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紅軍三灣改編時《夥食尾子賬》
毛澤東與賬本的淵源已久。1936年9月，毛澤東在保安窯洞接受美國記者斯諾采訪時說：“我剛識了幾個字，父親就讓我開始給家裏記賬。”還說到他父親脾氣暴躁，常常打他和兩個弟弟。“他的嚴厲態度大概對我也有好處。這使我幹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細記賬，免得他有把柄來批評我。”從9歲到17歲，毛澤東一直給家裏記賬。
1910年秋毛澤東留下一首“孩兒立誌出鄉關”的詩，夾在父親每天都看的賬簿裏，離開韶山從此走上了求學、革命的道路。
1920年毛澤東參與創辦長沙文化書社時，嚐試將“年度結賬”會計製度改為“半年算”，還率先向社會披露會計信息。
1926年12月下旬他入戶佃農張連初家進行試點調查，又用算賬的方式寫出《中國佃農生活舉例》，用數據揭示中國佃農的貧苦生活，尋找中國革命的動力之源。之後，他在不同曆史時期又留下了重要的“夥食賬”。
三灣改編時的“夥食尾子賬”。
“夥食尾子”指夥食費用的節餘，是人民軍隊最早的津貼形式，最早出現在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代表中共紅四軍前委給中央寫的報告（報告編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井岡山的鬥爭》）中：“士兵管理夥食，仍能從每日五分的油鹽柴菜錢中節餘一點作零用，名曰‘夥食尾子’。每人每日約得六七十文。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從報告中可以看出，此時“夥食尾子”津貼製度已替代了軍餉製度，且這種分配製度是有效的。
“夥食尾子”平均分配的基礎是規範的賬簿，這本夥食賬是毛澤東在三灣改編時親自創建的。
秋收起義的部隊受挫後，悲觀情緒彌漫其中。毛澤東曾對斯諾說，部隊撤退到三灣後，“當時部隊的紀律差，政治訓練水平低，指戰員中有許多動搖分子。開小差的很多。”如何收拾這個局麵，毛澤東想到的方法之一是：縮編人員，先淘汰“當兵吃糧”的動搖分子，既純潔革命隊伍，又減輕經濟壓力。
三灣改編的其中一項是建立士兵委員會製度。毛澤東當時給士兵委員會設計了兩條職責，第一條職責是“參與軍隊的經濟管理，派人到夥房監廚，與司務長結算夥食”。
從夥食和經濟平等入手改革是受一件事的直接觸動：9月29日晚上，何長工給毛澤東匯報工作，言及三團有個連隊的“司務長帶著兩個夥夫半路上開小差跑了，鍋子也丟進山溝裏，五六十號人隻得東一夥、西一夥地到處找飯吃，被蘇團長一頓好罵。那些人也回罵說：當兵的也是革命，連飯都吃不上，你們做官的偏要吃幾菜一湯，這是哪裏來的道理。蘇團長不曉得有多氣，要用皮帶揍這說話的人，被大夥勸住了”。有過半年當兵經曆，對舊軍隊中的官兵不平等和夥食差異深有體會的毛澤東，決定先從夥食入手，廢除軍官“四菜一湯”待遇，在部隊中推廣官兵平等的民主製度。
士兵委員會參與連隊經濟管理，也是由當時連隊的主要經濟支出是夥食支出所決定的。監管夥食必須在夥食單位—連隊建立符合管理要求的夥食賬。這既是士兵委員會監管夥食必須配套的核算工具，也是讓製度落地的方法。毛澤東創造性地在舊軍隊賬簿“記賬、算賬”的後麵加上一個分配功能，創建出具有“記賬、算賬、分賬”核算功能齊全的“夥食尾子賬”：夥食費按人頭撥到連隊，夥食支出全部入賬，結餘的夥食費（夥食尾子）平均分配給官兵，替代軍餉，滿足官兵們的日常生活需求。這就為解決當時麵臨的軍費短缺、吃飯、津貼發放以及官兵平等、經濟民主等係列問題，提供了公平、準確的賬簿核算數據。
1927年10月1日，“從這天的晚餐起，工農革命軍實行了一項重大的管理製度變革—廢除軍官小灶，官兵同吃夥食。從前委書記、團長到士兵，無人例外。”
三灣改編時做出的決定，很多“是在部隊離開三灣後才逐步貫徹執行的，團的首屆士兵委員會也是在離開三灣以後才選舉產生的”。但賬簿記錄必須依據“日清月結”的規則及時記賬，不然就不能保證記賬的準確性。1號開始記賬，也便於結清舊賬，設立新賬。由此推斷，“夥食尾子賬”應在10月1號當天開始記錄收支。
“夥食尾子賬”是一本相對簡單的收支賬。方強在《我在連隊當政治委員》一文中回憶：“那時，紅軍的夥食錢都是按十天或一個月發下來，銀圓用米袋裝著，由連長背。”這背回來的銀圓就記在“夥食尾子賬”收入方。核定的夥食費數額也跟打土豪的成效有關—打的土豪多，夥食費就高些；經濟困難，夥食費就核定得低些，甚至是每天三五分錢。士兵委員會的監管重點是夥食支出、月底結賬和節餘分配。
工農革命軍走上井岡山後，“夥食尾子賬”很快推廣到袁文才、王佐的隊伍。朱德的部隊上井岡山後，也開記“夥食尾子賬”。彭儒在《從湘南到井岡山》一文中證實：“毛黨代表規定無論官兵每人每天隻有五分錢的菜金······工農紅軍裏根本無餉可發的，隻是每個月，每人可以分上三五分或毛把錢的‘夥食尾子’作為零用錢。”
1929年1月12日，滕代遠給湖南省委的報告中介紹：“紅軍官兵待遇一律平等：自平江暴動以後無論官兵每月發給光洋12元，繼續發都是一樣，穿衣吃飯亦都是一樣。······現在的生活力求勞動化，每月的夥食決定一元五角，廢除餉銀製度，變為發零用錢。”證實彭德懷的部隊在1928年12月10日上井岡山後，也立即推行了“夥食尾子賬”核算製度，官兵夥食費每天核定為五分錢，用節餘發零用錢。
黃連秋在《憶畢占雲起義》一文中還證實，從國民黨部隊起義的畢占雲也“取消了幹部小廚房”，執行“夥食尾子”津貼製度，建立“夥食尾子賬”。
方誌敏的《在獄致全體同誌書》記述：“每天要站八小時的崗，一個月連夥食尾子隻得兩元，每站一小時的崗，隻得兩個半銅圓······”證明“夥食尾子賬”已推廣到了紅軍各個部隊。
這本簡單的收支賬，除了分配“夥食尾子”，配合政治工作，在當時還起到了試金石的作用。方強到七團十一連當政治委員時，了解到“連長結了小團體，和他的幾個親信天天到菜館裏去吃喝”。就通過算“夥食尾子賬”，搞清了連長貪汙，讓連長退賠後，“把‘夥食尾子’分給大家做零用錢”。方強說：“連隊在算夥食賬後，又加上整個紅軍的政治影響，連隊情況起了根本的變化。戰士們覺得政治工作不是講空話，心裏有底了。”
士兵委員會取消後，紅軍隊伍依然保留著“夥食尾子賬”。據曾誌在《回憶在井岡山的戰鬥生活》一文中記述：“後來明確了士兵委員會隻管紅軍戰士生活。以後又取消了士兵委員會，隻成立夥食委員會，專門監督管理紅軍夥食，算夥食賬，分夥食尾子等，這已是後來的事了。”由此可見，“夥食尾子”津貼製度是經過實踐檢驗後保留的有效製度。
上井岡山後，在“夥食尾子賬”的基礎上，紅軍部隊也逐步建立了越來越規範的會計製度。據範樹德回憶：“湘南部隊上山後，我們部隊擴大了，就規定過會計製度，有‘銀錢換算簿’，主要是因為貨幣不統一。”他還詳細記述了他的管賬工作：“當時有少數現款是由我們供給機關掌握的。我們供給機關便根據現存的款子和部隊人數算出維持一天要多少錢，休整一個禮拜總需要多少錢。確實算出我們的存款可維持一個禮拜，再將真實數字報告給毛澤東同誌。他是很關心這個問題的，不能光注意敵情，而不注意吃飯問題。”
“夥食尾子賬”作為毛澤東的創新，為廢除雇傭性質的薪餉製，改革舊軍隊後勤供應製度，創建具有軍事共產主義性質的供給製度，奠定了重要的會計核算基礎。
在延安時期的“菜金賬”。
毛澤東創造的“夥食尾子”津貼製度一直延續到長征途中。成仿吾在《長征回憶錄》一書中記述：“每個夥食單位都按人數領取夥食費，由於自己動手生產，每月夥食費常有結餘，這種結餘分給每人自用，叫作‘夥食尾子’，從幾角到幾元不等。突圍以來，又由於沒收豪紳的糧食、家畜等，‘夥食尾子’更多。很多人長期以來積累了不少紙幣，紅軍占領遵義後，全市商店顧客盈門。”“夥食尾子”津貼製度經過長征後，得到了延續，逐步對接了後來延安的供給製。很多回憶錄把延安時期發放的夥食費之外的生活津貼，還稱為“夥食尾子”，足見這個平均分配的津貼製度深入人心。
限於延安的自然條件和反動派的經濟封鎖，毛澤東初到保安的夥食水平可從邵華《毛澤東之路》的一段文字中大致得知：“父親平時的夥食十分簡單，加上陝北本來就缺少蔬菜，所以他的菜常是一盤辣椒，一盤青菜，偶有警衛員費盡心機弄來一點兒肉，主食是小米、饅頭，有時前方會捎來一點兒繳獲的火腿、罐頭等。來了斯諾這個客人，他們的飯菜也隻是加了一份子珍媽媽用野果自製的甜食。有一次，斯諾吃飯時，看到餐碟裏有西紅柿炒辣椒，‘感到很奇怪’，由此可想見他們平日飯桌上的內容。”
也是在這個艱難的時期，“夥食尾子”平均津貼製度逐步過渡到略有差別的供給製。1939年中央頒布《各機關津貼標準》，規定各機關部隊的供給製標準為：糧食標準分兩種：每人每日1.5斤，1.4斤；菜金標準，按人員類別分四種：每人每日4分、5分、7分、1角。毛澤東的級別應該享受每天“1角”的標準，即每月3元菜金。
對於這3元菜金的管理，從1936年4月就開始擔任毛澤東警衛員的賀清華在《回憶毛主席在延安》一文中記述：“主席的夥食標準和我們的夥食標準是一樣的，都按供給部的規定，每月3塊錢。標準低，稍不注意，就容易超支。”賀清華說的夥食標準，就是菜金標準。
可當時毛澤東的客人太多了。前線回延安的部隊首長，都想見見毛主席，毛澤東也需要跟他們了解前線的情況；各部門的幹部也經常來家跟他匯報工作；各界人士甚或普通民眾，也常到主席家串門。為了詳細地了解情況，毛澤東一談起來就廢寢忘食。隻要趕上吃飯時間，毛澤東都熱情地留他們吃飯。“每月3元的夥食費本來就少，最怕的是招待客人，往往到了月底，主席就沒錢買菜吃，有時隻好燒點辣椒，蘸鹽麵當菜吃。”
為了管理3元菜金，嚴防超支，毛澤東讓炊事員老周學著記賬，精打細算，計劃開支。毛澤東交代：“老周，你不要每個月才結算一次，這樣一超支，就沒辦法了，以後你每十天一小結，每月一大結，如果前十天超支了，以後十天還可以想辦法節省出來，最後十天超支了，也超不多，下月還可以節約出來。”
這本“菜金賬”開記之後，賬麵也總是入不敷出。王濤的《在延安的艱苦歲月中》一文記述：“主席還經常過問自己的夥食標準。如果有一個月吃超了，就要問為什麽？如果我們說不上理由，主席就批評我們，並且一定要從下個月的夥食費扣回來補上。”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寫出了大量指導中國革命的著作，經常熬夜寫作，身邊工作人員總想為毛澤東改善夥食，但毛澤東不同意：“夥食標準是供給部門統一規定的，大家都一樣，我怎麽能特殊呢？現在雖然邊區的情況好了些，可是河南還鬧災荒，蔣管區的人民生活更苦啊！我們每月3元錢的夥食費也就不算少了，井岡山時期，每天才5分錢呢！”他始終遵循3元菜金標準的規定，並“不斷檢查老周記的賬目”。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一，走資派鄧小平“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
亂臣賊子汪東興說：沒有毛主席，鄧小平什麽也不是。沒有華國鋒，鄧小平就是一個普通老百姓！盡管汪東興與華國鋒背叛毛主席的教導，違法黨紀國法夥同走資派發動反革命政變給黨和國家造成嚴重災難，但對於鄧小平的評價是符合事實的。毛主席說，鄧小平當過逃兵，是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這個定論任何人休想改變得了！
鄧小平：“保證永不翻案”，結果翻了個底朝天。把一個好端端社會主義祖國演變成一個千瘡百孔的資本主義社會。文革中鄧小平向中央寫了《我的自述》，他說，“我願在我的餘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
鄧小平在《寫給毛主席的信》中，再一次發誓：“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在信中說：“如果不是主席的保護，我不知會變成什麽樣子的了。”“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鄧小平登上權力的尖峰以後，掀起的翻案風席卷神州大地，在古今中外曆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難道說還不令世人“刮目相看”嗎！？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二，《四人幫是走資派，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複群資本主義道路。》
事實是走資派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實線證明他們才是真正的走資派，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複群資本主義道路的人。
1967年7月20日鄧小平還說：“他們就趁機把中國帶到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劉少奇就是這種人。要不是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把資本主義和馬列主義、社會主義之間的鬥爭通過大字報、大鳴、大放、大辯論來使我們認識清楚，我真會讓劉少奇拉著鼻子走。這說明什麽？是我過了幾年太平日子，思想模糊了，路線搞不清楚，很多同誌也會有這種錯誤，現在基本上扭轉過來了，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功。所以說文化大革命的成績，主要是保住了黨的本質，也保住了江山不改色。毛主席的偉大之處也就可以在這裏體現出來。”
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和黨內的二號走資派，對黨中央和毛主席表明這樣的政治表態，應該說是正確的。鄧小平的這個政治態度，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是知道的，是清楚的，是記在心中的、是眼睛看著的。1976年毛主席逝世後，鄧小平逐步登上政治權力的尖峰。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三，《文革是十年內亂、十年動亂、十年浩劫》。
走資派鄧小平徹底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內亂”，是一場“浩劫”，使中國的政治經濟走到“雙崩潰邊緣”。說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是“搞錯了對象”。他否定毛澤東同誌的豐功偉績，給毛主席下了一個“三七開”的定論，說毛主席晚年犯下“嚴重錯誤”。把跟隨毛主席幹革命的江青、毛遠新等親人投進監獄，判以重刑，以德報冤。
正如鄧小平自己在《我的自述》中說的一樣：“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路線和資本主義道路方麵。”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四，《走資派鄧小平是偉大的馬列主義者》。
在1972年8月3日寫給毛主席的信中說：“我完全知道，像我這樣一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麽重要的工作。”的確，鄧小平是一個“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麽重要的工作。”這也許是鄧小平不擔任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內心世界吧。
鄧小平“垂簾聽政”，重權在握，居高臨下，又不出任總書記或國家主席，最後還是要自封為“黨和國家領導集體的核心”，而且還有那麽多追隨者隨聲附和，連篇累牘地為“核心”論尋找依據。
《謊言》五，《階級鬥爭熄滅論了》。
走資派鄧小平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逐步導致國內外敵對勢力越來越猖獗，特別是反毛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反動氣焰越來越囂張，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他否定公有製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否定農村走集體化道路的人民公社體製；讓5000萬國有集體企業工人買斷、下崗、失業、受窮，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解散人民公社、大隊和生產隊，讓兩億農民流離失所，背井離鄉，為資本家打工，受盡剝削和壓迫，成為全世界唯中國獨有的“農民工”現象。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六，《文革是國民經濟瀕臨崩潰》。
走資派鄧小平徹底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內亂”，是一場“浩劫”，使中國的政治經濟走到“雙崩潰邊緣”。說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是“搞錯了對象”。他否定毛澤東同誌的豐功偉績，給毛主席下了一個“三七開”的定論，說毛主席晚年犯下“嚴重錯誤”。把跟隨毛主席幹革命的江青、毛遠新等親人投進監獄，判以重刑，以德報冤。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七，《鄧小平是“無產階級革命家”》。
鄧小平提出了“先富論”。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極具誘惑力的。於是，有權的、有路的、有本事的爭先恐後地富起來，如鄧小平家庭早已進入全國500富，富可敵國。而沒有富起來的工農大眾，成為相對貧困或者絕對貧困，中國有絕對貧困人口兩億（按照世界標準）。中國百分之零點四的人口占有百分之七十的社會財富，反映財富分配的基尼指數，中國0.5，美國是0.4，其他發達國家0.28以下，中國的貧富差距為世界之最。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已經產生了一個以富人和官僚資本為特征的新生資產階級。
鄧小平由於疏於學習，沒有讀過多少書，讀一點書，也從來不寫字，不劃道，不記日記。對馬列毛主義從來就沒有一篇具有係統性理論性思想性特別突出的好文章。所以，他作為特色社會主義“總設計師”提出的理論，都是自相矛盾的奇談怪論。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八，《中國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鄧小平說：“世界上有多少種社會主義？”“你說不上不要緊，哈哈，我也說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會主義，總有一百多種吧。”“沒有定規麽，中國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是1981年7月18日，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金庸，和金庸討論關於社會主義的問題時說的一段話。這段話的核心是社會主義“沒有定規麽”。按照鄧小平的說法，從《共產黨宣言》、馬恩列斯毛的經典著作，到共產黨的所有文獻資料，從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實踐，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都沒有對社會主義作出理論上的任何“定規麽”。
鄧小平曾坦言：“我讀的書並不多。”他的女兒鄧榕回憶，鄧小平沒看過馬恩全集，看的是選集，通讀了列寧全集。他的兒子鄧樸方回憶說，“他看書從來不在上麵寫字，連個道都不畫，熟記在心，融會貫通，他也沒有記日記的習慣。”
《共產黨宣言》把共產黨人關於社會主義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製。並且要用暴力革命手段“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然後“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
什麽是社會主義？老祖宗馬克思說得最明白：“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就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係，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係，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這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
列寧曾指出：“隻要還存在市場經濟，隻要還保持貨幣權利和資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無法消滅不平等和剝削。隻有建立起大規模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一切土地、工廠、工具都轉歸工人階級所有，才可能消滅一切剝削。”
鄧小平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忘掉得一幹二淨，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鄧小平在設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的一係列本質要求。不講階級和階級鬥爭；不講無產階級專政；不講消滅剝削和壓迫；不講生產資料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不講按勞分配為主；不講人民當家作主；不講社會主義大民主；不講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九，《鄧小平理論》
鄧小平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忘掉得一幹二淨，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鄧小平在設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的一係列本質要求。不講階級和階級鬥爭；不講無產階級專政；不講消滅剝削和壓迫；不講生產資料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不講按勞分配為主；不講人民當家作主；不講社會主義大民主；不講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也難以設計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因此，他提出了“摸論”。沒有方向，沒有一條到達彼岸的社會主義道路，隻能號召13億中國人民“摸著石頭過河”。摸了30多年，13億人民越摸越糊塗了。
鄧小平提出了“貓論”。“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並把它運用於社會政治經濟領域，不管什麽主義、什麽道路、什麽社會製度、什麽辦法措施，隻要能把經濟搞上去就是好的，就是對的。
提出了“不爭論”。鄧小平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麽也幹不成。”“不爭論”的實質是怕爭論，怕“爭論”不得理，怕一爭論，自己那套東西推行不下去。“不爭論”的結果是，使改革開放走上鄧小平自己擔心出現的貧富兩極分化的邪路上去。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十，《不當“皇帝”，結果自我包裝成“核心”。》
鄧小平說：“我不當黨中央總書記，也不當國家主席。但實際上我是黨和國家領導集體的核心。”“從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開始產生了第二代領導集體，包括我在內，還有陳雲同誌、李先念同誌，還有葉帥。這１０年我們黨把我放到了特殊的崗位，我不當黨中央總書記，也不當國家主席，但實際上我是黨和國家領導集體的核心。”
鄧小平說：“華國鋒隻是一個過渡，說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建立了一個新的領導集體，這就是第二代的領導集體，在這個集體中，實際上可以說我處在一個關鍵地位。”、“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
鄧小平在設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的一係列本質要求。不講階級和階級鬥爭；不講無產階級專政；不講消滅剝削和壓迫；不講生產資料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不講按勞分配為主；不講人民當家作主；不講社會主義大民主；不講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也難以設計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因此，他提出了“摸論”。沒有方向，沒有一條到達彼岸的社會主義道路，隻能號召13億中國人民“摸著石頭過河”。摸了30多年，13億人民越摸越糊塗了。
鄧小平提出了“貓論”。“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並把它運用於社會政治經濟領域，不管什麽主義、什麽道路、什麽社會製度、什麽辦法措施，隻要能把經濟搞上去就是好的，就是對的。
鄧小平提出了“不爭論”。鄧小平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麽也幹不成。”、“不爭論”的實質是怕爭論，怕“爭論”不得理，怕一爭論，自己那套東西推行不下去。“不爭論”的結果是，使改革開放走上鄧小平自己擔心出現的貧富兩極分化的邪路上去。
鄧小平提出了“先富論”。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極具誘惑力的。於是，有權的、有路的、有本事的爭先恐後地富起來，如鄧小平家庭早已進入全國500富，富可敵國。
新聞：《"無路可走"！杜魯多今天宣布辭職！》在加拿大國內政治勢力逼宮，以及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關稅威脅和關於第51個州的羞辱下，擔任總理一職近10年的杜魯多深陷“內憂外患”，於今天宣布辭職。
2019年時任司法部長王州迪（杜魯多總理親提部長被開）與杜魯多鬧翻而辭職，當時王州迪稱，杜魯多辦公室施壓她，要她對施工承包商SNC-拉瓦棱公司涉及的貪汙案采取寬鬆態度。從那時起，杜魯多的聲望開始走下坡。
最終壓死駱駝的那根稻草是他最得力的左右手，前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方慧蘭聯合自由黨內部長和議員們拱其下台。方慧蘭辭職激發了自由黨的反杜魯多聲浪，就在聖誕新年假期中，總數153名自由黨議員中，已有絕大多數都表態希望杜魯多辭職。
《民選》=《一日民選》十《四年獨裁》。加拿大聯邦政府又一個現實版教課書級別的例子。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今天宣布辭職，看了他的言行，與十年來的自信形象判若二人。《政治》就是這麽殘酷。
2015年杜魯多以43歲超年輕之姿當上總理，聲勢如日中天，帥男高喊著”男女平等“的口號，博得不少女性喜歡。就如親自提名（也就是獨裁開始）幾十個“部長“級別的大官時，也強調必須是“男女同等”。因此不以能力而論，隻以男女比例相等之獨裁決策，在不平等的男女議員中親自提拔了男女相等的部長們。而且，女性部長大多委任於重要部門的部長。以顯示對女性的“尊重“，而不考慮其他。
未料近十年之後的今天，其政府支持率不到20%，麵對自己黨內以這些女性部長為首的黨內女部長們的壓力杜魯多隻能黯然退場。順便補一句，妻子也離他而去。
粗粗回顧一下：杜魯多的父親是前總理老杜魯多，乃加拿大最受歡迎的總理之一。從小受政治熏陶的杜魯多，一開始從事教育工作，2008年才進入政壇成為國會議員。他在2013年當選自由黨黨魁，並於2015年聯邦大選中帶領自由黨取得壓倒性勝利，擊敗當時已執政將近10年的保守黨政府，成為加拿大總理。
曆經長年拘謹的保守黨政府執政後，加拿大人民渴望“改變、進步”，杜魯多主打的“求新求變”很快吸引眾人目光，他高富帥的顏值也在網絡時代格外受到矚目。
杜魯多在政策上空喊“自由、平等、進步”道路，他首創內閣性別平權，男女閣員人數均等並展現族裔多樣性是不符實際的。用硬性湊數來達到性別平權是不科學的。當年記者問起：“為什麽性別平等如此重要？”他回應“因為現在是2015年”，引發熱烈歡呼。
如今回想這“因為現在是2015年”之答，顯得多麽幼稚可笑。如今是2025年了，男女部長平權又該如何？政治是殘酷的，不是作秀場。部長們是要為國民做事的，不是秀男女平等的地方。
而杜魯多在獲得《壓倒性勝利》之後，小杜魯多又做了什麽？杜魯多政府推動的大麻合法化政策也走在世界前端。
2017年杜魯多發推文歡迎難民來到加拿大，“對那些逃離迫害、恐怖與戰爭的人，加拿大人會歡迎你們，無論你們的信仰是什麽。多元性就是我們的力量。歡迎來加拿大”。此推文短短半天時間就獲得近60萬次點讚。
全世界有多少“逃離迫害、恐怖與戰爭的人“？《加拿大人會歡迎你們》客得下嗎？《無論你們的信仰是什麽》，法西斯也容下了。在別國的許多犯罪分子也容下了。加拿大成了犯罪分子的天堂。
事實證明，這些做法遭到了大多數加拿大人的反對。以至杜魯多也被加拿大人拱下台了。
杜魯多口中的《多元性就是我們的力量。》在他的外交中是相反的。他隻親美，或是七國集團。而親美的結果是“加拿大被收購為美國的51州，他當州長。“
從這個例子中看到了什麽？
《反共華人》是看不到其他什麽的。隻是口頭上高喊什麽這是“民主國家“，“一人一票“，“普世價值“。
而《反共華人》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毛澤東，幾十年來用共產黨的敵人的一些謠言謊言，而且己經被扔進了糞坑垃圾堆了的這些謠言謊言來回反複地品嚐滋味，真的是一個頑固地反共反毛澤東者。
看看加拿大政府官員黨派之間黨內之問又或是親密戰友之間的鬥爭還少嗎？
加拿大政府總理將親提的部長開除，而且不隻是一位。又將最親密的付總理加財政部長辭退。自由黨內亂成一團。
《反共華人》津津樂道的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的事，在加拿大政府總理和他的部長們的事有什麽兩樣。加拿大政府總理在不到十年內發生的事。而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的事在幾十年內發生的。人都會變化的。男女兩人結婚離婚都是常事。何況搞政治。而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的事，毛澤東處理得幾乎完美，否則這些都不是省油的燈的元帥將軍以及曾是毛澤東的領導們不把地拱下台才怪。如此大肚之偉人，如今有誰能比這些都不是省油的燈的元帥將軍以及曾是毛澤東的領導們能幹一些，聰明一些？這些《反共華人》不知幾斤幾兩，說三道四，竊來一些共產黨的敵人造的謠說的謊來抄作，來反共。用一位華人的話說，用謊言謠言反共死路一條。
古今中外，哪朝哪代，無論是封建皇朝，資本帝國的皇帝，總統總理以及領導人，又或是特色中國走資派的幾任領導會將各自的一家的收支認真填寫報表。設立生活賬簿，包括日常雜費開支賬、生活費收支報表、物品分類賬，等等。記錄在案，以示公布於眾。
韶山毛澤東紀念館展示了賀清華的一段話：“毛澤東一生反對特殊化，堅持與全國人民同甘共苦。為規範生活管理、杜絕特權行為，毛澤東一家從1952年開始設立生活賬簿，包括日常雜費開支賬、生活費收支報表、物品分類賬，等等。”
這就是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讓身邊工作人員記錄的夥食賬，這本夥食賬不僅僅是簡單的流水賬，還有報表。據《毛澤東生活檔案》一書記載：1962年“毛澤東建議，對自己一家的收支認真填寫報表。”在韶山毛澤東紀念館保存的“生活費收支報表共42本。內容為1962年到1975年（缺1974年）的月度報表、季度報表或年度報表。”從此，毛澤東家庭生活賬從單純的記賬活動升級為報表管理。因為有文物在此，使我們得以了解毛澤東這套夥食賬的全貌。
（一）明細賬。韶山毛澤東紀念館展示了一頁明細賬，這頁明細賬可以據實反映出毛澤東家庭生活支出的原貌，十分珍貴。明細賬采用印製的收入、付出和結餘三欄式賬頁格式，記錄了1967年7月和8月的部分生活支出業務，跟單位的明細賬一致，記錄得十分詳細、規範。比如7月13日“供應科購食品7.72元”，7月31日“主席洗衣費1.6元”，8月8日“做睡衣手工費1.38元”，8月10號“首長八月黨費20元”，等等；還包括為了出差買7把箱鎖、修理吹風機的支出。事無巨細。
1967 年 7 月 13 日— 8 月 11 日明細賬（圖）
（二）月報表。在1963年4月的生活費月報表裏匯總了毛澤東一家當月的生活收支數字：上月結餘8579.39元。收入兩項：主席工資404.80元，單據1張；江青工資243.00元，無單據。支出8項，其中：夥食費400.81元，單據36張；副食品115.94元，單據14張；黨費20.00元（這黨費應是毛澤東和江青兩個人的），單據1張；雜費26.55元，單據3張；家屬雜費（表中“屍”字下麵放個“示”，是“屬”的第三批簡化字）252.77元，單據20張；澡費1.50元，單據1張；汽車費2.50元，無單據；月租費86.82元，無單據（應為毛澤東住在中南海的房租）。期末結餘8320.30元，比期初減少259.09元，當月入不敷出。這張月報表的製表人是劉文德，負責人是許心誠，編報十分規範，可以清晰反映毛澤東一家當月的生活收支結構及其詳細金額。
（三）季報表。1966年第一季度的季報表匯總了毛澤東一家的季度生活收支數據。上期結餘：13367.03元。收入兩項：主席工資1212.4元，並注明是3個月工資404.8元的合計數；江青工資729元，也注明是3個月工資243元的合計數。支出4項：家屬雜費30元；澡費6元，並注明每月2元；暖氣費111.24元，每月37.08元；月租費254.79元，每月84.93元。季度支出合計402.03元，期末結餘15208.4元，比期初增加1541.37元。這張季度報表的製表人還是劉文德，但負責人變成了徐吉夢。這張季度報表可以反映毛澤東一家當季的生活收支結構及其金額。
但1969年3—6月的季報表，卻包括了4個月的收支內容。上期結餘：2066.56元。收入隻有一項，即毛澤東的工資還是1212.4元，並注明是4、5、6三個月的工資合計數，江青的工資已不在此列。據《毛澤東生活檔案》一書記述：“‘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毛澤東與江青······在生活上的矛盾已難以調和，以致從1968年開始在生活收支上互相獨立，互不幹涉。”1974年11月16日，毛澤東在長沙九所六號樓同李先念談話，提到江青時曾說：“我三年來隻同她吃了一頓飯，現在是第四年了，一頓飯都沒同她吃。”證實從1970年開始，他們不僅分賬，還分開吃飯。這張季度報表中的支出有6項：月租費259.05元，並注明是4、5、6三個月的；煤氣費11.1元，也注明是4、5、6三個月的；另外4項支出是：日用品支出67.58元、夥食支出578.35元、茶葉支出15.7元、水果支出16.26元，但注明是3、4月的支出，而非4、5、6三個月的開支，時間和歸類沒有統一。製表人是劉元祥，沒有負責人簽章。報表的潦草也折射出當時的時局，嚴謹的會計人員也不專心工作了。
1969 年 3— 6 月生活費收支報表（圖）
（四）年報表。1974年6月至1975年5月的年報表顯示上年結轉：3985.47元。1975年1—5月主席的工資收入2024元，每月還是404.8元。月租費228.2元，黨費160元，生活開支分為夥食費3221.15元、水果費243.67元、茶葉費104.76元、生活用煤氣費18.5元、日用品開支63元。期末結餘1970.19元，當年的開支大於收入2015.28元。但這張年報表是1975年5月後編報的，並不是按年度編報的，隨機性強，應是毛澤東要看生活費年度報表或有其他需要，臨時編製的。製表人和負責人也都沒有簽章，報表的編製有點潦草。
1974 年 6 月— 1975 年 5 月生活收支報表（圖）
《毛澤東生活檔案》還進行了補充說明：“應當說明的是，毛澤東生活費報表中的開支，並不完全是他一家的開支，其中還包括招待一些客人特別是民主人士的費用，以及身邊工作人員的夜餐費、部分醫藥費和出差補助費。生活賬反映，毛澤東身邊許多工作人員在毛澤東的收入中報銷過醫藥費和出差補助費。根據日常雜費開支表1965年2月24日到6月30日的統計，毛澤東付工作人員醫藥費72.8元，出差補助費280.35元。”當錢不夠用時毛澤東會“翻翻生活賬，並叮囑工作人員注意節約”，也會動用稿費，補貼家用。
這套生活賬從1952年一直記到1977年元月，記錄了25年；報表從1962年編到1975年，也編了13年，從中不僅可以看到毛澤東的住房、煤氣甚至洗澡都要付費；還證實毛澤東降過三次工資，從最初預定的每月600元降到510元，再在1960年從一級降到三級每月404.8元，直到去世也沒長一分錢。這套“共和國第一家庭賬”，既有明細賬，還有生活費用收支報表，報表還分月報、季報和年報，其中還有根據隨時需要編製的報表，既詳細，也全麵，還十分規範。他讓身邊的工作人員記錄家庭生活賬，是嚴於律己、艱苦樸素的一個生動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