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什麽多次講要感謝敵人

毛澤東為什麽多次講要感謝敵人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說：“我們有兩個大教員：一個是日本人，一個是委員長。 這兩個大教員不要薪水給我們上課。 沒有這兩個大教員，就教育不了中國人民，教育不了我們黨。至於我們黨裏麵有一些小教員，字也認得不多，也講不出好多道理，他們去講人家就不聽。後來請了一個日本人，一個中國人， 一個是日本法西斯，一個是委員長，這兩個教員幫我們一教，就教好了。”

對於中國共產黨一開始蔣介石國民黨就製造謠言，說共產黨殺人放火，共產共妻，多數人不相信，一部分人表示懷疑。後來事實證明曾幾何時，真相大白，共產黨被老百姓認為最有紀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適合人民願望的路線和政策。而蔣介石國民黨則是一個最壞的黨。

反共分子是少數人,  反共分子是損傷不了真正的中國共產黨人的一根毫毛的, 反共糞子還可以激發中國共產黨全黨和全中國人民團結起來，樹立雄心壯誌，一定要在經濟上和文化上趕上並超過最發達的西方國家。 近期美國的反共分子強迫"中共"與中國人民分開說、

在美國國內抓"共產黨員"之行動時,  就連中國共產黨內的修正主又走資派特色黨也知道,  要扶貧要自力更生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為人民服務戰勝外來侵略。這不是近期 反共分子的逼迫嗎? 中國共產黨內的左派起不了那麽大的作用。中國特色政府的左轉要感謝今天世界上年輕的一代的 反共分子。

當年的蔣介石一反共，他就倒黴了，一九四六年全力大進攻，隻有三年半，蔣介石國民黨就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打垮了。這件事是被曆史事實證實的是人人明白的。現在的外國人反華反共以及《反共的華人》，不過空口罵中國共產黨幾句，並沒有動手打。假如他們要動手打的話，也一定逃不脫蔣介石、東條英機和抗美援朝的結局。

反共分子總是借以斷章取義、混淆視聽的口實,  拚命造謠，汙蔑毛主席如何對日本人感恩戴德，借以醜化偉人之說。

1956年，毛澤東對來訪的日本前陸軍中將遠藤三郎說：“你們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你們。正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

1960年，毛澤東在會見日本文學代表團時說：“我說侵略當然不好，但不能單看這壞的一麵，另一方麵日本幫了我們中國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不會覺醒起來。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感謝日本皇軍”。

1956年毛澤東曾發表談話：“我們要感謝我們的好好先生，就是蔣介石，他把我們趕到農村去，這個時期很長，十年內戰，跟他打了十年，那就非得研究一下農村不可。”

毛澤東：“蔣介石是中國最大的教員，教育了全國人民，教育了全體黨員，他用機槍上課。”

1964年毛澤東在會見法國議員代表團時說：“感謝美國人給我們送來了一批重炮，當運輸大隊長的是蔣介石”。

由此可見，被毛主席感謝的敵人很多，隻不過，這種感謝是種嘲諷和幽默，同時還透露出偉人所特有的霸氣和自信。反共糞子是聽不懂的。

日本侵略中國所產生的客觀結果，那就是它起到了反麵教員的作用，把中國人從麻木的各顧各的自私、萎靡的精神狀態中打得清醒過來，結束了一盤散沙的不團結狀態！

毛主席的這種語言表達方式是有著特殊的語境和涵義的，反共糞子別有用心的人往往加以閹割和歪曲來達到虛無中國抗戰曆史和醜化人民領袖的不可告人的險惡目的。

在中國革命的曆史中，不僅敵對方的反麵教育不可忽視，即便是同一陣營中錯誤路線的反麵教育作用也是不容怱視的。

毛主席甚至把反麵教員的作用看做是人們探求和認識真理的必要條件之一。

在北伐戰爭和土地革命戰爭中，毛主席提出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革命道路多次被黨內的右傾和左傾路線所否定，他也因此備受非議、排斥和打擊，“靠邊站”不說，最嚴重的一次還被誤傳“開除了黨籍”。

直至經過第五次反圍剿的慘痛失敗，中央蘇區淪陷，紅軍被迫長征、血染湘江，紅一方麵軍由長征出發時的八萬六千人銳減到三萬餘人，同時丟掉了黨在白區的全部陣地，多數共產黨人才認識到了真正掌握了革命真理，找到了中國革命道路的是屬於“少數派”的毛澤東，這才有了後來挽救黨、挽救紅軍、挽救中國革命的遵義會議的召開。

這一段刻骨銘心的曆史使毛澤東主席認識到“看來讓人們認識真理，光有正麵的經驗是不夠的，還要有反麵的教訓才行！”這也許就是毛主席後來多次“感謝”那些提供給中國革命反麵教訓的日本、蔣介石、美國等反麵教員的曆史緣由吧。反共糞子是聽不懂不明白或斷章取義為反而反的。有了這些反共糞子的不斷堅持反共使中國共產黨不斷地成長壯大。

在1963年9月3日毛澤東說：“我們有兩種經驗，錯誤的經驗和正確的經驗。正確的經驗鼓勵了我們，錯誤的經驗教訓了我們。蘇聯把專家撤走，撕毀了合同，這對我們有好處。我們沒辦法，就靠自己，靠自己兩隻手。……蘇聯撤走專家，到現在已經三年了，我們的工業建設搞出了許多自己的經驗。離開了先生，學生就自己學。有先生有好處，也有壞處。不要先生，自己讀書，自己寫字，自己想問題。這是一條真理。”

沒有蘇聯中國就不能活嗎?  同樣沒有美國中國就不活了嗎?  

中國人民靠著自己的兩隻手，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1967年6月17日，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顆氫彈。

要不是赫魯曉夫的棄義，中國要獨立自主地搞出這麽大動靜，也不太現實，那就要看人臉色，受人製約，中國的獨立自主就打了折扣，或者要延遲到不知何年何月了。赫魯曉夫教育了中國人民，靠別人是靠不住的，應不應該給他發一個大勳章呢?

毛主席說的還是沒有錯，應該發一個。任何的成功都是需要教員的，它可以傳道、授業、解惑，但隻是有這樣的教員還是不夠，還不足以成功，凡成大事者，還需要另一種教員，那就是“反麵教員”。毛主席就非常重視反麵教員的作用，赫魯曉夫隻是一例，被毛主席表揚過的反麵教員多了去了。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說：“我們有兩個大教員：一個是日本人，一個是委員長。 這兩個大教員不要薪水給我們上課。 沒有這兩個大教員，就教育不了中國人民，教育不了我們黨。至於我們黨裏麵有一些小教員，字也認得不多，也講不出好多道理，他們去講人家就不聽。後來請了一個日本人，一個中國人， 一個是日本法西斯，一個是委員長，這兩個教員幫我們一教，就教好了。”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中國人民又迎來了另一個反麵教員，美國人。毛主席說: “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係，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

毛主席在《別了，司徒雷登》這篇文章裏，對美國這個反麵教員感謝了一番：“那些認為‘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不拿薪水上義務課的好教員，他是如此誨人不倦地毫無隱諱地說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國之所以沒有大量出兵進攻中國，不是因為美國政府不願意，而是因為美國政府有顧慮。第一顧慮中國人民反對它，它怕陷在泥潭裏拔不出去。第二顧慮美國人民反對它，因此不敢下動員令。第三顧慮蘇聯和歐洲的人民以及各國的人民反對它，它將冒天下之大不韙。”。“那些近視的思想糊塗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你們的好教員。你們所設想的美國的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一掃而空。不是嗎?你們能在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裏找到一絲一毫的仁義道德嗎?美國確實有科學，有技術，可惜抓在資本家手裏，不抓在人民手裏，其用處就是對內剝削和壓迫，對外侵略和殺人。美國也有‘民主政治’，可惜隻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獨裁統治的別名。美國有很多錢，可惜隻願意送給極端腐敗的蔣介石反動派。”

美國這個教員給中國人上的課，效果是顯而易見的，長效性也有目其睹，如果沒有這堂課，在後來的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人民怎能“雄糾糾，氣昂昂，跨過鴨綠江”，打敗美帝“野心狼”呢?又怎能在後來的反霸鬥爭中，構建“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宏大戰略呢?

新中國成立以後，毛主席特別注重曆史經驗的總結，“反麵教員說”便是曆史經驗的特別重要的一麵。1956年4月29日，毛主席說：“失敗的教訓同樣值得研究，它可以使人少走彎路。王明的教條主義錯誤 ，曾給我國的革命造成很大的損失。但是他的錯誤對我們有幫助，教育了黨，教育了人民，從這一點上講，我本人就是他的學生。我們的教員不隻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帝國主義是我們的教員，蔣介石是我們的教員，犯錯誤的同誌也是我們的教員。沒有他們，我們就學不會辦事。”

1956年7月14日，毛主席說：“我們黨的曆史上有過多次‘左’傾和右傾的路線錯誤。其中最嚴重的是陳獨秀的右傾和王明的‘左’傾。此外，還有張國燾、高崗等人的右傾錯誤。犯錯誤也有好處，可以教育人民，教育黨。我們有很多反麵教員，如日本、美國、蔣介石、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張國燾、高崗。向這些反麵教員學習，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在曆史上，英國同我們打過很多仗。英國、美國、日本、法國、德國、意大利、沙俄、荷蘭，都很喜歡我們這塊地方。他們都是我們的反麵教員，我們是他們的學生。”

毛主席談到關於學習蘇聯的問題，要學好的，不要學壞的，但他同時也指出壞事的作用，他說：“壞事也算一種經驗，也有很大的作用。我們就有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這些人，他們是我們的教員。此外，我們還有別的教員。在國內來說，最好的教員是蔣介石。我們說不服的人，蔣介石一教，就說得服了。蔣介石用什麽辦法來教呢?他是用機關槍、大炮、飛機來教。

還有帝國主義這個教員，它教育了我們六億人民。一百多年來，幾個帝國主義強國壓迫我們，教育了我們。所以，壞事有個教育作用，有個借鑒作用。”“中國第一次王明路線搞了四年，對中國革命的損失最大。王明現在在莫斯科養病，我們還要選他當中央委員。他是我們黨的教員，是教授，無價之寶，用錢都買不到的。他教育了全黨不能走他的路線。這是我們第一次吃斯大林的虧。

第二次是抗日戰爭的時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見斯大林的，他能講俄文，很會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國來。過去他搞‘左’傾，這次則搞右傾。在和國民黨合作中，他是‘梳妝打扮，送上門去’，一切都服從國民黨。他提出了六大綱領 ，推翻我們黨中央的十大綱領，反對建立抗日根據地，不要自己有軍隊，認為有了蔣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們糾正了這個錯誤。蔣介石也‘幫助’我們糾正了錯誤。王明是‘梳妝打扮，送上門去’，蔣介石則是‘一個耳光，趕出大門’。蔣介石是中國最大的教員，教育了全國人民，教育了我們全體黨員。他用機關槍上課，王明則用嘴上課。”，"他們當時的主要錯誤，就是教條主義，硬搬外國的經驗。"

1957年7月9日，毛主席說：“右派是很好的反麵教員。我們中國曆來如此，有正麵的教員，有反麵的教員。人需要正反兩方麵的教育。日本帝國主義是我們第一個大好的反麵教員。從前還有清政府，有袁世凱，有北洋軍閥，後頭有蔣介石，都是我們很好的反麵教員。沒有他們，中國人民教育不過來，單是共產黨來當正麵教員還不夠。現在也是一樣。我們有許多話他們不聽。”看到沒有，這就是毛主席的厲害之處，他恐怕是古往今來最謙遜的人了，世間萬物皆可為師，敵人可以為師，錯誤可以為師，黑暗可以為師，他所見的教員，正麵的數不勝數，反麵的比比皆是，試問天下，誰可匹敵?尤其是他的“反麵教員說”，是他尤為看重的法寶，那是他的辯證法，那是他的馬克思主義，他用來汲取經驗，他用來增長才幹，他用來樹立信心，他用來出奇製勝，他用來教育人民。毛主席領導中國革命從勝利走上勝利，馬列主義的指導固然重要，反麵教員的作用也不低估。

[yongbing1993]

上帝繞特朗普一命是有原因的！







轉載《特朗普：上帝繞我一命是有原因的！我們將拯救美國》

美國媒體預測特朗普在2024年的美國大選中獲勝，特朗普當地時間11月6日淩晨在佛州競選總部發表了勝選演講。

特朗普感謝了支持者，並宣布勝選。

特朗普還對支持者說：“很多人告訴我，上帝饒了我一命是有原因的。這個理由是為了拯救我們的國家，恢複美國的偉大榮光。現在，我們將共同完成這一使命。”

他補充道：“擺在我們麵前的任務並不容易，但我會把我靈魂中的每一分精力、精神和鬥誌都投入到你們托付給我的工作中。”

在2024年競選總統時，特朗普曾在7月份遭遇槍擊，他當時耳朵被子彈擊中，臉上血跡斑斑。分析認為，這次槍擊案以及特朗普中槍後的英勇表現為他贏得了不少選民的支持。馬斯克就是在槍擊案發生後立即宣布支持特朗普。

《將拯救美國》？！

《美國》怎麽啦？

《美國》需要拯救？

《美國》亡了？或是《美國》即將要亡了？需要拯救？

特朗普上台之前的《美國》不是信上帝了？

誰能拯救《美國》？

特朗普能拯救《美國》？

還是上帝能拯救《美國》？

還是中國能拯救《美國》？

試目以待：特朗普是如何拯救《美國》的。

[yongbing1993]

中共中央重拳出擊組建了中財委







毛澤東等進北京城以後，中國共產黨人麵對的是國民黨政府留下的爛攤子，工廠停工、工人失業、經濟崩潰、投機商人乘機興風作浪，囤積居奇，為此，中共中央重拳出擊，組建了中財委，統一處理全國經濟問題。1949年4月到1950年3月，全國各地區先後發生四次大規模的物價上漲，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為此進行了曆時一年的穩定物價的鬥爭，這是新中國成立前後經濟戰線上的一次重大戰役。這場戰役的勝利，結束了國民黨統治時期延續10餘年的惡性通貨膨脹和物價暴漲的混亂狀態，建立起物價穩定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秩序，為迅速恢複發展國民經濟創造了良好的開端。

1949年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走向全國勝利的一年，同時又是解放區財政經濟困難的一年。由於帝國主義長期侵略和掠奪，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統治，加上長期戰爭的破壞，到了1949年，財政枯竭，投機倒把猖獗，城鄉交通阻隔，原材料匱乏，產品滯銷，工人失業，正常經濟活動受到嚴重破壞，並出現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的局麵。1949年，全國已解放的地區出現四次大的物價波動。

當時，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已充分意識到了這個問題。1949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通知中指出：目前解放區的經濟狀況和財政狀況，存在著很大的困難，雖然我們的困難要小得多，但是確實有困難，這主要是物資和兵員不足供應戰爭的需要，通貨膨脹已達到了相當大的程度。而當時財政工作主要是由華北財委來負責的，華北財委是在統一了華北、華東、西北、中原幾地的財經工作基礎上建立的，它在協調和組織幾個區的財經工作中仍存在著實際的困難。許多中央領導人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毛澤東了解到這些情況，黨中央因而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建立中財委來統一領導全國的財經工作。

1949年5月31日，中央發出了《關於建立中央財政經濟機構大綱(草案)》的文件，由劉少奇起草，毛澤東審定，這個大綱指出了中財委的目的是“為了供給目前人民革命戰爭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並使各地方的財政經濟機構和中央財政經濟機構建立正確的關係”。《大綱》還要求：

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之下，立即建立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並陸續建立若幹中央財政經濟部門，作好目前中央的財政經濟機構，這些機構，在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以前的幾個月內，由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以命令建立之，並受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之委托，計劃並領導國家的財政經濟工作，中央各財政經濟部門在財政經濟計劃方麵應服從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的決議，各部門的主要負責人應加入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為委員；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應陸續設立中央計劃局、中央財經人事局、中央技術管理局、私營企業中央事務局、合作事業中央管理局、外資企業中央事務局等工作機構，此外，以現在華北人民政府各財經部門為基礎，應即陸續建立中央財政處、中國人民銀行、海關總署、中央商業處、交通處、燃料處、金屬處、紡織處、工業處、農業處、林業處、水利處和中央鐵道部等各中央財政經濟部門在東北、西北、華中、華東等區域及各省各大中城市，均應建立財政委員會及各級人民政府委員會的若幹財政經濟部門，並在中央與上級財政經濟機關的領導之下進行工作。這就確定了中財委作為黨在經濟戰線的統一領導機構的地位。新中國建立後，它成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的財政經濟委員會，統一領導全國的財經工作。

當時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誰來領導中財委。毛澤東等中央領導首先把目光投向了陳雲。陳雲曾主持過陝甘寧晉綏五省聯防財經辦事處，後來領導東北財經委員會，工作十分出色，穩定了東北經濟形勢。因此在新中國建立初急需懂經濟的人才的時候，自然陳雲就被任命為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主持新中國的財經工作。在毛澤東和其它領導人確定大政方針的情況下，中財委作為黨中央的財經參謀部和具體作戰的指揮機構，在陳雲的領導下，工作是做得出色的。

中財委成立後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開上海會議，研究部署以穩定金融物價為中心的經濟工作。

新中國建立伊始，百事待舉，需要解決的財經問題很多，遇到的困難很大，如何迅速治理好國民黨政府留下的滿目瘡痍的爛攤子，盡快實現財經統一，製止通貨膨脹，穩定市場物價，恢複工農業生產，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國麵臨的一項十分艱巨複雜的任務。

1949年8月到10月，由於經濟發展需要，貨幣發行額曾一度比7月底增加了6倍多，而此時物資又明顯不足，再次出現了通貨膨脹的危險，而當時一些投機資本家敵視新生的人民政權，認為新政權是土包子，隻會打仗，不懂經濟，即所謂“共產黨軍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經濟是零分”，因而正借此興風起浪，妄圖打擊新中國的經濟基礎。

奸商們的投機活動嚴重地威脅著人們生活，擾亂了社會秩序，懲治奸商，穩定市場，穩定人民的情緒，已成為一件十分急迫的事情。

在毛澤東和陳雲等中財委的人看來，遇到問題和困難是不可能照搬過去的經驗或引用外國的經驗的。隻能根據實際情況辦事，碰到了問題，才能拿出新的觀點和辦法，一件一件事來做。在農村和城市遇到的問題不一樣，解決辦法不一樣。東北中等城市的財經工作和上海、天津、武漢、南京等大城市的財經工作又不一樣，蘇聯十月革命後的經驗與中國的經驗也不一樣，這些都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需要深刻的洞察力和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而這些都是毛澤東一貫提倡的，開國前後與私營工商業在市場物價方麵的鬥爭，幾經反複，鬥爭激烈，才穩定下來。

這場鬥爭，是關係人民幣的信用，關係城市上億人民的生活，關係社會主義市場與資本主義市場誰勝誰負的鬥爭，經過四波三穩四次較大的鬥爭，穩定物價才打下了基礎。最初，毛澤東和陳雲等中財委的人都意識到必須同先穩住上海，才能進一步穩住全中國的經濟和政治。

在上海的五次經濟決戰中，有1949年5月北京市場上的銀元鬥爭，這次是政府用行政命令打退的。政府公布黃金、美鈔、銀元不許自由買賣，不許流通。第二次是1949年7至10月的物價風潮，當時毛澤東和陳雲等中財委的人意識到上海的漲價風潮不能抑製主要是糧食和紗布，一個是吃，一個是穿，“人心亂不亂，在城市中心是糧食，在農村主要靠紗布”。

當時中財委組織糧食調度，到1950年底，國家掌握的糧食最高達17億斤，夠一年半的周轉，在米價風漲時，國家做統一拋售，打垮了大投機商，而對於紗布，一方麵是組織從全國統購，另一方麵用經濟手段迫使資本家拋售囤積的紗布，即在資本家大量用資金囤積紗布時，用稅收、公債、工人工資等來迫使資本家急需資金，而又不許國營企業和銀行向他們貸款，這樣資本家隻有出售手中的紗布，並且隻有以低價出售。

[yongbing1993]

毛澤東：如何奠定新中國的家底





毛澤東：一定要打一場經濟的勝仗。

新中國建立伊始，百事待舉，需要解決的財經問題很多，遇到的困難很大，如何迅速治理好國民黨政府留下的滿目瘡痍的爛攤子，盡快實現財經統一，製止通貨膨脹，穩定市場物價，恢複工農業生產，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國麵臨的一項十分艱巨複雜的任務。

1949年8月到10月，由於經濟發展需要，貨幣發行額曾一度比7月底增加了6倍多，而此時物資又明顯不足，再次出現了通貨膨脹的危險，而當時一些投機資本家敵視新生的人民政權，認為新政權是土包子，隻會打仗，不懂經濟，即所謂“共產黨軍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經濟是零分”，因而正借此興風起浪，妄圖打擊新中國的經濟基礎。

奸商們的投機活動嚴重地威脅著人們生活，擾亂了社會秩序，懲治奸商，穩定市場，穩定人民的情緒，已成為一件十分急迫的事情。?

在毛澤東和陳雲等中財委的人看來，遇到問題和困難是不可能照搬過去的經驗或引用外國的經驗的。隻能根據實際情況辦事，碰到了問題，才能拿出新的觀點和辦法，一件一件事來做。

在農村和城市遇到的問題不一樣，解決辦法不一樣。

東北中等城市的財經工作和上海、天津、武漢、南京等大城市的財經工作又不一樣，蘇聯十月革命後的經驗與中國的經驗也不一樣，這些都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需要深刻的洞察力和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而這些都是毛澤東一貫提倡的，開國前後與私營工商業在市場物價方麵的鬥爭，幾經反複，鬥爭激烈，才穩定下來。

這場鬥爭，是關係人民幣的信用，關係城市上億人民的生活，關係社會主義市場與資本主義市場誰勝誰負的鬥爭，經過四波三穩四次較大的鬥爭，穩定物價才打下了基礎。最初，毛澤東和陳雲等中財委的人都意識到必須同先穩住上海，才能進一步穩住全中國的經濟和政治。

在上海的五次經濟決戰中，有1949年5月北京市場上的銀元鬥爭，這次是政府用行政命令打退的。政府公布黃金、美鈔、銀元不許自由買賣，不許流通。第二次是1949年7至10月的物價風潮，當時毛澤東和陳雲等中財委的人意識到上海的漲價風潮不能抑製主要是糧食和紗布，一個是吃，一個是穿，“人心亂不亂，在城市中心是糧食，在農村主要靠紗布”。

當時中財委組織糧食調度，到1950年底，國家掌握的糧食最高達17億斤，夠一年半的周轉，在米價風漲時，國家做統一拋售，打垮了大投機商，而對於紗布，一方麵是組織從全國統購，另一方麵用經濟手段迫使資本家拋售囤積的紗布，即在資本家大量用資金囤積紗布時，用稅收、公債、工人工資等來迫使資本家急需資金，而又不許國營企業和銀行向他們貸款，這樣資本家隻有出售手中的紗布，並且隻有以低價出售。

新中國建立初克服經濟困難除了平息漲價風潮，穩定工商業以外，毛澤東、中共中央還考慮采取有力的措施以克服新中國麵臨的嚴重的財政經濟困難。其首要的一項手段就是統一全國的財政經濟管理。當時已解放的老解放區雖已連成一片，但除了政策上的統一以外，財經管理工作完全處於分散狀態，各有貨幣，各管收支，解放區之間隻能做到少數軍用品和少數物資可以調撥，遠遠未能達到全國財經工作的統
一，這不能適應全國統一政治局麵的需要。

統一財經是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采取的一項重要的財政經濟方針。《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指出：“過去國家支出的大部分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和依靠增發通貨，現在則公糧和稅收大多尚由各區、省、市、縣人民政府管理，此種財經上的不統一和收支機關之間的脫節現象，如果任其繼續下去，則勢必額外增加通貨的發行。”

這次統一財經工作的範圍很廣，基本內容有三項：第一，統一全國財政收支；第二，統一全國物資調度；第三，統一全國現金管理，其中主要是統一全國財政收支，重點又是統一收支，保證中央財政的需要。

財政收入即公糧、稅收及庫存物資的全部，公營企業的利潤和折舊的一部分，統歸國庫，沒有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的支出命令，任何部門不得動支，所有庫存物資，由中財委統一調度，合理使用，以減少財政支出，指定人民銀行代理國庫，一切軍政機關和公營企業的現金，一律存入銀行，不得存入私人行莊。

支出方麵：軍隊的供給統一於解放軍的後勤部，政府機關、學校、團體則按照規定的編製和供給標準供給；統一重要物資調撥，當時，上海無大米，無棉花，同時因為生產沒有恢複，運往外地的工業品不多，又無運力把米和棉花運進來，因而，毛澤東和黨中央做出決策：為了穩定上海，占領全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實行全國重要物資的統一調撥，以做到互通有無。

在統一財經的過程中一個十分突出的影響深遠的問題就是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問題。一方麵，統一財經是必要的，特別是因為當時收支嚴重脫節，公糧和稅收大半在地方手裏，近水樓台先得月，自己可以先用，中央拿不到，但900萬人裏500萬軍隊是要“吃皇糧”，由中央支出的。發在下麵，支在上麵，中央存在嚴重的虧空。同時要進行建設，在經濟底子薄的新中國是需要集中一些經濟力量、財政力量，才能辦成一些大事的，這就同以前毛澤東軍事上講的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有異曲同工之妙。

可是另一方麵財經統一以後，地方積極性和企業的積極性可能被消磨，難以調動地方、部門、單位的責任心、主動性和創造性。全國財政實行統一管理之後，地方上仍有一定的財力和財政，在財政收入上，公糧附加和地方稅收，仍歸地方支配，國家工廠的一部分劃歸地方管轄，此外，東北地區的經濟建設可先行一步，以便更好地支援全國，但是這畢竟是有限的，地方要麽認為權力受限，要麽增長了對中央的依賴思想，總的說來有以下幾點：

財經的統一給地方帶來了困難與不利，限製了地方積極性；統一財經後，在某些工作上中央管得過多了，如國際貿易工作，並沒有區別全國性比重較大的業務與地方性比重較大的業務，統一由全國的各個專業公司實行垂直的領導，這樣就使得某些地方性比重較大的業務，特別是在土特產的產銷上，限製了地方“因地製宜”的作用；屬於中央集中管理但又分散在各地的企業，如中央直接管理的工礦業、鐵路、銀行、國營貿易公司等等，與地方關係不清，在對這些企業單位的領導管理工作中，沒有明確決定哪些職權是屬於中央的，哪些職權是屬於地方的，使得地方當局難於處理本地區與中央直屬企業的關係。?

黃克誠當時就給毛澤東和中財委寫信，批評了中南地區出現的隨意上收企業，限製地方經濟發展的做法，提出了應發揮地方辦工業的積極性。?

對此，毛澤東十分重視，當即下令中財委解決，同時他更從戰略上提出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問題，要求把獨立性和統一性結合起來，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依照這個戰略思想在實踐中不斷探索中央和地方的關係調整。當時，政務院就通過了中財委提出的《關於1951年度財政收支係統劃分的決定》、《國營工業生產建設的決定》和《劃分中央和地方在財政經濟工作上管理職權的決定》等幾個文件，提出在繼續保持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統一領導、統一計劃和統一管理的原則下，把一部分適宜於地方政府管理的職權交給地方政府。?

這幾個文件具體說來主要明確了地方的部分財政權力，其一，把一部分國營企業或一部分財經業務劃給地方。其二，分散在各地的由中財委直接管理的企業單位，其政治工作均由大行政區人民政府指定的地方當局領導，政治工作一定要以生產為中心，以業務為中心，必須防止政治工作與生產和業務遊離的現象。毛澤東還指出，在統一財政支出時，除了具體的政策辦法以外，還要注重講道理和工作方法，應向各地講清楚統一與分散的利害得失，說明革命者的責任要服從全局，當然也要保證地方的開支。有些收入可以采取分成或實行按比例提成的辦法，預防和克服地方的消積抵觸。?

毛澤東還多次指出，中央和地方要相互配合，協調一致，地方以大局為重，中央也對地方的情況予以照顧。解決各地區的問題要從全局出發，各個地區的解放，有先有後，情況也各不相同。解決各地區的財經問題，必須從各地區的實際情況出發，區別對待。?

比如，東北地區工業基礎比較大，恢複生產的條件比較好，在經濟建設上先行一步，對全國經濟的恢複有好處，同時，為保證這個地區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應當允許東北地區單獨使用一種貨幣，即東北幣繼續在東北地區流通使用，以山海關為界，與人民幣保持合理的比價，這樣，東北地區的經濟建設即可不受關內物價波動的影響，能正常進行。東北地區則以重要物資支援關內，向全國其它地方提供大米、大豆、餘糧、鋼、枕木等。?

同時，地方與地方之間則互通有無，大宗物資的調撥經中財委，小宗物資的交換，各地區相互協商處理。?

1950年4月13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七次會議講話指出：過去的六個月我們在財政收支，穩定物價方麵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績，我們的財政方針是正確的，我們國家的財政情況開始好轉，這是很好的現象。他還指出全國財經工作統一的勝利，其意義不亞於淮海戰役。並且讚美陳雲，可稱之為能。在這裏，他是借用諸葛亮在《前出師表》裏敘述劉奮誇獎向寵的用語(“將軍向龐，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來讚揚陳雲的理財之道。?

6月6日在七屆三中全會的《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書麵報告，毛澤東再次明確肯定了人民政府在幾個月內實現全國範圍的財政經濟工作的統一管理和統一領導，爭取了財政收支平衡，製止了通貨膨脹，穩定了物價，並進一步指出要鞏固財政經濟工作的統一管理和統一領導，鞏固財政收支的平衡和物價的穩定。在此方針下，調整稅收，酌量減輕民負。?

從1950年3月開始，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下決心統一了貨幣，統一了財政，統一了物資調撥。這樣，中財委即可對各項問題作出統一的規定，統一計劃和管理，比如稅種、稅目、稅率，國營工業的生產計劃，原料來源，產品推銷；外銷物資，外匯使用；內地物資的調撥；物價管理，鐵路、輪船的合理使用；郵電的管理等等，到1950年第一季度都陸續作出了統一規定。之後，國家財政收入急劇增加，支出相對減少，而且國家收支都集中到中央金庫，整頓財政不到半年，在1950年4月，財政收支出現了接近平衡的局麵，這也正是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全國各級幹部和廣大群眾協力同心取得的巨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