清除”?無底洞。“徹底否定文革”三十多年都不算數,再來三百年照樣不夠格。既然如此,“普世公知”當然可以敞開了用“民主”瞎折騰,不管把中國搞成啥樣都沒責任,反正“天塌下來有個高的頂著”,社會崩潰了責任有文革頂著。
3.大肆為中國崩潰分裂製造輿論準備和理論準備:
“亡國事小、民主事大”、“劣等文明劣等人”、“三百年殖民地”、“專製的大一統傳統根深蒂固,分裂成幾個小國反而更好”、“劣等文明劣等人”、“中國人口多、素質低,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進入現代化”、“能繼續留在這個星球上的自然是優等民族,也符合‘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自然法則就是天意,不可違背!” 如今對文革咬牙切齒耿耿於懷的人除了“普世公知”就是貪官汙吏,有幾個工農兵?回首總結毛澤東所做的一切,從國家利益、百姓利益的角度看沒一樣錯,從“普世公知”私利的角度看沒一樣對;而“普世公知”所做的一切呢?從國家利益、百姓利益的角度看沒一樣對,從“普世公知”私利的角度看沒一樣錯。這一切說明了什麽? 西方國家主流知識分子與中國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最大的不同在於人家有底線:不把國家搞垮,不把民族搞垮。而中國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沒這個底線,隻要自己能高人一等當“精英”,亡國就亡國,滅絕中華民族就滅絕中華民族,根本就沒把十幾億老百姓的死活當回事,根本就沒把中國的存亡當回事。在他們眼裏,人命不過是數字,可以隨便加加減減;國家不過是符號,可以隨便塗塗抹抹。
“普世公知”得不到的就讓別人也得不到。明知自己當權會導致中國滅亡,為了推卸責任、逃避懲罰,他們不惜殺人滅口,不惜把一切知道他們責任的人都消滅——“消滅95%”。這導致他們蓄意毀滅一切,蓄意與中國為敵,蓄意與中華民族為敵,導致他們生存就為禍國殃民,明確以滅亡中國、滅絕中華民族為目標。
1.自命“精英”是總禍根子。
2.公知=公敵。
走資派右派的中國特色的“普世公知”們狂熱鼓吹西方國家的法製,卻硬是堅決拒絕把西方國家法律中毫無例外都有的“欠薪有罪”內容列入中國刑法,對肆無忌憚的搶劫勞力的罪惡無動於衷了四十多年,最後麵對老百姓越來越強烈的反抗才勉強加上了一條“惡意欠薪罪”,卻又馬上把“欠薪”定性為“勞資糾紛”、實際排除在刑法適用範圍之外:“解決勞資糾紛並不需要上升到刑法層麵”——這不是用“知識”搶劫窮人又是什麽?
“普世公知”用“知識”對老百姓的搶劫決不限於搶劫工資:還將國有資產搶光,讓富者越富貧者越貧。走資派右派的中國特色的“普世公知”們狂熱鼓吹:
——“在改革過程中,國有資產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驚小怪”;
——“國有資產要就是一碗飯,要往上麵吐吐沫”;
——“國有企業遲早要賣。既然如此,得先賣效益好的,不然,以後效益不好就沒人要了”;
——“不妨把這些公共財產看成無主之物,誰先把它拿來賣,這公共財產的產權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當一家國有企業的廠長,就可以和主管部門合夥把這家工廠賣給有錢人,產權就變成私有了。
——“釘子戶損害了開發商的利益,是房價上漲的原因之一”;
——“春運鐵路一票難求是因為票價太低”;
——“起征點太高剝奪了低收入者作為‘納稅人’的榮譽”;
—“無固定期合同結果是維護懶人”;
——“我們不能提高勞動者的工資。低工資是我們的比較優勢;否則,外國投資都跑到越南等工資比我們低的地方去了。”
——“教育就像買衣服,買不起就不要買”、“媒體呼籲援助窮孩子是無知”、“沒錢就別接受高等教育”
——“公民應繳‘呼吸稅’每人每月20元保生態”;
——“隻做蛋糕不分蛋糕”、“共同富裕是亡國之道”;、
——不準討薪、不準罷工、不準組織工會、不準上訪、不準請願、“不準惡意自殺”;
……
所有這一切無不圍繞一個核心:用“知識”把老百姓搶光。
.用“知識”毀光,把所有毛澤東時代幾十年累積的國有資產私分。
“對環境的汙染勢必難免。但我們獲得了收益”——厲以寧。
國有資產搶光富者越富貧者越貧。國有資產搶光、經濟主權賣光、環境毀光、資源毀光、傳統毀光、神州上下一片殘山敗水、滿目瘡痍、土地危機、環境危機、經濟危機,糧食危機、水源危機、道德危機、信仰危機、婚姻危機、家庭危機、誠信危機、人口危機、風氣敗壞、腐敗化、流氓化、冷漠化、愚昧化、奴才化、無恥化、黑社會化、易毒而食、我害人人,人人害我……
任何東西,不管原來多麽美好,隻要“普世公知”一過手就全部變味,全部毀光,哪怕僅僅是名詞,比如:小姐、同誌、教授、專家、學者、公知、頂層設計、改革……
“普世公知”用“知識”這“軟刀子”對中國人搞殺光、搶光、毀光。他們比當年用“硬刀子”對中國人搞殺光、搶光、毀光的日本鬼子有過之無不及,是不折不扣的“知識鬼子”。
知識漢奸狗腿子:用“知識”賣國求榮
——為外國侵略喝彩叫好:“先進文明征服野蠻文明”、“八國聯軍代表先進文明”、“三百年殖民地”、“帶路黨”、“國際接軌”、中國要“大規模地融入全球化進程之中”、“中美國”、“救美國就是救中國”、“迎外以安內”、“量中華之物力,結美國之歡心”、“戰略夥伴關係”、“消氣外交”、“中國的改革成果將與世界分享”……
——鼓吹賣國有理:“賣國並不是什麽嚴重的錯誤,出賣人民才是嚴重的錯誤”、“在某些情況下,失掉一點領土,但是那兒的百姓能夠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對百姓是有利的。這樣的領土完整就沒有必要去追求”、“清人入關與日本人入關,性質上有什麽不同?”“不打又如何?讓日本人管理中國,滿族人入主中原,中華文明依舊,滿族沒有了,日本和族未必不是這個下場”(陳有西學術網:“熱帶水果”)、“投降文化中,有著一種情感,這種情感叫愛”、“投降是戰爭中的一種選擇”、“與敵人妥協,甚至向敵國投降肯定是並不偉大的漢民族的一個選項。通過屈服甚至屈辱,獲得一個民族的生存權”;
——美化漢奸賣國賊、妖魔化民族英雄:“秦檜站起來”、“嶽飛不是民族英雄”、“秦檜投降金朝,相當於促進中華民族的‘曆史大融合’”、“李鴻章憂國憂民”、“汪精衛忍辱負重”、“義和團式愛國”、“愛國賊”、“袁氏在對日‘二十一條’交涉中固然飽含屈辱,但實在談不上賣國”、“若一味斥責其喪權辱國而對其外交努力視而不見,的確有失公允”。(騰訊曆史)、“二十一條的簽訂,未必能真的滅掉中國”(張鳴);“章詒和說:汪精衛的‘漢奸’罪名,總有一天是會推翻的!”(高伐林:“汪精衛顯示出自己的魅力”)、“漂亮,才情,人品”、“汪兆銘是美男子,最美的是那帶著俠氣的一雙眼睛。男人看著也動情”、“汪兆銘詩文可以選入教科書!台上是領袖,提筆是文人”、“人品上,可以說他一輩子無可挑剔。不貪錢財,不近女色,不抽不嫖不賭。他有政治欲望,若和老蔣、老毛相比,是個沒有太大政治野心的人”、“出於‘曲線救國’的政治路線與‘主和’思想,在民族危亡時刻,汪精衛希望能保全淪陷區一部份民眾和土地,他就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了。”(章詒和:“銜石成癡絕,滄波萬裏愁”) ——否定中華文明中國人,鼓吹中國分裂:“普世價值”、“中國人的劣根性”、“文化劣等”、“民族自決”、“區域自治”、“七塊論”、“台灣獨立”、“西藏獨立”、“新疆獨立”、“內蒙獨立”、“香港獨立”、“廣東共和國”、“沒有政府比有政府好”、“政府不幹什麽比幹什麽更重要”……
——“普世公知”兩大一觸即跳:第一,不準提“愛國主義”,誰提誰是“愛國賊”;第二,不準講“民族主義”,誰講誰是“義和團式愛國”、“法西斯式愛國狂熱”——世界上一切國家中唯有中國的“知識分子”有此條件反射;
——“愛國賊”、“帶路黨”、“救美國就是救中國”、“三百年殖民地”、“當兵要當美國兵”、“人權高於主權”——同樣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舉世無雙;
——“看色戒,當漢奸”(吳祚來);
——為日本開拓團立碑;
——說“狗漢奸”被罰,說“草泥馬祖國”則被吹捧為“行為藝術”;
——日本明目張膽把釣魚島“國有化”後,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張千帆於2013年2月4日跑到日本早稻田大學宣布中日關係緊張一切責任在中國:“憲政民主有助於改善中日關係”、“中日都是大國,尤其是中國,目前這點領土糾紛就和這一瓶水一樣,隻要是理性人就不會為這點事動手打架”、“最近兩國關係卻因為領土糾紛出現了一些問題。有些中國喪失理性的表達方式,簡直是文革的重現,這非常可怕”、“如果中國也能實現憲政,那麽領土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隻有實行憲政民主,隻有廢除一黨專製,才能讓兩國政府之間的關係徹底正常化”;
——吳建民:極端民族主義泛濫將致災難;
——2013年2月4日,羅援撰文《應用五大舉措破日本包圍,拉攏俄韓圍堵日本》;2013年2月18日,羅援稱:“憑什麽東海遊戲規則隻能由日本一家說了算?”“我們也可以設立防空識別區,我們也可以打警告彈。我們還可以根據國際社會的通用規則,宣布我們的交戰規則。”一貫聲稱反對死刑的賀衛方當天立即殺氣騰騰發表微博“戈登贈言李鴻章”稱:“英國軍人戈登助清政府剿滅太平軍,之後歸國。臨別前有贈李鴻章建議二十條,其中有雲:‘中國有不能戰而好為主戰之議者,皆當斬首。’個中含義,頗堪玩味。” …… 所有這些無不說明一條:“普世公知”=知識漢奸狗腿子。
自命“精英”是總禍根子
毛澤東說:“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不過反過來說,一個人一輩子隻做壞事、一件好事也不做也挺不容易的。然而“普世公知”們就有這本事,一輩子一件好事也不做——不信把“普世公知”們說的話全濾掉,看還能剩下什麽? 然而問題的要害不僅要知道“普世公知”多麽多麽壞,而且要弄清他們為什麽這麽壞,根源何在。不弄清究竟壞從何來,頂多知道提防這一代、這一套的“普世公知”,碰上下一代、另一套的“普世公知”照樣抓瞎。
“普世公知”們為什麽那麽壞?為什麽“名為‘知識分子’、實為知識騙子、富人麵前是知識婊子、老百姓麵前是知識痞子加知識鬼子、帝國主義麵前是知識漢奸狗腿子”?並不是因為他們基因壞、胎裏壞、天生壞,而是因為他們的社會存在——“存在決定意識”、“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普世公知”們特有的、不會改變的共同社會存在是什麽?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包括學理工出身但不務正業改行專搞文科類行當的知識分子)。
“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是一切壞水之源,是總禍根子。這一條決定了“普世公知”們的如下利害關係:
與人民群眾為敵:
文科類知識分子不直接創造物質財富,隻能從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人民群眾那裏獲得生存必須;途徑隻能有二:第一,提供平等服務等價交換;第二,通過權力巧取豪奪。自命“精英”意味著相應的文科類知識分子規定自己與直接創造財富的人民群眾的關係不是平等關係,而是“優等”與“劣等”、“高貴”與“低賤”、奴役與被奴役的不平等關係。既然不平等,那就沒有平等服務——不平等的人之間不可能有平等服務:“優等人”不可能為“劣等人”平等服務;“貴族”不可能為“賤民”平等服務;奴隸主不可能為奴隸平等服務。既然沒有平等服務,那就沒有等價交換,要獲得生存必須就隻能通過權力巧取豪奪。隻要自命“精英”,文科類知識分子跟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人民群眾的關係就隻能是掠奪與被掠奪的關係。掠奪即敵對,因此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與人民群眾的關係隻能是敵對關係。
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對人民群眾從來隻有鄙夷不屑和冷嘲熱諷,從無半分尊重。這不奇怪。狼不可能尊重羊,否則還怎麽吃羊?強盜不可能尊重受害者,否則還怎麽搶劫?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不可能尊重人民群眾,否則還怎麽掠奪?毛澤東早就指出,辨別人的關鍵是看與人民群眾的關係:“隻要看他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的關係如何,就完全清楚了。隻有這一個辨別的標準,沒有第二個標準。”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對人民群眾充滿鄙視輕蔑這一事實足以證明他們和人民群眾的關係是掠奪與被掠奪的敵對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