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360)
2018 (398)
2019 (358)
2020 (353)
2021 (347)
2022 (360)
2023 (339)
奴才獨裁戒嚴令不責主子怪紅顏
新聞：《韓國第一夫人金建希是“紅顏禍水”？韓版“武則天”？》文中說：“衝冠一怒為紅顏，總統出兵搞政變。”
尹錫悅宣布“戒嚴令”風波後，類似的打油詩盛行。但是，金建希真的是“紅顏禍水”？她在韓國政治裏的角色到底如何？
是華文世界裏的妲己，還是韓媒評價的“韓國政治史上開天辟地的第一夫人”、大韓帝國明成皇後，她更接近哪個角色？可能都不是。
應該《都不是》。
《奴才獨裁戒嚴令》中的奴才，是民選的。但有主子支持。奴才沒得到主子默認，敢獨裁下《戒令嚴》嗎？反過來證明：民選的，當選後也可以獨裁下令做事的。可以，西方的民選製度：一日民主，四年獨載。和中國的，俄羅斯，朝鮮，或宗教式產生的國家如伊郎及中東一些國家中的，《獨裁者》沒有什麽特別優越的地方。全世界的各國各黨派各民族社團的《頭頭》個個都是《獨裁者》。那些《反共華人》噴出的專製獨裁，民主國家的臭味應該用清潔劑洗滌幹淨了。
《奴才》在國內可以獨裁實行《戒嚴令》，但在國際上得聽《主子》的。就是在自己的國內能獨裁實行《戒嚴令》，也必須要得到主子的允許或是默認。為什麽？因為《奴才》的國家是殖民地國家。主子有幾萬的軍人駐軍。而且有明文規定：《戒令嚴》要由聯合指揮部下達，而聯合指揮部以主子的總司令為主官。這就很明確了這次奴才玩《戒嚴令》，不可能是奴才自己想玩。更不可能是《衝冠一怒為紅顏，總統出兵搞政變。》還說什麽《總統出兵搞政變》？是總統了還要出兵搞政變？把自己革命下台？還不如體麵辭職下台？！這樣搞對奴才和奴才的家人有何益處？
隻有極端忠於《主子》的《奴才》，才會為《主子》作出獻身，不惜《奴才》的一切貢獻給《主子》才會甘心情願去做。
這是一盤大棋：
原因是新《主子》的一句話：二十四小時內讓《俄烏停戰》！
這是一可大話，又或是戲言。宣傳語。因為大多數人都不要戰爭。誰能《停戰》！選民們就選誰。成真。贏了！
舊《主子》不高興了。
舊《主子》的習性就是：當麵一套，背後另一套。當麵說和平交接。背後卻攪動戰爭。
以巴戰爭，新舊《主子》都讚成打下去。
而俄烏戰爭，新《主子》要24小時停戰。舊《主子》卻開放給烏軍用重型導彈及禁用地雷打俄本土。使戰爭升級。
敘利亞內戰，主子支持的一方開打後，又一戰場來了。
亞太，《奴才》因老婆家人醜聞纏身，民意很低，本人又很聽話，更是一個無腦的草包。何不拉《奴才》陪玩一下。
這個玩法，稍一不小心，就會被玩大的。
《奴才》玩這個《戒嚴令》，不是那麽容易的，這次之所以沒被玩大，在於反對黨在國會中占多數。而反對黨領袖的迅速反應快速來到國會召集國會開會作出決議，並號召民眾上街反抗以阻止。
反之，假如反對黨領袖被抓，迅速被定罪“通北“關進牢裏。就被玩大了。那麽後果就變大了。
試想想：下《戒嚴令》之前，駐韓美軍及韓軍己處“戰備“狀態。《戒嚴令》下達後，美軍，朝鮮，日本，中國等一定有所動作。隻要有某一方的某一個點上衝動一下，戰爭即可發生。亞太戰爭。
這不正是舊《主子》想要的結果。
看新《主子》如何去《停戰》？又如何享受《和平》名譽？
新《主子》之贏，舊《主子》之輸。個人恩怨，攪動世界動蕩亂劇。
新《主子》之贏，舊《主子》之輸。《赦免兒子》和《赦免親家公》
《赦免兒子》和《赦免親家公》。這是獨裁專製還是民主？
抗議者高喊：“不要戒嚴！”和“打倒獨裁政權”。
“我們將與民眾一起保護民主。”
保護民主？保護誰的民主？
不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嗎？
不是“民主國家“嗎？
《反共華人》在天天狂吠的“民主國家“嗎？
從英國的幾個月內換三個頭，到美國選出的“拜登民主“？還是“川普民主“？到今天的“民主國家“韓國還不到四年，就有抗議者高《喊：不要戒嚴！打倒獨裁政權。》
《反共華人》不想說點什麽？
《民主》是方法。《民主》不是目的和結果。《民主》更不是標簽。
蔣介石國民黨當年帶走了多少黃金？
大約300多萬兩黃金及兩億美元外幣（帶走的大量的機器設備和海外資產、人才、技術沒有算在內）。
蔣介石國民黨逃往台灣時拿走了中國大陸15年開采的黃金總量。
《蔣介石國民黨逃往台灣時拿走了中國大陸15年開采的黃金總量。》
《蔣介石國民黨逃往台灣時拿走了中國大陸15年開采的黃金總量。》
《蔣介石國民黨逃往台灣時拿走了中國大陸15年開采的黃金總量。》
按當時價格計算，折合10億多美元。
二戰後重建歐洲，美國提供了50億美元。帶來了西歐戰後的繁榮。
西歐的人口大約是台灣人口的15倍。也就是說，按人頭算，台灣重建的資金是西歐國家的3倍。
比較一下就可知道這是一筆多麽巨大的資金。
這筆錢是屬於全體中國人的。用5.4億中國人的錢來養活1千萬台灣省人，台灣的日子當然容易過了。
這筆錢現在的價值應是多少呢？在美國，當時一分錢能寄一封信，現在要35分。50年前值一萬的房子現在要賣30多萬。
當時用10億美元平均投入道瓊斯各股，現在的價值是2000多億美元。
當時國內黃金行業使用的計量標準不是1千克等於10兩，而是1千克等於32兩，每兩折合國際製單位為31.25克；一盎司=28.35克，一噸約合35273盎司；
截至2007年中國的官方公布黃金儲備數據為黃金600噸。
1949年台灣人口為600餘萬人，至1952年全島人口為800餘萬人。
1949年中國大陸地區人口為5億4千萬。
到這裏既1964年，中國大陸才生產黃金88050千克合2817600兩，剛剛超過運到台灣的黃金數量。
換句話說就是蔣介石國民黨逃往台灣時拿走了中國大陸15年開采的黃金總量。
這還是中國基本安定的15年，開發技術和能力較之以前大為提高，才能得到這個產量。
由此可以看出蔣介石國民黨帶走的黃金2775358兩，是何等驚人的數字。所以說"蔣介石國民黨運走的黃金不算什麽"的人，是極為不負責任的人。
《轉貼》徹底掏空國庫，蔣介石國民黨當年帶走了多少黃金？
新中國建國之開始，國庫緣何空虛？人所共知的原因是老蔣去台灣時帶走了大陸幾乎所有的黃金白銀外匯儲備。這筆錢有多少呢？大約300多萬兩黃金及兩億美元外幣（帶走的大量的機器設備和海外資產、人才、技術沒有算在內）。
按當時價格計算，折合10億多美元。二戰後重建歐洲，美國提供了50億美元。帶來了西歐戰後的繁榮。西歐的人口大約是台灣人口的15倍。也就是說，按人頭算，台灣重建的資金是西歐國家的3倍。比較一下就可知道這是一筆多麽巨大的資金。這筆錢是屬於全體中國人的。用5.4億中國人的錢來養活1千萬台灣省人，台灣的日子當然容易過了。
這筆錢現在的價值應是多少呢？在美國，50年前一分錢能寄一封信，現在要35分。50年前值一萬的房子現在要賣30多萬。當然，這些隻是個例，不能作為一般的算法。
比較簡單的算法是假定道瓊斯指數能代表一般的投資回報。那麽，50年前用10億美元平均投入道瓊斯各股，現在的價值是2000多億美元。
在看這篇文章之前請大家注意以下四個要點：
1、國內黃金行業使用的計量標準不是1千克等於10兩，而是1千克等於32兩，每兩折合國際製單位為31.25克；一盎司=28.35克，一噸約合35273盎司；
2、截至2007年中國的官方公布黃金儲備數據為黃金600噸。
3、1949年台灣人口為600餘萬人，至1952年全島人口為800餘萬人。
4、1949年中國大陸地區人口為5億4千萬。
一、蔣逃台到底帶走了多少物資！
以下資料來源《中國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後編（1919－1949）第五章國家壟斷資本第五節官僚資本的崩潰：
自1947年2月，國民政府實行緊急措施方案後，即出現資金逃流海外現象。隨著軍事上的慘敗，逃資更加劇。據1949年3月25日聯合社報道，國民政府的金銀外匯儲備2.75億美元，在上海保管者不過1/3，約0.73億美元的儲備已運台灣，餘均存國外。
上海解放前夕，蔣介石兩次下令用輪船從上海運走國庫黃金2775358兩、銀元1520萬枚、美元1537萬元、珠寶以及大量外匯，總價值約5億美元。" （可以說，277萬兩的黃金數目確實是當時中國國庫的絕大部分儲備。據後來中國國家檔案館資料顯示，新中國成立時，在國庫中隻接收了6000多兩的庫存黃金。）
當然還有"在上海解放前的幾個月裏，蔣介石動用軍艦將大批機器設備、布匹等物質向台灣轉移，僅從上海一地就裝走了1500多船。蔣介石還逼迫國民黨資源委員會委員長孫越崎將一些重要的工廠拆遷運台，將珍藏在南京故宮博物院的原北京故宮所藏曆代古玩字畫精品，包括銅器、瓷器、玉器、字畫等1424箱，圖片畫冊1334箱，曆史檔案204箱，合計文物23萬多件全部搶運到台灣。"
另據最近一些資料表明，蔣逃台後繼續鼓吹"繼承中山先生衣缽"等等，以及美國等西方國家對共產黨的妖魔化宣傳，使很多海外華人對共產黨缺乏了解，大量捐款獻金給蔣和台灣當局，這一筆資金在當時當時已經累計達10億美元，還有國民黨官員包括蔣、宋等人在大陸搜刮的財產也有數十億美元，這些構成了當時台灣的經濟底子，為了闡述我的觀點，我取這些財產的價值為10億美元。
現在看一下大陸有多少黃金呢？據《我國黃金市場改革的基本曆程》等文史資料記載當時"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黃金儲備隻有6000多兩，折合0.1875餘噸，這是大陸的經濟底子。
現在我們在看蔣帶走的黃金2775358兩，也有人說這不多，蔣介石國民黨等某些人帶走的是黃金，不是還有金礦麽。那我們看看建國15年來的黃金產量：
中國曆年黃金產量（單位：千克）：
年份 年產量 增減（%）累計產量
1949 4，073 - 4 073
1950 6，508 59.78 10，581
1951 6，821 4.81 17，402
1952 6，452 -5.41 23，854
1953 5，440 -15.69 29，294
1954 4，812 -11.54 34，106
1955 4，721 -1.89 38，827
1956 5，511 16.73 44，338
1957 5，541 0.54 49，879
1958 6，885 24.26 56，764
1959 6，590 -4.28 63，354
1960 6，498 -1.40 69，852
1961 3，653 -43.78 73，505
1962 3，653 0.00 77，158
1963 5，024 37.53 82，182
1964 5，868 16.80 88，050
到這裏既1964年，中國大陸才生產黃金88050千克合2817600兩，剛剛超過運到台灣的黃金數量。
換句話說就是蔣介石國民黨逃往台灣時拿走了中國大陸15年開采的黃金總量。
這還是中國基本安定的15年，開發技術和能力較之以前大為提高，才能得到這個產量。
由此可以看出蔣介石國民黨帶走的黃金2775358兩，是何等驚人的數字。所以說"蔣介石國民黨運走的黃金不算什麽"的人，是極為不負責任的人。
毛澤東：“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培養大學生的兩個相互結合的方針：一個方針是，高校畢業生到工廠、農村、部隊去參加勞動和軍訓，當普通勞動者或士兵，接受工農兵再教育；一個方針是，從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中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後再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種通過相互結合的兩個方針來培養工人、農民、解放軍大學生，或者把大學生改造成為工人、農民、解放軍知識分子的思路，就是毛澤東設想的“教育革命”的方向。
“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並決定先在以上兩校進行試點。
1972年春，北大、清華招生試點經驗在全國高校大麵積推廣。
這種推薦製度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次大嚐試。那些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年齡在20歲左右，有相當於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還有在單位表現特別突出的人，一經當地“革命委員會”推薦，政治審查合格後，即可成為“工農兵大學生”。
北京大學為第一屆工農兵學員舉行了隆重的開學典禮。典禮由8341部隊的政委、兼北大黨委書記的楊德中主持。會議特意傳達了毛澤東主席的指示精神，要求大家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爭光、爭氣”，並重點指出：工農兵學員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
現在人們一提到工農兵學員，就將其與“走後門”掛鉤。其中除有人湊熱鬧、有人心理不平衡、有人借此做別樣文章之外，大多數人是因為不了解當年招收工農兵學員的背景和程序。
1968年7月21日，毛主席在上海機床廠工人大學培養一線工人報告的批示上肯定了該廠的做法，要求全國大專院校盡快恢複招生。此即後來啟動大學教育革命的“7·21指示”。
1970年春天，全國重點院校，如北大、清華、武大、華工等，開始試招工農兵學員，試招人數大約5萬人。1971年全國院校基本上都恢複了招生，僅武漢地區就有17所地方院校恢複招生，全國招生人數大約有15萬人。1972年之後高校在恢複的基礎上開始拓展，如武漢測繪學院由此前專招部隊學員的“軍測”恢複為地方院校，不少高校逐漸開辦了一些分校，如複旦大學分校、華中師院京山分院、黃石分院，湖醫鹹寧分院等，全國大專院校招生的人數每年在16萬到17萬人以上。
從1970年試招到1976年招收最後一批為止，全國大專院校共計招收工農兵學員百萬人以上（之前采用的據網友提供的95萬人的數字偏低），這還不包括部隊院校的學員。全國縣以上各類中專從1971年開始全麵招收工農兵學員，其中各級師範學校、財貿學校、機械學校、衛生學校招收的人數尤多。從1969年到1976年全國共招收的大中專工農兵學員大約有2300萬人。全國縣以上的共大（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全國各級各類廠礦企業的工人大學、技校共計培養的工農兵學員也不下2000萬人。
黨的“九大”之後，開始由疾風暴雨式的文革時期進入到繼續革命時期，到1976年10月經曆了近七年半的時間。在這段時間中，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大批老幹部、老知識分子奔赴五七幹校學習提高，然後再根據國家需要逐漸給其分配新的工作，此即後來他們中的一些人愛說的“住牛棚”；地方各級黨委、革委會班子的組成人員為老中青、軍幹群“三結合”，兩套班子，一套人馬，內設機構通常是三大組，即政工組、業務組、後勤組，幹部人數大約是文革前的三分之一。在這樣的政治氣候下，老幹部、老知識分子等社會上層人員不可能大規模搞特殊化，各級領導班子成員也不可能搞特殊化。
當年各級各類領導班子的結構安排，既有利於班子成員之間的取長補短和班子內部的相互製約，也有利於班子外部人民群眾的大字報、群眾組織的批判會等各種“大眾民主”的方式隨時隨地的監督。
當年農村基層組織是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大隊是黨支部和管委會，兩套班子一套人馬，也就是黨支部書記、大隊長兼財經隊長、會計、婦聯主任、團支部書記、民兵排長幾個人；小隊是隊委會，幹部有隊長、財經隊長兼倉庫保管、會計、出納、記工員。大、小隊幹部都在各自所在的小隊參加集體勞動，按勞動出勤計算工分，業餘時間的開會、做思想工作不計工分；大、小隊的日常工作除上級督促外，還要接受住隊幹部和社員群眾的監督，毫無特權可言，按現在的說法是既累又得罪人的苦差事。各小隊都設有社員大會，隊裏的大小事情都要經過社員大會同意，會議決定後由隊委會貫徹執行，村幹部這些人處處都要看群眾的臉色行事，事事都要走在群眾的前麵，叫做“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的是幹部”。幹部隻有如此這般，才能表示自己在“繼續革命”。
當年推薦工農兵上大學有著嚴格的工作程序。每到招生時節，先成立各級由地方、院校、部隊的相關領導和工作人員構成的專班，然後層層下發招生文件，規定招生院校及名額、招生對象及條件、招生工作要求、領導責任、違規處分等，報紙、廣播配合宣傳招生意義、政策、要求等。其中招生條件具體明確，主要是：工作三年或在實踐中鍛煉三年以上，初中以上文化或同等學力，本人政治麵貌、一貫表現（有劣跡者一票否決），家世清白（招收一定比例的可教育好子女除外），身體健康（體檢不合格者淘汰），年齡在25歲以下，業餘愛好和特長。招生指標層層分配到基層單位。
實施推薦時先由公社召開全社大、小隊幹部會議，傳達招生文件和部署推薦工作；然後各小隊根據公社的推薦指標及要求召開各自小隊的社員大會推薦本隊合格青年，沒有就不推薦；大隊黨支部開會對各小隊報來的青年比較擇優選拔上報公社；公社黨委再在各大隊報來的青年中進行比較擇優，定出被推薦人和備選人上報區黨委；區委比較研究確定後，組織對初選人員進行政審和體檢；政審、體檢中如有落選人員，由區委在各公社報來的備選人員中比較擇優補上，再對這輪初選者進行政審和體檢，有不合格者仍照上述要求辦理；直到推薦的人員都合格後，報縣招辦審查公布，接受舉報，無異議後報地區審定；各地、市招收的人員均確定後，匯集到省招辦審核、備案。其間招生院校參與層層推薦人員的業務及能力考核，還有最後的決定（錄取）權。
工礦企業和部隊的推薦工作也按照這樣的程序從基層層層往上推薦。
當年工農兵學員的招生工作是一項政治任務，各級黨委層層把關，至於說到“開後門”的事情，，暗箱操作，偷偷摸摸，權錢交易，權色交易，不能說沒有， 但操作也相當困難， 各地都有常年的評選先進模範製度， 知青要選模範， 沒實幹精神很難當選， 就如習近平， 首先必須得到村民認可。當年的推薦工作基本都是正大光明地在群眾中進行的，就是有幹部子女被推薦上會的，其他條件也得過得去，不是特別優秀的誰也不敢再往上推薦，怕擔責任。當時的幹部真的要是有一點點徇私枉法的事情，一封信，一張大字報就會了結束這些人的政治生命。一句話， 走後門，腐敗是存在的， 但遠遠沒有現在一些人想象 或傳說那麽嚴重， 這其實就是改開以後鄧某一幫黑文革，黑老毛的結果。
當然，任何工作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現在看來，當年的推薦工作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如過多地考慮地區平衡、男女比例平衡、各類群體之間平衡的因素而造成的工農兵學員“文化不齊”的問題，少數學員文化水平太低造成學習困難， 這就是1973年招生 恢複考試的原因， 考試結果也作為重要錄取指標（不是唯一）， 後來因為張鐵生的反潮流，以後幾屆又取消文化考試？但是“反潮流”後一概排斥試卷， 從而又出現遺漏了一些賢才的問題。所以說任何製度都有缺陷， 都存在不公平的問題。
工農兵學員中知青，社會青年和農村青年大約各占1/3， 根據專業， 不同有所差異。幹部子女， 尤其是高幹子女，大約有1/10， 這些人背景強， 走後門的概率大一些，但他們文化程度高， 見多識廣， 多少確有真才實學， 這些人有些有利用關係上大學的， 但說是走後門有些也是說不清楚的。有人理想化要求公平， 實際上任何社會， 任何時代，要做到完全公平，公正 是不可能的， 對一些人看來公平， 另一些人就會認為不公平。
對工農大眾來說， 文革時期恐怕是最公平的時代， 但對一些知識分子， 老幹部等，受到打壓的四類分子等， 肯定就是不公平了。對於那些想通過科舉製度出人頭地的人來說， 就是喪失了一些機會，也是一種不公平。還有當時雖然有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平等對待的政策，但具體執行中， 肯定有部分人因為政治背景， 政審不過關而被大學拒之門外。
最後說一點，工農兵學員的最後錄取權還是學校的， 任何走後門的現象 根本上是受製約的。基層推薦的人數和最後錄取的比例是3：1，這個原則也大大減少走後門的概率，一般來說， 學校工作人員和基層有瓜葛的人極少。
寫此文的目的就是還原一些曆史的真實， 如果與事實出入， 也請批評討論。
網址：http://www.shac.net.cn/mgcq/mgmr/201812/t20181218_4069.html
轉載《黃金運台大揭秘》
文/微言
接過吳興鏑的名片，筆者心裏不免有幾分詬異。眼前這位清臒儒雅的學者，是美國加州大學醫學院教授，而他簽名贈送的《黃金秘檔——1949年大陸黃金運台始末》，則是一本純粹的史學著作。一位醫學教授為什麽會對曆史研究有興趣？隱密半個多世紀的曆史謎團又是如何解開的呢？帶著幾分疑惑，筆者與吳興鏑進入了話題。
吳嵩慶吳興鏑父子
揭秘的緣由
「先父當年擔任國民黨軍隊聯勤總部財務署中將署長，是大陸黃金運台的經辦人之一。」吳興鏑的一句開場白，道出了揭秘的由來。
1996年，吳興鏑閑暇之餘檢視父親遺留的日記，驚訝地發現日記中記有1949年前後大陸黃金運台的情況。為了讀懂這段曆史，他趕緊查閱相關文獻，結果隻找到幾篇零星的回憶文章，黃金運台的詳細過程與數量都語焉不詳。於是，吳興鏑以父親的日記為線索，利用一切業餘時間，跨海越洋，往返奔波於上海、南京、廈門、台北和洛杉磯等地，查閱檔案文獻，並尋訪當年大陸黃金運台的親曆者，終於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根據吳興鏑考證，當年被蔣介石分批運往台灣的黃金有400萬兩左右，另有與300萬兩黃金等值的銀元和外匯，加起來總價值約700萬兩黃金。這批黃金儲備為台灣地區當時的經濟穩定和後來的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吳嵩慶日記》
2004年11月，“台獨”大佬李登輝在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時高喊“去中國化”，公然歪曲曆史，信口雌黃地說當年國民黨政權敗退時，並沒有把大批大陸黃金運抵台灣，運金船隻早在揚子江就沉了。吳興鏑聞聽此言，當即在洛杉磯召開記者招待會，以父親的日記為證，駁斥李登輝的荒謬言論。這件事對吳興鏑的觸動很大，他決定以自己曆年收集的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國民政府中央銀行檔案、台北「國史館」藏蔣介石檔案、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藏蔣介石日記以及家藏先父日記為史料依據，撰寫一本關於大陸黃金運台的專著。 「台獨分裂分子的謊言混淆視聽，使人頓生'時不我與'之感，要趕緊把60多年前的曆史真相找出來，還原給海峽兩岸的老百姓。」吳興鏑在追溯自己的寫作動機時，話語中明顯透出一個海外華人的良知。
夜幕下的上海灘
1948年秋天，蔣介石麵對兵敗如山倒的戰局，開始計劃向台灣撤退，後撤行動是以轉移國庫黃金和故宮文物為先導的。其中，國庫黃金是國民黨政府發行「金圓券」的準備金，必須秘密轉運，一旦消息外泄，勢必造成市麵恐慌，民怨沸騰。
國民政府中央銀行
1948年12月1日，午夜時分，國民政府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奉蔣介石命令，從上海外灘中央銀行地下金庫搬出庫存黃金，送上停泊在黃浦江碼頭的「海星號」海關緝私艦，在「美朋號海軍登陸艦的護送下駛往台灣。這是蔣介石首次將國庫黃金運往台灣。
「海星號」海關緝私艦
這次絕密行動還是被外界意外地知曉了。一位下榻在華懋飯店的英國記者當晚正臨窗而立，伴著黃埔江的潮聲，思索著有關中國時局的種種傳聞。他忽然看見有一隊挑夫，兩人一組，抬著沉重的箱子，從中央銀行大樓方向橫穿馬路，一步步挪向黃埔江邊的海關緝私艦。憑著新聞記者的職業敏感，他判斷如此沉重的箱子裏麵裝滿的必定是黃金，於是大膽地發出一條電訊：中國的全部黃金正在用傳統的方式——苦力運走。
夜幕下的上海灘究竟發生了什麽事？英國記者的判斷正確嗎？那天夜裏究竟運走了多少黃金？吳興鏑麵對報紙史料，頗費踟躕，遲遲未敢落筆。 「我是研究醫學的，習慣用客觀證據說話，」吳興鏑強調。慶幸的是，他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的一則檔案史料中找到了答案：
中央銀行發行局簽呈(1948年11月29日)
謹密呈者：……茲已將黃金裝箱手續完成，計共柒百柒十四箱，合純金貳百萬零四千四百五十九市兩點五零陸。茲又據沉代表、丁經理通知，洽妥海關「海星」巡洋艦裝載，海軍總部「美朋」艦隨行護航，準於十二月一日午夜裝運，首途至基隆登陸，轉台北。
1948年11月29日，中央銀行發行局關於黃金運台的簽呈
這份關鍵檔案清楚地表明，那天夜裏正是在運送國庫黃金。首批運台黃金的準確數字是774箱，共200餘萬兩。
1949年1月2日，中央銀行再次奉命從上海向台灣運送黃金，仍然由 “海星”號海關緝私艦運送，由 “美盛”號海軍登陸艦護送。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的另一則史料為吳興鏞解開了謎團：
中央銀行發行局簽呈(1948年12月31日)
謹密呈者：……茲已向海關洽妥「海星」巡洋艦一艘，準於明晚密為辦理裝運手續。計包黃金一百五十一箱，計重純金五七二，八九九．四八七市兩；銀幣一千箱，計四百萬元。並請海軍總部派遣「美盛」艦隨同護運。 ……查該輪須於明日(元旦)夜間開始裝船，翌日(二日)清晨啟碇。
1948年12月31日，中央銀行發行局關於黃金運台的簽呈
依據這份檔案，吳興鏑確認第二批從上海運出的黃金為151箱，計57餘萬兩；另有銀元1000箱，計400萬元。另據台北「國史館」所藏蔣介石檔案記載，這批黃金在廈門鼓浪嶼暫存一個月後，全部轉運台北。
蔣介石的“障眼法”
1949年1月，四麵楚歌中的蔣介石準備辭職下野，但心裏仍念念不忘國庫剩餘的黃金。這一次，他施出了「障眼法」。
1月上旬的一天，蔣介石密召吳興鏜的父親、時任國民黨軍隊聯勤總部財務署署長的吳嵩慶，令其與中央銀行訂立一份秘密“草約”，以“預支”軍費的名義，將國庫剩餘黃金劃撥到聯勤總部財務署，作為內戰的「特別準備金」。
麵對蔣介石的“獅子大開口”，中央銀行內部意見紛歧，深恐此舉會導致國庫極度空虛，誘發擠兌風潮，後果將不堪設想。而蔣介石為了趕在自己下野前運出國庫黃金，特地派遣蔣經國前往上海，向中央銀行施壓。雙方最後達成妥協，由吳嵩慶擬訂一份“草約”，先從國庫“預支”軍費的半數。
《吳嵩慶日記》簡要而又準確地記載了這一過程：
元月九日 星期日
昨夜因準備金案辦理未妥，甚為焦慮。嗣想即照規定先支半數，今晨即照此方案準備，征得總司令同意，即晚赴滬接洽。
元月十日 星期一
多時不坐夜車，眠未穩。晨到滬，張主任來接。早點後即赴襄陽南路徐府，接洽後即驅車至央行，與俞、劉兩總裁，發行局梁、陳二局長，業務局王副局長等洽辦。下午持「草約」再至徐府，知「預支」事已得諒解，甚慰。
元月十一日 星期二
訂約事告一段落，上午決定「草約」及手續，下午取來。
《吳嵩慶日記》中有關黃金撥付的記載
1月中旬，蔣介石從國庫「預支」的軍費，計99萬兩黃金、3000萬銀元和7000萬美元，分別由空中和海路運至台北和廈門。
關於運往廈門黃金的最後去向，吳興鏑在台北「國史館」所藏蔣介石檔案中查到一份清單－《廈門分行代付撥交聯勤總部吳署長嵩慶黃金數量》，得知中央銀行廈門分行將這99萬兩黃金撥給了聯勤總部財務署。 「按照父親日記的記載，這筆由蔣介石單線聯係我父親的錢，主要是用來支撐內戰後期國民黨軍隊在東南沿海、西南地區、新疆和蘭州的作戰，有80餘萬兩用作了軍費，剩餘的黃金最後一並運往台灣。
背後操縱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宣告下野，第二天即返回溪口老家。但他並沒有放棄對軍政權力的控製，在住所設立多座電台，透過自己多年培植的派係勢力，實施幕後操縱。
蔣介石擔心尚未徹底掏空的中央銀行國庫會被「代總統」李宗仁控製，想先下手為強，於是主動出擊。 《蔣介石日記》中有多處記錄：
1月27日
約見林崇墉，談中央銀行現貨運廈門，聞劉攻芸有難色，殊為疑慮。
1月28日
令悔吾（郭懺悔）來見，處理上海中央銀行現款運出之指示，並決定固守江防。
《蔣介石日記》中提到的林崇墉，是蔣的“忠誠幹部”，時任中央銀行業務局局長，熟知央行內幕；劉攻芸為新任中央銀行總裁，對黃金運台持反對態度；郭懺悔為聯勤總部總司令，忠實執行蔣的意圖。蔣介石試圖調動人馬，實施內外夾攻，迫使中央銀行總裁劉攻芸就範。
麵對蔣介石咄咄逼人的攻勢，劉攻芸終於支撐不住，同意向蔣介石交出國庫剩餘黃金和銀元，分批運往台灣。蔣介石派出自己的專機駕駛員衣複恩，率領從空軍抽調的七、八架飛機，執行從上海空運黃金至台北的任務。
2月8日，蔣介石派遣侍從秘書周宏濤赴上海，向劉攻芸當麵打探實情。 《蔣介石日記》中有如下記載：
2月8日
派宏濤赴滬，指示中央銀行處理要務，以李（宗仁）急於奪取該行也！
2月10日
宏濤自滬回來，中央銀行存金已大部如期運廈、台，存滬者僅廿萬兩而已，此心什慰。
掏空國庫
1949年5月，上海戰事正酣，中央銀行國庫還存有20萬兩黃金。蔣介石不肯善罷甘休，一定要將國庫徹底掏空。
5月15日，已經轉移到舟山群島的蔣介石，再次派蔣經國返回上海，借參加黨務聯絡會議之際，向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傳達旨意。湯恩伯立刻打電話要求中央銀行立即查報庫存黃金銀元數字，然後又向中央銀行下達了一紙手令：
為適應軍事，貴行現有黃金銀元，除暫留黃金5000兩、銀元30萬元外，其餘即務存於本部指定之安全地點，需要時繼續提用。
此致
中央銀行
湯恩伯（5月15日）
5月17日，深夜時分，上海外灘戒備森嚴，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的一名軍官帶著一隊士兵和六輛卡車直馳中央銀行提取黃金。中央銀行遵命將業務局、發行局、國庫局全部庫存黃金和銀元數量總清單，以及詳細箱號、重量、數目分清單呈上，並依清單逐一點交，合計交出黃金192029點743市兩，銀元146萬9000元。帶隊軍官指揮士兵直接進入金庫，將整箱整桶的黃金銀元扛出庫房，裝上卡車，迅速消失在夜幕裏。
國民政府中央銀行所在地－上海外灘
至此，大陸的黃金儲備被全部轉移到了台灣。
吳興鏑以平緩的語氣，清晰地敘述著這段隱密的曆史，每當說到關鍵之處，總不免要著重提及自己所依據的檔案史料。這位醫學教授用嚴謹的態度實踐了史學界的一句格言：信史是要從檔案中考證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