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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兵亦學亦工》三線建設學生

(2024-06-29 11:28:19) 下一個

《亦兵亦學亦工》三線建設學生

 

 

 

讀到一篇論文《亦兵亦學亦工 —襄渝鐵路學兵連研究(1970-1973年)》 作者:李德英 1 蔡藝雯 2 劉 凡【轉載】   來自:《西南科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10月第39卷第5期。

【摘要】襄渝鐵路學兵連是襄渝鐵路建設的一隻重要力量,這些學兵絕大多數初中畢業,年齡在 16-26 歲。經陝西省革委會動員,西安、鹹陽等城市和地區 1969、1970 年兩屆初中應屆畢業生和部分社會青年 25 000餘人,到襄渝鐵路陝西段參與建設,在艱苦的環境中進行思想改造和勞動鍛煉,工程結束後,這批學兵由陝西省相關部門統一安排了工作。這些學兵既是民兵又不同於民兵、既是知青又不同於知青,亦兵亦學亦工的複雜身份使他們的三線生活既艱苦又難忘,饑餓、危險、死亡與革命榮譽交織在一起,構成了那段往事的基調。

 近年來,關於三線鐵路網的規劃、布局、建設、影響等問題已有不少學者進行了研究,但對於鐵路工程參與群體的研究較少。尤其是襄渝鐵路學生民兵這一群體,尚未有深入的學術研究成果出現。盡管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這群特殊的知識青年仍未被納入研究者的視野。文學工作者及原學兵連成員以襄渝鐵路學兵連為曆史原型,創作了不少報告文學、散文、詩歌等文學作品⑤ 。這些親曆者的記錄,為學兵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記憶資料,為襄渝鐵路學兵連的曆史研究奠定了基礎。本文擬對襄渝鐵路學兵連組織動員、編製待遇、工地生活和學兵記憶做一探析,以便進一步認識和理解學兵們在三線建設中所麵臨的困窘以及他們克服困難、艱苦奮鬥的精神。

襄渝鐵路東起襄樊,西至重慶,全長915.6公裏,是連接三線重點地區四川省、陝西省與我國中部地區的交通大動脈,在鐵路交通網建設中占有重要地位 。襄渝鐵路共分三段:東段在湖北,西段在四川,中段也稱陝西段,包括胡家營至達縣部分(含陝西省和四川東部部分地區)。西段於1968年4月開工,東段於1969 年3月開工,中段於1970年3月開工。至1970年二季度,鐵道兵部隊已先後調動23.6萬兵力進入襄渝鐵路工程施工,但勞動力仍然有缺口 。經國務院批準,四川省和湖北省分別動員30萬和14萬民兵支援,然而,陝西省由於陽安鐵路及寶雞峽、馮家山、王瑤等水利工程的修建占用了大量民工,可以投入襄渝鐵路建設的人力嚴重不足。

1970年,陝西段開始動工並急需青壯年勞力時,恰逢1969屆和1970屆初中生剛畢業,尚未上山下鄉。時任陝西省革委會主任的李瑞山提議讓這批學生以“勞動鍛煉”的形式參與支援三線鐵路建設,陝西省革委會通過了從這兩屆學生中選調部分人員參與襄渝鐵路陝西段建設施工的方案。1970年6月,負責領導襄渝鐵路陝西段工程的2107工程陝西省建設指揮部成立,經陝西省革委會、陝西省軍區和鐵道兵東段指揮部共同研究決定,“從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屆中學畢業生中選調十六周歲以上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的學生一萬名(女學生不超過百分之十五),由鐵道兵部隊帶領,並配一定數量地方幹部,參加施工,爭取八月份上齊。施工任務完成後,由省勞動部門統一分配工作”[3]3 。隨著襄渝鐵路陝西段修建工程展開,勞動力需求持續擴大,陝西省革委會決定,除1970年動員約 10000名學生赴三線支援外,1971年再次選調15000名學生參與襄渝鐵路陝西段工程建設 。陝西省2107指揮部將其命名為“學生民兵”,在建設工地上,學生民兵連,被簡稱為“學生連”或“學兵連”,學生民兵連隊退場後,政府和社會上稱之為“三線學生連”或“三線學兵連” 。

學兵的動員工作由陝西省革委會總負責,各地方的城市人口下放疏散辦公室直接領導,並由鐵道兵協助完成。其動員範圍為“陝西省內家居城鎮吃商品糧的1969屆、1970屆中學畢業生,社會青年和應下鄉而未下鄉的‘前三屆’畢業生”。此外,鹹陽地區要求原分配到各軍隊農場的初中畢業學生和中央、省屬駐地縣的廠礦企業單位的子弟也加入其中。

在麵向學生的動員工作中,最核心的內容就是令學生及家長理解支援三線建設的意義:第一、認清形勢,加強戰備;第二、修建襄渝鐵路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決策之一;第三、知識青年參加三線建設,是接受工農兵再教育、改造世界觀的極好機會。“

知識青年參加修建襄渝鐵路工程是在解放軍的直接組織領導下進行的,可以親身受到解放軍的教育和培養”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的指示是“知識分子要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而這裏的宣傳動員則強調知識青年“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顯然是對毛澤東指示精神的進一步引申,將參與襄渝鐵路建設作為知識青年接受思想改造的一個途徑,可以說,學生參加鐵路建設其實是知識青年改造思想和世界觀的另一種方式,與上山下鄉殊途同歸。

除精神動員之外,三線建設政治動員還有另外兩個特色,即製度動員和物質動員[9] 。製度動員具有強製性,而物質動員則是通過為被動員者解決一些實際困難或給出承諾來完成。對於青年學生和家長而言,他們最為關心的是前途問題。對此,動員單位進行了引導,並給出了承諾。據學兵劉某某回憶,動員條件中,對他們來講最有吸引力的一條就是:支援襄渝鐵路的這兩屆學生,不必參與上山下鄉,“去三線就屬於分配工作”“鐵路工程完工後也會重新安排工作”。陝西省革命委員會的相關文件明確指出:“施工任務完成後,由省勞動部門統一分配工作。”這讓學生和家長消除了顧慮,不必再上山下鄉,就可走上工作崗位,何樂而不為。

另外,動員工作中鐵道兵部隊的軍代表直接表明,“我們這次招去的學兵除了不帶領章、帽徽,什麽都和當兵的一樣”。這使學生有了一種加入學兵,就等於成為軍人的感覺。有學兵稱“做夢都想當女兵”,參與襄渝鐵路的修建工程,當上一名“不穿軍裝的女兵”同樣也是一件很“神氣”的事。

通過講形勢、樹理想、許前途等方式的宣傳動員,絕大多數青年學生對參與三線建設表現相當踴躍,參與修建鐵路的意願強烈。最終,有25809名1969屆、1970屆初中畢業生,分兩批送往秦巴山區的施工地參與襄渝鐵路工程的修建工作。

學兵的糧食、戶籍關係到達駐地後全部轉入襄渝鐵路修建指揮部。按照有關規定,學兵參與襄渝鐵路工程時的糧食均由駐地供應,每人每月45斤;工資為每人每月28元,按月發放;商品供應和棉花供應均按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對待;學兵每月工資的28元中,需要上繳15元作為每月夥食費,可供自己開銷的有 13元。

而同樣被抽調修建襄渝鐵路陝西段的民兵和普通工人的工資則是每人每月38元,技術工人44元。據襄渝鐵路的民兵回憶,“民兵每個月六七八三個標準,吃飯不交錢。同時,部隊按照每人每月38元交給地方,是民兵所在生產隊的每月工分錢”。除了作為工分計算工作量之外,民兵可以得到每個月8元的零花錢。

由此可見,盡管學兵被稱為“學生民兵連”,是民兵的一種類型,但其待遇,與一般民兵有所不同。究其原因,估計與學兵參加築路工作的性質有關。進行學兵動員時,已經強調學兵到襄渝鐵路,是作為上山下鄉的一種特殊形式,是為了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因此,其身份既是特殊的“知青”,又是特殊的民工,陝西省革委會等機構在考慮學兵的工資待遇時,主要從接受鍛煉和教育出發,能夠維持生活即可。

經過陝西省革委會等機構精心組織和護送,25809名學兵分批、分次來到位於紫陽、安康、旬陽、白河境內的施工地,141個學生連隊在全長近300公裏的襄渝鐵路陝西段上鋪開,與鐵道兵戰士和民兵一起,參與了鐵路修建的所有工種和環節,並成為橋梁和隧道施工的主力軍。

根據檔案資料記載,在工地上,鐵道兵官兵對學兵很照顧,並積極教育,“對學生絕不能簡單的當作勞動力來使用,而是一切著眼於用毛澤東思想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每個連隊派兩名軍代表,“有的還把軍代表派到排、班,對學生連的組織管理教育,一律和解放軍一樣,對知識青年從政治上關心,勞動上幫助,生活上照顧,真正做到了無微不至的關懷,耐心細致的育”。

在鐵道兵指戰員的教育和幫助下,學兵們培養了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優良作風。“不僅學會了砍柴做飯,自己料理日常生活,並且遵照毛主席‘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教導,用自己的雙手在高山峻嶺上披荊斬棘,開出平地,搭起帳篷,蓋起營房,種上蔬菜,養起豬羊”。

在參與襄渝鐵路建設四個月時,就已湧現出不少先進集體和個人,據某部隊統計,在該部隊參加三線建設的3000多名知識青年中,有800多人被評為五好戰士,300多人受到行政嘉獎,評出16個四好排,評出40多個四好班,80%以上的知識青年都寫了入團申請書,有100多人加入了共青團。因而,

1971年2月,陝西省相關機構認為組織知識青年參加三線建設很有必要,同時認為這是知識青年改造世界觀、實現革命化的重要途徑。

與上山下鄉、需要“紮根農村”的知識青年相比,參與襄渝鐵路修建的學兵,從1973年3月開始,到7月中旬,2107工程陝西省建設指揮部分兩批完成了學兵的分配工作。實際參與分配的學兵為24742名,其中69屆9668名(包括選幹524人),70屆15074名(包括選幹461人)。學生分配去向,基本上按照 1972年當年的勞動計劃執行,按部門分:分配國防工辦係統2934名,中央其他單位4380名,省屬單位11193名,地、市單位5860名,省軍區及駐陝部隊3267名;按地區分:分配到西安市9653名,寶雞市4352名,銅川市622名,鹹陽地區、渭南地區2863名,商洛地區175名,安康地區103名[13]5 。據袁培力等人考證,“漢中地區和省外也分配了一部分三線學生”。至此,陝西省相關部門兌現了動員時安排這些學兵工作的承諾。

襄渝鐵路“學生民兵連”成為那個時代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既是民兵,又與普通民兵有所不同,與民兵同工不同酬,“所抽調之民兵、普工每人每月三十八元,技工四十四元,學生每人每月二十八元,實行按月發放”。根據“農忙少上、農閑多上”的原則,民兵由各地區組織,民兵有輪換回家參與農活的機製,而學兵連探親假都沒有;當然,民兵與學兵的前途也不同,工程結束後,民兵繼續回鄉務農,學兵則統一分配工作,所以他們既是民兵,又非民兵。同時,學兵被組織送往襄渝鐵路工地參與建設,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一種形式,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因而他們既是知青,又不同於普通知青。

毛澤東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希望知識青年在農村的廣闊天地,將知識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同時接受思想和世界觀的改造。陝西省在組織動員學生參與鐵路建設時,進一步引申了毛澤東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指示意義,從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發展為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因而將組織學生參加鐵路建設以彌補勞動力不足的行為,升華為組織學生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積極進行思想和世界觀改造的行為,從而與黨中央毛主席保持一致。

既然都是知識青年,都要接受思想改造,改造的地點可以是農村,也可以是工地。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是知青。但他們與普通知青最大的區別在於安排工作的承諾,“施工任務完成後,由省勞動部門統一分配工作”。這是普通知青所沒有的,當普通知青被要求紮根農村幹革命時,他們在鐵路建設工地上隻幹了兩年多,就統一安排了工作,即使普通知青也有推薦上學、招工、招幹的機會,但這麽大規模的統一安排,絕無可能。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又不是知青。由此,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這些青年人:民兵,又非民兵;知青,亦非知青。

鐵路學兵連是襄渝鐵路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這些亦兵亦學亦工的學生絕大多數初中畢業,年齡在16-25歲。他們在鐵路工地上得到了鍛煉,為今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很多學兵認為,正是因為他們曆經了鐵路建設艱苦工作的鍛煉,才塑造成了堅忍不拔、百折不撓的“軍人品格”。學兵們艱苦奮鬥的曆史,可以進一步弘揚“艱苦創業、無私奉獻、團結協作、勇於創新”的三線建設精神,讓更多的年輕人了解和理解前輩的奮鬥及意義,為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做出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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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ngbing1993 回複 悄悄話 毛澤東:共產黨總有一天要消滅







《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都是曆史上發生的。凡是曆史上發生的東西,都要在曆史上消滅。》

《共產黨總有一天要消滅,民主黨派也總有一天要消滅。消滅就是那麽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實在好。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促使它們消滅得早一點。這個道理,過去我們已經說過多次了。》

《將來我們國家富強了,我們一定還要堅持革命立場,還要謙虛謹慎,還要向人家學習,不要把尾巴翹起來。不但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要向人家學習,就是在幾十個五年計劃之後,還應當向人家學習。一萬年都要學習嘛!這有什麽不好呢?》

第287頁 論十大關係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章節名:論十大關係

頁碼:第287頁

我認為,中國有兩條缺點,同時又是兩條優點。
  
第一,我國過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國主義,曆來受人欺負。工農業不發達,科學技術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曆史悠久,以及在文學上有部《紅樓夢》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驕傲不起來。但是,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 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麵前伸不直腰,像《法門寺》裏的賈桂[2]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在這方麵要鼓點勁,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來,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視美帝國主義”的精神發展起來。
  
第二,我們的革命是後進的。雖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國早,但是那時沒有共產黨,那次革命也失敗了。人民革命的勝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蘇聯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幾年。在這點上,也輪不到我們來驕傲。蘇聯和我們不同,一、沙皇俄國是帝國主義,二、後來又有了一個十月革命。所以許多蘇聯人很驕傲,尾巴翹得很高。
  
我們這兩條缺點,也是優點。我曾經說過,我們一為“窮”,二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從發展的觀點看,這並不壞。窮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難。科學技術水平高的國家,就驕傲得很。我們是一張白紙,正好寫字。
  
因此,這兩條對我們都有好處。將來我們國家富強了,我們一定還要堅持革命立場,還要謙虛謹慎,還要向人家學習,不要把尾巴翹起來。不但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要向人家學習,就是在幾十個五年計劃之後,還應當向人家學習。一萬年都要學習嘛!這有什麽不好呢?

引自 《論十大關係》

《論十大關係》(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這是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毛澤東說:“最近幾個月,中央政治局聽了中央工業、農業、運輸業、商業、財政等三十四個部門的工作匯報,從中看到一些有關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綜合起來,一共有十個問題,也就是十大關係。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過去為了結束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我們就實行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現在為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同樣也實行這個方針。“

一 ,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這是已經定了的。但是決不可以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如果沒有足夠的糧食和其它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養活工人,還談什麽發展重工業?所以,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必須處理好。在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上,我們沒有犯原則性的錯誤。

二 ,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我國的工業過去集中在沿海。所謂沿海,是指遼寧、河北、北京、天津、河南東部、山東、安徽、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我國全部輕工業和重工業,都有約百分之七十在沿海,隻有百分之三十在內地。這是曆史上形成的一種不合理的狀況。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利用,但是,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布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在這兩者的關係問題上,我們也沒有犯大的錯誤,隻是最近幾年,對於沿海工業有些估計不足,對它的發展不那麽十分注重了。這要改變一下。

三, 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國防不可不有。現在,我們有了一定的國防力量。經過抗美援朝和幾年的整訓,我們的軍隊加強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蘇聯紅軍要更強些,裝備也有所改進。我們的國防工業正在建立。自從盤古開天辟地以來,我們不曉得造飛機,造汽車,現在開始能造了。我們現在還沒有原子彈。但是,過去我們也沒有飛機和大炮,我們是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我們現在已經比過去強,以後還要比現在強,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怎麽辦呢?可靠的辦法就是把軍政費用降到一個適當的比例,增加經濟建設費用。隻有經濟建設發展得更快了,國防建設才能夠有更大的進步。

四, 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國家和工廠、合作社的關係,工廠、合作社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這兩種關係都要處理好。為此,就不能隻顧一頭,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麵,也就是我們過去常說的“軍民兼顧”、“公私兼顧”。鑒於蘇聯和我們自己的經驗,今後務必更好地解決這個問題。
  
拿工人講,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他們的勞動條件和集體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進。我們曆來提倡艱苦奮鬥,反對把個人物質利益看得高於一切,同時我們也曆來提倡關心群眾生活,反對不關心群眾痛癢的官僚主義。隨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工資也需要適當調整。關於工資,最近決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麵,加在工人方麵,以便縮小上下兩方麵的距離。我們的工資一般還不高,但是因為就業的人多了,因為物價低和穩,加上其它種種條件,工人的生活比過去還是有了很大改善。在無產階級政權下麵,工人的政治覺悟和勞動積極性一直很高。去年年底中央號召反右傾保守,工人群眾熱烈擁護,奮戰三個月,破例地超額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計劃。我們需要大力發揚他們這種艱苦奮鬥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決他們在勞動和生活中的迫切問題。

五 ,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也是一個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這對我們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有利。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複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隻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麽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

六, 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對於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我們的政策是比較穩當的,是比較得到少數民族讚成的。我們著重反對大漢族主義。地方民族主義也要反對,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點。我國少數民族人數少,占的地方大。論人口,漢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壓倒優勢。如果漢人搞大漢族主義,歧視少數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誰多呢?土地是少數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們說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實際上是漢族“人口眾多”,少數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資源很可能是少數民族“物博”。

七 ,黨和非黨的關係。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都是曆史上發生的。凡是曆史上發生的東西,都要在曆史上消滅。因此,共產黨總有一天要消滅,民主黨派也總有一天要消滅。消滅就是那麽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實在好。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促使它們消滅得早一點。這個道理,過去我們已經說過多次了。

但是,無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專政,現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繼續加強不可。否則,不能鎮壓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國主義,不能建設社會主義,建設起來也不能鞏固。列寧關於無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決沒有像有些人說的那樣“已經過時”。無產階級專政不能沒有很大的強製性。但是,必須反對官僚主義,反對機構龐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廢事的條件下,我建議黨政機構進行大精簡,砍掉它三分之二。

八 ,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反革命是什麽因素?是消極因素,破壞因素,是積極因素的反對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轉變?當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會轉變。但是,在我國的條件下,他們中間的大多數將來會有不同程度的轉變。由於我們采取了正確的政策,現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還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九, 是非關係。黨內黨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對待犯了錯誤的人,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正確的態度應當是,對於犯錯誤的同誌,采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允許他們繼續革命。過去,在以王明為首的教條主義者當權的時候,我們黨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學了斯大林作風中不好的一麵。他們在社會上不要中間勢力,在黨內不允許人家改正錯誤,不準革命。
  
《阿Q正傳》是一篇好小說,我勸看過的同誌再看一遍,沒看過的同誌好好地看看。 魯迅在這篇小說裏麵, 主要是寫一個落後的不覺悟的農民。他專門寫了“不準革命”一章,說假洋鬼子不準阿Q革命。其實,阿Q當時的所謂革命,不過是想跟別人一樣拿點東西而已。可是,這樣的革命假洋鬼子也還是不準。我看在這點上,有些人很有點像假洋鬼子。他們不準犯錯誤的人革命,不分犯錯誤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錯誤的人殺掉了。我們要記住這個教訓。無論在社會上不準人家革命,還是在黨內不準犯錯誤的同誌改正錯誤,都是不好的。
  
對於犯了錯誤的同誌,有人說要看他們改不改。我說單是看還不行,還要幫助他們改。這就是說,一要看,二要幫。人是要幫助的,沒有犯錯誤的人要幫助,犯了錯誤的人更要幫助。人大概是沒有不犯錯誤的,多多少少要犯錯誤,犯了錯誤就要幫助。隻看,是消極的,要設立各種條件幫助他改。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因為黨內的原則爭論,是社會上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是不允許含糊的。按照情況,對於犯錯誤的同誌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實際的批評,甚至必要的鬥爭,這是正常的,是為了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對犯錯誤的同誌不給幫助,反而幸災樂禍,這就是宗派主義。
  
對於革命來說,總是多一點人好。犯錯誤的人,除了極少數堅持錯誤、屢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數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過傷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樣,犯過錯誤的人,隻要善於從錯誤中取得教訓,也可以少犯錯誤。倒是沒有犯過錯誤的人容易犯錯誤,因為他容易把尾巴翹得高。我們要注意,對犯錯誤的人整得過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崗本來是想搬石頭打人的,結果卻打倒了自己。好意對待犯錯誤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團結人。對待犯錯誤的同誌,究竟是采取幫助態度還是采取敵視態度,這是區別一個人是好心還是壞心的一個標準。
  
“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是團結全黨的方針,我們必須堅持這個方針。

十, 中國和外國的關係。我們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我想是提得對的。現在有些國家的領導人就不願意提,甚至不敢提這個口號。這是要有一點勇氣的,就是要把戲台上的那個架子放下來。
  
應當承認,每個民族都有它的長處,不然它為什麽能存在?為什麽能發展?同時,每個民族也都有它的短處。有人以為社會主義就了不起,一點缺點也沒有了。哪有這個事?應當承認,總是有優點和缺點這兩點。我們黨的支部書記,部隊的連排長,都曉得在小本本上寫著,今天總結經驗有兩點,一是優點,一是缺點。他們都曉得有兩點,為什麽我們隻提一點?一萬年都有兩點。將來有將來的兩點,現在有現在的兩點,各人有各人的兩點。總之,是兩點而不是一點。說隻有一點,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

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製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製和批判。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麵。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以利於改進我們的工作。
yongbing1993 回複 悄悄話 《上山下鄉》是偉大的教育方針







幾千年的中國曆史上,隻有在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革》時期,有過唯一的亦或是前無先例後無來者的,盡有的一次由國家執政統治者安排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巨大工程的活動。在這裏先不去討論這一活動的意義所在! 在這裏首先盡盡先去了解在中國這樣一個不富裕的國家的政府統治者,是如何化了大量的財力精力又是如何地去組織完成這一艱巨的任務的。

首先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中央政府成立專門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 相應的各省市以及城市的各區和街道委員會都有相應的組織專人負責, 而相對應的各省以下的縣和人民公社委員會中都有專人負責, 以及各學校也有專人負責! 同時製定規定在學生自願報名參加的同時, 也允許一些特殊家庭的子女不必參加!

當學校接到學生報名後同時又得到學生家長的同意後公布名單, 通知街道社區組織歡送! 同時通知各接受單位準備迎接並做好安置工作! 如此巨大的工程活動是有組織有計劃有安排地進行的, 確保這麽大批的知識青年的安全! 同時政府也化費了大量的錢財和人力資源來完成這項工作!

回顧中國幾幹年的曆史上那朝那代的皇帝統治者做得了這事! 再看世界上有那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在過去或今天這樣做得到過! 就是今天的中國的走資派特色執政統治者有能耐做得了這事嗎? 可以肯定地說古今中外自有人類以來沒有統治者階級如此關心年輕人的事的。 翻開曆史看到的隻有抓壯丁去參軍打仗, 抓男丁去修建帝皇的墓陵, 建造長城防衛! 除此之外曆朝曆代的年青人隻能是各顯神通的過程中就是自生自滅罷了!

經過仔細研究當時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中央政府為什麽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主要為的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社會主義的教育方針。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落實共產黨的教育方針的偉大舉措。這有利於知識青年得到實踐知識,有利於農村農業現代化建設,有利於社會主義集體化建設,有利於農民農業機械化知識化進行農業生產勞動,有利於人民公社的工農商學兵結合縮小城鄉差別。有利於培養社會主義集體化建設的新人才。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落實共產黨的教育方針的偉大舉措。 

從政治意義上講,讓知識青年參加生產勞動、與勞動人民相結合,是鍛煉其思想、鍛煉其 意誌,反修防修,保證革命事業後繼有人,保證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的千秋大計;

從社會意義上講,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對於加強城鄉聯係,鞏固工農聯盟,縮小三大差 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體腦差別),建設社會主義的農業和新農村有非常積極的意義;

從科學和經濟上來講,讓知識青年聯係生產實際,學以致用,在學中幹、 在幹中學,既能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又能將其掌握的知識更快、更直接、更大限度地用於生產實踐,是一種行之有效的促進學習、生產和科學知識普及應用的好措 施。

《文革》時期明確指出:“改革舊的教育製度,改革舊的教學方針和方法,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人民服務,人民又以工農為主體,教育自然就應為他們服務。而新中國成立至1966年不過17年時間,教育在舊社會裏掌握在剝削階級手裏,到文革前依然無法徹底擺脫這種影響。所以,從工農中選拔學生,就成為解決這一難題的重要方法。

另外,不是隻有坐在教室裏,拿著課本,聽老師在講台上講課才叫受教育;上山下鄉,是到實際生活中通過實踐來學習。學生高中畢業後,先到社會上勞動兩年再回學校讀書,效果遠比死讀書要好,是偉大的教育創舉。 

1973年《人民日報》登載了北京大學的教改情況,1976年《參考消息》登載了一些外國學者、友人談中國教育革命的觀感,都可以從其中看到教改的效果。

在如此多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參加的活動中, 自然會出現一些不好的事的發生, 比如上山下鄉的青年學生中經不住在鄉下的艱苦生活的人有之, 有些女孩子被鄉下的一些壞男人欺負的有之, ..........對於那些不良現象的發生隨後中央政府是有明文規定要嚴肅處理的! 當然上山下鄉的生活是艱苦的, 其實整個中國都在艱苦地建設之中!

對於後來的收尾是沒有預料到的, 因為自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後否定了以前的一切, 所以結局就比較亂! 那又能怪誰呢?! 一個國家的政策隨著領導人的輪換沒有連續性受害的一定是平民百姓! 這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如此! 隨後的幾十年裏不但否定了還大肆地加於控訴, 以至於到今天還有人在控訴新中國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政策!

別再如此嬌情地化時間化精力再來控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了, 今後也不會再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了,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一個前無先例後無來者的巨大工程! 中國政府的後來統治者是無能力也不會化錢化精力去考貝的! 今後等待著年輕知識人的是自找工作自尋門路各自奮鬥自生自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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