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就是以德服人以理服人

《文革》就是以德服人以理服人

 

 

 

中國古代社會隻注重《以德服人》，作為幾千年中國封建主義私有化社會的統治者主流思想的儒家對此更是喋喋不休。統治階級上層社會的權貴們的言談舉止、人際交往，一絲一毫都離不開《德》的參與和示範，而較少談及《理》，以《以德服人》的傳統文化，在上層社會中維持了幾千年。而民間一些人士也效仿《以德服人》，是個良好的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

但這樣的封建主義私有化社會裏的全民來講就存在其固有的不可教化的問題，《德》更注重身體力行，衡量的標準也五花八門。《德》強調全體人的公德，又需要隻有私德的個人來執行，在社會實踐中注定會走樣，不能成為現實的團結力量。更是上梁《缺德》，下梁歪了。

在幾千年的中國古代曆史上，《以德服人》行不通時，它們的反麵是以《武力（暴力）使人服》。而儒家的《德》本身又存在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的區別，即隱含著一種封建秩序、人分等級在裏頭，對《人》隻能起到指引、帶動作用。而各階級等級之間又存在著不公和不平等。所以，應該將《以德服人》和《以理服人》結合起來。這就更接近社會本質規律的《理》，再則吸收了《德》裏麵最合理、最可靠的部分，是《人》在徹底掌握《道理》後形成每一個《人》的自覺自願自己的行為準則。

早先的歐洲啟蒙運動就把《理》帶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個《理》是道理、理論的意思。

馬克思說：“理論一經群眾掌握，也會變成物質力量”。

當年，中國的先進分子在尋找救國之《理》的過程中，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共產黨成為最講《理》的政黨。尤其是在《文革》期間事事處處都是《以德服人》和《以理服人》結合起來。《老中青三結合》，《知識分子和工農兵結合》《幹部參加勞動同勞動人民結合》《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工人參加工廠管理幹部下車間參加勞動》《教師既當老師又當學生》《縮小工農差別》《縮小城鄉差別》《抓革命促生產》《鬥私批修》《取消科技私有化》等等。

毛主席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在宣傳理論、發動群眾等工作中，結合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體係，重新解讀“以理服人”並靈活運用於革命與建設實際，在《理》的指導下發揮出人的力量，最終實現了民族的浴火重生。

1929年的古田會議前後，毛主席堅決廢除舊式軍閥軍隊強製壓服、隨意打罵士兵的風氣，采用《說服教育、以理服人》的方式，用先進的革命理論讓士兵接受再教育，從而樹立起了全人類獨一無二的《新式的民主的官兵關係》，讓紅軍隊伍越來越壯大。

這關鍵一步，就是讓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深入到士兵的血肉，馬克思說：“徹底的理論可以說服人，也就可以抓住群眾。”

因為“恐嚇“隻能一時，而靠真理吃飯、靠實事求是吃飯、靠科學吃飯，則可以長久。

抗戰期間，毛主席堅持做實宣傳工作，既封住亡國論者之口，讓不明白者明白、讓不堅定者堅定，又團結說服落後者，讓他們參與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來。他把一切工作的基礎都落到實事求是、以理服人上，而方法就是不斷地改造，這個《理》就像一根線，始終保證宣傳工作方向不偏離既定目標。

毛主席要解決的是《人》的思想問題。《人》總是生活在習慣中，舊的東西要一下子去掉很不容易，新的東西要一下子接受也很不容易，因此通過《整風運動》，《文革》對錯誤思想進行肅清就變得必要。

但整風不能魯莽，要治病救人、好好說理。

毛主席說：“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長期的、耐心的、細致的工作，不能企圖上幾次課，開幾次會，就把人家在幾十年生活中間形成的思想意識改變過來。”

通過整風過後，黨內、軍內迅速統一了思想，成為團結的力量。

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毛主席主張對人民內部矛盾采用說服教育的方法。

毛主席熟練運用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民主方法，即《團結-批評-團結》，處理好了黨群、幹群、官兵等各種內部關係，讓改造得以順利進行。

毛主席對待農民、手工業者、工商業人士、“左派”、知識分子等，都運用《以理服人》的方法去改造，收到了了團結多數、減少工作阻力的效果。

對內如此，對外也是如此。

對於知識分子改造，毛主席強調隻能說服，不能壓服，粗暴的辦法、壓製的辦法有害無益。

毛主席認為，即使是對待錯誤的思想，也應該充分有理的、有分析的、有說服力的，而不是粗暴的、官僚主義的或者是形容上學的、教條主義的進行批評。

毛主席在《以理服人》上成功的關鍵是：自己“講理”，也要讓人講話；批評別人，也批評自己。更要《以德服人》，隻有這樣的《以理服人》收效極大，於內，解開了人的思想疙瘩；於外，達到了團結同誌、解決問題的目的。

[yongbing1993]

熱愛毛主席的人中沒有任何爭議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後為了反對《文革》，製造了一個又一個的謠言和謊言，其中製造對毛澤東有“爭議“就是一個忽悠。

在1935年遵義會議之前，在中國共產黨內，對毛澤東的想法和做法是有爭議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的十二，十三年內，毛澤東不是第一領導人，毛澤東提出的想法以及在上山下鄉中做的事，中共中央中的領導人是有看法，甚至堅決反對的，的確是有爭議的。

例如：毛澤東提出的中國共產黨必須有軍隊，《槍扡子出政權》就有爭議。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堅決反對。所以全體投奔孫中山的國民黨內做官。然而孫中山死後，蔣介石接班，對共產黨大屠殺，都被蔣介石國民黨殺的殺逃的逃。

逃出來後，毛澤東提出《到農村山溝去》，中共領導層不同意，要依靠工人階級，占領中小域市。還例舉了在國民黨北伐時在鄉下組織農會，讓農民支持北伐《糟得很》。為此，毛澤東隻身用了32天的時間下農村作調查。毛澤東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糟得很”和“好得很”。毛澤東在報告中說：

“農民在鄉裏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酣夢。鄉裏消息傳到城裏來，城裏的紳士立刻大嘩。

我初到長沙時，會到各方麵的人，聽到許多的街談巷議。從中層以上社會至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

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滿城風雨的議論的壓迫，他閉眼一想鄉村的情況，也就氣餒起來，沒有法子否認這“糟”字。

很進步的人也隻是說：“這是革命過程中應有的事，雖則是糟。”

總而言之，無論什麽人都無法完全否認這“糟”字。

實在呢，如前所說，乃是廣大的農民群眾起來完成他們的曆史使命，乃是鄉村的民主勢力起來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製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汙吏的牆腳。

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

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勳。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什麽“糟”，完全不是什麽“糟得很”。

“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麵打擊農民起來的理論，明明是地主階級企圖保存封建舊秩序，阻礙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

每個革命的同誌，都不應該跟著瞎說。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村裏去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

無數萬成群的奴隸——農民，在那裏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敵。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

“好得很”是農民及其它革命派的理論。

一切革命同誌須知：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

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誌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

翻開紅軍長征史料，會發現這樣一個特點：紅軍在長征途中經常是一邊行軍一邊頻繁地開會。這種現象在湘江戰役後尤為明顯。今天再去回顧這些會議，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國共產黨曆史上所發生的一次又一次偉大轉折的思想軌跡。證明了每一次都是毛澤東對的。

長征中，中共中央召開的重要會議，留有記錄的就有30多次； 各路紅軍召開的重要會議也有數十次之多。這些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實施正確領導、作出重大決策的需要，也是統一思想、統一行動、凝聚意誌和力量的需要。

在縱橫十餘省、長驅數萬裏的長征中，黨和紅軍召開的這些重要會議，正確解決了關係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三個全局性問題：一是引領紅軍向哪裏去的戰略方向問題；二是怎麽使黨和紅軍擺脫被動局麵的軍事指揮問題；三是結束“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及同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錯誤作鬥爭的問題。由此，保證了黨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確保了紅軍的生存和長征的最後勝利。這一點在遵義會議前後的幾次重大會議上，得到了有力體現。

通道會議

向敵人力量薄弱處進發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和中央機關8．6萬人告別中央根據地，開始了戰略大轉移。

同年12月上旬，根據當時長征中的實際情況，毛澤東向中央建議：放棄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到川黔邊建立根據地。博古、李德不予采納，仍把希望寄托在與紅二、六軍團的會合上。12月11日，中央紅軍占領湖南通道縣城。12月12日，中共中央決定在這裏召開緊急會議，與會者為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和李德等。會議著重討論紅軍戰略轉移的前進方向問題，毛澤東再次建議放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發，避免進入敵人的包圍圈，得到大多數與會人員的認可，史稱“通道轉兵”。

此次會議研究行軍路線的改變問題，雖然沒有取得一致意見，但促進了這個問題的解決。通道會議以後，中央紅軍分左、右兩路經通道進入貴州黎平縣境。

黎平會議

籌劃進行人事變動

1934年12月15日，紅軍攻占貴州黎平。12月18日由周恩來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對紅軍的行軍路線問題展開激烈爭論。周恩來和大多數與會者肯定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確定向貴州轉兵的戰略方針。

12月20日，軍委縱隊到達烏江邊一個叫黃平的橘子園地裏。此時，張聞天因身體不好坐上了擔架。橘子園裏，他和王稼祥頭挨頭躺在一起。王稼祥問張聞天：“也不知道這次轉移，目標中央究竟定在什麽地方？”張聞天歎了口氣：“唉，沒有個目標，但是這個仗這麽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接著，他又說：“毛澤東同誌打仗有辦法，比我們都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了，還是請毛澤東同誌出來吧。”張聞天這兩句話，正好說到了王稼祥的心坎裏。這個時候，紅軍已經開始按照毛澤東的意見進行戰略行動，並且已經出現了轉機。如果這個時候讓毛澤東出來主事，應該順理成章。

橘子園中擔架上的談話，使原來在黎平會議決定的在遵義地區召開會議又增添了一項重要內容，那就是請毛澤東同誌出來指揮，即要求進行人事上的變動。由此，黎平會議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創造了條件。

猴場會議

限製博古、李德指揮權

1935年1月1日，紅軍長征到達貴州甕安的猴場。中共中央在此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重申紅軍應在川黔邊地區先以遵義為中心建立新的根據地； 多數與會者讚同這個意見，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錯誤主張。

猴場會議作出的《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指出：“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這加強了中央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實際上等於開始動議限製博古、李德指揮權。

猴場會議是紅軍進入貴州後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事實上認可了毛澤東的軍事方針，基本結束“三人團”的軍事指揮權，確立了政治局決定重大問題的原則，為遵義會議奠定基礎。會後，紅軍主動出擊，強渡烏江天險，攻占了遵義城，從而掀開中國革命的新篇章。

遵義會議

結束“左”傾路線的統治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雲、博古，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劉少奇、鄧發、何克全（凱豐），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書長鄧小平等。共產國際駐中國軍事顧問李德及翻譯伍修權列席會議。

遵義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 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博古首先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接著，周恩來作副報告，提出紅軍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戰略戰術的錯誤，並主動承擔了責任。

針對博古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所作的辯護，張聞天首先站出來發言，矛頭直指博古、李德。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犯下的一係列嚴重錯誤，並揭露他們試圖推脫罪責的本質。這被視為對博古報告的“反報告”。

張聞天的發言，為遵義會議徹底否定單純防禦軍事路線定下基調。張聞天作的這個“反報告”，也是他從“左”傾中央領導集團中分化出來、同“左”傾錯誤路線決裂的標誌。由此不難看出，張聞天的“反報告”是遵義會議上的主導意見。

在博古作“主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張聞天作“反報告”之後，毛澤東就長征以來的各種爭論問題作長篇發言。如此一來，會場上出現了兩種對立的思想觀點和路線方針。一場嚴肅而深刻的黨內鬥爭，就擺到桌麵上來了。

關鍵時刻，王稼祥挺身而出，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同時，他嚴肅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指出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紅軍的接連失敗，“就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絕毛澤東等同誌的正確意見，否定了他們和廣大群眾在長期鬥爭中共同創造並行之有效的實際經驗，少數人甚至個別人實行脫離實際的瞎指揮”。

王稼祥鄭重建議，立即改組中央軍事指揮機構，取消李德和博古的軍事指揮權，由毛澤東參與軍事指揮。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陳雲等同誌相繼表態支持。至此，毛張王的正確主張，得到了絕大多數與會同誌的認可。

在中國革命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上，遵義會議獨立自主解決了黨中央的組織問題，結束了“左”傾路線在中央的統治，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新的領導，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和紅軍。

紮西會議

開創全黨全軍領導新局麵

1935年1月19日，中央紅軍撤出遵義城。2月5日到9日，在被稱為“雞鳴三省”的雲南威信縣水田寨、大河灘、紮西鎮，連續召開三次政治局會議，統稱為紮西會議，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通過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和經驗教訓決議大綱，以及傳達遵義會議精神的決定。

在此期間，關於中央領導人變換有三次重要的談話。

一是周毛談話，他們認為由博古繼續領導有困難，如果調整黨的總負責人，按當時的形勢理所當然應該由毛澤東擔任。但是，毛澤東提出由張聞天做黨的總負責。這個考慮顧及了各個方麵，包括共產國際因素。

二是周博談話。遵義會議後，博古對會上的一些發言一直想不通。為此，周恩來同博古有一次長談。周恩來認為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村革命的人當統帥，他和博古都不合適當領袖。毛澤東搞農民運動出身，熟悉中國國情，有很強的軍事才能，也是很有智慧的帥才。因此，建議博古摒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為了打敗蔣介石、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這個大局。最終，解開了他的思想疙瘩。

三是周張談話。毛澤東從多方麵考慮認為應該由張聞天擔任黨的總負責，據此周恩來與張聞天進行了一次談話。

紮西會議的一個重要內容是，討論並通過由張聞天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使廣大指戰員深刻認識到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中央在軍事路線上的錯誤實質，充分肯定並決定貫徹實施毛澤東的正確軍事思想，為紅軍取得長征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

同時，紮西會議完成了遵義會議關於調整常委分工的決定，開創以黨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與紅軍實際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相互配合、共同領導全黨全軍的新局麵。紮西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

苟壩會議

重建最高軍事領導機構

1935年2月20日前後，中央紅軍二渡赤水河，回師黔北，並取得婁山關戰鬥勝利。2月28日，二次奪取遵義。3月8日，毛澤東和軍委縱隊進駐苟壩。3月10日，紅一軍團林彪和聶榮臻致電中革軍委，建議攻打打鼓新場。張聞天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多數人讚同，毛澤東堅決表示反對。當天晚上，毛澤東又找到周恩來進一步解釋反對的理由。

3月11日早，周恩來提議繼續開會討論攻打打鼓新場問題，並和毛澤東一起最終說服與會者放棄這一主張，使紅軍避免遭受重大損失。會後，毛澤東向周恩來提出成立“中央新三人團”代表政治局全權指揮軍事的建議，周恩來將建議轉達給張聞天。3月12日，張聞天在苟壩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小組，完成了遵義會議關於改變黨中央最高軍事領導機構的任務。

在事關共產黨及中國人民如何選擇的大事上，一次次證實毛澤東是對的。毛澤東沒有私心，勞動人民看到眼裏，在《熱愛毛主席的人中沒有任何爭議》。而走資派及其右派和走狗們，總是拿一些敵人的話來作為對毛澤東的負麵評論。這些敵人的評論是惡意的無中生有的謠言和謊言。就是不分階級立場，假惺惺以《爭議》來說事，借著敵人的言語來攻擊毛澤東。

[yongbing1993]

毛澤東很多缺點但不是《文革》








走資派鄧小平們，拿《人》總是有缺點的，來給毛澤東下套：因為毛澤東是人，所以毛澤東也會犯錯有缺點，《文革》就是毛澤東晚年的犯錯缺點。為了忽悠熱愛毛主席的人民，就加上，雖然出發點是好的，但是，方法不對。不對就是不該批判鄧小平。這就是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後定的調。走資派鄧小平的徒子徒孫們都是按此調，翻來複起重複千萬篇。所以，成了“真理“。因此成了古今中外的聖人偉人名人隻有《毛澤東的注解》中有“晚年犯錯缺點“一說。人們說到毛澤東總是用“爭議“，但是，又或是雖晚年犯錯缺點，等等說法。

毛澤東很多缺點但不是《文革》。不是毛澤東的晚年犯錯缺點。毛澤東有缺點：

缺點之一《不聽父言》。沒有遵守孔老二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之道。這對於受幾幹年封建主義影響的中國人來講是“不孝“。

1893年12月26日，毛澤東誕生在群山環抱的韶山衝。毛澤東說：“我十歲時從學校逃跑過一回。我害怕回家挨打，就朝縣城的方向走去，我以為城就在什麽地方的一個山穀裏。我逛蕩了三天，最後被家裏人找回。這時我才曉得我隻是來回繞著圈子，我跑過的地方離家最遠處隻有八裏地”。

毛澤東的父親毛順生是個既吃苦耐勞又極善積聚的普通中國農民。作為一個精明的經營，不斷擴大手中掌握的土地規模。《毛澤東本來是很容易成為一個湖南鄉間的財主或者“紳士”這樣的人物的。》

然而，毛澤東到底沒有走上這樣一條在很多人眼中都是合情合理的人生道路。他討厭父親的“斂財”，他同情窮人的苦難，他不安於家鄉的閉塞，他要走出鄉關，閱盡青山，拯萬民於水火，救蒼生於倒懸。

梁漱溟晚年所言：“毛主席這個人，我跟他接觸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並且他沒有什麽憑借，他不是原來就有勢力的一個人，他都是單身一個人。他的家鄉在韶山，我去過兩次，他進修的地方，我都去看，他讀書的地方，他家鄉的人，我們都見到。他十五、六歲還在鄉裏種地，這麽樣一個光身一個人，居然創造一個新中國，實在是了不起，實在是了不起!”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鑄成毛澤東廣濟天下之大胸懷的，恰恰是學習了馬列主義，也正是當時的馬列主義熱，才造就了毛澤東一生眾多的不可思議!

自1840年以來，國門洞開，外敵肆虐，天朝淪為亂邦，百姓頻遭荼毒，古老的中華仿佛走入漫漫長夜，不知何時重見光明。

考察毛澤東一生，中國共產黨的首倡之人，為中華民族之崛起探尋新路。正值中國共產黨勢微力竭，毛澤東引兵井岡，獨辟蹊徑，“以農村包圍城市”，保留無數革命火種。又逢日寇侵華，毛澤東義釋宿敵，以一篇“論持久戰”燭照抗戰行程。《抗美援朝》迎戰以美為首的十六國強軍。又遭遇美、蘇兩霸圍堵，毛澤東堅持獨立自主，縱橫捭闔於國際風雲際會，最終使眾多外敵不敢側目視我中華，華夏古國浴火重生!

在很多秉持英雄史觀的人心目中，創下如此偉業的毛澤東，一定是當世第一精英。然而毛澤東《不聽父言》，不當精英《不顧小家》。

缺點之二《不顧小家》。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改革開放後，社會上“精英“中流傳著一句響亮的流行活：先顧小家，再顧大家。顧不好小家，怎麽能顧好大家。“精英“們反對毛澤東，所以不學毛澤東。“精英“們擁護鄧小平，所以向鄧小平學。大學培養精致利己主義者。

《不顧小家》，這在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的眼裏是不可理喻的。以毛澤東創立之功業，稱其為當代中國的精英，似乎是順理成章。1929年，柳亞子曾在自己的詩文中以“精英”推崇毛澤東，他說：“神烈峰頭墓草青，湘南赤幟正縱橫。人間毀譽原休問，並世支那兩列寧(指毛澤東、孫中山)”。應當說，當時當地的毛澤東還在艱難險阻之中苦鬥，柳亞子能夠對其如此期許，確實堪稱慧眼獨具，也從一個側麵反映出時人對毛澤東“社會精英”定位的認可。

然而，作為社會鬥爭中的精英人物，毛澤東的心卻永遠都是與千千萬萬人民大眾緊緊聯係在一起的。毛澤東從不以“精英”自詡，而是始終把人民視為推動曆史前進的根本力量，奉為自己一生為之服務的對象。正如毛澤東在那篇著名的《為人民服務》中所講到的那樣：“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1951年中國共產黨建黨三十周年，很多地方的黨、政領導紛紛向黨中央以及毛澤東本人寫賀信、贈錦旗、送禮品。對此，毛澤東十分震怒，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上氣憤的批道：“這不但是一種浪費，而且是一種政治錯誤”。

為了徹底杜絕送禮歪風，毛澤東特意委托周恩來總理在人民代表會議上公開批評道：“我向大家轉達毛主席的意思，各地向中央贈送土特產的做法是不好的，這是勞動人民辛勤勞動生產出來的果實，我們白吃，這種風氣要不得。以後你們誰送東西來，我們一定原封不動退回，而且要批評!”

在毛澤東的心目中，任何自視精英，藐視大眾，居功自傲、貪圖享受的行為都是與他提出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格格不入的，是與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馳的。這就是毛澤東，絕對不稱自己為“精英”!

缺點之三《為人民不言放棄》。按照一般人的看法，像毛澤東這樣的“黨內精英”，不知要在中共黨內受到何等的珍惜與嗬護呢!假如《為自己自家發財先富》，如此不待見，早不幹了，自己單幹，早已先富。

但現實卻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毛澤東長期處於少數派的位置，甚至還曾多次遭遇無情的打壓。很多人並不知道，就在由毛澤東親自創立的中央蘇區，這位黨的偉大領袖也曾經曆過三次打壓”。

1929年6月，在紅四軍“七大”上，毛澤東被自己的戰友們剝奪了總前委書記職務，被迫到閩西賦閑，這是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第一次。

1932年10月，剛剛領到紅軍打敗了國民黨中央軍三次圍剿的毛澤東，卻在寧都會議上遭遇了來自中央的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等同誌的嚴厲批判，撤去了毛澤東總政委的職務，這是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第二次。

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毛澤東被撤掉了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並進一步被徹底架空。當時的中共負責人博古甚至還想把毛澤東直接送去蘇聯“養病”，以方便自己獨掌大權。這就是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第三次。

麵對誤解，戰友的不信任，毛澤東沉默了。但是，在沉默中，毛澤東並沒有消沉。毛澤東依然關心著、關懷著他所熱愛的黨、他所熱愛的黨的人民軍隊。試想，如果毛澤東在這樣的打壓中徹底垮了下去，實在不知道中國共產黨的曆史到底會被寫成個什麽模樣。如果沒有毛澤東對理想、信念的堅守，也許中國共產黨的事業很可能在血染湘江之後不久，也就走到了盡頭。是毛澤東超人的忍耐力、堅強的自信力、對共產主義事業深厚的信仰力，挽救了中國共產黨!

缺點之四《打仗不佩槍》。毛澤東是個軍事家，在戰場上，毛澤東仿佛就是一位匠心獨運的藝術家，恣意揮灑著智慧的閃光，統帥著他的千軍萬馬，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在毛澤東的生命之光徹底熄滅之前，毛澤東幾乎已經打敗了毛澤東所有的對手，真可謂戰績驕人，戰果輝煌!

但是，作為軍事家的毛澤東從《不佩槍》，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書生。按照毛澤東自己的說法，他的當兵生涯總共隻有半年(1911年，辛亥革命期間，他曾經短時間參加過湘軍)。就是在這半年的“戎馬生涯”之中，毛澤東的主要任務，也隻是幫助他的戰友們寫信或者做其他諸如此類的事。

那麽，究竟是什麽幫助毛澤東以一介布衣卻創下橫掃千軍的輝煌戰績呢? 是毛澤東卓越的哲學思想和務真求實的精神。可以說，毛澤東是一位真正的戰場上的哲學家!

毛澤東一生作戰，很多時候都是處在敵強我弱的劣勢或下風之中。國民黨雄兵百萬，毛澤東隻有幾萬裝備不齊的工農紅軍。日寇鐵蹄橫掃，毛澤東隻有小米加步槍的“土八路”和新四軍。美國率領武裝到牙齒的新“十六國聯軍”氣勢洶洶，毛澤東隻有裝備普通化的誌願軍。

麵對強敵，毛澤東最擅長的就是發現敵人的矛盾，利用敵人的矛盾，攻擊敵我矛盾中的薄弱環節，不斷創造出局部的優勢，並最終以局部優勢取得勝利的累積獲得整體戰局的大勝。

這就是毛澤東臨敵製勝的法寶。比如，在著名的“四渡赤水”過程中，毛澤東就是在紅軍已經瀕臨山窮水盡的嚴重情況下，見縫插針，來回奔襲，在高強度的運動戰中，發現了戰機，消滅了敵人，擺脫了困境。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史上，無數以弱勝強的戰例都閃爍著毛澤東軍事哲學思想的光芒。從某種意義上講，毛澤東在戰場上的勝利，恰恰是毛澤東軍事哲學思想的勝利。

毛澤東是戰場上的詩人。對此，倒更加願意相信毛澤東是戰場上的哲人，一個用卓越的哲學思想把握戰局、贏得勝利的哲人。這或許也就正是毛澤東比他同時代的其他軍事指揮家們高明之處。

缺點之五《不居功》。居功至偉卻屢屢反躬自責。

關於毛澤東對中國革命作出的貢獻到底有多大，黃克誠大將曾經有過一段恰如其分的表述，他說：“他(毛澤東)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主要締造者，多次在危機中挽救了革命，這是我們黨和國家任何人都不能比擬的。如果硬說有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勞更大，那就是對曆史開玩笑!”

然而，就是這個對中國革命做出過巨大貢獻，居功至偉的毛澤東，卻又是在黨的各種文獻資料記載中承認錯誤次數最多的一個人。

1941年6月，由於邊區征糧工作出現失誤，有人說怪話：雷公怎不劈死毛澤東。延安的保衛部門要懲辦說怪話的人，是毛澤東製止了這一行為。他說為什麽不想想我們做了什麽錯事引起老百姓反感了呢?隨後，毛澤東親自主持調查工作，不但減輕了群眾負擔，也贏得了群眾的擁護。

延安整風期間，由於在“搶救運動”中搞了擴大化，傷害了很多無辜的同誌，又是毛澤東主動承擔責任，在大會上主動向受委屈的同誌脫帽致歉，不但正確解決了問題，也進一步實現了全黨同誌的大團結。

1958年，毛澤東問自己的秘書高智：“你相信不相信1畝地產10萬斤稻穀?”當高智表示不相信時，毛澤東讚同地說：“你不要相信這件事!”

然而，當1962年檢討“大躍進”及三年困難時期錯誤的七千人大會召開時，毛澤東卻又一次承擔了主要責任並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評。他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誌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這是矮化自己嗎?不!這些倒是更加顯現出了毛澤東的可愛與偉大!

缺點之六《沒私心》權威高重卻自我粉碎，書寫公心。

毛澤東一生的最後十年，是在他親手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度過的。

很多人對毛澤東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不理解。這似乎也很正常。考察曆史發展的軌跡，我們不難發現，眾多帶有顛覆性質的革命都是在統治者遭遇嚴重的社會危機，社會矛盾空前尖銳的情況下，由政權的反對者們組織發動起來的。而“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卻恰恰相反。這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爆發之前，整個中國社會可以說，正處在一個有機運轉的統治秩序之中。

一方麵，作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袖，毛澤東的個人威望高不可攀，無人能及。另一方麵，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執政基礎牢靠，統治機構運行有條不紊。從任何一個層麵上來講，都不應該在當時當地，爆發這場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

然而，就是在這種看似絕對不可能的情況下，毛澤東卻親自點燃了這場大革命的導火索，也為自己的人生留下了一段最令人費解的歲月。

應當說，毛澤東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決心之大是空前的。他在1966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中明確講過：“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麵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什麽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

朱丹華是一位革命老人，她的一些說法似乎可以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做出一個新的注腳，或許這也是在毛澤東身後幾十年，伴隨著中國社會各種問題的層出不窮，中國人對“文化大革命”的一種逆思考。

朱旦華老人說：“現在黨內腐敗分子揪了一批又一批，不能不令人想到更多，包括重新思考毛主席當年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未雨綢繆，也可能是對抑製和打擊中國共產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一個深遠的戰略性思考和布局。

現在走資派特色政府每年都揪出來不少腐敗分子，事實上他們一個個都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確切地說，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後，將全國上下各級幹部中的造反派紅衛兵趕走屠殺了。留下的都是走資派和右派，之後的選拔幹部標準就是：對文革中的造反派紅衛兵一個不用，用的都是走資派們自己的親朋好友和子女。

[yongbing1993]

毛澤東思想中有哪一條是集體的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後造謠說，毛澤東思想是集體的智慧結晶。隨後，各路妖魅鬼怪們也踉著起哄。走資派鄧小平活著時沒有說出，毛澤東思想中有哪一條是集體的智慧結晶。相信各路妖魅鬼怪們也說不出來具體的，隻是瞎起哄而己。

毛澤東逝世至今已四十多年了，然而國內外湧現的《毛澤東熱》卻越來越高漲。人們不禁要問，一個偉人去世這麽多年了，為什麽還會不斷出現對毛主席的崇拜和追捧？

有識之士解釋說，這是毛澤東偉人的思想在發揮作用，也就是說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一直在人間不斷發揮重要作用。

那麽，為什麽毛澤東思想具有如此偉大的作用？它的核心內容是什麽？如今又有什麽針對性與現實性？

毛澤東作為中國革命的領袖和導師，有其獨特的魅力。自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持續產生的《毛澤東熱》，主要是廣大人民群眾對於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向往，是人民群眾對人民領袖的尊重。

《毛澤東熱》就是當代中國廣大中下層民眾對毛澤東本人和《毛澤東時代》的懷念和追憶。

一方麵反映了中國人民對毛主席的樸素誠摯的情感和衷心的愛戴。

另一方麵折射出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的曆史。人們借助學習毛澤東思想，來反對腐敗、警惕《糖衣炮彈》的攻擊，真切體會到複辟資本主義後的種種社會問題，以及毛澤東在《文革》中倡導的共產黨人獲得政權後必須《繼續革命理論》是無比偉大正確的。走資派還在走。老百姓這種追憶懷念，很快成為一股席卷大江南北的民間情結。

毛主席逝世這麽多年，海外《毛澤東熱》如今也在持續升溫。

研究毛澤東思想的西方學者，愈來愈多。

英國著名學者約翰?列農曾撰文感慨：“世界上，深受中國領袖毛澤東影響的人，數以億計。很多國家的人民在某種意義上，把毛澤東作為他們的精神圖騰。”

美國學者施拉姆直言不諱地說：“一百年之後，毛澤東仍是世界人民最為關注的思想家與軍事家。”

美國的羅伯特說：“全地球人都知道，毛澤東說我們是紙老虎。”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說：“毛澤東無愧於世界級領袖，‘毛主席熱’在中國內部乃至國外不降反升現象，更令人不可思議，美國人應當研究他的思想精髓。”

美國前軍官、中國問題專家R?特裏爾：“他奇跡般地創造了一個不等式：毛澤東>馬克思+列寧+斯大林。”

一些西方學者大膽地擯棄意識形態之爭，對毛澤東的世界曆史貢獻，進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他們給予毛澤東的評價，甚至超越受益最大的中華民族的某些學者們所給予的讚譽。

施拉姆對此做了進一步的解釋：“毛澤東的一生，是在為全人類的最終命運戰鬥和操心的一生。他不僅是公平正義的化身，也是不畏強權的鬥士。他不僅處處維護中國勞苦大眾的利益，也為世界人民的民族解放事業費盡心血。毛澤東個人出色的戰略眼光，讓那個時代其他政治領袖黯然失色。”

縱橫四海，處處皆見毛澤東的思想。在英國、日本、委內瑞拉、朝鮮、緬甸、巴基斯坦、以色列、巴勒斯坦、伊朗、澳大利亞、新西蘭、法國、德國、美國、羅馬利亞等等，都在爭相研究毛澤東及其著作，處處可見毛澤東帶給這些國家人民的影響和震撼。

在毛澤東誕辰120周年之際，眾多海外媒體包括美國的《華盛頓郵報》、《環球郵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新加坡的《聯合早報》，韓國的《每日經濟》，朝鮮的《朝鮮日報》，法國的《回聲報》，英國的《經濟學家》，俄羅斯的《地球回聲》，奧地利的《新聞報》等等，都對毛澤東進行了紀念和高度評價。可以說，“毛澤東熱”超出了國界，在全球光芒四射。

毛澤東思想對新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乃至整個社會生活所產生的影響，都是無法估量的。越來越多的人們，正在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紀念、緬懷偉大的領袖毛主席，一些學者和民眾，正在重新審視和研究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認為毛主席就是“人民的偉大領袖”、“偉人中的偉人”。

毛主席是一個時代的象征、毛澤東的思想是一把克敵製勝的寶劍。

毛主席最偉大，也最閃光的地方，是毛澤東的思想，深化到了政治哲學和曆史哲學，以及整個人類命運關照的層麵。

而毛澤東的戰略戰術，則達到無數政治家無法攀及的高度。“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

毛主席的人民性，貫穿於他的一生，尤其是在毛主席本人親力親為創立的毛澤東思想中，具有無與倫比的核心價值。

開國大典那天，毛澤東一聲帶著濃重湖南鄉音的“人民萬歲”，在中國政治太空中留下了永恒的銘刻。

曆史不會誤讀為，這是毛澤東對“毛主席萬歲”的禮節性答謝。

因為，這是一位千古不遇的蓋世領袖，抒寫在滄海桑田之間，惟一不可塵封的治國恒言。

也因為，在毛澤東深邃的思想中，“人民”才是人類社會中，惟一配稱“萬歲”的概念。

毛澤東思想代表的是廣大勞苦大眾的利益，維護的是公平正義，居功至偉。其人性的光輝，使其人格魅力鐫刻永恒。

現在，人民群眾在對現實的觀照中，在對“人民性”的尋覓中，一種懷念在民間複活了。

全國各地，學習紀念毛主席的活動，高潮迭起。這不是純粹的“追思憑吊”，體現的是對毛主席無限熱愛的感情。

這是在懷念一個時代，懷念那個“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指引下，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雖然集體貧窮著，卻可保證你充滿集體優越感的時代。

持久的毛澤東熱，就說明了毛澤東思想的偉大，說明了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取得的勝利的偉大，說明了毛主席至高無上品德的偉大。

中國共產黨百年的曆史，毛主席在這個舞台上活動了55年，而且是曆盡艱辛打基礎創大業的55年。

飲水思源，毛主席是掘井人；樹下乘涼，毛主席是栽樹人。

曆史是一麵鏡子，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

一個忘記曆史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中國人民要認真學習毛澤東思想，銘記他的豐功偉績。

怎樣認識建國後的前30年的得失，是正確對待曆史，正確對待毛主席的一個根本性問題。正確認識毛主席領導，新中國建設取得的偉大成績，這是正確評價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基礎。有人把這30年說得一無是處，是完全錯誤的、毫無根據的。這30年雖然有失誤，有挫折，但那是在探索過程中，違背毛澤東思想發生的問題，毛主席發現最早，改進措施最有力，提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並很快得到了糾正。

對建國後的前30年發生的錯誤，要實事求是地總結，根據當時的國際、國內環境來分析，特別要認清處於大規模經濟建設初期，很多事情沒有經驗這一客觀情況。

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並不為尊者諱，長者諱，共產黨人正視犯過的錯誤和失誤，但關鍵是用什麽樣的立場，什麽樣的觀點，來認識和評價。要堅持實事求是，一分為二，分清主流和支流，本質和現象，個別和一般的界限。從當時國際國內實際情況出發，全麵正確地評價曆史，評價領袖。在中國，如果否定毛主席，否定毛澤東思想，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就和前蘇聯一樣。中國的國家要進一步繁榮富強，必須維護毛主席光輝形象，高揚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

毛主席的名篇《為人民服務》是怎樣誕生的故事。十多年來，有學者多次到陝北與延安，專門調查張思德的戰友、警衛班長、副班長等，深入了解毛主席與張思德的交往。

張思德是燒炭的好手，那天他進去挖碳窯的時候，正挖著的炭窯，突然塌了，張思德把別的戰友推了出來，自己卻被土給埋在了裏麵，光榮犧牲。當時，延安的社會部、中央辦公廳、中央軍委辦公廳等幾個部門聯合通知，張思德就地掩埋。後來毛主席知道張思德犧牲後，很難過，沉痛地說：“前方打仗死人，是沒辦法的，後方生產勞動死人，不應該！”毛主席還說，當天晚上要把張思德的遺體運回來，一是要給張思德身上洗幹淨，換上新衣服，二是要搞口好棺材，三是要開個追悼會，我要講話。

為什麽毛主席要堅持當天晚上把張思德運回來？因為那時候大山裏的狼很多，當天晚上不運回來，很可能狼就會把屍體吃了。那個燒炭的安塞縣石硤峪在大山裏，距延安的棗園有七十裏路，警衛戰士硬是連夜用馬把張思德駝了回來。後來，還專門開了追悼會，毛主席在會上發表了《為人民服務》。毛主席說，我們都要像張思德那樣，全心全意、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我們不管誰死了，都要開追悼會，讓全國人民都團結起來。

在令人難忘的延安歲月，毛主席號召全黨全軍學習的名不見經傳的張思德，成為他“為人民服務”精神瑰寶的第一個載體。建國後，毛主席號召”向雷鋒同誌學習”。平凡的楷模雷鋒，成為毛主席在和平年代傾力鑄造的一個“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極頂。毛主席一生都在告誡他所創立的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是其唯一的也是全部的宗旨。他一生都堅信，“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

毛主席時時刻刻和人民心連心，張思德就是人民的一員。毛主席與全國人民心連心，關心群眾疾苦，與群眾同甘苦共患難，人民群眾將毛主席視為親人。

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必須加強唯物史觀教育。唯物史觀是樹立為人民服務思想的前提和基礎。中國共產黨員幹部要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和本質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要以“完全、徹底”的態度和滿腔的熱情，精益求精、一絲不苟的精神，對待群眾，對待工作，不計較個人的地位、名利，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的關係。一切為了人民的利益，從人民利益出發，一切相信和依靠人民群眾。

毛主席深刻指出：“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曆史的動力”，“兵民是勝利之本”，“人民群眾是實踐的主體，要關心人民群眾生活，學會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無論大事小事，毛主席時刻關心群眾生活。張思德是警衛團的一名普通戰士，毛主席與一名普通戰士的深情，正是體現了領袖與人民的深情。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著述可謂數不勝數，用“三言兩語一句話”來概括。要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從哪裏學起呢？馬恩全集原來是六十卷，現在新出的是七十卷，目前尚未出齊。列寧全集已全部出版。毛主席的著作隻出了五卷選集，以後重印了四卷，還出版了建國前、建國後的文稿，算起來也不少。要抓住要領，從基本的著作學起。

“三言”，就是列寧說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與三個組成部分”：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

“兩語”，就是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原來的翻譯是在馬克思墓前的演說。恩格斯講，馬克思一生有二大發現：一個是唯物史觀，一個是剩餘價值學說，這是最根本、最核心的概括。

“一句話”，就是毛澤東思想的核心——“為人民服務”。

中國共產黨百年的曆程證明：凡是成功和勝利，無一不是依靠群眾取得的；凡遭受失敗挫折，無一不是脫離群眾的惡果。離開人民群眾，我們寸步難行。

過去戰爭年代，共產黨實行的是供給製，提倡的就是不圖名不圖利、不為名不為利。當時毛主席說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群眾保護黨員真是盡心盡力。敵人來掃蕩，群眾都是竭力保護住在這個村的幹部或黨員，寧可犧牲自己，也要保護黨的組織、保護黨員幹部。我們的黨員也是，寧肯犧牲自己，也不牽扯連累廣大群眾。比如劉胡蘭。敵人的鍘刀，就擺在那兒，先問她：“你說不說？”她說：“不說。”不說，敵人就把她按倒躺在鍘刀上，刀口緊挨著劉胡蘭的脖子。又問她：“說不說？”劉胡蘭還是不說。敵人把刀按下去了，鍘死了劉胡蘭。毛主席也為這個姑娘題詞：生的偉大，死的光榮。

戰爭年代，能打勝仗，能取得勝利，就是靠人民的支持。1936年夏季，贛粵邊地區出現了罕見的大雪封山。遊擊隊的糧食斷絕，隻能摘野果、采野菜、剝竹筍充饑。麵對紅軍遊擊隊的困境，贛南地下黨的同誌，組織群眾設法把大米、食鹽丟在山上，轉交遊擊隊。陳毅在油山秘密據點，吃著從山上“撿”來的大米飯，感慨萬千，寫下了動人的《贛南遊擊詞》：“天將曉，隊員醒來早。露侵衣被夏猶寒，樹間唧唧鳴知了。滿身沾野草。天將午，饑腸響如鼓。糧食封鎖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數。野菜和水煮……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親父母，我是鬥爭好兒郎。革命強中強……”

解放戰爭時期，蔣介石先後有800萬軍隊，有先進的裝備，但由於人心喪盡，結果在我們黨領導的人民戰爭麵前，土崩瓦解。陳毅元帥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在淮海戰役中，山東就有好多人做支前工作，人民群眾用小車一直推到了江南。淮海戰役，我軍50多萬人，蔣介石60多萬人，為什麽能夠打敗他呢？運輸的、抬擔架的，幾十萬民工呢，再加上後方支前的，人就更多了。全村推磨碾米、做軍鞋，都是紛紛不斷地送到前線去，支援淮海戰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