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工農兵學員的曆史缺乏官方記載
工農兵學員的曆史，目前還缺乏官方的記載，大多是私人記錄。
說起工農兵學員，很多人想到的是“白卷先生”張鐵生，其實從1966年文革全國停課開始，到1977年恢複高考，全國一共有94萬工農兵學員，其中也有很多成為學術和技術骨幹。
1970年，北大、清華兩所大學提交《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招生（試點）具體意見（修改稿）》，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這個報告，指出招生辦法為“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並確定工農兵學員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簡稱“上、管、改”。
工農兵學員上大學不再進行考試，直接從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中推薦，名額由中央給各部、各省和部隊分配下去，再由它們逐級向下分配名額，網上資料稱一直分配到縣和師級。但實際上，名額分配在很多地方一直分配到工廠和生產隊。由於名額很少，所以很多幾千人的工廠也隻能分配到一個名額，農村到大隊一級也不一定會有一個名額。
這段曆史，目前還缺乏官方研究和記載，大多是私人記錄。但記錄者大多是工農兵學員，對於如何分配名額，如何招生，不甚了了。
轉載《私人記錄：文革中招收工農兵學員的回憶》{一}
作者：歲月的泡沫
工農兵學員的曆史，目前還缺乏官方研究和記載，大多是私人記錄。但記錄者大多是工農兵學員，對於如何分配名額，如何招生，不甚了了。我父親在朝陽師範當老師時，曾多次參與、負責招生，對朝陽地區招生的情況比較了解，他的這段回憶也因此較有價值，作為一個時代的私人記錄，也值得參考。
工農兵學員上學時受到歡送的照片
文革中的94萬工農兵學員
說起工農兵學員，很多人想到的是“白卷先生”張鐵生，其實從1966年文革全國停課開始，到1977年恢複高考，全國一共有94萬工農兵學員，其中也有很多成為學術和技術骨幹。
大陸從1966年文革開始，取消高考，直到1968年7月22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一篇文章的編者按中說，“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後來人們把毛澤東這段話稱為“七二一指示”。
但直到1970年，北大、清華兩所大學提交《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招生（試點）具體意見（修改稿）》，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這個報告，指出招生辦法為“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並確定工農兵學員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簡稱“上、管、改”。
工農兵學員上大學不再進行考試，直接從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中推薦，名額由中央給各部、各省和部隊分配下去，再由它們逐級向下分配名額，網上資料稱一直分配到縣和師級。但實際上，名額分配在很多地方一直分配到工廠和生產隊。由於名額很少，所以很多幾千人的工廠也隻能分配到一個名額，農村到大隊一級也不一定會有一個名額。
這段曆史，目前還缺乏官方研究和記載，大多是私人記錄。但記錄者大多是工農兵學員，對於如何分配名額，如何招生，不甚了了。
我父親在朝陽師範當老師時，曾多次參與、負責招生，對朝陽地區招生的情況比較了解，他的這段回憶也因此較有價值，作為一個時代的私人記錄，也值得參考。
1971年，我父親就曾參與招生，由於招生的工作很累，沒什麽人願意幹，第二年學校領導和工宣隊就讓我父親負責，與同事房老師一起去朝陽市北票縣（現北票市）招生。當時的工宣隊李隊長安排我父親要招“又紅又專”的學苗，“入學後他們不僅要上大學，還要管大學”。而學校領導劉書記則僅僅表示，大事兒向學校匯報，小事兒自己作主。
01 class 到北票招生
這次招生是在北票縣，北票即使在朝陽這個貧困地區，也是最窮困的縣。因為窮，北票是遼西北接收下鄉青年最多的縣。
到北票縣城的時候，來招生的各校工作人員已有二十餘人，其中大部分是省內的，還有四五位來自北京和哈爾濱。
人員聚到一起後，在北票縣教育組房組長（原教育局長）主持下，開了一個招生工作會，會上房組長介紹了北票市生源情況。北票縣是遼西地區接收下鄉青年最多的縣，有七八萬之多，大都來自沈陽、大連兩市，還有幾千名北票本縣的下鄉青年。北票是個大縣，還鄉青年也不少，想上大學的青年很多，對這次招生，縣裏很重視。
北票縣的名額分配辦法，是將上級分配他們縣的招生名額，依據各公社青年總數，按比例公平分配下去，然後公社也依據這個原則，公平分到大隊，大隊再分到小隊。為防止出現問題，盡量做到合理。
當時農村各大隊有貧下中農協會，小隊（生產隊）有貧協小組，會長和組長是隊裏的主要幹部之一。
接到具體名額後，小隊先召開貧協小組開會，然後讓青年自己報名，再召開貧下中農全體大會，對報名者進行評議，之後將大家認可的人選報到大隊。
接到小隊報告後，大隊召集貧下中農代表、大隊全體幹部和各小隊隊長，以及小學老師（讓小學老師考核報名青年的文化程度）共同研究評議。對沒什麽爭議的報名者，由大隊統一報到公社；對有爭議者，讓其來大隊介紹自己基本情況並接受詢問。
公社在審核名單後，如果認為沒什麽分歧，便統一報到縣裏。
房組長說：“我們這項工作做得很紮實，你們可根據推薦表進行錄取。如遇到難解決的問題，我們共同商量一起研究解決。”
會上，由招生學校人員組成招生工作組，組長由遼寧中醫學院副院長劉天瑞擔任，由我任副組長。
讓劉天瑞擔任組長，一是考慮他級別高；二是考慮到他們學校來的人多，有七位。由我擔任副組長，則考慮我是本地區最大學校的代表，我校此次從北票縣招生56名，招生名額最多。
另外也考慮到，我校從北票招的學生，畢業後絕大部分要回北票工作。我當副組長能方便招到好學生。這些畢業後回到北票都是房組長的兵，所以房組長對我表示，一定支持我的工作。
為避免招生工作受到幹擾，招生組辦公地點不設在縣城，而設在縣城周邊的公社。
朝陽師範、遼寧中醫及沈陽音樂學院三所院校辦公室設在大阪公社。大阪公社是距北票縣城最近的公社，有六公裏遠。每天縣教育組會派一名工作人員來大阪公社，互相溝通情況。
02 class 農村仍尊重教師 雖然農村也要批判知識分子、批判教師，但農村還是很尊重教師，下鄉知青和還鄉青年更願意報師範學校。
我們的工作程序是先看工農兵學員入學推薦表，然後由學校錄取，最後同縣裏一起研究後定下來。
工農兵學員推薦表由三部分組成。
一是推薦意見，內容主要填寫被推薦人的自然情況，並附上各級部門對被推薦人的評議記錄。
二是政審、體檢情況。
三是北票縣自己規定要填寫的內容，讓被推薦人自己填寫。如因政審、體檢、文化程度達不到錄取學校要求而未被錄取者，可再報一所學校。但這一誌願能不能錄取，要看運氣而定。
拿到登記表後，我整體瀏覽一下，發現第三欄中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報的是朝陽師範。當時我很吃驚，不知道什麽原因。後來一問才知道，招生學校雖有大學和中專之分，但標準卻是一樣的，不考慮年齡、文化程度。而還鄉青年大多不在意大學、中專的差別。
對大部分還鄉青年來說，在他們家鄉，最受人尊敬的職業是公辦教師，不但有工資、能吃供應糧，還有寒暑假。而如果去了工學院、商學院，畢業後要去當工人、營業員，工作累，工作時間長，還沒有公辦教師待遇高。
雖然當時農村也批知識分子、批教師，但教師還是受尊敬。在他們眼裏，念師範畢業回鄉，比大學畢業留在外地強，因為他們也不知道外地是什麽樣。
城裏下鄉青年報的誌願，大多是他們家鄉的院校，他們也不計較是大學還是中專，在他們的思想裏，能離開農村回城讀書就行。別說能回家讀書，哪怕回家掃大街都行，更不管大學和中專的差別了。
和劉天瑞混熟了之後，我就問他“紅”和“專”的標準是什麽，並告訴他，我們工宣隊長特強調要招“又紅又專”的學苗，我不知道如何掌握。
劉天瑞笑了笑說：“那好辦，‘專’挑學曆高的，有高中生就不要初中生。‘紅’你自己掌握，能被推薦上來都是‘紅’的。”聽後，我就知道怎麽辦了。
1971年2月4日，山東煙台地區從工人、農民中推薦選拔出136名青年上大學。
與劉少奇不同的是，毛澤東非常反對蘇式教育，而且從不掩飾自己對正規化、製度化的蘇式教育的不滿。1951 年5月1日，他在《人民教育》的創刊詞上寫到："恢複和發展人民教育是當前重要任務之一。"毛澤東講的人民教育，是對工農群眾及其子女的教育，是使大多數人接受的一種教育。
1953-1963年對高等教育的投資，約占國家教育投資總額的30%，而在大多數國家和在正常的情況下，這一比例應該不高於20%。
教育界的革命。學員來自工農兵。
1965年7月的一天，河南省平頂山市葉縣的西趙村，突然傳出一陣"劈裏啪啦"的鞭炮聲。在人們的疑惑中，一個消息傳來了--村東頭李家的孩子李XX考上了高中。這則消息對兩千多人的西趙村來說，實在不平常。這個位於河南省沙河邊上的小村莊，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十幾年的時間裏，總共才出過兩名高中生。
李XX（70級工農兵大學生）：我們村子包括我一共隻有三個高中生，那段時間，好多人說這孩子肯定有出息，說了一些祝福的話。
高中生，在當時的中國人眼裏，絕對屬於知識分子一類的人。
1949年，新中國剛成立時，全國在校高中生僅7.1萬人。1952年高中生人數才達到14.1萬人。據統計，1952年，全國每萬人中中學生人數僅為55人。這樣低的比例，使大學招生計劃都受到限製。政府不得不下達指標，禁止各單位自行到中學招工，擴大助學金發放。同時努力爭取95%的高中生能升入大學。但是即使達到了上述要求，還需要從黨、政、軍中抽調兩萬名青年知識分子補足應屆高中生的升學差額。
應當說中國在50年代，雖然當時都有高考。但是有一度是中國高中生比較少，大學生源不足。一度甚至要犧牲很多調幹生來補充大學生源。
由於大學招生人數超過高中生的畢業人數。那個年代，高中生基本都能升入大學，而高中生的素質普遍也比較高。這時的教育界偏向蘇聯式的精英教育，它強調少數人享受教育，培養出類拔萃的專才。並從高等院校、專業學校入手，按層層選拔的方式為國家挑選有用的人才。高等院校和中小學形成了金字塔的形式。從某種程度來說，這種做法保證了生源的質量，使有限的教育資源得到了最大的開發和利用。
劉少奇是向蘇聯學習的主要倡導者和組織者。他組織籌建中國人民大學，並參照蘇聯工業大學的模式，改進了哈爾濱工業大學。後來，人們把人大和哈工大看成學習蘇聯教育的樣式和模板。
蘇聯教育家凱洛夫1948年主編的《教育學》，是這一時期中國教育界主要學習的對象，並逐漸形成了"凱洛夫教育理論體係"。1954年，全國高等院校將本科學製由四年延長為五年，取消以美國按係招生、選課製、學分製、淘汰製等教學機製。中國的教育逐漸步入蘇聯式的精英教育模式。
《教育學》(1948年)，凱洛夫主編，葉希波夫、凱洛夫、裏魏斯等人著。中文版本根據1948年莫斯科出版的第二修訂版譯出，1953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它是當時師範教育叢書之一。該書1950年傳入我國，多次出版發行，曾作為我國高等師範教育的教科書或必讀參考書。總發行量超過百萬冊，對我國50-60年代教育的影響頗大。
《教育學》是在總結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30年來教育正反經驗的基礎上寫出來的，也是凱洛夫教育思想的集中反映，曾在前蘇聯教育事業上起過積極作用。它立足於馬列主義唯物史觀，主要對赫爾巴特等實在論教育學進行了批判、繼承、發展。
與劉少奇不同的是，毛澤東非常反對蘇式教育，而且從不掩飾自己對正規化、製度化的蘇式教育的不滿。1951 年5月1日，他在《人民教育》的創刊詞上寫到："恢複和發展人民教育是當前重要任務之一。"毛澤東講的人民教育，是對工農群眾及其子女的教育，是使大多數人接受的一種教育。
早在延安時期，他就強調教育要麵向大眾，麵向廣大工農子弟。在毛澤東影響下，當時延安建立了大量的學校：如抗日軍政大學、延安大學、魯迅藝術文學院……各種學習班、業餘學校、工農速成學校等都成為廣大工農群眾接受教育的場所。
然而，隨著建國後教育界全麵向蘇聯學習，這些來自解放區的非正規教育模式逐步失去價值，教育平等的政策也沒能得到繼承和延續。整個教育界由"大眾教育"開始向"精英教育"轉變。教育的正規化建設和對教育質量的重視，使在平等與效率的天平上，重心開始傾向於後者。
建國以後，基本上是參照蘇聯的模式來辦中國的高等教育。它那套模式也是經過多少代人不斷總結經驗形成的。一方麵它是正規化的，這個跟毛澤東他們在延安時期辦的"抗大"絕對是兩回事。
毛澤東比較重要的有兩個東西：一個是關注教育公平。就是希望能夠麵向工農群眾，麵向多數人。那麽他的教育革命的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關注點呢，就是教育內容、教育方法。毛澤東很早就強調學製要縮短。
1936年6月1日，創辦於陝北的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改稱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簡稱紅大。1937年1月，紅大隨中共中央機關遷至延安，改稱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毛澤東任抗大教育委員會主席兼政治委員，親自規定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教育方針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風。學員以從部隊中抽調幹部為主，並招收從全國各地來延安的愛國知識青年。每期學習期限為4-8個月。
1955年，全國87所工農速成中學全部停止招生。教育部在《關於工農速成中學停止招生的通知》中稱："實踐證明，對農工幹部科學文化知識的學習，不用循序漸進的方法，而用短期速成的方法，使之升入高等學校，從根本上說來，並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
對於這種情況，毛澤東非常不滿意。1957年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講到："我們高校的學生，據北京市的調查，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以及富裕中農的子弟，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出身的還不到20%。全國恐怕也差不多。這種情況應當改變。"這一時期，毛澤東的教育方針已經明晰："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服務。"
1958年，那個時候高校學生當中工農兵、革命幹部子弟的比例相當高了。1952年以前用我們現在話說，非勞動人民家庭可能占80%-90%。但到了1958年以後，工農兵這個比例已經占到50%-60%。
1958年5月，中共中央八屆二中全會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總路線的指引下，"大躍進"運動在全國展開。教育界也掀起了一場"教育革命"的浪潮，希望通過"大躍進"和群眾運動的方式加快教育發展，打破常規，普及教育。
在舉國趕英超美的"大躍進"聲中，政府作出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十五年左右普及高等教育。"隨即中國高校迅速膨脹。1958年一年，全國新增普通高校兩百多所，平均每三天就有兩所高校成立。到1960年，全國高校的數量已經由1957年的229所增加到了1960年的1289所。
然而，進入1960年後。國民生產總值因為自然災害而降低，教育政策也不得不開始調整。1961年教育界開始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和《高教六十條》。1962年小學在校生7157萬人，入學率由1958年的80.3%降至56.1%；高中在校生43 萬人，隻占同齡人口的2%；高校學生也回落到1955年左右的水平。
1964年，度過了三年自然災害後，國民經濟開始複蘇。
這年春節，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召開座談會。邀請鄧小平、彭真、黃炎培、章士釗等黨內外16人參加。座談會上，毛澤東抨擊了當前的教育方法和考試製度。他認為："學生要有娛樂、遊泳、打球、課外自由閱讀時間"，"我們的教育方針是對的，但是辦法不對。課程太多，壓得太重，是很摧殘人的"，"現在的考試辦法是對付敵人的辦法，而不是對人民的辦法"。此時，毛澤東的教育思想已經很明確，抵製"精英教育"，強調"平等教育"。
經過60年代初那幾年的大饑荒，整個國民經濟造成重創，毛澤東那些社會變革、教育變革理想等等受到挫折。但是到60年代中期，毛澤東又開始醞釀教育領域的文化革命。在1964年發表的春節講話中，他做過批示，就是希望教育部門能夠縮短學製，課程內容砍掉三分之一。
《工農兵大學生》是新生事物。也是有待不斷完善和改進的。而被走資派徹底全盤否定，再橫加抹黑否定。
《工農兵大學生》是曆史上存在過的。而重要的是《工農兵大學生》上大學讀書學知識是免費的，包吃包住發零化錢。畢業即參加工作少數是分配的，是有序的，多數學成之後回到原有工作崗位上工作的。
《工農兵大學生》不存在畢業即失業。
《工農兵大學生》更不存在上大學是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讓學生脫離工廠，脫離農村，去城市生活，去升官發財，去移民國外，去定居國外的。
《工農兵大學生》是多數年輕人上大學，學知識是為了提高生產力，是工作需要。
《工農兵大學生》學習理論要與實踐相結合的。
《工農兵大學生》不死讀書。關心窗外事。身心健康，懂得生活。
而不是如今走資派複辟高考後，放任自流，無序盲目，教育產業化，又名私有化。將幾代人培養成“絕對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一切向錢看的自私自利者，投機取巧的機會主義者。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指父輩、母輩曆史有問題，或是犯罪犯錯，屬於“階級敵人”，但其子女還是可以在黨的政策感召下，在黨的教育下與其父母劃清界限，可以改變立場，成為革命隊伍中的一員。
這次招生中，我們共錄取了七名可教育好的子女。
轉載《私人記錄：文革中招收工農兵學員的回憶》(二)
作者：歲月的泡沫
工農兵學員的曆史，目前還缺乏官方研究和記載，大多是私人記錄。但記錄者大多是工農兵學員，對於如何分配名額，如何招生，不甚了了。我父親在朝陽師範當老師時，曾多次參與、負責招生，對朝陽地區招生的情況比較了解，他的這段回憶也因此較有價值，作為一個時代的私人記錄，也值得參考。
工農兵學員上學時受到歡送的照片
文革中的94萬工農兵學員
說起工農兵學員，很多人想到的是“白卷先生”張鐵生，其實從1966年文革全國停課開始，到1977年恢複高考，全國一共有94萬工農兵學員，其中也有很多成為學術和技術骨幹。
大陸從1966年文革開始，取消高考，直到1968年7月22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一篇文章的編者按中說，“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後來人們把毛澤東這段話稱為“七二一指示”。
但直到1970年，北大、清華兩所大學提交《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招生（試點）具體意見（修改稿）》，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這個報告，指出招生辦法為“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並確定工農兵學員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簡稱“上、管、改”。
工農兵學員上大學不再進行考試，直接從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中推薦，名額由中央給各部、各省和部隊分配下去，再由它們逐級向下分配名額，網上資料稱一直分配到縣和師級。但實際上，名額分配在很多地方一直分配到工廠和生產隊。由於名額很少，所以很多幾千人的工廠也隻能分配到一個名額，農村到大隊一級也不一定會有一個名額。
這段曆史，目前還缺乏官方研究和記載，大多是私人記錄。但記錄者大多是工農兵學員，對於如何分配名額，如何招生，不甚了了。
我父親在朝陽師範當老師時，曾多次參與、負責招生，對朝陽地區招生的情況比較了解，他的這段回憶也因此較有價值，作為一個時代的私人記錄，也值得參考。
1971年，我父親就曾參與招生，由於招生的工作很累，沒什麽人願意幹，第二年學校領導和工宣隊就讓我父親負責，與同事房老師一起去朝陽市北票縣（現北票市）招生。當時的工宣隊李隊長安排我父親要招“又紅又專”的學苗，“入學後他們不僅要上大學，還要管大學”。而學校領導劉書記則僅僅表示，大事兒向學校匯報，小事兒自己作主。
03 class 招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雖然名為可以教育好，但實際上卻是非常受歧視，招收他們入學，要承擔一定的政治風險。
在錄取過程中，有幾件事，我費些腦筋，但處理的結果還很不錯。
對可教育好的子女，上邊有規定，根據本人表現，可錄取一部分，但不能多。雖然沒規定具體比例，但大都掌握在百分二三左右。房組長也講了這個問題，他說：“各公社都報上來幾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錄不錄取由你們自己定，縣裏沒說法。”其實他的意思是說可以錄取，但他不鼓勵，怕擔責任。
我聽後對他說：“我們學生畢業要當教師，錄取他們這類人問題不大吧？”他笑了笑說：“你是錄取官，這事兒由你定，別考慮我的意見。”
房老師是政治教員，很重視政治問題，他問我：“錄取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不要跟學校說一聲？”我說：“隻要不違反政策，咱們可以自己決定。工宣隊長既不了解具體情況，也不聽你解釋，一問他，事兒就辦不成了。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出了事我負責。回去如追究責任，由我擔著。”
房老師聽我這麽一說，一開始沒說什麽，但過了一會兒，他說：“出事兒咱倆負責。”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指父輩、母輩曆史有問題，或是犯罪犯錯，屬於“階級敵人”，但其子女還是可以在黨的政策感召下，在黨的教育下與其父母劃清界限，可以改變立場，成為革命隊伍中的一員。
這次招生中，我們共錄取了七名可教育好的子女。這些人主要受家庭成份和家長曆史問題影響，有些人的父母問題寫得很可笑。
比如，有一位高中畢業生王豔芬，各方麵十分優秀，她父親當縣農業科科長時，有一次下去視察工作，喝了點酒，臨走時，沒經過女養鴨員同意就拉了她的手，因此受到處分，被撤了職。家庭主要問題欄內寫的是她父親“強行和女養鴨員握手”。
王豔芬父親並沒戴上壞份子、流氓帽子，隻是在文革初期被批判過，但大隊還是給王豔芬戴上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而且被樹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標兵。我和房老師一商量，拿著材料找到房組長，當即便決定錄取了她。
還有一個叫王蘭君的被推薦人，她父親遠在日俄戰爭時，替俄國人做過飯，結果在“反蘇反修”時被定性為曆史反革命。這個帽子實在是個笑話，所以我也錄取了王蘭君。錄取的其他幾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都是表現優秀的青年。
這次招生，我共錄取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七名，占我們學校招生總數的八分之一，是來北票招生的院校中錄取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比例最高的學校。
但也有一件憾事。
北票下鄉青年蔣孔麗是高三畢業生，當代課教師多年，一直是縣裏優秀教師。她本人想到師範學校深造，幾次找到我和房老師，主動介紹自己的情況和要求，房組長了解她的情況，也想讓她上大學。但因她家庭背景複雜，縣裏怕錄取她引起麻煩。
蔣孔麗家是蔣介石本家，與孔家也是親屬關係。她父親在北票礦務局當工程師，是技術權威，因此蔣孔麗不能入團，代課教師的身份也轉不了正。她父親不是任何“分子”，她也沒被定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卻一直被當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對待。
我對她的遭遇很同情，為此找房組長協商幾次，想錄取她，但未能成功。對我來說，失去個好學苗，是件憾事，但對蔣孔麗來說，卻未嚐不是件好事。在打倒“四人幫”後，蔣孔麗考入北京一所大學，圓了讀書夢。
回校後，我向劉書記和李隊長詳細介紹了我錄取的這七名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情況。劉書記說：“好，合乎政策就行，縣裏批了，我們就收。”李隊長雖然有些不滿，但也沒說什麽。
那年九月一日開學後，新生報到，見到這些生龍活虎的新學員，教師們都很高興。那年“十一”國慶節時，新生們紛紛登台表演節目，那幾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表現尤為突出。李隊長看後，也張著大嘴笑嗬嗬地對我說：“這些新生都不錯，你這活兒幹得好。”
04 class 臨時變通以免遺珠之憾 由於名額很少，一些好學苗麵臨無法入學的困境，我就得找上級部門協調，好在當時遇到的情況，大都順利解決。
第二件頗為滿意的就是對有爭議的被推薦人員的處理。
有一個被推薦青年張永成，是北票下鄉青年，下鄉後一直吃苦耐勞，長年照顧五保老人王喜慶，幫老人挑水、掃院子和幹農活，一直堅持了三年。社員們都說他比王喜慶的侄子對老人都好，所以這次招生，社員一致推薦他上學。
小隊對他印象好，就把他推薦到大隊。但大隊會計崔玉剛的兒子崔凱也要上學，並且也是個不錯的小夥子，雖沒有張永成突出，各方麵也都很優秀。
因為全大隊隻有一個上朝陽師範的名額，大隊就把二人都推薦到公社。公社了解這個情況，不想得罪大隊會計，就把兩個人都推薦到縣裏。縣裏則把問題推給我們，讓我們決定錄取誰。
看完他們的材料，我和房老師拿不定主意錄取誰，為了解真實情況，決定到他們公社跑一趟，了解一下實際情況，誰更優秀就錄取誰。
我和房老師及縣文教組一位幹事先來到小隊。見我們到來，全小隊男女老少都來了，他們七言八語地向我們介紹張永成的事跡。
王喜慶老人更是流著淚向我們講了張永成這幾年對他照顧的情況，他說：“我舍不得張永成走，他走了，再沒人那麽細心照顧我了。可我也不想留住永成，他去上學會有個好前程，留在這兒照顧我能有啥出息？我也是快死的人了，我不能拖累他，不能害了他呀！”
全體社員都向我們表達了這個意見，希望能錄取張永成，別耽誤這個好苗子。
離開小隊，我們來到大隊部，大隊長也向我們詳細介紹了崔凱的情況。崔凱是北票高中高三畢業生，有文化，愛學習，非常希望繼續讀書。他回鄉後的表現也好，是個好苗子。隨後我們和崔凱麵談，發現小夥子長得帥，沉穩大度，有禮貌，確實是個好苗子。
回到大阪公社，我和房老師商量來商量去，也決定不了錄取誰。於是我們連夜趕回朝陽師範，見到劉書記後，我們向他詳細介紹了這兩個人的情況，並提出能否將他們兩人都錄取。
劉書記說：“都錄取是挺好，但沒有名額這事兒沒法辦啊。”我說，能不能向教育組再要個名額，劉書記說第二天他試一試。
第二天，劉書記向地區教育組組長（局長）介紹了這個情況，並提出再申請一個名額的要求。後來在地區教育組的協調下，地區計委專門撥給我們學校一個招生名額，我們就把張永成和崔凱都錄取了。
想起那段日子，我們過得很充實。
入學後，雖然他們的基礎比較差，但大多數人都努力讀書學習，彌補自己的不足。這些學生畢業後，許多人都有所成就，為自己爭取到美好的未來。
但是，絕大多數青年還是沒能獲得讀書的機會。但相信不斷完善之下，隨著各行各業生產實踐的需要增多，上大學的年輕人會不斷增加的。
而重要的是上大學是免費的，有序的，學成之後回到原有工作崗位上工作的。不存在畢業即失業。更不存在上大學是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讓學生脫離工廠，脫離農村，去城市生活，去升官發財，去移民國外，去定居國外的。多數年輕人上大學，學知識是為了提高生產力，是工作需要。學習理論要與實踐相結合。不死讀書。關心窗外事。身心健康，懂得生活。而不是如今走資派複辟高考後，放任自流，無序盲目，教育產業化，又名私有化。將幾代人培養成“絕對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一切向錢看的自私自利者，投機取巧的機會主義者。
在美國看病貴到什麽程度？在美國看病是真的很貴！而走資派特色中國就是向美國學習，改革開放後將醫療產業化了。中國人吐槽國內“看病貴、看病難”，埋怨指責醫生冷血、不盡責、隻看錢......與此相對應的便是資本主義的美國也一樣。美國老師教的中國好學生。
因為美國的醫療體係是市場化的，私立醫院占醫院總數的80%，醫療定價是由醫院等機構自己決定的。醫生和病人之間本質上就是商業行為！走資派特色中國就是向美國學習，改革開放後將醫療產業化了。
另外，美國的醫生和醫院的費用是分開收的，就診後半個月你會源源不斷地收到從各個地方寄來的賬單。在此之前你都完全不知道你這次看病會花多少錢。
美國人有基本醫療保險，政府報銷之後也就沒多少錢了。確實，有醫療保險之後看病是便宜，但對於沒有購買保險的美國人來說，看病也是一筆不小的花費。
國家會對老人、殘疾人等特殊群體進行相應的醫療照顧，剩餘的大部分人需要自己購買健康保險，或者由工作單位為其購買保險。
美國的醫療保險有多貴呢？
大部分美國人參加的都是商業醫療保險，公司會替你交80%左右。但這類私營的保險公司往往價格高昂，一旦離職，個人基本無法承擔。
而個體戶想要享受醫保福利，就隻能自己買，一個月的醫保費就可能高達1500 到2500美金。
真正生了病，還涉及到你可能有個自付額，或者有些藥不報銷，有些療程不報銷的問題。
所以，目前有4750萬美國人沒有任何醫療保險，占美國人口的15%。
這也不難解釋為什麽美國每年會有約190萬人出國看病了，畢竟醫療保險不是每個人都交得起的。
新聞：《醫保巨頭高管當街被殺背後 它們如何掏空美國人錢包？》
12月4日，聯合健康集團（UnitedHealth Group）旗下的聯合健康保險CEO布萊恩·湯普森在紐約曼哈頓的鬧市街頭，被一名動作極其專業的槍手當場射殺。即使在槍擊案頻發的美國，這種場麵也非常罕見。
但湯普森之死在美國引起的軒然大波——很多網友並不掩飾自己的幸災樂禍——並不僅僅因為場麵的戲劇性，更因為聯合健康集團乃至整個美國醫療體係遭遇的天怒人怨。
或許中國人對聯合健康集團並不熟悉，但它作為美國乃至全球最大的私營健康保險集團，位列財富五百強全球第8，其市值也超越甲骨文，位列全球上市公司第16名，是當之無愧的全球巨無霸公司。湯普森本人年薪高達1000萬美元。
盡管商業上無比成功，可是聯合健康集團近年卻飽受美國民眾聲討。由於凶手尚未歸案，目前其作案動機依然不為人知，但不少網民已經開始借機表達了對於聯合健康和美國醫療的不滿，在社交媒體上出現了大量聯合健康公司惡貫滿盈，高管被刺數量還是太少的極端言論。
聯合健康和美國醫保，究竟做錯了什麽？
美國特色HMO模式
美國網民對於健康保險綜合體的不滿並非空穴來風。
翻看美國標普500指數成分股，以聯合健康為首的健康產業股在前十大營收股中占據了四席，在前25大中更是占據了8席，和埃克森美孚，蘋果，沃爾瑪，亞馬遜等全球知名巨頭旗鼓相當。
醫保巨頭高管當街被殺背後 它們如何掏空美國人錢包？
僅僅聯合健康一家的年收入，就超過了蘋果和巴菲特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把整個美國銀行和通用汽車的年收入加起來也才勉強和聯合健康一家打平。更為誇張的是，即便是如此巨額的收入水平，聯合健康在美國市場的占有率依然沒有超過15%，美國健康綜合體的吸金能力可見一斑。
作為美國乃至全球最大的醫療巨無霸，成立於1974年的聯合健康到底如何在短短五十年的時間實現了如今的規模，又為何在美國民眾嚴重風評不佳，成為了美國人聲討看病貴的情緒出口？
想要解釋目前美國看病貴的問題，需要把視角拉回到20世紀80年代。
和中國不同，美國沒有全民基本醫保的概念。美國醫保分為Medicare（醫療照顧）和Medicaid（醫療救助），前者僅針對65歲以上老人，後者則針對殘疾人，兒童，低收入人群，整體覆蓋人群僅有30%。其餘70%美國青壯年則需要自行解決醫保問題，方式則是付費購買醫療保險。
20世紀70年代，美國健康險采用“實報實銷”的模式，病人可以自由選擇醫療機構，導致“大處方”、過度醫療等亂象，醫療費用的增加亦導致保險公司承壓。
1981年裏根上台後，奉行自由主義的裏根在醫藥領域大幅度削減政府投資的同時，對於政府監管也進行了大量的放鬆，諸如取消了對於公立醫院和保險公司的非盈利要求，放開了醫療企業的經營限製，鼓勵投資者開設盈利性醫療機構……這個模式後續被稱為管理式醫療（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簡稱HMO）。
而美國聯合健康也代表了HMO的一種典型模式，即建立一個“保險+健康/醫療”的開放式平台。
簡單來說，聯合健康保險會對病人的處方進行審核，防止醫院漫天要價，識別不合理用藥、為客戶尋找更高折扣的替代藥品，從而控製保險公司的賠付支出，提高業務利潤，實現患者和保險公司的“雙贏”。
是不是聽著還挺美好？
不過，從美國人民的實際體驗和網友不斷的吐槽來看，HMO顯然並沒有實現聯合健康所宣揚的“雙贏”。
所謂降本增效，實際上變成了聯合保險的開源節流：一方麵，醫療機構通過降低服務質量來實現所謂的給消費者省錢；而在保險層麵，則通過頻繁的拒保，設定賠付條件，指定醫療機構才能賠付等方式來給患者增加賠付門檻，實現多收保費少賠付的目的。
通過這樣的操作，以聯合健康為首的醫療綜合體一手賺醫療的錢，一手賺保費的錢，實現了自己贏兩次的“雙贏”。但是對於盈利的追求依然讓他們在各個層麵展示出了其對患者的漠不關心，為了提高營運效率，美國大健康集團均在一定程度采用了算法而不是人工或者專家審核保險理賠申請，這也引發了大量的投訴和糾紛。
2023年8月，美國第四大健康保險巨頭信諾集團（Cigna）就在美國加州遭遇了集體訴訟。該指控指出，信諾正在使用一種叫做PxDx的智能自動化係統來複核患者的醫療保險索賠，並導致大量索賠需求被拒絕。
檔案顯示，僅僅在2022年頭兩個月，以Dr. Dopke的名義拒絕的保險請求多達121000例。根據一份在信諾內部流傳的表單，在這兩個月中，三名信諾的醫生通過PxDx係統拒絕了共30萬例保險請求——平均1.2秒拒絕一個，導致了其拒賠率上升至20%，遠超行業5%的平均水平。
監管真空下的垂直並購
而除了在保險業務上壓榨用戶，之所以將聯合健康等公司稱為健康綜合體而不是保險公司，則是因為這些企業在保險業務之外還有另一塊核心業務，即PBM（Pharmacy Benefit Management，藥品福利管理業務）。
所謂的PBM，指的是通過組織會員加入，PBM機構可以集中向醫藥公司采購處方藥，雙方通過談判決定哪些藥物進入保險覆蓋範圍和報銷比例，哪些藥品能夠在特定藥房上架，最終讓用戶享受到相對低價的處方藥，可以理解為美國版市場化的醫藥集采。
隻不過，相比中國醫保集采時常出現的靈魂砍價，藥價打骨折的情況，美國的PBM則恰恰相反，越集采藥價反而越貴，這又是為何呢？
答案就在PBM的商業模式裏。我國的集中采購核心目的是給醫保和患者省錢，所以在一致性評價通過的前提下，基本是價低者得標。但PBM作為盈利機構，藥廠想要中標的標準，則是誰給PBM的回扣高誰中標。
在美國，藥廠給PBM回扣這個事情不僅合法，而且是可以公開討論的內容。
公開信息顯示，自2012 年以來，品牌製造商向PBM、付款人、供應商、政府和其他方麵的總回扣、折扣和其他付款增加了兩倍，到2021年達到2360億美元。
盡管PBM嚴禁製藥企業公布成本和回扣的細節，但是消費者手中的藥價越來越貴是不爭的事實。換句話來說，最終藥廠將這部分成本轉嫁到了消費者身上，和PBM機構一起瓜分了這部分利益。
作為一款腎上腺素注射藥，Epipen十年漲價5倍，售價超過600美元，而據傳其成本價不超過35美元。美國有超過100萬人對這個藥物存在剛需，隻能眼睜睜的看著藥價上漲而無能為力。
在一次針對其價格的國會聽證會上，製藥企業代表公開喊冤表示，在608美元的藥價中，334美元屬於支付給PBM的回扣，因此漲價合情合理。
那麽有沒有可能藥廠繞過藥房自行開發渠道上架呢？答案是幾乎不可能也沒必要。
從裏根時期開始放鬆管製，到21世紀以來加速整合，美國PBM逐漸被少數大公司主導。當前美國三大PBM，CVS Caremark（CVS Health）、Express Scripts 和 OptumRx（聯合健康旗下公司）的合並市場占有率從2010年的48%增長到如今的85%。也就是說，一個處方藥想要出現在藥房，就繞不開聯合健康為首的健康巨頭。因此藥廠與其選擇抗爭，不如加入利益聯盟，和聯合健康一起收割剛需藥品的患者。
因此，以聯合健康為首的美國健康綜合體，幾乎壟斷了除了製藥外所有的健康上下遊環節，通過保險公司限製投保人必須前往自家藥房，將消費者牢牢地套死在自家的體係循環中，並在各自環節分別收割消費者，實現了肥水不流外人田。
政府為何缺位？
那麽麵對醫療資本的抱團收割，美國政府對此是否有所察覺和行動呢？
實際上，對於醫療問題，各界美國政府都曾經付出過努力，但是從結果來說又都留下了後門，可謂連治標都沒做到，更別說治本了。
以民眾抱怨的保費貴為例，美國醫療保險與醫療補助服務中心 (CMS)曾經出台過行政令，要求保險公司的利潤率不得超過20%；同時反壟斷部門也出台了規定，要求美國保險企業不得通過收購同行實現壟斷。
實際上，無論從行業市占率來看，聯合健康的市占率目前依然不超過15%，前九大保險公司市占率不超過45%。而翻看保險業務，聯合健康的利潤率也並未超出20%的紅線。但是為何民眾對於看病貴的抱怨反而愈演愈烈呢？答案就法案的細節中。
2010 年，奧巴馬的《平價醫療法案》將醫療保險公司的利潤限製在保費的15%至20%之間，具體取決於醫療方案的規模。但該法案對醫生或其他中間商的收入沒有任何限製。
因此各大保險公司紛紛下場，成立自己的醫生網絡和中間服務集團，前文提到的Optum就是聯合健康的上下遊業務主體，通過將利潤轉移到其他環節來滿足保險業務的利潤率要求，最終反而實現了更強的壟斷和更高的利潤率。
數據顯示，近十年來，美國前九大健康綜合體花費了3250億美元購買了大量的醫療上下遊企業，包括並不限於保險公司，藥房，醫療中心和醫療輔助機構。
以聯合健康為例，截止2024年，其醫療網絡下已經有7萬名醫生，通過聯合健康的渠道，從看病，保險，買藥一條龍服務都可以在同一個體係下實現，對患者實現了全方位無死角的覆蓋，也變相可以在全方位榨幹客戶的所有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為了追求更強的利潤，包括聯合健康在內的多家健康巨頭還會選擇放棄某些不賺錢州（以中西部州為主）的業務，也就是放棄了當地的居民。這進一步的導致了這些地區居民醫療成本上升，讓其看病更貴更難。
2016年，聯合健康就宣布，鑒於奧巴馬醫改對其業績的拖累，退出了全美22個州的醫保業務運營，隨後導致諸多同行效仿。這也導致美國多個州出現了僅剩一家醫保服務機構從而漲價的情況，盡管該醫保機構費用由政府撥款，但是考慮到政府撥款來自稅收，納稅人最終還是自己為漲價的保險買單，這也是奧巴馬醫保最終幾乎讓所有人都不滿意的原因。
1980年到2018年，美國人均醫療支出增長了4倍，而美國人均壽命預期則常年在發達國家墊底。
2021年，巴菲特在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股東會上談及美國疫情時表示，我們將17%的GDP支付在醫保上，很多國家超不過11%，而疫情來襲時我們的死亡人數占全國人口的人數比好多國家都要高，所以我們醫保投入很大卻沒有得到很好的效果。
本次聯合健康高管遇刺，雖然可能是一個偶發事件，但是其遇刺後的網絡民意則是對美國醫療集團長期蠶食美國民眾的一次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