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要殺開一條血路為投降叛國

改革要殺開一條血路為投降叛國

 

 

看任何事物要看本質，不要看名字。人也換了，本質也變了，還用原來的名也是假的。假共產黨，真走資派。買賣將軍部長，用手中掌握的機密出賣給外國賺錢事小，投降叛國是大。

毛澤東當年評水滸，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麵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走資派投降，搞修正主義，把社會主義公有製改成私有製，讓資本主義招安了。走資派和民運的鬥爭，是剝削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走資派投降了，就去欺壓百姓。

毛澤東評水滸就是想說明白如果讓走資派奪取了領導權就會投降被資本主義招安。

資改派利用改革搞投降主義，向資本主義投降。

社會主義改革的兩個基本原則就是，一，堅持毛澤東的群眾路線民主，二，堅持公有製。否則就是假社會主義改革。

原來資改派的改革支持力是那些91%的高幹億萬富翁，中國億萬富翁中竟有91%是高幹子女，這些高幹大富翁就是改革的支持力量。當然也離不開那些攀附權勢的學者流氓政客們。那些當初高喊小平你好的人就是這些91%和搞政治投機的學者。資改派就是要讓他們先富起來，資改派就是在設計如何讓他們那些高幹功臣成為中國新貴族。這也是當初走資派的主要目的。怪不得毛澤東要發動群眾搞文化大革命，就是因為在那些功臣高幹中有大多數都是想成為新貴族官老爺的走資派。毛澤東就是在用發動群眾搞群眾路線民主打擊那些新貴族特權階級的專製。

那些攻擊毛澤東專製的右派就是說毛澤東發動群眾搞人民民主阻止了功臣高幹新貴族官老爺們的發財門路。他們搞的民主就是新貴族官老爺做主自己發財的民主。還不許人民知道，不許人民民主監督就是害怕他們功臣新貴族官老爺在偷摸自富先富。剝奪四大自由就是他們新貴族掠奪國家財富掠奪人民的財富還不許人民反對。

看看他們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新貴族官僚老爺91%高幹億萬富翁服務的？

老百姓看不起病他們看不到？老百姓上不起學他們看不到？老百姓養不起老他們看不到？老百姓住不起房他們看不到？老百姓的孩子因為缺少10元錢看感冒病上吊自殺他們就瞪眼裝瞎看不到？老百姓因為生不起孩子跳樓自殺他們就瞪眼裝瞎看不到？老百姓死都死不起他們看不到？中國每年自殺28.7萬人。每2分鍾自殺9人，其中8人未遂，自殺率是國際平均水平的2.3倍他們就瞪眼裝瞎看不到？一個教師在20多年前就開始資助貧困農民的孩子上小學，資助了20多年還是有很多農民的孩子上不起學，這位老師瞞著家人用休息時間下煤礦背煤賺錢資助貧困孩子上小學。你們還歌頌什麽盛世？這就是你們改革30年的成績？

說文革造反派迫害了很多老幹部，那麽91%的億萬富翁高幹是不是老幹部？是這些91%的億萬富翁高幹迫害老百姓還是造反派迫害他們了？他們老幹部新貴族官僚也被罷官就是被迫害，有功就應該當貴族官僚老爺嗎？不能被罷官？被老百姓罷官就是官僚的恥辱？你們砸工人飯碗就是對工人的浩劫，你們掠奪國家財富自己成為91%的億萬富翁就是對國家的浩劫，你們用低工資掠奪老百姓的財富就是對老百姓的浩劫。這些對老百姓的浩劫那些垃圾文人怎麽不寫傷痕文學了？因為那些垃圾文人用編造傷痕文學造謠發財了。

怪不得他們那麽仇恨對改革反思的人，原來是為了91%的高幹億萬富翁繼續發財啊！怪不得他們急於製定物權法，原來就是為了保護91%的高幹億萬富翁的不法財富啊！為什麽中國的91%的億萬富翁都是高幹子弟呢？他們不是用權力搞腐敗獲得的違法財富嗎？

怪不得他們要全麵否定文革，全麵否定文革就是為了自己發財先富成為億萬富翁。怪不得他們那麽害怕人們自由的研究文革，原來文革就是為了阻止防止他們腐敗成為億萬富翁。

怪不得他們極力的造謠誣陷攻擊毛澤東毛澤東時代，原來就是因為毛澤東壓製了他們當新貴族官老爺發財暴富的貪欲。

怪不得他們那麽害怕毛澤東的群眾路線民主，他們在建國初期就以為是自己得到了天下，他們要當新貴族官僚老爺了，所以他們極力的破壞毛澤東的群眾路線民主，他們為了自己搞私有化發財就說剝削有功，他們搞包產到戶分散農民的團結力量人民公社就是為了土地私有化，由高幹新貴族官僚老爺私有化。他們在建國後想盡一切辦法破壞毛澤東搞建設，他們故意製造問題否定毛澤東思想毛澤東路線，就是為了搞官僚私有製自己成為億萬富翁官僚老爺新貴族。

他們用浮誇風破壞了大躍進，他們用浮誇風否定毛澤東時代的成果，他們用浮誇風歌頌改革30年的功勞，原來就是為了高幹官僚們自己暴富成為億萬富翁。他們給公務員漲工資就是為了保護億萬富翁官僚的權利，他們給軍隊警察漲工資就是為了把軍隊警察變成億萬富翁官僚老爺的保護工具。

高喊著為人民服務，事實是在為億萬富翁官僚老爺新貴族服務。還能繼續欺騙下去嗎？隻有用強權和厚臉皮了吧？

怪不得改革要殺開一條血路，原來是有91%的高幹億萬富翁要喝血。他們喝誰的血？當然是國家的血，當然是老百姓的血，每年自殺28萬人就是被吸血鬼吸幹了血逼死的。

  怪不得那些精英知識分子高喊著民主也不敢接受人民民主監督，那些精英知識分子現在對網絡文革大字報恨之入骨啊！他們想盡一切卑鄙手段阻止人民群眾在網絡上民主監督他們。精英們也在利用網絡放毒毒害國民。

我堅決反對任何否定公有製的改革，因為公有製才能保障所有國民的生存權和生存自由。我堅決反對任何不接受人民民主監督的改革，因為沒有人民民主監督的公有製就是官僚私有製。事實證明91%的高幹億萬富翁就是官僚私有製的腐敗剝削掠奪結果。

   官僚私有化跟資本家私有化都是剝削的手段。隻有用毛澤東的群眾路線民主才能有真正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公有製才能保障所有人的生存權和生存自由。就是說真正的民主是毛澤東的群眾路線民主，隻有社會主義公有製才會保障所有人的生存權和生存自由，生存權才是最基本的人權，生存的自由才是最重要的自由。

[yongbing1993]

對民主人士，要讓他們唱對台戲







《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台戲，放手讓他們批評。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就有點象國民黨了。國民黨很怕批評，每次開參政會就誠惶誠恐。》

《民主人士的批評也無非是兩種：一種是錯的，一種是不錯的。不錯的可以補足我們的短處；錯的要反駁。》

《對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對壞人壞事的鬥爭，是長期的，要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將在鬥爭中取得經驗，受到鍛煉，這是很有益處的。》

《對鬧事又怕，又簡單處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是對立統一的，是存在著矛盾、階級和階級鬥爭的。》

《壞事有兩重性，一重是壞，一重是好。這一點，現在很多同誌還不清楚。壞事裏頭包含著好的因素。把壞人壞事隻看成壞，是片麵地形而上學地觀察問題，不是辯證地觀察問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壞人壞事一方麵是壞，另一方麵有好的作用。》

《至於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麵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製人，不要先發製人。》

《要學會這麽一種領導藝術，不要什麽事情總是捂著。人家一發怪議論，一罷工，一請願，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總覺得這是世界上不應有之事。》

《再有一種是鬧得有對有不對的，對的部分我們接受，不對的部分加以批評，不能步步後退，毫無原則，什麽要求都答應。》

《除了大規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亂必須武裝鎮壓以外，不要輕易使用武力，不要開槍。》

《對於鬧事，要分幾種情況處理。一種是鬧得對的，我們應當承認錯誤，並且改正。一種是鬧得不對的，要駁回去。鬧得有道理，是應當鬧的；鬧得無道理，是鬧不出什麽名堂的。》

《對鬧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數人、少數人區別開來。》

《對帶頭鬧事的人，要有分析。有些人敢於帶頭鬧，經過教育，可能成為有用之材。》

《對少數壞人，除了最嚴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關，不要開除。要留在原單位，剝奪他的一切政治資本，使他孤立起來，利用他當反麵教員。》

《清華大學那個要殺幾千幾萬人的大學生，我們鄧小平同誌去講話，就請他當教員。這樣的人，又沒有武裝，又沒有手槍，你怕他幹什麽？你一下把他開除，你那裏很幹淨了。但是不得人心。你這個地方開除了，他就要在別的地方就業。所以，急於開除這些人不是好辦法。這種人代表反動的階級，不是個別人的問題，簡單處理，爽快是爽快，但是反麵教員的作用沒有盡量利用。蘇聯大學生鬧事，他們就開除幾個領袖人物，他們不懂得壞事可以當作教材，為我們所用。當然，對於搞匈牙利事件那樣反革命暴亂的極少數人，就必須實行專政。》

第354頁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章節名：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

頁碼：第354頁

要學會這麽一種領導藝術，不要什麽事情總是捂著。人家一發怪議論，一罷工，一請願，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總覺得這是世界上不應有之事。不應有之事為什麽又有了呢？可見得是應有之事。你不許罷工，不許請願，不許講壞話，橫直是壓，壓到一個時候就要變拉科西。黨內、黨外都是這樣。各種怪議論，怪事，矛盾，以揭露為好。要揭露矛盾，解決矛盾。
　　
對於鬧事，要分幾種情況處理。一種是鬧得對的，我們應當承認錯誤，並且改正。一種是鬧得不對的，要駁回去。鬧得有道理，是應當鬧的；鬧得無道理，是鬧不出什麽名堂的。再有一種是鬧得有對有不對的，對的部分我們接受，不對的部分加以批評，不能步步後退，毫無原則，什麽要求都答應。除了大規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亂必須武裝鎮壓以外，不要輕易使用武力，不要開槍。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慘案，就是用開槍的辦法，結果把自己打倒了。我們不能學段祺瑞的辦法。
　　
對鬧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數人、少數人區別開來。對多數人，要好好引導、教育，使他們逐步轉變，不要挫傷他們。我看什麽地方都是兩頭小中間大。要把中間派一步一步地爭取過來，這樣，我們就占優勢了。對帶頭鬧事的人，要有分析。有些人敢於帶頭鬧，經過教育，可能成為有用之材。對少數壞人，除了最嚴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關，不要開除。要留在原單位，剝奪他的一切政治資本，使他孤立起來，利用他當反麵教員。清華大學那個要殺幾千幾萬人的大學生，我們鄧小平同誌去講話，就請他當教員。這樣的人，又沒有武裝，又沒有手槍，你怕他幹什麽？你一下把他開除，你那裏很幹淨了。但是不得人心。你這個地方開除了，他就要在別的地方就業。所以，急於開除這些人不是好辦法。這種人代表反動的階級，不是個別人的問題，簡單處理，爽快是爽快，但是反麵教員的作用沒有盡量利用。蘇聯大學生鬧事，他們就開除幾個領袖人物，他們不懂得壞事可以當作教材，為我們所用。當然，對於搞匈牙利事件那樣反革命暴亂的極少數人，就必須實行專政。
　　
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台戲，放手讓他們批評。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就有點象國民黨了。國民黨很怕批評，每次開參政會就誠惶誠恐。民主人士的批評也無非是兩種：一種是錯的，一種是不錯的。不錯的可以補足我們的短處；錯的要反駁。至於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麵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製人，不要先發製人。
　　
對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對壞人壞事的鬥爭，是長期的，要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將在鬥爭中取得經驗，受到鍛煉，這是很有益處的。
　　
壞事有兩重性，一重是壞，一重是好。這一點，現在很多同誌還不清楚。壞事裏頭包含著好的因素。把壞人壞事隻看成壞，是片麵地形而上學地觀察問題，不是辯證地觀察問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壞人壞事一方麵是壞，另一方麵有好的作用。比如，象王明這樣的壞人，就起著反麵教員的好作用。同樣，好事裏頭也包含著壞的因素。比如，解放以後七年來的大勝利，特別是去年這一年的大勝利，使有些同誌腦筋膨脹，驕傲起來了，突然來了個少數人鬧事，就感到出乎意料之外。
　　
對鬧事又怕，又簡單處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是對立統一的，是存在著矛盾、階級和階級鬥爭的。

引自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

[yongbing1993]

賣國投降走資派鄧小平徒子徒孫







賣國投降走資派鄧小平的徒子徒孫何其多。出了一批又一批，可以說是永無缺失過。四十多年來前前後後被抓了多少？還存在多少？自從賣國投降的走資派鄧小平上台就是中國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上台，就是資產階級上台”。利用全球化把新自由主義輸入中國。新自由主義乘中國“改革開放”之機大舉“進攻”。

走資派鄧小平不懂資本市場就是買方市場，盲目、大膽、一味地引進外資，他在利用外資之時，反被外資利用，使中國陷入到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資本壟斷網中。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值美、英積極推行新自由主義之時，於是新自由主義這條“毒蛇”，打扮成改革開放的“美女”，“救世良方”、最佳的“經濟理論”，乘機混入中國大門，被一些辨不清是非的走資派改革家、大冤頭奉若神明，一是派出去大批學者、幹部學習、取經，回來成為推行新自由主義骨幹，在他們掌控的部門和地區積極推廣，二是請進新自由主義者來講學於中央黨校、各主要的學府、論壇等多種場合進行演講、作報告，使許多聽者中毒很深，還號稱大開眼界、所謂的解放了思想、就跟著大幹起來。

就是走資派鄧小平的 “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千方百計弄“錢”，錢就是效益，有了錢什麽都好辦，一時間全國工農商學兵，一齊來經商，共產黨員要帶頭富起來，“萬元戶”是當然的黨員，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被許多人淡忘、拋棄，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成為許多人的奮鬥目標，極端個人主義成為不少人的世界觀；“市場經濟成為改革的最終目標”；私有化在不聲不響中已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被它們改變，一句話：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已逐步實現。

這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歪風，這股逆流像洪水猛獸那樣和個人的私利結合起來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聽了，成為短期內難以治癒的頑症。這股逆流，自然受到了黨內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同誌們的堅決抵製和批判、鬥爭，但它在走資派的支持下已根深蒂固 。不過廣大黨員和人民是不會聽任新自由主義擺布的，當他們認識到這是國際壟斷資產階級撒向中國和全世界人民重新壓迫、剝削人民的羅網、廣大人民成為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時候，必然奮起反抗，一個美好的社會主義一定會到來。

現隻舉一個新自由主義推銷者--張五常在中國如何叫賣美國新自由主義的真實例子。下邊是吳易風教授寫的《張五常熱解析》摘錄。

張五常，1935年生，1948年在香港上學，1957年出國，先後在加拿大和美國攻讀經濟學，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的題目是《佃農理論》。張五常從美國回到香港（受美國新自由主義的頭目科斯、 弗裏德曼的指派，於70年代末回到香港，任務是就近指導中國的改革，不能排除另一個經濟殺手之嫌—引者注）後，任教於香港大學經濟係，自我國進行經濟體製改革以來，張五常把研究方向轉到經濟製度變遷問題上，主要是用西方新製度經濟學的產權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解釋中國的製度變遷。

張五常受影響最大的是兩類經濟學家，一個是美國新製度學派代表人物科斯（諾貝爾獎獲得者—引者注）阿爾契安等，一是美國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弗裏德曼等。

張五常說的製度變遷有特定含議，是指中國以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到以私有製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製度的變遷。張用科斯的理論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他說“在馬克思與科斯的一場智力決賽中，無論是邏輯或實證，科斯均全麵勝出。科斯從邏輯推理及證實兩方麵，都否定了以摧滅私有產權來提高生產力的可能性。中國也絕不能例外。”

張五常在《馬克思奄奄一息》一文中說，中國人相信馬克思主義，相信毛澤東思想，“這是崇拜是知識落後民族的特征”。“我一向以為在對中國民生有影響的理論中，馬克思的力禍最深…他的分析及推理能力可算是低手，但他卻把理論寫得似懂非懂，似通非通。”張斷言：“馬克思由頭錯到尾”，“嚴格地說，馬克思的理論不是過了時，而是從未對過”。

張五常攻擊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他說：“關於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的概念，我曾經用三招兩式，使它‘片甲不留’。”他說，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勞動價值論是“基礎”，其它理論是“上蓋”。“這基礎若是清楚地錯了，整個馬克思理論的‘上蓋’就會塌下來”。因此，他著重攻擊勞動價值論，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科技的進展一日千裏”，勞動價值論“被公認為謬論”。他宣稱：“在中國，馬克思的理論是奄奄一息了”。

張五常在一些大學作報告時不止一次地說：“世界上，馬克思最蠢。馬克思的理論早已蓋棺定論，我張五常不過是在馬克思的棺材上再打上釘子而已。”丶“他不是我殺的，而是你們殺的，我隻不過是打上釘子”。

張五常說：舉世聞名的“科斯定理”其實就是一句話，“清楚的權利界定（即‘產權清晰’—引者注）是市場交易的先決條件”。什麽是“清楚的權利界定”即“產權清晰”呢？張五常解釋說：“清楚的權利界定是私有產權”。他又說：“科斯定理的主旨，就是不管權利誰屬，隻要是清楚地界定是私有，市場的運作能力便會---使資源的使用達到最高的生產總淨值。”，正是科斯定理的私有產權清晰論“使舉世開始明白私有產權的重要，間接或直接地使共產奄奄一息”。他還說：“私產製是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私產製度是唯一的選擇”。

我國出現“張五常熱”，實際上就是“新製度經濟學熱”，“新自由主義熱”。張五常反複宣傳的科斯定理、產權清晰、交易成本、產權私有、製度變遷等等，都不是張五常的創造，而是源於美國新製度經濟學。如果張五常的說法有新意的話，那就在於他把美國新製度經濟學通俗化、本土化了。

一位著名經濟學家說：“我們這些積極參與改革的經濟學家”（指少數成為中央改革智囊團的經濟學家——引者注）......後來找到了西方新製度經濟學，掌握了西方新製度經濟學的成果，這才“推動了九十年代中國經濟改革在製度層麵的進展。從那以後，各方麵經濟製度創新，就成為改革設計和改革實踐的中心課題”。他說，是“現代經濟學”推進了中國經濟改革的進程。

正在這個時候，張五常從香港來到內地（有時是陪同弗裏德曼來的），主動“送來”了美國新製度經濟學，特別是主動“送來”了經過他通俗化、本土化了的新製度經濟學。他的經濟散文集一版再版。例如，那本獻給他們的老師科斯的《賣橘者言》（香港版），在1984年11月至1994年3月間，就發行了20版，內地的還沒有計算在內。這些書的大部分讀者並不在香港，而在內地。隻是後來，翻譯的新製度經濟學著作多了，人們才越來越多地從新製度經濟學原著的中譯本中了解新製度經濟學。

推動並掀起“張五常熱”的少數經濟學家，他們很了解張五常，他們讚同張五常的基本觀點和基本主張，張五常宣傳的新製度經濟學是他們的智慧之源。他們需要張五常，需要他來完成他們自己不能完成或較難完成的任務。

這些經濟學家對張五常的什麽理論和主張感興趣？據研究，他們對張五常說的勞動價值論“一無是處”、勞動價值論“被公認為謬論”、剩餘價值論已被打得“片甲不留”、“馬克思由頭錯到尾”、“馬克思的理論......從未對過”感興趣；他們對張五常說的“人性是生而自私”、“每個人的行為以自私為出發點”、“共產主義錯估了人類本性”感興趣；他們對張五常說的“一日不實行私有財產製度，就沒有可能用市場價值作為衡量標準”、“市場經濟是基於私有產權的…這是科斯定律”、“唯有私有產權製度才可以…節省交易費用”、“私有製是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私產製度是唯一的選擇”感興趣；他們對張五常說的“不管社會主義為何物，以大手筆出售‘國產’的辦法來推行私產製”、“取之民為國有，還之民為私有”、“將某些資產幹脆交給有較大特權的作為私產，讓他們先富起來”感興趣；他們對張五常說的“以共產黨推行私有製，聽來有點矛盾，但權力所在…是可行之道”感興趣。

明白了這些，自然就明白“張五常熱”，從而就明白了“新製度經濟學熱”和“新自由主義熱”的深層原因。（《當代思潮》2003年第5期）。

從上述情況可以明顯看出，張五常和新自由主義的首領弗裏德曼多次來華，先後到北大、中央黨校及有關部門作報告、講學，培植了中國一批崇拜美國新製度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的精英，他們中的重要骨幹分子成為中國改革政策的製定者或實踐者，一些重要政策、主張已體現在90年代黨的重要決策中，成為推動體製改革的指導思想，成為新自由主義的實踐者。如《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體製若幹問題的決定》中，規定“建立現代企業製度是發展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是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其基本特征是“產權關係明晰”，規定“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主要是製訂和執行宏觀調控政策，搞好基礎設施建設，創造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等。”在短短的十多年中，私有經濟已超過公有製經濟，占據主導地位；由市場決定企業的生產、銷售、科研和價格，完全否定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製，溶入了世界壟斷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大循環；資本主義的一切弊端都呈現在中國人民麵前；還培植了一個龐大的新資產階級陣容，廣大工人、農民工以及農民又成為被壓迫、被剝削者。這便是美國新自由主義和新製度經濟學在中國泛濫所造成的深重災難。還推動產生了崇美、媚美、恐美的意識形態，從上到下形成了一股邪惡意念，一媚、二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