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360)
2018 (398)
2019 (358)
2020 (353)
2021 (347)
2022 (360)
2023 (339)
我隨時都能夠開槍打死撲來盜賊
寒春：「我隨時都能夠開槍打死撲進來的盜賊！」
《哈裏斯：我有槍，擅闖我家者小心挨槍子兒》美國副總統哈裏斯告訴美國知名電視製作人奧普拉·溫弗瑞，擅自闖入她屋子裏的人「會被槍擊」。兩人在談到槍支法時，本身擁有槍的哈裏斯在現場觀眾麵前不經意地說：「如果有人闖進我的家中，他們會被開槍。」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三分之一的美國人擁有槍。
諾貝爾和平獎其中有一條：即「她采取積極的、非暴力的方法，緩和衝突及建製上的不公義」。
寒春在電子郵件反駁:「我不會接受提名。因為最鼓吹暴力的是美國和以色列，他們使用國家「恐怖主義」手段，打擊那些隻剩下以自己的生命殺出血路的人。所有解放戰爭都一定要武力對付攻擊他們的人。當年在陝西北部，那幫盜賊快要殺進來的時候，他們(共產黨同誌)也不給我一把手槍，因為他們說我連一隻兔子都下不了手！其實，我隨時都能夠開槍打死撲進來的盜賊！ 」
寒春：「因為最鼓吹暴力的是美國和以色列，他們使用國家「恐怖主義」手段，打擊那些隻剩下以自己的生命殺出血路的人。 “
寒春：「所有解放戰爭一定要武力對付攻擊他們的人。」
寒春：「當年在陝西北部，那幫盜賊快要殺進來的時候，他們(共產黨同誌)也不給我一把手槍，因為他們說我連一隻兔子都下不了手！其實，我隨時都能夠開槍打死撲進來的盜賊！
對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寒春（Joan Hinton）一口拒絕參加《全球千名婦女爭評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計劃，因為她對其中一項的評選準則不以為然，即“她采取積極的、非暴力的方法，緩和衝突及建製上的不公義」。寒春在電子郵件反駁:「我不會接受提名。因為最鼓吹暴力的是美國和以色列，他們使用國家「恐怖主義」手段，打擊那些隻剩下以自己的生命殺出血路的人。所有解放戰爭都一定要武力對付攻擊他們的人。當年在陝西北部，那幫盜賊快要殺進來的時候，他們(共產黨同誌)也不給我一把手槍，因為他們說我連一隻兔子都下不了手！其實，我隨時都能夠開槍打死撲進來的盜賊！ 」
寒春直截了當說「不」，並沒有澆熄我們的熱情，卻勾起我們去采訪她的興趣。估計她既然讚成以暴易暴，性情可能挺剛烈、凶悍的，殊不知她是那麽溫和、風趣。笑談之下，寒春打開那記憶的寶藏，嘩啦道來研究科學、參與革命的經驗。後來，她嬌捷地帶領我們參觀她心愛的黑白花奶牛，還有細心講解農場上她精心研製的設施配套。
一個《沉戈的詩》：《起來》
《起來》
作者：沉戈
不要躲進自我
關門反省
我們是無罪的
也不要隱居深山
與古寺為伴
人心不是石頭
我們要到廣場上去
去流一些血
讓被壓迫者
發出憤怒的吼聲
讓我們像人一樣
活著
或死去
讓我們滾燙的血
染紅黎明的朝霞
而不是染紅權勢者
貪婪的嘴
我們
牛馬般被奴役
猴子般被戲弄
我們
被迫著
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
我們要到戰場上去
去流一些血
讓我們鮮紅的血
染紅硝煙卷裹的
旗幟
《改革黨》走資派為什麽不讓提《階級》和《階級鬥爭》？就是因為《改革黨》走資派是統治階級，是剝削階級，是壓迫階級。 `
陽和平：當時同事中間，多數老工人都很感激社會主義製度，認為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他，整個身心都撲在工作上，光華廠有的工人是從農村來的，跟農村比條件要好得多，也很滿足。
陽和平：八十年代初期，改革輿論中間有一個說法叫“大鍋飯養懶漢”，其實在毛澤東時代我和同事們一點都不會偷懶，是到了美國以後才學會偷懶的。
陽和平：除了工作條件和收入之外，人生意義追求也是很重要的，我父母離開美國毅然奔赴延安，生活條件和工作環境雖然比他們在美國時艱苦的得多，但他們自己認為窮鄉僻壤的創業和生活更有意義，是值得追尋的人生意義。我父親在那負責農場的奶牛養殖，我母親應用它的物理學知識改良農具，設計牛場，我就是北京出生，在西安的一家國營農場並在那裏長大的。我爸爸常說他們是為活而食，不是為食而活。
陽和平：那時代提倡雷鋒的螺絲釘精神，我當工人時有一種一輩子當螺絲釘的想法，也心甘情願，全副心力都放在生產上，看技術上有什麽需要改進的，整天琢磨這些設備，到處看，到處觀察，有一次發現熱壓機的底座鑄鋼裂了，需要修理。
陽和平：隻是到了美國之後，才想著要當技術工人，爬上高等級。當時在光華根本沒有多想，前途是什麽，以後要怎麽樣，隻是想著幹好工作，連上大學的念頭都沒有起過。那時物質上的東西不多，級差不明顯，也許有人想要爬上去掌權，但幹部和工人誰說了算，還是有得爭的。
陽和平：回想起來，毛澤東時代的工人真的有點“傻”，總認為我們的勞動目的不是為資本家賺錢，而是為國家為自己，所以勞動上有一種自覺性，不依賴幹部的強迫和監督。真正在第一線的生產工人，他們對自己的勞動是有成就感的，有一種在勞動中間創造出來產品東西，而個人對勞動成果還有感情。
陽和平：當時工人在一起吃住，在一塊兒勞動，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也很好，很溫暖，非常讓人懷念，吃飯在食堂，住在宿舍裏，還一塊學習。我到了美國去以後，老是想家，想的不光是我的父母，還想著光華的工人，夢裏常常都想著他們。
一個美裔中國人在國營工廠經曆
作者：陽和平教授
《文革時期在光華木材廠的工作經曆》（二）
當時廠裏沒聽說過職代會，有一個造反派組織大聯合形成的工代會。70年預備召開四屆人大，我們廠裏也組織討論憲法，參加人大代表選舉，那時國家政治上什麽大的東西要發下來討論，主要是召開車間和班組會議進行，小組開會把意見集中起來。開會有時也流於形式，有時也開全廠大會，經常涉及的倒是福利和食堂等問題。
要是幹部幹什麽大家不同意，大字報就來了，不需要形式化的程序，因為有這些潛在的威脅，幹部也不敢亂來，因為不是那種幹群嚴重對立，反應意見的渠道多種多樣，都很有效。討論生產計劃，有些事明擺著的，技術革新和人員安排該怎麽辦，管生產的一說，工人掌握的情況比幹部少，也覺得有道理就同意了。還有比方說哪那兒安全有問題，你那個地方老是壞，要提請注意，日常工作就可以上去，不需要很形式化的東西。
當時工人的就業和工資是有保障的，幹部控製不了，胡作非為的空間很有限。
漲工資的時候，也不是幹部能夠說了算的，先是車間有個方案，發下來班組討論，同意不同意，要經過班組和車間兩次討論，這個爭論往往很激烈，工人中間還是平均主義意識比較濃厚，上次你漲了，這次該我了，誰年輕負擔輕要讓一讓，某個老工人家裏人口多負擔重，應該考慮等等。
西方在企業中間也講究這個，培養團隊精神，後來我在AT&T工作的時候，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他們那裏工資升級實行的倒是大寨那種“自報公議”方式。
要是車間主任不顧工人的意願，硬要把某個人的工資漲上去，那他以後的工作就難了，工人心裏不痛快，有好多消極抵抗的辦法，分配工作就說讓你找誰誰去，誰誰不是漲了工資嗎?幹部也缺少大棒對付工人，要是不得人心真是沒法領導，辦事兒和漲工資都必須大多數能夠認同才能執行，如果隻有幾個人鬧，大家都不理他。
對幹部來說，為了極少數得罪大多數，絕對是劃不來的。而且當時還有大字報的權力，工人就可以說出自己想說的東西，幹部也沒法報複。那時工人感受不到多大上麵來的壓力，因為幹部不掌握工人的生殺權，在提升和工作安排上穿點小鞋，範圍小、利益也不大，所以心情舒暢。
當時同事中間，多數老工人都很感激社會主義製度，認為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他，整個身心都撲在工作上，光華廠有的工人是從農村來的，跟農村比條件要好得多，也很滿足。
有個同事老家是河北農村的，他兩個星期回家一次，裝滿兩麻袋鋸末綁在自行車上，騎行100多裏地帶回家當燃料，這個人是從農村的磚瓦廠調來的，一年四季都這樣，他也是把本分工作幹完，不關心廠裏的事情，心思遊離於同事圈子之外，自己有一番另外的天地。
還有一個外號“小賴包”的，特別消極，他除了本份工作以外，什麽也不幫別人;其他人自己這邊活兒幹完了，你那邊還忙，我去幫你一把，幹完了我們一塊兒休息一會兒。
賴包這樣的人是極少數，他也不破壞搗亂，就是從來不會幫別人，隻管完成自己本分的工作量，他有困難別人也不會幫他，自己孤立自己也沒臉，人家也看不起他，給他起個綽號叫“賴包”。
雖然不是正式強製，但這種“同輩壓力”是很厲害的。因為他家裏是小業主出身，所以對新製度比較消極，還有些小市民出身的自由職業者的孩子，也消極一些，也是心思遊離於同輩圈子之外。
除了工作條件和收入之外，人生意義追求也是很重要的，我父母離開美國毅然奔赴延安，生活條件和工作環境雖然比他們在美國時艱苦的得多，但他們自己認為窮鄉僻壤的創業和生活更有意義，是值得追尋的人生意義。我父親在那負責農場的奶牛養殖，我母親應用它的物理學知識改良農具，設計牛場，我就是北京出生，在西安的一家國營農場並在那裏長大的。我爸爸常說他們是為活而食，不是為食而活。
在工廠裏頭升級，從學徒工開始，兩年後升為一級工，再升級為二級工，月工資38.61元，這是到了年限就升級，再要升三級工就得等機會了。
那時代提倡雷鋒的螺絲釘精神，我當工人時有一種一輩子當螺絲釘的想法，也心甘情願，全副心力都放在生產上，看技術上有什麽需要改進的，整天琢磨這些設備，到處看，到處觀察，有一次發現熱壓機的底座鑄鋼裂了，需要修理。
隻是到了美國之後，才想著要當技術工人，爬上高等級。當時在光華根本沒有多想，前途是什麽，以後要怎麽樣，隻是想著幹好工作，連上大學的念頭都沒有起過。那時物質上的東西不多，級差不明顯，也許有人想要爬上去掌權，但幹部和工人誰說了算，還是有得爭的。
八十年代初期，改革輿論中間有一個說法叫“大鍋飯養懶漢”，其實在毛澤東時代我和同事們一點都不會偷懶，是到了美國以後才學會偷懶的。
回想起來，毛澤東時代的工人真的有點“傻”，總認為我們的勞動目的不是為資本家賺錢，而是為國家為自己，所以勞動上有一種自覺性，不依賴幹部的強迫和監督。真正在第一線的生產工人，他們對自己的勞動是有成就感的，有一種在勞動中間創造出來產品東西，而個人對勞動成果還有感情。
當時工人在一起吃住，在一塊兒勞動，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也很好，很溫暖，非常讓人懷念，吃飯在食堂，住在宿舍裏，還一塊學習。我到了美國去以後，老是想家，想的不光是我的父母，還想著光華的工人，夢裏常常都想著他們。
光華廠管理也存在一些問題，例如對女工的歧視，這在短期內往往不明顯，我去美國之後過一段時間回來，一起進廠的男同學提拔的就很多，女工同學都還在原來的地方生產一線，最後男工同學隻有一個沒有提幹，而女工同學隻有一個人提拔了，這還是因婚姻關係——她嫁給了一個廠級幹部。這有些是自身的原因，女工承擔的家務事情多，在廠裏也不積極，但也有好幾個女師傅嘴巴很厲害的，幹部都不敢惹，還有的也很能夠團結人，也有能力的，就是不提拔她們。她們也不是為當幹部而鬧，有些是“刺兒頭”，批評幹部一點情麵不留。傳統的觀念確實根深蒂固，男的看不起女的，認為她們話多就是愛挑刺，甚至認為是潑婦。
這裏說的《共產黨》是指：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工廠》是指：毛澤東時代的《國營工廠》即《文革時期在光華木材廠的工作經曆》。陽和平是第一代美裔中國人寒春、陽早的兒子，又是長子。
陽和平教授1969-1974年在北京光華木材廠當了五年工人，1974年赴美之後先後在十餘家工廠打工，又當了十餘年工人。陽和平在國營工廠養成的工作習慣帶到了美國，結果被他的美國同事們譏諷為“傻瓜型工人”：一不會偷懶，二不會應付工頭，經過多次找工作和失業的經曆，他才逐步學會如何係統地“偷懶”，成為一個精明的美國工人。
毛澤東時代文革中當工人：我們工廠是整個國家的一部分，自己幹活也不是為了某個人，經濟發展過程和結果不是哪個人自己的東西，而是與全國人民的利益緊密相關。
《一個美裔中國人在國營工廠經曆》
陽和平《文革時期在光華木材廠的工作經曆》（一）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主流輿論一直宣稱毛時代的國企“大鍋飯養懶漢”、工人“幹多幹少一個樣”。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則大力鼓吹產權明晰、監督機製和物質激勵，認為毛時代的國企就是因為缺少這三者，所以工人會偷懶、企業效率會低下。那實際是否如此呢?本文是一個具體的個案，幫助人們理解工人在什麽情況下才會想到要偷懶，以及偷懶的目的和實際需要又是怎樣形成的。
陽和平教授1969-1974年在北京光華木材廠當了五年工人，1974年赴美之後先後在十餘家工廠打工，又當了十餘年工人。陽和平在國營工廠養成的工作習慣帶到了美國，結果被他的美國同事們譏諷為“傻瓜型工人”：一不會偷懶，二不會應付工頭，經過多次找工作和失業的經曆，他才逐步學會如何係統地“偷懶”，成為一個精明的美國工人。美國人權運動的沉寂和中國改革輿論的刺激，使得陽有了強烈的學習經濟學的願望，此後拿到博士學位在大學任教。本文由訪談者老田綜合了陽在武漢的一次談話，後來又到北京進行追加訪問形成。
68年工宣隊和軍宣隊進學校來了，有個老工人專門找我談話，要我別參加那些派性鬥爭。年底就開始上山下鄉了，少數人開後門參軍走了，多數學生一批批動員下鄉，我也算是68屆初中畢業生，同學們多數報名去山西、內蒙，還有好多人去了陝西黃陵縣，但校領導不讓我下鄉。那時也沒有覺得鄉下很苦什麽的，草灘農場也是農村當然比一般農村好些，都還是能夠適應，也沒有想到前途怎麽樣，反正覺得同學們都去了，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我也很想去就是了。
有些官員自己喜歡搞特殊，也以己度人，認為別人也要搞特殊，硬是不讓我下鄉。學校不讓，我就去找區革委會，結果還是不批準下鄉，一直找到市革委會外事組還是不批。看來這種“以己度人”是很普遍的，右派以己度人說周總理媚上，說毛主席權力欲，都是這麽“度”出來的。後來我的弟妹都讓下鄉了，去了安徽的茶場，這跟我的長期抗爭有一定關係，算是對他們政策開放一點。
最後把我分到光華木材廠，廠子在廣渠門外，是五十年代初期建起來的中央級企業，有3000多人，68年春節過後去上班。這個廠裏造反派頭頭劉錫昌是九大中央委員，其實真正起作用的造反派領導人，是幾個知識分子，謝富治希望選拔出身好的老工人進去中委，這樣就選中了他。我去廠裏的時候，劉已經不在那裏了，四人幫倒台之後他也跟著倒了，1983年整黨，要求黨員重新登記他沒有去登記，聽說他對人講自己一生隻入一次黨，還是有點骨氣的人。
那個時候有很多形式主義的東西，例如把街道的名字改成革命化的，例如反帝大道反修大道等，廠裏搞了一段“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這大概是69年七八月份的樣子，天氣還不太冷。有些人就是喜歡用非常革命的口號和形式，把自己包裝起來，顯示自己如何革命，希圖撈點政治資本。跳“忠字舞”的時候，大夥兒都應付，但是有些“假積極”非要搞，很多人都不滿意，但是都不敢公開挑戰。這樣的人到處都有，我記得初中時有個廣播員說錯一句話，就被這種人抓住不放，做完自我批評還不行，還非要開大會批判，硬說她是故意那麽講的。而早請示晚匯報那些東西，因為表麵上很忠、很革命，也沒有人敢於正麵對抗和反對，但私下裏都覺得他們無聊，認為這些人是轉移鬥爭大方向。還有段時間比像章大小，前門大柵欄一帶甚至還有像章交易市場所，一些人把鋁合金都拿去造像章，造飛機都沒有原料了，毛主席隻好自己出來講話說“還我飛機”。過了一段時間之後，那些“假積極”看到沒有什麽政治油水可撈，自己也不積極了，“早請示”搞了個把月的樣子就停下來了。
鬥爭方法和內容本身就是階級鬥爭規律的反映，那些人目的，一是用這個為自己撈政治資本，二是用這種方式去打擊別人。工廠裏那些真正有曆史問題的人，反而是老老實實、好好幹活，木材廠有個過去國民黨的兵，每次運動中間都挨鬥，幹部特別喜歡打死老虎，其實就是轉移運動大方向，當權派盡會幹這個，是非常卑鄙的計謀，目的就是找替罪羊，把自己保護起來，這種搞階級鬥爭的方法也反映階級鬥爭的內在邏輯。
除了那些短時間的形式化的東西之外，當時工廠裏頭學習很多，學習社論、政策和文件，還有參加四屆人大的憲法討論，討論四五計劃等等，這些我都經曆過。一般情況下，白班是下班後學習，晚班是班前學習，多由工段、班組組織進行。我在那裏趕上討論憲法和四五計劃，討論的時候，先是傳達五年計劃國家發展的大方向是什麽樣子，然後就集中討論時候，大家想著怎麽樣發揮工廠的潛力，配合總的發展計劃，討論中時形成一個明確的感受：我們工廠是整個國家的一部分，自己幹活也不是為了某個人，經濟發展過程和結果不是哪個人自己的東西，而是與全國人民的利益緊密相關；在討論了國家大的發展方向時，也聯係自己的工廠，還有自己的努力方向，國家哪些方麵需要發展，工廠生產上有哪些缺環，工人為此提出好多技術革新建議。那時沒有多少貧富差距，國家發展了，理所當然會有你一份，討論之後都覺得發展前景跟你有關係。
我最開始是在八車間，生產貼麵板，有了貼麵板，就可以把碎木頭粘在一塊，然後表麵貼上整塊的貼麵板，看起來好看。貼麵板是由好幾層牛皮紙侵膠後壘成模板，送進熱壓機裏頭，控製壓力，蒸汽控製溫度，壓多長時間，也得熟悉機器的特點，掌握機器的脾氣，大概學幾個月就可以了，不像車工始終有個熟練程度問題。壓一次幾十分鍾，然後換一次，一個班要換個七八次的樣子。換完板子之後，就到休息室裏休息，有聊天的，也有扯開嗓子唱紅燈記類的樣板戲的，我挺懷念那個時候。
當時學習抓得很緊，每天都有，班前要學習一兩個小時，家裏有老婆孩子的工人就覺得是個負擔，希望快點回家。八車間這時整改作玻璃鋼，是一個軍工產品，我和表姐兩個外國人和另外一個華僑調出去了，1970年把我調去五車間。到了五車間之後，領導告訴我說：你可以不參加學習;我說我要參加，他很強硬地說：你可以不參加。這簡直氣死我了，實際上他們是不想讓外國人參加學習中央文件。九屆二中全會之後，毛主席說不要上陳伯達一類騙子的當，提倡讀馬列原著，指定了六本書，還是不讓我參加，我就自己去買來自己啃，最近我還找到當年買的《反杜林論》，書頁裏的道道都還是那時劃的。當然還買了列寧的《辯證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還有《資本論》，第一卷沒怎麽看完，這次的學習跟初中時學習“一分為二”和批判“合二為一”聯係在一起了。因為幹部硬是不讓我參加學，我就非要跟他較勁，自己努力學。當時學的東西，印象真深，回到美國之後，這個“馬列”的“流毒”硬是肅不清，資本主義的一套邏輯就是沒有說服力。但人跟人不一樣，我表姐卡瑪也學了，她回美國後的思想變化就很徹底。
普通工人不僅學這些原著，還要學文件，下來的時候有時說今天學了什麽什麽文件，但是不能告訴你。許多工人學習實際上不積極，組織學習又必須參加，有點無奈，也有的有怨言，說“國民黨的稅多，共產黨的會多。”很多人都是希望一下班就回家去，就是因為不願意學習和參加會議，結果在不知不覺中間喪失了主人翁地位，變成了今天的雇傭工人。早先自己不學習提高，最後就不得不想著怎麽再一次去求解放了。
工廠管理中間，鞍鋼憲法當時講的很多，我看還是有不完善之處，要不然就不需要文化大革命了。改變所有製內容還不夠，還有人與人關係的內容，特別是幹部和群眾的關係，這光靠鞍鋼憲法還不行，領導層是怎麽來的，群眾組織是個什麽地位，大字報的作用和地位怎麽樣，這些在鞍鋼憲法中間都沒有得到解決。文革期間參加革委會“三結合”的幹部，需要有群眾推薦，經過群眾審查同意，群眾可以通過大字報或者辯論方式批評幹部，這都是鞍鋼憲法所沒有的新內容。
我在中國當工人的五年裏，認識的工人中間，痛恨文革的不多，而認為隻有像文革那樣的群眾運動才能對付官僚腐敗的卻不少。文革期間，要是領導人不得人心，根本就管不住人，工廠裏當幹部的搞腐敗可不容易，一旦被群眾發現了，一張大字報貼出來，這官就不好做了。中國曆史上也有數不清的“下”犯“上”的農民暴動，但是隻有文革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基本上是以非暴力的形式進行的大規模的“下”犯“上”的(也實質上是民主的)搏鬥，就其本質來講是一場提倡同以往統治階級以武治人的做法相反的一場以理服人的“文鬥”——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文革的特點，這樣才能更好地落實工人民主參加管理和監督企業領導的權利。當時我們工人都有鐵飯碗，不怕幹部，所以敢提意見、寫大字報，雖然當時幹部缺少挾製工人的手段，但工人幹起活來很少有偷懶的，生產年年超額完成計劃。
蘇聯的“一長製”還是列寧提出來的，當時因為要從無政府主義狀態中間奮鬥出來，而鞍鋼憲法與“一長製”和馬鋼憲法相比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拉近了幹部與群眾的距離。在光華木材廠的時候，基本上都是按照鞍鋼憲法辦的，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在美國工廠裏，工人看到老板來了精神很緊張，但光華不一樣，幹部來了工人該幹嗎還幹嗎，聊天的繼續聊天，看報的繼續看報，甚至還反過來說幹部：哎呀，好久都沒有看見你了，言下之意是你有點脫離群眾，幹部反而要反過來作解釋，說是什麽原因才這些時沒有下車間來，就跟作檢討似的。工人那時候不怕幹部，倒是幹部有點怕工人，怕工人貼大字報。工人不怕幹部，這才是真正的民主。美國當工人就完全不一樣了，工頭來了你必須表現積極幹活的，你不幹活就要走人，管理人員完全掌握著你的工作機會，那是非常大的權力。
當時工廠裏頭的問題，往往還等不到大字報出來，平時在會上就提出來了，迅速就解決了。提什麽意見的都有，但人身攻擊的少，大多數人還是通情達理的。有個特別能說會道的同事，俏皮話特別多，一串一串的順口溜，跟他聊天，一天的工作都很愉快。還有一個同事外號“大石頭”，他是一個對什麽都要發表意見的人，腦子裏盡是點子，廠裏和車間的領導特別煩他，領導安排生產他老是有不同意見;工作之餘還組織球隊比賽，真是個不折不扣的活動家。他有次提出在熱壓機那裏搞個升降機，以減輕體力勞動強度，過去車間主任也幹過這活兒的，認為沒有什麽大不了，不太熱心，因為大石頭老是提，後來職工開會時討論通過了他的建議，這樣就得按照他的意願搞。當時工人地位高，有發言權，幹部姿態低，脫離群眾、沒有與群眾打成一片就算是犯錯誤了，工廠內部幹部與工人距離很近，雖然不是刻意要求按照什麽規定執行，但實行的就是鞍鋼憲法規定的那些東西。有了工人合理化建議，生產環節整改之後就更合理了，工人確實感到是企業的主人，不需要另外製訂一套製度，自上而下去把工人都捆死。
那時也有工人抱怨說，工資老是不漲，再就是對幹部作風有些意見，偶爾對某個領導說點牢騷和怨言，雖然有這些意見，但都沒有對工作態度造成太大影響，你觀察他幹活都還是很負責的。畢竟在工廠工作，投機偷懶的機會太多了，但沒有多少人用這些機會，跟後來美國的工人一對比，就覺得光華那些工人都屬於“傻瓜”型的，很少利用機會偷懶。當時我感到最不合理的是倒班，白班晚班每個星期換一次，好不容易適應過來，就又換過去了。不過，要是一個月倒一次的話，習慣就更鞏固了，更難倒過來，隻有一個車間組織了一幫人專門上夜班，是固定的。大的製度變革，那時候要經過大辯論，很多工人也是習慣成自然，我發出倡議希望改革這個倒班製度，但沒有多少人響應。除了舊的習慣勢力確實比較厲害之外，從上往下看，確實需要一個按時的規定，判斷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可能有些不同，這體現了個人與全局的差別。
陽和平：長在紅旗下的美國人
作者：駐京記者 彭丹
眼前這位外國人說著一口標準的京腔，偶爾講至興起，會朝你一笑，眼鏡滑落到鼻尖上，露出那雙深色的眼睛。
現年66歲的陽和平是國際友人陽早、寒春的長子，生在北京，長在西安。上世紀40年代，陽早、寒春先後從美國奔赴革命聖地延安，兩人在中國牽手生活、工作60餘年，一心鑽研農牧技術改良、農業機具革新等，為中國的農業機械改良和奶牛飼養機械化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受到了包括周恩來總理在內的多位國家領導人的接見，被稱為“白求恩式國際共產主義戰士”。
父母的紅色經曆既建構了陽和平的獨特身份，也影響了他的精神信仰，父母的人生觀甚至潛移默化在了陽和平乃至其後輩的腦海裏。作為“長在紅旗下的美國人”，陽和平對新中國的曆史如數家珍。20歲出頭時，“回”到“祖國”美國，在文化和思想的衝撞中徘徊，逐步堅定了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他多次在太平洋兩岸來回折返，最終決定定居在中國。
“沒有中國革命就沒有我”
在沙河的小王莊農場，望著父母留下的堆積如山的筆記與圖紙，陽和平覺得有點力不從心：“我想把它們一一歸類掃描，但實在太多了，有點無從下手。”
陽早和寒春自從上世紀40年代來到中國，便為中國養了一輩子牛——近200本筆記記錄了他們的工作和心路曆程，有的記載牛場中每頭牛的模樣、胎次、譜係等；有的記錄他們使用過的每一批次用的橡膠乳杯配方、工藝和使用壽命，尤其是科學家出身的寒春，總是笑稱自己記性不好，到哪兒都揣著筆記本，最後留下了好幾大箱子密密麻麻的筆記。
對陽和平來說，這些筆記和圖紙很寶貴，有好多他後悔沒問清父母的問題或許就藏在裏麵——“尤其是我沒有我爸的好記性，又不像我媽那樣愛記筆記，他們倆的好多故事我都記不住咯。有好多東西都是失去了才知道寶貴。”
陽和平說他的記憶都是農場串聯起來的，因為父母一直在農場裏工作。“他倆都不過是樸樸素素的普通人，談不上多偉大。”
或許是從沒覺得父母特殊，直到上世紀70年代跟著父親到美國各地演講，聽父親講在中國養牛的經曆，陽和平才大致了解了他們的經曆，但還有許多細節像散佚的文章，他再也打撈不起來了。
上世紀40年代，受《紅星照耀中國》等紅色書籍的影響，滿懷著好奇心的陽早、寒春來到革命聖地延安，並在延安的窯洞裏結了婚，邊區領導人林伯渠為兩人寫了一幅“萬裏良緣、聖地花燭”的題字。
婚後兩人先是被派到瓦窯堡試製農機具，之後在陝西與內蒙古交界處的三邊牧場，西安的草灘牧場，北京的紅星公社、小王莊農場等地工作了大半輩子，見證並參與了新中國的獨立與騰飛。
來中國前，寒春本是芝加哥物理大學的研究生，師從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恩裏科·費米（Enrico Ferm i），與楊振寧等人是同窗，參與了製造原子彈的“曼哈頓工程”。美國向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後，又得知自己的獎學金來自美國軍方，寒春覺得自己獻身純科學的願望徹底破碎，這才奔赴中國尋找新的人生道路。
1952年，還在三邊牧場工作的寒春輾轉來到北京待產，被宋慶齡邀請參加正在召開的亞太和平會議，得知寒春肚子裏的孩子還沒名字，宋慶齡便給孩子取名叫“和平”。
出生40天左右，寒春帶著陽和平暫時到了西安，後來又到了草灘農場工作，那也是陽和平開始記事的地方。他記得在農場的廣闊天地裏，自己跟小夥伴們養兔子、養鴿子、“抓特務”，學電影《地道戰》在家裏的自留地裏打洞，雖然皮過分了會挨父親的揍，但“打過還是照樣皮”。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後期，一個勁兒要去東北建設兵團的弟弟陽建平被分配到安徽宣城，陽和平則被分配到北京光華木材廠的第八區間操作製造塑料貼麵板的熱壓機，因為動手能力強，幾個月後就能獨立操作了。
這一家子外國人以親曆者的身份融入到了新中國的曆史中。有一回，有人問陽和平：“您的母親放棄在美國做科學家，來到中國養牛，會不會感覺有些可惜？”
“可惜什麽？！”陽和平帶點“狡黠”地笑道，“沒有中國革命就沒我了。”
在中美之間折返
陽和平小時候，來陝西的外國人少，“自己照鏡子從不感到奇怪”的他也會對外國人好奇。
雖然膚色不同，陽和平跟農場裏的孩子極為要好，從沒感到隔閡，但中美關係的曲折也給陽和平的身份認同塗抹了一絲尷尬。
後來，陽和平成為北京光華木材廠的一名工人。在工廠，陽和平也曾有過他最害怕的隔閡感，“好在工人們無所顧忌，我跟他們在一起特別舒服、自在，不用提心吊膽，也不用虛頭巴腦。”陽和平說道。
在家裏，陽早、寒春一直有收聽國外廣播的習慣，沒事就會討論一些國際時事，他們在小王莊農場的家裏也一直掛著一幅英文的世界地圖。1956年埃及宣布從英法兩國手中收回蘇伊士運河主權，激動的陽早、寒春便給當年出生的女兒取名叫“及平”；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寒春直言佩服能頂住美方壓力的卡斯特羅。
那會兒陽和平已讀初中，也漸漸有了自己的想法。除了聽父母談論政治，急切想要表達的他會在家庭會議上跟父母辯論各種問題，吵得“麵紅耳赤”。
1968年，美國黑人運動（後來也稱人權運動）如火如荼，陽和平急著問收聽國外廣播的父母：“他們在講什麽呀，講什麽呀？”父母笑著說：“那你自己去學英語呀。”
其實英語他也學過。1962年寒春的母親來西安看望寒春一家，作為一個資深的教育家，陽和平的姥姥想盡各種辦法，教了陽和平近一年的英語，但壓根沒心思學的陽和平幾乎一個單詞也沒記住——姥姥隻得搖頭：“從沒見過你這麽頑固的孩子。”
到自己下決心學英語的時候，陽和平先是聽“英語900句”、慢速的英語廣播，在工廠看簡單的英語文學作品，就連回家蹬自行車的時候也在用英語數數。
那個時候，陽和平的表姐卡瑪經常給陽和平寫信，正如陽早之前給寒春描述1940年代的中國一樣，卡瑪筆下的美國也讓陽和平好奇不已。
1974年，在香港辦好了護照的陽和平去了美國。此後的30年間，他在美國當過工人、讀了博士、還娶妻生女，但一直在中美之間來回折返，一如他搖擺不定的歸屬感。
剛到美國的時候，陽和平很想快點融入美國社會，看到人家的穿著打扮，他也買來那種“花花褲子”穿，但這種過猶不及的模仿反而“讓人覺得有點怪”。
他也分享不了周圍人的文化記憶。陽和平聽不懂美國人說的笑話，不懂他們口中的米老鼠唐老鴨，美國人也聽不懂他口中的孫悟空；在貓王和鮑勃·迪倫流行的年代裏，他卻覺得那種吱哇作響的搖滾樂像“拿指甲刮黑板的聲音，是一種折磨”。
在美國，陽和平不僅思念著父母，也思念在光華木材廠一起工作的工人。他先後在農場、修理廠、汽車廠工作，從來隻知道“鐵飯碗”的他第一次被人解雇時，覺得“天都塌了”，後來失業多了就“變油了”：“失業嘛就是逼你放假罷了。”
工作得多了，陽和平發現美國的勞資關係是“相互敵對”的，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就跟“貓和老鼠”一樣：一個揮著胡蘿卜和大棒刺激人勞動，一個想方設法偷懶作秀——“你有政策，我有對策”。此時的他分外懷念在中國當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和集體榮譽感：“真正的工人，他們對自己的勞動是有成就感的，有一種對自己創造出來東西的感情。”
為寄托對中國“故鄉”的思念，陽和平特地買了一台收音機，就為了在晚上最安靜時，隱隱約約聽一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現在是新聞播報時間”。
1977年，陽和平回了趟中國，還特意到光華木材廠給工友們講自己的經曆，既講了美國發達的農業機械、高速公路等等，也講了工人如何得看老板臉色、勞動時裝模作樣、磨洋工等等，全然沒有社會主義體製下工人的勤勞。
遺憾的是，他的工友們完全體會不到陽和平對失業的擔憂、焦慮，也無法想象90%以上的勞動力都不從事農業的社會是個什麽樣子。
對於美國發達的農業、各種新興科技和包容多元的社會，陽和平也很欣賞。但幾乎每次在中國呆的時間一長，再回到美國的時候，一種“局外人”的感覺仍油然而生。看著美國街頭熙熙攘攘的行人，“那感覺就像看電影一樣，我不過是個熒幕外的觀眾而已”。
中國人常說“落葉歸根”，這“根”或許不取決於種族膚色，而取決於潤物無聲的文化和從小生長的土地。
走出信仰的危機
1978年，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陽早和寒春也早已調到北京工作。雖然年華漸暮，他們仍堅持在勞動一線工作，一心一意琢磨怎麽養好奶牛。
在小王莊農場工作時，陽早和寒春每天早上都要去牛場巡視。就連在病重臥床的前一年，陽早每天早上還要到牛場轉悠一圈，看看牛的情況和牛奶產量，一個多小時後才回到家裏吃早飯。
小王莊牛場的獸醫金慶懷則記得，寒春80多歲了還常常下地幹活。 “老寒早上起來就去地裏拔草——有一種麻，摻在飼料裏牛就不愛吃，她就去拔草，經常一上午累得臉都通紅。”
在大洋的另一端，陽和平經曆了一場思想上的掙紮。他從小在馬克思主義的熏陶下長大，也讀了好幾本馬列主義的原著，20歲出頭的時候，自信滿滿的他跑到美國，卻一下子被“資本主義的思想體係衝擊得暈頭轉向”，陽和平一度“陷入信仰危機的深淵，處於極度痛苦之中”。
那個時候馬克思主義和西方主流價值觀在他的腦子裏打架，回到中國後他跟父母爭論各種問題，被陽早調侃為“小資產階級革命者”。
陽和平記得，父母從來都不會把道理強加給自己，而是任由自己往真理深處挖掘。跟自己的科學家母親一樣，陽和平身上有種“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倔勁兒。
1981年陽和平開始勤工儉學，到美國大學裏念起了經濟學。在申請理由一欄上，他填的是“懂得計劃經濟是怎麽一回事”。1987年畢業後他在中國呆了一段時間，覺得還是有很多東西不能解釋，於是又回到美國，一邊攻讀資本主義經濟學的博士，一邊觀察和思考社會的現實。
1997年，陽和平的博士畢業論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周期研究》通過了答辯，或許是借助資本主義經濟學對馬克思主義的反觀，陽和平最終回歸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真正透過現象看到了本質”，在觀念上他也跟父母靠得更近了。
2007年，陽和平越來越感到在美國不過是“混日子”，沒有能溝通思想的人，再加之父親陽早2003年過世後，母親寒春的身體也每況愈下，他便回到了中國定居。
“我花了十多年的時間要搞清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經濟謎題，研究這一問題的最好地點還是在這兒。”陽和平用拳頭敲了下桌子，“所以我去上大學就為搞懂這個，回來還為這個！”
來中國這麽多年，很多人都問他為什麽不買輛車，可他覺得那沒有必要，因為在北京地鐵、出租車都很方便。“有些人看到別人有車也要跑去買，純粹為了攀比的人真沒意思。”
2003年和2010年，陽早和寒春先後因病在北京去世。他們的子女把兩人的骨灰撒在了陝北和內蒙古交界處鄂托克前旗的廣袤草原上——那裏的三邊牧場曾是兩人為中國農牧事業奮鬥的第一片熱土。
陽早、寒春雖然逝去，但他們的人生觀、價值觀已滲入到後輩們的腦海裏，孕育著他們的精神河床。陽和平記得，自己在美國的信用卡公司工作期間十分無聊，因為感覺不到任何社會價值，隻是為了牟利“製造一大堆卡片垃圾”。因為兩位老人，他的外甥女甚至也懂得了要去選擇自己感興趣的事業，而不是光為了錢奮鬥。
“真正想獲得解放，就要懂得自己想幹什麽。現在很多人都被世俗的成功標準所裹挾，加入到炫耀、攀比的行列中，甚至都不懂得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麽，這樣的人其實內心是不自由的、空虛的。”陽和平說道。
他認為自己的父母從不追求當“人上人”，也不活在別人的目光裏。或許在有些人看來他們的行為難以理解，但他們卻能借養牛這一興趣踐行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把自己的愛好和人民的需要融為一體，因而是最幸福的人。我敬佩他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