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黨是真小人民主黨是偽君子
真小人、偽君子都自私自利,區別在於真小人明目張膽,而偽君子披著“善良正義”的外衣。偽君子獲取支持而成功之後會馬上翻臉,把好處都給自己,把危害推給對方。偽君子善於偽裝自己,他的本性是惡的,而他竭盡全力用了一輩子來克製這種惡而表演偽裝的“善良“,因此,偽君子不但不會得到譴責,而且還會令人尊敬。偽君子打著“善良“的旗號,並不是為了克製自己的私欲,而是為了圖謀更多私利。偽君子傷害人的時候不一定要圖窮匕見,他完全可以在傷害人的時候仍然戴著“仁義道德”、“為你好”的假麵,所謂“被人賣了還幫著數錢”的情況是屢見不鮮的。
毛澤東曾經說過,與美國民主黨比,他更願意同美國共和黨打交道,我被“左派”架空。雖然共和黨更反共,但共和黨是真小人,而溫和的民主黨卻是偽君子。新中國毛澤東時代《文革》中,毛澤東在會見首次訪華的共和黨美國總統尼克鬆時表示:我喜歡西方的右派(政黨),不喜歡西方左派(民主黨)。右派敢公開反共,有什麽壞心眼讓人一目了然;而民主黨,卻是形左實右派,是偽君子兩麵派,口上喊著友好,背地裏踹你,捅刀子。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呐。
中國走資派和親美派們,特別是一些把自己身家資產仕途,都寄托在民主黨身上的文人、公知大V、官員,與美國民主黨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每次美國總統大選,都把寶壓在民主黨身上,捐款的捐款,搖旗呐喊的呐喊,可謂忠誠的狗仔隊。總以為民主黨要比共和黨溫和可靠,但是,事與願違,中國走資派和親美派們左右不了美國的選舉!
縱觀中美關係發展史,共和黨雖然公開強硬反共,但中美外交的突破卻是在共和黨總統執政時期,中美關係最實在的也是在共和黨執政時期。即使雙方有磨擦,共和黨政府也是公開跟你對抗,有什麽壞心眼讓人一目了然。
而民主黨雖然相對溫和,但對中國使起陰壞來,卻讓中國防不勝防。麵帶微笑的民主黨,對中國使用起“巧實力”“情報戰間諜戰”的隱蔽兩麵派手段。利用中國的右派,打擊中國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
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都是在民主黨政府任期內打起來的,《與台灣關係法》也是民主黨總統簽署的。
表麵看起來民主黨的總統都比共和黨的總統似乎友善多了吧,滿嘴仁義道德。但是,在背後卻是男盜女娼,壞事做絕。例如陰謀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卑鄙勾當就是民主黨的總統指揮的。現在,美國現任民主黨總說,又在亞洲鼓動日韓、菲律賓、越南和印度,聯合北約組織歐盟對中國宣戰,指揮菲律賓搞“國際南海縱裁案”煽動親美分子顛覆中國政權,逼迫中國給美國送錢送物資,稍不如意,就對中國大打出手。就像一個黑社會老大和土匪山大王。所以說,偽君子往往要比真小人更難對付。因為真小人是明目張膽地跟你玩陰的,而偽君子是表麵一套背地裏又一套,常常口是心非。偽君子要比真小人陰險毒辣的多!兩害相權取其輕,所以毛主席當年才會說喜歡跟共和黨這樣的“右派”打交道。
在美國曆史上,共和黨和民主黨輪流執政,雖然在本質上它們都屬於資產階級政黨,但其執政風格、政治主張以及對外關係上存在著一定的不同之處。
毛主席所處的時代,是美國的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快速攀升的曆史時期,產生過不少著名的總統,如羅斯福、杜魯門、艾森豪威爾、尼克鬆等,毛主席直接或間接同他們打過交道,並最終在與共和黨總統尼克鬆的共同努力下,開啟了中美關係的新篇章。
毛主席跟美國總統打交道,總結出的經驗是美國人傲慢,能不講理的時候就不講理,這是毛主席對美國人的總的看法,但也有所區別,他比較喜歡跟美國的哪個黨派打交道呢?
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跟美國記者斯諾談話,談到中美關係以及上台不久的共和黨總統尼克鬆表示要跟中國建立某種關係的意圖,他表達了對美國兩黨的看法。
毛澤東說:“我是不喜歡民主黨的,我比較喜歡共和黨,我歡迎尼克鬆上台。為什麽呢?他的欺騙性也有,但比較地少一點,你信不信?他跟你來硬的多,來軟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來,你就捎個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開,坐上一架飛機就可以來嘛。談不成也可以,談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麽僵著?如果尼克鬆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做旅行者來談也行,當做總統來談也行。總而言之,都行。”
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鬆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毛主席在中南海遊泳池住處會見他,兩人就一些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了暢談,談到美國的總統競選時。
毛主席說: “講老實話,民主黨如果再上台,我們也不能不同它打交道。你當選我是投了一票的。”
尼克鬆說:“我想主席投我一票,是在兩個壞東西中間選擇好一點的一個。”
毛主席說: “我是喜歡右派,人家說你們是右派,你們共和黨是右派,說英國的希思首相是右派,說西德的基督教民主黨也是右派。我是喜歡右派,比較高興這些右派當政。”
談到中國當時常用的“全世界團結起來,打倒帝、修、反”的口號時。
毛主席說:“你可能就個人來說,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也不在內。都打倒了,我們就沒有朋友了嘛。”
談話結束時,毛主席表達了跟美國交往的誠意。
毛澤東說:“我跟早幾天去世的記者斯諾說過,我們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何必那麽僵著呢?一定要談成?一次沒有談成,無非是我們的路子走錯了。那我們第二次又談成了。”
1972年7月24日,尼克鬆結束在中國的訪問回國。當天晚上,毛主席召集周恩來及其他外交界人士談國際問題。談到中國的對外政策。
毛主席說:“ 我們外交部有條路線,中左路線,喜歡左派和中間派,就不喜歡右派。世界上就是右派當權,你怎麽辦呢?而我呢,都喜歡,特別喜歡右派,尼克鬆一類人,我就說服我周圍的這些人。”
1973年2月1日,毛主席會見越南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一行,談到美國問題。
毛澤東說:“你們過去總是講美國人頑固得很。我看美國人不那麽頑固,沒有料到居然談出這樣一個協定,聽說是美國曆史上少有的,事實上承認自己失敗了嘛。它頑固不下去,早已是這樣。至於美國,中國有句古話,叫做‘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那個時候,我們有些朋友們不理解為什麽我們要請尼克鬆到北京來。美國困難大得很,別的地方緊張起來了,它一定要使東方有個緩和的局麵才能夠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它的國內,放在歐洲和地中海。他跑到北京的目的就是這個。他們天天講平衡,而這個世界就是不平衡,整個世界力量就是不平衡。天天講從實力地位出發,實際上就是想跑嘛!”
1973年 4月20日,毛主席會見墨西哥總統埃切維裏亞,談到世界形勢。
毛澤東說:“我們跟美國沒有建交,吵了二十幾年,尼克鬆為什麽到這裏來啊?就是他那個事情不大好辦了,要找我們啊,然後跑到莫斯科去,壓蘇聯一下。他自己不承認。今年二月基辛格來,我就跟他說了。他說,不是。我說,你們踩了中國人的肩膀跑莫斯科。你看,那麽一個大國,打朝鮮沒打勝,打越南也沒打勝。現在算是和了,又是吵得一塌糊塗。還是要依靠美國人民。”
1973年7月29日,毛主席會見剛果人民共和國總統恩古瓦比,談到國際關係時說:“有時候在外交政策上也不得不搞,比如美國,他們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但是我們跟它往來因為現在那個左派好是好,但是沒有權力,中間派也沒有權力,就是這個右派,反共最厲害的,尼克鬆,他有權力。”
1973年8月2日,毛主席會見青年時代的朋友、美籍華人醫生李振翩和夫人湯漢誌,談到世界關係。
毛澤東說:“自從尼克鬆總統到中國,就在這個地方,跟他談了一次話,還有基辛格博士,後頭又跟基辛格談了一次,從此名聲就不好了,說我是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勾結帝國主義。我喜歡美國人民。我跟尼克鬆也講過,我們的目的是打倒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幫助各國人民起來革命。我是個共產黨員,目的就在於打倒帝修反。”
尼克鬆訪問中國後不久,美國共和黨內為尼克鬆籌劃競選連任總統的一些人,潛入華盛頓水門大廈民主黨總部安置竊聽器,尼克鬆連任總統後不久此事被揭發,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根據收集到的證據通過彈劫尼克鬆的條款,尼克鬆被迫辭職,這就是著名的“水門事件”。尼克鬆盡管因“水門事件”而不再擔任美國總統,但毛主席對這個共和黨前總統一直保持著高度的好感和評價。
1975年7月1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遊泳池住處會見泰國總理克立時,談起了尼克鬆。
毛澤東說:“尼克鬆總統,他來了,尼克鬆不錯,他是很有能力的總統 如果方便,請代我問他好。他得罪了東部大財團。我的朋友倒黴,尼克鬆、田中角榮、希思、蓬皮杜。”
1975年10月21日,毛主席會見來訪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在談話中,毛主席說:“第一,問候福特總統先生,第二,問候尼克鬆先生。”
1975年12月31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遊泳池住處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鬆的女兒朱莉和她的丈夫戴維,朱莉帶來了尼克鬆寫給毛主席的信。在翻譯讀完尼克鬆的信後,毛主席接過信,用英語念了信末的日期和簽名。
毛澤東說:“很好,謝謝他。我還要見他, President Nixon (尼克鬆總統),歡迎他。”
1976年2月23日,毛主席生命的最後一年,他以總統的“規格”會見了來華的美國前總統尼克鬆夫婦,兩人再次相見,依舊關心著他們一手建立的中美關係。
尼克鬆說:“美中兩國雖然社會製度不同,隻要我們兩國能在世界範圍內作出共同努力,我相信這一時期就將是和平能存在下去的可能性最大的時期。要想建設一段時間的和平的世界,我們之間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毛主席稱讚尼克鬆講得好。
在告別的時候,毛主席顫巍巍地端起茶幾上的青瓷茶杯。
毛澤東風趣地說:“我們是幾十年的隔海老冤家啦!不是冤家不聚頭,不打不成交嘛!我們應該為冤家幹一杯!”
毛主席與美國共和黨總統尼克鬆的“破冰之旅”,建立起了震驚世界的中美兩國的“新關係”,這種新關係被尼克鬆稱為應歸功於毛主席的“高瞻遠矚”。
毛主席和他喜歡的美國共和黨談成了一段曆史的佳話,毛主席也因此成了尼克鬆最為欽佩的政治家,在尼克鬆的家鄉加利福尼亞州約巴林達市的尼克鬆圖書館裏,豎立著10尊與真人大小一樣的世界政治人物雕像,排在最前麵的是身著中山裝、穿圓口布鞋、坐在沙發上健談的毛主席。
美國200多年的驢象之爭,是資產階級作為統治階級內部的集團利益之爭。共和黨的赤裸裸欺騙性“比較地少一點”,在特朗普身上最生動不過了。四年前特朗普上台時,有智庫觀點認為,特朗普的敵人主要是華爾街,中國不必介入其中,影響中美關係。這種觀點自然是錯了,但這種觀點後麵的思想傾向依然存在,看不到四年前白宮換馬是對希拉裏代表的華爾街的警告,認為建製派回歸依然可以回到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由這樣的“經濟壓艙石”主導中美關係。
特朗普作為產業資本的代表,像頭野牛衝進了金融壟斷資本秩序的瓷器店,退群毀約,貿易壁壘,遏製中國,謀求製造業回流,受到底層藍領工人的支持,這種支持正如尼克鬆所說,是在兩個壞東西中間選擇好一點的一個。幾年下來,招數用盡,在疫情中焦頭爛額,還是得依靠華爾街印鈔發債,解決美國社會問題,在建製派看來,又像是黔驢技窮。
資本主義在攫取超額剩餘價值的過程中,把可變資本交付給誰的問題。特朗普的製造業回歸,不過是把可變資本給付予本國製造業工人,在誓師遏製華為5G時,身後站著兩名工程著裝的工人,就是其象征。而華爾街的全球化是要占據價值鏈高端,把可變資本給付予雇傭或者配合的科技、法律、媒體等,給付予來自剩餘價值輸出國的生產工人和供應鏈,然後再從巨額剩餘價值中支付一點給本國的福利支出,緩和階級矛盾,同時還要支付一點給剩餘價值輸出國的買辦——養狗也是需要扔幾根骨頭的。當然這一切都是在市場經濟的等價交換中冠冕堂皇的進行的,華爾街建製派滿口人權平等,在等價交換中攫取巨額剩餘價值。他們是不會像特朗普那樣,把有錢人新冠先監測,坦承為“這就是人生。”所以毛主席說“喜歡共和黨”,較少欺騙性。
拜登上台後,什麽樣的美中關係令華爾街取得更大利益呢,是特朗普的豪奪,還是華爾街的巧取,答案不言自明。曆史告訴未來,美國不變的是遏製中國,變化的,隻是手段的軟硬。四年來,特朗普給中國人充當了優秀的反麵教員,這是毛主席當年“喜歡共和黨”的證明。
《反共的華人》們反《馬克思主義》,反《共產主義》。他們想消滅《共產黨》的理由說是:《資本主義》好?《社會主義》壞?
走資派鄧小平為什麽一上台就不準討論中國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要害,目的就是否定《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是先進思想,資本主義是落後以至反動思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勢不兩立的,社會主義要消滅資本主義,埋葬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絕不能接受資本主義。目的就是要說《資本主義》好《社會主義》壞。
《馬克思主義》為了創造一個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的社會製度,而不能坑害老百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在這裏有兩層含義,一是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平等能各取所需,沒有貧富差距的人類社會。二是講公平,人人有活幹,人人有飯吃,看病、上學、養老有保障,不能窮的窮,富的富,兩極分化。富裕和公平是人類社會。這是自形成以來,曆代有識之士一直在追求的美好的社會理想。
馬克思主義之前的資本主義社會基本上屬於比較典型的封建專製獨裁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所以,馬克思預見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沒落和必然要滅亡,當然,這是一個慢長的過程。列寧則進一步提出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論斷。資本主義的優點和缺點都是世界各個階級普遍承認的,從來沒有爭議。
在資本主義社會體係中,自從產生《馬克思主義》運動後,各個資本主義國家都有一些共產黨社會主義的元素引入,如八小時工作製,勞動節,婦女節,全民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低價住房等。難道能說是社會主義“壞“嗎?
資本主義社會製度的存在遠遠長於社會主義社會製度。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中的弊端有多少?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治理等多個領域出現一係列亂象。資本主義的係統性危機和製度性衰退問題。資本主義曾對人類曆史發展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資本主義製度自身固有的弊端不斷顯現和加重,周期性經濟危機頻現,並演化為時下的係統性危機。
《金融危機》的爆發周期性,使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市場混亂、經濟增長乏力、社會不公平現象加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矛盾難以解決,就打著反對恐怖主義的旗號,試圖通過對外幹預轉移國內民眾視線,造成阿富汗、中東等地的混亂。反過來,對西方幹預的憤怒則轉化為仇視性的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一些恐怖主義組織頻繁在西方社會製造暴恐事件,加上戰亂導致的難民潮使歐洲各國疲於應付、不堪重負,加深了西方國家之間以及西方各國內部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分裂。西方國家民粹主義高漲、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右翼極端主義思潮沉渣泛起,西方精英多年來精心描述的價值觀和所謂“政治正確”遭到底層民眾的質疑、嘲弄和挑戰。從這些現象可以判斷,資本主義世界的危機不是局部的、個別領域的危機,而是製度性、係統性危機。
資本主義係統性危機的特點:波及的範圍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許多政客撤下了自由貿易的幌子,公開鼓吹貿易保護主義,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商品設立各種壁壘。這不僅使資本主義的危機波及新興經濟體,而且導致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的糾紛。過去,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高舉自由貿易的大旗,大肆向發展中國家傾銷商品,把發展中國家當作其商品市場和初級原料來源地;而當發展中國家有了一定的競爭力時,西方世界卻想方設法進行貿易保護,這充分暴露了資本主義價值觀的虛偽性。
涉及的領域多。當前,資本主義危機不僅表現在金融領域,而且涉及製造業、國際貿易,進而影響到社會結構和社會關係,以致出現價值觀危機和文化危機。美國利用掌握金融手段的便利不斷轉嫁危機,這不僅導致歐洲經濟出現紊亂,而且引起世界性的貿易萎縮和經濟下行。
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自由、平等、博愛等價值觀有利於新興資產階級爭取權利,具有曆史進步意義。但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後,資本的逐利性和這些價值觀的理想性之間就開始出現裂痕。西方國家的政客不斷高調宣揚所謂“普世價值”,但一遇到利益衝突就暴露了真麵目。
人類社會的存在以資本主義為主導,一直由人類中的少數權貴資本家地主掌握執政權。而大多數的窮人被剝削被壓迫生活在低層。共運曆史並不長,是新生的社會製度,還一直被強大的資本勢力所打壓剿殺,根本無立是之地。所以走資派《複辟》資本主義後的如今中國社會的現實也正在顯現出這些弊端來。
年輕人不懂不要緊。但不要跟著走資派忽悠誤導年青人。
今天,大陸走資派的經濟發展,是踩在《毛澤東時代》幾億工人農民打下的基礎上得來的。沒有這些工農業基礎,讓走資派鄧小平在四九年建國時能行嗎?讓走資派鄧小平在印度搞行嗎?
說《毛澤東時代》這個不好那個不行,又窮。新中國創業初期到毛澤東逝世,進步了多少?裝作看不見。隻挑一些不好的說。
假如《毛澤東時代》不被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再給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社會製度30年或40年又是如何?
反對者對《毛澤東時代》的看法隻停留在1978年之前,而不想再來30年後的社會主義強國《新中國》。恐怕多少國家會來朝聖。毛澤東在世時,世界上多少國家來朝聖。尤其是《文革》期間,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都來中國建交,或是參觀學習,見到毛主席為榮。
而走資派經營了四十多年的今天中國還能撐多久?又有什麽可供世界或人類仰望?是廁所改造嗎?但廁所改造美西方早就有了。
改開四十多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幾乎都是蔣介石國民黨留在大陸的《還鄉團》在掌權。
走資派就是蔣介石國民黨留在大陸的《還鄉團》。
蔣介石國民黨留在大陸的《還鄉團》之所以如此“惠台“,就是歡迎台灣的蔣介石國民黨的《還鄉團》來大陸。
四十多年來《無官不貪不腐》,不就是這些《還鄉團》。
近代中國的《三個不同的時代》: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時代》。
毛澤東共產黨的新中國《毛澤東時代》。
走資派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
是誰欺騙了人民走資派鄧小平。從1979年至今,也經過了40多年的實踐。走資派鄧小平正式掌握政權十年,垂簾聽政八年,之後,沒有走資派鄧小平的鄧小平路線也進行了二十多年了,加起來是將近三分之一世紀。它的成果是什麽?今天走資派中國的勞動者,都有切身的體會。能再承認走資派鄧小平理論的後果會給中國帶來什麽?!
曆史又一次雄辯的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獲得徹底解放的唯一正確的理論指導,用它來指導我們的鬥爭,就無往而不勝,離開了它,革命事業必然遭到巨大的損失。從今天現實我們深刻的體會到,今天中國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是最反動、最沒落、最腐朽、最沒有出息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
毛澤東對於世界各國的曆史、地理、政治、社會動態的了解程度,讓許多外國人士感到驚訝。20世紀30年代,美國記者王安娜在延安采訪,驚歎於毛澤東對於外部世界的了解:“毛素有博覽群書之稱,看來是有根據的。他讓我看斯賓諾莎、康德、黑格爾和羅素著作的譯本”。“毛澤東的言談是農民與學者、普通知識與高度智慧的結合,他的話對我充滿著魅力。他一次也沒到過國外,也不像朱德和周恩來那樣能說外語。可是,他對外國的製度和風俗習慣卻很有興趣”。“毛澤東好幾次和我講到他對外國有趣的見解,這些見解是從以前的西歐小說和曆史書上得來的。”
斯諾在《西行漫記》中也提到“毛澤東讀過許多關於印度的書,對於那個國家也有一定的看法。他問到我關於甘地、尼赫魯、查多巴蒂亞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印度領袖的情況。他知道一些美國的黑人問題,把黑人和美國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待遇,跟蘇聯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相對照”。
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回憶她1946年同毛澤東的那次談話時說,“他首先問我美國的情況。美國發生的事有許多他知道得比我還詳細,這使我驚訝,……他像安排打仗的戰略那樣仔細地安排知識的占有。……主席對世界大事的知識是十分完備的。”
1973年,毛澤東接見過澳大利亞總理惠特拉姆。據惠特拉姆事後回憶:“我們的談話範圍涉及曆史、當前問題、亞洲地區、文學和當代的一些人物。他很熟悉情況,知道西方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樂意對一些人物和問題發表意見。交換意見,顯然使他感到高興。聽到來自不同社會的一個陌生人的意見,他從中可能得到某種刺激,不論我的看法多麽錯誤。他的智慧和曆史感深邃而又明晰。”
毛澤東對紛繁複雜的國際形勢和發展趨勢的預見性以及觀察國際動向的敏銳性,同他所具備的豐富的國際情況知識儲備是分不開的,而這種知識儲備又與他自青少年時代起,即關注世界、心憂天下,始終學而不厭地、主動地了解世界、認識世界是息息相關的。在毛澤東身上,真正體現了中國那句老話——“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
毛澤東一生僅出國兩次,卻對世界情況了如指掌,毛澤東這種關注世界、心憂天下的情懷,早在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即已養成。
中國人民解放軍鐵的紀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三大紀律: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一切繳獲要歸公。
八項注意: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償;不打人罵人;不損壞莊稼;不調戲婦女;不虐待俘虜。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政治工作中遵循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的原則。這是人民解放軍處理官兵關係、軍隊與人民群眾關係和對敵鬥爭的基本準則。政治工作三大原則體現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是人民軍隊區別於一切剝削階級軍隊的一個根本標誌,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的政治基礎。長期以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三大原則的基礎上,建立了強有力的政治工作,發揮了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的強大威力。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堅持軍隊政治工作三大原則,對於保持人民軍隊的性質,建設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做好未來反侵略戰爭的準備,勝利完成各項任務,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官兵一致》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三大原則之一。處理官兵關係、上下級關係的準則。主要內容是:官兵政治平等,幹部愛護士兵,士兵尊重幹部,團結互助,同甘共苦,實行有領導的民主,建立自覺的紀律。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中國共產黨締造和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參加這個軍隊的人,不是為著少數人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著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鬥的。
官兵一致,是人民軍隊本質的體現,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區別於一切剝削階級軍隊的根本標誌。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中國共產黨締造和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參加這個軍隊的人,不是為著少數人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著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鬥的。
在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勞動者,政治上要體現當家作主的社會地位。新中國建立以後新中國就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因此,國家以憲法的形式規定了人民的政治地位。憲法《總綱》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的政治地位,具體體現在民主政治,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實質,主要體現在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有機統一於民主政治的整個過程。在社會主義製度下,人民不僅有維護自己合法利益不受侵犯權力,同時,也有對國家行政機關進行監督的權力,人民既有對自己合法利益正當訴求的權力,也有對損害人民利益違法行為進行檢舉揭發的權力。
在社會主義製度下,人民政治地位的保障在於經濟基礎。因此,社會主義是以生產資料公有製為基礎的經濟製度。生產資料所有製對於人們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整個過程都產生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它是決定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關係,決定了生產的目的,並且影響著財富的分配和交換。生產資料所有製不僅僅是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形式,更重要的是它所體現的經濟關係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社會主義生產資料的公有製,它能最大程度地體現社會的公平正義,使勞動成果能夠公平公正地分配給全體勞動者,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製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社會主義代表的是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的利益隻有在生產資料公有製為主體的經濟基礎上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社會主義公有製是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本質要求,隻有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才能保障剩餘產品歸勞動者所有,這是社會主義最本質的東西,是區別其他任何所有製的核心問題。
關於《民主》,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解釋的十分的透徹全麵。毛澤東說:“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句話反過來思考,就了解了鼓吹多黨民主和自由的人是本著什麽樣的意圖。
他們以為在我們的人民民主製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議會民主製度自由多。他們要求實行西方的兩黨製,這一黨在台上,那一黨在台下。但是這種所謂兩黨製不過是維護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方法,它絕不能保障大多數勞動人民的自由權利。
實際上,世界上隻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
在階級鬥爭的社會裏,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
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
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容許共產黨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為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不容許了。
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們認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認民主是手段。
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隻是一種手段。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民主屬於上層建築,屬於政治這個範疇。
這就是說,歸根結蒂,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
自由也是這樣。
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都是在曆史上發生和發展的。
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
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麵,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麵地強調某一個側麵而否定另一個側麵。
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
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製。在這個製度下,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己。
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會議上的講話》中重點論述了《民主集中製》。毛澤東指出:“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製。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
毛澤東也在這個《講話》的後麵指出了實行《集中》的原因:“許多時候,少數人的意見,倒是正確的。曆史上常常有這樣的事實,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數人手裏,而是在少數人手裏……我們黨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時候,隻有幾十個黨員,也是少數人,可是這幾十個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國的命運。”
毛澤東指出:“處在偉大鬥爭麵前的中國共產黨,要求整個黨的領導機關,全黨的黨員和幹部,高度地發揮其積極性,才能取得勝利……黨內缺乏民主生活,發揮積極性的目的就不能達到。”
毛澤東還強調:“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沒有民主,意見不是群眾中來,就不可能製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
必須建立和健全黨內民主製度。明確的規章製度,是黨內民主正常開展的重要保證。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這種規章製度“必須具體表現在領導機關、幹部和黨員的創造能力,負責精神,工作的活躍,敢於和善於提出問題、發表意見、批評缺點,以及對於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從愛護觀點出發的監督作用。”
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中指出:“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會的辦法,設黨的常任代表。我們有人民的國會,有黨的國會,黨的國會就是黨的代表大會。”
毛澤東在實踐中探索出了很多符合實際的黨內民主生活的方法。比如,正確處理少數人與多數人意見的關係,在尊重多數的同時,要保護少數。毛澤東強調,“在黨內黨外,容許少數人保留意見,是有好處的。錯誤的意見,讓他暫時保留,將來他會改的。許多時候,少數人的意見,倒是正確的。”這樣,大家才敢於發表不同意見,形成積極主動、生動活潑、能夠自由交換意見的局麵。
1957年2月,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指出,“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麵,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麵地強調某一個側麵而否定另一個側麵。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製。”在這裏,毛澤東科學地揭示了民主和集中的辯證關係:民主集中製包含了民主和集中兩個並列的方麵,二者既相互矛盾,又辯證統一。
民主和集中各自有確定的內涵,二者相互矛盾,相互製約。正如1937年毛澤東和英國記者貝特蘭談話時所指出的:“民主集中製,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將民主和集中兩個似乎相衝突的東西,在一定形式上統一起來。民主和集中之間,並沒有不可躍過的深溝,對於中國,二者都是必需的。”
民主和集中又是相互依存,相輔相成,不可分割。這裏又包含了兩個層麵:首先,集中離不開民主,民主是集中的前提和基礎。其次,民主也離不開集中,必須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毛澤東認為,離開集中講民主,必然導致極端民主化、無政府狀態和無紀律狀態。因此,毛澤東指出:“沒有民主不行,當然沒有集中更不行”。這一個“更”字,突出強調了集中的重要性。
堅持和發展民主集中製的目的,就是要維護和鞏固共產黨的團結統一。要維護和鞏固共產黨的團結統一,就必須維護中央權威。毛澤東在堅持和發展民主集中製的實踐中,主要通過嚴格共產黨的紀律和建立請示報告製度的途徑,來維護中央權威和增強黨的團結統一。
嚴格黨的紀律,反對無組織無紀律傾向。1937年,毛澤東指出,自由主義使革命隊伍失掉了嚴密的組織和紀律,要克服消極的自由主義。
1938年,毛澤東提出了“四個服從”的共產黨的紀律,並強調“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一”。1945年,七大黨章第一次把共產黨的紀律寫進總綱,同時,首次將“四個服從”作為共產黨的民主集中製的四項基本原則之一載入黨章。建國初期,毛澤東在《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中指出,“黨的團結是黨的生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破壞黨的團結就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幫助敵人來危害黨的生命。”
要建立請示報告製度,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黨組織的關係。針對共產黨內出現的無紀律無政府的錯誤傾向,1948年1月,黨中央發出了由毛澤東起草的《關於建立報告製度》的黨內指示,規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從今年起,全黨各級領導機關,必須改正對上級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的不良習慣”。這是黨中央堅持民主集中製,反對無紀律無政府傾向的長期鬥爭在新條件下的一個發展。毛澤東強調,各級黨委必須“認真克服這種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將一切可能和必須集中的權力,集中於中央和中央代表機關”。請示和報告製度,加強了中央權威,克服了一些地方存在的無紀律無政府的錯誤傾向。
曆史證明,正是有了中央權威和全黨的團結統一,中國共產黨才領導著全國人民戰勝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
什麽是人民?什麽是敵人?講《民主》必懂得什麽是人民,什麽是敵人。如不懂,或假裝不懂,籠通地對任何人講《民主》行嗎?
毛澤東說:“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的曆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拿我國的情況來說,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親日派都是人民的敵人。在解放戰爭時期,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都是人民的敵人;一切反對這些敵人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讚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
毛澤東又說:“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說來,是非對抗性的;在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說來,除了對抗性的一麵以外,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麵。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現在才有的,但是在各個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在我國現在的條件下,所謂人民內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農民階級內部的矛盾,知識分子內部的矛盾,工農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工人、農民同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工人階級和其它勞動人民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民族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等等。我們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眾之間也有一定的矛盾。這種矛盾包括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同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領導同被領導之間的矛盾,國家機關某些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作風同群眾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也是人民內部的一個矛盾。一般說來,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礎上的矛盾。“
“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廣大群眾一麵歡迎新製度,一麵又還感到還不大習慣;政府工作人員經驗也還不夠豐富,對一些具體政策的問題,應當繼續考察和探索。這就是說,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還需要有一個繼續建立和鞏固的過程,人民群眾對於這個新製度還需要有一個習慣的過程,國家工作人員也需要一個學習和取得經驗的過程。在這個時候,我們提出劃分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便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使全體人民比較順利地走過目前的過渡時期,鞏固我們的新製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馬克思說:“我為了為工人爭得每日8小時的工作時間,我自己就得工作16小時”。
由於長期營養不良、夜間緊張工作,一種叫做“癰”的病痛複發嚴重,差一點送了馬克思的命。
在1866年2月,馬克思寫信告訴恩格斯說:“‘坐’自然談不上,這在目前對我說來自然很困難,白天哪怕隻有短暫的時間,我也還是躺著繼續苦幹”。
這也難怪,畢竟,在倫敦“離群獨居”、閉關寫作《資本論》(第一卷)接近20年後,馬克思終於可以滿意地將它交付出版。
這一刻,如馬克思自己形容的那樣,他“痛快得無以複加”,雖然他曾預言,這部著作甚至不會給他帶來寫作時所吸香煙的錢。
《資本論》:資本的利潤,利潤的權力就是《暴力》的根源。人世間的《暴力》來自於資本的利潤,利潤的權力。在沒有消滅《利潤》之前,《暴力》將永遠伴隨《利潤》而來。
“如果有20%的利潤,資本就會蠢蠢欲動;如果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冒險;如果有1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冒絞首的危險;如果有3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踐踏人間一切的法律”。
1867年4月中旬的一天,倫敦通往漢堡的航線上,狂風肆作,呼嘯的海風卷起洶湧的海浪拍擊著輪船,船上的桌椅噔噔作響。馬克思緊緊靠著船舷上的欄杆站著。他暈船,但是他還是和幾個旅客聚在一起飲酒作樂、相談甚歡,他感到船上的生活是相當的有趣、相當的愉快。
這也難怪,畢竟,在倫敦“離群獨居”、閉關寫作《資本論》(第一卷)接近20年後,他終於可以滿意地將它交付出版。這一刻,如他自己形容的那樣,他“痛快得無以複加”,雖然他曾預言,這部著作甚至不會給他帶來寫作時所吸香煙的錢。
如果他能穿越到2008年10月17日的法蘭克福的一家書店——這家書店叫“卡爾·馬克思書店”,他不得不承認,被自己的這個預言打臉了。因為這天,《資本論》(第一卷)在這家書店宣告暫時脫銷。2008年9月14日,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申請破產,前後僅半年時間,華爾街排名前五名的投資銀行竟然垮掉了三家,新一輪世界經濟危機由此拉開序幕。《資本論》再次成為人們尋找危機根源的指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資本論》(第一卷)列入《世界記憶名錄》,這部著作屬於“人類的記憶”。
《資本論》包含三卷,約230萬字,這是什麽概念呢?這大約相當於一個人完成了20本今天中國的社會科學類的博士學位論文。這部巨著從開始研究到完成撰寫,馬克思用了他近半生的時間!
馬克思說:“我為了為工人爭得每日8小時的工作時間,我自己就得工作16小時”,由於長期營養不良、夜間緊張工作,一種叫做“癰”的病痛複發嚴重,差一點送了馬克思的命。在1866年2月,他寫信告訴恩格斯說:“‘坐’自然談不上,這在目前對我說來自然很困難,白天哪怕隻有短暫的時間,我也還是躺著繼續苦幹”。
馬克思為什麽如此死磕於《資本論》的寫作?據1834年的統計,利物浦工人的平均壽命隻有15歲。19世紀40年代,法國工人的平均壽命不超過30歲,並且工廠中大量存在雇傭童工的情況,許多工人每天需要勞動達18小時,工人厭惡勞動、搗毀機器、遭受懲罰的狀況屢見不鮮。為什麽大多數人付出了艱辛的勞動,生活處境還是這麽的艱難?這個疑問,盤亙於中學時就立誌為人類幸福而工作的馬克思心中。古典政治經濟學說依靠“看不見的手”,人們就可以過上美好生活;啟蒙運動說要實現“自由、民主、平等”;現在看來,都是別人家的美好生活。現實和理論出現了強烈的悖反!
而在《資本論》(第一卷)出版的約1個半世紀後,占領華爾街運動的人們又抗議道:“我們代表99%的人口,反對那些掌握40%財富的1%的人!” HISTORY REPEATS!無怪乎《資本論》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再度熱銷!
那讓我們來聽聽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診斷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毛病吧!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廣大工人沒有生產資料,可是每個人不都得吃飯、穿衣、養活家庭以及向往過上美好生活嘛?於是,工人就隻有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而作為少數人的資產階級,運用他們手中的資本,購買生產資料、雇傭工人,從而進行生產。對於資本家來說,一個工人沒有了、還有千千萬萬個工人,更何況還可以通過使用機器來替代工人;而對於工人來說,他們除了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之外,別無選擇。
馬克思問,工人朋友們,你們有沒有想過在你每天辛苦“搬磚”的那麽多個小時中,有多少小時是為維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而工作,又有多少個小時是為資本家在戰鬥呢?假設,維持你和家人一天的生活隻需要付出6個小時的工作,但是你每天必須得工作10小時甚至更多,這是為什麽呢?因為多出來的4小時是在為資本家生產價值,這就是剩餘價值。於是資本家犯了狂想病,假設工人工作6個小時工資是24元,工作10小時工資也是24元,如果可能的話,資本家希望工人一天可以工作25小時、一年工作366天!這樣,資本家獲得的剩餘價值就更多了!
沒錯,經過工人的長期鬥爭,好不容易爭取來了8小時工作製,但是,工作強度的提高,使得工人變成了流水線上的卓別林。後來,資本家還給工人配上了電腦,好讓工人回家也可以繼續幹活兒。造成這種地位不平等的原因在於生產資料掌握在資本家手中,這就是所謂的生產資料私有製;而工人除了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
恩格斯說:“自地球上有資本家和工人以來,沒有一本書像我們麵前這本書那樣,對於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資本和勞動的關係,是我們現代社會體係所依以旋轉的軸心,這種關係在這裏第一次作了科學的說明。”
馬克思說,工人朋友們,資本家賺取了剩餘價值,使得他們越來越富有、你們卻越來越貧困,後果是很嚴重的!為什麽呢?隻需追問一個問題:工人越來越貧困,那麽生產出來的產品誰來買呢?資本家嗎?可是資本家每天也隻能喝的下兩杯牛奶,他們生產牛奶的初衷就不是為自己飲用而生產的,而是為了追逐利潤!多出來的牛奶就隻能倒掉了,這就是為什麽1929-1933年世界經濟大蕭條中發生資本家將過剩的牛奶倒向密西西比河的原因。
為什麽不把牛奶分給工人們呢?這時,資本家卻對工人說: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馬克思認為,商品生產出來還不能成為到手的利潤,要成為真金白銀,還需要商品賣得出去,按照這種工人越來越貧困的趨勢推算,商品總是會出現相對過剩的,因此,馬克思把商品出售環節稱為“驚險的跳躍”。
有一個有趣的故事。小女孩問她爹:“家裏為啥這麽冷啊?”她爹說“咱家沒有煤了。”小女孩又問:“為啥沒有煤?”她爹答道:“我失業了。”小女孩繼續追問“那為什麽你失業了?”她爹回答道“因為煤太多了”。
後來,資本家為了使這一跳躍不那麽驚險,發明了消費信貸,資本通過在消費領域的擴張,將原本已經分配給勞動者的、由勞動者自己爭取而來的剩餘價值又吸收了回去,勞動者好不容易分享到勞動果實,瞬間在高昂的物價和貸款利息麵前消失殆盡。
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話,大家一定都聽過。“如果有20%的利潤,資本就會蠢蠢欲動;如果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冒險;如果有1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冒絞首的危險;如果有3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踐踏人間一切的法律”。
資本為了追逐利潤,總是有能力提高生產力,馬克思說過:“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裏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
資本有它天使的一麵,也有它魔鬼的一麵。資本的天使,使人類社會能衝破落後的封建社會枷鎖,資本的魔鬼則使他成為自己的枷鎖。所以,資本主義社會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會永遠持續下去,這就是馬克思給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判決書。
經過一個半世紀以後,資本主義依然存在,於是,一些人對《資本論》的科學性產生了疑問。可是,馬克思是個預言家,他預言的是資本主義的曆史趨勢和未來走向,他不是算命先生,不可能為資本主義的終日確定一個時間表。
實際上,資本主義一個半世紀以來發生了很多變化,比如說引入“看得見的手”、股權分享、實行高福利。可以說《資本論》中描述的那種資本主義的喪鍾其實早已敲響,通過各種修正手段,資本主義試圖自我修複,但是,每一次修正都更加說明了資本主義社會距離《資本論》中所描述的資本主義1.0版本更加遙遠。
《資本論》的出版是人類科學史上的重大事件。1871年4月25日,李卜克內西寫信告訴馬克思:“在全德國人們都在讀著根據你的《資本論》所作的關於剩餘價值和標準工作日的報告”。在馬克思誕辰100周年之時,李大釗曾經撰文說:“從前的經濟學,是以資本為本位,以資本家為本位。以後的經濟學,要以勞動為本位,以勞動者為本位了。”
《資本論》從無產者的立場解釋世界,振聾發聵!四年後,法國人民想要改變世界,1871年春天的巴黎,一場革命就要來臨。
馬克思說的很好“如果有20%的利潤,資本就會蠢蠢欲動。如果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冒險。如果有1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冒絞首的危險;如果有3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踐踏人間一切的法律。”!
有些汙染企業的建設和生產,這些企業的存在難道“人民政府的環保部門”不知道? 難道汙染企業的負責人是法盲? 難道環保部門的負責同誌是法盲?他們為了利潤(資本)敢踐踏一切的法律。
抓獲的貪汙大官和將軍們,有很多是博士、碩士的學曆,有的還是院士,這些人大多數是“人大代表”,是中國法律的製定者或監督執行者,他們的法律意識和法律知識比廣大老百姓懂的多,可是他們敢於貪汙受賄,敢於踐踏一切的法律。
有的企業(集團),為了利潤,大肆發展黑惡勢力,建立“自己的武裝”,踐踏人間法律。
有的貪官,為了收取賄賂,把造假文憑、假簡曆的人,用“潛規則”的方法,提拔重用到領導崗位。
這樣的事例還很多很多。以上所說踐踏法律的人,哪一個不懂法律,哪一個不是“知法犯法”,正是給了“資本”的自由,才使“資本”敢於踐踏法律。
在資本主義橫行的時代,怎麽能實現依法治國?國家隻有控製住“資本”,消滅《利潤》才能真正實現依法治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