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鬆改變了中美兩國敵對狀態

尼克鬆改變了中美兩國敵對狀態

 

 

再看看尼克鬆改變中美兩國敵對狀態的想法是何時產生的?

1967年10月，美國參議院尼克鬆在《外交》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越戰之後的亞洲》的文章。

在文中，尼克鬆彈了老調。他依舊按照美國的邏輯，強調了中國的“威脅性”，力促美國人意識到“來自共產黨中國的當前以及將來的危險”，並提出美國從越南撤軍後，亞洲須建立包括“日本、韓國、台灣、泰國”等在內的“地區軍事集團”應對中國這一“亞洲迫在眉睫的威脅”。

毛主席對於尼克鬆“彈的老調”不怎麽在意，倒是對於尼克鬆在文中新的說法給予了足夠關注。

尼克鬆說：“ 從長遠來看，我們簡直經不起永遠讓中國留在國際大家庭之外，來助長它的狂熱，增進它的仇恨，威脅它的鄰國。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億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之中。”

尼克鬆這個說法出現在1967年下半年，中國怎樣，世界怎樣?

如果中國不影響世界，那麽那個傲慢的美國會出現這樣的想法嗎?

後來尼克鬆作為總統來華訪問時，我們發現他對毛主席的著作，甚至對毛主席詩詞非常熟悉，難道那是他臨時抱佛腳的結果?

《尼克鬆回憶錄》這樣記述他啟程來中國的情形：“1972年2月17日10點35分，我們離開安德魯斯空軍基地，飛往北京。當飛機加速，離開地麵時，我想到馬爾羅(法國哲學家)講的話。我們正在開始一次在哲學上爭取有所發現的旅程，這個旅程正像很早以前在地理上發現新大陸的航行一樣不可預卜，並且在某些方麵一樣危險。”

馬爾羅何許人也? 安德烈·馬爾羅(AndrMalraux，1901~ 1976)，是社會活動家、介入政治的小說家和哲學家。從1926年起，他放棄了傳統的人道主義觀念，力圖從藝術哲學的角度將人們引入到一個嶄新的世界中。他不懈地透過人文作品的藝術形式來探索信仰的實質和含義，或者至少力圖表現人類與命運進行抗爭的強烈願望。他以非常獨特的充滿文化哲學思辯並且有時還是抒情的方式，探索了人性中蘊涵的藝術財富，頌揚了那些能夠戰勝死亡並嬗變成永恒的各種形式的藝術創造，因為對馬爾羅來說藝術即反命運。

1965年8月3日，毛主席會見了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的特使國務部長安德烈·馬爾羅。

毛主席和馬爾羅交談時講了一番話，繼續折射了毛主席重上井岡山後這段戰略思維的厚重痕跡。

馬爾羅是法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著名的反法西斯老戰士，也是一個中國通，早在中國大革命時期，他曾來中國進行過活動。他向毛主席講到參觀延安後的一些感悟。

【馬爾羅：我認為在毛主席之前，沒有任何人領導農民革命獲得勝利。你們是如何啟發農民這麽勇敢的?

毛主席：這問題很簡單。我們同農民吃一樣的飯，穿一樣的衣，使戰士們感到我們不是一個特殊階層。我們調查農村階級關係，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把土地分給農民。

馬爾羅：主席是否認為重要的是土地改革?

毛主席：土地改革、民主政治，此外還有一條，要打贏仗。如打不贏仗，誰聽你的話?打敗仗總是有的，但少打一點兒敗仗，多打一點兒勝仗。】

毛主席特別強調了民主政治，意味深長。在談到蘇聯的現狀時，毛澤東主動聯係到我們國家，談到走馬列主義道路和走修正主義道路的兩重性。談到中國存在修正主義廣泛的社會基礎。

馬爾羅：我感到赫魯曉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似乎不是過去所理想的蘇聯了。

毛主席：他是代表一個階層的利益，不是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

馬爾羅：他們甚至改變了政府行政管理方法。

毛主席：蘇聯想走資本主義複辟的道路，對這一點，美國是很歡迎的，歐洲也是歡迎的，我們是不歡迎的。

馬爾羅：難道主席真正認為他們想回到資本主義道路?

毛澤東：是的。

馬爾羅：我認為他們在想辦法遠離共產主義，但他們要往哪裏去?去找什麽?連他們自己思想上也不清楚。

毛主席：他們就是用這樣一種糊裏糊塗的方法迷惑群眾，他們也有自己的經驗。……

毛主席：黨是可以變化的，普列漢諾夫和孟什維克過去都是馬克思主義者，後來就反對列寧，反對布爾什維克，脫離了人民。現在是在布爾什維克內部發生了變化。中國也有兩種前途，一種是堅決走馬列主義道路，一種是走修正主義道路，我們有要走修正主義道路的社會階層。我們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義道路，但誰也不能擔保，幾十年後走什麽道路。

馬爾羅：現在中國修正主義階層是否廣泛存在?

毛主席：相當廣泛，人數不多，但有影響……

馬爾羅：主席看，在反對修正主義方麵，下一步的目標是什麽?我指的在國內方麵。

毛主席：那就是反對修正主義，沒有別的目標。我們反對貪汙、盜竊、投機商人，反對修正主義的一切基礎。不隻是黨外，黨內也有。】

從毛主席和馬爾羅的對話，可以看出兩人談得很投機，可以想象在馬爾羅來華前，毛主席肯定研究過馬爾羅。目前還不知道老人家如何評價馬爾羅的思想。

不過，我們進一步了解馬爾羅的一些觀點，也許對我們理解戴高樂派這位哲學家兼藝術理論家來華的意圖，以及理解尼克鬆重視這位法國人的原因，進而對毛主席、戴高樂、尼克鬆這三位20世紀中、法、美三國領導人的深入了解，進而理解當年的世界格局，都是不可或缺的。

訪華前，尼克鬆特意請教法國著名作家、前文化部長馬爾羅，希望獲得更多更準確的毛主席的印象。馬爾羅坦誠地告訴尼克鬆，不要為政治信仰所迷惑，因為，中國人“首先信仰的是中國”，“中國人行動是它國內需要的反映”。在談到毛澤東時，馬爾羅說：“你將會晤的是一個命運奇特的人，他相信他正在演出自己一生中的最後一幕。……總統，你去中國跑一趟是值得的。”

當我們了解了這些曆史細節之後，是否該思考一下：

這難道還不算毛澤東文化對西方文化的深刻影響嗎?

不得不承認，毛主席在世的時候就已經在道器層麵，深刻影響了西方世界。在道層麵的思想意識方麵，毛主席是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發展者，西方有識之士提出“毛澤東主義”這個概念，不是偶然的。在道器結合方麵，隨著新中國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成就日以舉世聞名，隨著越來越多的西方青年讀到毛主席著作，毛澤東文化在西方世界變成了生動的現實的東西。在中外文化，或者確切地說在東西方文化相互影響這對矛盾中，是“東風壓倒西風”——毛澤東文化居於矛盾的主要方麵。毛主席逝世後，東西方文化相互影響這對矛盾的主要方麵發生了變化。西方世界又轉頭影響了中國的一些人，其中很多人或者缺乏獨立自主精神，或者對曆史缺乏了解，所以搞了不該搞的曆史虛無主義。

因為深悟西方文化之道所以才有那麽大影響力。這裏追溯一下毛主席青年時期接觸並研究西方文化的曆史。毛主席比較係統讀西方啟蒙思想家著作，是在1912年，19歲在湖南圖書館自學的時候。

紀錄片《毛澤東》 第五集書山有路片段。青年毛澤東訂了一個自修計劃，他說：“我非常認真地堅持執行這個計劃。每天早晨圖書館一開門我就進去，中午我僅僅休息片刻，買兩塊米糕吃，這就是我每天的中餐。我每天在圖書館一直閱讀到閉館的時候。”

青年毛澤東到了湖南圖書館後，用他自己的話說：“這正是辛亥革命後的一年，我已經19歲了，不但沒有讀過幾本書，連世界上究竟有些什麽樣的書，哪些書是我們應該讀的，都一點不知道。乃至走進湖南圖書館，樓上樓下滿櫃滿架都是書，這些書都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真不知應該從哪裏讀起。後來每讀一本，覺得都有新的內容、新的體會，於是下決心要盡最大的努力盡量多讀一些。我就貪婪地讀，拚命地讀。正像牛闖進了人家的菜園，嚐到了菜的味道，就拚命地吃菜一樣。”

那時毛主席在湖南圖書館看書的數量既多，種類也複雜，而興趣最大，收獲最多的是西方十八至十九世紀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近代科學著作。主要有亞當·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鳩的《法意》、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盧梭的《民約論》、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論》。對嚴複翻譯的《天演論》諸書，毛主席認為立論新穎，譯文暢達，更是反複閱讀，不忍釋手。這些西方名著，使他集中地受到了一次西方啟蒙思想的教育。

後來在陝北毛主席與斯諾的交談中，回憶說那時他讀了“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一部關於倫理學的書”，即《穆勒名學》，從此對邏輯知識有了掌握，也形成了時刻檢查自己思維和表達邏輯性的好習慣。

青年毛澤東在湖南圖書館自修期間，除了主要閱讀上述書籍外，還穿插閱讀了小說，中國詩詞，世界地理、曆史，古希臘、羅馬的文藝著作。

青年時期，毛主席就在研究西方文化的廣度、深度上下了非同一般的功夫，達到了非同一般的高度。

毛主席並不是就此止步不前，而是堅持不懈，持續不斷地研究全人類的曆史，時刻關注世界正在發展變化的過程。

毛主席的政治敏感性，無與倫比。毛主席對外國的情況，尤其是對說英語的國家和地區的情況，有著非同一般的了解，可以說達到了透徹程度，這當然與他非凡的理解能力有關，再深入一步分析，為何他有那樣非凡的理解力呢?這就不得不從他道器變通之根——從道層麵的理想信念來分析。的確，在毛主席小時候主要受母親的影響，對弱者有著深入到骨髓的慈悲心理，在青年時期他從觀察到的現實社會狀況出發，樹立了和曆史上仁人誌士一樣拯救窮苦老百姓的情懷，後來讀馬列的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真理。此後，由器而道，毛主席從自身做起，從身邊的事情做起，在器層麵從常識入手，開始了他為人類最美好的理想——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的革命性的探索。在毛主席的革命生涯裏，有一個極其顯著的特點，或者說是他道器變通的獨特優勢——他總是有獨特的說法，哪怕是別人說過的話，他再說一遍，同樣的內涵，唯獨他的說法，中國的老百姓就聽得懂，而且常常感到毛主席的說法格外親切。這又是為什麽呢?因為毛主席的說法常常是圍繞常識來說的，例如“打土豪分田地”，普通農民一聽就心領神會;“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小學生聽一遍就不會忘記;“抓革命促生產”，工人師傅聽一遍就牢記於心，還有很多例子，這裏不一一列舉。毛主席的說法來自他對常識的把握，這些說法往往又會成為中國文化的新常識。有個典型例子，就是paper tiger ，這是毛主席根據常識發明的英語詞組，結果“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不僅在中國成為常識，而且這個英語詞組在英語世界也成了一個常識。是否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毛主席對世界裏的人，對國際社會有著非凡了解，所以他關於人，關於人所處的這個世界的一係列想法說法做法，自然就顯得非凡。這個世界理所當然包括英語世界了。所以，毛主席成為世界級的領袖，不是偶然的，世界各國人民隻要了解了毛主席的說法，都會情不自禁表達對他的敬意。當然，還有一點不得不提出來，毛主席一生從來就沒有停止學習研究，從1954年開始，已經過了花甲之年的老人家，開始勤奮學習英語，並且達到能夠精讀英文《共產黨宣言》的水平，不得不令人驚歎!

這張毛主席在飛機上學習的照片，是毛主席和秘書林克一起研究英文的情景，桌上有兩個茶杯，另一個是林克的。

據林克同誌回憶說：他還講過一個故事：我們可以想象，當毛主席可以讀英文版《共產黨宣言》的時候，他的英文閱讀能力達到什麽樣的程度?老人家完全可以獨立閱讀外電新聞稿了，那他作世界範圍的調查研究，是不是如虎添翼?老人家對英語世界的信息，是不是可以更直接掌握一手資料了?也就是說，在處理國際事務上，老人家的道器變通之基是不是更加牢靠呢?

當年我們的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全世界的影響力之大，恐怕現在的年輕人難以想象。我們需要多向他們介紹這方麵的曆史。當初我們能夠如此果斷迅速對國際事務發出我們的聲音，因為有毛主席掌舵，與毛澤東文化業已形成有著直接關係，否則哪來那麽大的國際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