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農民義務勞動工作熱火朝天
“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工作熱火朝天地幹起來了。我和五位同誌用吊杆,也就是用杠杆幹活。按照‘領頭’同誌的指揮,這些重六七十普特的輪對,在我們的肩膀和兩個吊杆的推壓下,輕快地從一條線路跳到另一條線路上。一對車輪撤掉之後,就換上一對新的。放好所有的輪對,我們就把那些磨損了的舊家夥順著軌道迅速地‘打發到’棚子裏去……一、二、三,——它們被一台旋轉式鐵吊杆吊到空中,軌道就騰出來了。那邊,在黑暗中,響著手錘聲,同誌們在自己的‘病’車跟前象蜜蜂般地忙碌著。既做木工,又上油漆,還蓋車頂,工作幹得熱火朝天,我們和政治委員同誌都很高興。那裏的鍛工們也需要我們幫忙。
在一座移動鍛工爐上放著一根燒紅了的‘導杆’,也就是車輛上用的鉤杆,鉤已經撞彎。白熱的鉤杆被鉗到砧子上,直冒火花,在經驗豐富的同誌的指導下,我們靈巧的錘擊使它漸漸恢複了原狀。它還放著紅光就被我們迅速地抬去,冒著火花安進鐵孔裏,——錘了幾下,就把它安好了。我們爬到車廂底下。這些車鉤和導杆的構造並不象我們想象的那樣簡單,那裏有一整套東西,有鉚釘、彈簧……
工作熱火朝天,夜幕降臨了,爐火燒得更亮。很快就完工了。一部分同誌靠著一堆輪箍在‘憩息’,慢慢地‘品’著熱茶。清涼的5月之夜,一鉤美妙的新月懸在天空。人們有說有笑,互相開著玩笑。
——格·同誌,收工吧,修好13輛不少了!但格·同誌還沒有心滿意足。喝完了茶,我們唱著慶祝勝利的歌曲,向出口走去……”
開展“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運動的地方,不隻是莫斯科。6月6日《真理報》報道:“5月31日在特維爾進行了第一次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有128名共產黨員到鐵路上勞動。三個半小時裝卸了14輛車,修好了3台機車,鋸了10立方俄丈木柴,還做了別的工作。熟練的工人黨員的工作效率比一般效率高12倍。”
接著,6月8日《真理報》又寫道: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
“薩拉托夫6月5日訊。鐵路上的共產黨員職工響應莫斯科的同誌們的號召,在黨員大會上決定:為了支援國民經濟,每星期六無報酬地加班勞動5小時。”
我詳盡無遺地援引了關於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消息,因為我們從這裏無疑地可以看到共產主義建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麵,對於這個方麵,我們的報刊沒有充分地加以重視,我們大家也還沒有給予應有的評價。
少唱些政治高調,多注意些極平凡的但是生動的、來自生活並經過生活檢驗的共產主義建設方麵的事情,——我們大家,我們的作家、鼓動員、宣傳員、組織者等等都應當不倦地反複提出這個口號。
在無產階級革命後的初期,我們首先忙於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務,即擊敗資產階級的反抗,戰勝剝削者,粉碎他們的陰謀(如從黑幫和立憲民主黨人[1]到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2]都參加過的企圖出賣彼得格勒的“奴隸主的陰謀”[3]),這是當然的,不可避免的。但除了這個任務以外,同樣不可避免地要提出——而且愈向前發展就愈要提出——一個更重要的任務,即從積極方麵來說建設共產主義,創造新的經濟關係,建立新社會。
我曾屢次指出,例如3月12日我在彼得格勒工人、農民和紅軍代表蘇維埃會議上講話時就曾指出,無產階級專政不隻是對剝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這種革命暴力的經濟基礎,它的生命力和成功的保證,就在於無產階級代表著並實現著比資本主義更高類型的社會勞動組織。實質就在這裏。共產主義的力量源泉和必獲全勝的保證就在這裏。
農奴製的社會勞動組織靠棍棒紀律來維持,勞動群眾極端愚昧,備受壓抑,橫遭一小撮地主的掠奪和侮辱。資本主義的社會勞動組織靠饑餓紀律來維持,在最先進最文明最民主的共和國內,盡管資產階級文化和資產階級民主有很大的進步,廣大勞動群眾仍舊是一群愚昧的、受壓抑的雇傭奴隸或被壓迫的農民,橫遭一小撮資本家的掠奪和侮辱。共產主義的社會勞動組織——其第一步為社會主義——則靠推翻了地主資本家壓迫的勞動群眾本身自由的自覺的紀律來維持,而且愈向前發展就愈要靠這種紀律來維持。
這種新的紀律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由善良的願望產生的,它是從資本主義大生產的物質條件中生長起來的,而且隻能是從這種條件中生長起來。沒有這種物質條件就不可能有這種紀律。代表或體現這種物質條件的是大資本主義所創造、組織、團結、訓練、啟發和鍛煉出來的一定曆史階級。這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
如果我們把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原出拉丁文的、曆史哲學的科學用語譯成普通的話,它的意思就是:
在推翻資本壓迫的鬥爭中,在推翻這種壓迫的過程中,在保持和鞏固勝利的鬥爭中,在創建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製度的事業中,在完全消滅階級的全部鬥爭中,隻有一個階級,即城市的總之是工廠的產業工人,才能夠領導全體被剝削勞動群眾。(我們要順便指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科學區別,隻在於第一個詞是指從資本主義生長起來的新社會的第一階段,第二個詞是指它的下一個階段,更高的階段。)
“伯爾尼”國際[4]即黃色國際的錯誤,就在於它的領袖們隻在口頭上承認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卻害怕思索到底,害怕作出恰恰是資產階級覺得特別可怕和絕對不能接受的必然結論。他們害怕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也是一個階級鬥爭時期,隻要階級沒有消滅,階級鬥爭就不可避免,不過它的形式有所改變,在推翻資本後的初期變得更加殘酷,更加獨特。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之後,並不停止階級鬥爭,而是繼續階級鬥爭,直到消滅階級——當然,是在另一種環境中,在另一種形式下,采取另一些手段。
“消滅階級”是什麽意思呢?凡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人,都承認社會主義的這個最終目的,但遠不是所有的人都深入思索過它的含義。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曆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係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同生產資料的關係(這種關係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歸自己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於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
顯然,為了完全消滅階級,不僅要推翻剝削者即地主和資本家,不僅要廢除他們的所有製,而且要廢除任何生產資料私有製,要消滅城鄉之間、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之間的差別。這是很長時期才能實現的事業。要完成這一事業,必須大大發展生產力,必須克服無數小生產殘餘的反抗(往往是特別頑強特別難於克服的消極反抗),必須克服與這些殘餘相聯係的巨大的習慣勢力和保守勢力。
認為一切“勞動者”都同樣能勝任這一工作,那是純粹的空話或馬克思以前的舊社會主義者的幻想。因為這種能力不是自行產生的,而是在曆史上生長起來的,並且隻能是從資本主義大生產的物質條件中生長起來的。在開始從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時候,隻有無產階級才具有這種能力。它所以能夠完成它所肩負的巨大任務,第一是因為它是各文明社會中最強大最先進的階級;第二是因為它在最發達的國家中占人口的多數;第三是因為在象俄國這樣一些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大多數人是半無產者,就是說,這些人總是每年有一部分時間過著無產者的生活,總是某種程度上靠在資本主義企業中從事雇傭勞動來維持生活。
誰想根據什麽自由、平等、一般民主、勞動民主派的平等這類泛泛的空話來解決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任務(象考茨基、馬爾托夫和伯爾尼國際即黃色國際其他英雄們所做的那樣),誰就隻能以此暴露出他在思想方麵奴隸般地跟著資產階級跑的小資產者、庸人和市儈的本性。要正確地解決這一任務,隻有具體地研究已經奪得政權的那個特殊的階級即無產階級和所有一切非無產階級以及半無產階級勞動群眾之間的特殊的關係,這種關係不是在空想和諧的、“理想的”環境中形成的,而是在資產階級進行瘋狂的和多種多樣的反抗的現實環境中形成的。
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裏,包括俄國在內,大多數人,尤其是勞動群眾,都千百次地親身遭受過,他們的親屬也遭受過資本的壓迫、資本的掠奪和各種各樣的侮辱。帝國主義戰爭——為決定由英國資本或德國資本取得掠奪全世界的霸權而屠殺千百萬人的戰爭——更異常地加劇、擴大和加深了這種困苦,使人們認清了這種困苦。所以大多數人尤其是勞動群眾必然同情無產階級,因為無產階級英勇果敢、毫不留情地以革命手段推翻資本的壓迫,推翻剝削者,鎮壓他們的反抗,用自己的鮮血開辟一條創建不容剝削者存在的新社會的道路。
非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勞動群眾的那種小資產階級的猶豫動搖,即倒退到資產階級“秩序”、資產階級“卵翼”下去的傾向不論如何嚴重,如何不可避免,他們也終究不能不承認無產階級的道義上政治上的威信,因為無產階級不僅推翻剝削者並鎮壓他們的反抗,而且建立新的更高的社會聯係,新的更高的社會紀律,即聯合起來的自覺的工作者的紀律,這些工作者除了他們自己的職合組織的權威以外,除了他們自己的更加自覺、勇敢、團結、革命、堅定的先鋒隊的權威以外,是不承認任何束縛和任何權威的。
為了取得勝利,為了建立和鞏固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應當解決雙重的或二位一體的任務:第一,用自己在反對資本的革命鬥爭中奮不顧身的英勇精神吸引全體被剝削勞動群眾,吸引他們,組織他們,領導他們去推翻資產階級和徹底鎮壓資產階級的一切反抗;第二,把全體被剝削勞動群眾以及小資產階級的所有階層引上新的經濟建設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會聯係、新的勞動紀律、新的勞動組織的道路,這種勞動組織把科學和資本主義技術的最新成就同創造社會主義大生產的自覺工作者大規模的聯合聯結在一起。
這第二個任務比第一個任務更困難,因為解決這個任務決不能靠一時表現出來的英勇氣概,而需要在大量的日常工作中表現出來的最持久、最頑強、最難得的英勇精神。但這個任務又比第一個任務更重要,因為歸根到底,戰勝資產階級所需力量的最深源泉,這種勝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證,隻能是新的更高的社會生產方式,隻能是用社會主義的大生產代替資本主義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生產。
縱觀中國一百年以來的曆史,自1840年以來的鴉片戰爭、甲午之戰和八國聯軍入侵,中國都是逢外即敗,割地賠款,受盡列強的蹂躪、糟蹋和欺侮,抗 日戰爭日本侵略中國更是燒、殺、搶、掠無惡不作。
抗美援朝戰爭雪恥了中華民族百年屈辱,打得當年洗劫北京和火燒圓明園的“八國聯軍”的主要參戰國美、英、 法丟盔棄甲,一敗塗地,是一場讓中國人民揚眉吐氣之戰,是重塑民族脊梁之戰。從而確立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使中國傲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被譽為東方巨人。 在世界戰爭史上由一個積貧之國和劣勢裝備擊敗世界最強大軍事盟軍,雪中華民族百年之恥,隻有毛澤東時代做到了。
正是這場抗美援朝戰爭,讓全世界都知道“中國人民說話是算數的”。
毛澤東時代捍衛祖國尊嚴。
為了保家衛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毛澤東親自決策和指揮了抗美援朝戰爭、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抗美援越戰爭、珍寶島自衛反擊戰和西沙之 戰,並取得了勝利。
特別是1950年的抗美援朝戰爭,正值新中國剛誕生不久,八年抗戰和三年解放戰爭使得國家滿目瘡痍,國力貧弱、百廢待興,而以美國為首 的16國軍隊卻越過三八線,占領朝鮮首都平壤,把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嚴重威脅著新生的紅色政權。為了履行國際主義義務,也為了保衛的中國和平建設,毛澤東以一個偉人的宏偉膽略和氣魄,力排眾議,毅然決定出兵朝鮮。抗美援朝戰爭從誌願軍入朝作戰時起,始於鴨綠江,止於三八線。在這場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中, 中國人民誌願軍在沒有遠程炮火支援,沒有空中火力掩護,沒有地麵集群裝甲突擊的情況下,僅憑著毛澤東高超的指揮藝術和誌願軍的英勇作戰,依靠著最原始落後 的裝備,打敗了以美國為首的號稱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16國“聯合國軍”和韓軍,共計斃傷俘敵為109萬,其中斃傷俘美軍39萬多人,沉重打擊了美國的侵 略氣焰。
毛澤東堪稱人類曆史上絕無僅有的善於以弱擊強、以弱勝強的軍事家。事實雄辯地證明:中國軍隊以劣勢裝備戰勝了現代化裝備的敵人,打出了中國的國威 和軍威,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粉碎了美國妄圖幹涉朝鮮內政、並吞全朝鮮的企圖,保衛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獨立,捍衛了新中 國的安全,保障了新中國經濟恢複和建設工作的順利進行,保衛了亞洲和世界的和平,增強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自尊心,鼓舞了世界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侵略的意誌 和決心。
縱觀中國一百年以來的曆史,自1840年以來的鴉片戰爭、甲午之戰和八國聯軍入侵,中國都是逢外即敗,割地賠款,受盡列強的蹂躪、糟蹋和欺侮,抗 日戰爭日本侵略中國更是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抗美援朝戰爭雪恥了中華民族百年屈辱,打得當年洗劫北京和火燒圓明園的“八國聯軍”的主要參戰國美、英、 法丟盔棄甲,一敗塗地,是一場讓中國人民揚眉吐氣之戰,是重塑民族脊梁之戰。從而確立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使中國傲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被譽為東方巨人。 在世界戰爭史上由一個積貧之國和劣勢裝備擊敗世界最強大軍事盟軍,雪中華民族百年之恥,隻有毛澤東時代做到了。
正是這場抗美援朝戰爭,讓全世界都知道“中國人民說話是算數的”。記得當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勢如破竹推進到“三八線”時,毛澤東授權周總理向美國發出 嚴正警告,“不得越過38°線,否則中國將出兵”。時任“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根本不把中國的警告放在眼裏,悍然指揮“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占 領平壤,長驅直入至鴨綠江邊,後被中國人民誌願軍趕回“三八線”以外。
時隔十多年後美國又發動了越南戰爭,毛澤東又授權周總理警告美軍“不得越過北緯 17°線”。後在長達十多年的越南戰爭中,美軍一直沒有越過17°線。這就是偉人的風采!
假若毛澤東開創的《新中國》仍然是一個軍閥混戰、土匪肆虐、黑幫橫行、黃賭毒泛濫的國家,不知還要死多少人!就憑這一點,毛澤東就功高蓋世。
毛澤東接手時的舊中國,是一個百年戰亂、千瘡百孔、國力貧弱、文盲占95%的極其貧窮落後的農業國。
麵對一個積貧之國,麵對帝國主義的重重封鎖,毛澤東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組織群眾,帶領群眾,集中群眾的智慧和力量,製定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 苦奮鬥,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創造精神,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先後開展了土地改革、公私合營、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躍進和 四個“五年計劃”。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在短短的二十七年內,就把一個任人欺淩宰割、四分五裂、民不聊生、滿目瘡痍的農業國,發展成了一個從電動機車、先進 戰機、噴氣式大型客機、洲際導彈、兩彈一星、核潛艇、導彈艦、遠洋測控船、高速計算機、大規模集成電路、人工合成胰島素,到工業成套設備、所有農業機械、 各種化工原料無所不能造的世界工業大國和軍事強國,完成了最艱苦的工業基礎和科技積累,走完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近百年走過的路程,把中國建設成了一個繁榮 昌盛的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的社會主義強國。
正是毛澤東打下的堅實基礎,才有了後來改革開放的輝煌成就。
然而,毛澤東一生兩袖清風,廉潔勤政,更 是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擁戴和無限敬仰。
毛澤東時代建設突飛猛進。
毛澤東接手時的中國,是一個百年戰亂、千瘡百孔、國力貧弱、文盲占95%的極其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在工業上甚至連火柴和鐵釘(被稱為洋 火和洋釘)都不能製造,全國僅有的黃金儲備也被蔣介石全部運往了台灣,真可謂是一窮二白。
但毛澤東堅信:“我們中華民族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複舊物的決 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並以非凡的才智和膽識,以無比的胸襟和氣度,領導全國人民在廢墟上開始了前所未有的、轟轟烈烈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建 設。
麵對一個積貧之國,麵對帝國主義的重重封鎖,毛澤東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組織群眾,帶領群眾,集中群眾的智慧和力量,製定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 苦奮鬥,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創造精神,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先後開展了土地改革、公私合營、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躍進和 四個“五年計劃”。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在短短的二十七年內,就把一個任人欺淩宰割、四分五裂、民不聊生、滿目瘡痍的農業國,發展成了一個從電動機車、先進 戰機、噴氣式大型客機、洲際導彈、兩彈一星、核潛艇、導彈艦、遠洋測控船、高速計算機、大規模集成電路、人工合成胰島素,到工業成套設備、所有農業機械、 各種化工原料無所不能造的世界工業大國和軍事強國,完成了最艱苦的工業基礎和科技積累,走完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近百年走過的路程,把中國建設成了一個繁榮 昌盛的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的社會主義強國。
正是毛澤東打下的堅實基礎,才有了後來改革開放的輝煌成就。
雖然毛澤東時代建成的遍布全國城鄉的全民 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企業在改革開放中轉為了民運企業,但毛澤東時代建設的國防工業卻保留下來了,現在十三億中國人民能夠生活在一個長期的和平環境,都是得 益於毛澤東。
有人信口雌黃地汙蔑毛澤東時代發展緩慢完全是惡毒汙蔑和無稽之談!
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是在嚴竣的國際封鎖、戰爭威脅和修正主義壓迫,甚至還要打贏多場戰爭,長期支援世界革命的惡劣國際國內環境下取得的:
一是建立起 了計劃經濟體製,實行有計劃地建設、生產和銷售,有效地避免了重複建設、重複生產和製假現象,最大限度的減少了浪費;
二是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製度, 最大限度地激發和調動了全國人民的勞動熱忱;
三是首先發展了鋼鐵水泥石油煤炭交通電力等基礎工業;
四是建成了無數大中型水庫,實現了江河整治、農田改造、 良種培育;
五是實現了滅毒絕娼、道不失遺、夜不閉戶的社會風氣;
六是消滅了血吸蟲、麻風、天花、鼠疫、霍亂、性病……,人民的健康水平極大提高,人均壽命 提高到67歲;
七是普及全民義務教育、兒童入學率達到97.1%、吃藥住房基本不用花錢、工人退休有養老金、農村鰥寡孤獨吃五保、工殘有保障的極高社會福 利;
八是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無通貨膨脹。
在廢墟上把一個一窮二白的爛攤子在短時期內建設成了現代化強國,並解決了當時八億人民的吃穿問題,隻有毛澤東時代做 到了。
在毛澤東時代,由於沒有軍閥割據,沒有內戰,沒有黑社會性質的幫派,沒有匪患,沒有黃、賭、毒,加之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醫療有保障,中國的人口從解放 初期的5億多人增加到了8億多,這就足以說明毛澤東時代是一個政通人和與安居樂業的太平盛世,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
在中國的曆史上,由於戰亂和 大屠殺等原因,多次出現了中國人口不增反降的情形。就是國民黨統治的三十八年(1911年—1949年)的時間裏,中國人口也沒有增加多少,而毛澤東領導 的新中國才二十七年(1949—1976年)人口就增加了近4億。
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不看主流,歪曲事實,甚至把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災害的死亡人數無限誇大, 來攻擊和否定毛澤東。中國曆史上因自然災害死亡的人還少嗎?何止千萬!
當毛澤東聽到身邊的警衛員探親回來說因自然災害有餓死人的現象後,毛澤東迅速果斷作 出了開倉放糧救濟災民的決策,避免了更多的悲劇發生。即使有一些人為因素,也應該歸究於當時各級領導的官僚主義和浮誇風,謊報畝產幾千斤幾萬斤所致。
假若 新中國仍然是一個軍閥混戰、土匪肆虐、黑幫橫行、黃賭毒泛濫的國家,不知還要死多少人!就憑這一點,毛澤東就功高蓋世。
毛澤東一生兩袖清風,廉潔勤政,更 是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擁戴和無限敬仰。
毛澤東既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無產階級革命家,又是一位偉大的軍事家和戰略家,還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詩人和書法家。
毛澤東是一位集大家於一身的 偉人,他 的領袖風度、人格魅力、文韜武略、豐功偉績,在中國曆史上還沒有哪個人能夠超過他。他給我們留下了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毛澤東思想。
可是,卻有人不顧事 實、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編造謊言,不遺餘力地抵毀他和攻擊他,隻能說明他們是舊中國的殘渣餘孽及其後代,是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及地富反壞的孝子賢孫,是 帝國主義的走狗和代言人。他們的抵毀和攻擊如同狂犬吠日,絲毫無損太陽的光輝。
曆史足可以證明一切!毛澤東的豐功偉績無與倫比!
這是誰也無法扭轉的!這也是全世界人民必須公認的!
如果是一個中國人,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一個有正義感的中國人!
都會擁護毛主席!熱愛毛主席!
《七律二首·送瘟神》
作者:毛澤東
讀6月30日人民日報,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
其一
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
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萬裏,巡天遙看一千河。
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
其二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
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血吸蟲病》在中國流行了2000多年,對中國人民健康造成嚴重的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中央非常重視血吸蟲病的防治工作,1953年前後就派出100多名醫務人員進駐重疫區餘江縣除滅血吸蟲病,治好千餘人。
1956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強調“全黨動員,全民動員,消滅血吸蟲病”,並且把消滅血吸蟲病寫進了《農業發展綱要40條》。
同年,中共中央成立了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派出大批醫療隊到疫區進行血吸蟲病防治工作。工作取得明顯的效果,疫區餘江縣人們提出了“半年準備,一年戰鬥,半年掃尾”的口號,發揮衝天幹勁,與瘟神作戰,並大力興修水利,填平溝壑,根絕血吸蟲的滋生地,僅用了兩年時間,就根絕了血吸蟲病。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報》報道了這個消息,刊載了通訊《第一麵紅旗——記江西餘江縣根本消滅血吸蟲病的經過》。
毛澤東讀後十分欣慰,徹夜未眠,第二天早晨便寫了這兩首詩,並在詩題下用一段優美的文字描述了作詩時的喜悅心情。
這兩首詩最早發表於《詩刊》1958年10月號和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報》第一版,同日《人民日報》第八版發表毛澤東這兩首詩手稿。發表時,題為《送瘟神二首》。收入1963年版《毛主席詩詞》時,改作《七律二首·送瘟神》。
這兩首詩是聯章體,通過血吸蟲病在舊社會長期流行,危害嚴重和新社會迅速被消滅的鮮明對比,揭露了舊社會給勞動人們造成的沉重災難,歌頌了社會主義製度及勞動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煥發出來的衝天幹勁和改造山河的英雄業績。
第一首詩是寫曆史,描寫解放前舊中國血吸蟲病長期肆虐,廣大農村淒涼蕭條的景象和勞動人民悲慘的處境,深刻揭露批判了舊社會。
首聯“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其中“綠水青山”表明江南山清水秀,用山水的“枉自多”來暗示人民之稀少,揭示了血吸蟲病危害之嚴重。
像華佗那樣想救死扶傷的名醫對血吸蟲也毫無辦法,以此說明長期以來人民深受血吸蟲病之害。
這寫出了疫區勞動人民的無限辛酸,也寄托著作者的無限感慨。
頷聯“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兩句形象地勾畫出了廣大江南農村遭受血吸蟲病危害的悲慘圖景:荒草叢生,穢汙遍野,人們死的死,逃的逃,一片蕭條冷落,人們能聽到的似乎隻有鬼的哀歌。
頸聯“坐地日行八萬裏,巡天遙看一千河”兩句是作者對時間過得飛快的想象,恢宏而形象地展示了悠悠歲月的流逝。
尾聯“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兩句是緊承頸聯而生發出來的。
作者的思緒因“巡天遙看一千河”,又想到天河邊的牛郎。
牛郎可說是天上諸神中出身於勞動人民的代表,自然對民間的疾苦尤為關心,所以當牛郎問起人間瘟神肆虐之事,毛澤東便回答說,昔日血吸蟲給人民帶來的悲哀痛苦,如今已如東流去的水波一去不返了。
這是第一首詩意的結束,也是第二首詩的起點。
第二首詩是寫現實,描寫新中國勞動人民在社會主義製度下,精神振奮,鬥誌昂揚,戰勝瘟神,征服自然,使祖國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
首聯“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描繪出新時代新中國的畫麵,以明快的語言勾畫出當前春光明媚的景象表達了對中國六億人民精神境界和智慧的熱情讚揚和高度評價。
頷聯“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緊承首聯“春風”句的境界,進一步開拓新中國欣欣向榮的爛漫風光。
“紅雨”,“青山”突出了美麗明豔的色彩,令人耳目一新。
其中,“紅雨”句雖是化用唐代詩人李賀《將進酒》中的詩句,但與李賀詩句的情調不同。
在李賀詩中,“紅雨”觸發了詩人的暮春傷感;而在毛澤東筆下,“紅雨”卻成為明麗的景象:花雨隨心灑落,翻作紅色的波浪。
“青山”也不再是“綠水青山枉自多”了,而是比舊時更明媚,更新豔,更富有生機了,它也不再是交通的阻礙,而是被人民所征服,成為溝通天塹的橋梁。
這兩句詩既是寫景,又是抒情,“隨心”“著意”兩詞,景中寓情,把景色的美好與作者的內心喜悅之情很自然地融在一起。
頸聯“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緊承“六億”句,進步開拓詩境,描繪了人民群眾劈山治水、改造河山的雄偉壯闊的勞動場麵,從而體現了“六億神州盡舜堯”的具體內涵。
尾聯“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是對兩首詩的總括,點明送瘟神的主題。
送走瘟神,原本是民間祛災病、禳不祥、驅瘟神、除惡鬼的習俗,作者用這兩句詩表明中國人民消滅血吸蟲、送走瘟神的決心。
“紙船明燭”一經燒起,瘟神無處可藏,還欲何往,隻好逃之夭夭。
稱瘟神為君,用尊稱,極富調侃,包含著對瘟神的嘲笑意味,給人一種戰勝瘟神的幽默感,表現了作者積極豪邁的樂觀之情。
總起來說,這兩首詩既獨立成章,又有機聯係,前首寫舊社會之悲,後首寫新時代之喜,成為一個各臻其妙、相得益彰的統一整體。
毛澤東還為這兩首詩專門寫了一段《後記》:“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餘江縣基本消滅了血吸蟲,十二省、市滅疫大有希望。我寫了兩首宣傳詩,略等於近來的招貼畫,聊為一臂之助。就血吸蟲所毀滅我們的生命而言,遠強於過去打過我們的任何一個或幾個帝國主義。八國聯軍、抗日戰爭,就毀人一點來說,都不及血吸蟲。除開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現在尚有一千萬人患疫,一萬萬人受疫的威脅。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華佗們在早幾年大多數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幹勁漸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黨抓起來了,群眾大規模發動起來了。黨組織、科學家、人民群眾,三者結合起來,瘟神就隻好走路了。”
同日,毛澤東還致信胡喬木,信中寫道:“睡不著覺,寫了兩首宣傳詩,為滅血吸蟲而作。……滅血吸蟲是一場惡戰。詩中坐地、巡天、紅雨、三河之類,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過一會,或須作點解釋。”
第一首詩寫瘟神猖獗,人民遭殃的悲慘景象,舊中國血吸蟲病長期流行,廣大農村淒涼蕭條,表達了對勞動人民命運的深切關懷和對舊社會的強烈憤恨。
“綠水青山枉自多”,中國南方青山綠水、風景秀麗,可一個小小的血吸蟲竟使大好河山蕭殺黯淡,根本不可能成為百姓的福地。舊中國社會腐敗、黑暗,即便華佗這樣的神醫也無法根治血吸蟲病這樣的頑症。
“千村薜荔人遺矢”,薜荔是一種蔓生的野草,指人居住的村落不見莊稼,到處雜草叢生。五代詩人譚用之《秋宿湘江遇雨》:“秋風萬裏芙蓉國,暮雨千家薜荔村。”“人遺矢”用廉頗故事寫出人體弱多病的狀態。“矢”同“屎”。《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萬戶蕭疏鬼唱歌”,千家萬戶人丁稀少,隻有鬼在唱歌。李賀《秋來》詩雲:“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毛澤東從視覺和聽覺寫出血吸蟲病的流行之廣和為害之深,飽含著詩人對深重苦難下的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同時也是對黑暗的舊社會的強烈控訴。
“坐地日行八萬裏,巡天遙看一千河”,由於蟲害長期肆虐,人們隻好坐在地球上,隨著地球的公轉茫然地巡遊太空。毛澤東表現出一種非凡的時空意識,對人民的關切之情隨著想象飛到天外,遨遊廣闊宇宙長河之中。然而,年年歲歲慘況依然,苦難依舊,人們到哪裏去尋求幫助他們解脫疾病、消滅瘟君的救星呢?
“牛郎欲問瘟神事”,在中國古代創造的眾多神裏,隻有牛郎織女是勞動者。作為是勞動人民的化身神,牛郎十分關注瘟神肆虐之“事”。“一樣悲歡逐逝波”,如何回答牛郎的發問呢?詩人的答詞是:一切悲歡離合都隨著時光的流逝而成為過去了。這樣寫,人間天上渾然一體,極大地開拓了詩詞包容的時空領域和思想蘊含,寫出了舊中國帶給人民的災禍,那是天怒人怨,世所難容。
第二首詩寫新時代新社會人民當家作主、改天換地的壯舉和人民幸福安康、瘟神被逐的情景,濃情歌頌了偉大的時代和英雄的人民,情緒熱烈、語調高亢,與第一首感情抑鬱、語義哽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詩人的思緒陡然由天上轉回人間,描繪出一幅意氣飛揚的畫麵:春風蕩漾,楊柳輕拂,萬物複蘇,生機盎然。六億中國人民在翻身解放之後,發揮出前所未有的聰明才智和滿腔熱情,個個像古代聖賢堯舜一樣奮發有為。在優越的社會主義製度下,在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中國人民戮力同心,什麽人間奇跡都能創造出來。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景物完全化為了情思,自然景物變得通人心、隨人意,人與美景交融一體。暮春的落花飄入水中,隨人的心意翻著錦浪,一座座青山相互連接,就像專為人們搭起的淩波之橋,“綠水青山”煥發青春,大地日新月異。毛澤東是在盛夏時節寫這首詩的,然而詩人卻沉浸在浪漫的春天世界裏。隨心翻浪,著意化橋,正說明如今的中國人民正如聖賢那樣能夠主宰命運,已達到了隨心所欲的境界。
“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五嶺,指大庾、騎田、萌渚、都龐、越城等五嶺,綿延於江西、湖南、廣東、廣西四省之間,泛指山脈。三河,指黃河、淮河、洛河,泛指河流。這兩個地名,代表了整個中國。“銀鋤落”“鐵臂搖”,寫農民大力興修水利。詩人隻用兩句話,就概括了當時社會主義建設的雄偉場麵,滲透了“力拔山兮”的偉岸精神和自力更生的進取意識。作者寫“送瘟神”,並沒有具體寫打針、吃藥以及消滅血吸蟲的過程,而是將其放到全國人民改天換地的偉大實踐中去,從而使詩作具有更深廣的思想意義。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瘟君”是對瘟神的謔稱。試問瘟神,你要到哪裏去呢?人們已焚化紙船,點燃蠟燭,火光照耀天際,送走瘟神。作者“送瘟神”,卻不見瘟神的影子,隻是在最後一句才點出它的去向。瘟神逃脫不了滅亡的下場,最終會被送上西天。這與第一首中的“華佗無奈小蟲何”遙相呼應,表達了對瘟神的蔑視和嘲笑,表現了勝利者的自豪和喜悅,而且有濃厚的民族特色。
《送瘟神》是革命浪漫主義的傑作。其一描寫舊社會,色澤暗淡,人悲鬼歡;其二反映新社會,色彩熱烈,一片春意。作品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舊社會的黑暗與罪惡,熱情歌頌了新社會的優越與輝煌。《送瘟神》想象豐富,對比鮮明,語言生動,情致高昂。詩人的內心世界隨著神奇的想象、多變的畫麵得到了多方麵的展示。既有理想,又有現實;既有科學,又有神話;既有對舊時代人民苦難生活的歎息,又有為新時代人民壯舉的喝彩。兩首詩渾然一體,以始終如一的愛民思想和超凡脫俗的藝術魅力,給後人以戰勝瘟神,戰勝邪惡,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無窮力量。
毛澤東詩詞欣賞
念奴嬌 昆侖(1935.10)
作者:毛澤東
橫空出世,莽昆侖,閱盡人間春色。
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
夏日消溶,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
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
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
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三截?
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
太平世界,環球也同此涼熱。
【原注】
前人(編按:指宋張元,見《詩人玉屑·知音·姚嗣宗》)所謂"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說的是飛雪。這裏借用一句,說的是雪山。夏日登?山遠望,群山飛舞,一片皆白。老百姓說,當年孫行者過此,都是火焰山,就是他借了芭蕉扇扇滅了火,所以變白了。
【注釋】
念奴嬌:詞牌名,念奴是唐朝天寶時歌女。
昆侖:是我國最大的山脈之一,西起帕米爾高原,沿著新疆西藏邊界向東延伸。東端分為北中南三支。南支可可西裏山,是長江上遊通天河的一些支流的源頭。南支東延為青海境內的巴顏喀拉山,是黃河的源頭。巴顏喀拉山東接四川的岷山和邛崍山處,是一片海拔六千米的雪原,毛澤東在岷山所看到的就是昆侖山的這片餘脈。
倚天抽寶劍:宋玉《大言賦》,"方地為車,圓天為蓋,長劍耿耿倚天外?李白《大獵賦》,"於是擢倚天之劍"。
遺:贈送之意。
【作法】
連著三個"一截",隻為立意新奇,平仄破了又何妨?
作者原注:
前人(編者按:指宋代張元,見《詩人玉屑·知音·姚嗣宗》)所謂 “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說的是飛雪。這裏借用一句,說的是雪山。夏日登岷山遠望,群山飛舞,一片皆白。老百姓說,當年孫行者過此,都是火焰山,就是他借了芭蕉扇扇滅了火,所以變白了。
【賞讀】
《念奴嬌·昆侖》是一首十分複雜的詞,其主題的豐富性可能會使細心的讀者應接不暇,而又撲朔迷離。毛澤東的胸懷在這首詞中不僅僅是容納了祖國河山,而且容納了整個人類世界,其氣魄之大堪稱窮盡八荒,涵蓋寰宇。那麽,它的主題到底是什麽?作者在1958年12月21日為這首詞的批注中曾向我們揭開了謎底:“昆侖:主題思想是反對帝國主義,不是別的。”接著作者繼續批注道, “改一句, ‘一截留中國’,改為 ‘一截還東國’。忘記了日本人民是不對的,這樣英、美、日都涉及了。”
當讀者在讀到 “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時,也許一定會問,毛主席為什麽要把昆侖一分為三贈予英、美、日呢?根據作者的解釋是反對帝國主義,我們循著這一思路向前,就會豁然開朗了。
縱觀毛澤東的一生,從來都是 “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不屑於一寸一地之得失,他輸得起也贏得起。他胸懷世界的抱負,是從青年時代就開始的,且隨著歲月的流逝沒有絲毫減退,反而越來越高漲,一浪高過一浪。終於在1935年10月,借昆侖山為著眼點或壯誌之出發點,一舉表達了他對於全世界的義務、責任及抱負,這一切都是很具體的,說到底就是要把世界範圍內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而且要鋪開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形成燎原之勢,從東到西、從南到北。毛澤東對於世界革命的整套思想體係露出了最初的光芒,從這一天開始,直到後來他提出了第一、第二、第三世界學說,在最大範圍內團結了不同膚色、不同民族的革命同誌,共同反對帝國主義。為此,“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即是把中國革命的經驗以及毛澤東思想傳送給他們,而不是真的把昆侖砍成三段送給他們———以上也可說是此詩的思想境界之美。
再談此詞的藝術之美。對於如此複雜的主題本身,要表達清楚已不容易,而且要同藝術相結合就更非易事了,但天公 (即昆侖)出來幫忙了,作者 “橫空出世”般的勝任了。
詞之上闋寫昆侖山之壯麗,從冬天一直寫到夏日,冬天的酷寒、夏天的水禍,功過是非,誰曾評說。作者在此以昆侖象征祖國,高屋建瓴地評說祖國幾千年曆史的功過是非。氣勢流暢,有一瀉千裏之感,從大象入手,又有細節描繪,“飛起玉龍三百萬”化用前人 “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兩句,正如作者所說借此一句來形容雪山。此句用得靈妙自然、恰切精當。再有 “人或為魚鱉”一句,意象突兀,如超現實主義詩歌中的奇異比喻,指夏日從此昆侖橫流下來的江河湖水已泛濫成災,加害於人,同時又暗指中國舊社會的黑暗之雲。
關於 “飛起玉龍三百萬”,作者有兩次自注。第一次在1957年年初,注中雲:“老百姓說,當年孫行者過此,都是火焰山,就是他借了芭蕉扇扇滅了火,所以變白了。”這則注特地點出孫行者征服火焰山的民間傳說,是有深意的。它表明作者非常敬佩孫行者,而且其與 《昆侖》詞所蘊含的要改造自然和社會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作者寫昆侖山的 “過”時,則化用 “微禹,吾其魚乎”的典故,直接地道出昆侖山的積雪使 “江河橫溢”,為虐成災,殃及蒼生,抒發了憂國憂民的情感。昆侖山的形象,經過 “橫空”“出世”“莽” “閱盡” “飛起” “攪得” “橫溢”,層層鋪敘之後,使讀者的心靈為之震撼。至此,詩人奇拔的意象卻突然一頓,然後破空鬥膽一句提問:“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
幾千年來,昆侖山作為古老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對於中華民族的生存與繁衍有功也有過。可是,有誰從國計民生的高度對昆侖山做過公正的評價呢?隻有放眼乾坤、縱觀古今的曆史巨人,才會發出 “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的慨歎。這樣,就把昆侖山的自然運動與人類的興盛衰敗聯係了起來。
下闋,作者挺身而出,直麵昆侖,用力於 “而今”,直抒己意。“而今我謂昆侖”,作者直接向昆侖山發難了。“我”是指包括作者在內的革命力量。上闋寫昆侖,它的形象夠高大了,它的力量夠雄偉了;而在下闋中, “我”卻要抽出耿介的倚天之劍,把這麽 “高”、這麽“多雪”的宇宙奇觀裁為三截,分贈三家!經過如此奇特的暢想,經過高大雄偉的昆侖山的反襯,使讀者不由得不深信, “我”實是古今無雙、寰宇無匹的偉人!李白 “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是抒發自己的抱負,與作者引用倚天劍典以抒發裁昆侖山為三截的抱負無法相比,此詞中“我”之所以偉大,根本原因在於“我”胸懷改造全世界、造福全人類的偉大理想:“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這樣,就把昆侖山這個客體與 “我”這個主體連接起來。
1935年夏,日本帝國主義者製造 “華北事變”,迫使國民黨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 《何梅協定》,此協定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怒潮。中共中央醞釀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毛澤東於當年10月填這首詞,也許是受時局的激發。作者認為,隻有打倒帝國主義,才能實現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 “太平世界”,昆侖山之類 “有罪”的大山也就可以化虐為利了,環球就可以 “同此涼熱”了。作者的這種共產主義理想和國際主義精神,全寄寓於對昆侖山的新穎立意和瑰麗設想之中。
最後兩句帶有預言性質,在未來的和平世界裏,全人類將共享一個冷暖適宜的氣候,這是字麵之意。但它的潛在之意是,作者堅信他所捍衛及奉行的理想屬大道中正,必將普行於全人類。這理想是世界革命進行到最後勝利,徹底埋葬帝國主義。
新中國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大搞群眾性的愛國衛生運動,結合對傳染病的積極預防和醫治,在全中國取得的公共衛生成就是巨大的。各種傳染病如霍亂很快在新中國絕跡,鼠疫1955年就基本得到了控製,性病是在1959年在全國範圍內被消滅了,天花在1960年代初已告滅絕,結核病的死亡率從建國初期的250/10萬下降到40/10萬,脊髓灰質炎、麻疹、乙腦、白喉、破傷風、百日咳等傳染病的發病率明顯下降。全國各地各級政府的衛生部門都下設“防疫站“,專門負責各種傳染病的預防醫治工作。
接生員的隊伍的數量至1965年已經增長到685740人,產婦的產褥熱和新生兒破傷風顯著減少,母親和嬰兒的健康得到了一定保證。1952年底,全國90%的地區建立了縣級衛生機構,1965年農村醫療衛生保健網基本建成,衛生技術人員達88萬人,發展速度大大超過了城市。但新中國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並未就此停步,相反,毛澤東多次對衛生部提出尖銳批評。毛澤東以異常尖銳的方式給衛生部以當頭棒喝,正是毛澤東的“六二六”講話,將中國的衛生事業提升到了一個劃時代的新高度,尤其是對農村人民公社從此開始普及基本醫療服務。
毛澤東五十年代就提出了中西醫相結合、發展中醫藥以後,衛生部已經開始著手培養醫生了。但遠水解不了近渴,短期內醫生還培養不出來。於是衛生部還采用另一種形式,派城市的醫生組成醫療隊下鄉為農民治病。1964年6月,毛澤東在接見越南外賓時,批評北京醫院隻對高級幹部進行保健是搞特殊化,嚴重脫離實際、脫離人民群眾、助長生活特殊化的現象。8月10日,毛澤東又在衛生部黨組《關於改進高級幹部保健工作報告》的批語中寫道:“北京醫院醫生多,病人少,是個老爺醫院,應當開放。”在毛澤東的督促下,中央決定在全國範圍內撤銷專門為高級幹部設立的保健機構,取消專職保健醫生、保健護士的製度,並向群眾開放專為高級幹部看病的所有高等特供醫院。
1965 年之前國家還陸續出台了許多方案,要求各級醫院臨時組建下鄉巡診的醫療隊去農村為農民治病。1965 年 1 月,毛澤東和中央又批轉了衛生部關於組織巡回醫療隊下農村基層的報告。很多醫療專家紛紛響應,像著名的胸外科專家黃家駟、兒科專家周華康、婦科專家林巧稚都加入其中,深入農村送醫。到 1965 年上半年,全國城市共組織了 2800 名醫生下農村巡診。但由於醫療隊人數有限,每次下鄉,隻能走兩三個鄉鎮,且醫療隊下鄉隻能輕裝,不可能帶稍微大一點的醫療器械,也不可能配齊各專科人員,無法達到有效地為農民醫治疾病的目的。
此外,醫療隊長期下鄉,各級醫院要打亂日常工作來安排人員,農村要為安排醫療隊的食宿而費腦筋。因此,許多地方組織醫療隊下鄉沒有長期堅持,農民看病難的問題仍然存在。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中國衛生事業的人力、物力、財力仍然主要集中於城市,農村缺醫少藥的局麵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轉。統計顯示,1964年,高級衛生技術人員中有69%在城市,縣以下的隻占10%;中級衛生技術人員城市占57%,縣以下的占27%。全年衛生事業費9.3億元,其中用於公費醫療的為2.8億元,占30%;用於農村的2.5億元,占27%,其中用於縣以下的占16%。[i]換句話說,用於830萬享受公費醫療人員的經費,比用於5億農民的還多。
對此,毛澤東極為不滿,終於在1965年6月26日這一天,毛澤東按照中央辦公廳的安排,聽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匯報工作。錢信忠在作了衛生部工作的一般性匯報後,講到了全國醫務人員分布情況和醫療經費使用的占比:全國現有 140 多萬名衛生技術人員,高級醫務人員 9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隻有10%在農村 ;醫療經費的使用農村隻占25%,城市則占去了75%。毛澤東聽到這組數字,發怒了。他麵容嚴肅地站起身來,嚴厲地說:“衛生部的工作隻給全國人口的 15% 工作,而且這 15%中主要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毛澤東又說,“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以及“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他們來為農民看病服務。”
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隻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生,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著讀那麽多書,華佗讀的是幾年製?明朝李時珍讀的是幾年製?醫學教育用不著收什麽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畢業生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與巫醫的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書讀得越多越蠢。現在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農民。
脫離群眾,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難的疾病上,所謂尖端,對於一些常見病,多發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樣預防,怎樣改進治療,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問題不是不要,隻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群眾最需要的問題上去。
城市裏的醫院應該留下一些畢業後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醫生,其餘的都到農村去。四清到××年掃尾,基本結束了,可是四清結束,農村的醫療、衛生工作沒結束啊!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
“六·二六”講話最大的碩果就是《赤腳醫生》。“赤腳醫生”的叫法是首次在上海市川沙縣江鎮公社出現的,這個公社於 1965 年夏就開始辦醫學速成培訓班,學期 4 個月,學的是一般的醫學常識,及對常見病的簡單治療方法。學員學成後,回公社當衛生員。在第一批學員中,有一個叫王桂珍的,來自江鎮公社大溝大隊,後來文革時期拍了一部片子《春苗》,就是以她為原型創作的。在學習醫學知識的過程中,王桂珍十分刻苦。老師讓晚上 9 點熄燈,她拿個小的手電筒在被子裏看到 12 點。王桂珍拿自己做實驗,拿自己練針,熟練了以後再去給別人針灸,那時候的赤腳醫生都是這樣的。結業後,她被安排在江鎮公社當衛生員,實際上相當於公社一級衛生院的實習醫生,或者是護士、護理員。但王桂珍結業後卻與別人不一樣,沒有選擇待在衛生院等農民上門治病,而是背起藥箱,走村串戶甚至到田間地頭為農民們治病,農忙時她也參加農業勞動。經王桂珍治好的病人越來越多,大家開始宣傳她,找她看病的人也越來越多,她開始在農民中享有了聲望。
此外,王桂珍和同伴們還在村邊一塊坡地上種了 100 多種中草藥,在村裏專門建了土藥房,利用自己有限的醫療知識,想出各種土洋結合的辦法,讓身邊的老百姓少花錢也能治病。當地農民因多種水稻,平時勞動時是赤腳下水田的,所以當地農民早就有一個樸素的觀念——“赤腳”和“勞動”是一個意思。當地農民見王桂珍在為農民看病之餘也經常參加一些勞動,就稱她為“赤腳醫生”。實際上,“赤腳醫生”就是不脫離勞動同時也行醫的意思。
1968年,《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報道了王桂珍、黃鈺祥等人事跡,毛澤東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此後,全國各地在縣一級已經成立人民醫院、公社一級成立衛生院的基礎上,在大隊(相當於現在的村)一級都設立了衛生室,構成農村三級醫療體係。在大隊一級衛生室工作的醫務人員,都是“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與此同時,各級衛生部門開始下大力氣,按照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的做法,著手大批培訓“半農半醫”人員。當時,也正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高潮,一批下到農村的初、高中生,由於文化水平較當地農民青年要高,也自然成了接受“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培訓的主體。他們學成後,大都當上了“赤腳醫生”。“赤腳醫生”隊伍在短期內迅速形成,農村醫療狀況大為改觀。農民有個頭疼腦熱,再不用遠赴公社或者縣城去醫治了,勞動中受的一般創傷能夠及時治療。
專業醫護人員不夠一直是毛澤東時代突出的問題,尤其廣大農村,原有以專業技術人員為導向的培養體係無法滿足農民群眾對醫護衛生服務的需求。中國的絕大多數人口是農民,要想改進農村的醫療衛生狀況,出路還是要依靠農民自己。不僅要依靠農民自己動手,積極主動地消滅血吸蟲病等傳染性疾病賴以生存的環境,要保護水源、改良水質和加強對糞便的管理,還要為農村培養大量能解燃眉之急的醫生,這些都是後來赤腳醫生的職責。赤腳醫生不脫產、不離鄉、活躍在農村和工廠,為廣大人民群眾治療常見的小傷小病。到20世紀70年代,全國赤腳醫生人數達180萬,衛生員350萬,接生員70多萬。赤腳醫生等的規模超過了當時衛生部所擁有的衛生人員總量(220萬名衛技人員)。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曾經在1980—1981年年報中指出,中國的赤腳醫生製度在落後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板。
1972年,一部52分鍾的紀錄片《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在國際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它真實記錄了當時“赤腳醫生”針對農村常見病,就地取材、土法上馬炮製藥物和小小銀針治大病的情形。美國斯坦福大學幾位學者在中國拍攝的這部片子,把中國的“赤腳醫生”推向了世界,推動了全球的“中國赤腳醫生熱”。那時候,國際上無論左中右的人士,無論懂醫的不懂醫的,一聽到“Barefoot doctors”這個詞,眼睛就發亮。
《“赤腳醫生”手冊》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譯成50多種文字,麵向全世界發行。世界衛生組織把由毛澤東倡導和推動下建立起來的中國醫療衛生模式,尤其是農村合作醫療稱為以最低的成本獲得了滿足民眾基本醫療需求的最高效益的範例,稱之為“以最小投入獲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國模式”,並譽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典範”,該模式既滿足了農村衛生防疫工作發展需要,又有效控製了疫病的發生與流行。後來據此形成了至今仍有影響力的“阿拉木圖宣言”,以中國為發展中國家推行初級衛生保健的典範,提出了“2000年人人享有初級衛生保健”的目標。可悲可歎的是,2000年中國三農危機爆發,醫療重新成為工農群眾身上的三座大山之一。