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人民政府收回了教育主權

毛澤東人民政府收回了教育主權

 

 

 

1950年6月，毛澤東又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提出：“要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和舊有社會文化的改革工作。”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新中國很快對舊的教育製度和教學組織進行了改革。人民政府收回了教育主權，改造了全國30餘萬所大中小學，使之納入社會主義的辦學軌道。之後，有了基本生活保障的人民，終於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小學了。旨在改變6億人口中有4億多文盲的現狀的掃盲工作也同時展開了。

毛澤東打過幾次“人民文化”翻身仗？部署4次掃盲（一）

毛澤東打過幾次“人民文化”翻身仗？

早在1945年，毛澤東就明確地指出，在80%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要讓人民在政治上翻身的基礎上實現在文化上的翻身。他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先後部署掀起四次掃盲高潮，並取得了巨大成效。

曾有過這麽一個令人哭笑不得的真實故事。

1949年初秋，一封緊急密信送到黑龍江省寧安縣某村長手上。

村長不識字，連夜挨家敲門找人來讀，可村裏識字的人太少了，更別說是讀信了。終於，村長找到了一個號稱“秀才”的村民，“秀才”看完信，很快就逃跑了。

原來，這是一封“追凶密信”，信中讓村長監控的疑犯正是“秀才”本人。

這個真實故事，折射出這樣一個嚴峻的現實：第一，新中國成立時，文盲占80%，學齡兒童入學率僅占20%。第二，中國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不識字，做睜眼瞎，不能在文化上翻身，就不能徹底翻身。

為此，從來不畏任何險阻的毛澤東下定決心要迅速改變這一嚴重落後的麵貌，要讓人民在文化上也真正“站起來”。

第一次：研究漢語拚音方案，創造《速成識字法》

新中國剛剛成立，就將教育工作提上議事日程。1949年底，在毛澤東直接關懷下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決定：新中國的教育是新民主主義的教育，主要任務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

1950年6月，毛澤東又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提出：“要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和舊有社會文化的改革工作。”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新中國很快對舊的教育製度和教學組織進行了改革。人民政府收回了教育主權，改造了全國30餘萬所大中小學，使之納入社會主義的辦學軌道。之後，有了基本生活保障的人民，終於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小學了。旨在改變6億人口中有4億多文盲的現狀的掃盲工作也同時展開了。

“推行識字教育，逐步減少文盲。”這是1950年9月召開第一次全國工農教育會議的基本精神。為了鼓勵和推動學習，毛澤東在9月27日接見了與會的全體代表，並與學習勞模親切握手、合影。於是，一場“政府領導、依靠群眾組織”的識字掃盲運動從政府機關開始，向全國各地迅速展開。

毛澤東非常關注掃盲的方法。早在1949年8月25日，華北大學校長、中國文字改革的堅決倡導者吳玉章就給毛澤東寫信，提出為了有效地掃除文盲，需要迅速進行文字改革。對吳玉章的建議，毛澤東極為重視，把信批轉給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在毛澤東的關心下，1949年10月，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成立，其中一項任務就是研究漢語拚音方案。

典型的力量是無窮的。此時，軍隊中出了一個掃盲的典型人物，其方法切實可行。1951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文化教員祁建華創造了《速成識字法》。這是一種借助注音字母的輔助作用，利用漢字字形、字義、字音相同與相異的不同特點，來提高識字速度的方法。1951年，西南軍區在1?26萬名幹部、戰士中試行《速成識字法》，一般隻要15天時間，能識字1500個以上，能讀部隊小學課本3冊，能寫短稿。某野戰軍采用這一方法，於1952年3月底徹底掃除了文盲。

祁建華的創造很快引起了高度的重視。1951年11月29日，重慶《新華日報》介紹了祁建華的《速成識字法》。1952年1月11日，新華社發表了祁建華寫的《“速成識字法”的創造經過》。4月23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舉行頒獎典禮，獎勵發明者祁建華的傑出貢獻。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識字法”。掃盲運動的第一次高潮迅速形成。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發出《關於各地開展“速成識字法”的教學實驗工作的通知》，指出：“在全國範圍內，在廣大的工人農民中間普遍地推行速成識字法，有計劃地有步驟地掃除文盲，已是當前刻不容緩的重大任務。”9月6日，全國總工會發出《關於在工人群眾中推行“速成識字法”開展掃除文盲運動的指示》。9月23日至27日，教育部和全國總工會在北京聯合召開了全國掃除文盲工作座談會。會議一致認為，在廣大勞動人民及工農幹部中掃除文盲，是我們國家實行經濟建設和民主建設的必要條件，同時是一項迫切和重大的政治任務。各級領導應以曆次革命運動的精神來領導這一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運動，並須定出計劃，以期在今後五至十年內基本上掃除全國文盲。會議還指出，掃除文盲的標準，就是使文盲半文盲認識2000字左右，能夠閱讀通俗書報和寫三五百字的短文。

1952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19次會議通過決議，成立中央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任命楚圖南為主任委員，李昌任黨組書記，以《速成識字法》聞名全國的祁建華被任命為副主任委員，另一名副主任委員是林漢達。

掃盲運動有如星火燎原，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為了把更多的迫切要求學文化的人組織起來，多種多樣的學習方式被創造出來：工廠的“車間學校”、煤礦的“坑口學習小組”、農村的“地頭學習小組”、婦女的“炕頭學習小組”等。

“以民教民，能者為師”，“教師條件很平常，識字就能教文盲”。“掃除文盲人人有責，教人識字是一項光榮的任務”，“親教親，鄰教鄰，夫妻識字，愛人教愛人，兒子教父親”等口號迅速響徹全國，使神州大地到處呈現出一片“讀書聲聲響，處處是課堂，互教又互學，師生大家當”的熱烈場麵。到1953年止，全國掃除職工文盲近100萬人，掃除農民文盲308萬人。許多從“掃盲班”畢業的學員升入了業餘學校，得到了進一步的深造。

第二次：1955年掃盲教育工作

光陰荏苒，新中國步入了社會主義改造的新時期。隨著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深入，對人民的文化和技術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毛澤東看到了這一點，他希望借社會主義改造的春風來掃除文盲。於是，1955年，掃盲教育工作再次成為全國工作的重點。

9月，毛澤東看到了《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的經驗》，十分欣喜地表示：“這個經驗應當普遍推行。”毛澤東在這份報告的按語中，提出了消滅文盲的問題。他說：“列寧說過：‘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內，是建成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我國現在文盲這樣多，而社會主義的建設又不能等到消滅了文盲以後才去開始進行，這就產生了一個尖銳的矛盾。現在我國不僅有許多到了學習年齡的兒童沒有學校可進，而且還有一大批超過學齡的少年和青年也沒有學校可進，成年人更不待說了。這個嚴重的問題必須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加以解決，也隻有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才能解決。”他認為在這方麵，“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做了一個創造性的工作”，很讚賞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以本鄉高小畢業生為教員，以合作社為單位辦記工學習班的掃盲經驗。他號召說：“這種學習班，各地應當普遍地仿辦。各級青年團組織應當領導這一工作，一切黨政機關應當予以支持。”並就教學內容和教材作了詳盡的指示：“第一步，為了記工的需要，學習本村本鄉的人名、地名、工具名、農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語匯，大約兩三百字。第二步，再學進一步的文字和語匯。要編這樣兩種課本。第一種課本應當由從事指導合作化工作的同誌，幫助當地的知識分子，各就自己那裏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編，每處自編一本，不能用統一的課本。這種課本不要審查。第二種課本也應由從事指導合作化工作的同誌，幫助當地的知識分子，根據一個較小範圍的地方(例如一個縣，或者一個專區)的事物和語匯，加上一部分全省(市、區)的和全國性的事物和語匯編出來，也隻要幾百字。這種課本，各地也不要統一，由縣級、專區級或者省(市、區)級的教育機關迅速地加以審查。做了這樣兩步之後再做第三步，由各省(市、區)教育機關編第三種通常應用的課本。以後還要有繼續提高的課本。中央的文化教育機關應當給這件事以適當的指導。”《毛澤東文集》,1999年版，第6卷，第455-456頁。

在中國共產黨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又談到了掃盲運動：“掃盲運動，我看要掃起來才好。有些地方把掃盲運動掃掉了，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間把文盲掃掉，不是把掃盲運動掃掉，不是掃掃盲，而是掃盲。”《毛澤東選集》,1977年版，第5卷。之後，毛澤東還親自製定了“每人必須認識1500到2000個字”的掃盲標準。《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第481頁。

就在這種背景下，掃盲運動又再次發動起來，在全國範圍內迅速掀起了第二次掃盲高潮。

12月1日，共青團中央發布《關於在七年內基本掃除全國青年文盲的決定》，指出“掃除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大量文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是有戰略意義的任務，為了適應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展，必須加快掃盲的速度。”

12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要在七年內基本上掃除全國青壯年文盲》的社論。

1956年1月30日，教育部發布《關於評獎掃除文盲優秀教師、優秀工作者、優秀學員、先進單位的暫行辦法》《頒發識字證書及業餘小學、業餘中學畢業證書暫行辦法》。

2月9日，《光明日報》發表《把掃除文盲運動推向高潮》的社論，提出：廣泛動員一切社會力量，大規模地開展掃除文盲運動。於是，掃盲運動的第二次高潮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為了推動掃盲運動的深入，3月15日，全國掃除文盲協會成立。會長由陳毅元帥擔任。

3月29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掃除文盲的決定》，將掃盲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第一次把掃盲作為國家發展大計。《決定》指出：在全國範圍內積極地有計劃地有步驟地掃除文盲，使廣大勞動人民擺脫文盲狀態，具有現代的文化，這是我國文化上的一個大革命，也是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中的一項極為重大的政治任務，要大張旗鼓地開展。《決定》還製定了掃盲的原則、對象、標準和目標。

在掃盲運動高潮中，人民群眾創造出很多很好的教學形式。當時，工礦企業采取了“長班短班結合、集中分散結合、脫產業餘結合、自學輔導結合”等形式，農村采取了“農閑多學、農忙少學、大忙放學、忙後複學”等形式，做到了“學習方法大家找，怎麽方便怎麽好。安排活茬擠時間，能學多少學多少”，“見物識字”，“見字問字，見人問人，處處是課堂，一片讀書聲”。

春耕夏種不言苦，喜看秋後果累累。到1957年上半年，全國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萬人脫盲，並已有160萬人達到高小和初中畢業文化程度。

廣大的工人和農民學習文化後，生活和生產方麵都起了很大的變化。許多學員在掃盲的基礎上，進一步學習文化技術，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堅力量。

[yongbing1993]

教育關乎每一個國家的發展大計






教育關乎每一個國家的發展大計，一個國家的人才儲備越多，這個國家的潛在發展力也越強。新中國在剛成立之初，毛主席就語重心長的對教育部長馬敘論說道：

“新中國剛成立，打了這麽多年戰爭，也是許多年輕人在適齡的時候得不到教育，現在國家安穩了，教育你得抓好。”

毛主席十分重視國民教育，1949年，中國文盲占到全國人口的八成之多，許多群眾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全。為此，新中國逐步開始了掃盲行動，為了提升國民教育素養，毛主席也曾多次去北京各大中小型學校視察，並提出指示，適齡兒童青年應該進入學校接受教育，而不是把這些黃金時期都用來賺錢養家，同時政府也要主動幫助適齡群眾有機會讀書。

從1949年開始，一直到本世紀中後期，中國的文盲率從80％逐步降低到20％左右，而文盲的逐步減少，伴隨而來的就是各行各業的人才不斷充實，新中國開始朝向健康形勢發展。

毛主席抓教育第一步，從掃盲開始，他指出教育是國之根本，各地政府要協助教育部門做好掃盲行動；掃盲行動並不是掃除盲人，而是掃除文盲。幾十年的國家動亂致使無數群眾活著隻為了生存，對於精神層麵的追求，群眾們不敢想，也不能想，他們認為隻要能活著就十分不易了，除此之外，哪裏還有閑錢去送孩子讀書。

另外，舊中國的私塾和新學堂教育收費極其昂貴，一個孩子從小學教育讀到大學教育，至少得花費非常龐大的一筆開銷。為此，舊中國的教育事實上隻是為了達官貴人、富商地主們服務，因為他們有錢，出得起昂貴的學費，而窮苦大眾即便想送孩子們去讀書，都心有餘而力不足。

那麽，搞教育第一大攔路虎就是文盲率，先不談其他的，首先群眾們得識一些字，會簡單的計算數字吧？然而，識字、算數這類最基礎的教育內容都難倒了許多的群眾，由此可見，新中國剛成立之時，國內文盲群體是極其龐大。

那麽，毛主席是如何進行掃盲行動呢？掃盲行動首先要從幹部、黨員著手，毛主席要求所有幹部、黨員都必須具備一定的文化，如果幹部黨員都是文盲，那麽，其他有文化的黨員幹部們就帶著他們利用休閑時間學習，什麽時候會識字會算數，才算合格。

於是，大到中央小到各地鄉鎮政府，紛紛成立了掃盲突擊班，突擊班的老師都請的是當地的老師或者是單位的大學生，由他們來教導政府的公職人員。

可以說，政府公職人員是掃盲行動的第一步，在掃盲突擊班的教導下，公職人員文盲率開始快速下降，許多大老粗幹部開始變得有文化了，並且隨著文化教育的深入，各地政府的麵貌和風氣都煥然一新。

那麽，公職人員和黨員的掃盲行動取得了較好的成果，接下來就是讓幹部、黨員深入基層，親自帶著農民們學習知識，這就是有名的幹部下鄉扶貧行動。雖然名義上扶貧，但是實際上卻是來教導農民識字算數，一些地方政府專程請來了一些農業專家，讓他們幫助老百姓搞好農業生產，而農閑時候，就帶著大家學字認數。

那時候的中國農村以大隊為單位，每個大隊都配備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黨員，由他們帶領大隊的農民們學習文化。短短幾年時間，中國的文盲率開始逐步的下降，甚至許多農民不僅學會了基本的算數寫字，就連說話都開始變得有文化了許多。

而毛主席對掃盲行動的評價是“群眾們學好文化，受益終生，學不好文化，很大程度就是老師的問題，我們的農民同胞都是艱苦過來的，他們明白和平安定得來不易，所以，他們很珍惜，搞教育，不是做麵子工程，關鍵是要落到實處。”

抓教育的第二步，做好適齡孩子上學，現代適齡孩子上學是國家規定，社會需求，這一點政府和家長都是早已達成共識。然而，在早期的中國，適齡孩子上學可沒那麽容易，因為教育成本太高，直接導致了學費較貴。也因此這使得許多家長都沒錢把孩子送入學堂。

那麽，為什麽會這樣呢？毛主席曾經一針見血地點評如今的教育：

“老百姓們為什麽不願意把孩子們送入學校呢？不是舍不得花錢，而是我們國家教育成本太高了，這導致了學費降不下來，我們中央政府每年撥的錢，看起來數目不小，但是咱們中國有多少學校，少說也有近萬所，這些錢撥下去，學校拿不到多少，學校還得付老師工資，所以這也導致了他們不得不收費高，因此，群眾們掏不出錢給孩子上學。那麽歸根結底到底是什麽原因呢？我覺得就是我們國家太窮了。”

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內一窮二白，政府經費有限，撥發到教育部門的資金都不高。於是各地學校為了生存下來，隻能夠提高學費。

然而，廣大的貧苦群眾哪裏交得上那麽多錢送孩子讀書，特別是農村，與其送孩子上學，還不如讓孩子早早地承擔農活，為家裏分憂。

群眾思想觀念和政府的無奈，也導致了即便國家喊發展教育，但是，學校每年招生的人數卻並不多，這不怪學校，也不怪家長，隻能說我們國家還沒有實力讓孩子免費讀書。

不過，即便國家財政十分緊張，毛主席每年都要求財政對教育經費要逐步增長，不管國家經費再怎麽短缺，借錢都得把教育搞起來。在毛主席的倡導下，新中國的教育經費每年都在上漲，而上學的孩子人數也是每年不斷提升。國家所打出的讓適齡孩子都讀書的口號，正在逐步變成現實。

毛主席抓教育第三步：做好大學教育，大學是國家專業領域人才的搖籃，大學教育關乎社會人才結構的穩定。而對於大學教育，毛主席十分關注，甚至親自批複教育部門：

“搞大學教育就不要怕花錢，我們國家需要大量的人才。現在雖然高校麵臨著師資力量的短缺，這隻是暫時的，我們大學要敢把學生送出去留學，讓他們學習外麵先進文化，等他們回國了，就是國家棟梁之才”。

新中國初期的留學熱，想必大家都未曾知曉，那時候中國各大高校，每年都挑選出一些學子，由高校出錢，讓他們出國留學，於是這就形成了一股高校留學熱。當然了那時候的留學熱和現代的留學熱區別很大，早期的留學熱更多的是國家親自出錢讓大學生外出學習，而現在的是家庭出資讓孩子留學。

毛主席一直認同辦好大學教育就是辦好國家教育，大學生對口的是未來中國先進人才，如果不重視對這些青年的培養，那麽中國何談未來？僅僅清華大學，每年都要向國外輸送幾十人以上的留學生，讓他們在蘇聯、美國、歐洲國家的高校學習。並且大學對這些留學生畢業去留沒有過多要求，如果畢業後想要回來，那國家伸開懷抱。

如果畢業了想留在其他國家搞科研，那麽國家也支持學子的想法。這一點也是毛主席所提倡的，他認為教育最根本的改變就是青年思想改變，留下和回國都是青年們自己的想法，這一點不可以過多幹涉，不回來有不回來的好處，因為國外的科研環境較好，如果回國反而會阻礙了一些高素質人才的發展成材。

當然了回國自然更好，國家百廢待興，急需大量的高素質人才的加入，有他們的加入也讓中國的民族複興有了更多的底氣。所以做好大學教育，躬耕於高素質人才培養是毛主席一直提倡的理念。

教育的深刻性，毛主席是深有體會。出身農民的毛主席，早年差點就讀不成書。因為那時候讀私塾和新學堂所需要的費用太貴了，而毛主席的家庭雖然稍微富裕一些，但是承受一個孩子念書，這對家庭而言也是極大的負擔。毛主席的父親曾打算讓三個孩子都從事農活，隻要養活好自己，繼承家業就足夠了，並不指望靠著他們飛黃騰達。

而毛主席之所以能夠得到求學的機會，很大程度還是親戚求情的功勞，再加上毛主席表示生活費用由自己來賺，父親隻需要幫忙交一些學費就可以了，這才有了毛主席的求學之路。

而年少時期的艱難求學也讓毛主席印象深刻，他這樣的家庭上個學都極為費勁，那麽其他貧苦家庭上學不更加困難？也因為親身體會，毛主席明白教育對一個人的改變有多大，因而，在新中國成立之時，毛主席就提出了教育為先的理念，而中央政府也一直秉承毛主席教育理念，所以，中國才能創造如此之多的教育奇跡。

[yongbing1993]

喊：不要戒嚴！打倒獨裁政權。






抗議者高喊：“不要戒嚴！”和“打倒獨裁政權”。

“我們將與民眾一起保護民主。”

保護民主？保護誰的民主？

不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嗎？

不是“民主國家“嗎？

《反共華人》在天天狂吠的“民主國家“嗎？

從英國的幾個月內換三個頭，到美國選出的“拜登民主“？還是“川普民主“？到今天的“民主國家“韓國還不到四年，就有抗議者高《喊：不要戒嚴！打倒獨裁政權。》

《反共華人》不想說點什麽？

《民主》是方法。《民主》不是目的和結果。《民主》更不是標簽。

新聞：《尹錫悅為何突然宣布戒嚴又解除?當晚發生了什麽?》
文章來源: BBC中文 於 2024-12-03

韓國總統宣布戒嚴令後，警方在國會門口站崗。

周二（12月3日）晚上，韓國總統尹錫悅突然宣布實施戒嚴，這是近50年來的首次。此舉震驚整個國家。

最新消息指，周三下午1:50，韓國反對黨已決定針對尹錫悅宣布戒嚴一事對他進行彈劾。該動議在投票前尚需辯論，投票正式結果或在本周稍晚出爐。

尹錫悅晚上通過電視廣播宣布戒嚴令，其中提到“反國家勢力”和來自朝鮮的威脅。

但很快人們就發現，此次戒嚴並不由外部威脅造成，而是由於他自己深陷政治困境。

這個重大宣告使得數千人聚集在國會抗議，而反對派議員也匆匆趕往現場、推動緊急投票以取消該措施。

尹錫悅失敗了，他在宣布戒嚴幾小時後出現，接受議會投票並解除戒嚴令。

事情是如何發生的

觀察人士稱，尹錫悅的表現能看出他是一位身陷囹圄的總統。

在周二晚上的電視講話中，他陳述了政治反對派如何試圖破壞他的政府，然後表示他宣布戒嚴是為了“鎮壓造成嚴重破壞的反國家勢力”。

他的戒嚴令暫時讓軍方負責，戴頭盔的部隊和警察部署到國會大樓，有人看到直升機降落在屋頂上。

當地媒體也展示了蒙麵持槍部隊進入大樓的場景，而工作人員試圖用滅火器阻止他們。

當地時間周二23:00左右，軍方發布法令，禁止議會和政治團體的抗議和活動，並將媒體置於政府控製之下。

但韓國政界人士立即表示尹錫悅的行為非法且違憲。尹錫悅自己所在的政黨、保守派的人民力量黨的領導人也稱尹錫悅的行為是“錯誤的舉動”。

同時，該國最大反對黨領袖、自民黨的李在明呼籲其議員們聚集到議會投票否決該宣言。

他還呼籲韓國普通民眾到國會抗議。

“坦克、裝甲運兵車和持槍持刀的士兵將統治這個國家……我的同胞們，請來到國民議會。”

數千人響應這項號召，紛紛湧向戒備森嚴的國會外。抗議者高喊：“不要戒嚴！”和“打倒獨裁政權”。

當地媒體從現場播出的畫麵顯示，抗議者和警察在門口發生了一些扭打。但盡管有軍隊存在，緊張局勢並未升級為暴力。

議員們還繞過路障，甚至爬圍牆翻進國會進行投票。

周三淩晨1:00後不久，韓國國會的300名議員中，有190人出席且投票否決了這項措施。尹錫悅的戒嚴令被裁定無效。

尹錫悅周二晚宣布戒嚴。

戒嚴有多嚴肅

戒嚴是行政當局被認為無法運作時，由軍方在緊急情況下實施的臨時統治。

韓國上次宣布戒嚴是在1979年，當時該國長期軍事獨裁者樸正熙在政變中遭到暗殺。

自1987年該國實行議會民主製以來，它從未被引用過。

但在周二，尹錫悅扣動了扳機。在一次全國講話中，他稱自己試圖將韓國從“反國家勢力”手中拯救出來。

尹錫悅對朝鮮采取的立場明顯比前任更強硬，他將政治反對派描述為朝鮮同情者，但沒有提供證據。

根據戒嚴法，軍隊被賦予額外權力，公民的權利以及法治標準和保護往往被中止。

盡管軍方宣布限製政治活動和媒體，但抗議者和政治人物仍違抗這些命令。也沒有跡象顯示政府控製了自由媒體——國家通訊社韓聯社和其他媒體繼續正常報道。

尹錫悅為何壓力巨大

韓國國會在尹錫悅宣布戒嚴後不久即投票否決戒嚴令。

尹錫悅於2022年5月作為強硬保守派當選為韓國總統，但自從4月份反對黨在該國大選中獲得壓倒性勝利以來，他一直是一位跛腳鴨總統。

從那時起，他領導的政府一直無法通過想要的法案，同時一直否決反對黨通過的法案。

他的支持率也在下降，徘徊在17%的低點附近。他今年深陷多起腐敗醜聞，其中一起涉及第一夫人收受奢侈品迪奧的手袋，另一起涉及股票操縱。

上個月，他被迫在國家電視台道歉，表示正在設立一個辦公室來監督第一夫人。但與此同時，他拒絕了反對黨一直呼籲的更深入調查。

就在本周，反對派提議削減一項主要的政府預算——該法案無法被否決。

同時，反對派以未能調查第一夫人為由，彈劾內閣成員和幾名高級檢察官，其中包括政府審計機構負責人。

現在情況如何

周二晚上，許多公民聚集在議會外抗議戒嚴令。

周三淩晨，國會投票否決戒嚴令後，主要反對黨民主黨領袖向媒體發表演說。

尹錫悅的聲明讓許多人措手不及。在六個小時的時間裏，韓國民眾也對這個戒嚴令的含義感到困惑。

但反對派很快就聚集在國會，並迅速獲得了否決戒嚴令的足夠票數。

盡管首都駐有大量軍隊和警察，但軍方的接管似乎未能實現。

根據韓國法律，如果國會多數議員投票要求政府解除戒嚴令，政府就必須解除。

該法也禁止戒嚴指揮部逮捕議員。

目前還不清楚現在會發生什麽，以及尹錫悅接下來會麵臨什麽。周二晚上聚集的一些抗議者也高喊“逮捕尹錫悅”。

但他的魯莽行為無疑震驚了整個國家——該國自認為是一個欣欣向榮的現代民主國家，自獨裁時代以來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這被視為幾十年來民主社會麵臨的最大挑戰。

專家認為，這對韓國作為民主國家聲譽的損害可能比2021年1月6日美國的國會山騷亂還要嚴重。

首爾梨花女子大學的教授萊夫·埃裏克·伊斯利（Leif-Eric Easley）表示：“尹錫悅宣布戒嚴似乎既是法律上的越權，也是政治上的誤判，給韓國的經濟和安全帶來了不必要的風險。他聽起來就像一位被圍困的政客，正在采取孤注一擲的行動來應對不斷增加的醜聞、機構阻礙和彈劾呼聲，（但他的所作所為）無疑會使得現在這一切都加劇。”

議長周三說：“我們將與民眾一起保護民主。”

再看美國：《赦免兒子》和《赦免親家公》

《赦免兒子》和《赦免親家公》。這是獨裁專製還是民主？

新聞：《赦免兒子,赦免親家公,總統的赦免權可以赦免哪些人?》

當地時間12月1日，美國總統拜登簽署赦免令，赦免自己的兒子亨特·拜登，使其免於因非法持槍和稅務犯罪被判刑入獄。

拜登的這一決定受到美國輿論的普遍批評，也引發外界對美國總統赦免權的極大關注。那麽，美國的總統赦免權是怎麽規定的呢？

赦免兒子。赦免親家公。美國總統的赦免權可以赦免哪些人?

美國總統赦免權限於聯邦案件，對違反州和地方法律的案件無赦免權

美國憲法第二條第二款規定美國總統擁有赦免權。根據美國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憲法此條規定賦予總統赦免、有條件赦免、減刑、有條件減刑、減免罰款、緩刑和大赦的權力。

但赦免權有使用範圍，美國總統隻能赦免首都哥倫比亞特區檢方向華盛頓特區高等法院起訴的聯邦層麵違法犯罪行為，對違反州和地方法律的案件無赦免權。

美國憲法對總統赦免的權限沒有具體規定，但美國司法部下設的總統赦免事務法律顧問會就赦免事務向總統提交建議，總統有權自行決定是否赦免。

《美國聯邦法典》對申請總統赦免的程序做出了具體規定，包括申請人隻有在被法院定罪5年後才能提出總統赦免申請。不過在實踐中，美國總統可隨時作出赦免，無需當事人提出申請，總統甚至能在當事人被法院定罪之前乃至受到正式指控之前就作出赦免決定。

2022年4月26日，拜登就任後首次動用總統赦免權，宣布赦免3人，並對75名非暴力罪犯減刑。

特朗普赦免“親家公”

盡管特朗普稱拜登赦免兒子是“濫用司法”，但實際上特朗普也曾赦免過親屬，他赦免的是自己的“親家公”。

2020年12月23日，特朗普宣布了赦免26人和3項減刑命令。名單包括特朗普女婿賈裏德·庫什納的父親查爾斯·庫什納，以及特朗普2016年競選團隊的主席保羅·馬納福特和他的前競選顧問兼朋友羅傑·斯通。同時獲得赦免的還有加州前共和黨眾議員鄧肯·亨特已分居的妻子瑪格麗特·亨特。

特朗普在第一個任期內，多次行使總統的赦免權力。

2020年11月25日，特朗普赦免了其首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邁克爾·弗林。12月22日，特朗普又動用總統權力赦免15人，其中包括被控作偽證的“通俄”調查對象和被判槍殺伊拉克平民罪名成立的前“黑水”保安公司雇員。

2021年1月20日，特朗普卸任前也趕著赦免了一批人，包括自己的前首席戰略師史蒂夫·班農、共和黨籌款人埃利奧特·布羅伊迪在內的數十人。

頗具爭議的赦免權

事實上，總統赦免權從一開始就頗具爭議，不少批評人士稱赦免權並未用於仁慈教化的目的，而是被濫用以實現政治目的。

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在總統任期最後一天做出了美國有史以來第一個總統赦免決定，赦免了參與威士忌酒叛亂的領導人物。

美國曆史上一些著名總統赦免案例都不乏爭議，包括安德魯·約翰遜總統在南北戰爭後大規模赦免南方分裂政府官員；卡特總統大赦越戰時期逃兵役者；老布什赦免涉“伊朗門”醜聞的數十人。

曆史上最著名的赦免案例，當屬水門事件醜聞後，尼克鬆的繼任者福特總統赦免尼克鬆，當然這一極具爭議的赦免決定也導致事後福特的民意支持率暴跌。

除真正意義上的總統赦免外，還有具有紀念和象征意義的總統赦免活動。

比如曆任美國總統每年都會在感恩節時“赦免”兩隻火雞，這兩隻被“赦免”的火雞可以不進烤箱，安全返回農場頤養天年。美國總統“赦免”火雞的傳統已經持續了幾十年。

[yongbing1993]

社會主義是天堂沒有文化不能上







《人民日報》先後發表社論《掀起規模壯闊的掃盲大躍進》《用革命精神掃除文盲》。一個群眾性的第三次掃盲高潮很快形成。

但是，當時全國14歲到40歲的青壯年文盲，單在農村中就還有1.5億，如果照以往8年的平均速度來掃，即使一年掃300萬，也得50年才能掃完。所以，如果要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文盲，那就必須每年掃掉3000萬到4000萬，要在往年掃盲速度的基礎上加快10倍以上才行。於是，一場你追我趕的掃盲“大躍進”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群眾中蘊含著無窮的創造力，一些掃盲口號應運而生：“社會主義是天堂，沒有文化不能上”、“工業化、農業化，沒有文化不能化”、“技術是個寶，沒有文化學不了”、“文化跟著生產走”、“生產到哪裏，學習到哪裏”、“雪地是塊大石板，文盲寫字寫得歡”、“千人教萬人學，萬人教全民學”、“一切識字的人都要動員起來教人識字，一切不識字的青壯年都要組織起來努力學習”，“工業大躍進！農業大躍進！掃盲也要大躍進”、“讀百本書、寫萬個字”、“讀萬言書，寫千封信”、“一年突擊，兩年掃尾、鞏固，三年全部掃光全省(湖南)青壯年文盲”。

毛澤東打過幾次“人民文化”翻身仗？(二）

第三次：1958年《掀起規模壯闊的掃盲大躍進》

1958年春，我國的工農業生產都出現了“大躍進”的做法，文教衛生事業當然也要“躍進”。毛澤東非常希望能夠加快掃盲的步伐，要求盡快製定出新的掃盲規劃來。

2月底至3月初，教育部、團中央、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全國掃除文盲協會召開掃盲先進單位代表會。全國掃除文盲協會會長陳毅在講話中說：掃盲工作是使六萬萬人民“睜開眼睛”的工作，要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一開步走，就要識字。從掃識字盲，掃文化盲，到掃科學盲。他號召來一個文化上的“原子爆炸”。會議向全國發出5年內基本上掃除全國青壯年文盲的倡議。

陳毅關於掃盲工作氣吞山河的號召顯然是得到毛澤東支持的。3月7日、5月20日，《人民日報》先後發表社論《掀起規模壯闊的掃盲大躍進》《用革命精神掃除文盲》。一個群眾性的第三次掃盲高潮很快形成。

但是，當時全國14歲到40歲的青壯年文盲，單在農村中就還有1.5億，如果照以往8年的平均速度來掃，即使一年掃300萬，也得50年才能掃完。所以，如果要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文盲，那就必須每年掃掉3000萬到4000萬，要在往年掃盲速度的基礎上加快10倍以上才行。於是，一場你追我趕的掃盲“大躍進”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群眾中蘊含著無窮的創造力，一些掃盲口號應運而生：“社會主義是天堂，沒有文化不能上”、“工業化、農業化，沒有文化不能化”、“技術是個寶，沒有文化學不了”、“文化跟著生產走”、“生產到哪裏，學習到哪裏”、“雪地是塊大石板，文盲寫字寫得歡”、“千人教萬人學，萬人教全民學”、“一切識字的人都要動員起來教人識字，一切不識字的青壯年都要組織起來努力學習”，“工業大躍進！農業大躍進！掃盲也要大躍進”、“讀百本書、寫萬個字”、“讀萬言書，寫千封信”、“一年突擊，兩年掃尾、鞏固，三年全部掃光全省(湖南)青壯年文盲”。

受當時普遍存在的浮誇風的影響，掃盲“衛星”競相升空。1958年1月，黑龍江省寧安縣率先宣布成了基本無文盲縣。隨後，黑龍江省提出了“乘衛星，坐火箭，趕上寧安縣”的口號，經過3個月的大幹，成為全國第一個無文盲省。

在示範效應下，其他各省的掃盲“躍進”步伐也大大加快，參加掃盲的人數和已實現基本掃除文盲的地區數不斷攀升：

4月底，全國有137個縣基本掃除了文盲；

6月底，全國參加掃盲學習的約9000餘萬人，444個縣基本上掃除了文盲；

7月底，全國有639個縣、市基本掃除文盲，占全國縣、市總數的28?1%，其中，基本掃除文盲的省有黑龍江、吉林、浙江和甘肅。全國有4100多萬人摘掉了文盲帽子；

8月，掃盲數字又大大上升了。據報道，從1月到8月，我國掃除了近9000萬文盲，在全國2257個縣、市中，有1516個即67?2%的縣、市基本掃除了文盲，12個省相繼宣布為基本掃除文盲省；

10月中旬，數字達到了頂峰。據稱：全國有1799個縣、市單位基本上掃除了青壯年文盲，即79?7%的縣、市基本掃除了文盲；有17個基本無文盲省；從1958年1月到9月共掃除青壯年文盲1億人。

曆史往往令人哭笑不得，有時確實無法以理性的目光去審視。中國仿佛一夜之間就甩掉了文化落後的帽子，完全陷入一種自我陶醉的狂熱幻想中。

對於這一時期掃盲運動中出現的浮誇現象，毛澤東也發現了，並對之作出過批評。在1958年11月的武昌會議上談到“作假問題”時，他說：“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麽老實……比如掃盲，說什麽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

事物都有其兩麵性。現在回頭再來解讀1958年掃盲的這些數字時，我們必須辯證地認識。一方麵，這些數字多是浮誇的，但另一方麵又必須看到當時全民動員、參與的掃除文盲運動也確實取得了極為顯著的成績，這一點誰也無法否認。

第四次掃盲後：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

掃盲運動經過三次疾風暴雨的高潮後，取得了輝煌的戰果，新中國的文盲已經大大減少。但是，怎樣加快掃盲速度、鞏固掃盲成果和提高廣大勞動人民文化水平，仍然是擺在毛澤東麵前的一道難題。

1960年4月，一份來自山西省委的報告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

報告說，山西省萬榮縣過去10年來一貫重視掃盲工作，但複盲現象嚴重。1958年10月，萬榮縣決定在全縣廣泛地推行漢語拚音方案，采取注音識字的辦法，高速度地開展掃除文盲和業餘教育運動。1959年10月，縣委進一步總結了注音掃盲的經驗，在作了充分準備之後，一鼓作氣，在全縣範圍內掀起了萬民教、萬民學的注音掃盲高潮，取得了預想不到的成效，僅2個月即實現了青壯年無文盲縣的目標。他們所采取的注音識字的步驟是：一是學習掌握漢語拚音方案，二是借助注音字母認識漢字，三是大量閱讀注音書報，不斷擴大識字量。

正在為複盲現象苦惱的毛澤東看後，非常高興，激動地提起筆來親自為這一報告擬題：《山西省委關於在全省推廣萬榮縣注音掃盲經驗，爭取在1960年使山西成為無盲省向中央的報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9冊，第150頁。他指示將這一報告印發中央一級各部委、各黨組，並在黨報發表。他還滿懷信心地希望經過1961年的努力，爭取全國比山西遲一年完成掃盲任務。4月22日，中共中央向各地下發了這一指示。

這年的5月1日，《人民日報》在重要位置發表社論，要求認真學習、大力推廣萬榮縣的注音識字經驗，爭取提前掃除文盲。在毛澤東的親自關注下，1960年5月11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推廣注音識字的指示》，指出：“山西省注音識字經驗，是我國革命文化中一項重要的創舉，應當在全國迅速推廣。”

一花引得萬花開。“學萬榮、趕萬榮”的注音識字運動很快在全國範圍內如火如荼地展開了。這也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第四次全民掃盲高潮。

實踐證明，這個辦法果然很好，注音掃盲一般經過100小時左右的教學，學員即可達到掃盲標準：能寫書信、詩歌和閱讀報紙。廣大群眾對注音掃盲極為歡迎，他們用樸素的語言讚頌說：“注音掃盲真正好，文盲識字如飛躍，認一個來得一個，三年五載記得牢。”

這次掃盲高潮的時間並不長，隨著國民經濟的調整，掃盲運動也進入了調整。但掃盲工作仍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64年，我國開始第二次人口普查，同時也對國民的文化素質進行了一次全麵的調查。結果顯示：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經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億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現在，我國國民文化素質普遍提高了，這與毛澤東當年在掃盲方麵的不懈努力無疑是分不開的。

(本文摘自《魅力毛澤東》　劉繼興 編著　新華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