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有權規範《秩序》和《財富》

誰有權規範《秩序》和《財富》

 

 

一說到《共產黨》，你們就會說，《共產黨》不守《秩序》要造反要革命，“煽動仇恨“等罪名扣上來。你們還會說，《共產黨》貧窮沒有《財富》等標簽貼上來。然而你們在反中國時，不想想如今的中國走資派頭頭哪一個的《財富》不是己到富可敵國的地步，你們還一個勁地把走資派當作“共產黨“來反對。

《共產黨》不守《秩序》要造反要革命嗎？走資派習近平在二十大報告中強調“規範收入分配秩序，規範財富積累機製。“走資派們要維穩，要讓少數人先富。這個觀點同《共產黨》是不符的。維護好規範的《秩序》和《財富》的說法和做法，不是跟資產階級的反對《馬列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共產黨》的一夥是同調的。

《馬列主義》認為：《至今一切社會的曆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曆史。》

 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 者，始終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鬥爭，而每一次鬥爭的結局都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

 在過去的各個曆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社會地位分成多種多樣的層次。在古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在中世紀，有封建主、臣仆、行會師傅、幫工、農奴，而且幾乎在每一個階級內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階層。
 
從封建社會的滅亡中產生出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並沒有消滅階級對立。它隻是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鬥爭形式代替了舊的。

 但是，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資產階級在曆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
 
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般的關係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於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係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聖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
 
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神聖光環。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
 
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係上的溫情脈脈的麵紗，把這種關係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係。 資產階級揭示了，在中世紀深受反動派稱許的那種人力的野蠻使用，是以極端怠惰作為相應補充的。它第一個證明了，人的活動能夠取得什麽樣的成就。它創造了完全不同於埃及金字塔、羅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跡；它完成了完全不同於民族大遷徙和十字軍征討的遠征。

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係，從而對全部社會關係不斷地進行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動地保持舊的生產方式，卻是過去的一切工業階級生存的首要條件。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於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係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於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係。
 
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係。
 
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使反動派大為惋惜的是，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本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麵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麵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麵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裏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麵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於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農村生活的愚昧狀態。正像它使農村從屬於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
 
資產階級日甚一日地消滅生產資料、財產和人口的分散狀態。它使人口密集起來，使生產資料集中起來，使財產聚集在少數人的手裏。由此必然產生的結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獨立的、幾乎隻有同盟關係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關稅的各個地區，現在已經結合為一個擁有統一的政府、統一的法律、統一的民族階級利益和統一的關稅的統一的民族。
 
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采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裏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
 
由此可見，資產階級賴以形成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是在封建社會裏造成的。在這些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封建社會的生產和交換在其中進行的關係，封建的農業和工場手工業組織，一句話，封建的所有製關係，就不再適應已經發展的生產力了。這種關係已經在阻礙生產而不是促進生產了。它變成了束縛生產的桎梏。它必須被炸毀，它已經被炸毀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競爭以及與自由競爭相適應的社會製度和政治製度、資產階級的經濟統治和政治統治。
 
現在，我們眼前又進行著類似的運動。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資產階級的所有製關係，這個曾經仿佛用法術創造了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現在像一個魔法師一樣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術呼喚出來的魔鬼了。幾十年來的工業和商業的曆史，隻不過是現代生產力反抗現代生產關係、反抗作為資產階級及其統治的存在條件的所有製關係的曆史。隻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複中越來越危及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生存的商業危機就夠了。在商業危機期間，總是不僅有很大一部分製成的產品被毀滅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經造成的生產力被毀滅掉。

在危機期間，發生一種在過去一切時代看來都好像是荒唐現象的社會瘟疫，即生產過剩的瘟疫。社會突然發現自己回到了一時的野蠻狀態；仿佛是一次饑荒、一場普遍的毀滅性戰爭，使社會失去了全部生活資料；仿佛是工業和商業全被毀滅了，——這是什麽緣故呢？因為社會上文明過度，生活資料太多，工業和商業太發達。社會所擁有的生產力已經不能再促進資產階級文明和資產階級所有製關係的發展；相反，生產力已經強大到這種關係所不能適應的地步，它已經受到這種關係的阻礙；而它一著手克服這種障礙，就使整個資產階級社會陷入混亂，就使資產階級所有製的存在受到威脅。

資產階級的關係已經太狹窄了，再容納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資產階級用什麽辦法來克服這種危機呢？一方麵不得不消滅大量生產力，另一方麵奪取新的市場，更加徹底地利用舊的市場。這究竟是怎樣的一種辦法呢？這不過是資產階級準備更全麵更猛烈的危機的辦法，不過是使防止危機的手段越來越少的辦法。
 
資產階級用來推翻封建製度的武器，現在卻對準資產階級自己了。
 
但是，資產階級不僅鍛造了置自身於死地的武器；它還產生了將要運用這種武器的人——現代的工人，即無產者。
 
隨著資產階級即資本的發展，無產階級即現代工人階級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發展；現代的工人隻有當他們找到工作的時候才能生存，而且隻有當他們的勞動增殖資本的時候才能找到工作。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賣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貨物一樣，也是一種商品，所以他們同樣地受到競爭的一切變化、市場的一切波動的影響。
 
由於推廣機器和分工，無產者的勞動已經失去了任何獨立的性質，因而對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變成了機器的單純的附屬品，要求他做的隻是極其簡單、極其單調和極容易學會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費用，幾乎隻限於維持工人生活和延續工人後代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但是，商品的價格，從而勞動的價格，是同它的生產費用相等的。因此，勞動越使人感到厭惡，工資也就越少。不僅如此，機器越推廣，分工越細致，勞動量出就越增加，這或者是由於工作時間的延長，或者是由於在一定時間內所要求的勞動的增加，機器運轉的加速，等等。

[yongbing1993]

《湖南共和國》《人民共和國》






毛澤東在二十多歲時投書長沙《大公報》，題為《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一文中說：

我是反對“大中華民國”的，我是主張“湖南共和國”的。有甚麽理由呢？

大概從前有一種謬論，就是“在今後世界能夠爭存的國家，必定是大國家”。這種議論的流毒，擴充帝國主義，壓抑自國的小弱民族，在爭海外殖民地，使半開化未開化之民族變成完全奴隸，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順馴屈於己。最著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奧，他們幸都收了其實沒有成功的成功。

還有一個就是中國，連“其實沒有成功的成功”都沒收得，收得的是滿洲人消滅，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亂七八糟，造成三個政府，三個國會，二十個以上督軍王巡按使王總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殺死奸死，財產蕩空，外債如麻。號稱共和民國，沒有幾個懂得“甚麽是共和”的國民，四萬萬人至少有三萬九千萬不曉得寫信看報。

全國沒有一條自主的鐵路。不能辦郵政，不能駕“洋船”，不能經理食鹽。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廣東福建浙江湖北一類的省，通變成被征服省，屢踐他人的馬蹄，受害無極。

這些果都是誰之罪呢？我敢說，是帝國之罪，是大國之罪，是“在世界能夠爭存的國家必定是大國家”一種謬論的罪。根本的說，是人民的罪。

現在我們知道，世界的大國多半瓦解了。

俄國的旗子變成紅了色，完全是世界主義的平民天下。德國也染成了半紅。波蘭獨立，截克獨立，匈牙利獨立，尤太、阿剌伯、亞美尼亞，都重新建國。愛爾蘭狂欲脫離英吉利，朝鮮狂欲脫離日本。

在我們東北的西伯利亞遠東片土，亦建了三個政府。全世界風起雲湧，“民族自決”高唱入雲。打破大國迷夢，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話。摧〈推〉翻帝國主義，不許他再來作祟，全世界蓋有好些人民業己〈已〉醒覺了。

中國呢？也醒覺了（除開政客官僚軍閥）。九年假共和大戰亂的經驗，迫人不得不醒覺，知道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期內完全無望。最好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國。

湖南呢？至於我們湖南，尤其三千萬人個個應該醒覺了！湖南人沒有別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決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設一個“湖南共和國”。

我曾著實想過，救湖南，救中國，圖與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攜手，均非這樣不行。湖南人沒有把湖南自建為國的決心和勇氣，湖南終究是沒辦法。

談湖南建設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根本問題。我頗有一點意思要發表出來，乞吾三千萬同胞的聰聽，希望共起討論這一個頂有意思的大問題。今天是個發端，餘俟明日以後繼續討論。１９２０年９月３日湖南《大公報》刊印。署名毛澤東。

十多年之後的1931年11月7日，就在俄國十月革命14周年紀念日的同一天，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會議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以中國工農紅軍作為國家的武裝力量，並選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46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毛澤東為主席。

毛澤東：同誌們，全體代表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於今天成立了！

1930年10月至1931年9月，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紅一方麵軍接連粉碎了國民黨三次“圍剿”，把贛南、閩西兩個蘇區連成一片，中共中央決定以中央蘇區為依托，建立蘇維埃中央政府，但尚未確定建立政權和開會的地點。1931年9月28日，毛澤東、朱德等紅一方麵軍總部領導人在抵達江西瑞金的葉坪村宿營後，最終決定在這裏的謝氏宗祠召開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31年11月7日這一天，葉坪村張燈結彩，鼓樂喧天。來自閩西、贛東北、湘贛、湘鄂西、瓊崖等根據地的紅軍部隊，以及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全國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的610名代表出席了大會。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土地法》《勞動法》《婚姻條例》，以及各項經濟政策等重要決議。毛澤東代表蘇區中央局向大會作《政治問題報告》。

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的建立，是中國共產黨人創建人民革命政權的大膽探索與嚐試。作為當時全國蘇維埃革命的中樞，對統一領導與加強全國蘇區和紅軍部隊的鬥爭及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為此後各個曆史時期乃至新中國的政權建設也提供了寶貴而豐富的曆史經驗。

“中華蘇維埃政權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蘇維埃全部政權是屬於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的”。

1931年11月27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葉坪村外的一片樟樹林裏舉行。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決定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下，組織人民委員會，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行政機關。選舉毛澤東為人民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毛主席”的這個稱謂，就是從這時開始使用的。此前，11月2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通令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朱德任主席。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工農民主政權，是中國共產黨在局部地區執政的重要嚐試。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對處於被分割狀態的各根據地的指揮，在政治上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並推動了各根據地的政權、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麵的建設。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實行工農兵代表大會製度，分為鄉（市）、區、縣、省和全國五級。各級蘇維埃政府廣泛吸收工農群眾代表參加政權管理，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這種製度，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從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根據地進行三次民主選舉，並頒布了選舉法細則。在選舉中，許多地方參加選舉的人數占選民總人數的80％以上，一些地方達到了90％以上。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在代表中一般占20％以上。.

“世界上最精幹的中央政府”。根據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人民委員會設外交、軍事、勞動、財政、土地、教育、內務、司法、工農檢察等人民委員（也稱“部”），同時下設國家政治保衛局。後又被稱為“九部一局”。

大會結束後，謝氏祠堂用木版分成了15個小間，除教育部和政治保衛局外，中央政府的8個部全在這裏辦公。每個部僅分配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小房間，每個房間內設一部電話機，一張桌子，幾條凳子。每個部連部長在內僅幾個工作人員。一個小小的祠堂，裝下了差不多整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腦機關。毛澤東曾說，我們的中央政府，恐怕也是世界上最精幹的。

1934年1月召開二蘇大會後，成立了最高法院和中央審計委員會，人民委員會增設了總務廳、國民經濟部、糧食部。1932年，成立了蘇維埃國家銀行。這些國家機構，是新中國成立後一係列國家機構的雛形。

蘇維埃政權是工農勞苦群眾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機關。毛澤東在1934年1月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鄭重地提出：“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婦女群眾要學習犁耙，找什麽人去教她們呢？小孩子要求讀書，小學辦起了沒有呢？對麵的木橋太小會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許多人生瘡害病，想個什麽辦法呢？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

在保衛蘇區的鬥爭中，許多青壯年男子大批地參加紅軍上前線，農村勞動力缺乏。為拓展勞動力資源，蘇維埃政府動員農村婦女參加勞動。各鄉蘇維埃政府之下都設立婦女勞動教育委員會，組織有經驗的老農幫助婦女學犁耙、插秧。據《紅色中華》1934年5月報道：“瑞金模範的武陽區，去冬隻有兩個婦女會犁耙，現在就有一百零四名會犁耙了，還有一百九十四人正在學習。”在1934年春召開蘇區婦女勞動模範大會期間，代表中的犁耙能手還應邀到瑞金武陽區做示範表演，毛澤東到現場觀摩指導，並給她們頒發繡有“學犁耙能手”字樣的圍裙和印有“婦女勞動模範”字樣的鬥笠。

蘇維埃政府，規定對蘇區所有兒童實行免費義務教育。為滿足小孩子上學的需要，蘇區內各鄉村都辦起了列寧小學（或勞動小學）。毛澤東在二蘇大會中的報告中列舉說，在江西、福建、粵贛三省2931個鄉中，有列寧小學和勞動小學3052所，學生89710人，在校學生占適齡兒童總數的50%左右。

蘇維埃政府除推動分田運動外，還積極發展工農業生產，興修水利，發展醫療衛生事業、文化事業等等。長岡鄉的群眾說：“共產黨真正好，什麽事情都替我們想到了。”

自帶幹糧去辦公，腰纏金條去乞討。“蘇區幹部好作風，自帶幹糧去辦公。日穿草鞋幹革命，夜走山路訪貧農。”這首當年在贛南地區傳唱的山歌，表達了人民群眾對蘇區幹部優良作風的由衷讚歎。

1933年下半年，由於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蘇區經濟陷入十分困難的境地。蘇維埃政府發起了“節省三升米捐助紅軍”的群眾運動。江西省蘇維埃主席劉啟耀以身作則，帶頭響應節省運動，從家中帶米去食堂吃飯，不要公家發夥食費。妻子埋怨他，身為省蘇維埃主席，居然連口飯都賺不到吃。他回答說，共產黨的幹部是以為人民謀幸福為己任的，此外別無所求。劉啟耀自帶夥食辦公的事跡被《紅色中華》報道後被廣為傳誦，影響帶動了一大批蘇區幹部。

要把每一粒糧食留給前方的戰士。由於國民黨政府對蘇區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特別是對食鹽的產銷、儲存嚴加管製，推行所謂“計口售鹽”等十分毒辣的手段，蘇區的食鹽短缺非常嚴重。蘇維埃政府想盡辦法購進食鹽，用土法熬製硝鹽等，但食鹽短缺現象依然存在。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蘇區幹部與群眾“有鹽同鹹，無鹽同淡”。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的食鹽標準一降再降，誰也不準多吃多占搞特殊。

“腐敗不清除， 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後，專門設立工農檢察部，作為反腐的專門機構。何叔衡擔任第一任部長。設立控告箱。木質箱體的頂部、正麵、左側、右側都用毛筆寫滿了舉報規則，字跡清晰可見。其中一麵寫著：“蘇維埃政府機關和經濟機關有違反蘇維埃政綱政策及目前任務、離開工農利益、發生貪汙浪費、官僚腐化或消極怠工的現象，蘇維埃的公民無論何人都有權向控告局控告。”這個來自江西瑞金高興區蘇維埃政府，由工農檢察部控告局製作的控告箱，是蘇維埃政府厲行反腐的一個縮影。

1932年初，中央蘇區開展了曆時兩年的懲腐肅貪運動。很快發現，時任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的謝步升，利用職權貪汙打土豪所得財物，偷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偽造通行證私自販運物資到白區出售，牟取私利。他生活腐化墮落，誘逼奸淫婦女。事發後，查辦案件遇到一定阻力。毛澤東知道這件事後指示說：“腐敗不清除，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黨就會失去威望和民心！與貪汙腐化作鬥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擋不了！”1932年5月9日，經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二審判決，謝步升被執行死刑，成為我們黨反腐敗史上被槍斃的第一個貪官。

1933年12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關於懲治貪汙浪費行為的第二十六號訓令》，規定蘇維埃機關、國營企業及公共團體的工作人員，貪汙公款達5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處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監禁，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處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監禁。這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第一個反腐法令。

1934年初，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毛澤東在大會報告中：“應該使一切蘇維埃人員明白貪汙浪費是極大的犯罪。”這次大會後，建立了審計監督製度，成立中央審計委員會。相關審計結果在《紅色中華》上公布，在規範財政財務收支、查處貪汙浪費、促進廉政建設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1934年9月11日，中央審計委員會曾發布一份審計報告，得出結論說：“隻有蘇維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潔政府。”這個結論，完全符合中央蘇區的實際情況。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主席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這個聲音震動世界，這一瞬間成為永恒，標誌著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yongbing1993]

《懶惰之風》哪種社會製度多些





“有人反駁說，私有製一消滅，一切活動就會停止，《懶惰之風》就會興起。“以致於後來的資產階級們及其走資派右派們攻擊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社會製度是“養懶漢“的謠言謊言來。事實是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社會製度中的工人，是“當家作主的工人階級和打工的工人就是不一樣，我那時候在中國毛澤東時代當工人，是一個工作，現在當工人，是打工，打工和工作，性質完全不一樣，一個是當家作主的，一個是被奴役的。“《我在中美兩國當工人的不同感受》的作者：陽和平如是說。
　　
《共產黨宣言》：這樣說來，資產階級社會早就應該因懶惰而滅亡了，因為在這個社會裏勞者不獲，獲者不勞。所有這些顧慮，都可以歸結為這樣一個同義反複：一旦沒有資本，也就不再有雇傭勞動了。
　　
所有這些對共產主義的物質產品的占有方式和生產方式的責備，也被擴及到精神產品的占有和生產方麵。正如階級的所有製的終止在資產者看來是生產本身的終止一樣，階級的教育的終止在他們看來就等於一切教育的終止。
　　
資產者唯恐失去的那種教育，絕大多數人來說是把人訓練成機器。
　　
但是，你們既然用你們資產階級關於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觀念來衡量廢除資產階級所有製的主張，那就請你們不要同我們爭論了。你們的觀念本身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和所有製關係的產物，正像你們的法不過是被奉為法律的你們這個階級的意誌一樣，而這種意誌的內容是由你們這個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
　　
你們的利己觀念使你們把自己的生產關係和所有製關係從曆史的、在生產過程中是暫時的關係變成永恒的自然規律和理性規律，這種利己觀念是你們和一切滅亡了的統治階級所共有的。談到古代所有製的時候你們所能理解的，談到封建所有製的時候你們所能理解的，一談到資產階級所有製你們就再也不能理解了。“

轉載《我在中美兩國當工人的不同感受》

作者：陽和平

陽和平簡介：陽和平，是1947年就來到延安參加中國革命的美國專家寒春、陽早的長子。他生於中國，長於中國，他的名字“和平”就是宋慶齡給起的。68年初中畢業後曾在北京光華木材廠當過五年工人，74年去了美國，在美國繼續當工人。八十年代開始半工半讀上大學，直到博士學位後在美國幾家大學任教數年，於2007年“海歸”到北京的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任教至今。

陽和平在發言：

我今天講講個人的經曆。我是生在中國，長在中國；北京生西安長的，我也是西安人（用陝西方言）。今天就講講我在中國毛澤東時代當工人和以後在美國當工人的對比。為什麽這個對比有意思呢？我想想，好多的中國工人是被“溫水煮青蛙”了，等到他沒有社會地位的時候，才發現已經太晚了。我是在中國毛澤東時代當工人當了五年，到美國馬上就沒有主人翁地位了(眾笑)。這個感覺是非常明顯的，簡直是天壤之別。

我是1968年初中畢業的，分配到工廠，北京的光華木材廠，當時你要問我在中國當工人是什麽感覺，我還真是沒法說清楚。因為沒有對比，感受不深，就像讓魚去描述水，它真是不知道除了水還有什麽世界。在毛澤東時代當工人，他以為當工人就那麽回事兒，我到美國去當工人才發現，還真是不一樣。怎麽不一樣呢？一言難盡。你在美國、在資本家那裏當工人，你怕老板。

八十年代中國有一種說法，叫“大鍋飯，養懶漢！”可是我是到了美國以後才學會“偷懶”的(眾笑)。在毛澤東時代，我們不會偷懶，為什麽？為什麽毛澤東時代的工人那麽 “傻”？不是真的傻，我們其實很清楚，我們的勞動目的不是為資本家賺錢的。工人階級其實有一個本能的勤勞、勇敢的特色。那些貪圖享受，那些認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人，那種右派的資產階級思想家，他們是以己度人的。真正的工人，他們對自己的勞動是有成就感的，有一種我創造出的東西，我對這個東西是有感情的。

我在光華木材廠當工人的時候，就是個普通工人，先是用熱軋機製造塑料貼麵板，以後調到膠合板車間。那時候吃飯在食堂，住在宿舍裏，有學習。七十年代我們學馬列，所以我這個根底兒是那時候打的。當時工人在一起吃住，在一塊兒勞動。我到了美國去以後，老是想家，想的不光是我的父母，還想著光華的工人，夢裏都想著他們。

到美國我先是在韓丁的農場幹了一年，以後到費城附近的工廠打工，當過複印機修理工、商場計費器修理工，後來多次失業。

頭一次失業，我以為是天塌下來了。在中國有生活保障，有安全感，沒有經曆過資本主義的考驗，中國人到那兒去真不適應。一失業，我說：我做什麽做得不好，你幹嗎不要我了，我做什麽錯事了，你憑什麽把我給解雇了？(眾笑)後來失業次數多了就油了，失業嘛就是逼著你放假罷了。

有一次失業的時候，在報紙上看到一家鋼鐵廠登廣告招收電工，我就去應聘了。文化革命的時候我沒事就鼓弄電，做馬達什麽的，我有一些電的知識。應聘的時候我就說自己是電工，他在美國也沒有辦法查。他就給我一個馬達和一個啟動器讓我接起來，我接起來了，他就雇傭我了。

頭一天上班，工頭派活兒，工人們都在一塊兒幹活，我就把中國工人幹活兒的勁頭拿出來了，工頭話還沒有說完呢，我就把扳手拿起來幹活去了。當時沒人說什麽，工頭一出去，一個工人抓住我說：“你幹什麽呢？！”我說：“修馬達啊！”他說：“你傻瓜呀，修好了你就失業了！”也是啊，所以我在美國才學會了，當工人必須會作秀：幹得很歡，不出活兒，這才叫偷懶。(眾笑、鼓掌)

毛澤東時代的工人真是不會偷懶，真不會偷懶兒。這不是說工廠裏沒有一個偷懶的，我們班裏就有一個，大家叫他賴包，就是賴包兒。他是除了本份工作以外，什麽也不幫別人的。其他的工人，我這邊活兒幹完了，你那邊還忙，我去幫你一把，幹完了我們一塊兒休息一會兒。

那時候，毛澤東時代的工人，不怕幹部到車間來的。你幹部來，比如廠長來了，大家就會說：“喲，好長時間不見你了，你是不是脫離群眾了？”對吧？你現在活幹完了看報紙呢，那不是說廠長來了工人就害怕。因為活是一批一批的。我們做這個塑料貼麵板，或者做膠合板，膠合好了然後放到熱壓器裏熱壓，需要等五到十分鍾時間，這時候廠長來，你該看報紙看報紙，該喝茶喝茶，該聊天聊天，他來不來無所謂的，他不能開除你，對吧？工人那時候不怕幹部，倒是幹部怕工人，怕工人貼大字報。(眾笑)

我到美國當工人就完全不一樣了，工頭來了你必須是幹活的，你不幹活就要走人哪。管理人員掌握著你的工作權利，那是很大的權利。

所以你想想，在毛澤東時代，靠什麽把工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當官的、幹部沒有解雇你的權力，沒有扣你工資的權力，那老百姓、工人為什麽辛辛苦苦幹活呢？憑的是什麽？現在的人對這些覺得是不可思議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當工人，要是工廠幹部不在，那活兒馬上就停下來了，對吧？(眾笑、鼓掌)資本主義條件下是胡蘿卜加大棒，一方麵給你獎金，刺激你，不行就把你開除了，那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

但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也不是好欺負的，他們也在鬥爭中慢慢學會了對付資本家，學偷懶。學會對付資本家是挺有藝術的，我可以講幾個具體的例子，看看工人怎麽對付資本家。最有效的是工人組織工會，不是黃色工會，是工人自己的工會，這是很主要的。但是平常幹活時的小鬥爭也是不斷的。

我在一個車輛廠工作了7、8年。有一次接到一筆訂單，要製作上百輛車輛，就像地鐵車輛那樣。我那時候當電工，專門在車底下裝那種很粗的電纜。頭十輛車我們按照圖紙學著怎麽裝這個電纜，學會了，從第十輛車開始，就要計時了。專門有一個人拿著個本子和秒表，盯著你的一舉一動，把時間記下來，這是非常“科學”的呀！跟我一起幹活的一個高個子黑人非常有經驗，他對我說：“今天，平常你熟悉的今天我幹，平常我熟悉的今天你幹；平常你是左撇子，今天是右撇子，平常你是右撇子，今天是左撇子；平常用氣動工具的，今天用手動工具。”(眾笑、鼓掌)

這還不夠，固定電纜的螺絲帽是帶自動鎖的，帽上有個塑料圈，所以你擰這個螺絲帽的時候，你必須固定螺絲，否則它會來回轉，你轉一輩子也擰不緊。平常這種螺絲隻要十圈就能固定好的螺絲，今天想辦法給它轉二十圈。由於固定螺母有上下兩個扳子，但你看得見上麵看不到底下，上麵的扳手不停地轉，轉二十轉，下麵扣螺母的扳手一會兒上來，一會兒下去，隻讓它扣住十次，必須保證每一個二十轉，不能有一個是十五轉，因為有一個十五轉，工廠方麵就按這個計算了，還不能露餡。

而且我們還得看上去是全身的投入到裏邊。那時候八月份天特別熱，我們頭上係著紙巾，否則汗都流到眼睛裏邊去了，穿的T恤衫濕透了，我們倆作秀，表演得非常好。然後經過好幾天，活差不多幹完了，他一統計，說是三十多小時，我們鬆了一口氣。以後越幹越熟，一年以後，我一個人五小時就能幹完了，還報三十多個小時，為什麽？那時候我半工半讀上大學呢，我的數學微積分的作業全在廁所裏邊寫的，所以騰不出時間我怎麽辦？

這個勞資關係，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如果相互間是敵對的，就像貓和老鼠似的，你有你的辦法，人家有人家的辦法，中國有句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工人有對策，當然最主要的對策還是通過工會——工人自己的組織，通過這樣的辦法，和資本家鬥爭。

到美國後我經常回中國來，每次回來都到工廠去一趟。1977年回來時因為想家，除了想父母，我還跑到光華木材廠當工人，一去就是幾個月，重新體驗過去當工人的感受（動情落淚）。這怎麽回事啊？我怎麽沒有想到回到美國後重新到美國工廠體驗，為什麽會到中國老想著回到老工廠和老工人共同再生活一段時間？那時候當工人確實是一個同誌間的關係；在美國當工人，工人之間有感情，但是跟這個公司沒有感情，你所記憶的是老板怎麽樣監督你，老是一個敵對關係。

北京光華木材廠現在沒了，我覺得特別可惜，當年在美國打工的工廠也破產沒了，我也覺得可惜，但是對那種工作環境，我一點也不懷念。為什麽我老懷念在光華當工人的生活呢？我經常去看他們，現在好多光華的工人還住在垂楊柳那塊兒呢。這裏，就是說當家作主的工人階級和打工的工人就是不一樣，我那時候在中國毛澤東時代當工人，是一個工作，現在當工人，是打工，打工和工作，性質完全不一樣，一個是當家作主的，一個是被奴役的。（鼓掌）

……

為什麽今天的工人階級到了這一步了，這個講起來就深了，複雜了，我不能直接講，我就間接講一講。間接講什麽呢？我這人小時候特別調皮，調皮到什麽程度呢？我在西安草灘農場長大，在我三四歲的時候，夏天收麥子的時候把麥秸堆了很多，我拿個笤帚把麥秸掃到一塊兒，點火！就在大麥秸堆旁邊點火，那可危險了。我很喜歡看那個火苗，覺得特別好看。我爸爸一看，他從牛場那邊出來，跳過欄杆，把火踩死，抓起我回到家裏，狠狠地打我的屁股，我記得好幾天不省人事似的。我怕他，但還是喜歡玩火，隻是在他不在的時候玩。

最後一次玩火是在1965年“四清”的時候，那時候農場和村裏之間有條河，是怕口蹄疫病傳播，所以讓我們這些青年人去維護農場，不讓農村的牛車馬車來到農場，怕傳染口蹄疫病。我在那裏沒事幹，車輛不是很多，我又點火去了。當時是11月份，地上很多草葉子，雜草很多，火一點起來就越來越大，看著挺好玩。但旁邊就是村莊，就是我們住的地方，突然擔心起火要燒到那邊村莊怎麽辦，害怕了，就把衣服脫下來打火，終於給把火撲滅了，我從那以後再也不敢玩火了。(眾笑)

工人階級也是一樣。你給他講：“你不關心國家大事，你總有一天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我們當時不聽啊，就像我爸爸打我屁股我也不聽一樣。(眾笑、鼓掌)人必須經過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才能得到真理的，光聽一麵的正麵教育這還不夠。(鼓掌)有時我對此有些悲觀，人們為什麽非要經過第二遍呢？要有反麵教員呢？我們有很多這樣的反麵教員，我們得感謝他們。工人階級有了正反兩方麵的體驗，咱們才會想想，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怎樣才能防止“自己的房子”被資本家占有了。不能光建房子，還得想辦法防止“房子”被資本家占領了，這是很重要的東西。(熱烈鼓掌) 謝謝大家！

[yongbing1993]

工人工資如何量化的又去哪兒了






《量化》是指目標或任務具體明確，可以清晰度量。

然而，具體到社會勞動中各行各業之內，行與業之間的千變萬化多種多樣，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以及單純的腦力或體力，又或是腦力和體力都有，或腦力多些體力少些，或體力多些腦力少些，又因工人們之男女年齡技術智能動人能力勞動經驗等等諸多因素影響，尤其是在大大小小輕重不同任務多少，且時間不同的勞動，加上工廠企業經營活動中，又諸如計劃的、生產的、采購的、銷售的、質量的、倉庫的、財務的、項目的、人力資源的、統計的、分析的、信息的、設計的、管理的等等，同樣如打掃衛生的今天很髒明天不怎麽髒，無時無刻不關係到不斷變化著的動態勞動中，是如何來《量化》工資的？又是如何來《量化》工資的公平合理性？又更談不上什麽“正確性“了。更加扯淡什麽“合理性“了。隻是資本家想給多少就多少而己。

工人們在資本家工廠被剝削後，工人們拿到了所謂自己的用出賣自己勞動力埃來的一點血汗活常的工資後又用去哪兒了？工人們在資本家工廠打工能不能為自己創造財富？而工人們在資本家工廠勞動創造的財富去哪兒了？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當廠主對工人的剝削告一段落，工人領到了用現錢支付的工資的時候，馬上就有資產階級中的另一部分人——房東、小店主、當鋪老板等等向他們撲來。》

《當廠主對工人的剝削告一段落，工人領到了用現錢支付的工資的時候，馬上就有資產階級中的另一部分人——房東、小店主、當鋪老板等等向他們撲來。》

《當廠主對工人的剝削告一段落，工人領到了用現錢支付的工資的時候，馬上就有資產階級中的另一部分人——房東、小店主、當鋪老板等等向他們撲來。》

《共產黨宣言》中又說：現代工業已經把家長式的師傅的小作坊變成了工業資本家的大工廠。

擠在工廠裏的工人群眾就像士兵一樣被組織起來。

他們是產業軍的普通士兵，受著各級軍士和軍官的層層監視。

他們不僅僅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的奴隸，他們每日每時都受機器、受監工、首先是受各個經營工廠的資產者本人的奴役。

這種專製製度越是公開地把營利宣布為自己的最終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惡。
　　
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氣力越少，換句話說，現代工業越發達，男工也就越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擠。

對工人階級來說，性別和年齡的差別再沒有什麽社會意義了。他們都隻是勞動工具，不過因為年齡和性別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費用罷了。
　　
當廠主對工人的剝削告一段落，工人領到了用現錢支付的工資的時候，馬上就有資產階級中的另一部分人——房東、小店主、當鋪老板等等向他們撲來。
　　
以前的中間等級的下層，即小工業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業者和農民——所有這些階級都降落到無產階級的隊伍裏來了，有的是因為他們的小資本不足以經營大工業，經不起較大的資本家的競爭；有的是因為他們的手藝已經被新的生產方法弄得不值錢了。無產階級就是這樣從居民的所有階級中得到補充的。
　　
無產階級經曆了各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它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是和它的存在同時開始的。
　　
最初是單個的工人，然後是某一工廠的工人，然後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勞動部門的工人，同直接剝削他們的單個資產者作鬥爭。他們不僅僅攻擊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而且攻擊生產工具本身；他們毀壞那些來競爭的外國商品，搗毀機器，燒毀工廠，力圖恢複已經失去的中世紀工人的地位。
　　
在這個階段上，工人是分散在全國各地並為競爭所分裂的群眾。

工人的大規模集結，還不是他們自己聯合的結果，而是資產階級聯合的結果，當時資產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須而且暫時還能夠把整個無產階級發動起來。

因此，在這個階段上，無產者不是同自己的敵人作鬥爭，而是同自己的敵人的敵人作鬥爭，即同專製君主製的殘餘、地主、非工業資產者和小資產者作鬥爭。因此，整個曆史運動都集中在資產階級手裏；在這種條件下取得的每一個勝利都是資產階級的勝利。
　　
但是，隨著工業的發展，無產階級不僅人數增加了，而且它結合成更大的集體，它的力量日益增長，它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的力量。機器使勞動的差別越來越小，使工資幾乎到處都降到同樣低的水平，因而無產階級內部的利益、生活狀況也越來越趨於一致。

資產者彼此間日益加劇的競爭以及由此引起的商業危機，使工人的工資越來越不穩定；機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繼續不斷的改良，使工人的整個生活地位越來越沒有保障；單個工人和單個資產者之間的衝突越來越具有兩個階級的衝突的性質。工人開始成立反對資產者的同盟；他們聯合起來保衛自己的工資。他們甚至建立了經常性的團體，以便為可能發生的反抗準備食品。有些地方，鬥爭爆發為起義。
　　
工人有時也得到勝利，但這種勝利隻是暫時的。他們鬥爭的真正成果並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來越擴大的聯合。這種聯合由於大工業所造成的日益發達的交通工具而得到發展，這種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聯係起來。

隻要有了這種聯係，就能把許多性質相同的地方性的鬥爭匯合成全國性的鬥爭，匯合成階級鬥爭。而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中世紀的市民靠鄉間小道需要幾百年才能達到的聯合，現代的無產者利用鐵路隻要幾年就可以達到了。
　　
無產者組織成為階級，從而組織成為政黨這件事，不斷地由於工人的自相競爭而受到破壞。但是，這種組織總是重新產生，並且一次比一次更強大，更堅固，更有力。它利用資產階級內部的分裂，迫使他們用法律形式承認工人的個別利益。英國的十小時工作日法案就是一個例子。
　　
舊社會內部的所有衝突在許多方麵都促進了無產階級的發展。資產階級處於不斷的鬥爭中：最初反對貴族；後來反對同工業進步有利害衝突的那部分資產階級；經常反對一切外國的資產階級。在這一切鬥爭中，資產階級都不得不向無產階級呼籲，要求無產階級援助，這樣就把無產階級卷進了政治運動。於是，資產階級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對自身的武器給予了無產階級。
　　
其次，我們已經看到，工業的進步把統治階級的整批成員拋到無產階級隊伍裏去，或者至少也使他們的生活條件受到威脅。他們也給無產階級帶來了大量的教育因素。
　　
最後，在階級鬥爭接近決戰的時期，統治階級內部的、整個舊社會內部的瓦解過程，就達到非常強烈、非常尖銳的程度，甚至使得統治階級中的一小部分人脫離統治階級而歸附於革命的階級，即掌握著未來的階級。所以，正像過去貴族中有一部分人轉到資產階級方麵一樣，現在資產階級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別是已經提高到從理論上認識整個曆史運動這一水平的一部分資產階級思想家，轉到無產階級方麵來了。
　　
在當前同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隻有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其餘的階級都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而日趨沒落和滅亡，無產階級卻是大工業本身的產物。
　　
中間等級，即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他們同資產階級作鬥爭，都是為了維護他們這種中間等級的生存，以免於滅亡。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是反動的，因為他們力圖使曆史的車輪倒轉。如果說他們是革命的，那是鑒於他們行將轉入無產階級的隊伍，這樣，他們就不是維護他們目前的利益，而是維護他們將來的利益，他們就離開自己原來的立場，而站到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
　　
流氓無產階級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的部分，他們在一些地方也被無產階級革命卷到運動裏來，但是，由於他們的整個生活狀況，他們更甘心於被人收買，去幹反動的勾當。
　　
在無產階級的生活條件中，舊社會的生活條件已經被消滅了。無產者是沒有財產的；他們和妻子兒女的關係同資產階級的家庭關係再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了；現代的工業勞動，現代的資本壓迫，無論在英國或法國，無論在美國或德國，都有是一樣的，都使無產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法律、道德、宗教在他們看來全都是資產階級偏見，隱藏在這些偏見後麵的全都是資產階級利益。
　　
過去一切階級在爭得統治之後，總是使整個社會服從於它們發財致富的條件，企圖以此來鞏固它們已獲得的生活地位。無產者隻有廢除自己的現存的占有方式，從而廢除全部現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會生產力。無產者沒有什麽自己的東西必須加以保護，他們必須摧毀至今保護和保障私有財產的一切。
　　
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抬起頭來，挺起胸來。
　　
如果不就內容而就形式來說，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首先是一國範圍內的鬥爭。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
　　
在敘述無產階級發展的最一般的階段的時候，我們循序探討了現存社會內部或多或少隱蔽著的國內戰爭，直到這個戰爭爆發為公開的革命，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
　　
我們已經看到，至今的一切社會都是建立在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的對立之上的。但是，為了有可能壓迫一個階級，就必須保證這個階級至少有能夠勉強維持它的奴隸般的生存的條件。農奴曾經在農奴製度下掙紮到公社成員的地位，小資產者曾經在封建專製製度的束縛下掙紮到資產者的地位。現代的工人卻相反，他們並不是隨著工業的進步而上升，而是越來越降到本階級的生存條件以下。

工人變成赤貧者，貧困比人口和財富增長得還要快。由此可以明顯地看出，資產階級再不能做社會的統治階級了，再不能把自己階級的生存條件當作支配一切的規律強加於社會了。資產階級不能統治下去了，因為它甚至不能保證自己的奴隸維持奴隸的生活，因為它不得不讓自己的奴隸落到不能養活它反而要它來養活的地步。社會再不能在它統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說，它的生存不再同社會相容了。
　　
資產階級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是財富在私人手裏的積累，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資本的條件是雇傭勞動。雇傭勞動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競爭之上的。資產階級無意中造成而又無力抵抗的工業進步，使工人通過結社而達到的革命聯合代替了他們由於競爭而造成的分散狀態。於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