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民主是建在資本上富人遊戲

美式民主是建在資本上富人遊戲

 

 

《普世謬誤》：美國民主模式是美國在與中國競爭中最強大的資本之一。我們的任務是證明民主可以應對緊迫的挑戰，證明未來屬於那些相信自由的人。

《事實真相》：美國按照自身模式劃定“民主標準”，不允許其他製度道路模式存在，打著所謂“民主”旗號拉幫結派、肆意幹涉別國內政，例如：北約，七國集團，五眼聯盟等。這不是民主之義，而是民主之災。

美式民主是建立在資本基礎上的富人遊戲，金錢政治貫穿著自立國以來所謂的美國選舉、立法、施政的所有環節。這實際上限製了民眾的參政權利，經濟地位的不平等已經轉變為政治地位的不平等。讓民眾參與的《選舉》隻是做做表麵文章。有人總結：美國的民主選舉隻是一日選舉，成就一人四年獨裁。

據統計，91%的美國國會選舉都是由獲得最多資金支持的候選人贏得，而大企業、少數富人以及利益集團出手更加闊綽，成為選舉資金的主要來源。這次選舉世界首富公開每日給一位適合自己胃口的代表一百萬美元。這些所謂“民意代表”成功當選後，往往為其背後的金主服務，化身既得利益的代言人，而不是為普通民眾發聲。一位美國聯邦參議員一針見血地指出：“有些人認為美國國會控製著華爾街，然而真相是華爾街控製著美國國會”。

美國阿拉巴馬州共和黨眾議員莫·布魯克斯在社交媒體視頻中公開駁斥“美國國會腐敗體係”，稱美國議員若想要獲得國會主要委員會的席位就必須購買，費用多寡取決於委員會的重要性，頂級委員的席位起價為100萬美元。布表示：“如果議員付不起這筆錢，就必須接受特殊利益集團的捐款，然後在上任後感謝那些政治說客，特殊利益集團掌控著華盛頓，我並不是在打比方，我是認真的。”

新加坡學者表示，可以明顯地看出，美國是一個富豪統治國家，而不是一個民主國家。民主代表的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富豪統治則意味著，政府是被那百分之一的富豪有、富豪治、富豪享。

美國總統選舉遵循選舉人團製度，總統和副總統由選舉人團投票決定。這種選舉製度弊端十分明顯：一是當選總統可能無法贏得多數普選票，代表性不足；二是具體選舉規則由各州自行決定，易發生亂象；三是“贏者通吃”製度加劇各州、各黨地位不平等，造成巨大選票浪費並抑製投票率，深藍州、深紅州選民往往遭忽視，搖擺州獲得相對非對稱重要性，成為兩黨競相拉攏的對象。美國曆史上出現過5次贏得了全國普選票卻輸掉總統選舉的情況。

“傑利蠑螈”是美國民眾公認的選舉製度一大弊病，即指通過不公平的選區劃分，幫助本黨贏得盡可能多的議席，鞏固優勢地位。美國每10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然後按“各選區人口大致相等”原則並結合人口變化情況重新劃分選區。美國憲法將劃分選區的權力賦予各州立法機構，為州議會多數黨“傑利蠑螈”提供操作空間。2021年YouGov輿觀調查網民調顯示，僅16%選民認為本州能夠公平劃分選區，44%認為不能，其餘40%表示不確定。

美式民主名為“一人一票”，實為“少數精英統治”。“多元政治”隻是一種表麵現象，精英們把持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麵的統治地位，操控國家機器，製定規章製度，把握輿論風向，主導商業公司，行使各種特權等等。

根據美聯社報道，美2020年人口普查結果遺漏了1880萬人口，其中黑人人口被遺漏3.3%，西班牙裔約為5%，印第安人為5.6%，這種遺漏將導致少數族裔在獲取教育、醫療、住房等資源以及選區劃分等方麵處於明顯不利地位，體現了美國民主的虛偽及其“係統性種族主義”。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評論家與社會活動家諾姆·喬姆斯基指出，美國是“真實存在的資本主義民主”，美國人對政策製定的影響力與他們的財富水平之間呈正相關性，約70%的美國人對政策製定沒有任何影響，他們在收入水平、財富等方麵處於劣勢，相當於被剝奪了參政權利。

美國非營利組織“21世紀民主”組織主席韋特海默曾直言，美國的腐敗是政治過程本身的係統性腐敗，當你經手數十億美元，其中大部分用於購買影響力時，體製就遭到破壞，且更難維護普通美國人的代表權。

美國獨立記者丹尼·海防認為，西式民主把選舉本身視為最高成就，這一製度是否服務於廣大人民的需求這一問題通常被忽視，完全為用來掩蓋這樣一個事實——即強大的西方利益集團在投票之前就已設定了政策議程。

美式民主權力製衡變成“否決政治”。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專著《政治秩序與政治衰退》中指出，美國存在根深蒂固的政治癱瘓現象，美國的政治體製中有太多的製衡，以致集體行動的成本大大增加，有時甚至寸步難行。美國民主程序分散、冗長，存在大量否決點，個別否決行為即可影響體係行動，所謂“相互製衡蘊涵糾偏能力”的預設在實際操作中日益走樣。華盛頓的政客關注的是保住黨派利益，國家發展的宏圖偉略早已拋諸腦後。美國兩黨癡迷於“否決”，陷入難以自拔的惡性循環，其結果必然是政府效能被弱化、公正法治被踐踏、發展進步被遲滯、社會分裂被放大。

2021年10月美國智庫皮尤研究中心對美國、德國、韓國等17個發達經濟體所做調查結果顯示，美國被視為政治極化最嚴重國家，90%的美國受訪者認為不同黨派的支持者之間存在嚴重分歧，近六成美國受訪者認為民眾不僅在政策領域意見相左，在基本事實方麵也難以達成共識。

隨著黨爭、政爭日益極化，共和黨和民主黨更加“為了反對而反對”。受此影響，兩黨選民對槍支的態度也日益對立，共和黨內76％的選民捍衛持槍權，民主黨內81％的選民認為管控槍支更重要。在利益、黨爭、民意裹挾下，美控槍立法、執法進程步履維艱。10年來，民主黨國會議員每年就槍支暴力、槍支管控等提出數十項議案，但囿於共和黨頑固阻撓，能成功進入參院或眾院全會審議辯論環節的屈指可數。

美國步槍協會（NRA）有500萬會員，每年花上億美元打廣告、搞遊說，其觸角深入美國社會肌理。NRA是美共和黨重要金主，1871年成立以來已成功吸引了9位總統入會。據2018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道，在535名國會議員中，有307人都曾獲得該協會及其下屬機構的政治獻金，或從其廣告宣傳中獲益。在龐大的利益麵前，種種控槍努力隻能化為烏有。

美國不是民主的優等生，美國民主實踐亂象叢生。2021年1月6日，數千名美國民眾聚集在華盛頓國會山並強行闖入國會大廈，以阻止美國國會聯席會議確認美國新當選總統。事件導致美總統權力過渡進程中斷並造成5人死亡，140多人受傷。此次事件是自1814年白宮遭英軍縱火焚燒以來華盛頓最嚴重的暴力事件，震驚了國際社會。美國會參議院共和黨領袖將這一事件稱為“失敗的叛亂”。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學者稱，美國不像許多美國人想的那樣與眾不同，衝闖國會事件應給“美國例外論”和“山巔之城”的說法畫上句號。

美國國際問題專家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稱，美國領導人雖然重新統一了西方，但他可能無法重新統一美國。特朗普及其支持者通過謊言否認美既定的憲法規則和規範，可能破壞美政府和平合法移交權力的能力，導致美任何機構都無法長期運轉，陷入政治和金融混亂。

美式民主製度失靈引發信任危機。美式民主台前喊人民、背後搞交易，黨同伐異、金錢政治、否決政治根本不能帶來民眾所希望的高質量治理。美國民眾對美國政治愈發反感，對美式民主愈發消極。

2020年10月，美國蓋洛普民調公司調查顯示，對總統選舉非常有信心的美國受訪者比例僅有19%，創下自2004年以來該調查的最低紀錄。據《華爾街日報》2022年6月民調，60%的民眾對“美國夢”前景悲觀。

2021年皮尤民調顯示，65%的美國人認為美民主製度需要重大改革；16個發達國家民眾對美國民主信心下降，57%的受訪者認為美不再是民主典範。

德國民調機構發布的2021年“民主認知指數”顯示，53個國家的44%受訪者認為美國威脅本國民主。

長期以來，美國無視自身民主製度的結構性缺陷與國內民主實踐的不足，鼓吹所謂“民主國家聯盟”、炒作所謂“民主對抗威權”敘事，實質是打著民主旗號黨同伐異，將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作為打壓他國、推進地緣戰略的工具，是假民主、真霸權。美國前中央情報局高官曾公然宣稱，幹預（別國內政）符合我們的國家安全利益。如果你不喜歡，就忍著。

美國借“推廣民主”之名在拉美推行“新門羅主義”，在歐亞地區煽動“顏色革命”，在西亞北非國家遙控“阿拉伯之春”，給多國帶來混亂和災難，嚴重損害世界和平、穩定和發展。法國網絡媒體指出，“民主”在美國手中早已成為對異見國家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一個國家民主不民主，關鍵在於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當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沒有投票權，更要看人民有沒有廣泛參與權；要看人民在選舉過程中得到了什麽口頭許諾，更要看選舉後這些承諾實現了多少；要看製度和法律規定了什麽樣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規則，更要看這些製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執行；要看權力運行規則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權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監督和製約。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實現全過程人民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有完整的製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參與實踐，形成了全麵、廣泛、有機銜接的人民當家作主製度體係，構建了多樣、暢通、有序的民主渠道。全體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依法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中國全過程人民民主實現了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國家意誌相統一，是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社會主義民主。中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日益得到國際社會廣泛認同和讚譽。

英國學者直言，選舉民主不會使人民和政府建立密切的關係，因為它隻有在進行選舉時才要求人民參與。而中國式民主的做法非常不同，協商在中國式民主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民主是曆史的、具體的、發展的，各國民主植根於本國的曆史文化傳統，成長於本國人民的實踐探索和智慧創造，民主道路不同，民主形態各異。新中國堅持尊重各國主權、領土完整，不幹涉別國內政，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和社會製度。新中國無意同美國進行製度競爭和意識形態對抗，中國從不輸出意識形態，從不幹涉別國內政，也從不謀求改變美國的製度。

[yongbing1993]

鄧小平《全麵背叛》馬克思主義








鄧小平背叛了我們黨二十多年來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竭力否認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他早在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取得基本勝利時，就追隨劉少奇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說什麽“現在階級矛盾基本上解決了”，“階級己基本消滅了，就不應該強調階級鬥爭”。

經過文化大革命，他的修正主義立場並沒有改變。他重新工作不久，就提出“三項指示為綱”的修正主義綱領，否認階級鬥爭為綱，篡改黨的基本路線，甚至說什麽“階級鬥爭哪能天天講？”公開背叛馬克思主義，公開向毛主席的指示、黨的基本路線猖狂進攻。

鄧小平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

列寧指出：“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束，而是階級鬥爭在新形式中的繼續。無產階級專政是取得勝利、奪得政權的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來反對已被打敗但還沒有被消滅、沒有絕跡、沒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緊反抗的資產階級。”

否認和反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必然反對和否認無產階級專政。

修正主義者背叛無產階級專政，除了公開徹底拋棄和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外，常用的一種手段是，表麵上也使用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詞，實際上卻惡毒地歪曲、閹割和篡改無產階級專政的真正的革命內容。

這就是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和專政，而隻講什麽國家對經濟建設的領導。

通過這種偷天換日的騙人手法，把無產階級專政“演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劉少奇陰謀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也都采用過這種手段。

鄧小平繼承的正是他們的衣缽。

毛主席在批判右傾翻案風時指出：“一九四九年提出國內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十三年後重提階級鬥爭問題，還有形勢開始好轉。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麽的？是階級鬥爭嘛。劉少奇說階級鬥爭熄滅論，他自己就不是熄滅，他要保護他那一堆叛徒、死黨。”

毛主席的指示一針見血地揭露了劉少奇以及鄧小平所販賣的階級鬥爭熄滅論的反動本質。

鄧小平絲毫沒有熄滅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他帶頭刮起右傾翻案風來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帳，就是代表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猖狂進攻，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複辟資本主義。

從鄧小平的言行中人們可以看到一條很明顯的黑線：從上層建築到經濟基礎，凡是有利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他都攻擊，都反對。凡是有利於複辟資產階級專政的，他都叫好，並千方百計推行之。

毛主席說：“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麵的專政。”

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資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包括各個文化領域還有相當大的力量，他們憑借這種力量，在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保護下，長期同無產階級進行對抗，甚至在文藝、教育等領域專了無產階級的政。

不徹底改變這種狀況，無產階級專政是不能鞏固的。

要不要在上層建築各個領域開展社會主義革命，要不要在上層建築各個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麵的專政，這是堅持還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標誌。

以鄧小平為總後台的右傾翻案風的鼓吹者們，不是公開提出在科技領域不準提無產階級專政嗎？不是竭力反對把學校辦成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嗎？

鄧小平反對教育、文藝、衛生等領域的革命，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修正主義路線翻案，就是要在這些領域複辟資產階級專政。

《鄧小平全麵背叛馬克思主義！》 紅旗雜誌一九七六年第五期。

轉裁《鄧小平全麵背叛馬克思主義！》

作者：黎章

紅旗雜誌一九七六年第五期

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炮製:”三項指示為綱”的修正主義綱領，推行一條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

他的發動綱領和路線，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相對抗。

在政治上代表黨內和黨外資產階級的利益和願望，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複辟資本主義。

在思想上即理論上，對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即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進行了全麵的修正。

當前，批判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正在勝利發展，追查反革命活動正在深入展開，形勢大好。

我們要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乘勝前進，認真學習毛主席的一係列重要指示，徹底清算鄧小平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複辟資本主義的罪行，從思想方麵，即理論方麵，深入地批判他的修正主義謬論，徹底揭露他背叛馬克思主義的本質。

（一） 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科學社會主義最主要的內容。

堅持還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曆來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鬥爭的焦點。

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叛徒，他否認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反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麵專政，複辟資產主義，完全背叛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

列寧在講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時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是新階級對更強大的敵人，對資產階級進行的最奮勇和最無情的戰爭，資產階級的反抗，因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個國家內)而凶猛十倍。它的強大不僅在於國際資本的力量，不僅在於它的各種國際聯係牢固有力，而且還在於習慣的力量，小生產的力量。因為，可惜現在世界上還有很多很多小生產，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由於這一切原因，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 。

毛主席全麵地總結了十月革命以來無產階級專政正反兩個方麵的曆史經驗，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

毛主席深刻地闡明了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規律，從理論上和實踐上解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要不要繼續革命，革誰的命，怎樣進行革命的問題。解決了如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早在一九四九年毛主席就指出，在奪取全國政權以後，國內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

在生產資料所有製方麵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毛主席在一係列著作和指示中又反複闡明：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並為我們黨製定了一條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基本路線。

毛主席特別分析了同黨內資產階級作鬥爭的問題，在社教運動中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最近又進一步指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毛主席不僅在理論上解決了如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而且根據這一理論親自發動和領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評論《水滸》以及當前反擊右傾翻案風等一係列政治運動，這些運動都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都是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

鄧小平背叛了我們黨二十多年來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竭力否認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他早在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取得基本勝利時，就追隨劉少奇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說什麽“現在階級矛盾基本上解決了”，“階級己基本消滅了，就不應該強調階級鬥爭”。

經過文化大革命，他的修正主義立場並沒有改變。他重新工作不久，就提出“三項指示為綱”的修正主義綱領，否認階級鬥爭為綱，篡改黨的基本路線，甚至說什麽“階級鬥爭哪能天天講？”公開背叛馬克思主義，公開向毛主席的指示、黨的基本路線猖狂進攻。

鄧小平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

列寧指出：“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束，而是階級鬥爭在新形式中的繼續。無產階級專政是取得勝利、奪得政權的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來反對已被打敗但還沒有被消滅、沒有絕跡、沒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緊反抗的資產階級。”

否認和反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必然反對和否認無產階級專政。

修正主義者背叛無產階級專政，除了公開徹底拋棄和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外，常用的一種手段是，表麵上也使用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詞，實際上卻惡毒地歪曲、閹割和篡改無產階級專政的真正的革命內容。

這就是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和專政，而隻講什麽國家對經濟建設的領導。

通過這種偷天換日的騙人手法，把無產階級專政“演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蘇修叛徒集團在蘇聯推翻列寧親手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實行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專政，就是在階級鬥爭熄滅論的煙幕下進行的。

蘇修頭目勃列日涅夫公開篡改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明確論述，說什麽“無產階級專政，即工人階級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國家領導”。他們就是在這套騙人的謊話掩護下，全麵複辟了資本主義，對蘇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實行殘暴的法西斯專政。

劉少奇陰謀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也都采用過這種手段。

鄧小平繼承的正是他們的衣缽。

毛主席在批判右傾翻案風時指出：“一九四九年提出國內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十三年後重提階級鬥爭問題，還有形勢開始好轉。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麽的？是階級鬥爭嘛。劉少奇說階級鬥爭熄滅論，他自己就不是熄滅，他要保護他那一堆叛徒、死黨。”

毛主席的指示一針見血地揭露了劉少奇以及鄧小平所販賣的階級鬥爭熄滅論的反動本質。

鄧小平絲毫沒有熄滅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他帶頭刮起右傾翻案風來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帳，就是代表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猖狂進攻，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複辟資本主義。

從鄧小平的言行中人們可以看到一條很明顯的黑線：從上層建築到經濟基礎，凡是有利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他都攻擊，都反對。凡是有利於複辟資產階級專政的，他都叫好，並千方百計推行之。

毛主席說：“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麵的專政。”

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資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包括各個文化領域還有相當大的力量，他們憑借這種力量，在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保護下，長期同無產階級進行對抗，甚至在文藝、教育等領域專了無產階級的政。

不徹底改變這種狀況，無產階級專政是不能鞏固的。

要不要在上層建築各個領域開展社會主義革命，要不要在上層建築各個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麵的專政，這是堅持還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標誌。

以鄧小平為總後台的右傾翻案風的鼓吹者們，不是公開提出在科技領域不準提無產階級專政嗎？不是竭力反對把學校辦成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嗎？

鄧小平反對教育、文藝、衛生等領域的革命，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修正主義路線翻案，就是要在這些領域複辟資產階級專政。

毛主席號召全國人民搞清楚“列寧為什麽說對資產階級專政”，提出了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的問題，這是反修防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本措施。

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的資產階級法權，是不斷產生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土壤和條件。

要不要限製資產階級法權，歸根到底是要不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

在這一點上，鄧小平也暴露了他背叛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動麵目。他那樣反對限製資產階級法權，那樣仇視從各方麵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的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就是由他的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動立場所決定的。

毛主席曾經指出：“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鄧小平的反動罪行和最近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又一次證明了毛主席這一論斷是非常英明、完全正確的。

鄧小平妄圖通過推行修正主義的綱領和路線，使無產階級專政蛻變為資產階級專政的陰謀被揭露和挫敗以後，他所代表的黨內外資產階級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就迫不及待地向無產階級進行瘋狂反撲。

他們惡毒攻擊我國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麽“秦皇的封建社會”，妄圖推出鄧小平當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頭子納吉，發動反革命政變，建立資產階級專政。這就進一步暴露了鄧小平是敵視無產階級專政的各種反動勢力的總代表。

我國無產階級專政是在毛主席領導下，經過長期革命鬥爭建立起來的，是在廣大人民群眾中生了根的，經過文化大革命，它更加鞏固、更加強大。

鄧小平和一小撮階級敵人的垂死掙紮，隻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以他們的徹底失敗而告終。

[yongbing1993]

瞧毒品、賣淫、酒精，太糟糕了






附近一家手機店的員工說：“毒品、賣淫、酒精，太糟糕了。警察什麽也不做！”

藥劑師裏爾（Jenny Leal）說，“人們不願意來藥店，因為這兒的人行道太亂了。過去兩個月裏，妓女的數量翻了一倍。我們每天都能見到她們。”

“警察來過，進行了清理。但今天這些人又來了。”

以上是：《紐約郵報》曾在四月份對這條街道作出報道，當時店主們紛紛抱怨外來移民們在他們的商店裏偷竊，之後在街道上兜售這些贓物。妓女們則在街區上遊蕩，向潛在顧客靠攏，並在談成後進入當地公寓完成交易。

當記者再次回到這裏查看時，發現情況更加嚴重，居民和商家們怨聲載道。

羅斯福大道Bravo超市經理戴安斯（Jesus Diaz）說：“情況越來越糟糕了。以前我們抓住他們偷竊時，他們會說，‘哦，我很抱歉，請原諒我，我再也不會這樣了。‘ 現在，他們會試圖打你，告訴你，‘我們會回來，你會遇到大麻煩。’”

當地居民表示，妓女的數量已經翻了一倍，她們在路邊招攬客人。小偷們變得更加囂張，甚至在被抓住時威脅要報複商家。

根據《紐約郵報》報道，皇後區91街附近的羅斯福大道市景，原本因非法露天市場和幾十名街頭性工作者而遭受破壞，現在情況變得更加糟糕。

妓女公開招攬生意，扒手肆無忌憚橫行，美國紐約羅斯福大道充斥著妓女和小偷。

這是在《變本加厲！ 美國紐約街頭妓女翻倍鼠輩橫行》一文中的。

《紐約妓女實現非罪化，學生和上班族兼職妓女，最高收費達2000美元》

《紐約性工作者和商販集會 籲警察“放過我們”》據紐約郵報10月22日報道 周二，大約三十多名自稱是性工作者和非法商販的人在皇後區所謂“甜心市場”集會，他們呼籲警察減少突襲，讓他們能夠維持生計。

顧問兼性工作者說：“我出去找了一份工作，我受過教育。但是，由於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剝奪了人類的簡單權利，無論多麽有資格，都無法獲得平等的就業和醫療保健待遇——我們中的許多人被迫回到街頭。”

她繼續表示：“我的第二職業是性工作者。為什麽呢？因為我們生活在紐約市。你知道還有什麽地方，收入必須超過10萬美元才能被視為工薪階層或勉強糊口嗎？所以，如果你不想讓我們成為性工作者，那就給我們提供我們真正想要和需要的資源。”

一名街頭小販說：“我在街上一直受到歧視。目前我收到了四張罰單，而且都不便宜。這些罰單高達1,000美元，他們一直試圖逮捕我。昨天，我們有幾人被逮捕了。有八個人在街上被捕。他們也想逮捕我，就因為我想在街上賣我們的商品。”

“他們說他們代表我們的社區，但我們知道這是假的。當你說你想把州警和警察帶到這些社區時，你的意思是，我不會給你們提供住房，不會給你們提供醫療服務，我們不會為你們的學校提供任何資源。”

他們強調說，這些人想要的是一個棲身之所，以及食物和教育。

他們仍然怒火中燒。

“警察什麽都不做。毒品、賣淫、酗酒——太可怕了。”

“在過去的兩個月裏，性工作者的數量翻了一番。她們開始把自己當成社區的一部分了。我們每天都能看到她們。”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居民說，他已經放棄了對Jackson Heights的希望，最好習慣這種情況。

他補充說：“我們去了分局，並不是警察不盡職，也不是他們不在乎。而是這些人人多勢眾——真的人多勢眾。”

《紐約應該“拯救”性工作者嗎？》

記者暗訪：《她》第一次涉入性工作時，隻有15歲，當時她在網上登廣告，來尋找客人。起初她隻是偶爾如此，畢業後，就越來越多了。她在13歲時就有了第一個孩子，現在，她已經是三個孩子的媽了。

從事性交易麵臨的刑罰一般是罰款或監禁。2013年，紐約州首席大法官宣布了這個新項目。他說，新項目將使無數被告逃離虐待和折磨，從而拯救她們，幫助她們追求“良好的生活”。

首席大法官說，“美國第一個幹預人口販賣的州際法院，我們會幫助那些被告打破那種被剝削、被逮捕的惡性循環。”新的司法係統不再視所有出賣性的人為罪犯。實際上，罰款和監禁隻會讓人們重回性產業，因為有了犯罪記錄後，想找到工作和穩定的住所就更難了。

但是把性工作者視為受害者，同樣不適用於所有人。法庭強製被告接受心理輔導，即使她們中很多人，比如斯蓋拉，並不是被皮條客強迫才開始賣淫，她隻是為了交房租、交學費、為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條件。“簡單地給性工作者貼上‘被逼’、‘受害者’的標簽，掩蓋了那些驅使她們進行性交易的經濟需求。”

紐約的性工作者組織非常認同，性交易中的人們需要更好、更容易的援助，刑事起訴無助於打破循環。她們指出，逮捕，關押性工作者對警方而言是自相矛盾的，因為她們才是受害者。而法庭縱容警方記錄性工作者的犯罪檔案，並給她們定罪，恰恰使得她們不能在第一時間自主地接觸援助組織。

“我們相信人有自我決定的權利，有安全的需求，有人權，但是刑罪化不能實現這些。”， “我們的目標就是廢除性交易的刑事定罪，但同時，各種形式上的減少傷害也很重要，販賣法庭提供了一個減少傷害的機會。”

需要幫助的人太多，以及缺乏國家財政援助，是這些機構麵臨的大問題。

壓迫在這行內一直存在。她認識一些現在已經被關進了監獄的人，在她尚未成年時，有的人會幫她聯係客人，有的人在臉書上尋找12歲少女。

其中一名女孩，她們年紀差不多，但是這個女孩已經數周沒有音訊了。最後她的屍體在一個垃圾袋中被發現，疑似被客人所殺。這件事殘酷地提醒著性工作者們，外出接客有多麽的危險，那些你毫不知情的客人有多麽不可信任。外出接客就像麵對一隻瘋狗，你永遠不知道會發生什麽。

“性工作者通常會把顧客，帶到附近的臨時房間裏，進行性行為。”

“這些所謂的性工作者全天都在工作，甚至當父母帶著推著嬰兒車的孩子走過時，他們也毫不回避，甚至經常在當地超市前閑逛攬客。”

“要知道在紐約，性交易應該是違法的！可警察卻視若無睹。”

抓到的性工作者，基本會即捕即放，除非抓到組織者，才能以重罪起訴指控。

越來越多的非法移民女性，為了生計，而不得不從事性交易。

也有很多的非法移民，是為了輕鬆掙錢。

麵對大量非法移民湧入，性交易的風氣日漸糜爛橫行，以“恢複治安”為承諾而上台的各級議員們，隻是在選前說說而已。

在六家涉嫌從事性交易的場所：“在這些貌似合法的經營場所中，卻有著這些單人床——很明顯這裏發生了什麽（非法性交易），這確實降低了當地社區的生活質量，任何說這是無受害人犯罪的人，真的需要看看不人道的行為條件（女性遭到性剝削）。”

“非法性交易是真實存在的......我們不會袖手旁觀，假裝這件事沒有發生。”

而這就是為什麽，街頭的性工作者越來越多的原因，因為哪怕是紐約市長，也無能為力。

事實上，除了大量非法移民在街頭攬客，從事性交易以外，整個皇後區還充滿攤販叫賣。

成堆的衣服、女士包就那樣擺放在地上，其中不乏名牌，還有很多一看就是今年新款的科技產品，譬如蘋果手機——而這些東西基本就來自於“零元購”。

當地的居民，因此感歎自己像是生活在第三世界，而非世界的中心紐約。

因為根據紐約的市政規則，臨街攤販都需要從市政廳申請執照，這既是為了保護市容，也是為了確保臨街的小企業，能夠不被商販搶走客源。

《選舉》一直在路上，《瞧毒品、賣淫、酒精，太糟糕了》的現家一直存在著。

[yongbing1993]

叛徒的危害《反麵教員》和結局








毛澤東的一生，有常人喜怒哀樂的一麵，也有常人所不具備的非凡的一麵。其中，如果說到毛澤東一生中最痛恨的，則莫過於中國革命曆程中出現的叛徒。1939年5月30日，在延安召開的慶賀模範青年大會上，毛澤東號召大家：革命者要講革命道德，要永久奮鬥。他說：“有一些人，他們嘴上道德、氣節亂喊一陣，但在政治上是不堅定的，中途會變節的，這是無道無德。”

中國革命是在極其嚴酷的曆史條件和社會條件下進行的。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從小到大，經過了幾十年的艱苦奮鬥，終於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在中國革命曆程中，無數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獻出了寶貴的生命，與此同時，也有一些投機革命和意誌薄弱的人，成為革命同誌所不齒的叛徒。尤其令人痛惜的是，曾經有許多非常優秀的成員，包括高級領導人的犧牲，都是由於叛徒的出賣而造成的。比如，大革命失敗前後，即從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國民黨的“清共”浪潮中，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害的多達31萬人，其中就有中共早期活動家陳延年、趙世炎、羅亦農、向警予、陳喬年、夏明翰、郭亮等，他們大多數是被叛徒出賣而犧牲的。

那麽，在中國革命的曆程中，曾經有過哪些為害甚大的叛徒呢？張國燾、向忠發、顧順章、白鑫、龔楚、孔何寵、何畏、塗振農、邢仁甫、曾洪易、餘灑度、曠朱權、郭炳生、趙淩波、郭潛、徐夢秋等，可為眾多叛徒的代表，不妨稱他們為“高級叛徒”。

張國燾可謂是中共元老之一。他是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參加共產黨的，後又作為北京小組的代表參加了中共一大，會後分管組織工作，8月起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先後擔任了中共第一屆、二屆、四屆、五屆（任職至1927年11月）、六屆（1938年4月開除）中央委員，第五屆、六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並先後出任中共湖北區委書記、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會主席、紅軍總政治委員、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及代理主席等職。1924年，張國燾在北京曾被北洋軍警逮捕過，當時有自首情節，但出獄後隱瞞了變節行為。1938年春，張國燾利用祭黃帝陵之機逃出陝甘寧邊區，在武漢公然投靠了國民黨。同年4月18日，他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張國燾叛變後加入了國民黨特務組織軍統局，並恬顏主持了針對中共的所謂“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特種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等，從事反共的特務活動。1948年11月，張國燾逃往台灣，因受到冷遇，於1949年轉赴香港，再於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倫多。1979年冬，他凍死在養老院。

中國革命曆程中的叛徒，要說職務最大的，則莫過於向忠發。向忠發原是湖北的一名工人，發跡於工人運動，在大革命時期參加革命，先後任中共武漢區執委會委員、中共湖北區執委會委員、湖北省總工會委員長、中共第五屆中央委員、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主席團委員、中共第六屆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等。許多資料也稱他是中共中央總書記。

大革命失敗後，共產國際認為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是中共領導人多係知識分子，中共黨內為此強調“領導幹部工人成分化”，向忠發從而陰錯陽差地被推選為中國革命的領袖。1931年6月22日，向忠發在上海被捕，旋即叛變，不久被國民黨當局處決。在被國民黨審訊時，與向忠發一同被捕的一個妓女尚能保持氣節，堅決否認認識向忠發，而向忠發卻在用刑之前就很快招供了中共的許多秘密情報。因此，當時深知此人品行的周恩來，怒斥向忠發“氣節還不如一個妓女”。

此外，中國革命曆程中的叛徒，要說為害最大的，則莫過於顧順章。顧是上海的一名工人，1925年五卅運動時在罷工鬥爭中表現活躍，被接納進中國共產黨。此後，他受黨組織選派，與陳賡一起赴蘇聯學習政治保衛工作。1927年回到上海後不久，他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並被上海市民代表推選為執行委員和上海市政府委員。當時，他擔任工人武裝糾察隊總指揮，可謂聲名鵲起。國民黨叛變革命後，整個國統區陷入血雨腥風之中。顧奉命轉移至武漢，從事黨的秘密鬥爭，並負責製裁叛徒和特務。“八七”會議後，顧在上海參與組織中央特科，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擔任行動科的負責人，率領“紅隊”製裁叛徒和國民黨特務，震懾了敵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中共在白區的損失。顧也由此升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然而，一如向忠發，顧順章出入於五顏六色的上海灘，幫派習氣濃厚，在本質上有問題，同時又居功自傲，並且經常利用自己職務的特殊性，日漸腐化，為此也引起了周恩來和陳賡等人的擔心。果然，不久後他護送張國燾、陳昌浩赴鄂豫皖蘇區，返回途中在武漢被叛徒認出，隨即被捕，當即叛變，並供出其所知道的中共機密。幸虧當時已成功打入國民黨特務組織中統內部的錢壯飛及時獲取了顧順章被捕叛變的情報，並搶在國民黨特務動手之前通知了上海的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機關及江蘇省委才未被破壞，周恩來等主要領導人也得以幸免於難。但顧順章隨後又供出了監獄中的惲代英等，致使惲被殺害。為此，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親自簽發了一份通緝令—這也是中共曆史上由中央政府對一個叛徒下達的通緝令，內稱：“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級蘇維埃政府，紅軍和各地赤衛隊，並通告全國工農勞苦群眾：要嚴防國民黨反革命的陰謀詭計，要一體緝拿顧順章叛徒，在蘇維埃區域，要遇到這一叛徒，應將他拿獲交革命法庭審判；在白色恐怖區域，要遇到這一叛徒，每一革命戰士，每一工農貧民分子有責任將他撲滅。緝拿和撲滅顧順章叛徒，是每一個革命戰士和工農群眾自覺的光榮責任。”周恩來曾親自指揮在上海開展對顧順章的“鋤奸”行動。但令人意外的是，顧順章居然逃脫了對他的製裁。後來，顧因個人野心極度膨脹，搖擺於國民黨特務組織中統和軍統之間，結果犯了大忌，受到冷落。不甘寂寞的顧順章又企圖組建所謂“新共產黨”，被蔣介石獲知後秘密處死。

餘灑度(1898-1934)，黃埔軍校第二期，在周恩來的影響下入黨。南昌起義後，餘灑度任警衛團團長，後參加秋收起義，任第一軍第一師師長，三灣改編後任前敵委員會委員。1927年10月，餘灑度受遣抵滬，向當時設在上海的黨中央寫了《警衛團及平瀏自衛軍合並原委參加此次兩湖戰役報告略書》的工作匯報，該文成為研究秋收起義的重要文獻。在滬期間，餘灑度對革命產生了悲觀情緒，最後脫黨。1933年，餘灑度成為國民黨第61軍政訓處少將處長，在此期間開始利用職權販毒；1934年販毒事發，蔣介石親自下令槍決。

賀治華(1903-？)，原名賀稚番，女，朱德的第四任妻子，在朱德自歐洲回國後長期滯留國外，後與朱德離婚，並在蘇聯與霍家新結婚。1928年因為貪圖懸賞，賀、霍二人出賣了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組織局主任羅亦農，導致後者被捕犧牲。周恩來、陳賡等中央特科負責人員查明真相後，令紅隊衝入賀治華房中，開槍打死了霍家新，賀治華重傷未死，但一隻眼睛被打瞎，後不知所終。曆史留下來的多種記述中都稱賀治華生得很漂亮，楊子烈(張國燾夫人)在其《往事如煙》一書中說，賀治華生得的確妖嬈，柳眉杏眼，怒中帶笑，愁中見喜，見了高級負責者，熱得像團火。

李士群(1905-1943)，原名萃，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留學蘇聯，肄業於東方大學。1928年回國從事地下活動；1932年被國民黨中統特務逮捕，自首叛變，被委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上海工作區直屬情報員；1938年投靠日本人，後回上海為日本侵略者做情報特務工作；1939年任汪氏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務委員會秘書長、特工總部副主任，殘酷迫害抗日軍民；於1943年被日本方麵毒死。

陳公博(1892-1946)，1921年春參與組織廣州共產主義小組，同年7月參加中共一大；1923年因投靠陳炯明而被開除黨籍；1925年加入國民黨，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主任、廣東省農工廳廳長、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部長、國民政府實業部長等職；1938年隨汪精衛叛國投敵，曆任汪偽政府立法院院長、軍委會常委、偽國民政府主席、軍委會委員長、行政院長等職。1946年4月12日，以通謀敵國罪成立，陳公博被處以死刑，6月3日槍決。自稱“亂世能臣”的陳公博是一個富於多變的人物。他少年時就隨父親參加反清秘密會黨的很多活動，決心推翻滿清王朝的統治。青年時期，他參加中國共產黨，是中共一大代表，爾後脫離共產黨，參加國民黨，從此便一生追隨、效忠汪精衛。大革命時期，他以國民黨“左派”自詡。大革命失敗後，他又成為擁汪反蔣的改組派代表人物。汪蔣合流後，他則成了蔣介石的座上客。抗戰爆發後，他追隨汪精衛叛國投敵，成為汪精衛偽政權的第二號大漢奸。陳公博一生在政治上變化多端，最終被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

周佛海(1897-1948)，1920年與陳獨秀組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4年9月脫離中國共產黨；後曆任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部長、蔣介石侍從室副主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等職；1938年9月與汪精衛投靠日本，曆任汪偽政府財政部長兼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行政院副院長、上海市長等職。1946年11月7日，國民黨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行，判處周佛海死刑，後獲蔣介石特赦，1948年2月28日因心髒病死於南京老虎橋獄中。周佛海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少有的變化無常的人物，他一生三變，反複無常。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黨的創始人之一和中共一大的代理書記。“一大”後，他居然叛黨而去，成為蔣介石的親信和國民黨內的“狀元中委”。抗戰期間，他又叛蔣投日，成為汪偽政權的“股肱之臣”。在抗戰勝利之時，他搖身一變，由臭名昭著的大漢奸，變成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他一生三變，朝秦暮楚，的確值得後人玩味和深思。

中國革命曆程中危險的叛徒還有許多，比如曾任中央軍委秘書的白鑫（黃埔軍校第四期學員）。由於他的叛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中央農委書記兼江蘇省委軍委書記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中共中央軍事部部長兼江蘇省委軍事部部長楊殷、中央軍委委員顏昌頤和邢士貞等被捕遇難。最後在周恩來、陳賡等的有力策劃和組織下，他才受到了應有的懲罰。這樣的叛徒，後來在《紅岩》、《青春之歌》等許多文學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描寫和揭露，而“叛徒現象”更是在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價值觀念中一向受到人們的鄙視和譴責。如曾經影響過共和國幾代人的長篇小說《紅岩》，它所依據的史實，就是解放前夕中共重慶市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冉益智的叛變。冉被捕後，供出了一大批自己的同誌。冉甚至還現身說法，勸說中共川東地委書記塗孝文也叛變，使得江竹筠等數十名中共重要成員被捕。其中，中共川康特委書記蒲華輔叛變後，致使已成功打入國民黨軍隊內部的韓子重等遭到逮捕。冉益智在“《挺進報》案”中充當了一個最無恥、最凶殘的角色，也是因為他在抓捕共產黨員的行動中有“突出的功勞和表現”，遂被國民黨特務頭子毛人鳳、徐遠舉推舉為國民黨特務機構中的中校專員。這樣的叛徒，對中國革命具有巨大的危害。再如楊靖宇、項英、周子昆等的犧牲，也都是他們的部下叛變後造成的。

毛澤東橫眉冷對叛徒，深情緬懷烈士。毛澤東的一生，始終昂揚著充沛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和氣概，他的家庭也為中國革命做出了巨大犧牲，有多位烈士，其中有毛澤民、毛澤建、毛澤覃、毛楚雄，以及妻子楊開慧，長子毛岸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