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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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347)
2022 (360)
2023 (339)
毛澤東時代人人頂天立地的做人
毛澤東時代所有生存資源公有製屬於每個人，人人頂天立地的做人。
人人做頂天立地的人，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我認為就是以人為主體的天地人統一，就是以人為尊，其他事物都是屬於人這個主體的用，人是主體，一切與人有關係的事物都是用。
專製精英普遍都用的專製手段就是恩威並施，一方麵用壟斷生存資源，壟斷發展權對別人搞恩賜，用恩賜把別人變成自己的精神奴才。一邊用威脅剝奪發展權，剝奪生存權來維護自己的專製地位。恩賜腐敗也成了維護專製權的主要方法，還能用反腐敗威脅那些被自己恩賜腐敗的人服從自己。
一個國家的國民是做人還是做鬼，唯一的決定因素就是，是民做國家主人，還是精英做國家主人。幾千年的人類曆史證明，精英做國家主人，人人變成了鬼，貴族精英們為了掠奪財富爭奪權力可以親人們聯合起來，但是也可以互相殘殺，父母兒女互相殘殺，夫妻互相殘殺，兄弟姐妹互相殘殺，貴族精英們還會用表演仁義禮智信忠孝掩蓋他們的殘暴冷血。
貴族精英們壟斷私有化了一切生存資源，就像人把鳥兒關進了籠子，壟斷了鳥兒的生存資源，使鳥兒失去了生存自由，使屬於鳥兒的大自然生存資源被人強行剝奪。一切生存資源私有化屬於了極少數精英，大多數人失去了生存資源，就像被關進了鳥籠子，生存資源需要被壟斷者恩賜。生存資源包括生產資料，包括文化思想，包括民主權利，包括人性的平等自由，就是用生存資源公有製建立平衡有序的社會，平衡自然有序。官僚和資本家地主們掠奪壟斷了所有生存資源，人類社會失去了平衡，導致經濟危機，導致混亂戰爭，導致犯罪，導致道德敗壞。
官僚、知識分子、資本家、地主這些剝削階級用壟斷生產資料，壟斷代表思想，壟斷知識搞專製，用專製權搞剝削，把人人變成了鬼，事實證明沒有專製權就不會有剝削，是專製社會把人變成了鬼，掠奪，剝削，殘害，毒害，欺騙，生存資源的壟斷把人變成了不同等級的精神奴才，一級一級的向壟斷自己生存資源的上級勢力投機投靠做奴才不，同等級的上級用恩賜生存，恩賜升官，恩賜發財把下級變成自己的精神奴才。無論在社會中還是在家庭中都是這種恩賜與報恩的奴才文化，沒有責任文化。
一個國家的主體是每個國民，國家就是所有民，民就是國家，其他事物都是用。人人是國家主人，但是，國家需要有法律製度，需要各種官位、學位，各種社會職責依法管理、經營，所以，當一個人在任職行使那些職責的時候就是用，不屬於“民”這個國家這個主體，而是為國家這個主體服務的工具。就是不能把有職權的人同時也有主人權利，因為那樣就會產生專製權。國家的一切用都屬於全民公有的，包括權力公有，生產資料公有，一切黨派也是公有的職責工具。
國家不應該有執政黨，所有黨派都屬於服務黨，隻有民是國家的主人，是永恒的執政主人。沒有執政黨，就沒有了政治鬥爭。所有官職，社會性職責，企業職責，都是為人民這個國家主人服務的職責，必須接受全民監督，必須被全民選舉和罷免。
人們生活在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的大染醬缸的社會裏，這是一個巨大的文化變遷時代，所有的事物都在急速流動、不斷變異，社會轉型，製度失衡，利益重新分配，多元論衝擊一元論，價值觀混亂，秩序在離析，規矩在敗壞，一切都在洗牌和重新出發，世界處在一個價值紛爭、精神困惑的時代。
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消費文化的推行，導致了文學正在經曆著從作品到商品，從寫作到策劃，從創造者到生產者，從讀者向消費者的變異轉化過程，類型化取代典型化，真實性消解理想性，語言文本向圖像文本轉化，使文學的審美趣味越來越趨向娛樂化、欲望化、世俗化、感官化、表層化、斷裂化，人們麵臨著前所未有的文化理想和道德精神價值的挑戰。表現在文藝作品中出現了各種混亂的情況：
反道德的瀆聖主義。魯迅被罵成“烏煙瘴氣鳥導師”，智勇雙全的楊子榮染上匪氣，陷入三角戀愛，抗日英雄阿慶嫂變成“風流婆”和“窩囊廢”，《紅岩》中的江姐和叛徒甫誌高談情說愛……從古到今的聖賢、智者、先知、英雄、大師幾乎都成為反道德者的箭靶子，遭致不同程度的審判、攻擊、嘲諷與貶損，或者顛倒黑白的汙染，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醜化、漫畫。
典型的如四卷本《石康文集》，既是一部完整的周文（書中主人公）的個人性史和情史，也是一部“道德淪喪史”，用作者的話來說叫“猖狂寫作”、“無恥寫作”，“新惡心小說”。它內容寵雜，格調低下，充斥著不少“汙言穢語”。作者將自己稱為“活流氓”，“擺出一副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架勢，繪聲繪色地向嗡嗡描述我的浪蕩生活”，從勾女人、嫖娼、酗酒、吸大麻、服興奮劑搖頭丸到偷自行車、偷試卷、偷父母錢等醉生夢死的墮落。作者說他的創作源泉就是“毅然寫出我的無恥之作”，“我隻有全無顧忌地追求荒誕無恥的生活，隻有荒誕無恥的生活才是我真正的向往，那是我的趣味……”因此，他寫空虛、孤獨、無聊，他罵學校、罵老師、罵考試，詆毀嶽飛，嘲諷民族英雄，讚美秦檜，說他“很有點特立獨行的味道……就是聖雄甘地也不過如此風度嘛。”此書放肆地嘲弄道德，顛覆理想，以一種我是流氓我怕誰的態度寫作，體現出“人生信念的迷失”，成為地地道道的文字垃圾。
反道德不一定是公開宣稱的反，直接聲言的反，而是從其作品的價值取向、寫作的宣傳主張、創作的理念和人物形象之口所表現的傾向，流露的態度。如拒絕一切崇高的尤其是神聖的價值，拒絕本民族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中一切優秀的遺產，對一切崇高的人與事物：英雄、聖賢、智者不遺餘力地嘲弄、侮罵、毀謗，把尼采“重估一切價值”的口號推向極端，代之以惡意的、否定的感情用事。又如以無知和不負責任的態度，挑戰既定的道德倫理秩序，挑戰人類道義與良知的底線，以醜為美、以德為敵、以破壞為榮，欣賞荒誕，熱衷於暴力和殘忍，沉溺於性反常，鼓吹反認識、反理性的情緒。
如果說瀆聖不過是一種手段，放縱才是其目的，瀆聖和放縱是一體兩麵的。因為過去之聖賢多是主張節欲、勤儉、克己複禮、修身養性、無私奉獻的，那麽現今的反道德者一定是鼓吹放縱，是為了享樂，是將盲目的物欲、錢欲、情欲作為人生追求的目的和意義，而大加渲染，竭力推崇，讚賞和炫耀的。
譬如餘華在長篇小說《兄弟》中對流氓成功者李光頭財大氣粗、頤指氣使、喝令一切的描寫，與其忠厚老實的兄長宋剛失業漂泊，落魄到臥軌自殺的兩極比較，客觀上就在宣揚一種反道德者春風得意飛黃騰達，持守道德者步履維艱處處受難的殘酷哲理。小說在對社會醜惡現象進行揭露時，卻對李光頭“邪惡的智慧”、手眼通天的本領津津樂道，不無豔羨，讓讀者在“諷一勸百”的描述文字中也神昏心迷，放棄道德操守，投降世俗情趣。
非道德的虛無主義。如果說反道德是出於對過去存在和提倡的道德持不滿、反對或是攻擊態度的話，非道德者則對一切道德現象都不以為然，刻意抹煞，他們對道德要麽不作區分，要麽持懷疑態度，對是非、好壞、善惡、應該不應該不作判斷取舍，主張“什麽都行”，無可無不可，其結果便是導致取消共同的道德標準、道德原則，讓人們幾乎什麽都不相信，隻糊裏糊塗地在一個很低的價值平台上滑行與苟活。
在道德虛無主義者看來，既然一切都是相對的，虛無不實的，那麽所謂的好壞、善惡、優劣便統統沒意義，毋須區分，相對性便等同於虛無性，嫉惡如仇便不如不遣是非，與其明辨善惡，不如難得糊塗。尤其是近年來盛行的解構主義和後現代奉行的基本就是一種反道德的“虛無主義”，它們都否認真理、否認道德，混淆價值觀，對價值采取“隔岸觀火”的相對主義態度，對道德采取“冷漠綜合症”，或將其懸置起來，對所有被接受的都要重新質疑。因此曾是後現代主義幹將的羅蒂在晚年時斷然宣布：“後現代主義不是一條出路，後現代主義多半是破壞性的，沒有什麽正麵的建樹。”
非道德貌似客觀公正，不偏不倚，其實必然會滑向低俗、流俗一邊，因為向崇高、善良、優雅境地努力是特別費力的事，而滑向低俗、流俗則無需努力，隨波逐流就能達到目的。古人說“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就是這個道理。現今充斥於文壇的所謂以客觀超然的姿態，不動聲色地從事“零度寫作”，就是一種集中的表現。那就是叫作家躲避情感，躲避感動，躲避崇高，其實就是回避價值判斷，不歌頌真善美也不鞭笞假惡醜，不承認真善美與假惡醜的區別，而熱衷於去寫世俗的、瑣碎的和平庸曖昧的東西，對真實的人性光輝視而不見，對醜惡黑暗的現象置若罔聞，於是人性墮落被當作新的文學元素，人性淪喪被視為商務賣點，男女兩性的露骨描寫被當作擴大銷量的拿手好戲，體現了時代和文學的墮落。
比如電影《色，戒》，就是用現代影視多種手法把王佳芝與易先生兩性交歡的過程渲染得惟妙惟肖，讓俗眾去盡情偷窺，卻刻意淡化易先生殺人劊子手的身分，淡化一段國破家亡的慘烈曆史，用“性”、“色相”、“人性”、“愛情”之類的東西混淆敵我、模糊是非，消解神聖，抹殺正義與邪惡鬥爭的必要性，否認獻身者的精神內涵與風骨節氣，借這段曆史故事大賺鈔票，流露出曆史觀的虛無與價值觀的錯位。又如已有人尖銳地批評文壇上長期被遮蔽的病象：汪曾祺小說的“可疑之處”，是“無條件地稱頌、認同”所謂的“民間標準”，其實不過是“精神狀態的下移和倒退”；餘華的主要作品傳達的“苟且偷生”、“唾麵自幹”、“逆來順受”則是很低俗很陳舊的人生觀念。
此外還有池莉小說中鼓吹的“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的人生哲學，與李國文倡導的“生在哪年，是不重要的，死在哪年，也是不重要的；活著，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無論如何得想方設法活下來，哪怕當癩皮狗，哪怕當三孫子，也在所不惜”，包括有人鼓吹的“生存是什麽？生存就是不擇手段地活著。你可以卑鄙、你可以無恥，你還可以下流。隻要能在這個世界生活下去就好”遙相呼應，共同散發著一種濃烈的市儈與犬儒氣息，其主要特征是放棄生存原則與精神節操，崇尚活命哲學，為了保命，什麽都可以放棄與出賣。讓人不得不懷疑，倘若遇到利益誘惑與生死威脅，他們是否將“快樂地墮落”，義無反顧地叛變？
應該說，對待每一件事，人們當然會有不同的認識判斷和不近一致的態度，這是屬於正常範圍的。但如果麵對的是關乎國家、民族利益，是關乎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還有人輕佻地采取不置可否，“怎麽都行”的態度，那就讓人難以苟同了。因為選擇一種態度就意味著肯定一種價值，反對一種事物也意味著反對那種價值或道德。生於人世間，每個人都有許多無法逃避的責任與選擇。若什麽事都不作判斷，不加區別，那就會取消應有的是非觀念、道德原則和道德標準，甚至會連帶取消共同的價值原則價值取向，造成紛紜雜亂、莫衷一是的局麵，或是釀出分裂和任何共識都難以達成，真理永遠缺位的災難。那是我們必須加以防止和反對的。
卡·馬克思：《北美內戰》1861年10月20日於倫敦。摘錄部分內容：
數月以來，倫敦新聞界的主要周刊和日報對美國內戰一直重複著同樣的一支調子。它們一方麵誣蔑北部的自由州，同時又惴惴不安地防備別人懷疑它們同情南部的蓄奴州。事實上它們是在不斷地寫著兩篇文章，一篇文章攻擊北部，而另一篇文章又為自己攻擊北部作辨護。
辯解的論點主要是：北部與南部之間的戰爭是一個關稅戰爭；進一步說，這場戰爭是無原則的，它沒有觸及奴隸製度問題，事實上問題隻牽涉到北部的主權欲；最後，即使正義是在北部一方，難道想借武力壓服800萬盎格魯撒克遜人不是很狂妄嗎？南部的脫離難道不正好使北部完全擺脫與黑奴製的關係，並且使北部及其2000萬居民和廣大的土地獲得迄今夢想不到的更高程度的發展嗎？因此，難道北部不應該把脫離運動當作一樁喜事來歡迎，倒應該用流血而無效的內戰來鎮壓脫離運動嗎？
北部與南部之間的戰爭——第一條辯詞這樣說——僅僅是一個關稅戰爭，是保護關稅製度與自由貿易製度之間的戰爭，而英國自然是站在自由貿易一邊的。奴隸主是應當享有奴隸勞動的全部果實呢，還是這些果實應當被北部的保護關稅主義者騙走一部分？據說，這就是這次戰爭所爭的問題。
在美國無疑每一個人都知道，1846—1861年間實行的是自由貿易製的稅則，眾議員摩裏耳的保護關稅製的稅則隻是在1861年叛亂爆發以後才在國會通過。所以脫離運動並不是因為國會通過了摩裏耳稅則才發生的，充其量不過是因為脫離運動已經發生，國會才通過摩裏耳稅則。當南卡羅來納州於1832年第一次發動脫離運動的時候，1828年的保護關稅製的稅則確實曾經被用來作為借口，但也僅僅是作為一個借口而已，這一點人們從傑克遜將軍的聲明中已經知道了。可是這一次，舊的借口事實上並未被重複。在蒙哥馬利的脫離派國會中，都完全避而不談稅則問題，因為最有勢力的南部幾州之一的路易西安納州的植糖業是完全依靠保護關稅政策的。
美國的戰爭無非是一個用武力來維持聯邦的戰爭。北方佬不能下定決心從自己的國旗上取消十五顆星。他們想在世界舞台上扮演大角色。當然，如果這次戰爭是為了廢除奴隸製度而進行的，那就又當別論了！但是，奴隸製度問題，是與這次戰爭毫無關係的。
這次戰爭不是由北部而是由南部發動的。北部是防守的一方。它有好幾個月一直平靜地聽任脫離派奪取聯邦的堡壘、兵工廠、造船廠、海關、信貸機關、船隻和武器儲備，侮辱聯邦的旗幟，俘擄聯邦的軍隊。
最後，脫離派決定大動幹戈以迫使政府放棄其消極態度，並且僅僅為了這個緣故，才動手炮擊查理斯頓附近的薩姆特爾堡壘。4月11日（1861年），他們的博雷加德將軍在和薩姆特爾堡壘司令官安德森少校的會談中獲悉，該堡壘隻備有3天的給養，3天後必將不戰而降。
為了防止他們不戰而降，脫離派第二天（4月12日）拂曉便開始炮擊，幾小時之內即將該堡壘攻陷。關於這件事的電訊一傳到脫離派召開國會的地方蒙哥馬利，陸軍部部長沃克就立刻以新成立的同盟的名義公開宣稱：“沒有人能夠說今天開始的戰爭將在何處結束。”
同時他預言：“在5月1日以前，南部同盟的國旗就將飄揚在華盛頓的古老的國會大廈的圓頂上，而在短時期內大約也會飄揚在波士頓的凡尼耳會堂上。”
隻是到這個時候，才出現林肯征集75000人來保衛聯邦的文告。炮擊薩姆特爾堡壘截斷了唯一可能的依照憲法途徑的出路，即召開一個美國人民的全國代表大會，像林肯在就職演說中所提出的那樣。
對林肯來說，這時隻剩下這樣的選擇：或者是逃出華盛頓，撤離馬裏蘭、德拉韋兩州，並且放棄肯塔基、密蘇裏、弗吉尼亞等州，或者是用戰爭來回答戰爭。
關於美國內戰的原則問題，已經由南部在破壞和平時發布的戰爭口號作了回答。南部同盟的副總統斯蒂文斯在脫離派的國會上宣稱，在蒙哥馬利新近製造出來的憲法與華盛頓、傑弗遜的憲法的主要區別在於：現在奴隸製度第一次被承認為本身就是一個福音的製度和整個國家建築的基礎；而革命的前輩，那些被十八世紀的偏見所愚弄的人們，卻把奴隸製度看做是一種從英國輸入並將逐漸消滅的罪惡。南部的另一個魁首斯普臘特則大叫：“對我們來說，這是建立一個偉大的奴隸製共和國（a great slave republic）的問題。”
所以，如果說，北部拔出刀劍隻不過是為了保衛聯邦，那末，南部不是更早地宣稱奴隸製度的繼續存在與聯邦的繼續存在再不能相容了嗎？
正如炮擊薩姆特爾堡壘發出了戰爭開始的信號一樣，北部共和黨在選舉中的勝利，林肯當選為總統，成了實行脫離的信號。
林肯於1860年11月6日當選。1860年11月8日，南卡羅來納州發出的電訊就說：“這裏已認為脫離是既成事實”；11月10日，喬治亞州立法議會就忙於搞脫離計劃；11月13日，密西西比州立法議會決定召開特別會議來考慮脫離問題。
但是，林肯的勝利本身隻不過是民主黨陣營分裂的結果。在競選期間，北部民主黨人投的是道格拉斯的票，而南部民主黨人投的則是布雷金裏季的票，由於民主黨選票的這種分散，共和黨才獲得了勝利。
那末，為什麽共和黨在北部占了優勢呢？另一方麵，在民主黨內部，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行動一致的南北兩部分為什麽發生了分裂呢？
南部通過與北部民主黨人的聯盟逐漸篡奪統治聯邦的權力，他們的這種權力在布坎南任總統時期達到了最高峰。
1787年的末屆大陸會議和1789—1790年根據憲法召開的第一屆國會，曾經通過法律，禁止在俄亥俄河西北的全部共和國領地上實行奴隸製度。（大家知道，領地一詞是美國版圖內居民尚未達到根據憲法成立自治州的必要人數的墾殖區的名稱。）
所謂密蘇裏妥協案（1820年）——密蘇裏作為蓄奴州加入美國就是這個妥協案所產生的結果，——曾禁止在緯度36度30分以北和密蘇裏州以西的每一個領地上實行奴隸製度。
根據這個妥協案，實行奴隸製度的區域推進了幾個經度，而另一方麵，限製奴隸製度將來再擴展的地理界限看來已經十分明確地規定下來了。
這個地理上的防線在1854年又被所謂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所推翻，這個法案的倡始者就是當時的北部民主黨領袖斯蒂·阿·道格拉斯。被國會兩院所通過的這個法案廢除了密蘇裏妥協案，置奴隸製與自由於同一地位，規定聯邦政府對兩者一視同仁，由人民即墾殖者的多數來決定某一領地是否實行奴隸製度。
這樣，在美國曆史上，就第一次取消了使奴隸製度不得在領地內擴張的一切地理限製和法律限製。
由於這個新法案，在此以前一直都是自由領地的新墨西哥（其麵積大於紐約州4倍）便變成了一個蓄奴的領地，因而蓄奴地區便從墨西哥共和國邊境擴展到北緯38度。
1859年，新墨西哥接受了一個奴隸製的法典，這個法典的野蠻性可以與得克薩斯和亞拉巴馬的法典相比。
然而186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在新墨西哥的約10萬居民中，奴隸還不到50人。因此，
南部隻要派遣若幹冒險家攜帶少數奴隸越過邊界，然後借華盛頓中央政府以及它在新墨西哥的官吏和承辦人之助，擊鼓召開一個冒牌的人民代表會議，就可以把奴隸製度以及奴隸主的統治強加於這個領地了。
但是，這個便利的方法在其他領地還是行不通的，於是南部便采取了下一個步驟，即從國會轉而訴諸美國最高法院。
這個最高法院有法官9人，其中5人屬於南部，所以它很久以來就是奴隸主的百依百順的工具。
1857年，它在臭名昭著的德雷德·司各脫案件中決定，每個美國公民都有權攜帶憲法所承認的任何財產進入任何領地。
憲法承認奴隸為財產，並且規定聯邦政府必須保護這種財產。
因此，根據憲法，奴隸主就可以強迫他們的奴隸在各領地內勞動，每個奴隸主也就可以違反墾殖者多數的意誌，把奴隸製度帶到一直是自由的領地中去。
各領地的立法議會被剝奪了禁止奴隸製度的權利，而國會就同聯邦政府一起，被賦予保護奴隸製度的先鋒的義務了。
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上，也同在對內政策上一樣，奴隸主的利益成為指路的星辰。
布坎南事實上是靠了發布奧斯坦德宣言才弄到總統一職的，這個宣言宣布，用購買辦法或用武力奪取古巴，是國家政策的偉大任務。
在他執政時期，墨西哥北部已經被美國土地投機分子所瓜分，這些人都迫不及待地一等發出信號便襲擊契瓦沃、科阿韋拉和索諾拉。
海上走私者對中美各國不斷進行的海盜式的遠征，同樣是由華盛頓白宮指揮的。
聯邦政府暗中支持重新開放奴隸買賣，就同這種公開以征服新領地來擴展奴隸製度和奴隸主的統治為宗旨的外交政策有著非常密切的聯係。
斯蒂·阿·道格拉斯本人在1859年8月20日就曾在美國參議院中宣稱：去年一年，自非洲運來的奴隸比前此任何一年都多，甚至比奴隸買賣為法律所準許的時期還多。去年輸入的奴隸的數目已達15000人。
向國外武裝擴展奴隸製度已經成為國家政策的直言不諱的目的；聯邦事實上已成了統治南部的30萬奴隸主的奴隸。
一係列的妥協導致了這種結果，而這些妥協是南部依靠它與北部民主黨人的聯盟而達到的。
在這個聯盟麵前，自1817年起周期性的反抗奴隸主日益加甚的侵犯的一切嚐試，一直都遭到失敗。最後，才到來了一個轉折點。
取消了奴隸製度的地理界限並將新領地是否實行奴隸製度的問題交由墾殖者多數決定的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一經通過，奴隸主的武裝特使，密蘇裏和阿肯色的邊境暴徒，就一手執長獵刀，一手執連發手槍，進襲堪薩斯，並且以前所未聞的暴行企圖把墾殖者從他們定居的領地上趕走。
這些盜匪式的襲擊受到了華盛頓中央政府的支持。於是引起了極其強烈的反應。在整個北部，特別是在西北部，成立了支援協會，以人、武器和金錢支援堪薩斯。
就從這個支援協會中產生了共和黨，所以共和黨實起源於保衛堪薩斯的鬥爭。
在借武力使堪薩斯變為蓄奴領地的企圖失敗以後，南部便企圖借政治陰謀來達到這個目的。
特別是，布坎南政府盡一切力量企圖強迫堪薩斯接受一個奴隸製的憲法，作為一個蓄奴州加入美國諸州的行列。於是開始了新的鬥爭，這一次主要是在華盛頓國會內進行的。
甚至北部民主黨的首腦斯蒂·阿·道格拉斯，這時（1857—1858年）也起來堅決反對政府及其南部的同盟者了。
因為，強製實施奴隸製憲法是與1854年的內布拉斯加法案所規定的墾殖者主權的原則相抵觸的。道格拉斯是西北部伊利諾斯州的參議員，如果他承認南部有權借武力或者借國會的法案來奪取北部所墾殖的領地，他自然就會失去自己的全部影響。
所以，正像保衛堪薩斯的鬥爭產生了共和黨一樣，它同時也引起了民主黨本身內部的第一次分裂。
共和黨在1856年發表了它的第一個總統競選綱領。雖然它的候選人約翰·弗裏芒特沒有獲得勝利，而他所獲得的大量選票則確鑿地證明了這個政黨的迅速發展，特別是在西北部的迅速發展。在他們為競選總統而舉行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860年5月17日）上，共和黨人重新提出了1856年的綱領，僅僅作了幾點補充。
這個綱領的主要內容如下：不再讓給奴隸製度一寸新的領地；在國外的掠奪政策必須終止；遣責奴隸買賣的重新開放；最後，必須頒布關於自由土地的法律以鼓勵自由墾殖。
這個綱領的最重要之點是不再讓給奴隸製度一寸新的領地；反過來說，就是奴隸製度要永遠限製在它已經合法存在的各州的範圍內。這樣一來，奴隸製度就被限製住了。然而，不斷擴張領土，不斷擴展奴隸製度到舊有界限之外，卻是聯邦各蓄奴州的生存規律。
由此可見，整個過程過去和現在都是以奴隸製問題為基礎的。這裏的意思還不是說，現有的蓄奴州內部的奴隸是否應當解放，而是說，北部的2000萬自由居民是否應當繼續屈從於30萬奴隸主的寡頭統治；共和國的各個巨大領地是應當成為建立自由州的基地，還是應當成為培植奴隸製的地方；最後，用武力向墨西哥、中美和南美擴展奴隸製度是否應當成為聯邦的國家政策的指導原則。
1971年，林彪乘坐一架軍用三叉戟飛機向中蒙邊境飛去。周恩來將情況匯報給毛主席，請示是否用導彈將飛機打下來。毛主席沒有說話，過了很久，長歎一口氣，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無法可設，由他去吧。”
那麽，這個典出自何處，又是什麽意思呢？
這本句出自《何典》，這本書是清朝人張南莊寫的，是一本奇書，寫的是一些人情世故的傳奇故事。此書的最大的特色是用語十分接地氣，全部用江浙一帶的俚語方言寫成。比如有一句“肉麵對肉麵的睡在一處”等等，而且有很多潑辣的諷刺，魯迅就很喜歡這本書，還有李敖。可以說中文界最會用文字罵人的兩位都從這本書裏得到了靈感。
其實說的是一個叫朱耀宗的書生。他進京趕考高中狀元。在殿試時，皇帝看他一表人才、才華出眾，就招為了駙馬。這時，朱耀宗提了一個請求，說自己母親早年寡居，一個人把他拉扯大，非常不容易，希望皇帝開恩，能給自己的母親立一座貞節牌坊。
皇帝一聽，很高興，這是孝子啊，就禦筆一批，同意建一座貞節牌坊。
於是，朱耀宗興高采烈回到故鄉，告訴母親為她申請了一座貞節牌坊。
為啥呢？原來，朱母早年不再婚，隻是為了拉扯兒子，但她心中早已經有了人選，就是朱耀宗的授業恩師。朱母心想等兒子考上之後，就準備改嫁過點幸福生活。誰知道這個仆街仔自己娶了公主，卻要老娘繼續守寡。
於是，朱母告訴兒子，自己是一定要改嫁的，這個貞節牌坊自己不能要。
這就麻煩了，皇帝已經批了，結果你說要改嫁，這不是欺君嘛。但朱母的意誌很堅定，最後提了一個方案：今天洗一件衣服。然後拿到外麵曬一天一夜，如果衣服幹了，自己就不改嫁，守寡到老。如果還是濕的，那說明是天意。
這一天，陽光很好，朱耀宗一見，心想肯定能幹啊，就同意了這個方案。
於是，當天下午把衣服洗了掛到外麵，可沒想到，到了晚上陰雲密布，第二天一早更下起了暴雨。一天一夜過後，衣服依然是濕漉漉的。
最後，朱耀宗隻好打報告給皇帝，表示自己的娘要改嫁了。
那麽，毛主席為什麽要用這一句來形容林彪的出逃呢？很多人從政治的角度進行了解讀，但其實大家都沒有從感情方麵思考毛主席跟林彪的關係。
毛主席跟林彪的關係十分的深遠。早在井岡山時期，林彪隨南昌起義的部隊上山，當時不過是一個小小的連長。毛主席聽說他仗打得不錯，而且還是好友林育英林育南的堂弟，就更加賞識跟信任，一路提拔，從連長到營長再到團長、軍長、軍團長，一躍成為紅軍主力軍的指揮者。
而林彪在井岡山時期也沒讓毛主席失望，一仗比一仗打得漂亮。
可見，毛主席在眾人當中看到了林彪過人的軍事能力，毛主席是林彪的伯樂，而林彪也在眾人當中看到了毛主席的領導能力，林彪可以說是毛主席的粉絲。
在長征途中，毛主席指揮紅軍四渡赤水，林彪卻不理解，認為是繞彎路，寫信要求毛主席將軍事指揮權交給彭德懷。毛主席並不在意，隻是如親人般說了一句：你是個娃娃，你懂什麽。
在抗戰時代 ，林彪在平型關大敗日軍，卻不幸中友軍的子彈受傷，毛主席親自出迎。
在解放戰爭時候，毛主席派林彪火線出關，虎嘯東北，一舉打下解放戰爭勝利最重要的一塊基石。
而在新中國之後，毛主席讓在家多年的林彪出山，參與工作，並將他列為接班人寫進了黨章。
吳法憲甚至說，要是林彪是毛主席的兒子就好了。
可是，正是這位最信任的夥伴最終選擇了叛逃，這對毛主席的打擊非常大。他的失望跟落寞不言而喻。正是這種複雜的情緒讓他無奈地說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這裏麵，有痛惜，有驚訝，但更多的是無奈。
最後林彪的飛機在蒙古境內墜落，林彪身死。這也不是毛主席希望看到的結局，他內心還是希望林彪能夠活著。有一次，毛主席就說道:隻要林彪不跑，政治局委員還得讓他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