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的自由民主抽象的自由民主

具體的自由民主抽象的自由民主

 

 

 

世界上隻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

在階級鬥爭的社會裏，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

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

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隻是一種手段。

《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作者：毛澤東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我們的國家現在是空前統一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迅速地改變了舊中國的麵貌。祖國的更加美好的將來，正擺在我們的麵前。人民所厭惡的國家分裂和混亂的局麵，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我國的六億人民正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一致地進行著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

但是，這並不是說在我們的社會裏已經沒有任何的矛盾了。沒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天真的想法。在我們的麵前有兩類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

為了正確地認識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不同的矛盾應該首先弄清楚什麽是人民，什麽是敵人。

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的曆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

拿我國的情況來說，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親日派都是人民的敵人。

在解放戰爭時期，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都是人民的敵人；一切反對這些敵人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

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讚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

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說來，是非對抗性的；在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說來，除了對抗性的一麵以外，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麵。

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現在才有的，但是在各個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

在我國現在的條件下，所謂人民內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農民階級內部的矛盾，知識分子內部的矛盾，工農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工人、農民同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工人階級和其它勞動人民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民族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等等。

我們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眾之間也有一定的矛盾。這種矛盾包括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同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領導同被領導之間的矛盾，國家機關某些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作風同群眾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也是人民內部的一個矛盾。一般說來，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礎上的矛盾。

在我們國家裏，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一般地屬於人民內部的階級鬥爭，這是因為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麵性。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麵，又有妥協性的一麵。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它有剝削工人階級取得利潤的一麵，又有擁護憲法、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麵。民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不同。

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存在著剝削和被剝削的矛盾，這本來是對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國的具體條件下，這兩個階級的對抗性的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可以轉變為非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決這個矛盾。如果我們處理不當，不是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團結、批評、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資產階級不接受我們的這個政策，那末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就會變成敵我之間的矛盾。

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矛盾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簡單地說起來，前者是分清敵我的問題，後者是分清是非的問題。當然，敵我問題也是一種是非問題。比如我們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些內外反動派，究竟誰是誰非，也是是非問題，但是這是和人民內部問題性質不同的另一類是非問題。

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個專政是幹什麽的呢?

專政的第一個作用，就是壓迫國家內部的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革命的剝削者，壓迫那些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者，就是為了解決國內敵我之間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並且將他們判罪，在一個時期內不給地主階級分子和官僚資產階級分子以選舉權，不給他們發表言論的自由權利，都是屬於專政的範圍。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和廣大人民的利益，對於那些盜竊犯、詐騙犯、殺人放火犯、流氓集團和各種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壞分子，也必須實行專政。

專政還有第二個作用，就是防禦國家外部敵人的顛覆活動和可能的侵略。在這種情況出現的時候，專政就擔負著對外解決敵我之間的矛盾的任務。

專政的目的是為了保衛全體人民進行和平勞動，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

誰來行使專政呢?  當然是工人階級和在它領導下的人民。

專政的製度不適用於人民內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專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壓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間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製裁，但是，這和壓迫人民的敵人的專政是有原則區別的。

在人民內部是實行民主集中製。我們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們的憲法又規定:國家機關實行民主集中製，國家機關必須依靠人民群眾，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為人民服務。

我們的這個社會主義的民主是任何資產階級國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廣大的民主。

我們的專政，叫做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

這就表明，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製度，而由工人階級團結全體有公民權的人民，首先是農民，向著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分子實行專政。所謂有公民權，在政治方麵，就是說有自由和民主的權利。

但是這個自由是有領導的自由，這個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不是無政府狀態。無政府狀態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願望。

匈牙利事件發生以後，我國有些人感到高興。他們希望在中國也出現一個那樣的事件，有成千上萬的人上街，去反對人民政府。他們的這種希望是同人民群眾的利益相違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眾支持的。

匈牙利的一部分群眾受了國內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騙，錯誤地用暴力行為來對付人民政府，結果使得國家和人民都吃了虧。幾個星期的騷亂，給予經濟方麵的損失，需要長時間才能恢複。

我國另有一些人在匈牙利問題上表現動搖，是因為他們不懂得世界上的具體情況。他們以為在我們的人民民主製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議會民主製度自由多。他們要求實行西方的兩黨製，這一黨在台上，那一黨在台下。

但是這種所謂兩黨製不過是維護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方法，它絕不能保障勞動人民的自由權利。

實際上，世界上隻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

在階級鬥爭的社會裏，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

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

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容許共產黨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為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不容許了。

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們認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認民主是手段。

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隻是一種手段。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民主屬於上層建築，屬於政治這個範疇。

這就是說，歸根結蒂，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

自由也是這樣。

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都是在曆史上發生和發展的。

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

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麵，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麵地強調某一個側麵而否定另一個側麵。

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

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製。在這個製度下，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己。這些道理，廣大人民群眾是懂得的。

我們主張有領導的自由，主張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說，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是非的辨別問題，可以用強製的方法去解決。

企圖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強製的方法解決思想問題，是非問題，不但沒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

我們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滅宗教，不能強製人們不信教。不能強製人們放棄唯心主義，也不能強製人們相信馬克思主義。

凡屬於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於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隻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隻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製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

人民為了有效地進行生產、進行學習和有秩序地過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產的領導者、文化教育機關的領導者發布各種適當的帶強製性的行政命令。

沒有這種行政命令，社會秩序就無法維持，這是人們的常識所了解的。這同用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麵。為著維持社會秩序的目的而發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說服教育，單靠行政命令，在許多情況下就行不通。

在一九四二年，我們曾經把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這種民主的方法，具體化為一個公式，叫做“團結——批評——團結”。

講詳細一點，就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

按照我們的經驗，這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正確的方法。

一九四二年，我們采用了這個方法解決共產黨內部的矛盾，就是教條主義者和廣大黨員群眾之間的矛盾，教條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思想之間的矛盾。

“左”傾教條主義者從前采用的黨內鬥爭方法叫做“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是一個錯誤的方法。我們在批評“左”傾教條主義的時候，就沒有采取這個老方法，而采取了一個新方法，就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

這個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風的時候采用的。經過幾年之後，到一九四五年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果然達到了全黨團結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

在這裏，首先需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因為如果在主觀上沒有團結的願望，一鬥勢必把事情鬥亂，不可收拾，那還不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那還有什麽黨的團結?

從這個經驗裏，我們找到了一個公式:團結——批評——團結。或者說，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我們把這個方法推廣到了黨外。

在各抗日根據地裏，我們處理領導和群眾的關係，處理軍民關係、官兵關係、幾部分軍隊之間的關係、幾部分幹部之間的關係，都采用了這個方法，並且得到了偉大的成功。

這個問題，在我們黨的曆史上，還可以追溯到更遠。自從一九二七年我們在南方建立革命軍隊和革命根據地開始，關於處理黨群關係、軍民關係、官兵關係以及其它人民內部關係，就是采用這個方法的。

不過到了抗日時期，我們就把這個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覺的基礎之上了。

全國解放以後，我們對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團結——批評——團結”這個方法。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要在整個人民內部繼續推廣和更好地運用這個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廠、合作社、商店、學校、機關、團體，總之，六億人口，都采用這個方法去解決他們內部的矛盾。

在一般情況下，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

但是如果處理得不適當，或者失去警覺，麻痹大意，也可能發生對抗。

這種情況，在社會主義國家通常隻是局部的暫時的現象。

這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消滅了人剝削人的製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匈牙利事件所表現的那種範圍相當寬廣的對抗行動，是因為有內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緣故。

這是一種特殊的也是暫時的現象。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反動派同帝國主義者互相勾結，利用人民內部的矛盾，挑撥離間，興風作浪，企圖實現他們的陰謀。匈牙利事件的這種教訓，值得大家注意。

[yongbing1993]

高考很容易把工農子弟擋在門外








《高考》的考試製度很容易把工農子弟擋在學校門外，因為工農子弟的學習環境、學習條件、家長的文化程度更低，所以用表麵上公正的考試成績來衡量學生的時候，事實上就使得家庭地位比較優越的城市學生和有錢有高學曆家庭的孩子占據了更多的受教育機會。文革後的《工農兵大學生》的招生方法就克服了這和不公平的高考製度。

從1967年10月，文革停課結束全國決定複課後，1967年10月14日，在新中國的教育史上，是一個值得記住的日子。這天，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大、中、小學校複課鬧革命的通知》。此前一年有餘，因為"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所有學校的招生和課程運行均陷於停頓狀態，處在"停課鬧革命"時期。這個通知發布後，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學生陸續回到課堂，新生也開始入學。但恢複大學招生普考製度的通知，則是在1970年7月21日之後，由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

文革後的1968年，上海機床廠的培訓經驗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

上海機床廠是一家大型國有企業，是當時國內最大的精密磨床、精密量儀專業製造廠。1968年，為了培養工程技術人員，上海機床廠舉辦了一次從有實踐經驗的優秀工人中抽調去脫產進行培訓工程技術人員。為此，上海市委還寫了一份調查報告，專門總結這次培訓經驗。毛澤東看到這份報告後，感覺很有創意。

1968年7月22日，在毛澤東的指示下，《人民日報》刊載了《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調查報告，毛澤東親自寫了一段編者按。

毛澤東說："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後來人們把毛澤東這段話稱為"七二一指示"。

同年9月，為了貫徹"七二一指示"。上海機床廠創辦"七二一工人大學"，學製為兩年，學生畢業後仍回廠工作。" 七二一工人大學"開設毛澤東思想、勞動、軍體等課程，並且根據機床廠的需要專門設立磨床專業。這一年，經車間推薦、廠革委會批準，"七二一工人大學"共招收52名工人入學。

此後，"七二一工人大學"的教學模式逐步向上海市以及全國的工廠企業推廣。

學製有全日製、半工半讀、業餘等形式。

1974年年底，上海市有"七二一大學"176所。至1976年，上海"七二一大學"已經達到2111所。在校學生12.4萬人。平均每班學生59人。

"七二一大學"，用我們現在的話講有點像職業教育，就是在工廠培養。通過短期教育培養一些麵向實際的、能夠解決問題的工人技術員。當年"七二一大學"的規模是非常大，是正規學校教育另外一個途徑。

"七二一"指示的發表，構成了毛澤東培養大學生的兩個相互結合的方針：

一個方針是，高校畢業生到工廠、農村、部隊去參加勞動和軍訓，當普通勞動者或士兵，接受工農兵再教育。

一個方針是，從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中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後再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這種通過相互結合的兩個方針來培養工人、農民、解放軍大學生。或者把大學生改造成為工人、農民、解放軍知識分子的思路，就是毛澤東設想的"教育革命"的方向。

毛澤東當時考慮，按此"教育革命"方向發展，不但要解決學生問題，還要解決教師問題。

因為不管是什麽學生，總是需要老師來教的。

毛澤東對如何解決教師問題的考慮，促使毛澤東重新考慮過去兩年的知識分子政策。

毛澤東確立了這樣一個方針：對高校的教師（也包括科技界的知識分子）既要進行再教育，又要使用。這種使用，就是使他們與工農相結合。他們與工農相結合了，也就匯入"教育革命"的洪流之中了。

1968年9月，《人民日報》刊發了《從上海機械學院兩條路線鬥爭看理工科大學的教育革命》，毛澤東在文章中指出："對過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學校畢業生早已從事工作及現正從事工作的人們，要注意對他們進行再教育，使他們與工農結合起來。其中必有結合得好的並有所發明創造的，應予以報道，以資鼓勵。"

9月14日，《人民日報》轉載《紅旗》雜誌的文章《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並引述了毛澤東的一段批示："從舊學校培養的學生，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同工農兵相結合的，有些人並有所發明、創造、不過要在正確路線領導之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徹底改變舊思想。"

時間很快進入到1970年，"文革"初期的混亂場麵已漸漸平息。

而關於恢複大學招生的議論，也成為當時社會日益關注的焦點。

5月27日，北大、清華兩所大學提交《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招生（試點）具體意見（修改稿）》。

在集中了各大學意見的基礎上，政府也形成了恢複辦大學的思路。

這個思路就是：恢複開辦的大專院校，學製要縮短，要從工農兵中選拔、推薦學生。

一個月後，中共中央批轉了《關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報告指出：經過三年來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已經具備了招生條件，計劃於本年下半年開始招生。招生辦法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複審相結合。後來人們把這些從工農兵中選拔的學生稱為"工農兵大學生"。

這種推薦製度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次大嚐試。

那些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年齡在20歲左右，有相當於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

還有在單位表現特別突出的人，一經當地"革命委員會"推薦，政治審查合格後，即可成為"工農兵大學生"。

《高考》的考試製度很容易把工農子弟擋在學校門外，因為工農子弟的學習環境、學習條件、家長的文化程度更低，所以用表麵上公正的考試成績來衡量學生的時候，事實上就使得家庭地位比較優越的城市學生占據了更多的受教育機會。

第一屆"工農兵大學生"按照專業的不同，分為二年製或三年製，另辦一年左右的短訓班。

學生們學習的內容包括"以毛澤東著作為基本教材的政治課；實行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業務課；以備戰為內容的軍事體育課"。

作為"文革"開始後，北大和清華的首次招生，很多地區的錄取名額還不到當地適齡青年的千分之一。

1970年8月25日，推薦上來的解放軍學員在成都集合。集合完畢後，在沒有任何歡送儀式的情況下，部隊領導帶領學員從成都前往北京。四天後，學員們抵達北大。空寂多日的北大校園已經成了沸騰的海洋，到處都是歡樂的人群和"歡迎工農兵學員"的橫幅與標語。

學員們在北大領到了印有"北京大學"字樣的校徽和蓋有"北京大學"鋼印的學生證件。"北京大學"四個字是很流行的毛澤東的草書體。校徽、學生證與以往的一樣，隻是簽發單位改成了"北京大學革命委員會"。

北大掛起牌子、橫幅、標語："歡迎工農兵新學員"。其實我們到學校的時候，還是按部隊那些編製，按部隊生活，按部隊津貼，還是部隊那一套，無非就是上那上學就是。

在工農兵學員中，現役軍人占有相當大的比例。除了眾多軍事院校以接受現役軍人為主要對象外，他們還大批進入地方高等院校。

據統計，1970-1972年，軍隊共選調了9300餘名基層幹部和戰士進入地方高等學校學習。在校期間的生活費或津貼由軍隊供給，畢業後仍歸軍隊係統分配。

這一年，一共有41870名年輕人走進了大學。

他們每人都懷有大學錄取通知書，雖然大家得到通知書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毫無疑問，這樣一份"大學入學通知書"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是一份從天而降的驚喜。

在感慨過去的歲月時，或許有一些學員還懷有一絲絲的惆悵。但在他們身上，更多的卻是身為時代驕子的興奮與自豪。

[yongbing1993]

這些矛盾推動社會不斷向前發展
　







現在的情況是：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廣大群眾一麵歡迎新製度，一麵又還感到還不大習慣。政府工作人員經驗也還不夠豐富，對一些具體政策的問題，應當繼續考察和探索。

這就是說，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還需要有一個繼續建立和鞏固的過程，人民群眾對於這個新製度還需要有一個習慣的過程，國家工作人員也需要一個學習和取得經驗的過程。

在這個時候，我們提出劃分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便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使全體人民比較順利地走過目前的過渡時期，鞏固我們的新製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許多人不敢公開承認我國人民內部還存在著矛盾，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我們的社會向前發展。許多人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矛盾，因而使得他們在社會矛盾麵前縮手縮腳，處於被動地位；不懂得在不斷地正確處理和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將會使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統一和團結日益鞏固。這樣，就有必要在我國人民中，首先是在幹部中，進行解釋，引導人們認識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並且懂得采取正確的方法處理這種矛盾。

《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作者：毛澤東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許多人覺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一個新的問題。事實並不是這樣。

馬克思主義者從來就認為無產階級的事業隻能依靠人民群眾，共產黨人在勞動人民中間進行工作的時候必須采取民主的說服教育的方法，決不允許采取命令主義態度和強製手段。

中國共產黨忠實地遵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個原則。我們曆來就主張，在人民民主專政下麵，解決敵我之間的和人民內部的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采用專政和民主這樣兩種不同的方法。

這個意思，在我們黨的過去的許多文件裏和黨的許多負責人的言論裏，曾經說得很多。

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裏曾經說過:“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麵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麵，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解決人民內部的問題，“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說服的方法，而不是強迫的方法”。

我在一九五○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協商會議上的講話裏，又說過:“人民民主專政有兩個方法。對敵人說來是用專政的方法，就是說在必要的時期內，不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強迫他們服從人民政府的法律，強迫他們從事勞動並在勞動中改造他們成為新人。

對人民說來則與此相反，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說必須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不是強迫他們做這樣做那樣，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們進行教育和說服的工作。

這種教育工作是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過去我們已經多次講過用民主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這個問題，並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這樣做的，很多幹部和人民都在實際上懂得這個問題。

為什麽現在又有人覺得這是一個新問題呢?這是因為過去國內外的敵我鬥爭很尖銳，人民內部矛盾還不像現在這樣被人們注意的緣故。
　　
許多人對於敵我之間的和人民內部的這兩類性質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應該承認，這兩類矛盾有時是容易混淆的。

我們在過去工作中也曾經混淆過。在肅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錯誤地把好人當壞人，這種情形，從前有過，現在也還有。我們的錯誤沒有擴大化，是由於我們在政策中規定了必須分清敵我，錯了就要平反。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這個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著的對立麵又統一，又鬥爭，由此推動事物的運動和變化。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過按事物的性質不同，矛盾的性質也就不同。

對於任何一個具體的事物說來，對立的統一是有條件的、暫時的、過渡的，因而是相對的，對立的鬥爭則是絕對的。

這個規律，列寧講得很清楚。這個規律，在我國，懂得的人逐漸多起來了。但是，對於許多人說來，承認這個規律是一回事，應用這個規律去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又是一回事。

許多人不敢公開承認我國人民內部還存在著矛盾，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我們的社會向前發展。許多人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矛盾，因而使得他們在社會矛盾麵前縮手縮腳，處於被動地位；不懂得在不斷地正確處理和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將會使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統一和團結日益鞏固。這樣，就有必要在我國人民中，首先是在幹部中，進行解釋，引導人們認識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並且懂得采取正確的方法處理這種矛盾。
　　
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同舊社會的矛盾，例如同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表現為劇烈的對抗和衝突，表現為劇烈的階級鬥爭，那種矛盾不可能由資本主義製度本身來解決，而隻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夠加以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對性的矛盾，它可以經過社會主義製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我國現在的社會製度比較舊時代的社會製度要優勝得多。

如果不優勝，舊製度就不會被推翻，新製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謂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比較舊時代生產關係更能夠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性質，就是指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因而使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的這樣一種情況。舊中國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下，生產力的發展一直是非常緩慢的。

解放前五十多年間，全國除東北外，鋼的生產一直隻有幾萬噸；加上東北，全國的最高年產量也不過是九十多萬噸。在一九四九年，全國鋼產量隻有十幾萬噸。但是全國解放不過七年，鋼的生產便已達到四百幾十萬噸。舊中國幾乎沒有機器製造業，更沒有汽車製造業和飛機製造業，而這些現在都建立起來了。

當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之後，中國要向哪裏去?向資本主義，還是向社會主義?有許多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實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隻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社會主義製度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的突飛猛進的發展，這一點，甚至連國外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了。
　　
但是，我國的社會主義製度還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建成，還不完全鞏固。在工商業的公私合營企業中，資本家還拿取定息，也就是還有剝削；就所有製這點上說，這類企業還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和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有一部分也還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完全社會主義化的合作社在所有製的某些個別問題上，還需要繼續解決。在各經濟部門中的生產和交換的相互關係，還在按照社會主義的原則逐步建立，逐步找尋比較適當的形式。在全民所有製經濟和集體所有製經濟裏麵，在這兩種社會主義經濟形式之間，積累和消費的分配問題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也不容易一下子解決得完全合理。

總之，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麵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發展的這種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以外，還有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

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製度和法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些上層建築對於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勞動組織的建立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它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即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但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存在，國家機構中某些官僚主義作風的存在，國家製度中某些環節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相矛盾的。

我們今後必須按照具體的情況，繼續解決上述的各種矛盾。當然，在解決這些矛盾以後，又會出現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又需要人們去解決。例如，在客觀上將會長期存在的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之間的矛盾，就需要人們時常經過國家計劃去調節。

我國每年作一次經濟計劃，安排積累和消費的適當比例，求得生產和需要之間的平衡。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時的相對的統一。過了一年，就整個說來，這種平衡就被矛盾的鬥爭所打破了，這種統一就變化了，平衡成為不平衡，統一成為不統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統一。

這就是我們計劃經濟的優越性。事實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這種平衡和統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調整。有時因為主觀安排不符合客觀情況，發生矛盾，破壞平衡，這就叫做犯錯誤。矛盾不斷出現，又不斷解決，就是事物發展的辯證規律。
　　
現在的情況是: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廣大群眾一麵歡迎新製度，一麵又還感到還不大習慣；政府工作人員經驗也還不夠豐富，對一些具體政策的問題，應當繼續考察和探索。

這就是說，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還需要有一個繼續建立和鞏固的過程，人民群眾對於這個新製度還需要有一個習慣的過程，國家工作人員也需要一個學習和取得經驗的過程。

在這個時候，我們提出劃分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便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使全體人民比較順利地走過目前的過渡時期，鞏固我們的新製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yongbing1993]

走資派支持的外國頭都被滅亡了







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的頭來中國，走資派用軍機迎接護送的記憶還沒忘掉。

新聞：《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倒台 》？中東國家敘利亞的政治局勢發生突變，反對派武裝在短短不到兩個星期的時間快速占領多個主要城市，並在12月8日宣布控製了首都大馬士革。 (Piroschka Van De Wouw/路透社)

中東國家敘利亞的政治局勢發生突變，反對派武裝在短短不到兩個星期的時間快速占領多個主要城市，並在12月8日宣布控製了首都大馬士革。

有消息顯示，敘利亞總統阿薩德已乘飛機離開大馬士革，目前下落不明。這可能不僅意味著阿薩德對敘利亞24年統治的結束，也是其家族長達50年統治的終結。

再來看看《北京宣言》、中國促成哈馬斯-法塔赫統一協議：包括對手哈馬斯和法塔赫在內的巴勒斯坦各派周二在北京簽署協議，結束多年的分裂局麵並在巴勒斯坦領土上組建臨時民族團結政府。

中國媒體：《承諾結束民族分裂，哈馬斯與法塔赫握手言和，中國又幹了件大事 》時隔三個月後，陷入僵局的巴勒斯坦各派別和解對話終於在中國取得新的進展。

據環球網報道，日前包括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法塔赫”、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在內的14個巴勒斯坦派別在北京舉行了第二輪和解對話，最新消息可以確認，7月23日法塔赫與哈馬斯在本輪會談結束後簽署了《北京宣言》。

《北京宣言》中“結束民族分裂”和“同意組建臨時政府”這兩項條款被阿拉伯媒體解讀為中國斡旋哈馬斯與法塔赫握手言和取得成功的標誌。

然而，從北京回去的路上，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和伊朗星期三(7月31日)表示，哈馬斯領導人伊斯梅爾·哈尼亞(Ismail Haniyeh)在參加伊朗新總統的就職典禮數小時後，於淩晨在德黑蘭遇襲身亡。

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證實了哈尼亞已經死亡，並表示正在展開調查，但並未透露襲擊原因。

新聞：《重磅解局！這兩個中東國家在中國握手意味著什麽？》

在中國握手意味著什麽？意味著《滅亡》。

新聞：《沙特伊朗握手言和，全球盛讚，中國是怎樣促成這一曆史性決定的？》

全球盛讚？以美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盛讚了嗎？

中國是怎樣促成這一曆史性決定的？以美西方帝國主義國家能讓中國是促成這一曆史性決定嗎？

為什麽？

因為中國當不了帝國主義。

毛澤東早在1958年就預言過與美西方對內實行資本主義對外模行霸道帝國主義的國際接軌就是一條死路。毛澤東在第二次上井岡山時就對當時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如是說:

“我為什麽把包產到戶看得那麽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製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製有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麽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麽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麽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就不安穩了。”

毛澤東又說：“事情不是那麽簡單，人家資本主義製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製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曆史長，地區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上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隻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麵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既合作又排擠，怎麽可能讓落後的中國獨立發展，後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

毛澤東苦口婆心地勸告，走資派們就是不聽。為了教育中國人民，毛澤東不惜自己粉身碎骨被走資派右派們咒罵抹黑，也要在晚年批判走資派右派，讓走資派鄧小平們翻案不得人心。走資派右派們一意孤行美國怎麽可能讓落後的中國獨立發展？走資派右派們賣國賣身投靠美國等西方帝國主義，又要賣中國救美國，獻身當美國小三，又要自願被家暴霸淩，還跪著高喊互利共贏。奴才相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